唐少杰 清华“七·二七事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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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少杰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 第三九七期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七．二七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一个著名事件，它不仅给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发展带来了重大的转折，而且对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文革历史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起因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前任职的干部、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和“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运动论”；四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和“文革应使干部发挥中坚作用论”。两派的论战伴随着小规模的冲突，最主要的是，两派在建立清华大学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两派的矛盾和对立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相持不下而愈演愈烈，终于由团派为压倒和消灭四派而打破“文攻”局面，于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发动了大武斗。
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７月２７日）的事件给清华方面造成了１３人死亡，４００多人受伤，３０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１０００万元，全校１００００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１９６８年７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许多高等院校武斗严重情况，多次召开有关制止武斗、宣传并贯彻中共中央“７·３”布告（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精神的有关会议，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的群众大会和派遣宣传队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宣传活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指示团派提交关于制止武斗的方案，并向团派头目打招呼说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队伍进入清华宣传。
７月６日至２５日，团派数次召开总部会议，讨论制止武斗问题。团派一些武斗指挥人员强调：“７·３”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团派必须用攻占四派所在的科学馆的既定事实来求得武斗后的主动、有利地位。团派总部向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一、由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四派核心人物；二、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要拆除科学馆工事；三、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及北京市革委会直接解决清华问题。团派对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至少没有做出应有的预测，更不用说做出切实的响应了。
相反，自６下旬以来，努力相对弱小的四派多次（最后一次是７月２６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对清华大学实行军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团派在清华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从而结束自己在整个武斗中的被动地位。
尽管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决定向清华大学派遣当时旨在制止武斗的宣传队的详细内情，但是，据后来迟群多次讲，从毛泽东决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到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前后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７月２６日１７时３０分至次日凌晨２时。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动员部署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和约有６３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７月２７日上午组成以工人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二、过程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清晨，北京市６１个单位３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初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从各自单位出发，奉命开往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不足千人（一说６００人）的清华大学，进行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７·３”布告等文件的工作。该工宣队的领导人实际上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８３４１）在京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担任，他们负有特殊使命。约９至１０时，工宣队各路队伍抵达清华南门、西门（主要队伍在此）及东门。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全部队伍必须１１时开进清华校内。
团派上上下下对于这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工宣队，事先竟毫无所知（把数万人的工宣队讹传成１０多万人），也没有准备，但是他们十分明白，工宣队的开进意味着团派称霸清华的结束。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队带武器赶至西门阻拦工宣队。后来，由于南门等处先进来的工宣队开通西门，才使整个工宣队于中午时分开进清华校内。工宣队下属的８个团按照预先所定的计划差不多同时到达各自的任务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干而不是逐一推进的方式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以众多的人数（整个工宣队与两派武斗人员之比约为５０比１）把遇到的武斗人员团团围住（实为扣住），进行宣讲工作。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
１１时３０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让人转告）：工宣队要开进清华，要团派大力支持工宣队。１２时许，从北京站接人刚回来的蒯大富在静斋屋顶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表示决不放下武器，尔后召集团派总部会议。会议决定：一、紧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二、命令各据点抵抗工宣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团派头头们已意识到团派到了生死关头，打电话和派不易识破的小孩穿过工宣队重重包围队伍，把抵抗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１４时多，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会“告状”，结果与市革委会负责人大吵一通，他责问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他警告不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一群众组织，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被王洪文指挥的“工总司”队伍打垮，－－注）来打，“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扬言如果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来打，“我们就以死一拼”。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工宣队代表与蒯参加的会议上，谢命令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谢指示蒯与工宣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
在清华，中午时分，工宣队进入科学馆，查缴四派武器，馆内人员被全部带出。工宣队抵近礼堂时，团派人员引爆电发地雷。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礼堂。在礼堂里，工宣队搜查出团派一些武器及武斗工具。工宣队还在甲、乙、丙所搜出团派大批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工宣队在电厂与团派守军对峙，团派头目下令开启电网电闸，以阻滞工宣队进入电厂。
１３时多，静斋（团派总部所在处）的团派队伍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使许多工人掉进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并扣留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的汽车、司机和公文包。１５时许，４０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遭审讯或殴打。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乙所和工字厅等处的工宣队；１６时许，配合明斋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约天黑时，袭击丙所。这支队伍一天下来，使用长矛和手榴弹，连刺带炸，使１００多名工人负伤。仅作战部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中７名工宣队员的腰或腿或臂部。
１４时至１５时许，团派６０余人在明斋驱赶工宣队，刺伤、砸伤、炸伤数十名工人，把那里的工宣队赶至礼堂一带。１６时左右，这支队伍在三院与其他团派队伍一起向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发起进攻，动用了手榴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造成１３０余人负伤，一军代表被炸伤，一老工人被刺中右臂右肺。
约１４时，工宣队完成了对１０、１１、１２号楼的“包围”。１５时许，宣传队开始进入１０号楼，并与团派守楼者逐层对阵；１６时许，守楼者两边夹击，俘虏一些工人，迫使另一些工人跳楼。１７时许，１０、１１、１２号楼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并破坏停放在那里工宣队的车辆，抢走工宣队的一些食品、物资等。约１７时３０分，在１０号楼一楼楼道内，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团派仍出的手榴弹炸死。１８时许，天下起雨来，从１０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张旭涛（北京５４１厂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１８时许，在撤至１２号楼西北面场地的工宣队中，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１７时至２０时，住在１３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楼，加入追赶、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致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第一教室楼等地的团派武斗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宣传队临时营地发动袭击，绑架工宣队队员，伏击工宣队要经过的道路等，使工人受伤人数增加。
２１时左右，团派几个头目（蒯大富不在）在静斋开会，决定深夜攻打９００３大楼。他们以为工宣队指挥部设在该楼。更重要的是，该楼是团派最大的武器试制、生产基地之一，楼内仅手榴弹就存有数百颗。约１３时，工宣队包围该楼后，开始拆除楼外工事、障碍，并破开门障，进入楼内。团派３０多名守军不得不逐楼层拼斗，打伤１０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待深夜团派的６０余人增援队伍赶来时，迅速冲下，用长矛刺死在三楼一房间小息的韩现忠（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打伤许多工人。约２３时２０分，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两支队伍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使团派重新占领９００３大楼，而楼外实际上有数千名工人待命。直至７月２９日，团派在该楼顶架起望远镜，每个楼角架起一门土炮，每个窗口处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大有决以死战的架势。中午，该楼团派打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蒯大富”三个字写得大大的。该楼的团派一直到７月３０日中午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撤出，这也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
约２０时，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的蒯大富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教室，与工宣队主要指挥者、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迟群等人商讨停止武斗事情，经过争吵，达成四项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双方约２２时４５分签字后，蒯与５名工人代表、１名军代表前往明斋团派广播台落实广播上述协议。到达明斋后，蒯把代表们搁置一旁，在另一房间召开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３０多人参加的会议。
蒯大富先讲了形势的严峻，又讲了与工人对抗下去的危险性，他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讲到这里，多数人反对逃跑，表示要留下来继续打。蒯接着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烈争吵，尽管有人提出拉队伍去京郊山区打游击，但会议还是决定７月２７凌晨２时３０分前，团派全部人马撤至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企图给工宣队一个难以呆下去的“空校”。
７月２８日４时左右，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在昌平境内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２００号，因司机数日未眠，驾车睡着，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车翻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２人，炸伤５人。
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２７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讲“条件”，不愿意同时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意让工宣队离开，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队员“陪行”，于１３时４０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主要是命令四派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等），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等为借口，迟迟于１６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当看到工宣队冒险把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９００３大楼的团派据点。“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突的问题。
三、结局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不是团派与四派的大武斗之日，而是团派向工宣队挞伐的血战之日。在这一天的１２个小时（从正午到子夜）里，工宣队有５人牺牲；有７３１人受伤，其中重伤１４９人（工人１３９人，军代表１０人），轻伤者５８２人（工人５５２人，军代表３０人），被抓者１４３人（９工人１０９人，军代表３４人）。工宣队扣留了１００余名团派人员。百日大武斗以工宣队控制了清华局势、团派撤离清华、四派认可工宣队而暂告结束。
“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致使清华大学的文革又一次在全国文革发展中成为转折的关键点。百日大武斗特别是“七·二七事件”表明，象清华两派这样旷日持久的对立和冲突，象“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样一个群众组织的命运和结局，在１９６８年７月底，已到了非得由毛泽东本人直接过问和直接干预的地步了。百日大武斗的最后残局，特别是７月２７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所遭受的惨重伤亡发生后的短短数小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亲自解决由百日大武斗所带来的问题。从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的一系列活动中不难看出，不仅清华大学处在血与火的武斗动荡之中，而且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也处在焦急不安的状态中。
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１１８厅先仔细倾听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昌、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
从７月２６日毛泽东亲自决定派遣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到７月２８日毛泽东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中共中央领导层决心在北京众多高等院校直至全国范围内结束武斗，并通过清华大学来树立一个从外部依靠工人群众结束武斗的典型。
７月２８日清晨５时３０分，蒯大富在北京市内电报大楼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
７月２７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１１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数百人遭毒打，数千人被捕未救。为避免跟工人再发生冲突，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一电报显然带有夸张色彩。蒯大富此时认为工宣队背后有“黑手”指使，此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在召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直言不讳地说，他本人就是这个“黑手”。
蒯大富发完电报，从市内刚回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市革委会来电话通知他参加中央领导人的召见。蒯大富接到此通知后怀疑此事，担心遭“黑手”暗算，后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前去人民大会堂。
７月２８日３时３０分至８时３０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对“五大领袖”一一进行搜查。蒯大富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已７点许。警卫人员让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听，两名警卫人员上前下了他的武器。
谢富治把浑身泥水的蒯大富带进会场。蒯大富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竟是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百感交集地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大哭起来。毛泽东、江青等人也流下了眼泪。这时先前到达的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已汇报完毕。参加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中表现出对清华团派及蒯大富的复杂感情。毛泽东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团派总部委员鲍长康、刘才堂的名字和情况，他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七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毛泽东问蒯大富：“你们井冈山的人现在怎么样？”蒯大富答道：“一部分在北航，一部分跑到城里散了”。毛泽东对韩爱晶说：“你们不是亲密战友吗？要好好招待他们”。毛泽东还向蒯大富问起团派小报《井冈山》为什么近来看不到了？蒯大富答道这是因为近来出版、发行渠道不畅，等等。毛泽东两次言不由衷地说道：“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但是，毛泽东又明确地告知在场的人们，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不容怀疑，更不容抵抗，“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就“七·二七事件”对蒯大富及团派立刻加以“问罪”或“惩治”。
同时，毛泽东也并不看好四派，他认为四派在清华上台不行。对于清华文革动态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进行了评判：“《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然而，毛泽东却下令释放有关方面关押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作者周泉缨。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同归，自行消解。
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清华文革出现的百日大武斗，但是在决定派遣数万名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时，他是否想到了进驻时的结局呢？毛泽东是否已充分预想或估计到了以扭转清华文革形势为契机而要使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所发生的转折呢？换言之，暂且撇开历史已发生的不可逆转或者说无法更改的事实，我们试图作出猜测：如果清华团派事先知道了毛泽东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不是以武力对抗工宣队进驻而是和平地顺从工宣队的进驻乃至“领导”，那么，不仅是清华的文革，而且整个文革又会出现什么呢？是否会使文革发生１９６８年秋季左右那样较大的转折呢？毛泽东本人在派出工宣队时，他本人所期待的又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尽管人们永远不会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尽管人们会说历史本身不是假设，但是这种猜问或由此而来的诸多推测有助于开阔我们对文革的种种历史可能性和或然性的视野。
缘于清华百日大武斗的毛泽东“七·二八召见”，也是毛泽东对他与高等院校的文革造反派群众之关系的一次重整。根据正式公布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可以看出：
１）以清华百日大武斗特别是“七·二七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对红卫兵领袖的严厉批评表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及造反派已失去信心，对造反派领袖及红卫兵领袖已不抱多大希望。他似乎开始告别他过去屡用屡爽的群众运动模式。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之后实际上已不再“启用”文革初期的那种群众运动模式了，他再也不想使群众运动从自己手中“失控”，例如，他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和１９７６年的批邓中，多次强调不搞群众运动模式。１９６８年之后出现的一些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不过是文革头两、三年群众运动的回声或遗迹。２）毛泽东决心，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结束群众武斗，为达到此目的，他必然酝酿淘汰文革初期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领袖，甚至威胁说，不惜动用正规军武力来结束群众武斗。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实质上是对文革群众武斗的“最后通牒”。３）毛泽东似乎对北京高等院校的群众派别分成“天派、地派”十分不理解，他希望两派搞成一派。而文革群众之所以分成两派，恰恰是沿着毛泽东的文革策略演化而来的。毛泽东在这里已“超脱”了两派对立的实际问题，他已逐步开始把群众问题从他的文革全局战略中加以淡化。４）毛泽东对群众武斗所带来的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问题也是力不从心。他提出教育如何搞下去的四个办法，表明他开始置换教育界文革的主角，至少表明他开始考虑把学校现有的青年学生从整体上列入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一点在毛泽东８月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中得到体现。５）毛泽东决定派遣工宣队进驻高等院校，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事先“通知”造反派及团派的必要，也根本没有对此“讨论”或“讨价还价”的余地。正是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们及其各自相关的群众象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毛泽东对于红卫兵领袖及其麾下的群众不信任感，由此可见一斑。６）一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林彪给这次召见以及红卫兵领袖的“错误”以画龙点晴之笔：“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红卫兵领袖们的“落伍”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败。文革即将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已不可避免。
召见之后，谢富治留下“五大领袖”，让他们整理并署名《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作为此次召见的文件，迅速传达下去。可能还有另一份关于此次召见的书面整理稿，因为，７月３０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的此次召见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发到全国”。
后来，以“五大领袖”署名的那份“指示精神要点”正式公布、传达，它成为文革历史上当然也是清华文革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
四、影响
“七·二七事件”的影响大致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文革全局的影响；二是对文革群众组织的影响；三是对教育界等领域文革的影响。
以“七·二七事件”为界线，特别是以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结束为标志，表明了１９６８年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全国性的群众武斗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完全超出毛泽东的意料，完全有可能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失控的危险，已到了必须遏制和结束这种武斗的时候了。
１９６８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又一次发表了在文革中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两报一刊”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次日，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向全国发出学习此社论的通知。《文汇报》１月１２日还发表了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派性“十大罪状”。《人民日报》１月１６日刊登了《以毛主席最新批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一文的编者按语。看来，１９６８年似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力图结束群众派性以及群众分裂的一年。
因为，从１９６７年春夏开始，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群众性的派别大武斗此起彼伏，绵延不断。所有这些武斗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充分显示出了文革群众运动的诸多矛盾和弊端。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群众大武斗使文革走入了其难以意料的群众性“内战”。１９６８年春夏，已到了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必须从文革全局来加以遏制和结束群众大武斗的危机关头。从同年７月３日毛泽东签署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到７月２４日还是毛泽东签署批发的由上述四大部门关于制止陕西省武斗的布告，再到７月２７日毛泽东以派出数万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的实际行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中共中央基本上遏制住了全国群众武斗迅猛发展的态势，并且由此给文革群众运动注入了某种致命性的因素。
到了１９６８年夏秋，文革群众运动已是千疮百孔、元气殆尽，仿佛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因为，文革群众运动所必然经历或进行的武斗从根本上销蚀了文革群众运动的基础，并使文革群众运动走上了自我异化的不归之路。虽然１９６８年文革的焦点依然是群众性的问题，但是到了“七·二七事件”之后，群众性问题趋于从文革大局中渐渐淡出。进入１９６９年，在文革后来的八年里，文革群众运动已不能够与文革头两、三年里相提并论。文革群众运动在“七·二七事件”达到顶点之际，也就是其走向全面衰败之时。在此意义上，“七·二七事件”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分水岭。
“七·二七事件”直接促使截至到１９６８年夏秋还依然存在和艰难发展的文革群众组织的衰落或消解。文革群众组织到了此时大有离心“无产阶级司令部”之虞。由“七·二七事件”所引发的对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所谓“多中心论”的批判和整肃，是给文革群众组织的致命一击。到１９６８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初，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群众组织寿终正寝。
这主要是因为工宣队进入清华校内，向团派有关人员宣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时，团派有关人员拒绝停止武斗和交出武器等，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有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只听蒯司令的！”这些人员怀疑毛泽东此一指示的可靠性，从他们内心来讲，即使有毛泽东的此一指示，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从。这种有悖于毛泽东个人崇高权威的所谓“多中心论”自然要受到否定和讨伐。《人民日报》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发表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两周年的社论，道出了“多中心论”的实质及危险：
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唯一领导的核心。……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下去，而不加以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彻底执行。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文革群众及其组织与毛泽东的关系必须始终以毛泽东为中心。８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解放日报》《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社论的编者按中强调：批判“多中心论”关系到“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人民日报》的上述社论，不仅是对以团派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激进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关系的一个总结，还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把这种互动关系加以转化。而这种转化恰恰来自上述群众愈发不可收拾或难以驾驭的大武斗，这种转化还使上述互动关系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几乎是质的改变，即毛泽东已不相信他昔日所发动并且所依靠的上述群众，结束了那种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初期无序的运作模式。毛泽东不但给几乎所有高院校的文革群众派出了直接领导者，而且至少还把教育界的造反派群众当成了文革对象。这一点最主要地表现在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接管清华大学等校文革运动领导权的做法上。
在向清华大学派出工宣队的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领导小组。进入８月以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加速进行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转折，并为此采取一系列的决策。例如，８月５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朋友赠给他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以示慰问。８月１５日，毛泽东还接见了该工宣队的代表。这些举动给整个工宣队以极大的鼓励。８月２５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该通知说：“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已到，”决定向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全国教育界的文革。到８月底，北京的５９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到１９６８年底，不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或教育部门，而且中国科学院、文化艺术单位或部门及出版社，甚至还有一些军事院校，都进驻了工宣队。
１９６８年８月，毛泽东发出了“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这意味着他把工人阶级置于知识分子之上的领导阶级，并且表明他把整个知识分子列入文革的对象。这不仅直接由于“七·二七事件”给教育界的文革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而且通过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武斗，使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进造反派来“完成”教育界的文革任务。根据清华大学这个典型，毛泽东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到了１９６８年８月，毛泽东已使文革的对象不仅包括１９４９年前学成和１９６６年前学成的所谓旧知识分子以及所谓走资派，而且演变扩大为文革初期曾作为文革先锋的红卫兵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
根据清华“七·二七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根据毛泽东的两段重要指示，姚文元于８月２２日给毛泽东送去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并附信说：“……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毛泽东对姚文元的文章作了三次认真细致的修改，把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
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作为“毛主席最新指示”被大加引用。８月２５日，《红旗》杂志第２期（次日，《人民日报》转载）发表了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作为文革的头号笔杆子，姚文元对毛泽东的文革新战略作了详细的发挥和阐释。
姚文元先是作了一番警告：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畅通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对此，姚文元还煞有介事地拿前北京市委的所谓“独立王国”为教训。毛泽东在审阅到此时加写了下面这段话：“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姚文元不点名地以清华文革两派的分裂及武斗为事例，总结道：“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言外之意，以青年激进学生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已不能适应文革或者完成文革任务了。
进而，针对一些抵触工宣队进驻高校的论调，姚文元进行了驳斥，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姚文元厉言惧色而又不点名地对文革新形势下的“蒯氏人物”大加斥责：“那种把工人当成＇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的，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紧接着，毛泽东加写了下面这段话：“有些自己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姚文元的此文是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华文革两派对立和武斗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表态，是对“七·二七事件”所带来的文革战略转折举措的总结。此文已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已不信任“蒯氏人物”之类的“革命知识分子”了，这种人物曾几何时因反对文革伊始的工作组而被提携重用，而如今却因反对工宣队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恼怒和遗弃。
姚文元的文章表达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文革战略新转折的历史性断定：“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推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这段话同样是毛泽东加写进去的。姚文元只不过转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工人阶级不但要到学校，而且要“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
因而，在１９６８年年底，几乎各界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文革的对象是就不言而喻的了。


□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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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进校的方式和做法绝不是毛主席同意的。从接见时的谈话就可以看出来。
武斗是工宣队挑起的，下午2:30工宣队用广播车高音喇叭发表“最后通牒”，声明半小时后“采取行动”。发动进攻失败后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学生。
学生早就应当退出文革，但是这种方式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