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李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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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编者按：这是作者所撰《文革受难者列传》之一。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１２１号居民，１９６６年
８月２５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
向高潮之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的唯一姓名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
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
、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
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
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
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
，随同那场残忍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
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
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
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１９６６年９月１
０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
周恩来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
”，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
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
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中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
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
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
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
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
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
“畏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
”、“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
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６３中学红卫
兵的《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
年，所谓“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其中一版的通
栏标题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
事件的文章，题为“榄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文章说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
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文章写明是红卫兵先殴
打了李文波夫妇；文章还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
“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
恶的一生。”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当成他们的“英雄”历史。

　　二十三年后，即１９９８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
，１９９８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在一个
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
。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
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
。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
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
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
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
了李文波事件在事实方面与过去不同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便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
他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如果被害者能象害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
，通过比较，我们不但能在事实方面，也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的理解
。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
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
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
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
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
一个法律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
了李文波的死刑，他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
是很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
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份支持。

　　判决李文波妻子死刑，虽然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
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
法律。同时，即使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
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
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
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初中红卫兵。他们
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
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
打人。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
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
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
家。而且，在８月２４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交上了他
们的房产证书；他们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
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
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
几方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
他和他的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
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
情，可能是在被严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
。李文波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
是铁制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
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
别是完全可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但没有人死亡或者受重创。

　　这里的照片上，是李文波夫妇的家。这座房子的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１２
１号。这座房子建于５０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
后分给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有小产业，１９６６年时
没有正式工作，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
。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孩子，他们在被抄家时逃开了，后来又被关在崇文区公安
局里。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第二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上午，北京海淀区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
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
四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
体抽搐成反弓形，差一点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
生。

　　８月２６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
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会议开始时，一般的教职员
列队从东门进入会场；当时已被打成“黑帮份子”的老师、干部则从西门进去
，他们中有附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
干部顾涵芬等人。这些从西门走入的人早在８月初就已经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
和侮辱。那晚的全校大会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
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夜。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会后她昏迷在地，是由
她的丈夫把她背回家去的。物理老师刘树华从东侧进门时，红卫兵大声命令他
站到“黑帮份子”那一边去。刘树华２６岁，刚结婚不久。结婚前他曾追求另
一女子未成，红卫兵以此说他是“流氓”，在学校的墙上给他画了一张桌子大
的漫画，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字。那天晚上刘树华和其他“黑帮份子”一
起被毒打，他和邢家鲤被打得最厉害。“斗争会”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
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身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
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
神”的三篇文章，同一版面还刊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
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
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
的一轮暴力迫害的借口。当时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
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８月２７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
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
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３７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
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
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
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
死去。

　　８月２８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
地安门东大街９３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
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
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
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
了下来。

　　８月２９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
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在那一
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据说共有十多个。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
６日到２８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
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８月２６日
，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
绝唱》，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第１５２，１５５页）新凤霞从那天开
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
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１３个“人民公社”进
行的屠杀。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到９月１日，３２５名所谓“四类分子”
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２２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８１岁的老人，
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
《北京日报》编辑部编，１９８８年２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
这３２５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
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
榄杆市地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
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统计资料，在北京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
是四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其中又以西城区为最，即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所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
人数总和。西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
红卫兵最早建立和开始活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
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
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的关系很大。

　　１９６６年８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
和侮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
压、尸体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
者说，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
；死者浑身血迹，衣衫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
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
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
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发生李文波事件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
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
材料，以日期为横坐标，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为纵坐标，做成图表，展示如下：

　　（图）

　　从这一图表可以看出“李文波事件”前后的红卫兵暴力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８月２６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三位数；从８月
２５日到８月２６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８月２６日到８月
２７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９月１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
前的８月３１日，却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８月３１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大批红卫兵停下抄
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天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
对小了。

　　图表也显示，从８月２４日到８月２５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
死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此后，８月下旬每日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
打死之时，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
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
红卫兵最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７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
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接着，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
死了副校长卞仲耘；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
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出面制止。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
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
早开始对老师使用暴力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
表了讲话。天安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
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合影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
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
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一位干部说，在８月１８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
的当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
力攻击“牛鬼蛇神”的行动。在“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
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他们在“八一
八”大会之后也立即采用了当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
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
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动成了全国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８月１８日会见的第二天，８月１９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
数千观众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８月１９日
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
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
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
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８月１８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居
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１９６６年
８月２３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
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２９名“牛鬼蛇神”
被押送到“文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
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
小时。作家老舍在这一天被“斗争”之后的第二天，８月２４日，在北京西城
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
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２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
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６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
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
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
十多年前开过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
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
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７０来岁，马大娘５０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
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
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她们的尸体。东厂胡同
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
二附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
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
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她曾在给儿子的一封信里说及文革，这封信被
班里的红卫兵看到，说是“反动信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上午，李文波
被抄家的同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
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
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
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
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
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８月２８
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
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８月３１日，
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
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
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９０年代中期见到他
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康。

　　上述杀戮，都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或者同一天。显然，这些杀戮跟
红卫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丝毫因果关系。上述一系列暴力行动
和杀戮发生的时间次序明显表明，暴力升级的主要动因，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１
８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声势浩大的接见。“八一八”接见之后，红卫兵杀戮开
始大规模升级。李文波事件发生于八月杀戮的这一大规模升级过程之中。在数
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中，唯有李文波、曹滨海两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
，两个事件发生在同一天。李文波、曹滨海与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整个
形势来说，是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大规模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
说，假使没有这两个事件发生，八月杀戮的大规模升级也是一样要发生的。

　　四，为什么无人反抗？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李文波死了１０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
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
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简
报写道，从８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
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
份材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不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
是，在８月下旬到９月底的４０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这
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当年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
数可能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这数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弹射杀的，也不是被刀
砍死的，而主要是被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铜头皮带抽死的、用沸水
烫死的……总之，是以形形色色残忍手段虐杀的；被打死的过程长达几小时，
甚至几天。跟一刀断头、一弹毙命相比，这样的死亡过程更加痛苦。这样的杀
害当众进行，造成无比的恐怖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杀害数千人，称得上是史无
前例的野蛮和凶残。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特别需要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在这样野蛮残酷的杀戮
中，为什么只发生了两起事实上还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滨海，是
１９６６年北京的八月杀戮中被红卫兵指控为进行了反抗的仅有的两个人。其
他被打死的数千人，还有被侮辱被毒打的无数北京居民，在铜头皮带和棍棒的
凶狠攻击之下，都一直克制顺从，纹丝不动，甚至隐忍至死。这是为什么？如
何解释这个问题？

　　上文写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后自杀了，１９８
０年，笔者和肖军先生（他是在１９３０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谈话
。肖军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红卫兵毒打。肖军告诉笔
者，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
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
。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
；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
发疯了一般，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
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
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如果他反抗
，其他近三十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
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
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

　　李文波跟肖军不一样，他在现场就被打死了，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
可能说出来了。李文波的妻子目击了丈夫被打死，然后她自己被枪毙，也永远
不可能描述她的感受了。但是，肖军事后说出的心理活动，清楚地说明，１９
６６年夏天在北京之所以无人起来反抗，不是由于迫害不够深重，恰恰相反，
是由于那场迫害太残酷了。

　　１９６６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又
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
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
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
家进行查抄的意见”。整个“通令”有七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的小标题是“
七、给出路”。其中一段照录如下：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
六类——引者注）份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
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
）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
，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
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
这个数字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分连
当时的所谓“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这样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
是，任何自我辩护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
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有的在到达目
的地之前就被殴死在火车上。假若李文波能从８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
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中的一个。

　　这场大规模的居民驱逐，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显，在此之
前的八月杀戮，为这场驱逐的顺利进行预先建立了威慑。这十万人只能在被打
死和被驱逐之间作选择。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这场残酷的驱逐，是文革领导者
安排的八月杀戮的结局。

　　李文波已经死了３４年。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报道出来；和李文波夫妇在同
一个时期被活活打死的数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
京的十万北京居民的故事，也还没有被报道出来。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大型文
革通史，都几乎没有提到１９６６年北京的八月杀戮及其大批受难者。

　　这里刊登的李文波家的照片，是遇罗文先生在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６日拍摄
的。他是文革中因撰写《出身论》被枪毙的遇罗克的弟弟，他在１９９９年写
了《我家》一书，记载了遇家的故事。由于城市街道扩建，当年李文波家所在
的这栋建筑，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感谢遇罗文先生，摄下曾经发生过恐怖历史
的这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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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波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