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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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5）

第2章：66运动前，我个人身心两方面所遭受的摧残和压制

对60年代中叶，中国社会发生的最伟大运动的最肤浅的解释莫过于把它同毛泽东个人错误混为一谈，20年过去了，这种情况非但没有见丝毫的改变，反而有日益加剧之虞。其实，毛是第一个把他个人同66运动混为一谈的人，对于那些口口声声要纠正毛的“错误”的人来讲他们要纠正什么呢？又是怎么样个纠正法呢？我看是大有追究之必要的。我以为，他们若是真的要反对毛的错误，就不应该把把“7亿人”参与政治运动记在毛的帐上，以为毛的一个“错误”可以弄得“7亿人”全错，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是有可能批评毛的错误的，只是这样以来，他们实质是把毛的错误“打”了个“颠倒”。

议论至此，我已经涉及到理解66运动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即毛泽东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不能用大量的篇幅论及它，只能大略指出，1966年的毛是一位充满了矛盾的人，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人和很难描述的人。同我上文说的两个毛的意义联系起来思考，毛被“一分为二”（他的哲学被称为“一分为二”）了：一半儿毛代表了盲目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整体形象，竭力主张符合经典意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另一半儿又代表了强烈要求政治解放、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极力主张“发扬民主”。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他简直不成其为人了，混然是1966年中国大事变的一个交会点；通过它，中国社会中那些根本不可能交通、交流的因素发生了交流和沟通。所以把66运动中的毛描述成“坏人”不是我本意，也不是我的观点，我倒倾向对他的某些行为做出积极的评价。这个意义也就是说，把毛当成一种政治上的恶来批评，也不是我的观点，但是若对我的观点展开议论的话，那岂不是说专制主义体系不可能避免政治上的恶。又如果认为这种政治上的恶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启动专制社会前进的“车轮”的话，我倒是乐意思考它。在解读那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时，我不忍只抓住毛个人品质上的问题或道德上的毛病去一味的攻击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体会中，毛的的确确有他“伟大”的一面，尽管依据事后的分析，那种“伟大”性在发生不久后就已经流失。

上述话无非是说明，现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66运动的人可以用比较合乎情理、比较公正的态度去审视毛泽东个人，分析毛泽东现象，破解毛泽东问题，所以我们也就因此而赢得了大踏步“走出”以毛的名字命名的现代蒙昧的机会。当我们在经历了20年风雨变化之后，重新认识和思考我们当年的运动时便会发现，毛并不是66运动的真正的发动者，真正的发动者是我们，他不过为运动做了一番火上浇油的工作而已。我的上述的发现，不是出于纯粹理论的途径，而是来源于对我自己的行为的反复思考和深刻地反省。在66运动初期，毛忽然一改初衷，在一个根本不允许人民讲话的社会中，竟大声的呼喊：“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当共产党社会的确出现了“乱”的迹象的时候，他不想着补救，竟然在1966年8月23日说：“我的意见乱它8个月”。可见，他的行为实属反常；正因为反常，所以一时间我们难以理解，未待我们理解，66运动汹涌澎湃的浪潮已经把我们卷了进去。因此在我们还不曾理解66运动时便已经推进了66运动，于是，在运动中理解运动的意思就被我们当时所说的“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这一句话给表达出来了！

其实呢？说是理解，我们根本上就没有理解，当时没有理解，运动消解之后，我们也没有理解它。事后的分析表明，我们没有理解运动，这种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就是被认为“发动”了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几个能够理解运动却不都是事实吗？在这里，把他们的不理解和我们的不理解相对比，才有可能发现期间的区别：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都不可能理解运动，而我们却不是这样，总是存在着理解运动的机会和时间。因此我可以这样地说，在运动中共产党人不理解它，运动过后也不可能理解它，就是在今天，他们也不可能理解它，只有“否定”它；我们就不同了，在今天，我们在不相信毛的“理论”，在不吃邓小平的那一套的时候就可以理解我们自己的运动，在理解中一种匆匆而过的东西就变成了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对于它，当我们如汤因比所说的“剥离”“其外壳”后它是“属灵的历史”这一点就会被我们所认识。这样以来，我们在以往的东西里就不是找到了“过去”，而是使我们的“现在”立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作时，我们即使发现了人民的运动出于共产党人精心设计的文化大革命之渠道，也用不着“否定”什么或掩盖什么。仅就此意而言，本书不是一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书，它记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我们当年我们那些热情而又忠诚的参与者的行为中如何变化成为我们自己的运动的大概过程。

运动中，我们实现了自我的解放和自我表现，因此同样是叫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内容却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我们“搞”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不关乎发动者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了，非但是这样，我们还把能否“踢开”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各级当权派一事（那时叫“踢开党委闹革命”）当成运动的“盖子”是否“揭开”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66运动之于我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运动，而是不折不扣的一场“革命”。正因为它是一场“革命”，所以对我们这些从来也没有经历过“革命”的青少年人来讲，它的的确确是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件，所有参与运动的人的内心深处无不被恐惧和疑虑攫住，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支配着每一个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运动初期，谁也不知道运动到底要干什么？朝哪个方向发展？到底要整哪些人？谁又能够逃脱？

1966年5月，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我们学校拉开时，我作为学校中一贯的积极分子明确无误的感觉到将会“变天”。平时学校中的消极学生，甚至“俏皮捣蛋”的学生一下子“积极”起来了，其中不少的人，摇身一变竟成为运动的冲锋陷阵者；与此同时，我们那些一贯的红人——共青团员、学生干部、班干部全都变成了“黑牌子”受到大字报的攻击。在3年的中学生活中，我做为共青团员的那一本曾经炫耀于人的“光荣帐”已经变成了我遭受到本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罪状”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了。一条“革命”的信息，就这样无情的出现在我个身上。当时，我陷入了在无限的困惑之中，我瞅着给我帖大字报的同学的背影，心里嘀咕着：“我哪一点不如他们呢？他们连入团的资格也没有，一点都不‘进步’，为什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反倒比我们更积极更革命呢？难道我们这些一贯紧跟共青团、共产党组织的人，反而不比他们好？如果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判断标准不是由组织掌握，而是由自己瞎胡闹，那么谁不想成为革命者呢？既然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瞎胡闹中变成为革命者，那么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便是当一个革命者了。”诸位，以上便是我——不光是我，而是我们在校学生积极分子队伍中的人的共同心态，依着这种心态，我们这些在学校这中的“团员同学们”同共产党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一样肯定理解不了文化大革命。议论至此，我要说明，我其所以写出上述内容，并不是对当年同学们给我写大字报一事耿耿于怀，而是要通过对这个在今天谁也不会当成问题的问题所做的分析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一九1966年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信息并不最先出现在共产党员身上，而是出现在它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员们的身上。事实是，我们当时那些学生中的积极分子首先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出了毛病，意识到它“不对劲”，“有问题”，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确出了问题，大大地偏离了设计中的共产党轨道。

依据我的看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5月16日至8月5日，为“刘少奇的党中共”控制时期，是常规意义上的共产党政治运动；第二个时期是从8月5日开始到1969年4月1日结束，为毛泽东“个人”控制时期，它是一次“打破了常规”的意义十分微妙和性质非常含混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对第一个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不理解，它是1963年底开始的“四清”运动、“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发展”，其目的是整人，不过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它已经走到了极端地步，被整的人的队伍恶性膨胀，整人的方式和手段也不断升级，以至于使每一个无辜的人都不得不把自己准备置于挨整地位。在这本书中，我对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时期的事情要做出负责任的回忆，以使读者们了解到第一个阶段上的文化大革命害人害到了什么程度，到今天为止，许多人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一个“害人”的运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有鉴于此，我在接着叙述8月5日自毛插手之后运动所发生的些变化时，就有助于人们理解1966年事变的最关键部分。如果说我作为当事人，对于上述所产生的变化在当时不可能理解，那么我们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不理解一个本质上与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的人民运动也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心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的支配下作成了一番政治上“自己解放自己”伟大事业。运动前，我们这些被制度任意塑造的人已经不成其为人样了，别人不说，就以我个人的情形来说吧，也是如此。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已经多次提到我个人“出身好，根子正”的问题，但谁又能想到象我这样的人，在1964年寒假期间的共青团“整风”中被整得狼狈不堪，心理上受到了“沉重打击”，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考虑到我当时只有14岁，此种伤害的确超出了一个少年人的忍受能力。多少年过去了，每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不能不令我鼻酸。但是又因为施加与我的伤害是制度性的，所以我谅解了那次伤害我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在向我“开刀”时恰恰是本着至诚的善意，其动机出于对我的“政治爱护”，目的是“治病救人”。他们认为我“犯了阑尾炎”，只要把“阑尾”割掉就好了，“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斗争”我本人，而是在“斗争”我“思想”上的“封建主义的黄色毒素”；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若不及时的“除掉”，是会危机到我往后的“政治生命”的。因此，在他们向我“开刀”时，是那样的热情和一丝不苟。对我来说，这这种行为当然不是用鞭子打我，但这种“精神”性的“鞭打”——我敢说，比物质的皮鞭伤人还厉害，事情的原委如下：

1964年冬，社会上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在我就读的于阡中学已经有所反映，寒假伊始，学校党支部根据当时下发的《23条》（即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的简称，因其内容一共就23条，故有此称）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对学校共青团组织进行了一次“关门整风”。整风中，入团不到半年的我，竟被团支部当成整的对象，“喝足了脏水”。现在分析这次整风活动，我可以说它的“方向”是有问题的，因为《23条》明文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但是，我们学校的党团组织把“重点”却转移到普通团员同学们的身上和普通教师的身上，犯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常说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在这里，我无意说我们学校的党团组织对“红头文件”的理解存在着问题，不应该整普通团员；恰恰我倒认为他们的理解是对的，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因此也是“正确”的。我明白，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理解，被理解的问题中并不存在党的领导个人方面的错误，所以最终我个人挨整，也就只能是我个人咎由自取。那是制度在整人，在塑造人，目的使人完全的制度化。

我就读的于阡中学，是一所公办的普通初级中学。学校规模很小，共设3个年级6个班。学校三面都是农舍，一面紧靠河渠，整个学校龟缩在村落之间。每天早晨，学校朗朗读书声给炊烟袅袅的关中农村添加了几分文化情趣。学校里，同学们身着清一色的农民服装（大部分是用土布做的），把穿着“制服”（那时关中农村把不是手工缝制的衣服叫“制服”）的老师们比得很“洋气”。师生们说正宗的关中方言，个别外省籍老师发出的音调，就成为学校的“新声”。学校外表虽然很不起眼，但在全县会考中，据说从未落后。

校长郭焕新是一位治校有方的老师，他为人谦和，虽不善言谈，但讲起话来却饶有趣味，每讲到关键处，闭目稍停的习惯增加了他讲话的吸引力。学校的其他老师们大约来自三、四个省份，大皆是科班出身，都很有才华。我班班主任赵观立老师是湖北省人，清瘦而精干，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非常机智。他是地理老师，嗜好音乐，喜欢体育，可谓多才多艺。主管共青团的刘志贤老师是一位标准式的“党的好干部”，思想正经，工作热情，对同学们很有“阶级感情”，讲话时往往会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情感。在这样的老师们的教育下，在这样的一所学校，我完成了初中学业，参加了“史无前例”的66运动。

就在上述这坐普通不过的学校中，政治气候却并不淳朴，在我们兴平县内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已波及到学校。学校里“阶级斗争的弦”，同社会上一样“绷得紧紧”的。在师生们的普遍看法中，学校虽然同社会有区别，但也不是“真空地带”，同样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愈演愈烈……，而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老师和同学们都好象是命中注定的牺牲品。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感觉中，好象有这么一个早晨，反革命分子会举刀向我们杀来，使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掉了脑袋……，情况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副统帅”所讲的，“几百万人头落地！”政治和思想教育，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阶级敌人不甘心最后的失败，正在与我们作最后的垂死的斗争。他们要推翻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之中的个别人甚至公开扬言，一旦他们的计划得手，就“先杀党，后杀团，积极分子全杀完！”可见，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江山变色，政权丢失的严重危险！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时时刻刻准备上战场，同阶级敌人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此刻，从学校外面不断地传来骇人听闻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有关信息：某某地方发生了持枪的反革命分子向贫下中农开枪的事件；某某村庄发生了杀害积极分子的血案；某某城市出现了空投的国民党特务……所有这一切，都无疑地加剧了学校中本来就很紧张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使每位同学的每一根神经都似乎感受到即将来临的灾难。

此时此刻的中国社会，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美帝国主义如何在全世界建立反华包围圈的文章，时事报告中，不断有人放出“苏联修正主义者随时都有可能对我国实行突然袭击”的消息，一时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好象完全生活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的包围之中，有朝一日，国内外敌人会互相勾结，一起动手，把中国 扼杀在“摇篮状态”。“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我记得一位老革命家抖动着胡须告诉我们，“吃亏的、遭殃的不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而是你们这些里嫩苗苗！俗话说，鲜花最怕严霜杀啊！”

在当时社会的主流看法中，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枪炮考验”的下一代，最容易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害和腐蚀，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接受定期的“政治免疫”，及时打“政治预防针”，以增强我们的“防腐拒变”能力。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接受考验。这种专门针对在校青少年学生们所实行的政治教育被当时的人们叫做“吃小灶”，既然如此，读者们无妨同我一起品尝一下那“小灶饭”的滋味，你就会对“吃小灶”长大的这一代人的后来行为有了一个根本性质的了解。

为搞活、搞好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学校的领导别出心裁，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其实，说是别出心裁，各学校都是一样），把那些战斗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积极分子们请进学校，让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给我们“上课”；然后，我们又“走出”学校门，到社会这座最大的“阶级斗争课堂”去亲眼目睹阶级斗争的“事实”，以求用“事实”擦亮我们的眼睛。在学校先后3年的时间中，到底有多少人被请了进来，我说不清楚，反正记得每隔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便有不同背景的人走上课堂，成为阶级斗争课的“主讲人”。从老红军到贫下中农代表，从战斗英雄到劳动模范，各条战线上的人都有，他们轮流着坐在放置着暖水瓶和茶杯的桌子上给我们“上课”，讲哪些我们在“书本上根本就学不到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在这里，我不可能详细讲述上述课的内容，那样做太浪费时间了，但是说一说几桩对我影响最深的课却很有必要.。

我县树立的青年标兵边新昌，是我校上几届毕业生，回乡后任刘位大队团支部书记，是一位红得发紫的人物。不久便被请进学校，由他给我们上刘位大队阶级斗争的课。课的内容我现在一点也回想不起来了，但总是不出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还要做垂死挣扎那一套。诸位，我告诉大家，象这样的课，即使讲得很好，也不会在同学们的心理留下更深刻的影响，而恰恰是为了要留下深刻影响（这是阶级斗争课的基本要求），学校党团组织又带领我们全校同学走进刘位大队，做“实地调查和学习”。我记得，在刘位大队办的“阶级斗争实物陈列室”内，我们亲眼看到了锈触斑驳的大刀和菜刀，看到了地主老财抽打贫下中农使用过的皮鞭，看到了贫下中农讨饭时穿的衣服（我敢说，那是全世界最破烂的衣服）和几个有着几十处豁口的粗瓷讨饭碗（亦是世界上最烂的碗），还看到了一本地地道道的“变天帐”——在几十张发黄的纸上，主人公用许多错别字记录下的土改时期自己家土地被分、家产被充公的经过以及其家人在各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次数和时间……等等。如果说这本帐是“真”的，那么在其中，本村许多贫下中农的姓名和党团组织负责人的名字反复出现就不是“假”的了。所以当时我们即使没有亲眼看见书写“变天帐”的“阶级敌人的真实面孔”，他们向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进攻的“凶恶面目”就已经“活生生”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了。

在参观时，充当讲解员的边新昌用教杆指着那本“变天帐”，以沉重的口吻说：“同学们，当然这上边也有我的名字，你们也看见了，你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就是要被他们杀头吗？阶级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情形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有任何的例外……这就是我告诉给你们的真理——阶级斗争的真理，它是你们在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以前，我在咱们学校上学时，就不觉得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么激烈、这么尖锐，只是，这些年以来，当我走上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时才恍然大悟，才发现我以前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 诸位，你们若是生活在那时，你们若还听了上述现身说法式的报告，你们的灵魂难到不能够为之颤抖吗？对于我们这些充满好奇心且又天真幼稚的少年人来讲，肮脏的碗和破烂的衣裳都是真的，不会有假，生了锈的大刀和菜刀也是真的，由此而演绎出的阶级斗争也是真的，“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在以后的时间内，这种“带实物的阶级斗争教育课”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引进一座又一座“地主庄园”。在这种地方，我们以奇异的目光观看着当年剥削阶级生活的场境，想象着那种生活是如何的糜烂堕落，以求加深对剥削阶级的厌恶和仇恨。我清楚地记得，还在上小学时，学校便动用公车把我们送到位于咸阳市内的西藏民族学院“阶级斗争实物陈列馆”去参观，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一张人皮，据说是从一位小奴隶身上给活剥下来的……，诸位，你做为人，看到一张人皮，想一想活剥人皮这种事情，生理和心理会起什么样的反应？你无妨思考之。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当年所受到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你能认为它不触目惊心吗？你能认为它不惊心动魄吗？事后的分析表明，这是有人肆意要“打开恐怖主义的闸门”，“用骷髅头和交叉的大腿骨故事来吓唬人的心灵，使它不敢相信自己的看法而只相信别人的看法”（《杰斐逊选集》中译本第514-581页）。与阶级斗争课相配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课。此课一般由老红军或老革命担任主讲，听起来也蛮有意思的，虽然这种教育已经在中国成为陈迹，但是其中的某一课，我今天我也还能够回想起来。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这种课的内容千篇一律，无非是“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喝马尿”之类，其所以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在于有一堂课的一个“话外音”对我触动很大，以至于我每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主讲的老红军是住进兴平干休所的一离休老人，原定在我们学校只做一个上午的报告，但是老人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很难合上，于是报告只好延长到下午。午餐时，老红军在教师灶上就餐，郭校长陪他吃饭，同当时的简朴风气相一致，灶上为他准备了面条和几样小菜……席间，吃完面条后，他端起碗来喝面汤，校长站起来说：“别喝，汤凉了，我来倒掉……”，老红军一时间认真起来了，他那双被炮火熏得浑浊不堪的眼睛里突然闪光，眨了几眨后，几乎挤出了泪水，用手摸了摸眼睛后，对校长嚷道：“别倒，我说……平时日你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孩子们若忘记了艰苦奋斗这个根本，他们就会变质、变修，就会接修正主义的班，就不会接我们的班，……一碗面汤是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喝不喝，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期间如果滋生出了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思想，你这个校长能担当得起吗？”……此刻，据校长讲，他大受感动，老红军趁机对他说，“告诉同学们，这一碗面汤若在长征的路上，会救活我的战友的几条性命啊！我的几个战友，正因为少了这一碗汤，饿死在长征的路上……”。

老红军的一席话，启发了校长，在下午的报告大会上，他讲了上述的“一碗面汤的故事”后，借题发挥地说：“同学们，这一碗面汤的故事能不能打动你们——我不知道，反正它的的确确打动了我，感动了我。老人家在已经走完了革命的长征道路之后开始休息时，还是照样地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以身作则地为我们树立榜样……我们能不被感动吗？”诸位，对于没有受过此种教育的人来说，这就是所谓的“见缝插针”，也就是说，教育应当体现在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并在时间上不放过分分秒秒。在我叙述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育在而后的时间里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这样的教育和文化大革命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不都是人们要思考的问题吗？

当时的学校教育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叫“和平演变”，其所以在“演变”的前边要加上“和平”二字，就在于资产阶级不使用枪炮同无产阶级作战，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促成无产阶级内部出现资产阶级化，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最终地从“内部烂掉”。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叫“不用枪，不用炮，城门楼上换旗号”。这一种“不流血的阶级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一种“战略、战术”，其发明人叫杜勒斯。那时，我们这些不谙国际形势的少年人，却都能够准确地叫出杜勒斯的名字，并知道他是“最反动”的国家——美国的国务卿。老师和大人们告诉我们，“杜勒斯预言共产主义的第三、第四代会变质成为资本主义的接班人，你们可得当心一点啊，千万别让他的预言变成为现实！”也正是为了使“帝国主义的预言家的预言彻底破产”，我们就应尽快地“加速”自己思想的革命化进程，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和大意。就此去理解，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当我们齐齐茬茬地认为自己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时，此种教育之与我们的关系，就显得很不平常。

我14岁那年，组织（那时候人们把党团组织习惯上叫组织，以显示亲切）上突然发现我同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混得厮熟，以至于把一顶“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大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现在说起这事来也许可笑，但是在当时却严肃得吓死人。我个人被当成“在于阡中学传播黄色流毒”的人物，掉入了另我终生难忘的两个“黑色的星期”之中。考虑到，我本人是我班刚刚被接收的共青团员，而且又是班长兼团支部宣传委员，发生在我的身上的错误的性质当然会显得严重。

1963年，当我刚跨近中学大门时，个人兴趣之发展出现了一种我至今都说不清楚的变化。在一个新的学校和一个新的班级中，我身边形成了一批认真而又入迷的同学们组成的小圈子，由我个人临时瞎编的一本名叫《江侠传》的武侠小说所维系着。就性质而言，这个圈子是艺术的而非政治的，是兴趣的而非理论的，即使这样，我在这里叙述的我个人的挨整的经过也就顺便地说到了，它事实被当成了政治性的和理论性的东西来批判！在这里，人们能不能从中理出一种我被冤枉了的头绪，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的确知道精神性的东西是没有一个边际可以使人掌握得了的。人们在今天，都在谈论毛泽东从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戏中发现了吴替“罢了官”的彭得怀“鸣冤叫屈”是他精神上的过敏，但是人们就没有想一想，一位美国电影文艺评论家在从《米老鼠》的动画片中发现了要占领世界市场的“美帝国主义精神”的事情又作和解释哩？

在大约半年的时间内，我曾经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向同学们讲《江侠传》的故事，并一再声称这个故事是“书上有的”。故事的详细情节现在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套路还能说清楚：主人公——伍玲春是一相貌堂堂，武艺超群的武林高手，手持一把削铁如泥、劈石分金的宝刀，只身闯荡江湖，见义勇为，除暴安良，屡遭风险，几经生死……和所有的这类小说一样，为了避免主人公孤寂之命运，我当然也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位“花容月貌”的女子，又为了使女子同英雄搭配起来不至于逊色，她便具有了“草上飞”的绰号。站在今天的观点上来分析这个故事，在创作和取材方面没有任何特色可言，完全是从《七侠五义》、《包公案》、《施公案》这类小说套路中敷衍出来的，从批评的角度讲，它算不上创作，但是总归是我个人的一种“编撰”。就故事本身来分析，它是一种口头表达的东西，关键在于讲述人的语言技巧，因而，与同学们听腻了的那些故事相对比它首先是新的，别人没有讲过的，而只有我讲，如果不是那次可怕的“关门整风”运动终止了它的存在，在继续讲述中，它也许会变成为文字性的东西呢？据此，我也许在而后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不入流的武侠小说的作者呢。人总是这样——在许多特定的情景中其命运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上苍注定要操纵它。

在这本回忆往事的小册子中，我没有必要对那个平庸而又荒唐的《江侠传》故事做更多的叙述，只需要向读者们说明它是我一种智力上的“课外活动”也就够了。真实情况是，每在课余之际，我只要稍用心机，便可以编织出可供半天敷衍的故事情节了。有的时候即就是“临时抱佛脚地”凑合一阵子，也可以的津津有味的讲述个把小时。没有想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竟骗过了我的听众，其中竟没有一个人发现我的故事是由我自己“编”的，大家对《江侠传》是一本书的事无丝毫的怀疑。说起来也够侥幸的，一直在我遭受批判时，“编书”的真相还蒙在鼓里，要不然，如果老师和团员同学们明了真相，知道了《江侠传》是我编的，那么“传播”黄色毒素的罪名就会变成为“制造”黄色毒素，无疑会罪加一等！

在学校团支部所进行的“关门整风”中，“编书”的那一关算是“蒙混过去”（那时，政治上最反对“蒙混过关”），但是“说书”这一关怎么也不可能“混过去”。客观地说，在那次“整风”中，并不是本班支部的团员同学们对我过不去，而是在“阶级斗争的思想火线上”，容不得同学们半点的“犹豫和退却”，所以政治形势要求他们要“撕破面皮”，同我作斗争。在学校团总支书记姬俊义老师和团支部团员们的帮助下，大家从我身上剥下了“三张画皮”（我写了三次书面检讨，给自己织罗了“三大罪状”），才总算过关了，但是我幼小心灵上所遭到的创伤，终身都难以愈合。诸位，你在这个时刻如果能够发现未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子，那么你的看法就不失为高明。

那次整风学习的主要文件——《23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16条》的“前身文件”，因此在分析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我们不应当忽视它。我记得很清楚，《23条》是由郭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传达的。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校长神情严肃，他抖动着双腿，一边念，一边讲，并不时地用那双充满权威的眼睛巡视会场，讲到紧要处，他会举起右手不由自主地在空中划圈子……在听到“有人利用黄色小说大肆散布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黄色毒素”的话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象挨了一大棒，顿时响个不停，一直高抬着的头也了缩了下去，连看校长一眼都不看。就在那个时候，我甚至以为他知道了我讲黄色故事的事情，心中忐忑不安。事后分析，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即将进行的“整风”中，我是本团支部中，唯一的一位“红头文件”中明确指出的“有问题的人”。《23条》文件传达后没有多少天，我们学校的“关门整风”就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它可以看成我校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整风”中，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是“上纲上线”的，若不做出认真反省和深刻的检讨，完全有可能被开除团籍——这样，在14岁的年龄上，我的政治生命不就是完结了吗？考虑到我今后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心情之沉重，读者们可以想象。从上小学一年级时起，我一直都是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这一次真的要栽跤了……我该怎么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我，就如同《江侠传》上的主人翁一样，遇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麻烦了。哎，只有硬着头皮过……识事务者为俊杰，可不是吗？当“整风”活动刚一开始时，我便采取了主动的行为，以“引火烧身”的方式（文化大革命中就提倡“党员干部引火饶身”）先于别人暴露了我的错误，并首先向我自己“开了炮”（此时，我武振荣已经有了“炮”，但是这“炮”还只能“打”我自己，要不了多久，它将要“打”我身边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了）。起先，我在自我检讨中，对于自己的错误定性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在寻找错误的根源时，写出了许多理论性的句子，这便引起了团员们的不满，他们说我要“蒙混过关”，于是，在组织的特意安排下，团员同学们便轮番来“炮打”我，以期增加我在向自己“开火”时的“火力”强度。“从主观上找出你所犯错误的根源，暴露灵魂深处哪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作到脱了裤子割尾巴”——这就是组织的“吩咐”。在经过了几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用颤抖着的手捧着第二份“自我检查”出场了。我一向善辩的口才一下子变得迟钝，话语也结结巴巴……。

听完我第二次检讨，组织还是不满意，它对我找出的“八条错误”的行为有所肯定，认为我比上一次的检讨有了进步，但是（那时，我们谁不怕“但书”）组织明确表示，“八个大帽子底下，没有内容”，我武振荣“从大帽子底下给溜走了”。就在这一次的检讨中，我说到了自己入团动机不纯，对班里的工作敷衍了事，封建主义的东西太多，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爱出风头等等，当然惹得组织不满。仅仅是为了过关，在这份检讨材料中，我把自己刻画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都不够，我该怎么办呢？

读到这里，读者们若还对66运动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各级当权派人物们在“一夜之间”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一事有所疑虑的话，你们就得留意我此时此刻的遭遇，“整风”前的一天，我还是我校公认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第二天不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吗？如果说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学说在1966年改变了共产党各级领导的身份和形象，那么在次之前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身上它已经得到了“实验”，只是我们普通人因身鄙位微，所以这种“实验”的事情才引不起新闻和舆论的关注。那时，倘若我个人不是初66乙班的班长，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那么你们不就是看见了文化大革命吗？在中外许多人的观察中，只有大人物身上发生的变化才算变化，而出现在我们这等小人物身上的变化似乎就算不得变化。在这本书中，我就不这样的认为，我的看法是，在人性的天平上任何人的“重量”都是相等的。

说到上面的话题，我要能够取得组织的同情，就只有请示组织的了。组织以为，象我这样的“出身好，根子正”的人，其所以会走上“邪路”（66运动的路线在此以前就已经形成，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定具有“历史的根源”，而我在检查时恰恰回避了它，因此，这种“应付差事”的行为肯定“交不了差”。也许仅仅是——也许真是为了过关，在组织的帮助下，我用编造《江侠传》故事的那一套本领来编造我个人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同《江侠传》取材于流行的武侠小说一样，我编造的我政治上“变质、变修”的故事也取材于“当前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现实”。于是，我不得不拿出来两位与我的故事毫无关系的人：一个是我的舅父贾荆周，另一个是我的同宗四叔父武崇华。

舅父在抗日战争时，担任过保长，是一个“政治黑点很重”的人物，而四叔父是一个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把上述两人同我个人的错误联系起来，有关我怎样走上“邪路”的故事的“真实性”就显得不太荒唐了，于此相应的是，我的错误的历史性也有了个时间上的因素。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有了上述两位人物的“存在”，我作为“贫下中农的后代”，向“资产阶级、反革命阶级、地主阶级投降”的行为便具有了“历史的逻辑性”。那时，我虽然没有接触过《旧约全书》，不知道其中所讲的蛇引诱夏娃犯罪的故事，但是，在我编撰的故事中，舅父、叔父已经变成为蛇一样的人物了。拒我的交代，舅父最先给我讲了《江侠传》的故事，吸引了我，然后我又在四叔父那里借到了“原著”……就是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才取得了组织的认可。可见，组织对于青少年犯错误之处理还是通情达理的，你只有供出了你身后的“教唆犯”，组织最终不会整死你。

其实，我舅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当保长的——这是它未戴帽子的主要原因，“解放”初，他又当上了村长，随着农村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他老人家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到最后连亲戚都跟他带灾了。我入团时，因他的问题考验期被延长了2个月，入党时，考验期被延长了整整2年。所以在我的档案记录中，“社会关系”那一栏是有“污点”的。至于说到四叔父的政治遭遇，那才是“莫须有”的罪。他曾经被国民党的部队抓过壮丁，在国民党军队中混过一些日子，回家后，当了一段时间的家长，就因为这个，他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从此之后，农村中所有侮辱人格的事件都与他有关。每逢下大雪，他便参加由“五类分子”组成的扫雪队，义务扫雪，每遇政治运动，都免不了要受到“敲打”。在关系到我的问题时，把上述两人同我的错误联系起来，无疑会增加我的错误的“分量”，这样我也就理所当然地为我们学校中的“阶级斗争”提供了我个人的证明。

同前二次检讨不同，第三次检讨是真正地“脱了裤割尾巴——即不害羞，又不怕疼”。我谎称，是四叔父要我把《江侠传》一书拿给学生们看，说这书学生们爱看，很热闹，我也听了他的话，才把其中的故事带到了学校。这一次，我已经萎缩了的语言再度活跃起来了，团员同学们也都听得入迷了……，关——虽然过去了，但是我良心深处却受到了伤害，心理和精神上都蒙上了一层耻辱，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为了能够继续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在蒙昧主义的环境中，虚伪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内容，即使在哪些“交心、交底”的行为中，它也是一种少不了的东西。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你如果想同虚伪的东西作斗争，失败的肯定是你。就此去理解不久将要发生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我第一个感觉是它的真诚。红卫兵的感情问题姑且不论，仅就感情表达一事而言，已经是打破了这个社会上的一贯的虚伪。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情用自己个人的方式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这便是红卫兵运动透露出来的自由信息，解读这种信息，我们就不难认定红卫兵是60年代中页之后中国社会上真正的“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一代人；相比之下，红卫兵以前的那些人，才是可悲可怜的。别人不说，仅我个人的例子，就足已说明问题了。试想，一个处于智力发展初期阶段的一位中学生，忽然对编织传奇故事发生兴趣，随意编织了一段故事，并把它讲了出去——就此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在那个迫使人消灭自我，支解人格，作践灵魂的社会中，我竟为此对自己和自己无辜的亲人们进行“口诛笔伐”——这样发展下去的人能够有出息吗？

议论至此，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另一点，即在我上述的检讨中，特意地回避了我的父亲，也不是没有用心的。在前面的文字中，我已经告诉读者们我父亲是我村有名的“说三国”的人，在那个年头上，《三国演义》也被当成了“封建主义的黄色毒素”来批判，我若如实地地交代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父子两不都是成为“黄色毒素”的传播者了吗？这样以来，我的问题就因为多出了一个“遗传学”上的因素而会加重一等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到，一个在农村传播，一个在学校传播的情形，那又是两个“占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阵地）的问题了！

我记得，整风行将结束时，组织对我说：“武振荣同学，你要牢记你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你前进的道路上，封资修的反动势力往往会戴上亲情的假面具，拉拢你，诱惑你，企图使你一头栽进资产阶级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在那个地狱般的泥坑中，你将永远永远地受罪、受苦……那时组织上想救也救不了你！”人过中年之后，当我读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才免不了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同他的作品中的主人翁有相似之处，那少年人对“可以永远疯狂地燃烧下去”的“地狱之火”的恐惧，不就是同我一样吗？人家告诉他，地狱之火“ 有这样的一种特性，那就是它永远把它所燃烧的东西保存下来。所以尽管它以难以形容的强烈的疯狂燃烧着，它却可以永远疯狂的燃烧下去”（中译本第134页）。与此出入不大的是，中国的“撒旦”——“封、资、修”——这东西，甚至在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睡觉”的时候也要发起进攻，象蚕食桑叶一样地啃食我们的灵魂，以至于报纸上发出了“睡觉也要睁只眼”的呼声！诸位这事情不是发生在1966年，而是1964年，你如果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声音的话，你就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了。

在这本书中，我依据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把红卫兵运动解读为广大青少年人以政治造反的方式所发起的对共产党专制主义的“革命”。在运动的初期，广大青少年人潜意识中对安全的需求迫使他们寻找一个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安全岛，立足于此岛之上，他们那战战兢兢的灵魂，才获得了安全的慰藉，就此去理解我们有关自己“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表态”的意义，那才有可能避免误会。解放对于我们来讲，首先是获得安全感，象小鹿一样的胆惊受怕的灵魂是没有办法从事解放运动的。因此，把自己造就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是66运动对我们的基本要求。对于海内外哪些研究66运动的“专家”们来说，若还发现不了上述所现象的意义，该有多么的可惜啊！

在这本书中，我告诉法国的读者们，你们站在法国上空去鸟瞰66运动，你们也许会看到“七亿红色蚂蚁倾巢而出”的现象（有一位法国学者就这样看和这样写的），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站在社会昆虫学家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被压迫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那么你们将会发现那些外形酷似蚂蚁的人们不也是长着同你们法国人一摸一样的一双可以发怒和可以流泪的眼睛吗？也不是长着和你们一样的一张可以吃饭、可以说话、可以唱歌的嘴巴吗？也不是有着同你们大体相当的思想、精神、情感和心理吗？所以只要你们能够在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人类的普遍价值，那么对这窝子“红色蚂蚁”的行为的价值之判断就不是社会昆虫学者们所能够轻易地断定的事情了。当人类面临强权压迫时，可供人类选择的行为不出以下的两种：屈服、忍受或者斗争、反抗。1966年的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正因为如此，我才告诉全世界：1966年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其行为是可歌可泣的，其精神和灵魂是宝贵的和高尚的。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昂首奋进的时候，也都曾经历过奴颜婢膝的时刻，关键在于那个民族对于上述的不同行为和历史作何理解以及如何对待！

议论至此，我可以做出如下的说明：1966年红卫兵造反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促使我们中国人民同我正在叙述着的荒唐时代告别，从此以后，我们中国人才踏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之路。我接着叙述上面未完之故事——我为了“蒙混过关”，编造自己所犯错误的根源的行径固然荒唐，组织帮助我个人克服错误的行为亦是荒唐，即使这样，我们绝对不能否定上述两种行为都是在极其认真和极其真诚的情形中展开来的。所以，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不会埋怨那些曾经帮助我“洗澡洗手”的同学们，因为，我心理头明白，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同我的私人关系十分的要好，他们其所以要向我“开刀”，“做手术”，原因是我个人在政治上患了“阑尾炎”，依据毛的教导，“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的命就救了出来，可见，他们作为政治上的“医生”，即使用刀划破了我光滑的肚皮，也是为了取出那块坏肉，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语）。在这次整风中，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陈继海同学的处境甚至被我还狼狈，他在斗争我的初期，因“心慈手软”而受到了组织的批评，组织私下对他交代：“你是武振荣的好朋友，在他受到封建主义的东西的侵害时，你应当积极向他开火，应该使出上战场杀敌人的勇气才行。要知道，这不是同他本人斗，而是同他头脑中的反动东西斗，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所以，你不能心慈手软，你可是个老团员啊，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在组织如此做工作之后，他眼里禽着泪花向我“开火”了。

就在上述“整风”中，我虽然没有被整的爬下，但是在我们学校的确有人被“一棍子给打死了”，他——不是别人，就是我村的武彦明同学。他被我高一级，是一位高才生，也是班长。他的“罪”纯属子虚乌有，是一种“诛连”性质的东西。他们班的班主任石浒东老师因“偷听敌台”被打成特务分子，他因为同石“关系密切”而成为“特务线上的人”，受到了强烈的批判。整风结束时，他被开除了团籍、学籍（那时叫“双开”），回农村接受“劳动改造”，那时他才17岁。也许在整风中因有武彦明这个“娃样子”存在，所以我们那些团员同学们中稍有问题的人无不比被吓得屁滚尿流。读者们，我说的这些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不说时间，而光说事件，你们以为我在说文化大革命哩！

我挨整的故事讲完了，此次挨整并没有影响到我后来的“进步”，除了姬老师把我所写的三份检查材料塞进了我的档案袋后，我又回到了积极分子的行列。要知道中国的这个蒙昧时代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它并不对人实施大规模的肉体迫害（如纳粹时代或者斯大林时代），它侧重于对人进行精神及思想方面的整治，因此即使十分严重的整人的运动，也很少发生肉体上的折磨行为。它整治的重点，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灵魂”或者“人格”的东西，只要在这个方面把人整垮了，运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运动后期，被整的对象往往还会在生活和工作方面受到组织的“特别关怀”，以促使被整者在挨整之后哭出眼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便有助于说明，政治运动的整人不是要“整死人”，而是为了“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运动之后，几乎所有的挨整对象都不得不处于两种矛盾心态的夹击之中：一方面，他们确实狠，狠整他的人，狠整他的组织；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狠到底，因为他会多多少少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挨整，因此好象并不觉得冤枉。就此去理解66运动以前的社会，它的特殊性就很明显，它不仅仅是要管住人，而是要改造人。正因为是改造人，所以它不得不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把改造人的任务交给人自己。就此去寻找66运动的“渊源”，也会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就这一点着眼，它的效率观自然不在于求得政治上的统一，而在于要达到精神上的一律。要作到这一点，它就不得不把“征服”人的“内心世界”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末了，在这个制度中实际操纵权力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同处于自己权力压迫之下的人一样，也有一个“改造自我”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有可能会失去操作者，这也是从“源头”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思考。

仅就上述问题来分析，纳粹时代或者斯大林时代绝不可能产生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所以在短短的3个月内被人民的运动取代，也与此有关。一个正儿八经的共产党运动在失去了共产党人的一贯的操作者时，由人民直接操纵的运动就不再具有共产党运动原来的性质了。66运动其所以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于它已经有了自己的内容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自身的性质。在66运动兴盛起来的那个时间内，“文化大革命”这个词除了留在毛和人民的嘴皮子上以外，它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本章的议论行将结束时，我倒要做出一个小结：我写出了以上的内容，并非为我个人的挨整鸣冤叫屈，我倒是这样想，这个整人的运动若还在以后的时间里没有被66运动中人的“自我解放”所取代而一直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所有的不如我积极的同学们的命运如何，不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吗？就我个人当时的情况而论，虽说是在班上不数一数二，但是起码也算得好学生，各门功课不差，兴趣广泛，善于演说，阅读力强，又会打拳和绘画，同那些单纯的学习好的同学比较起来，也可谓“全面发展”的学生，那时班长实行“民主选举”，在同学们中威信不高的人根本当不上班长。每逢选举班长之时，记票版上我名字后面的“正”字往往排得最长……象这样的一个人，在团总支的“关门整风”中变坏的故事如果延续到其他的同学们的身上的话，你就听不出66运动的声音了。庶几，人们如果认为66运动整了人，那一定是把它同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弄在一起了。在这本回忆往事的书中，我还要书写许多我亲眼所见之整人的事件，其中包括我个人在而后的时间里在党组织的精心策划所干出的整人的事情。阅读到最后，我的书稿若给读者们留下如此的印象：66运动从政治上解放了人，那么本书的写作目的便基本上达到了。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6）

第3章：66运动前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及特长

1966年初，中国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风谲云诡，共产党专制社会自身的纯粹化过程愈来愈激烈，社会内部产生出的紧张情绪和不满的因素都在明显地增长着，以至于使社会的表面出现了某种“临战”前的迹象。但是，在我们的学校，与上述现象极不协调的是，一个即将变成为伟大运动“火种”的地方却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东西死死地统治着，呈现出了一片“又白又专”的现象，把个以制度的力量施加给广大青少年学生们的“又红又专的教育”比得不成体统。学校中毕业生班级的学生们们（包括团员学生在内）都在拼命地复习功课，目的仅仅是为了能考上高中。可见，同学们的“升学动机”都还是被“资产阶级”的“出人头地”和“成名成家”思想所左右，没有半点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可言。学校花了那么的力气，搞了那么多的教育：“红专教育”、“忆苦思甜教育”、“反修防修教育”“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都好象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起任何的作用。分析这种情况，若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东西威力太大，那一定是“无产阶级思想”这另一种东西太不关用。

在于阡中学，我们毕业班的学生们早已经处于升学考试前的“临战状态”之中，许多的同学开起了“夜车”，以至于教室的电灯彻夜不灭。为了“强迫”同学们休息，学校采取了夜间12点之后拉闸断电的措施，尽管如此，“挑灯夜战”的行为并未被禁止，个别的同学点燃了蜡烛照样地开夜车……，在此种形势下，有的同学因精力消耗过度而寻求刺激，在附近的卫生院购买麻黄素片服用，以至于引起了石祥老师的惊呼：“据生产队社员们反映，于中（于阡中学的简称）的同学把公社卫生院的麻黄素都买光了！”

那个时候，学校党团组织的工作虽然那样的“硬”，但是终究是敌不过同学们中间的自发的“资产阶级的倾向”，在它的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对于生活在农村的我校毕业生来说，能不能考上高中，是关系到“一辈子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界限，所以必须“豁出命去拼”——愚蠢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愚蠢的教育现象，说起来也令人发噱。我们这一代人想象不起明清两代学子们追求功名时的狼狈情形，那么，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样子也就够了！此时此刻，有谁能够想到这些被愚蠢的教育制度塑造得如此愚蠢的人在今后3、2个月的时间内，竟变成为一个心眼只“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造反派呢？看来，历史同我们这一代人开了一个玩笑，至少是一个很不认真的玩笑。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考前复习中，我自己倒显得有几分悠闲，这绝不是我自恃学习好而对考试掉以轻心，是我在上小学时便已经喜欢上了美术生活，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不可抑制的发展需求，使我不得不腾出一定的时间来画画。但是，画画又能够干什么？同学们不是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可见，我就是这样的不入流的人，非得要在与考试无关的那门功课上下功夫不可。说来也巧，这时我校传来了西安美术学院附中招生的消息，在画友赵振兴的提议下，我们俩向校方提出了报考西安美术学院附中的请求。郭校长很快地就答应和支持了我俩的请求，在给提出了“不能因此而放弃文化课的复习”的指示后，给我们开了介绍信（那时，没有介绍信就报不了名）。

第二天，我们俩象小鸟一样地飞出了空气混浊的于阡中学，在茂陵火车站，坐上了开往西安方向的火车。别小看这此出行，它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单独离家外出，也是我第一次进省城和第一次坐火车，别提心理有多么的高兴。读到这，你如果为那个时代的农村的学生们经历之简陋而唏嘘的话，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了。

两位酷爱艺术的中学生坐上火车的情形，读者们不难想象……头一直伸在窗外，好奇的目光不时地欣赏着苍凉而又悲壮的关中风光，然后把它移之于心中，组织成一幅又一幅的水墨画。……于不知不觉之中西安车站到了，我狠不得它后缩几站，能在看它一小时，但是此时此刻我万万没有想到再过几个月，我会坐3天3夜的火车去北京哩！我生长在关中农村的“土窝窝”，到这一天才走出了兴平县城，公社农奴制在农家子弟身上所造成的人身禁锢现象之严重可见其一斑。有鉴于此，我请读者们注意，对比看一下而后我们这一代人迈开双脚的全国大串联行为，你对产生于我们身上的解放意义，就可能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考场设在西北冶金学院内，西北5省区的考生们在此汇集，只录取100名额的考试竟招引来了2000多名考生，可见竞争之激烈。这是我第一次同这么多的爱好艺术的学生们见面，我拿着自己的作品热情地寻找着“知音”，也想在对比中看一看自己的水平。其实大家彼此都是一样，谁都用一种认真的眼光观看别人的作品，更认真的是在对比中评估自己的水平。

在第一堂考试中我出师不利，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考场上摆着一只军用水壶，水壶边放着一本毛泽东著作《矛盾论》单行本，供考生们写生。这一下我就有点慌，感到没有多大的把握。平时，我虽然很爱画画，但是从来就很少练习静物素描，因此，要画出水壶和书本的质感的不同难度就很大。事后分析起来，我个人从小就养成的这种放荡不羁的画画习惯同我个人天性上无机自由因素很早就出入一辙的。开始学画时，我并没有从素描学起，对于静物写生和临摹都没有兴趣，一拿笔，便学着《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样子，直接地画起关云长、赵子龙了，不是照着画，而是自己想着画。其方法不是由简入繁，循序渐进，而是想一蹴而就——这种无根基的美术生活一直延续到我辍笔的1970年为止。但是，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在上述无序的学画过程中，我很快地就爱上年了速写画，到1966年时，我已经能够对长相突出的人进行肖像速写。

第二场考试我很轻松地便交了卷。考场上有两个考题供考生们自由选择，作画的方式也不限制。这两个题目分别是“向雷锋学习”和“我们热爱劳动”。我选择了 后者，画了一群少先队员在收麦季节，拣麦穗交给生产队的场面。这也是我过去曾经画过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感觉到临场发挥的不错。

考试完毕后，我同赵振兴夹着画夹，上了大雁塔，在最高一层楼上写生。夕阳斜照，古城西安尽收眼底，真有一番无穷的艺术享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起学校中那愚蠢而又紧张的学习气氛，便感到世间自由之可贵。

那时，我是那样地热中于美术生活，每天早上起来，即使面对一所坐落在农村学校的普通景色，都可以勾起一种中国画的意象：村舍错落，松柏湿润，牡丹吐香，小鸟啁啾，稍后，一阵朗朗的读书声漫过校圆，传到空气清新的田间地头……。此时，生产队的男女社员在一片嘻嘻哈哈的声音中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学校生活异常的清苦，同学们每天都啃用粗粮做成的干馒头，除早餐由学校供给一碗包谷粥稀饭外，就再没有热饭可吃了。啃馒头时，就些从家里带的青辣椒、萝卜丝和酸白菜之类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蔬菜了。吃的时候，大家把自己的小菜让给别人尝，互相谦让，也有几分的礼仪兼喜悦。人性这东西，是如此的难以琢磨，往常，人们都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呢？“身在苦中不知苦”的情形也同样地存在着，我们此时的情况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尽管很苦，可是没有人喊苦，好象也不觉得苦。现在，我有一女一儿，要让他们去过这种生活，他们一定会叫苦不迭！

回到学校后，我没有等来美术学院附中的入学通知书，却等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我个人要当一位艺术家的幻想破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给彻底毁灭了！人一生命运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确却也是一个问题。有的事情你一心想着要作，但是却没有作成，有的事情你没有想到要作，也根本不想作，你却事实上作了，在这本书稿中，我要告诉给朋友们的我的故事就是如此。还是诗人说得好：“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

“当个画家！一定，一定！”——哥哥武振辉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我。他也是个十分喜欢画画的人，能画很漂亮的动物和山水，并能画十分逼真的人物肖像，但是因家境贫寒，缺乏支持，他不得已地走进了“武功水利学校”的大门……去读自己根本不喜欢的“水利课”。此后，他一再地告诉我，他“进错了门”，并说这是他“终身的遗憾”，所以不希望我丢掉美术去搞别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在前面指路，我在学习美术的事上就少了些彷徨。哥哥时常叮咛我：“你绝对不能再耽搁了，你一定要在美术上搞成功，给咱家争光”。除此而外，他还给我讲大艺术家的故事和趣事，以增加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在这段时间内，我对齐百石、徐悲鸿、关山月、石鲁等人的崇拜远远胜过对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崇拜，我甚至认为，在伟大性方面，后一类人物不如前一类。

在去年写作的《66运动论说》的书稿中，我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人民运动缺乏相应的“准备”的阶段，其所以这样说，原因只在于那本来应当有的“准备”阶段却消失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了，以至于我们在需要单独地寻找它时，就得费一番的功夫。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回顾66运动的历史时所能够遇到的困难就很多很多，别人不说，我个人的情形也是如此。直到本年的5月份，我和我们学校的同学们还没有做任何进入66运动的准备，即使如人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号角都已经吹响”时，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兵”还在“睡大觉”（政治的）哩。因此，我们在已经读到毛泽东授意（事后得知的）下的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扎记”》时，也没有“闻到火药味”——据说这时“火药味已经很浓”。在一个过度的奴役制度之下，我们的政治嗅觉已经失灵了，政治感觉也已经被麻痹。

可不是吗？学校的制度规定，每星期的1、3、5下午有半个小时的读报时间，以使同学们有机会可以了解国内外形势（这是专制社会学校教育制度所运用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全面发展的人”）。那时，我是本班的读报员，每到读报的时候，同学们直挺挺地坐在教室里一声也不吭，班主任赵观立老师双手倒背，底着头，用节奏分明的步子来回地走动……在一片静穆的气氛中，我用地道的关中方言流利而略带情感地读着《评“三家村扎记”》……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就这样和煦地吹怫着我们……我们好象感觉不到哪怕半点的腥风血雨气息。在同学们的议论中，姚文元的文章棒极了！

从《5、16通知》下发的那一天算起，文化大革命运动便开始了，到《人民日报》登载姚的上述文章时，气氛就有些的紧张了。在上层，当“文化”的斗争已经变成为政治斗争时，基层社会还是巍巍未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它当文化界、艺术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看待，谁能想到不久这个运动将冒出红卫兵，杀出造反派，最后把一个专制的中国闹了个底朝天。我其所以不耐其烦地强调这一点，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在分析1966年的大事变时，你切末“眼睛向上，”而要“眼睛向下”，若不是这样，那么你就只能看见上层的现象，而看不到亿万人民的行动，于是，你就犯了一个错误。在这个错误未被纠正时，你就会认为毛在他那间密不透风的暗室中所搞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66运动中部署前边加“伟大”）被亿万人民群众给一丝不苟地“落实”了（这是左毛派的一贯的说法和看法）。所以，你不是把每一个普通的人当毛泽东，就是把毛泽东当普通人，你也就完全弄不清毛泽东同共产党的区别，共产党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区别以及人民运动和毛泽东的运动的不同，你就可以用“一锅煮”的办法——把那些原本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去理解。你不可能知道，在1966年实质上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三个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泽东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是中国人民的。这三个运动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十分的复杂和十分的奇特，是任何的简单思想和简单的思维方式都不能够理解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又不排除如下的一点，在许多人的看法和认识中，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却是易如反掌。

诸位，那时你若还和我一样地生活在中国基层社会，即使“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已经因姚文元的文章的发表而“吹响”，你也还是听不出它的特殊的“声音”的，你肯定不知道姚的文章是毛“授意”的，也不知道是毛力排众意要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它，更不知道文章的矛头是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你想象和理解中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模一样，共产党逐级派出工作组领导和控制运动，你绝对想不到工作组竟被强烈要求革命的学生们给“撵跑”了，你更想不到这个社会的“新一代”会把这个他们一直视之为“新社会”的社会当成“反动的旧社会”来“砸烂”，你绝对想不到人民群众会把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当成“黑窝子”用“火”来“烧”，你也绝对不会想到，在“造反有理”旗帜下集合起来的人竟把那些正儿八经的“老革命”当成了“反动派”一下子给打倒了……同样，你也不能想象这个连学生们刷牙时使用什么牙膏都管得了的社会竟一下子“甩手不管”，让人民群众自由地去组织什么“战斗队”、“兵团”、“总指挥部”这类乌七八糟的各行其是的所谓组织，而这类的组织——如果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政治观点去看，无不是怀着明显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你也绝对想象不出来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竟会学红卫兵的样子，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更不会相信他会支持在学校中造反的一伙娃娃，并且在1966年7月18日明确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他在这样作的同时，不要他的战友们，也不要他的党。……事后，你也许一切都知道，但在事前和事中你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稀里糊涂的。

议论至此，我可以作出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既然66运动之于广大人民来说，不是理智的和理论的，那么它便是情感的或者情绪的。诉诸于理智的运动，我们中国人见得太多了，经历得也太多了，只是诉诸于情感的运动仅次一例。因此，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运动时，却用理性的那一套去解释它，不就是错误的吗？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控制人、支配人、鼓舞人、激动人的东西几乎都可以说是情感主义的，所以把自由、民主同这些东西同这些东西联系起来看待，就是我的任务。在66运动中，并不是广大运动者在主观上想摆脱理智的东西，而是理智性的东西在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中给破坏掉了，人民是在无理智可寻、无理论可依的情况下被迫着走上情感的解放之道路的。在运动当中，毛那些随即而发的言论，并非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性东西，也完全不可能是前后一致的理智的东西，是理论、理智的碎片（那时叫“语录”），正因为如此，对于一场非理智、非理论的运动，它反倒非常适合。

事后，我才知道，就在我去西安参加美术考试的那些日子里，北京城圆明园旧址上诞生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当时，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虽然不知道这个小组织将要在而后的时间中引发出伟大的学生运动和人民造反运动，但是，我们要在这类小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却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这类小组织其所以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全在于它是一个自由的组织-——是完全意义上的结社自由的产物。因此，尽管这种组织在初始的阶段朝生暮死，但是，它显然是这个时代中对专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的一种“革命”。同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不同，它反映的是成员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也完全地由成员的偏好所维系，它判断事物所依据的法则和原则是“以我为中心”而不顾及什么官方的观点和态度。在这样的组织内生活，人们才有权利说“这是我的组织”、“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看法”、“这是我的脾气”等等“我字头”话语！

今天，当我有机会坐下来写作，分析上述的话语的意义时，我才有幸发现了它的价值。要不然，你即使作为一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或者类“专家”已经在中国产生了），这其间诸多事物的微妙变化你也未必都能够抓住，许多事物的价值你也未必就了解，所以你即就是看见了红卫兵那“星星之火”在中国社会一夜之间造成了“燎原”之势，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基于同样的道理，你虽然看见人民被发动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发动了人民？你虽然看见自治的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于神州大地”，你对它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亦满怀疑虑，因此你肯定会把这种在“党和国家”体制之外产生的组织看成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负担，不认为它是那个时代的民主自由的载体！总之一句话，你只可能赞同奴役制度的常规秩序，而不会为广大人民摆脱奴役的行为鼓掌叫好。我知道在你的认识中，自由这东西不应该有任何难以辨认的地方，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疑团包裹着它，人攫取它之容易，恰如在“自由市场”上挑选鸡蛋的老太婆一样，对鸡蛋的好坏一眼就可以做出确定无疑的判断。 这里，要改变的不是自由民主本身，而是你对它的简陋看法。

同某些人的传记不同，我小时侯不是“胸怀大志”的人，因此，流行说法中的“少年志向”与我无缘。我作为农民的儿子，在政治上的起步和发展都是比较晚的事情，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当中，我的确没有嗅出运动中哪怕一点的不同异味，而在今天在我能够听见的议论中，有的人就以小聪明的方式买弄自己当时就嗅出了“动乱的气味”。在读姚文元的文章时，我能够感觉到的文化大革命气氛同1964年我校团总支搞的“关门整风”一样，如果说这一次的运动要“深入”一点的话，我绝对没有想到再有3月的时间，我就用我的“炮”上打刘少奇，下打国焕新了……。上小学的时候，我除了爱画画以外，还喜欢武术，坚持了3年习武的生活。在那一段的时间内，我是很用功的。我的武术老师谢方才对我也曾经寄以厚望。我每天很早起床，练基本功，拔筋踢腿，为了增强打击力，我经常用臂膀和手掌在门口的大椿树上来回地撞击……。到上五年纪时，我已经是全学校有名气的“拳呱呱”了，经常在学校的大会上做武术表演。有一次，进行“6、1”表演时，因用力过分而挣断了裤带……幸亏我此时蹲着马步，所以没有当众出丑。那时，我急中生智索性蹲着不动……，安世明校长见状走了过来，了解情况之后，跑过去取来了一条粗带子给我系上，此时，全场才哗然大笑，知道我挣断了裤带。

不可否认，我那时受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影响很大，常常用江湖英雄的眼光来看待我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人和事，以至于形成了我的第二教育。哪个时候，我认为中国社会缺少如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小侠艾虎之类的英雄人物，自然而然，我也就想，自己最好是能充当这样的人物。“江湖英雄”到底没有作成，不只是我缺少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而实在是中国已无“江湖”可走，再加上我的兴趣又转移到美术方面，从今后就游离出了“江湖英雄”的世界了，到编织《江侠传》故事时，它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也就是在这个此刻，我绝对想象不到后来我竟被另一种英雄——卡莱尔称之为“住在阁楼上的文人英雄”——给迷住了。

如此这般说来，我的智力在“严寒”的中国专制社会中未被“冻住”，少年时期的我游历于武术、艺术的世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上“形而上学猖獗”（毛语）的国家中，我从年轻时便很幸运地走上了一条独立不羁的道路，并且在这样的道路上养成了一种比较独立地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由此看来，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没有人云亦云地“随大流”地去观察和思考，于我个人性格上的这些因素也是多少有点关系的。

就在我写作本书的这一章时，画友赵振兴来咸阳看我，还劝我：“别丢掉艺术，……艺术是全人类的；不要搞政治，政治是骗人的！”当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作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史”时，他没有反驳，只是在那玩世不恭的脸上，我发现了少许的讽刺的微笑。

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7）

第4章：大字报风潮（上）

全世界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们中国1966年的政治运动是一场人民造反运动，可是，就很少人有人留意人民造反时所使用的什么方式和方法，别说世界上的人没有留意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人也未必就留意它，不过在这本回忆往事的小册子中，我要告诉大家，人民造反时所使用的“武器”名叫“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因此，我的看法是，要认识66运动，就得研究“四大”，不这样作，仅仅凭运动者在运动中间喊了几局“暴力革命”的口号，就以此口号断定运动的性质是“暴力主义”的，岂不是世界上第一号愚人！十分遗憾，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竟有许多的“愚人”们穿上了“智慧”的服装振振有辞地斥责我们当年搞“暴力革命”。

66运动是继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共产党革命之后发生于后革命时代的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所以它在“精神”上有着明显的对前革命的“继承”（也就说在66运动中，广大人民不是象我们现在的某些“有知识的人”那样地对以上“革命”采取“否定”态度，发表否定的言论），因此人们在观察66运动时发现了前革命时代的口号就不足为奇，但是人们的这一观察如果忽视了运动中的“拿起笔，作刀枪”的这种广泛、普遍运用“四大武器”“作战”的事实，那么就是观察者个人的问题了，与66运动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1966年6月2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事后才知道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信息以“开放”的方式“越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直接”地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大字报的作者们以指名道性的方式直接批评了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的错误，并对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的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北京大学党委的个人意见。当然，考虑到时代的情况，他（她）们7个人用了“北大革命师生”这个词就不足为过，因此后来反对他们的人说他们“盗用”了“北大革命师生”的名义不就是没有道理的吗？

今天，当我们坐下来分析这一张被毛称之为“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文章时，便可以整理出如下几方面的意义：1、它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北京大学党委一班人，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应该炮轰之；2、在文化大革命到底应当怎样搞的问题上，北大师生比北大党委表现得更积极和更有创造性，因此应该更有权力，在北京大学校园内，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权力应当从北大党委的手里转移到北大“革命师生们”的掌握之中；3、大字报的作者们自称“革命师生”的行为无意间把社会上对个人是否革命的问题的判断转化为被判断个人的自我肯定，从而激活了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的人的“内心深处”的自由思潮，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一贯的政治中心应该被排除，个人偏好和基于个人偏好而产生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应当是“革命”的。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了，而应当是广大“革命师生”（也是《16条》上所说的“革命的人民群众”）事情——就是它的核心的部分。

就上述第1点看，我们可以发现66运动的“对象”；就第2点看，我们发现了66运动的“领导权”；就第3点看，我们可以发现66运动的自由、民主的性质。此处，我只是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怎样转化为一场从政治上解放人民的运动——这是个大问题，本书不可能作出专门的论证，我仅仅是提出了理解的线索供读者们自己去理解。目前的问题是，如果上面的那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所涉及的问题仅仅是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事情，又如果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同以往历次运动一样，“关起门来搞”，那也许就没有66运动，但是当毛用“开放”的方式把它向社会上传播时，其行为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已经官僚化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但不能够领导文化大革命，而且事实上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就这个意义去分析，自《23条》出台以来，“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才真正地组织起了依据共产党方式、方法所不能够组织的新意义。

在过去，历次共产党运动的搞法都是逐级派出工作组以控制下一级组织的运动，现在，当工作组被毛的一道命令“撵出”了运动时，运动就只能够诉诸于“人民群众”了——这就是1966年中国大事变的一个“焦点问题”，所有在这个“焦点问题”上存有疑虑的人都不配研究66运动。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搞，这里没有多少疑问的，只是当毛执意地要使它变成为“人民群众的运动”时，共产党阵营才乱了套，于是在长达2年零11个月的时间内，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军队师以下组织除外）全部的、彻底的崩溃了，人民自治组织——1966年5月29日产生的红卫兵组织——正是在此基础是之上才取得了用武之地。因此对于这个偌大的运动，你现在还说它共产党的，我就不知道你说什么了，但是你说它是毛泽东的，我倒不反对，只是随着你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深入，你就会发现这个运动仅仅在“名义”上是属于他的。

事后，就理论的方式谈论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由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转化为人民政治解放运动，当然容易，但对当时对于置身于大事变这的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情况就未必这么的简单了。就拿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吧，1966年6月2日，当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坐在学校大操场上的高音喇叭下，向一根葱一样地直着腰收听《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重要新闻”时，此一则新闻所传达的信息还是被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在收听了广播之后，我们虽然“雷厉风行”地写出自己的大字报，但那绝对算不上“聂元梓式的大字报”，是“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大字报。

别小看我们那所因为处在了农村好象就很“闭塞”的中学，它在“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方面同全国的其它的学校相比，一点儿也不落后，没过多久，学校便成为了“大字报的王国”。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写作大字报，老师们用怀疑不解的目光在看着大字报……，66人民大造反运动就在大字报的这一片叫喊声中给悄悄地降生了……。

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为什么非得要写大字报？写什么？怎样写？这些问题好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于是，长期郁积在心中的不满和牢骚统统地都给发泄出来了（这是民主的一个意义），哪些在此以前想说、应说，但又不敢说的话，却给大字报统统地说了出来。心里的闷气给一下子疏通了……。大字报这东西不出现则已，一出现就不是10张、100张，而是上1000张、上10000张……，学校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墙壁、过道、走廊在都贴上了以后，连厕所的墙壁也不放过。鉴于学校的场地有限，校领导用新购买的芦席当“墙壁”，背上了木桩联成了一片，建立起了我们学校的第一堵“民主墙”，同学们就把自己“不满的话”，写在了这个“民主墙”上……，就在这时候，“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毛泽东语录在为它提供着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合法性……。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哪些亲身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的人来说，在看到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字报后，他们的心里也可能嘀咕：“这会不会是第二次反右？”但是对我们这些根本没有对1957年运动产生亲身记忆的人来说，这就是“革命！”

当大字报的风潮在波及到全国的时候，情形就十分的壮观了，从来都没有说过话的中国“墙壁”突然地开口说话了——这种1966年的“中国式”（请允许我这样说，因为“中国式”现在很流行）“奇迹”，同《旧约全书》上的巴兰的驴子开口讲话的奇迹比较起来，似乎还要悬乎一些的。至于事后人们要问：“‘墙壁’都说了写什么样的话？”那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我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墙壁”说话的事实，而不是它说了什么样的话；其次，我不得不指出“墙壁”所说出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批评的话，批判的话，不满意的话或者反对现实和非议政治的话，在以前说这些话是要“犯法”的，受处分的，现在说了却没有事，非但没有事，而且还可以显示出利用“墙壁”说话的人的“革命性”！说到这里，我要对诸位读者们说，这就是1966年中国大事变的最关键的地方，你仔细地研究它，就会发现1966年这个被说成是“革命现象”的东西说穿了不过是“言论自由”！正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言论自由”这样的观念，所以把产生了“言论自由”的现象说成是“革命”的，我看不出有什么错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你若认为1966年的中国人民不应该享受“言论自由”，那么66运动就“罪该万死”；如果中国人民应该享受“言论自由”，你怎么忍心说它是“动乱”呢？

对于1966年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这种“言论自由”的转机，人们若不是站在自由的观点上去评价它，那么就可以把它当成是“毛泽东的阴谋”（现在这一种看法很时兴）来看待。我不是这样，我在分析大字报运动时不是从毛个人方面的因素入手去观察问题，而是从人民的利益、偏好、情感这诸多的因素去看待问题，因此，我即使承认这其间有所谓的“毛泽东阴谋”，包含着一个毛泽东的“政治花招”，但并不由此就认为人民广泛运用大字报的方式发泄自己心里长期积压的不满行为的本身也是一种“阴谋诡计”。

1966年，中国人民在政治大解放运动中所享有的书写的自由、传播意见的自由以及批评的自由和批判的自由都属于正常的人民权利，“不正常”的是，人民在行为时使用了“造反”这词！在一个从来都不允许人民讲话的时代中，人民已经讲话——这是一个“民主”的价值，这种价值的维护根本就不需要人民出示什么理由。也就是说，依据事后的批评，即使人民说出了全无价值的话，人民讲话行为的价值并不由此而会发生哪怕一丝一毫的掉价。

我为66运动辩护的理由是，在民主和自由的秩序中虽然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的方式去评价人民讲话的内容和价值，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如果不是建立在“讨论”的未定价值的基础之上，而是作为一个“定论”被认为是“事实”，那就完全的错误；进一步说，在法律意义上，民主和自由根本就不允许一部分人或某些人对特定人的讲话进行评估，哪怕评估者是“法官”。若不是这样的话，社会上就必然会生出一种评判公民言论的“法官”，他们在运用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就会用什么话是“好话”，应当提倡，什么话是“坏话”，应该禁止的行为来维护言论的秩序——这不是专制主义又是什么呢？66运动作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于它用自己“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了”当时中国专制社会的“污泥浊水”，把人民讲话的权利深深地铭刻在人民的心版上！在研究66运动时，若整理不出这些价值，认为人民讲话的这个时代是无价值的，那岂不是用专制主义的方式解读了民主的运动？

在这本书中，我其所以敢于站了出来维护66运动中人民讲话的价值也有一个原因的，我对言论自由持着和目前中国社会上主流看法不同的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即是一项“忠于毛”的言论，如果发言人所表达的东西是发自于内心的，没有受到任何的强迫，也就是说，在表达时发言的人亦没有受到外界权力或情势之强迫，那么我对此项言论的自由性质之认定决不会因为毛是一个专制的人物而有所改变，职此之故，经我解读后所认定的自由言论就绝对纯粹不到和专制的东西“一刀两断”的程度。自由总是在不自由的场合中被定义的，因此，任何自由都必然地关联到一定的非自由的因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在1966年的中国自由化运动中就不应该去寻找纯粹的自由。我再说一遍，66运动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化运动，这一点我被谁都清楚，可是与此相关的另一点，别人就不一定被我清楚，即它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次参与人数最多、取得效果最显著、意义也最深远的自由化运动。

我承认，我在从事66运动研究时，读了许多中外有关自由的书籍，但是，我的学说不是渊源于书本，它是我个人在书本知识的帮助下对我个人在青少年时代就热情参与了的重大事件的认真的反思和长期琢磨的结果，它之中的许多活生生的东西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生命之价值的结晶。所以，在看到别人糟蹋它时，我就很痛心，就由不得起而辩护。

我在这样作的时候，也许有人说我想标新立异，其实呢？我不是那样，我只是在作民主的“常识”性的工作，仅就此一点言，中国社会目前的民主理论和自由的观念的毛病恰恰是出在了“常识”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前一向，我同一个自称“彻底否定”“文革”的青年人进行了一番谈话，谈话中的某些内容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我无妨把它录下，同大家一起讨论：

谈话中，那一位青年人这样问我：“‘文革’中，造反派和红卫兵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内奸’、‘叛徒’、‘工贼’，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美国特务’，邓小平是给他们‘摇鸡毛扇子’的，这些话现在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那么批判刘、邓的文化大革命又对在哪里呢？如何评价它？”我在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时，反问他：“你怎么评价它？”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说是完全错误的，荒唐透顶，荒谬绝伦！因为刘少奇根本就不是‘叛徒’，王光美根本就不是‘美国特务。’”听到了这样的话，我才明白了许多人为什么对于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的行为无动于衷的原因了，也明白了中国的那许多的“半瓶醋”式的“民主自由派”们在把66运动作为典型的反民主、反自由式的运动看待时所持有的理由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若不用民主的观点，而是运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上面的问题，那么1966年人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就会随着“复辟潮流”的回潮而显得荒谬，殊不知若运用民主的观点去分析它，情形会判若两样。民主的立场只认可言论本身，而不会同时地认可对言论裁判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在民主的生活中，对一项言论的最终的判断权属于此项言论的发表人，也就是说一项言论的正确与否的认定权仅仅在于言论者本人的掌握之中，社会和他人对其并不享有裁判权。其所以如此，民主的精神意识到任何人的一项言论都无可否认地关系着言论发表人的思想、情感、兴趣、爱好、偏好甚至癖好，因此，民主的方式不能够剥去这些连带的因素，而仅仅把言论视为一种声音，不了解这里的奥妙，去妄断一个时期的人民言论，认为它要精确到数学的程度才可以，哪里还有民主可言呢？

在政治上，一项政治言论不仅仅是要说出一种“事实”，而在于它由此而传达言论发表者的情绪、思想、价值。民主对待公民言论的第一个态度是尊重任何人的任何一项言论，哪怕此项言论有着明确无误的缺陷。在民主的深层的看法中，根本不存在“正确言论”与“错误言论”的区别，因此即使刘少奇不是“叛徒”，王光美不是“特务”，66期间人民对他们的批判也一点儿不减少其价值。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人民在反对当权派（他们是“公众人物”）时，并没有可以供他们掌握的“客观事实”（在生活中，这都是“秘密”）可以凭借，因此用捕风捉影的方式来发表意见在民主的生活中有着一个“必然”的意义。在一个政治过程中，当人民的确感觉到了政治当权派是他们“厌倦”的对象时，他们既可以用“事实”的方式批评他们，也可以用“不是事实”的情感的或者文学的方式去讽刺和挖苦他们……，所以仅仅用“事实”的批评来规范人民政治批评、批判的全部意义，因为舍此之外就不存在批评和批判的价值显然是对民主的一种误解。就此而言，许多认为66运动是“错误”的人，原来却是站在了一个“错误”的立场上的，难怪他们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运动中，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招致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厌倦”如果是一桩确定无疑的“事实”的话，解读此种“事实”，我们发现了毛泽东的“阴谋”固然不失为一种价值，但若由此而得出了刘少奇夫妇遭受了“不白之冤”的话，就大错而特错了！民主政治，说穿了不外是煽动人们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地恶的政治，在民主政治中，人对人的爱和人对人的恶是出于人的偏好，而非出于理智，因此用理智的方式去解读它，就一定会偏离民主的本意。明白了上述的道理，你回过头去分析那位“否定文革”的青年的观点，以为刘少奇若真是“叛徒”，王光美若真是“特务”的话，66运动者对他们的批判才具有真理性，就是幼稚可笑的。

议论至此，若有人对上述问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我要说，在政治问题上“政治事实”并非一个科学上的“事实”或者法律上的事实，它有时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以刘少奇“叛徒”一事而言，左毛派认为是，右毛派认为不是，中间并无一个可以掌握的“客观标准”，因此只要双方的争论不是借助于争论之外的手段解决问题，争论也许不会有个结果的。就此来分析，在66运动中广大人民对于刘少奇、薄一波的批判，也是有几分“事实根据”的，他们总是在向敌人写了“悔过书”之后才出监狱的，不象是舞台上的李玉和宁死不屈，也不象真实生活中的共产党员刘格平（他因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红了一时），拒绝写“悔过书”，没有低头和屈服，可见所谓的“变节”并不是空穴来风。把这一切同人民对政治上的当权派保持有批评和批判的权利一事联系起来，你要说人民的批评和批判错了的话，就有些的不识事务的了。

朋友们若把大字报的出现看成是60年代中叶亿万人民应用批评、批判的政治权利的一种行为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责备它一开始就尽善尽美，在我个人的记忆中，人民的确在最初的阶段上滥用了这种权利，就以我们学校的情况来说吧。

上面我已经说过，我校写作第一轮大字报的学生们不是我们那些一贯地跟党转的团员同学，也不是在当时被看成是“积极分子”的人，他们大都是屡次申请入团，而又一直被关在了团的“大门”外的人，再还有一些平时被老师们视为“调皮捣蛋”的“后进生”，由这些人所写出来的大字报的“矛头”当然不会是冲着学校的党组织，而是直接地针对学校中的他们认为的“红人”——团员同学，在一个极度缺乏自由教养的社会中，自由权利的最初运用就是这样的不理想。在一片大字报的包围之中，学校中的所有的“红人”无不垂头丧气，每一个人竟同老鼠一样地“灰”了起来，此间，中国社会大变化的激烈征兆已经在我们这些一贯的“积极分子”的脸上表现出来了，可是，我们怎么也解读不出它的意思来的，亦对它茫然无知，尽管情况是这样，但是我们却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种“强大的历史潮流”被迫着走，使我们不得不移动脚步，就好象一个梦游症患着一样地在睡梦中走路。

在我们班大字报的开头时间上，好象还没有发现多少针对我的大字报，当时担任我们班团支部书记的陈得锋同学招来的大字报批评最多，但是，没有过多久，便出现了针对我的大字报。大字报是什么题目，谁写的，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只是记得在大字报中我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修正主义的小苗苗”，其语言之尖刻同我上面所说过的“关门整风”时的情况一样。无独有偶，我在学校中讲《江侠传》的事情又一次地被“革命的同学们”给“揭了出来”，别小看这一下，那的确是戳到了伤疤上了，使我痛得揪心！大字报好象使用了质问的口气说“象武振荣这样的人都能够入团，当团支部委员，当班长——可见，在我们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已经是占了上风的！”

写到这里，我并不认为在上面的大字报的写作过程中发生了同学们判断的失误，而是我要强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一个上下一般粗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也有可能出现上下一般粗的情形。人们是用同一种方式和语言来描述不同的事物的，在描述中，初66级乙班就被当成了共和国，班长也就成了“班上的赫鲁晓夫”了，班上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和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划等号了！这是一个在蒙昧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即将迈出蒙昧时代的前一刻钟里，他们不可能先脱去自己身上的蒙昧主义之皮，“在干中学习，在学习中干”——这个当年被我们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就是对我们当时行为的最好脚注。

诸位，读到这里，你一定会想象到我当时的狼狈处境比起1964的那一次“关门整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前一次是“关门整风”事情竟发展的那样可怕，这一次是“开门”啊，后果是不难预料的。但是，我告诉各位，仅仅是过去了2年，情况将要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读到后面你就知道我不久将要变成一个“革命的造反派战士”，岂能象1964年那样地坐以挨整！

也仅仅是过了不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后，我就慢慢地给放松了，当我发现所有的团员同学无不挨到大字报的“批判”时，也就不见怕了。也许青少年人的心气是相通的，因此在消极了数日后，我也写起了大字报了。我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别人能用大字报批评我，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用大字报进行“反批评”呢？一时间，我也由“消极”变“积极”了！当我在成为大字报的作者的时候，本来就比较好的文学基础帮了我的忙，我写出来的大字报有几分的书卷气。就这样，我们班、我们学校出现了大字报的混战，一时间，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但是这种现象没有持续多久，被毛泽东的“不准学生斗学生，不准群众斗群众”的一纸命令给禁止了，难怪古典法学上有“法律即命令”一说。

在后来发表的《16条》中，毛非常严厉地强调，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警惕”有人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也许是毛的干涉起了作用，也许自由行为有它的内在法则，反正同学们互相之间贴大字报的行为很快就结束了，出现了新一轮针对老师们的大字报。在这新一轮的大字报中，出身不好的和在校长面前“吃不开”的老师首先受到了大字报的“攻击”（这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受到“攻击”的情况不同），到后来，当郭校长自杀（未遂）的事件引出了针对他的大字报的时候，北京大学中的那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我们学校的出现才使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形成了新的局面。这是一个重要而又重大的转机，郭校长（兼我校党支部书记）——这个在我们学校“以党的化身”自居的人才在这个时刻中变成了我校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意味深长的，80年代初，他虽然在“平反活动”中又重新回到了学校，但是那个运动在他身上所造成的“伤害”却是致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的“伤害”是“制度”性的，也就是说，他是跟着“制度”带了“灾”，而我们却是对“制度”的造反者——这就是1966年同一个文化大革命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意义。因此你用一个文化大革命是解释不了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的！

1966年伟大的人民政治解放是要“彻底砸烂”现行的共产党制度的，因此所有依附于这个制度的人和事都势必要受到人民的审查与批判，从这一点着眼去认识问题，我们的那为校长即使什么缺点都没有的圣人，也是会照样的受到冲击的。在当时我们那些“革命造反派”的审查中，所有的站在现行制度一边的人都是“有问题”的，统统要“靠边站”，而不管他们的个人品质的问题，到今天为止，许多人对这一点就不理解，还用所谓的“扩大了打击面”的话来解释运动中间出现的问题，这该是多么地愚蠢啊！这一场最先被共产党设计出来，而后被毛重新解释的运动发展到1966年的8月中旬转化成为中国人民全面的、普遍的、自下而上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所有的共产党组织的大小当权派都难逃干系！诸位，你如果认为在1966年，共产党的制度和共产党人不值得人民反对的话，那么，我跟你不争论，如果你认为应该反对的话，你就没有理解责备人民运动“过火”。表面上看，那一场运动的确好象是很“过火”，其实呢？运动的民主性质决定了它一直是“文火”，读完了我这一本记实兼议论的小册子，你就知道了这一点。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8）

武振荣

大字报风潮（下）

导致对66运动错误看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们没有同时地认识到1966年毛泽东个人身上发生的那些重要变化，以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他和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他是一样的，殊不知从8月5日他模仿和学习红卫兵的样子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他已经造了共产党中央的反，并且从中共中央给跳了出来，因此从理论上讲，他就象征地脱离了同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的关系，而“直接”地“站在了人民群众一边”。在1966年，他是这样号召别人的，也是这样作的，把新近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一种变化同9年前的他作一个比较，人们就会发现1966年的毛泽东是一个“皮和心”都革新了的人。在1957年，别人给共产党提了几条意见，他都视他们为“毒蛇”，并且运用了“引蛇出洞”的方法企图“消灭”他们，可是在1966年，他自己把现行的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宣布为受“反动的资产阶级黑线统治”的、改变了颜色的黑社会，号召人民用造反的方式去反对它，这就是人们还没有认识的毛，不仅这样他完全支持人民自治组织，认识它是“革命”的，同时对现有的官办组织——共产党、共青团、学生会、妇女联合会——作出了“一律不要”的指示，这样以来，一个解放的运动便套上了一个解放者的偶像——就造成了66运动的“毛泽东现象”。因此，在这里我就有理由不把毛泽东看成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对“毛泽东是神不是人”的这一句话的解读是：他是一种符号、一支标签、一个意义系统的组织物。

1966年，他是名义上的共产党主席，从戴上红卫兵袖章的那一天起，他已经是红卫兵了。因之，在某一个地方我曾经说过，毛泽东“退党”了。在党同人民利益公开冲突的情况下，他总是偏袒人民，同情人民，或干脆就“倒在人民一边”，所以在所有的正统的共产党员的下意识中，他是一个地道的“异类”人物就合乎情理，今天共产党用“决议”的方式拿掉了这66运动中的“异类”，也是符合共产党自己利益的。

在这一本书中，我当然不能够回避我们这一代人同毛泽东的关系，非但不能够回避，而且我要用较多的篇幅把这个问题想交代清楚。如果说自由之于人有待于发现和体验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在1966年我们发现和体验自由的故事中隐藏着许多复杂而又奥妙的意义就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别的不说，就拿我们同毛的关系来说吧，也在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事件，此种关系中所包含的内容被人们想象得要复杂的多了。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中断了同毛泽东的“制度关系”，建立了同他的“个人关系”——所有的这一切局外人未必就了解或理解。

要就“个人关系”来说吧，他——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是要寻找他个人自由，这和我们逃出了共产党社会寻找我们自己的自由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是“同路人”。正因为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了“利益”的内涵，因而，我就不怕别人说“毛泽东利用了我们”，在我的看法中，我们也“利用”了毛泽东，我们“利用”他把一个非法的组织行为给合法化了，并在合法的运动中充分“利用”他的权势“打鬼”，把那些所有把我们管理得死死的大大小小的“鬼”都给“打掉”了。他有他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用意，在需要“利益”的互惠时，我们便交易——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如果说民主的政治具有“交易”的性质的话，那么早在1966年，我们就同“伟大”的毛作起了政治方面的“生意”，也看不出我们有什么错误。退一步讲，若不是那样，他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照办了，其结果，一个共产党的运动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运动——这样的事情好象也没有什么错误！

把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作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一贯地强调群众路线，二是一再地提倡民主作风。从历史上看，这两种东西都带着非常明显的毛泽东印记，因此，毛成为党内最有权威的群众路线的维护者和民主作风的发扬者就自不待言的了。如果说党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走群众路线”，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那么就不可能站出有力量的反对毛的人了。毛其所以能够在1966年一下子就击败了党，这也不能不算一条原因的。就此而言，你说66运动是从毛的“群众路线”“走”出来的，是毛“发扬民主”的一个结果，我也不会竭力反对你的说法的。

议论至此，若有人以为群众路线在毛的思想中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发扬民主也有可操作性，那就是错误的了。毛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修养方面的严重的不足，使毛和党把许多不是理论的东西当成了理论的做法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例子就是这样。群众路线是“走”了，但“走”出了共产党的圈子；民主也“发扬”了，但那不是共产党的民主而是人民的民主！

前面我已经说过，大字报的矛头最初不是直接地指向学校的党员，而是在党员面前“吃得开”的我们那些团员。因此，在说到我们这些人时，大字报说我们“由红变黑”的话好象是传达了一种社会性变革（红变黑）的重大信息，尽管依据我们当时的年龄和知识来说，都是解读不了这样的信息的；不过有一点却引起了我们团员同学的思考，那就是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这些一贯的“积极分子”现在的确是落伍了，如果说这样的“落伍”行为不是在事实上造成了对于共产党制度性的人的等级秩序的“破坏”，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性就没有出现的可能了。在那些“黑牌子”的同学们的眼光中，如果说“红人变黑”的事情当真的发生了的话，那么使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在一个没有被说出来的“黑”字的意义上实现了平等——就构成了66运动的第一价值。当然，到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对这个第一价值的66式叙述就是：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2006年博客稿注：在1966年，我们事实上进行了一场现在人所说的“颜色革命”，可不是吗？我们在这个时候，把“红”认“黑”，把“黑”认“红”，并且事实上在努力地改变自己身上的和社会上的“颜色”的政治运动中抓住了民主！）

可见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的一贯的“红人”在变“黑”之后实际上也遇到了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的政治危急，但在如何应付这种危机的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与刘、邓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那就是我们无条件的充当毛泽东的“兵”，把我们自己直接地同“伟大”的毛“挂起钩”来，把自己渺小的身躯靠到了“伟大”的毛的身躯的旁边。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危机关头上我们饶过了现行制度和现行人物而找到了毛，并且同他建立了新的“个人关系”，于是我们又一次地变“红”了。这一次，不是一般的“红”，而是“红得发紫”！

找到了毛，伙计们，对我来说，大西北的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陕西省的文化大革命怎样搞？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怎样搞？于阡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怎样搞？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样搞？就用不着听刘谰涛、霍士廉、孟昭亮、郭焕新、武彦玉（以上人物是以上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当权派）的了，直接听毛的——这就是解放！密尔曾经说过：“服从远方的君主，本身就是自由！”

我们直接接受毛的领导，他管得了我们吗？舍去了刘澜涛——霍士廉——孟昭亮——郭焕新——武彦玉这个共产党组织化系统和人物，他怎么管我们呢？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中间的组织化系列已经被“炮打”掉了（毛说是“乌乎哀哉了”），人不解放，更待何时？

当我们团员同学在起而造反时，社会上用“造反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的十分响亮的口号来欢迎我们！于是，也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学生中的“保皇因素”顷刻瓦解，一个造反的学生运动形成了一种汹涌澎湃的伟大浪潮，以至于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所有的人都难理解，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这一代人为什么要造共产党的反？

66造反的行为使我们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子宫”把我们重生了一次，我们已经脱去了旧的衣服，变成了“新时代”中的“新人物”了。我们的眼睛里一下子没有了党支部、团支部这样的东西了，事事只凭着自己做主。我们获得了一个世界，这世界允许“我”字的存在，我们也就把道德的全部的“宝”“押”在它上面了。把此时的我，同以前的我比较一下，我们已经是判若两人了。以前在参加团组织时，我们总是违背自己的心愿在《入团志愿书》上填写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话，什么“我参加团组织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给个人寻找政治上的出路，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胜利而奋斗……”不但入团的时候要这样说，入团之后，这样类似的话，还要多次地重复，把一个明明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计算的政治行为非得要用骗人的方式说成了“大公无私”的不可，这种政治上自欺欺人的生活一直跟随我们到造反之日才全部地崩溃了。

在造反的红卫兵生活中，上述政治上的虚伪性被一扫而光，我们不需要任何的理论性的东西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行为，行为的自主性的“太阳”照亮了我们的里里外外，自由的生活再不需要任何的理论的或道德的东西的辩护了。那个运动中，把我们变成了疯狂的人的东西就是它——我们当时没有叫出名字的自由！在造反的自治生活中，自由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字眼，而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在今天，当奴役的枷锁还套在我们中国人的项上的时候，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对解放的66 运动吐口水？

通过对我们学校的大字报风潮的回忆，我已经简单地讲述了60年代那一场伟大变革在我们那一代青少年人行为中诞生之事，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生育”过程，那么“新生命诞生”的情形就被我说到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里既有痛苦，又有兴奋，痛苦和兴奋两相夹击我们，把我们这些生性平庸，且又受到一贯的政治奴役因而在政治上变得异常麻木的人正推向一个狂热的阶段。此时此刻，我们这些以往只知道跟本单位的党组织走的人，现在却越过了一级又一级的党组织，把自己直接地“靠挂”在了毛泽东的身上了，领导我们的“司令部”不是在学校，不是在县上和省上，而是在“北京”，我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调遣，只接受他的指挥，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切的愿望；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支配下，我们已经置自己于自由的境地。在以前，当我们受官僚化的庞大的共产党网络统治时，管理我们的事务是由直接同我们打交道的各级共产党组织实施的，它管理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现在管理我们的“毛主席”因为距离我们远，而实际上放纵了我们，即使不放纵，也因为人手太少而管理不了……，因此，我在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66运动中，我们在政治上是自治、自由的，在“宗教”上我们才是“忠于”毛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同毛没有多少可以保持的关系了，我们同他所保持的关系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

好了，让我们回到我上面的论述吧，在说到了我们学校第一轮大字报中出现的“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时，我也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东西，因为我在它里面也寻找出了一个民主的蛛丝马迹。在那种一轮的大字报中，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团员同学丧失了“先进性”，而在此之前，这种“先进性”是我们在政治上引以为自豪的“资本”。在平时，当我们团员胸前的团徽在“闪闪发光”时，势必会引起不是团员的同学们的嫉妒，每逢团日活动，团员同学们集中在一起开会，而其他的同学又没有权利参加时，这样的会议就最容易招徕同学们的反感。在我个人的印象中，那些多次写了入团申请书，但因为名额的限制而又被关在了团的大门外的同学在每看到这样的“特殊会议”时，就害红眼病。可见，这个在理论上被证明是“合理的”、“进步的”的社会中公然违背人人性平等的法则，无视人性深处所有人对于政治平等的渴求，在青少年当中公然培养政治上的特权人物的行经势必会在广大青少年的心目中埋下反抗的种子。在平时，当青少年们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未曾公开地反抗它时，那些反抗的种子在一个迫不得已的忍受过程中又经历了一种逆反的过程，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就诞生于这个过程之中。

在我正叙述的非团员同学“炮打”团员的行为中，我们不是就可以看到那种执意要与制度较量的意念吗？依据当时的情况，立足于团组织内部的团员同学们的“先进性”是制度赋予的，所以对此的反对其实是对制度的一种挑战。在此行为中一个最突出的是人类的嫉妒心在作怪。到后来当我开始“炮打”共产党当权派的时候，也体会到了我自己行为中的嫉妒因素是如何地兴风作浪的。很显然，如果1966年的伟大事变是要改变人性，那么，我们在改变后的人性中所能够发现的不是人性的改变了的成果，而是它的复原。因此，在解读人类历史中的那许多由嫉妒所引出来的行为时，我们就不会简单地视它为“恶”（在我写作的这个后毛泽东时代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恶”的看法很普遍）了，它本应当有另外的意义。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说得好：“嫉妒是民主的基础。赫拉克里特曾经声称，以弗所的公民都应当被吊死，因为他们说过，‘我们当中谁也不许出人头地’。可以肯定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运动，几乎完全是由这种热情所激起的。现代民主的兴起也是这样”（《哲学、数学、文学》中译本第215页）。66运动是一个民主的运动，因此你在解释这个运动时，还是抛弃不了毛和邓的专制主义的一套，你怎么能够拿到66运动的价值呢？

就此看来，我们许多的中国人对66运动缺乏理解，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民主的运动作了专制式的说明，这样以来我们肯定是发现不了其间的价值的。把大字报初期的现象看成是“学生斗学生”，固然正确，但是由此若还忽视了同学们中间的那种强烈地要求政治平等的意识就有些的可惜了。在此之前，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就位于一种个人的前途光明，个人身份特殊，个人荣耀显赫的现行制度之中，哪些许多的不是团员的同学们显然的是被打入了政治上的“冷宫”，有鉴于青少年人心理波动大的特点，现行制度的不合理性必然要受到质疑，而反映在大字报中的质疑无非是这样：“你们这些所谓的共青团员虽然在学校党组织的眼中是‘红人’，其实，并不‘红’，不过是你们装‘红’罢了。在你们个人的看法着，你们也许是政治上的优秀者，其实也是假的，同我们比较起来，你们不就是会来事的人……，在政治上，我们一点儿也不比你们差！你们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政治上完全虚伪的人，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应该剥掉你们的政治伪装。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在你们的面前低三下四呢？现在是你们靠边站，我们革命的时代了！”

作为一个民主的运动，66运动是要撕破所有人的政治伪装的，上至刘少奇、邓小平，下至我们这些在学校读书的共青团同学和所谓的“积极分子”。在我们中国社会，大家都不是好人——这便是66运动要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在研究66运动时，你如果对它一无所知，或者认为干脆就没有这样的话，你就不配做研究它的人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你还是“回家抱娃娃去吧！”

对上述的话，你若作消极的解释，会引出颓废主义的东西，但若作积极的解读的话，它就有民主的性质可言。在西方的近代化过程中，基督教的“我们都是罪人”的观念和思想为西方自由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思路的历史对于我们很有借鉴的意义。就此而言，自由——这个在以往的时间中被我们中国人理想化、理智化了的东西——在66运动的这一段非理想、非理智的生活中，才被我们给寻找到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体验来说，自由就是那样的一种东西，你没有它的时候，就想要它，甚至用造反的方式也是要追求它的，但是有了它的时候，你却又想着要逃避它。正因为是这样，文学家纪德才说了下面的话：“善于争得自由不算什么，难在于善于运用自由”（《背德者》）。

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虽然缺乏一个追求自由的事先的计划，但是，我们发扬民主，反抗压迫，反抗暴政，反对专制的行为的本身就已经充满了自由。那时，我们没有唱“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歌曲，也没有喊“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只能够接受自由的解读，甚至举手投足都中自由之规矩。

66运动中的学生造反行为的最大的成果是彻底破坏了中国大、中学校的共青团体制以及这种体制运行时所需要的共青团意识。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虽然学校早已经恢复了共青团组织，但是比组织形式更为重要的共青团意识已经永远地在青少年人的社会中丧失了却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与其把1966年之前的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共产党的社会，不如把它看作是共青团的社会要更真实一些，在这样的社会中，数以千万记的的青少年人的内心深处向往共产主义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之价值所在。同毛泽东的一贯的注重青年人的思想和作风相一致，社会对青年人所实施的政治教育是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与之相比拟的。道德教育在同政治教育、社会教育、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并且以学校教育和国家教育的方式付诸于实践时，这个社会总算是抓住了青年人。

从50年代开始，社会便不可思意地提倡青年人的“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16条》中，竟然写着这样的充满煽动性的话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哪些公开的隐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进攻，……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读了上面的文字后，你去理解1966年的政治运动为什么首先是一个青少年人的运动而后才变为人民运动的问题，不就是可以掌握一把解释它所需要的“钥匙”吗？

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不是对社会直接行使专制权力的专政机构，他是一种真正的“群众”性组织，是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联系的“中间桥梁”，在专制主义秩序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它十分有效地维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但是在1966年的特大事变中，“中间桥梁”就显得特别的薄弱。首先它作为一个过渡性质的政治组织在文化大革命的位置没有得到中央文件的确认；其次，它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的意义又为而后的红卫兵之类的自治组织好象是提供了事前的演练。所以当它先于共产党组织而在一夜之间瓦解时，就传达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息，那便是如果共产主义之教育对于中国广大青少年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毛坯”型的价值的话，那么在这一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他们这些人“亲身”参加的“革命实验”，“毛坯”型的价值被“改造”成为一个精确的可以被为青少年个人所掌握的价值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自由化、民主化已经在中国社会的青少年中形成了气候，这不能不说是66运动的一种“后果”。与这这种“后果”相关的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目前所说的“邓小平理论”统统在中国青少年社会中失去了“市场”，66运动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

在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中，1966年政治运动好象是一个人民出气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所有参加造反的人，好象都是抱着一个“出气”的目的或者想法的，都是所谓的感情弄事。这里，我就谈一下我对此问题的看法。

不错，66运动的确是一个人民出气的运动，共产党社会“17年”以来所产生出的人民的“气”在这个时刻被统统地“出”了。特别在运动的初期，“出气”的特征最为明显。就以我上面所说的大字报的问题来说吧，那些写大字报“炮打”团员的同学们，谁的肚子里不是窝着一股字气呢？同团员比较起来，他们也有上进心，也不愿意事事落在人后，智力也不低，但为什么不能同“积极分子”一同地分享政治进步的机会呢？为什么许多的政治上的好处都给了团员，而他们却坐政治上的冷板凳呢？可见，在他们的心里，这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生活，不就是受“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统治”吗？难道“无产阶级”——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阶级——就是这样的对待人和事吗？人性的法则是，物不平则鸣。民主政治其所以可取，就在于承认了这样的人性法则。因此民主制度，也可以说是一个允许人“出气”的制度。民主政治虽然不可能答应可以“满足”于人的“物质需要”，但是它的确可以“满足”人在情绪上或心理上的种种需要，具体地讲它可以完全“满足”人在政治上的“出气”需要。在民主的理论中，这个问题被叫做“安全阀理论”而广为人了解，我此处也就不作专门的论述了，我只是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合理到任何社会成员都感觉到心满意足的程度，因此公正社会的最起码的标准是让所有人都享有“出气”权，一个不让人“出气”的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因此也是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就用不着论述。

在66运动中，造反的人民虽然还没有可能掌握上述的理论，但是，造反行为却在“实践”着上述理论的内容，在那个被许多的人误解了的“造反派脾气”的问题中，我就发现了这样类似的东西。在那个张扬了个性的时代，我们维护了自己的“脾气”，并且在这一维护的行为中，把自己的胸膛拍得响当当。在运动前，人们不敢谈脾气，不敢为脾气做哪怕一次辩解，制度和社会要造就的是“驯服工具”式的人，这样的人到极端时就变成了“政治上的机器人”，造反的运动把人一下字给改变了，改变后的人竟然把脾气抬到非常的高度上好象是一个“对着干”的行为。在这时，如果有人嫌造反派脾气大，想劝他们克制一下，他们反而会拍着胸膛说：“我是人，是人，谁个没有脾气？”一个有脾气的人，其实有可能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有个性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敢于反抗和敢于“出气”的人，他绝对不会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敢于公开地反抗所有不公正的人和事——这便是66运动价值之精华。“维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用“圣经”上的话为它作注也是符合那个时代的伟大潮流的！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说到了非团员同学心头窝着气，难道我们这些“积极分子”竟心里没有气吗？不，不是的，我们也是人，在这个政治上的以“阶级”的方式所推行的非人化的政治过程中，我们也是完全意义上的“受害者”，我们也是有气，不过是不敢出罢了。运动前，我们一再地否认自己的心里窝着气的事情，那是装出来的，是说假话，目的是欺骗社会和制度，为了向上爬。

就以我个人在2年前的那一次“关门整风”中的事情来说吧，虽然“整风行为”已经严重地伤害到了我的精神和灵魂，但是在向组织的表态中，我还是要说：“感谢组织把我从错误的泥潭中拉了出来。”当时，我敢说，“我不服，心里有气”的话吗？人生实质上是充满了个人计算的，在一种社会体制中，当制度以及社会在鼓励人说假话时，那许多的本应当说真话的人在几经计算后，便会选择说假话。因此我认为专制的中国社会的“设计者”们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人性上的这一弱点，从而达到了对人的高度控制的目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一个社会成员感觉到自己仅仅是社会这个大集体中的一个难以计算出价值的算子时，“设计者”们便鼓励他把个人的价值抹去，使之完全地融和在大集体中，因此当大集体的利益在可以用精确的指数昭示于社会时，个人利益最可取之方式无疑是符合它，假话也就这个时刻被派上了用场。66运动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对于所有经历过它的人来说，第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人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说实话，说真话，政治解放只于人来讲，第一种意义是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解放！

至于说到情感弄事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先听一听西方社会的一些很有水平的学者们是怎么说的。我手头有一本书叫《论东西方计划经济》的书，它收录了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的论文，其中有一个作者的议论颇令我感兴趣。他把西方自由社会称之为“受情感支配的社会”，把苏联、东欧以及中国这一类社会叫“受理智指导的社会”。依据这种分类的原则所提供的方便，我们在后一类的国家中就会发现统治者们的主要的责任和最大的职责就在于他们要教导人民认识这个社会建立时所依赖的那种“理智法则”，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自由的社会就不是这样的了，它并不是要否认人类理智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作用，而是否认人类社会中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受社会所有成员一致赞同的理智，这便为人类选择自己生活的各种原则留下了余地。就理论而言，人类的选择应该是“理智”的，而不是“情感”，但是就人类选择的实际情况来看（特别是政治选择）却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它是“理智”的而不是“情感”的。因此，在真正地有选择的社会中，选择完全变成了人的偏好意义上的选择就是事物发展的一个结果。

在古典理论中，自由被解读为一种“高贵”的东西，好象是关联着人类修养中的道德因素，到后来，当自由社会的实践一点一滴发展到成熟的程度时，它的意义就必然面临着一次完全地修正，修正的结果是道德的因素被淘汰了，而政治的因素越来越突出，最终在个人偏好的意义上被人们认同。就此而论，66运动即使没有其它的意义，仅仅是反映了运动者的个人偏好，也是一桩值得肯定的事情的。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人类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的“理论”若不被推向极端处才见价值的话，那么民主这种“理论”一定是远离社会生活的。66运动中的真理是关切生活的，因此它必须被推至极端处，就极端处看问题，66运动者宁可把承认人的价值的事情转化为承认人的情感的问题也不肯由此而后退一步。就这个现象你去研究66运动，在运动者的“无产阶级的红帽子”底下隐藏着有血有肉的哪个阶级也不是的人的真实的头颅就会被你看见了，就算你认识了它。对于66造反者来说，他们已经是造了这社会上的“理智原则”的反，把自己变成了情感中的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今天当这种“真相”还没有大白于天下时，人们批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情感弄事，我们好象就没有个好回答的了。

我承认，在66运动中，我们的确是“情感弄事的人”，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跑，一会儿跳的情形来说吧，我们也是谈不上是“理智的人”。虽然在那个时刻我们在理论上也还是认为“情感弄事”不好，但是我们把“革命的情感放到了第一位”的行为不就是同专制社会的“理智原则”做了告别吗？现在回想起来，写大字报、成立红卫兵组织、搞大串联、大辩论、去北京朝圣，甚至连搞武斗这样的事情都不是“情感弄事”又是什么呢？那一行又一行的挂了在腮边的晶莹的泪水不是情感外露之物又是什么呢？当时我们的愚蠢在于我们不可能为“情感”做出理论上的辩护，但我们已经脱离了一贯的“理智”的束缚而变成了“情感”中的人却是事实。因此你如果站在这个社会的正统的观点上，把“情感”看成是低于“理智”的东西，认为一个好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情感原则”之上，就是你自己的错误，于我们有何关系呢？

其实早在大卫-休谟的时代，他就已经着手研究自由社会中的人的情感的问题了，在伟大而又不朽的《人性论》一书中，他抱怨人们对“理性的永恒、不变性和它的神圣来源”已经“渲染得淋漓尽致，”而没有对人类的情感做出应有的研究。在此书中，他肯定了人类情感在人类进步和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并且把人类情感中的两种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素：“骄傲”和“自负”挑了出来，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世界上“没有东西能够象骄傲和自负那样地鼓舞和振奋人心”（《人性论》中译本第451页）。今天，中国社会上总是有那么一些自以为很有知识的人不谙上述伟大哲学家的教导，操着学究的口气，一味地责备66运动者“骄傲”“自负”。在这里，我回敬他们说；“在那个非常的年头上，人不骄傲能够抓住权利吗？不自负能够赢得解放吗？”

在这一本书中，我强调，66运动虽然在一开始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运动，但是运动的更完整的意义还在于它同时地针对运动者自己，运动要求每一个人在“革别人命的时候，也同时革自己的命！”而“革自己的命”——我在事后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运动者要从这个社会以制度的方式灌输给自己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在此之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智”的东西，那么，在运动中，运动者高举“革命的铁拳头砸烂”了它，并且在行为的同时把自己的“革命情感”爆发时所产生出来的那些如珍珠一般的东西串联在一个政治造反的行为中，就是运动者之行为真谛！可见，在66运动中，运动者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还献不够，好象要使自己变成为毛泽东所说的“金猴”，以成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毛泽东诗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