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鲁（山东）：从我文革期间被判刑十年说文革

tuffy05

从我文革期间被判刑十年说文革

山东 张宗鲁 （原山东大学渤海战团）

2004-10-21



让人心冷胆寒颠倒了黑白的特大冤案

我是文化革命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的人。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应该是“功劳卓著纠正平反了”。事实却不是这样！事过三十五年、政府换了多届，我却依然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控、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得对文革和这一案件重新认识。

究其原因：一是经手这一案件、执掌国家法权的人思想水平太低，没有半点社会科学常识、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列毛主义一窍不通；出于他们的社会本能、专门以权势害人。二是由文革的实质“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管理一切公共事务”决定的。这种实质当时除了发动人毛主席之外，只有下层极个别人，通过文革中反复进行的“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生死搏斗”有所感触；其他不管是积极参加、还是坚决反对的人，对这种实质都不认识和理解，仅出于对毛主席的盲目信从。

一、《判决书》和申诉审理《通知书》

（一）滕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6）滕法刑字25号起诉机关：滕县公安局

被告人：张宗鲁、男、32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汉族、滕县龙阳公社冯营大队人，自幼上学，196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山东大学电子系，1968年2月被山东省公安机关拘留，1969年1月教育释放，1969年9月被开除学籍，同年12月25日被拘留，1970年2月26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张宗龙，男、27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系被告张宗鲁的胞弟。自幼上学，1968年高中毕业后任本村生产队会计。1969年12月25日被拘留，1970年2月26日逮捕，现在押。
上列被告因现行反革命一案，经审理查明：
被告张宗鲁思想反动，于1969年9月12日，曾先后书写《“极左派”万岁》《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与解体》等五篇文章，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拉拢他人刻印散发，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被告张宗龙积极参与被告张宗鲁的反革命活动，散布反革命舆论，串联他人刻印、散发反革命文章。
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张犯宗鲁思想反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肆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严重，反革命气焰嚣张。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故依法判处张犯宗鲁有期徒刑10年；张犯宗龙参与反革命活动，归案后尚能坦白认罪，表示悔改，故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三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滕县人民法院

1976年5月19日

（二）、通知书

张宗鲁：

你所申诉的现行反革命案，经本院审理研究认为：你的犯罪事实具有明显的反革命目的和行动，已构成反革命罪，原判认定性质，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故维持原判，驳回申诉。
滕县人民法院
1981年5月27日

二、对《判决书》的分析批驳

（一）总驳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彻底否定文革，绝大部分政权机构中掌握党、政、军、财、文大权的干部和他们控制、操纵的群众，都把维持社会现状和现行的社会权力系统，保护当权者的权力和地位的行为叫“革命”；而把民众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公共所有权”、批评、指责、撒换（即夺权）自已的“公仆”和“公务员”；其中包括应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的矛盾、通过矛盾运动法推理、去认识说明社会的一切现象，以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叫“反动”。他们的这种观念和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反，和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完全相反，是故意颠倒概念，指鹿硬说马，视方偏说圆的行为。

《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完全按照49年到56年“镇反”“肃反”时期的思想观念和法规去处理66年到76年文化革命中的事件和人物，属于反历史行为。难道他们不知道49年以前的革命是属于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共产党是这个革命的“极左派”；53年到56年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私人所有权，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还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法权”，共产党内部产生出一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主要的社会力量，因此这时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形式。

这是毛主席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总结概括时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承认这一理论的人才是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镇压文革势力、剥夺民众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公共所有权，才是反革命行为；违反文革中的根本法规《公安六条》和文革纲领 《十六条》，使用社会职业暴力的人才是反革命分子。《判决书》将思想先进与思想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完全颠倒了。从而也就证明了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所说的：“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是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工农等民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伟大创举，是所有制变革后社会前进运动的必然规律。

（二）对《判决书》的补充和校正

1、我的出身和文革前的简史。《判决书》说：“张宗鲁……电子系”。这是我的出身和文革前的简史。这里完全隐没了我自幼的成长和发展，根本不能让人了解到我能够成长为文革闯将、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带领群众前进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原因。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进行简单的叙述。

我4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上进的封建小农家庭中，那是日本投降的一年。46年第一次解放，47年到48年为“还乡团”统治时期，48年到49年初第二次解放，50年土地改革。

我祖父兄弟六人、为老二，结婚后分居生活，是一个典型的“勤俭持家、致富心十足”的封建小农。半夜起床去墓地扫柴、受惊吓得脑溢血而死。留下孤儿寡母四人，归入大家庭生活。父亲年仅5岁。封建家庭中兄弟之间为争夺家产相互践踏，通行着“弱肉强食”的社会本能。祖母无法在这种家庭中生存、改嫁而去，留下了七岁的父亲、五岁的姑母、不足三岁的叔叔。兄妹三人栖息在大家庭厨房柴草窝里渡日。叔叔不久得了病，无人照顾，夜间爬到锅底下烫死了。父亲、姑姑成为众人驱使、出气的对象。她们衣衫烂缕，都直到婚前没穿过鞋袜，三九寒天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为大人使唤。父亲在苦难中产生了强烈的抗争性，因此挨打受骂是惨不忍睹的，却常常得到异姓老人的同情和看顾。

父亲17岁结婚独立生活，分到的财产却是最劣最少的。时值“贱年”给人打工挣饭吃。母亲常到外祖母家去，要点粮食来掺着往年生了虫子的地瓜叶吃、和姑姑俩人免强度日。外祖母家也很穷困。外祖父曾带着大舅、二舅闯关东，没能立身，二舅病死关东后返回。大舅参加了革命，进行地下工作，被村保长察知抓进了监狱，解放滕县时，被看守们推入井中活埋。外祖母、三舅、大姨、母亲曾经留在家中艰难度日。

父亲曾随着别人外出做买卖，由于不适应小商人的行业就在家起早摸黑，省吃俭用的种地。后来姑姑出了嫁，父亲在种姜上摸索到了一些经验，从此生活好了些。这种封建小农，如果不解放，在资本机器的竞争下，有什么出路？从我们家乡解放时起，父亲历任互助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队长、人民公社生产队长、大队长。他适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这一路线的群众基础。他忠于集体，关心群众，为保护集体和群众利益勇于斗争。他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不抽烟不喝酒，经常到困难户家去看望，及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深受社员们的信任和拥护，却常常遭到多吃多占的干部们的攻击。五七年的一次，有的干部贿赂上一级领导对他污陷，在我族叔的指导下，他口叙，让我写状子、大字报，进行反击。58年他反对过“五风”，曾一度受过批斗，但随后就得到了领导的保护和重用，后来他的提议得到采纳，没有“没收自留地的出产”保护了一方社员，比较顺利的渡过了困难时期。他曾反复地同贪污的干部们斗争，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撑腰，总是胜利。

文革期间他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身居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之上解决村里的矛盾、掌握政策，既制止对干部的肉体折磨，又带领社员学习大寨发展生产。村里没发生过武斗，成为两派群众联合的先进单位。

文革是我村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大队购置了二部拖拉机、一部播种机，建了砖窑厂、木工厂、打面房，打机井修渠道平整土地，平坟造地实行公共坟场，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还建立了“民中”、合作医疗、科学种田实验队、兰球队、文艺宣传队、药材种植地。我们生产队也买了一部拖拉机、三部打麦机和其他农机具，有农机维修组等。后来因我为“山工联”平反，被监禁，在“上级来信”的情况下，父亲退出了大队领导地位。83年土地，上级压着“承包到户经营”以后，恢复了“封建小农的生产方式”，父亲不停的劳动在田间；不仅没有“退休金”，年过80，还要向国家交土地使用税。

父亲从小没上过学，年轻就喜欢看戏、听古书，忠孝节义的思想严重、名誉思想强，经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的行为完全受个人社会本能的支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中，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家长的独裁专制”者。在集体化的生产方式中，他勤劳节俭一心为集体，一心为群众，全和毛泽东时代的学校、社会道德教育一致。这对我们兄弟的影响都很大。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家庭 小生产如何有上学的条件。我上小学很早，是让学校给看孩子，却很少在家做作业，放学之后除了跟着下地就是做家务。小学一年级，我数学就好，长于应用题，由已知求未知。58年我高小毕业在家劳动一年。那时年龄小，个子矮，否则就去上技校了，当时社会上办了很多技校，既不收费又管吃住，学生不足，高小文化的人就是宝贝。

中学阶段是困难时期。初中我们学校是省里勤工俭学的优秀单位。那时我就立志为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学习，是优秀少先队员保送入团，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高中进行过“阶级斗争的教育”，开展过“学雷锋运动”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由政治老师辅导学习过《实践论》。高三时没列入后选人名单就被同学们选入班委。那时借阅过“十万个为什么”全册、《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革命活动》等课外书。那时，毛主席就成了我最崇拜的人物。我初中就开始写日记。

大学，我是“勤工俭学试点班”。一年级我用了大半年的所有课余时间，节假日（寒假没回家）一字不漏地通读完毛选四卷，并逐篇做了笔记。此后还看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论共产主义动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等马列著作，曾耽误过课本的学习，受到过老师和同学的非议。

大学一年级政治课学党史，相当长时间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学习和讨论上。老师曾提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以前按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现在怎样分析？长期让同学们讨论。发言中我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防修防变防止工人农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思想指导下不顾个人安危的投身进去。
这就是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己认真努力地学习毛选，马列著作等革命上进的活动汇于一身，为我成为文革闯将，时时走在运动前面带领群众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打下了基础。

2、文化大革命和我在其中的作为。《判决书》说：“……1968年2月……现在押。”“于1969年……书写……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肆书写反革命文章”。这是我在文革中的简史。这不仅不完全，而且颠倒了“思想先进与思想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根本不能让人们知道我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无法对《判决书》和我进行评定。为了让人们明确《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颠倒黑白的真实情况，我不得不对十年文革、山东文革、我在文革中的作为，进行概括的叙述。

（1）文化大革命：文革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础上的继续革命，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它就是要将最初期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需要对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分析和理解。最初是什么意思，较高又高在哪里？

蒸汽机的发明和普及，就使那里的生产力发展超过了社会需求的发展。从此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的过程。一般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这一历史使命由现存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来承担，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本能要求。“私有制”就是使用国家法权确保行使私人财产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存在、就表明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没有或缺少这种权力。如奴隶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依附民、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者。因为国家本身就是私人所有权的最高、最典型的存在形式，是国王一个人使用和管理其他所有人的工具，或叫社会职业暴力。公有制就是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教学、科研、医疗卫生等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权力系统。在这里私人所有权所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才、奴隶关系”，公共所有权所表示的是人与人的“平等、互助、协作关系”。社会的这种改造是关系到所有人利害的最大事情，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或十几代人，依轻重缓急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改造。不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公有制，只能是名义的公有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系列社会形态相比较，就会有较低和较高的阶段划分。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公有制的社会成分与私有制的社会成分并存，而且进行着激烈、尖锐的生死斗争的社会形态。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的幼芽与私有制的庞大躯体并存，而且进行着生死博斗的社会形态。“公有制的幼芽”是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宣布为“公共所有”并且实行了“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私有制的庞大躯体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和消费依然是个人的“私事”，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权力系统、依旧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也就是使用国家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社会权力系统。“资本职能”就是“工资劳动（包括工分劳动在内）、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利润核算、多劳多得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证明了，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如果不继续革命，公有制的幼芽就会被窒息灭亡，私有制的躯体就会不知不觉的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铁托、赫鲁晓夫、毛主席身后的共运逆潮，全都证明了马列毛主义的这一认识。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宣布为公共所有、实行“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而且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将名义的公有制改造成事实的公有制，就是文化革命的任务。

毛主席是当时世界上大脑最发展、思想水平意识能力最高的人。（------）文化革命是他被社会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所逼迫，又出于个人的责任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和不掌权的民众的忠诚，不得不进行的革命。也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代替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后，社会才不会倒退到私有制中去，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更优越的社会、自然条件来。

最初毛主席对人们的思想水平估计过高，没有意识到人们的大脑发展和意识能力的限制，过于强调了“实践出真知”的一般道理。因此，文革理论的准备很不充分，没有通过足够时间的“理论斗争”，普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没有培养出改造社会的人材来。

文革的实质是“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由这种实质决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并且只剥夺革命的对象们使用社会职业暴力——即国家法权管理所有人的特权，并不剥夺他们的公共所有权，不降低他们的物质生活待遇，必要时还要增加和优待，因为他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有过功劳。在一定的时间内强迫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是必要的，但要给予充分的时间。启发他们将以前所有的感性知识、包括以前革命中的功劳、苦劳、熬劳、疲劳等，整理加工成系统完整的理论认识；允许他们将自己的理论认识公布于社会，并参加社会的理论斗争，也允许他们提出自己的意志和主张，进行社会性的大辩论，只要能取得人民大众的公认，也可以实行他们的办法；只要不是靠社会职业暴力——国家法权，强迫其他所有人实行就行了。

当然，夺权之后的人必须分析认识最初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创立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权力机构；更不应该使用社会职业暴力，或新建社会职业暴力，强制推行个人的意志，而是要通过理论斗争、批驳论战将无穷多的个人意志统一成一个“社会意志”，通过群众运动来实行。以此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我们以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来衡量文革中的人和事，就能明确地看出《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完全颠倒黑白的，属于文革中要改造的对象。

一句话文革胜利的条件很不具备。人们的大脑不够发展，思想水平意识能力过低，他们的认识老是远远落后于革命时期的社会和社会事物的客观变化，总是在过时的思想指导下，把已经前进变化了的社会和社会事物，拉回到旧有的形态中去。这就是让毛主席最伤心和失望的地方，也是让人“心冷胆寒”的问题。

毛主席身居党、国家、社会的最高领导地位，长期以来反复地对人们开导教育都不起作用。这说明人们缺乏社会科学常识，对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了解太少，完全出于个人的社会本能、专长于使用社会职业暴力以权势害人。

文革可划分成四个阶段：一是发动阶段，二是夺权斗争阶段，三是复辟与反复辟阶段，四是新发动前的准备阶段。

发动阶段。这是粉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反路线”阶段。文化革命从文艺批判入手到全民参加的群众运动，它使旧有的官吏靠边站，停止了国家法权对内的绝大部分职能，仅能行使《公安六条》规定的内容；从而让民众放手地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试图按照《十六条》的原则改造社会。在这里“资反路线”就是使用社会职业暴力，包括由官府组织的“工作组”在内、去发动组织文化大革命。它不符合文革的实质、并与之相反，它达不到文革的目的“教会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它只能强化国家法权的职能，增强民众的奴隶主义和依赖性。这已经为“社教运动”完全证实了。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论文发号召、限制国家法权的使用、废除私有制的“自上而下的逐级行政命令”，放手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这是社会历史学上的用语，政治学上叫“民权”）进行群众运动，才与文化革命的实质相符合。

文革中群众使用的“四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群众组织、大串联，是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三种基本形式，全都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成和推广。毛主席采取了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方式，使大串联深入到工厂、农村中去。在这一阶段中毛主席代表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势力，也就是文革势力；刘少奇代表了行使国家法权的社会势力，也就是反文革势力。这种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社会主要矛盾，却是通过共产党内部两派政治势力的生死博斗表现着。因此《判决书》中的“恶毒攻击我党”的话，是睁眼不看事实、专以权势迫害文革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用语。在文革中必须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和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先遣团）两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一分为二。这是由文革的实质决定的事实，不是哪一个权威人士、或哪一种社会势力的主观意志、甚至一定时期内的绝对多数人的“认为”，能改变了的事。正如中世纪以前的人都认为“太阳绕地球转”那样，不能改变“地球绕太阳转”的规律。

在这一阶段中，革命的对象同样不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知道文革的实质；
同样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服从了毛主席的意志，否则文革就发动不起来；社会前进运动的质变，也只能等待条件成熟，使用武化革命的办法。

夺权斗争阶段。从上海“一月风暴”到“九大”召开，这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分毫不让的反复博斗过程。夺权斗争中的矛盾就是公共所有权和国家法权的柱石——军队的矛盾。文革中的夺权就是民众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对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随时进行撤换的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实施；也是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最高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严格限制着社会职业暴力的使用，在四大民主、群众组织、大串联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将来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夺权斗争”，由于没有社会职业暴力——国家法权，而且有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上层机构，有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正常秩序和习惯；四大民主、群众组织、大串联、选民的多数随时撤换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的形式，是会改变的。这种改变是发展、不是取消，是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松愉快。

夺权斗争一开始，就出现了“二月逆流”。不过有毛主席在，他们形不成反文革的司令部，推选不出司令长官；也只能由国家机构中的官吏们“各自为战”，使用自己还能使用的社会职业暴力，违反《公安六条》、文革《十六条》，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本能的消灭文革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保住和夺取地方的局部权力。这就足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文革势力镇压下去。

“二月逆流”来自军队、警察的介入，“三支两军”的结果走向反面。这是因为军队是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的柱石。在社会动荡时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就可以通过军队行使自己的意志，推翻其他所有人的意志。出于军队的本质，“支左”人员只能是国家法权和私人所有权的载体，只能是“公共所有权”的对立物，从而与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势力产生矛盾和冲突。“带枪的资反路线”被提了出来。由于军队在现实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决定了不能用解决行政部门问题的方法去处理。这就不得不妥协和退让，等待人们在斗争中的觉悟，等待条件的具备。这就要挫伤“批判带枪的资反路线”的锋芒，稳住军队保住自己的阵地。

“二月逆流”在上面虽然是“怀仁堂会议”中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功臣；下面实行的却是“支左”中的部队干部。“反逆流不提带枪的资反路线”，但在反逆流群众斗争的声势下，撤换“支左”部队进行学习、检讨。以此“借用”保护私人所有权的力量，来暂时保护公共所有权的行使。这就把林彪推到了社会矛盾的顶峰，接受考验。

林彪被提升为国防部长后，取消军衔制、提出“四个第一”、大力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为文革的准备和发动出了不少力、立下了功劳。“三支两军”中，却暴露了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太少，大脑中只有直观感觉的历史材料的堆积、不理解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因而不认识最初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根本矛盾和文革的实质，也就逃不出个人的社会本能对自己的支配。这就使他不自觉地成为“九大”后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的总代表。

夺权斗争反复进行，充分显露出：公共所有权的行使受到了社会职业暴力的阻挡。解决公共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置军队、警察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了“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和警察”的办法。那是外国军队 围困巴黎的对外战争时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完全赞成马克思的主张，但在“十月革命”后，依然使用了“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法权”建立了红军。五八年“公社化”是在和平时期军队不介入民事，“全民皆兵”失败了，没起多大作用。一月风暴的“上海公社”，没有触及“社会职业暴力”的问题，所以改成了“革命委员会”。夺得了权力的人由于不理解社会的主要矛盾、文革的实质，不知道去创造“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上层建筑，制定和确立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程序和原则，并进行普及，不能用“公有制”的思想理论去统一群众的意志，化解与革命对象的矛盾；反而按照私有制的思想观念，全力打压自己的对立面和异己势力，强制推行个人意志，或使用旧的社会职业暴力，或组建新的社会职业暴力。结果就站到了国家法权一边去，消灭公共所有权。这样无论换上谁掌权都是不能“防修、防变、防止工农等民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新上台的人，没有受到民主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长期锻炼与考验，“社会本能”对他们的支配作用就更加明显。

革命受到了人们的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无法前进半步。“反逆流”进行了大半年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不得不妥协退让，想用“斗私批修”的道德教育改变人们的私有观念，显然是不起作用的。在社会动荡时期，除了象毛主席这样的“自觉理性”的人之外，各种社会势力的代表全都撕掉了面纱，显露出自己的社会本能。毛主席面对着文革受到人们的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用“三结合”的形式任其发展，等待人们的觉悟和条件的成熟。

夺权斗争反复进行，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行使权力的社会职能，暂时落在了“三支两军”的人们手里，林彪是其最高代表人物。

夺权斗争一开始，革命的对象就已经清醒了，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意识到：公共所有权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从而产生出“消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回到私有制中去，以保住和发展大官们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恢复文革前的使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管理所有的人，是第一步；等完成了这一步后，再变“共同富裕为部分人富裕”，从而“彻底砸烂工人农民等不掌权的民众的锅灶和饭碗”，让他们整天跪在掌握党政军财文大权的人们面前乞求生存，从而绝对服从当权者的摆布和指挥。

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阶段 。其时间是从“九大”闭幕到林彪出逃。由于人们不懂社会科学、不懂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更不会应用它分析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矛盾和面对的社会事物，从而不知道文革的实质。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斗争”的规律就起作用。“九大”后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从中央文革小组到文革势力的头头和骨干，也包括毛主席之外的中央一级的老少领导人，更不用说中间群众和反文革势力，都认为：文革进行了三年多了、进行了全面夺权。胜利的召开了“九大”，与修正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应该恢复到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中去，全力进行四化建设。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就成了这一社会势力的总代表。

“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就要消灭文革势力、消灭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权。这是对文革纲领《十六条》的背叛，与马列毛主义——造反有理论、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的实质相对抗。这样林彪就从文革的领导人，一下子变成了联合反文革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司令；正象二七年，“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一样，由革命的领袖一天内就变成了反革命的头子。

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清查“5、16”。“5、16”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清查“5、16”就把全国的文革势力镇压下去。它是在全国推行“造反有罪、镇压有功论”的，是全面剥夺公共所有权，为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5、16组织”是根本没有的，在北京也仅仅是个别人以此名称给周总理写过大字报。66年5月16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通知，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派往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开始批判“资反路线”。毛主席曾提出“清查5、16不要扩大化”、“对造反派要手下留情”。可“清查5、16”自“九大”以后遍及全国，并接连进行。对清查对象采用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纯属阶级报复。正象57年反右扩大化那样。

毛主席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以“不设国家主席”的方式，挫败了林彪集团的锋芒。林彪复辟集团企图以“武装政变”的手段推翻毛主席的领导，消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装政变被粉碎后，林彪不得不驾机出逃。粉碎林彪集团后，复辟势力依然很强大，而且加强了“清查5、16”的工作，去消灭文革势力，对毛主席“清君侧”。

人们不从社会前进运动的规律上去理解“不设国家主席”的含义，只是就事论事的忙于“清查5、16”。要知道：在私有制下“国不可一日无君”，没有国家首脑的国家，其职能也就大大削弱了。文革十年就是“没有国家首脑”的十年，就是限制着国家法权，充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十年；也是最初行使的公共所有权同没有国家首脑的国家法权，反反复复进行生死搏斗的十年。十年斗争的事实证明了：既使这种没有国家首脑的国家，也可以易如反掌的消灭掉“公共所有权”。

限制国家的对内职能，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 ，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不用说57年的开门整风、58年“用公社代替国家”的尝试、64年的社教运动；就是66年4月14日，毛主席在上海召集的一次坐谈会上的谈话中，也确切地表明了。其中除了大谈“革命与法律”的关系之外，就是讲英国和日本的“虚君共和制”。其中的寓意是：虚设一个国家形式，让它对内不起作用，而要使用“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我们可以概括为“虚政民权制”。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适应当时的情况，向前发展的一种形式。

新发动前的准备。文革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为首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普及了马列主义，普及了“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观念。但文革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使革命的对象觉醒了。他们以“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进行四化建设为旗号，全力反对造反有理论，推行封、资、修的“镇压有功论”，疯狂地对文革势力进行分化瓦解、打击、消灭，彻底地消灭“公共所有权”的行使，消灭“公有制的幼芽”，为复辟私有制扫清道路。

除毛主席之外的文革势力，受到了个人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很少有人意识到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矛盾，理解到文革的实质；在复辟势力的强大攻势和分化政策下，一些头头、骨干、争当“宋江”，变成了投降派；另一些人抓进了监狱、判刑劳改或受管制，更多的人在“清查5、16”中受打击和迫害。

要解决“公共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的矛盾”、只有进行理论上的大补课。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被斗争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到提了革命的首位，却无法让人接受、无法进行下去。在粉碎林彪集团的条件下，当人们对“昨天才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今天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狂”的事实，惊愕不解时，才开展起来。由于 “理论是抽象晦涩”的东西，对于“理论修养”很差的民族，只有结合具体事件才能免强形成群众运动。又因为科学理论中的“概念”与直观的感觉所造成的“观念”完全是两码事，甚至常常相反，所以这种“理论补课”的效果也是不大的。

“批林批孔”是批判贯通于整个私有制社会中并占主导地位的“剥削、压迫有理、镇压有功论”，使马列毛主义的“造反有理论”得以普及和深入。这是分化反文革势力的营垒、增强革命的力量、改变势力对比的根本方法。“批儒评法”使人们明白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分为二。“评论水浒”让人们懂得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问题，以此让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懂政策、讲策略，为夺取文革的胜利奠定思想理论基础，造就人材。可惜的是历史伟人与世长辞，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借助于中间势力的撬板呼啸着占领了阵地。从而宣布了文革的失败。在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建设四化的旗帜下；不仅消灭了“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文革成果，而且消灭了“公有制”的名义以及和这个名义相适应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即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成分”，退回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中去。并引发了国际共运的特大逆潮。

（2）山东的文革。山东文革的发动。山东大学是全国最早进入文革运动的四大院校之一。文史系的学生65年底就开始讨论历史上的清官、贪官问题，66年3月开始停课辩论，大字报贴满教室。听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当晚，大字报就贴满了校院。其他系的同学也就卷了进去。接着也就进入了“停课闹革命”的文革中去。

运动初起他们就很注意与工人的结合，本校工人一开始就支持他们。运动发展到社会上去，济南市的工人、市民成了他们的坚强后盾。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站在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势力一边，成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坚强战士。

山大十二个学生是最早造反去北京学习的人，参加了“8、12红卫兵誓师大会”、“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在天安门前成立了“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青岛事件”（市委挑动工人斗学生）山大去了近二千人，会合北京等地的学生，支持青岛三大院校的革命，《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不久大部分人返回了学校，留下百十人支持保护造反的干部王效禹等，成为青岛文革势力的一部分，直到“2、3夺权”。在校的一部分学生串联组织起来，集体加入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为“尖刀班”。另有十几个同学成立了“驻省委毛泽东思相宣传队”，后来改为“红色敢死队”。省委为了撵走他们，不让他们去省委伙房吃饭，引发了绝食斗争。他们绝食几天后，本校、其他院校、工人、市民中的许多同志们都到省委去看望他们。在省委大院召开了“批判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从此，运动发展到社会上去。工人、市民、文艺工作者、郊区农民都纷纷成立造反红卫兵组织，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公共所有权。

接着大串联兴起，山大绝大多数人在省内串联，到下面地、县发动学生、工人、农民成立红卫兵组织、开群众大会“揭批资反路线”、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公共事务。这些组织一般都加入到“山工联”、“山文联”、“山红联”等，省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中去。这样全省各地文革势力大都与“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直接联系着。其他院校的学生很少到工人、市民、下层地县去发动群众，从而不能代表以工农为主力的山东文革势力。

通过批判资反路线、成立红卫兵组织、进行大串联，山东各地的保守派组织（它们比造反派组织成立的早）解体了。省委也分化出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由“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的文革势力控制了山东的局势。这时“造反有理”的思想意识最强胜，“公共所有权”能够行使；干部一般都靠边站，国家法权停止了对社会的作用。

时值上海“一月风暴”，各地进入夺权。这时山东的反文革势力同全国的反文革势力——即国家法权这个社会力量一样，不服从毛主席的限制，酝酿着一次大反扑。中央以“怀仁堂会议”为标志，后来称“二月逆流”。

山东的夺权与反夺权。山东以公安厅、省军区为核心的社会职业暴力，违反《公安六条》、《十六条》、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规定——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公共所有，以及“军队支左”的中央指示，直接插手文化大革命，策划了“一、三一事件”；以冲击专政机关为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造反组织的头头抓进监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仅山大的学生（包括在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以几天到几年不等。这是国家法权与公共所有权的一次大交战。

青岛夺权后，王效禹受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济南参加山东的夺权。出发前曾开会确定：没有“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加他们就不参加夺权。当王效禹等到了济南以后，这些组织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并拘禁了头头、骨干。王效禹就背弃前约，变了立场，联合公安厅、省军区这些反文革势力和几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原“山红联”的部分）、“山工联”下属一个最小分会等，这些中间势力。于二月三日宣布山东夺权，称“2、3夺权”。这就认定了，以“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代表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进行解散拘禁头头、骨干、的事实是“正确”的。

公安厅、省军区及下属各部以“支左”的旗号出现，所到之处就打击、镇压
文革势力，支持扶植反文革势力，从而把全省内已经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保守组织复活起来。

山东的夺权是以王效禹（原为青岛市付书记、付市长）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联合保守势力镇压文革势力的夺权。保守势力壮大后就要借助于“镇压有功、造反有罪论”，从王效禹代表的中间势力手中“反夺权”。这就逼使着王效禹在全国率先发动了“反逆流”，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组织“反逆流小组”、到下属各地支持受压的文革势力，却不给文革势力的省级组织平反，不释放他们的负责人，只把他们的下属组织改变名称吸收过去，使其加入到“山红指”“山工指”“山贫指”中去（2、3夺权后才出现的这些组织）。这样就把保守派的群众组织解散，打压了下去。同时打击了省军区、公安厅和部队的所谓“支左”人员。

文革势力壮大后就要求为原来的造反组织平反、释放负责人；从而让“造反有理论”占据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为行使公共所有权开劈道路。这就进入了“为山工联”平反的斗争中去。平反斗争形成高潮，王效禹的政权不但不平反、放人，却以“群众专政”的名义，组织起社会职业暴力——“文攻武卫队”（群众称之为“棒子队”）维护其权力，并向一些单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再一次联合保守势力压抑、打击文革势力。当压不住时，就调集数万人对，山东大学、铁路机械学校等进行围攻，大搞打砸抢抄抓——这就是臭名昭著的“8、29事件”。“8、29事件”明显地实行了“镇压有功、造反有罪”论，又一次剥夺“公共所有权”。

“镇压翻案兵”之后的“军宣队”“工宣队”，再一次复活保守势力。保守势力又一次借助于“镇压有功、造反有罪”论，向王效禹代表的中间势力反夺权。68年底69年初王效禹企图发动“反复旧”，再一次利用文革势力保住其地位。但时间不再允许他们表演了：一是迎接“九大”的召开，二是两年半的时间证明了，他是消灭“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法权的代表人，再也不能得到民众和毛主席的认可。

山东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九大”结束，以袁升平为代表的反文革势力（济南军区政委、林彪在山东势力的代表）和王效禹代表的中间势力（当时没有文革势力）势不两立；没有返济，在周总理的参于下开会解决矛盾。制定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中央作了批示。其中有为错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一条。会上王效禹只承认把“山工联”等，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坚持不给平反的错误。会后王效禹以“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军乱军”的罪名被拘禁关押。袁升平代表的保守势力利用批判王效禹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大造声势，从中间势力手中夺权，并彻底清算马列毛主义的“造反有理”，推行私有制的思想理论系统——“剥削压迫有理、镇压有功”。接着投入林彪的怀抱，通过清查“5、16”等，全力消灭文革势力，剥夺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

在落实“中央批示十条”的斗争中，“山工联”的一些群众又卷了进去，要求为“山工联”平反。来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山大的一部分学生最初也参加进去看到风向不对，立即退出；另一部分人扭转了方向，但立即遭到袁升平代表的反文革势力的打压。

粉碎林彪集团后，袁升平作为林彪在山东的代表撤职审查。在“批林批孔”中，山东人民再一次掀起了“为山工联平反”的群众斗争；并且再一次受到了以白如冰（文革前的山东省长）为首的省革委的压制。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又有群众酝酿着“为山工联平反”的问题，却为“抗震救灾”所冲击。

“山工联”是文革中山东省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领导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阶级斗争 ，就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斗争，也就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与私有制的上层建筑之间的斗争。这是确保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刘少奇在检查中说：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正是老革命站在国家法权的立场上，对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坚决反对和消灭，最终就消灭了公有制的幼芽，消灭了最初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共产主义的信仰、几十年拼命流血争得的革命成果和荣誉，都阻止不了“社会本能”对个人行为的支配作用。一句话：人们对社会和社会事物的认识，距离“科学”的程度相差太远，对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系统近于无知。

（3）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前面讲到：我是在通读了毛选四卷和一些马列著作的基础上，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防修、防变、防止工人农民等民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思想指导下投身于文化革命的，而且从小就没有脱离过生产劳动。

文革发动阶段：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后，我就积极地看大字报，有时还作记录，并积极地将自己的意见、看法，用大字报的方式公布出去。这样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公共所有权，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文革初起，我就连续写了三篇批判保守派思想体系的大字报，《评×××的大字报》。接着我一个人办了油印小报《战斗》，在系内分发，其中写了《革命之研究》连载三期。此后，我经常随感而发写些杂文，用大字报张贴出去。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每天都有我的大字报，从而成为写大字报很多的人。当我听到毛主席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后，就在全校各系串联，进行红卫兵的组织工作。青岛事件时，我参加了支持青岛文革的活动。返校后加入到“尖刀班”中去。

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中央责令各地为错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的学生”公开平反。山东省委以泰安虢恕连、济宁张俭等为典型，在省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平反。我校同学收到了北京寄来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制成标语板由我和另一同学抬着走在学校队伍的最前面进入会场。

九月底“尖刀班”全体，由班长带队去北京学习。国庆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都受了检阅。还推选班长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接见，并逐一握手；他们在中南海住了三天，听了周总理的讲话。从北京回校后，我参加了看望“绝食斗争”的同学，参加了“批判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大串联初起，我校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开始觉悟解体，召开大会检查错误。我参加了他们的大会，站出发言，欢迎他们的行为，并号召造反派的同学要讲政策、正确地对待他们。此后，有从此京回来的同学联系步行串联。我离开“尖刀班”步行到长沙、韶山，参观毛主席革命活动的旧址。路上参加过支持中学文革的运动，了解农村情况、发动农民成立红卫兵。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农民的生产、分配、生活等一切公共事务。

这一阶段中，因我积极勇敢地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受到全校师生的高度注意，学校领导就整了我的“黑材料”，后来文革派的同学搜出烧掉。

总之，在文革发动阶段我是山大有名的革命闯将，是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同文革的阻力斗争的名人。

夺权斗争阶段。“2、3夺权”时，我在长沙，看到了将“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传单后，立即返校，已是二月二十多号。学校里冷冷清清，人数很少。我到了“尖刀班”的住地一看，屋内乱七八糟，空无一人。我拿起笔来就写了一张纸的大字报，贴到校门内的墙上，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与镇压文革、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的势力斗争。这本质上就是反逆流、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第二天，新校保守派的几个同学闯进我的住处，不由分说扭着我的胳膊，送往省军区。军区不收，送往公安厅。公安厅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成了关押人的地方、被关的人满满的。三月十号前我被释放。不久王效禹发起了“反逆流”的斗争。原“尖刀班”的部分同学集合起来，成立了第二届“尖刀班”。原来的班长还在监狱里。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成反革命后，在“军宣队”支持下，山大保守派的组织恢复了，参加的人很少，“反逆流”时很快瓦解。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个别人，受省革委的指使和王效禹直接联系成立了“红2、3红卫兵”，但长期以来就几个人。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过去，并立即占据了学校的主导地位，成了济南“反逆流”的强大力量。三月底，四月初就酝酿着为原来的组织平反、要人的斗争，鉴于济南之外的保守势力强大，文革势力受压进行了妥协。山大的很多同学都参加到省革委组织的“反逆流小组”中去分赴各地县。“尖刀班”大部分同学也下去了，我留在学校。5月底，6月初下面地、县反逆流的局势基本形成“尖刀班”有人返校和在校的同学商量，写大字报要人平反。我提笔就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标题为《必须释放××等革命同志》。当时在场的三人通过，其中一人随手签上了“十月革命”的名子，又抄了两份，分别贴到省革委、省军区、公安厅门口。并在马路两旁刷上了平反、要人的大标语。这一行动轰动了整个济南市，从此为“山工联平反”的斗争风起云涌、前仆后继，直到毛主席去世。

在我们贴出平反、要人的大字报后，有中学的几个学生找到我们，就联合起来创办了油印小报《革命风暴》，每期印一二百份。在这里首先刊载了我写的《创刊词》，接着有《论二月失败》、《知识分子的叛卖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还有其他人写的，《驳反动的三条路线斗争论》《论四月妥协》等一些长篇论文。每一期都送“省革委”一份，省革委也专门成立小组收集我们的小报、传单、标语等。七、八月份平反运动进入高潮，王效禹曾通过学校革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们压制我们，平反斗争也曾低落了一个时期。但工人阶级通不过，很多市民通不过。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公共所有权的问题。当然我也成了学校压制的对象，为山工联平反的带头人。在这时的斗争中，很多工人、学生等，都被王效禹组织的社会职业暴“文攻武卫队”抓去抠打关押过。后来毛主席批评了“文攻武卫”的提法，而解散。

“8、29事件”使山大等一些学校的学生离开学校，流落他地。我也被抓进“棒子队”，打得全身浮肿，青一块紫一块，关押几天后逃出。

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不研究认识产生文革的社会客观原因，不去创立“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机构；却违背文革的根本原则去镇压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从而站到了反文革势力那边去。这就决定了他在文革势力和反文革势力之间来回振荡，最后被历史抛弃。王效禹镇压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行为更加激起了民愤，使平反运动在全省范围内继续发展下去。

受压抑的文革势力，依仗着“造反有理论”在个人头脑中形成的模糊不清的观念，去寻找眼前事变的答案和理性说明，从而有人提出了成立“毛泽东主义学习小组”的倡议。这和毛主席此后一再号召学习马列，粉碎林彪集团后掀起学习理论的运动是一致的。由于全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地方较早的提了出来。这是社会前进的生长点，是不能打击和消灭的。我在几个“翻案兵”的聚会上读了这一传单，有人不同意，也就作罢。后来，反对的人报告给王效禹的革委会。王效禹出于镇压“平反势力的需要，68年2月到69年1月将我们抓入省革委直属看守所，关押了近一年。

王效禹将我们监禁之后、捏造了莫须有的“渤海战团”、反康生、反中央文革等罪名，污蔑我是“渤海战团的头头”，捏造“事实”办了展览，组织济南市的群众轮流参观，“受教育”。从而将文革势力再一次镇压下去。事实上，我连“渤海战团”是什么都不知道。

69年1月初，学校用小轿车把我们接回去。释放前专案小组的领导人对我说：你的材料王效禹全看过，说你的笔杆子真硬。还说：这是“群众专政”，回去由学校做结论。“九大”后王效禹倒台，学校曾准备以我为代表，公开平反。又因我反对林彪集团复辟的行为，被林彪在山东的代理人拘禁，没能实行。
这就是说在夺权斗争中，在同王效禹的反革命两面派斗争时，我是立功最大的人；是捍卫“造反有理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革成果、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功劳卓著者。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九大”之后，落实中央“批示十条”，最初，我没
参加；当时曾写信给一个同学和家里，表明不参加的态度；却没挡住有的同学和一些工人、市民的邀请。当时也认为“有毛主席健在、革命一定能进行下去。我一进入群众运动就扭转了方向，写了《告全省人民书》，力主为“山工联”等群众组织公开平反，批判保守派的思想体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十六条》的精神来改造社会。接着就遭到了袁升平所代表的反文革势力的镇压。我就离开济南去了外地。

我结合当时全国使用军队，以“三支两军”的名义，剥夺文革中普及的“民权”，镇压文革势力，“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的舆论，意识到林彪代表的社会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主义的危险性。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阐明“文革造反有理”的理在哪里，讲明文革的实质，发掘文革纲领《十六条》的内容。从而自觉的进入了同林彪所代表的社会势力进行“理论斗争”中去。也就写出了《判决书》所说的五篇文章。不久庐山会议“不设国家主席的斗争”、粉碎林彪军事政变阴谋、林彪出逃，接着而来的学习马列著作、“三批两评”的群众运动，全都证明了当时我写的几篇文章是马列主义的、是革命的。

我的这几篇文章是运用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矛盾，讲明了文革的实质；并且以矛盾运动的推理法正确地揭示出林彪集团军事政变的必然性。这就从理论上彻底地的战胜了反文革势力，揭露了他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历史行为。这就使得山东反文革势力的代表袁升平对我们恨之入骨，置之死地。抓进了监狱。

“批林批孔”期间允许在押人犯学习马列毛著作，我就向家里要了一些马列毛的书，带着文革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进行研读。从而比较系统的掌握了马列毛的基本理论体系。

73年“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中，重新又掀起了为“山工联平反”的群众斗争，有人提出把我们从监狱中要出来，但听说已押回原藉也就作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中央“关于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决议”。其中有：凡是学生不论因言论还是写文章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一条。当时的报刊杂志也反反复复批判所谓的“思想犯罪”、“恶毒攻击”、“妄图推翻”等罪名。这正符合我们的案件。可当时的滕法依旧站在早已垮台的林彪集团的立场上拒不纠正。

79年12月底，我刑满释放，遣返原藉后，就不断地信访、上访。滕法有关人员说：这是省里定性的特大要案，我们无权改动；还说：平反冤假错案也不能一风吹。省里有关接待人员说：哪里判的你就找哪里。就这样来回推托。81年5月滕法给了一个“维持原判”的《通知书》了事。直到86年最高法、高法、省委、省人大、山东大学、中法都行文要求复查此案。6月滕法将我传去，亦答复“维持原判，并说前已复查给过《通知书》，不再另行文件。至此石沉大海，永不得翻身。

（三）逐条评论。

1、前科。《判决书》说：“68年2月------教育释放”。这是《判决书》认定的前科，证明我是一贯地“思想反动”，一贯地“反对文化革命”。通过上面的介绍，人们一定能认识到，这是完全颠倒黑白、胡诌八扯。把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扯成“山东省公安机关”，把“群众专政”、“由学校作结论”，胡说成山东省公安机关“拘留”、“教育释放”。我严正声明：文革中公安机关只能执行《公安六条》，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违法行为，也是践踏54年宪法的和75年宪法的。一切国家机构包括国家首脑在内，违背宪法和法律，也要追查他们的法律责任。如在低一级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对总统的“弹劾”和“审讯”等。

我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为使人类从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同反文革势力拼死斗争，受到迫害是光荣的、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巨大贡献。

2、“1969年9月被开除学藉”。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难道《判决书》的拟定、通过人，一点都不知道吗？当时我们“下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为“山工联”平反，落实中央批示“十条”，正是站在社会主义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立场上、站在中央批示“十条”的立场上、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行为。袁升平所属的势力，首先控制了我们的学校，以学校的名义开除我学藉，是对我的 迫害、是打击消灭山东文革势力的需要、是剥夺公共所有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他们才是反动的。后来学校表示：文革中开除学藉是不算数的。

《判决书》在粉碎林彪复辟集团多年后，依然抬出这一条继续对我迫害，从而说明他们对文化革命一点都不懂！既然如此，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凭借着什么性质的权力、依据着什么性质的法律对我们拘捕、关押、判决呢？其不是纯粹靠权势害人么？

3、“------拘留------逮捕，现在押”。这里除了阶级迫害之外就是错误和阴谋。
（1）实况：1969年12月我们不是被“山东省公安机关”拘扑，而是被林彪复辟势力在山东的代表——袁升平亲自决定成立的专案组拘扑，关押在省革委直属看守所，一年半后，林彪出逃前几个月转滕县看守所，又关押5年，于毛主席去世前几个月，由滕法出面判决。这纯是林彪的爪牙袁升平，为消灭文革势力，剥夺公共所有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成分，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是在“军事政变”败露后，为逃避罪责，保存实力耍弄的手腕，是在毛主席病危时，进行的反革命报复——“杀一儆百”，来达到恢复私有制并长治久安的目的。

（2）评论：善良的人们总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看待社会问题，根本就不懂得私有制下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阶级的生死、贵贱、荣辱的特大事情，统治阶级历来是不择手段消灭对手的力量，逼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如本案所涉及的，“1、31事件”、“渤海战团”、“清查5、16”等，全都是为消灭一省一国的文革势力而策划的阴谋或“莫须有的罪名”。而“道德观念”、“法权观念”都是非科学的，都是统治阶级可以操纵地“统治人民的”工具。唯有“阶级斗争观念”。才是较正确的反映私有制社会中“人的社会本能”的科学观念。

如粉碎了刘少奇的司令部又产生林彪的司令部，粉碎了林彪的司令部又产生其他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他们都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其社会基础没有触动，搞掉的司令部再多，复辟势力照样会推出代表，组成新的司令部。此外，一些头面人物，在没有上升到应有的社会权力地位时，是革命的领袖，“一朝权在手，只把令来行”，就会立即变成反革命的头子。如“4、12”前后的蒋介石、文革中的王效禹、林彪、华国锋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以头面人物划线，而以阶级的历史使命划线。

《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吗？知道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吗？他们承认社会主义是阶级社会吗？他们是否意识到“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就是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为什么不去实行《十六条》中指出的“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呢？在这里“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权力，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必须有利于“公共所有权”的行使，上层建筑必须确保“公共所有权”的行使。这些道理他们全都不知道！一句话，他们无知到非常惊人的程度，从而不配行使“消亡中的国家法权”。

4、《判决书》所列的“罪证”。“上列被告------文章”。这是将我判处十年徒刑的“罪证”，也是我文革中永远不能磨灭的功绩。它表明了当时我在思想理论上已成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在对“罪证”逐一分析认识之前，首先认识一下《判决书》的手段和方法。

其手段是“有罪推定论”。以“现行反革命”为大前提，证据是“思想反动”，证据的证据是五篇文章。其中列出了三篇的标题，隐瞒了两篇，对文章的内容没有半点的谈及，不考虑写文章的背景和时局，不根据当时林彪 和毛主席两个司令部所代表的两种社会势力，正在进行的复辟与反复辟地生死搏斗的事实，去分析认识文章的立场、内容性质，不考虑文章当时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只拿出一些连审判人员都不知道含意的政治帽子，用以颠倒“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进行阶级迫害，成为“判刑的根据”。世界上还有比这种手段更卑鄙无耻的吗？

《判决书》所代表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不顾当时复辟与反复辟生死搏斗的历史事实，不触及文章的立场、目的、内容性质；专门以自己或小集团、或主人上司的“认为”为准则去审讯判决，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抽掉了时间性，用凝固不变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镇反”中的思想法规，对待文革和文革中的人和事，是形而上学；这是一种反历史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反对“运动变化论”的思想方法。而《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又是文革的对象——国家法权的势力，就只能用颠倒“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的手法，去消灭文革势力恢复私有制。

分析与反驳。“现行反革命”，我们结合行为的时间、空间，“现行”就是正在进行，“反革命”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判决书》中的“反革命”三个字，正是对“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这种社会改造中的两种对立的社会势力的立场的完全颠倒。前面多次讲了，不再重复。再看“现行”，从我们被拘禁到判决已经过去了六年半的时间，在这六年半的时间内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不设国家主席的斗争”、粉碎林彪的军事政变阴谋、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驾机出逃、学习理论、“三批两评”的群众运动、党的“十大”、“四届人大”。当时的斗争对象林彪集团早就被粉碎，林彪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早就被撤职审查。因此，我们的案件已经成了“历史”，怎么还能用“现行”呢？

这说明了《判决书》中抽掉了时间概念，故意对毛主席代表的文革势力迫害、故意践踏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共所有权、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私有制。
“思想反动”。其证据就是“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却是正确的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当时面对的社会矛盾，正确的使用“矛盾运动法”进行推理，走到了社会运动前边去，并正确的揭示出即将到来的社会事变的“先进思想”。《判决书》中的“思想反动”，纯是颠倒黑白，迫害文革闯将，消灭文革势力的恶毒诽谤。

“五篇文章”是“思想反动”的“反革命”的最终“证据”。我们就来一一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极左派”万岁》（“极左派”这三个字，在刻印时漏掉了双引号）：这里的“极左派”就是文革中的毛泽东派，这是历史的事实，毛主席本人也很清楚。早在文革前毛主席接见外国进步学者时就表明了：他在中央很孤立。文革中一再叹息：我党真懂马列的人很少。76年6月病重期间召集中央一些人谈话时也指出：文革支持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这就是文革中“极左派”的含义。十一届三中、八中全会的精神也从另外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
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夺得了权力的“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林彪、华国锋、王效禹等，都主张回到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中去”，完全象“由一种私有制到另一种私有制的革命”那样，全力打压消灭自己的对立面和异己势力，根本不去考虑如何确保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如何创造出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上层建筑。《十六条》中“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们一点都不懂。------。反文革势力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根本就无视文革中阶级斗争的事实。把八亿人民，上自七、八十的老太太、下至七、八岁的娃娃都卷入进去历时十年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看成是毛主席的“个人怪癖和爱好”；他们固意违反《公安六条》、文革《十六条》，无视毛主席的指导、肆意践踏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本能的复辟私有制。

此外，当时王效禹代表的中间势力，把自己说成“左派”，而把“为山工联平反”的群众污蔑为“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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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指明的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 “犯了左的错误”，也是反文革势力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

《“极左派”万岁》中的主要理论是“阶级关系变动论”。这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草稿中的科学论断，他说：“这个复兴（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马、恩选集》二卷第416页）。这也是毛主席早在5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所有制的变革使得社会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后期思想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这里的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用的是“特权阶层”；《二十三条》、《十六条》中用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给陈正人六四年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用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指主张使用“国家法权管理一切人的人”）。在“九大”前后用的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总之，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那些“处在国家机构中，使用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大官们，构成的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成了文革的阻力。文革宣布了这个阶级的灭亡，这个阶级出于求生的本能，怎能不拼死的反抗呢？在《“极左派”万岁》中我使用了适应于一切阶级社会的“特权阶级”这个名词。

可是人们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不去学习理解，更不能结合面对的社会现实去应用，个人的行为完全由自己的“社会本能”，凭着自己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为”去支配。处在国家机构中的人，站在资产阶级国家法权立场上，全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这才是货真价实地消灭社会主义复辟私有制的行为。这就是毛主席身后的中华民族中的复辟倒退路线能胜利、国际共运产生特大逆潮的根本原因。

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关系变动论”，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认识。只是当权的“大官们”出于本阶级利益的需要，不去正视和承认罢了。
本文的其他部分是运用“运动论”，这个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说明社会现象和国际共运中的现象的。最后是“新生的革命势力必胜”。新生的革命势力就是接受了马列毛主义“运动论”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社会势力。虽然他们在毛主席逝世后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胜利了的人们全力污蔑消灭他们；但是他们决不会被消灭。“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世界大变革”就在眼前。这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它继续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所反映的社会运动规律，由于受到了私有制势力控制的宣传教育机构的歪曲、和篡改，至今很少有人理解，它却自然自发的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科学头脑”去学习、研究、普及它，从而产生出改造当今世界的更多的自觉成份来，以便减少它在自然自发的起作用时带来的灾难和破坏。
象这样在国际共运史上，重新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文献，竟被《判决书》颠倒成“思想反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文章”，这确实是无知得令人心寒。反文革势力可以暂时把无产阶级革命镇压下去，但是无法消灭马列毛主义，无法把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从历史上抹去。

第二，《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这是论证文革的实质：“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文章，也是《十六条》中“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化。文中的特权制社会是指一般的私有制社会，也包括使用国家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提出的“民权制社会”，就是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最初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宣布了社会财富和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所有，并且写入了宪法，实行了一系列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却没有实行“用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而一切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还是使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因此属于特权制社会的最后一个形态。“民权制社会”在这里无非是结合“文革中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发明创造，而又为毛主席 肯定和推广的方法；将马恩列总结概括的“巴黎公社原则”的具体化。这正是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马列毛主义的最先进的革命文章。《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却把它颠倒成“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具有明显的反革命目的”“的反革命文章”。他们 还自告奋勇地去“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恬不知耻。三十五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正是这个社会势力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阵营、复辟了资本主义，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美国政府为霸主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阶段中去。

第三，被《判决书》隐瞒的一篇，《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的教训》。本文虽
然只写了一半，却是最能代表当时的政局和我们的立场、目的、行为性质的文章。它明确的揭示出“九大”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及其代表的社会势力，“九大”后以“三支两军”为借口，全力打压文革势力，消灭文革成果及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并正确的揭示出其军事政变的必然性。以“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的教训”为前车之鉴，号召人民去预防和粉碎林彪集团通过军事政变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并揭露林彪驾空、迫害毛主席的鬼计。

那时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的国防部长苏哈托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总统苏加诺。本文标题的寓义是：“九大”之后林彪 这个国防部长，将会发动“军事政变”，谋害毛主席，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一时期对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革的势力来说，是最危险的时期。其危险就在于，全国人民对林彪这个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剥夺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权”，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理不理解，不觉察。

我作为一个文革中的青年学生能以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结合时局、进行理论分析，正确的揭示出即将到来的惊人事变。这说明了我的思想先进、理论水平高。《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完全不顾历史的事实，却颠倒黑白的说是“思想反动”“恶毒攻击”。这就证明他们是对社会科学和马列毛主义无知得惊人，却又专长于“以权势进行阶级迫害”。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分裂解体》。本文标题虽然选用不当，却是正确反映了当时林彪拉拢宗派分裂党，企图使中国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质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先遣团”这一历史事实的。

本文根据毛主席发动、领导文革的基本理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依据文革中明确显露出来的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有制变革之后的阶段）中的新任务（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任务）面前，发生分化的情况；划分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改良派、既得利益者阶级的现状维持派、资产阶级的复辟派。针对林彪以“接班人”的名义载入党章的事实，向人民发出的警报。本文是站在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边，坚决反对林彪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

在当时的共产党内部各政治派别的生死搏斗中，只要不分裂，哪一派胜了，党、国家、社会就要执行哪一个派别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它们的性质就向哪一个方向转化。在这里中间势力仅仅是向两极转化的橇板。所有这些全都为35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既然《判决书》所代表的势力胜利了，他们又是为了“消灭文革势力、消灭社会主义中的公有制成分、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对我们进行残酷的阶级迫害，我们也就没有同他们讲道理的必要了。

第五，《“极左派”小组组织法》。只有一百多个字，《判决书》没有列出标题，却也是“五篇文章”中的一篇。本文根据以上四篇文章对时局的认识，试图将，认清“林彪集团”反动面目的人组织起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群众组织”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公共所有权，决定的民众行使主人权力的基本形式。它在文革发动阶段就已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支持和普及。相反，一切反文革 势力，都从解散群众组织、剥夺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开始。在反文革势力的心目中不经过国家官吏认可的群众组织，就是“反革命集团”。历史的事实却与此相反。------

文革 初起，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被官方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关押了几个月。毛主席知道后，坚决支持他们，“红卫兵”成了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方式。它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反路线、粉碎林彪复辟阴谋的主要依靠力量。

人们必须明白：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被宣布为“公共所有”之后，“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是对社会按照共产主义目标继续进行改造的根本内容。这是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早就推定的事情；也是被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十年文革及此后的世界史，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证明了的事，并且以后还要反复证明下去。直到群众随意成立、参加、退出“群众组织”，没有国家法权的干涉和非议时，才能 进入正常地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共产主义制度。

总之，在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集团横行肆疟、全力消灭文革势力、剥夺公共所有权 从而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潮中；人们都对此危险不认识。反而陶醉在“九大”以后的一片胜利凯歌声中时，我的五篇文章，以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极其准确的揭示出，其“军事政变”的阴谋，是捍卫马列毛主义、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与修正主义复辟势力、反文革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理论斗争的文章；也是晴天的霹雳，国际共运中难得的重要文献。

《判决书》在列举了判刑的“证据”后，接着说“------恶毒攻击------妄图组织------推翻------”，还有“------散布------舆论，刻印，散发------”。就其内容来说，这都是五十年代初镇反、肃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使用地对付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套语；但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都变成了颠倒事实、进行政治迫害，消灭文革势力、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私有制的言词。这就是“时移事移”，是人们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社会这个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具体表现。这已在前面讲过了。下面就权力行使的方式方法问题，来分析认识《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立场和性质。

私人所有权，包括其上层建筑国家法权在内行使的方式方法是：由主人，包括国家首脑、皇帝等，发出指令；由等级森严、严格限权、分工细致、互相制约的专职人员配以大小不等的职业暴力的奴才机构、自上而下逐级进行行政命令，最后迫使奴隶们去完成主人的指令。“公共所有权”包括资产阶级的民主在内，是不能采用私人所有权的行使方法的，它只能是言论（或叫散布舆论）、书写、散发、集会、讲演等方式，将自己的意志、主张、看法等公布于众；然后通过民众参加的辩驳、论战、将无穷多的个人意志统一成两个或几个不同的意志；最后用表决的形式确定一个意志，作为“社会意志”，然后选出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去实行。在这里想、说、写、印、散发等，都是行使“公共所有权”包括“人权”在内的最基本的方法。“妄图推翻”还只是思想中的东西，也就是“想”问题，甚至连“意志”、“决心”的程度都达不到。《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竟把这些东西都认定是“犯罪”；他们不认为是“剥夺人权”、“剥夺人格”，以便把民众当作单纯的工具使用，象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要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规定是“公共所有”，也就是人人都有平等的一份。这就决定了必须使用“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这就是毛主席在所有制变革之后、全力扩大民主、大搞群众运动、限制国家法权、限制自上而下的逐级“行政命令”，采取写论文发号召、批评表扬的方式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根据。

《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完全象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剥夺民众想、说、写、印、散发的“基本人权”，还自称是“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知道“羞耻”吗？

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学者，为了反对封建领主使用各级奴才推行的个人独裁专制，提出了平等、自由、博爱、民主、人权、契约等一般的革命要求。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上层建筑中进行了限制国家法权的改造：在法律之上设立了宪法，在国家首脑之上设立了议会两院，采取多党竟选、定期选换的方式。我们称它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私人所有基础上的。私人所有权将绝对多数的人排除在组织管理社会活动之外去。最后发展到“只有垄断社会财富的世界垄断分子”才能行使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的权力。包括特高薪雇用的“科学头脑”在内，只有通过垄断分子的认可和资助，才能进行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为此资产阶级的平等、民主是极少数人的平等、民主，它不能实现启蒙学者改造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的主张，反而使社会的穷富差别、人间的不合理、不公平更快地增加了。在资产阶级革命、改造社会的基础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家提出了新的理论和要求。这种认识和要求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含义包括了改造私有制社会的一切事物，也就是废除“私人所有权”，而创造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

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把想、说、写、印、散发、组织、串联、集会、讲演、辩驳、论战等当作犯罪的。因为“私人所有权”已经确保了垄断分子的绝对统治地位。

那末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一级的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公共所有这个基础上的民主；就更不能把“想、说、写、印、散发、组织、串联等”，看成犯罪。应该象毛主席那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让民众充分行使“公共所有权”，对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随时监督、批评、指责，对违反民众意愿、让民众看不贯的代表，超过选民的多数随时撤换。而且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所必需的物质和时间由社会来供给和确保。无产阶级民主的反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 专政是无产阶级 改造社会的工具，是为实现“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含意是：工人、农民等无权的、受压迫剥削的民众，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教育、开导、启发下觉悟了，组织联合起来，武装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此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工农等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生产、交换、分配、教学、科研、医疗卫生等一切社会活动。

文革本身就是“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大变革。文革中毛主席为了让人们区分“最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文革中普遍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提出了“群众专政好”的概念。《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因此也就没有运动变化，而是凝固不变的思想观念；他们对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最初的无产阶级专政、所有制变更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全都混为一谈。这不仅证明了他们对马列毛主义一窍不通，还证明了他们连半点社会科学常识都没有，他们从不动脑筋想问题，只是出于个人的社会本能——听上司、主人的指令和吆喝、专门瞧着主人、上司的眼神、投合主人的意志去行事。

显然当相当多的人的大脑还处在这种高等动物（如黑猩猩、鸡等）的大脑活动状态中时，公有制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创造出来、存在下去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高级社会，也就高在这里。没有相当多的人力争行使自己的“人权”、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公有制的社会制度怎能创造出来、存在下去呢？

5、对判词分析反驳。《判决书》说：“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为------打击------，故依法------10年；------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什么“事实”？完全颠倒了“运动论与反运动论”、“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根本就不顾文革的实质故意隐瞒写文章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也不分析文章的立场、内容、性质；以主人、上司、或个人、小集团的“认为”作准则，出于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去镇压消灭文革势力，进行阶级迫害。

什么“依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其根本权力是“公共所有权”，“国家法权”是从属的，是受所有权的性质制约、为所有权服务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适应所有权的性质需要，就必须进行改造。《判决书》所依的“法”是什么性质的、什么时代的“法”？文革中的“法”是《公安六条》和《十六条》，五四年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是确保公有制的，七五年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条款。《判决书》是彻底违反、践踏这些法规的，是消灭公共所有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就权力行使的方式来看，他们所依据的“法”，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法”，因为它不准民众通过“想、说、印、散发的形式”，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意志、见解等，只准民众做官吏的牛马、奴隶，只能服从、听使唤。这比资产阶级 民主性质的“法”都低下得多。

什么“恶毒攻击”？运用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认识产生文革的客观原因，分析林彪和毛主席代表的两个司令部、两种社会势力，所进行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决斗实况，正确的推理、预知即将到来的特大事变，让社会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这是当代最先进的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运用，却被《判决书》认定为 “思想反动”、“恶毒攻击”。

什么“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这里所有的概念全都给颠倒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判决书》保卫的是奴隶主行使权力的方式，就其内容来说它所“巩固和加强”的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专政”，它打击的是毛主席代表的文革势力，它消灭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

什么“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囚禁六年半的时间！多么大的罪行才能判刑六年半？这又是依据什么时代、什么性质的法律？显然不是《公安六条》《十六条》，也不是54年、75年的宪法的内涵。

6、上诉问题。《判决书》最后形式主义的说：“如不服------上诉------”。上面3、“拘留------逮捕------现在押”中已经说了：我们的案件纯属反文革势力、耍弄阴谋、不择手段，进行阶级迫害的案例。他们为了消灭文革成果和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惜背叛信仰、出卖灵魂，否定自己大半生拼命流血挣得的革命成果和荣誉，从而彻底否定建国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六年半我们处在他们的刀俎之下，进行生命摧残、肉体折磨，生命即将耗尽，为了保存在理性法庭上进行控诉的权力，也只能忍辱负重了。这已经为刑满后六、七年的上访、上诉的结论所证明。

三、对《通知书》的反驳

其中，依然将“历史”说成“现行”，照旧是主观的“认为”。他们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不会改变的，他们的社会本能在社会地位没有变化时是不会改变的。《判决书》中明明写着，是“思想反动”“先后书写------文章”的“思想犯罪”的典型案例。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于文革中的学生、不论因言论或写文章，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的中央文件所讲的标准案例。《通知书》却故意对抗中央精神，将典型的“思想犯罪”改成“行为犯罪”；依然是颠倒“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性质。说什么“你的犯罪事实，具有明显地反革命目的和行动，已构成反革命案。原判认定性质适应法律并无不当------”。从而继续对我们进行迫害。直到86年的传讯，照旧坚持原判。

这真是官字两个口，反正都是理；凭着权势将“白”说成“黑”，视“方”偏说“圆”。据说，这还叫“无产阶级专政”。还必须让这类卑鄙无耻、对社会科学、马列毛主义一无所知的人去凭他们的社会本能“巩固和加强”。
35年过去了，我仍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究竟是我们“反对文化革命，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积极勇敢地参加文革，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住我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性质”不至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先遣团”呢？还是《判决书》代表的社会势力反对文革，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将共产党由无阶级的先锋队，质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先遣团呢？
难道，因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暂时胜利了，就可以永远颠倒当时的历史事实，把“运动发展论”颠倒成“反运动论”，将“革命”颠倒成“反革命”吗？35年的历史事实早就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毛泽东的后期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我文革中的作为和我当时用马列毛主义写出的五篇文章翻了案；只是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势力暂时强大，还不能让更多人理解、知道，成为社会、人类的共识罢了。

四、结语

　　文化革命是人类前进到社会主义，并形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陆地四分之一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时，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它是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矛盾——公共所有权和国家法权的矛盾，尖锐激化到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时才发生的。不继续革命，公有制的幼芽就要被庞大的私有制躯体窒息消灭，社会就不知不觉返回到资本主义去。文革的实质就是“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在这个改造中，行使公共所有权同国家法权斗争的势力是革命势力，使用国家法权限制、剥夺、消灭公共所有权的势力是复辟私有制的反革命势力。我是文革中的闯将，是行使公共所有权同国家法权斗争的英雄，在同资反路线斗争时是闯将，在同反革命两面派王效禹斗争中立下了最大的功劳，在反复辟的斗争中是同林彪代表的复辟势力进行理论斗争的尖兵，当时我写的几篇论文，是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革命文章。

　　滕法《判决书》站在林彪集团的立场上，颠倒黑白迫害革命勇士，是为林彪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效劳。由于国家法权的力量，镇压文革势力，消灭公共所有权，才使社会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这不仅将文革的成果——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消灭掉，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宣布为公有、并实行了“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也同时被消灭掉。

　　我们说这是人类社会前进中的逆潮，因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力量，从宏观上讲是社会生产力，从微观上看是人类的大脑。人类大脑的根本职能就是“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人们认识改造自然力的过程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人们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改造社会权力系统（即社会制度）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改造社会权力系统的物质基础。改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具备了，人们又意识到旧的社会权力系统严重限制和约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改造社会制度的任务才会被提到社会需要的首位。

“人类社会必须从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应该是今天绝大多数人能够 接受的真理。不管是旧的私有制势力，还是国际共运中的叛徒集团，都是无法长期阻止的。世界迅速地走向统一，已成为目前知识界无人能否认的事实。无论是全球化、国际化、接轨说、趋同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说”，都是不同阶级的人对同一个社会过程的不同表述法。

　　目前人类社会的前进，分别走着两条路。一是在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中前进，一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中前进。前一种是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自发的推动世界权力系统的改变，也是社会规律在自然自发地起作用------，它是牺牲绝大多数人正常生存、发展的权力、放纵越来越少的人满足个人私欲的发展道路。------后一种是“人们自觉自为地认识改造社会、争取相对自由”的路，从而可以防止和减少社会规律在自然自发地起作用时，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它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

　　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那些处在国家机构中使用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大官们”是本能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因为“大官们”是国家法权的人格化。在私有制的社会正常秩序下，他们是社会的主人，中下层官吏是奴才，无权的民众是奴隶。

　　毛泽东后期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是阶级社会”。他所说的阶级 ，是由“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不同造成的人群客观分化，不是叶剑英在三十年大庆讲话中所攻击的“按思想划分阶级”------。

　　文革失败了，社会暂时退到私有制中去；但文革的实质、文革的原则是永存的，它会在今后的“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中反复出现、反复起作用。------凭借着国家法权的势力，指鹿硬说马，马依然是马、鹿照样是鹿。这就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象哥白尼的学生在火刑场上高呼的那样：地球照样在转动！------

　　近代科学产生时的一些自然科学家为了真理献出了生命，从而换来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自由，换来了这两类科学的大发展。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也要为真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由，为人类从“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奋斗抗争。

　　这就是今天我在理性法庭上向整个中华民族、向全人类进行控诉的原因，也是三十五年前写那五篇文章的理由。我深信文明的今天，人类是有理性的、中华民族是有理性的。让那些对社会科学一无所知、对马列毛主义一窍不通，却用“共产党员”的衣帽包裹着的野蛮人，再去发狂地颠倒“思想先进”“思想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去消灭真理吧！历史需要我用笔唤起人类的智慧，去战胜无知和邪恶。这是我必须履行的使命。

　　在这里我是行使“人权”，做为文明时代人的基本权力进行的控诉，还不是“公共所有权”；因为“公共所有权”已经被社会主义的叛徒集团暂时的消灭了。然而这种“人权”已经被“私人财产所有权”剥夺到等于零的程度，因而能够看到这篇控诉的人，只能是个别人，从而对社会、世界不起作用。对我本人来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希望“私人所有权”不会将它泯灭，我的肉体虽然要化为烟尘而飞散。


2004年8月草

------------------附

目录
一、《判决书》和申诉审理《通知书》原文
（一）滕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二）通知书
二、对《判决书》的分析批驳
（一）总驳
（二）对《判决书》的补充和校正
1、我的出身和文革的简史
2、文化革命和我在其中的作为
（1）、文化革命
（2）、山东的文革
（3）、我在文革中的作为
（三） 逐条评论
1、前科
2、“1969年被开除学藉”
3、“------拘留-----逮捕 ，现在押”
（1）、实况
（2）、评论
4、《判决书》所列的“罪证”
（1）、其手段是“有罪推定论”
（2）、《判决书》所代表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
（3）、分析与批驳
*“现行反革命”
（4）、“思想反动”
*第一、《“极左派”万岁》
*第 二、《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
*第三、《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的教训》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分裂解体》
*第五、《极左派小组组织法》
* 权力行使的方法问题
5、对判词的分析反驳
6、上访问题
三、对《通知书》的反驳
四、结语---------------------------------------------------------

共产党人的训诫：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