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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廷 张雄飞 转自《
网易地方论坛: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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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Q, l' c! ? P9 I# g2009年8月19日至21日,《桂林晚报》连续三天在该报“桂林城事·1949——2009”专栏里,发表了署名记者郑利平、梁剑的纪实:《1966文化大革命》、《1967“造反夺权”》、《1968武斗》三篇长文。该报及其作者,站在广西文革老派性的立场上,无视桂林文革历史的真相,使用极其卑劣的手法,对历史作任意的编造杜撰。那别有用心的回避、恶意的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重大事件的错误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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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P( Z% x/ @) @) E他们把桂林广大人民群众当作傻瓜来愚弄!他们狠狠地向无数在桂林文革中被打、被斗、被长期关押和无罪被判重刑的人们的旧伤口上,又捅上了一刀!他们竟然毫无良知地粉饰“桂林八·二0行动”,让那数以千计在那场大镇压中被杀害的善良的人们的亡灵在九泉之下仍不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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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7 m E; T3 \0 L7 `1 Y) U7 `+ W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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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 D9 E1 K$ l& _2 @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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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8 K, ~9 ~# Y4 }对于《桂林晚报》如此严重歪曲历史,我们有责任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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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T/ y5 n: L0 N, i文革初期的师院“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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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5 o0 s0 l* `* [/ L按照中央的有关部署,文革开始,广西师院(即如今的“广西师大”)的广大师生就起来造反,后来属于“老多”这一派的师生,一开始矛头是指向桂林市委派的驻校“工作队”。当时是用口头辩论的方式,大家力争说理。桂林市委又组织“工人赤卫队”,围攻师院师生;同时,韦国清坐镇桂林,调动几个连的解放军出来,还有许多警察配合,他们在助阵“赤卫队”,“赤卫队”显得很得势,时有动手打师院师生的事发生。警察都暗中带有手铐,警察虎视眈眈辩论的师院师生,显示要抓人的态势,造成一种气氛。这样,师院的广大师生就看清楚了他们的面目:我们听党的话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组织赤卫队来围攻,还调动部队准备镇压,于是引起公愤,凡有点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加入了这支队伍,形成“多数派”简称“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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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师院院党委的问题上,“老多”并没有去搞院党委,正如前面所说“老多”一开始的矛头是指向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工作队”,而6月4日的第一张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倒是另一派的学生后来成为“红旗红卫兵”的写的。“红旗”说“老多”有人写《誓死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说“老多”死保院党委是“保皇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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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8 s2 v8 d1 l第一,文革开始师院学生被打伤是被“工人赤卫队”打伤,而不是学生之间打伤。《桂林晚报》(下简称《晚报》)说“这时‘老多’与“当权派”(维护学院及上级党委派)势同水火,不少当权派人物包括普通老师都被‘老多’抓过开大会批斗”;“李敏介绍,这些院领导职务刚被解除,学生就把他们拉去批斗。后来,调走的调走,失踪的失踪,命运都非常坎坷。‘其中最惨的是张云莹院长,因为受不了被造反派多次拉去游街批斗,因为受不了压力,张院长后来在家中含冤辞世。’”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栽赃于“老多”的谰言。事实恰恰相反,现在可以站出来一个一个领导来数,师院“老多”的头头,和所有院领导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些活着的直到现在关系依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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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对文革初期的历史完全说成相反,全部颠倒了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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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O% j% M) s H7 g“桂林老多”夺权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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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夺权的问题上,《晚报》所写的是一篇海外奇谈的文章,是一篇绝妙的反面“奇文”。既然写夺权,为什么不写桂林市的夺权?这是有意回避历史、颠倒历史,而历史的真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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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4日晚,“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在桂林市委内的小操场上,召开市党政及其下属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二、三百人开大会,由市“夺权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福廷宣布夺桂林市党政财文大权。1月25日,《桂林日报》上即登载《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第一号令》向全市宣布了这一大事。从1月底至2月份,陆陆续续在《桂林日报》上登了九个“令”,这都是堂堂正正登在《桂林日报》上的,现在可以找出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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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E, d+ b- V“桂林老多”的夺权,与全国各地所有的夺权都不一样,他们是夺权夺章,以为夺到章就是夺了权;而“老多”的夺权是“夺权不夺章”,采用“双章制”即对需要监督的部门采用“双章制”,对不需要监督的职能部门完全和原来一样,“老多”不监督他们,信任他们。“老多”夺权的思路很清晰:夺权的目标是夺“监督权”;夺权的目的是要求各职能部门使用好权;夺权使用的模式是“双章制”——要监督的单位实行“双章”:即原职能部门的章行使职权,“夺权行动委员会”的章行使监督权。所以,“老多”夺权并无实权,仅仅是对监督的部门有“监督权”。原各职能部门照样行使自己的职权,先盖自己的章,然后再盖“夺权行动委员会”的章,方为有效。光是一个章都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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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夺权的自始至终,“老多”就只夺了文革办公室的财权。只有文革经费的使用了“双章制”,其他所有的职能部门都没有用“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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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多”夺权的这一模式,除在大会上讲清楚外,开始几天,杨福廷还到多个职能部门,宣讲这一模式,所到之处,没听到一句不好的话,个个干部称赞说“老多讲政策”。夺权的第二天,市委书记刘竹溪找几个人喝酒庆贺,高兴地说已经交了权了,一身轻了。杨福廷知道后,即找他们来谈话作委婉批评,说你们不是交权,你们没有交权,夺权的目的只是希望你们更掌好权,用好权,我还是叫你刘书记,……当杨说到叫他“刘书记”时,刘竹溪动了感情,口口声声称赞“老多”“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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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o7 r4 w$ v: R“老多”内部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下属的组织来争过这种“累死人的监督权”。没有发生任何一点那怕是小小的“派系斗争”,因为“老多”内部了解夺权的真实情况的人,也是一片赞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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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7 a, _' V2 j# \9 M/ k% l由于夺权后的发展态势良好,至2月28日,同样集中二、三百市里各级领导干部,在市人民礼堂开大会,杨福廷在大会上宣布:夺权胜利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全市一切都稳定正常,发展态势很好,夺权行动委员至此撤出。这样,夺权宣告结束。桂林市夺权的时间就是1967年1月24日——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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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y5 g$ L) r% T4 B9 m桂林市夺权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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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U# }+ I( }5 C# j做了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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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反经济主义。当时的经济主义,主要是文革经费的滥用。当时外地人来桂林串联,都跑去市文革办公室借钱吃饭(外地也一样,北京也一样,都是“借”钱吃饭,即吃饭不要钱)。开始时,有的借一个月,有的借半个月,后来卡紧一点是借一周。这也不得了,有的人反复借(虽然登名字,但很难一下查对,有的少数借了去上馆子。而当时市委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又顶不住这些人吵闹,所以是有求必应,来了就借。这样,国家的钱流失严重。“老多”夺权后,采取坚决得力的强硬措施,杀这股经济主义歪风,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师院学生,分成两班,每班负责一天,到市委文革办公室值班,顶替市委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外地人来了,坚决不借钱,只在吃饭时发饭票。由文革办公室的人拿饭票来给我们的学生发给外地人。开始时矛盾很尖锐,我们就用学生和他们说理“对轰”。由于我们有发饭票这一合情合理的措施,我们的学生理直气壮,最后,只有他们灰溜溜地有的败阵而走,有的只好老老实实的领饭票吃饭。这样的高峰大约十多天,过去也就一切平静了。当时市文革办公室的干部看了这一切都很感动,他们说,学生辛苦了,学生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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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停止和紧缩各项文革开支,这一个多月的反经济主义,后来师院中文系有篇调查报告,为国家节约130多万元。此调查报告登载在《桂林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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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接收、上交三万多两黄金给国家。这三万多两黄金,是运动初期另一派学生组织“红旗红卫兵”抄家得的,这时,“红旗红卫兵”垮了,愿意把这三万多两黄金移交给夺权的“老多”,我们接收了。金子封在银行仓库,由解放军守卫。我们想,这么大一笔财产,我们拿着也不好,不如快上交国家,于是,去和银行联系,银行愿意接收。我们派师院中文系两个学生,和银行代表一起,按清单清点,办好上交手续,双方代表签字,三万多两黄金如数交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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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老多”夺权做的两件事。“老多”在夺权中所做的事,都不是偷偷摸摸做的,都是登在当时的《桂林日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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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 a; j8 ?5 `由于“老多”夺权这一模式受到好评,“老多讲政策”成了一块“名牌”,随着各地人来桂林串联,“老多”这块“名牌”传遍祖国各地,当然也传到了中央,直到周总理。1967年4月底,周总理受毛主席委托,召集广西两派代表上北京谈判。“老多”派出两名代表。北京谈判中,总理秘书郭长安曾对“老多”代表杨福廷说:“老多”不错,总理对“老多”印象很好。事情的确如此,总理在多次的两派接见中,多次表扬“老多”,并给“老多”委以重任,这事到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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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 _2 a8 {4 D a0 Q对桂林市的夺权《晚报》不敢沾边谈,却在那里凭空捏造说“包括桂林市公安局在内的很多政府机要单位,在那时都被造反派接管了。”这又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诬陷,根本没有事实,正如我们前面已说清楚的那样,对这种无端捏造和诬陷,在此不想再费口舌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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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n1 |+ b. j8 S% P我们想,经历桂林市夺权的当时市里的干部应该还有不少人健在,你们试作些调查看看,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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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x* m) u) I Z# b6 n$ Q1 T1967年的桂林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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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 a6 }' K) Q1 W- e/ F( {( J% c“桂林老多”夺权后另一派群众组织“红旗”垮台,桂林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桂林驻军联合支左办公室,主要是桂林军分区、桂林市人武部和6955部队,他们支的“左”,也就是支“老多”一派,这三方面的部队首长,常和“老多”方的“造反大军”的主要头头在一起开会,开会的地点多是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每次主持会议的都是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参加的还有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毕可舟(后为广西军区政委)。桂林市人武部政委陈秉德,他是“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委员,也几次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和“老多”头头开会,研究全市的“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记得3月份的一次会议,他去区里开“抓、促”会议回来传达,和杨福廷等开了一天会,共同研究办好桂林的事,开会、聊天,气氛非常融洽、和谐。那时部队首长军分区的毕可舟,6955的政委张骥,副政委赵保立,几乎天天和“老多”头头在一起,开会开始多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后在6955部队支左办公室(李宗仁官邸),这两处部队的办公室会议室,也就是“老多”常委的会议室。当时部队首长和“老多”头头在一起谈话的都不是派性问题,都是如何搞好全市的各项工作问题。有时还研究开展活动,比如“拥军”活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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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k3 K$ L# a% i2 T对于桂林的这种大好形势,当时有新华社电讯,有《光明日报》报道文章,《桂林日报》上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现在,还可以找出这些大量的记录下当时历史的“硬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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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月底,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广西两派代表上北京谈判。在代表分配问题上,既然是两派谈判,当然是两派代表“对等”,南宁、柳州都有“联指”对等,而桂林当时因没有“联指”组织,所以没有“联指”代表,中央分配的名额只有“桂林老多”的两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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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派的多次接见中,总理多次表扬“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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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文章在写到1967年的桂林情况时说“大量‘打、砸、抢、抄’现象的出现”,又说:“此时,桂林虽被造反派所控制,但却没有实施具体的管理……”“因为夺权问题,造反派派系矛盾日益尖锐,间或产生摩擦。”前面说了,掌管全桂林经济生产大权的是“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总指挥是人武部政委陈秉德,“老多”既没夺过他们的权,也没进行过任何干扰,一切管理工作都任他们实施,前面也说过他们和“老多”关系也很好,多次在军分区小会议室开过会。而大量的报上登过的“硬件”材料现在你们也可以找来看看嘛。你们简直就是在睁眼睛说瞎话,乱给“老多”安罪名,例如说“老多”夺权后“为了征服人心,造反派随后开始更大规模的‘破旧立新’运动”,“1967年,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穿着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剪小裤脚、剁尖尖皮鞋等,后期发展到‘打、砸、抢、抄’,如砸教堂、捣庙宇、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等。”先生,你们把时间和当事人“弄错”了,这都是另一派学生组织“红旗红卫兵”,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打着“大破大立”、“破四旧”的旗号干的!《晚报》用移花接木的伎俩,把1966年发生的事,拿到1967年来说,其用心何等卑劣!至于说因夺权“老多”“派系矛盾日益尖锐”,更加是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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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4 n7 q5 ~; |7 N0 t! x2 u: V3 x% \) G文中一大段说到铁路方面的问题。是的,铁路方面的确是存在这些严重问题,但这不是“老多”的问题,倒是“老多”要尽力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不久后,“老多”倾巢出动,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全力去解决广西境内全部铁路沿线的严重问题。这事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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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写的这件事是发生在1967年8月,“老多”代表曾就此事给中央写过“紧急报告”,内容一是铁路不通,是因在桂林以外的地方发生事情,火车停在桂林,“老多”正做好铁路疏导工作;二是外地人来桂林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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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_5 b7 n+ [这事是这样:柳州铁路局柳铁“4·22”派 “公机联”组织的司机,那天开车到全州才湾车站时,当地“联指”开枪打死了一名司机,使“公机联”的司机不敢再往前开,车开到桂林停下了,造成铁路瘫痪。此事“公机联”告状到北京,告到周总理那里。“公机联”的司机也到了“老多”房间,详谈了此事。后来总理接见时严厉批评了另一派的错误行为,同时也教育我们说要以大局为重,要考虑国家利益,广西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天天运送援越物资,不能中断,“司机死了抬下来,伤了换一个”(总理原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证铁路畅通。当时告状司机穿着一条烂裤子去,说是给另一派打伤腿裤子也烂了。总理说你的裤子烂了我送一条给你。接见后,工作人员就送了总理给的一条新裤子来我们代表团给柳州“公机联”告状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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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S' h, n; V8月份以来,广西境内的铁路已经严重不通了,而总理又特别关心铁路,只要车停几个小时总理就要过问。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总理采取得力措施:让“老多”出来护路。即有了8月份广西铁路出现的严重问题,才有9月份总理派“老多”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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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晚,周总理单独接见“老多”代表杨福廷,和总理一起来接见的是总理外事秘书郭长安。总理给“老多”两条任务,总理说:桂林是当前全国最好的,全国已没有一个城市对外开放了,准备开放桂林,让外国人主要是越南人进来,问桂林治安情况怎么样?“老多”能不能控制局面?第二条任务是当时广西境内铁路形势严峻,为保证铁路安全畅通,派“老多”护路,“把‘老多’当解放军用”(总理原话),维护铁路安全,保证畅通。听了总理交的这两条任务,杨福廷当然兴奋不已,当即满口回答了总理,保证完成任务。总理没空,很快走了,叫杨福廷再和他的秘书郭长安详细谈谈。杨向郭详细介绍了桂林情况,约谈半个多小时,郭长安听后说:这样总理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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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h1 I6 }0 d; n0 u B* b9月13日总理接见两派代表,又进一步谆谆教育“老多”,要求“老多”要“站在解放军立场上”,“不讲派性”,团结好另一派群众的每一个人。总理生动地讲了一个典故:“一人背举座不欢”。解释说在酒席上,大家高兴,一人不高兴,反个背面向角落坐着,这样整个酒席就不高兴了。总理说对对方组织哪怕一个人都要正确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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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给“老多”护路的消息,传回桂林,桂林沸腾了。由6955部队师院军训团组织,军训团团长张体成任总指挥,组成1600多人的队伍,从9月中旬——下旬,陆续撒向广西铁路沿线各重要车站。这时,柳州铁路局、广西军区遵照总理指示下文,要求铁路职工、当地驻军支持“老多”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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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T. K4 r8 F! H* Y9月24日总理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征得总理同意,“老多”代表杨福廷回广西看望“老多”护路情况,同时来广西视察“老多”护路的有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的老张同志。我们到达兴安时,桂林军分区张副司令员,是位老人了,他和“老多”护路的师生同吃同住在一起,我们十分感动。他出来接待我们,说要支持好“老多”护路,维护好铁路安全,不辜负总理期望。 “老多”的护路的确是得到了广西各地驻军和铁路职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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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N2 @7 A5 V' @* ^4 p* U至1967年11月初,得到铁道部的消息,广西铁路的正点律从“老多”护路前的10%多,上升到93%,广西铁路已经畅通。从“老多”护路后,铁路上没发生一起停车事件。据此,“老多”代表即给周总理打报告,要求“老多”护路队撤回。总理即批准了此报告。于是,从11月上旬——中旬“老多”护路队陆续撤回,护路时间大约一个半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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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还特别写到“白沙事件”,认为这是1967年桂林“影响较大”的一次 “武斗”。《晚报》用玩文字游戏的办法对事实作了歪曲,在此有必要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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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说,应该是“雁山——白沙事件”。事实的真相是:“老多”得到雁山方面的情报:“联指”数百武装人员到雁山“打、砸、抢、抄”了我派多家群众的东西,并抓走了十几个人,又打死一个四岁小孩,要求“桂林老多”赶快去制止。由于它的正义性,“老多”和6955部队商量,为避免两派争斗,要求6955派部队保护“老多”一起去。由于对方是武装人员,当然“老多”也得出动武装人员,这样,“老多”200多人和6955两个连的解放军全副武装出动,6955部队副师长、抗美援朝全国战斗英雄郝忠云亲自带队,赶赴雁山。到雁山后,并没有交火。“联指”就往阳朔县白沙方向撤退。为了要回被联指抓走的那十几个人,“老多”和部队就跟着,雁山到白沙十多里路,也没有交火。到了白沙,“联指”认为到了自己的地区,又有有利地形,突然掉头向“老多”和部队开枪,“老多”即还击。经短暂交火,部队看到双方都是群众,怕有伤亡,和“老多”一起赶快撤退。由于是“联指”先开枪,死的人倒是“老多”和部队方的。这就是“雁山——白沙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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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H* F# K" [& n《晚报》说“白沙事件”是“狭路相逢”,好一个“狭路相逢”!从雁山到白沙十多里路都没有交火,这叫“狭路相逢”?你们玩弄文字游戏的手法也太拙劣了,一点都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当然你们这样玩弄文字是有目的的:把事件的起因写得“一头雾水”,让谁都摸不着是什么回事,以此来掩盖事实真相;又把结果死的二人写得含糊,读者也不知道死人为何方。这样,事情的本质就被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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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本质是:这是一桩典型的“联指”的“打、砸、抢、抄、杀人”的暴行,“老多”和解放军去制止暴行,被联指先开枪,死的人是“老多”一个师院学生和解放军的一个班长,而“老多”和解放军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撤回。事件当天就结束了,事态没有扩大,它也不足以影响桂林的大局。这就是《晚报》说的1967年桂林“影响较大”的“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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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还有后续纠葛,因6955部队出了兵,“联指”就揪住6955,把矛头对准6955,他们恶人先告状,向中央诉6955出动武装解放军镇压他们。由于事实就是那样,不管“联指”怎样做文章都掀不起大浪。后来郝忠云也到了北京参加中央首长对广西两派的接见。郝忠云对“老多”代表说:我们出动解放军的目的是保护群众,不管哪派群众都要保护,后来“联指”向我们开枪,一下就打死我们的一位班长和“老多”的一个学生,我们怕有更大的伤亡,立即撤兵。至今回想起来,文革中的6955,不仅是“老多”的大恩人,也是桂林人民的大恩人,他们崇高的品格和光辉的思想,与壮丽的桂林山河永存,他们是解放军中的一面旗帜。郝忠云不愧是一名解放军的“全国战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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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967年的桂林形势,周总理说桂林形势在全国算是最好的,唯独对桂林作了对外开放;对“桂林老多”组织,总理拿来“当解放军用”,委以维护铁路交通安全的重任,这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此事出现后,文革初期来过桂林串联的首都红卫兵纷纷去“老多”在北京的代表团祝贺,他们说“老多”得到了全国唯一的、最大的“殊荣”,因为他们来桂林支持过“老多”,他们也感到光荣和自豪。而《晚报》对1967年的桂林形势和“老多”给予抹黑、加罪,就是在和中央唱反调,罪责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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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得声明:我们说当时桂林和“老多”的好,并非说十全十美。在当时那样动乱的年代,各种思潮泛滥;而“老多”是一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在某些地方、局部出现些矛盾,出点问题是难免的,应当可以理解。我们说的是社会大局、社会面貌、社会主流,不能用某些局部的东西来否定大局。这点是要说清楚不应该误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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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两派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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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周总理“一人背举座不欢”的教导,还在北京总理接见时,杨福廷就向总理保证要派人去请“联指”回来。于是,叫家里立即派“老多”主要头头许瑞林同志到南宁等广西各地请“联指”回来。1967年冬一两个月时间,许瑞林同志由6955部队的团长张体成陪同到柳州时,柳州的“支左”部队首长——55军副军长孙凤章,把柳州市的“联指”常委召集开会,并要他们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桂林老多’的姿态多高,专门到柳州来请‘联指’的人回去,表示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愿意向他们赔礼道歉。你们做得到吗?你们能不能也去桂林,把‘4·22’的人请回来,向他们道歉?”许瑞林去到南宁,广西军区司令员吴华也把南宁“联指”头头召集来和许瑞林见面,表扬“桂林老多”道:“‘桂林老多’姿态高,你们应当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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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 \& ?! ^9 k' x0 ]1967年12月,杨福廷从北京谈判回来,即向“联指”提出搞大联合的倡议,双方开始接触,进展很快,春节后,1968年2月,两派签订大联合协议,成立大联委,地点设在榕城饭店(后来的“七·三”百货大楼)。为表示诚意,参加大联委的所有成员,包括两派的头头和数十名工作人员,各方面的部队首长及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共150人左右住进了大联委,连冯邦瑞市长都住进去了。确确实实是两派及部队联合办公。不仅仅是全市两派高层组织的大联合,还要求全市所有的基层单位大联合,这样才有群众基础。于是,大联委分各条战线,各路人员到基层做宣传工作要求基层大联合,从1968年2月底——3月底,基层单位实现联合后,每天不断地来大联委报喜,鞭炮声连天。大联委大厅里挂着一块大大的“全市实现大联合示意图”,红箭头天天上升,至3月底,有80%以上的基层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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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4 j7 V5 o2 D4 ^- M$ I9 d/ W大联合形势的良好发展,说明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成熟,3月上旬末、中旬初,“老多”就提出筹备成立市革委会。大联委和筹备成立市革委的工作是紧密连接的,中间一点空隙都没有。“老多”又和大联委一样,采取了非常、超常的高姿态,提出“代表对等”,“联指”自然完全同意,未发生一句话的争论。筹备市革委会的中心就是一个问题,即进市革委会的成员问题,两派“对等”解决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其最后的结果是:三结合,部队代表由部队提;领导干部代表三方提,结果是支持“联指”的略多于支持“老多”的;两派代表各自提。本来每派22人,其结果是“老多”派有一名代表部队调查认为不太理想,部队同志和“老多”商量,“老多”方不愿在本派另外一个基层组织里选人替换,所以干脆暂时少一人,留给原来那个基层组织以后再补,这样,结果就是“联指”22人,“老多”21人;进市革委会常委都是“老多”、“联指”各一人,(“老多”进市革委会常委的是杨福廷)。这样的结果“联指”还有什么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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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安排上,从大联委的联合办公到筹备市革委会有一大堆工作要做,负责具体工作安排的“老多”方是杨福廷,“联指”方是张金甫,都是两人先大体商量好某些方面的事,然后由杨福廷起草(因杨文化比张高),然后再研究定稿。过程中只有互相补充完善,没有什么争论分歧。在一个多月里,由于事情繁多,杨福廷和张金甫两人一起常常工作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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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写到:“在筹建桂林地、市革委会问题上,‘造反大军’与‘联指’一直存在分歧。”(桂林地区革委会与我们无关,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两不沾边,不要乱扯在一起。)你们就是用一种固定的眼光来看问题,以为两派一定总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也用一种固定的眼光来看“老多”,认为桂林所有的乱事都是“老多”引起的。你们万万没想到,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两派的特定情况(“老多”大,“联指”小;“老多”人多,“联指”人少),“老多”采取了非常、超常的高姿态,“联指”欣然接受了。桂林市就出现了那样没有分歧的联合,哪怕它是表面的、暂短的,但到底是出现了、存在了,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晚报》及其作者就是在那里“想当然”,瞎编胡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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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晚报》写桂林这两年多的历史(1966年夏——1968年8月20日),文章三篇,洋洋数万言,有一句话算是说得公道的:即写到桂林的“夏季大混战”时,说“‘联指’先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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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m0 ?; o3 J5 s) W2 U+ A“‘联指’先有动作”的条件是什么?这里得把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情况先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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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老多”自诞生以来,它的头头主要决策者是学生、教师、工人,没有当权派,哪怕连一个小当权派都没有。与6955部队的关系,是在共同事业奋斗中的良好合作关系,不是操纵与被操纵关系,反而是在许多情况下“老多”行动影响6955。而“联指”就不同了,他们上面是以韦国清为首的一个庞大的当权派网络集团,执掌着广西的党政军大权,掌管着国家机器,他们和“联指”是一种操纵与被操纵关系,这些党政军要员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权力,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两相对比,他们确实是太强大了,“老多”确实是太弱小了。在他们眼里,“老多”这些小小的平头百姓,简直连蚂蚁都不如,他们想什么时候捏死你们就什么时候捏死你们,想怎样捏死你们就怎样捏死你们。所以,“联指”是具备了一切“先有动作”的先决条件,至于什么时候下手就等时机了。把这一点说清楚,就说明了当时所谓“武斗”的实质,并不是一般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而是韦国清集团对“桂林老多”大镇压的开始。所以,1968年发生的那场“桂林大武斗”不应该称之为“武斗”,对“桂林老多”来说,是以广西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民兵武装集团为一方,以区区的千多个人,千多条枪的“老多”学生、工人武装为一方的,一场英勇的、捨生忘死的、为保护桂林数万人民群众免受像南宁及广西许多县城那样城灾的、反军事镇压的自卫抗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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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 `7 d- m* U; E, U桂林形势是受广西形势制约的。桂林“联指”下手的时机,得看广西形势的发展而定。历史正是在1968年5月——发展到了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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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指”“先有动作”的时间,应该是从1968年5月4日算起。瞬间桂林的山河变色,乌云压城。5月4日“联指”开始抢枪,曾几何时,一度平静的桂林气氛开始紧张起来,5月4日后,“联指”又是接二连三地抢枪,一个接一个地抢占据点。5月17日调动12个县的“联指”进桂林,跟着是最致命的一着:武装抢占“大联委”的办公地点榕城饭店做他们的据点,这就要命了!“老多”采用“非常的、超常的高姿态”几个月辛辛苦苦搞好的“大联合”,一下给“联指”彻底粉碎了。用“老多”的话说:“联指”杀到家门口了!“老多”只有全力以赴进行反击,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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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指”“5·4”抢枪后,5月中、下旬,下面有些小“武斗”摩擦,这习惯说法叫小敲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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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多”反击的第一仗,就是用武装夺回“大联委”(榕城饭店)。6月5日上午,战斗打响,很快“老多”旗开得胜。但在这场战斗中,“老多”也损失惨重,初战就折损一员战将、高层领导、第一任红卫师师长戴明德中弹身亡。同时中弹身亡的还有战地记者、广西师院图书馆干部蓝仁伟同志。“老多”在胜利的欢乐中同时忍着悲痛,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挺起胸膛,继续投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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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 e& P: R( _从6月5日榕城饭店第一仗起,至7月底西山之战结束,近两个月时间,大大小小打了许多仗。前面大部分是“老多”胜,这最后的西山一战是“老多”伤亡多,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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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之战结束,双方是打红爆了眼,准备着更大的决战。但是,这时的政治气候变了:7月中旬末,中央文革要求广西两派主要头头上北京办学习班,派飞机来接。“老多”派出30多人的代表团,“联指”也是相应的人坐飞机到了北京。这时的“老多”已不是1967年时候的“老多”了。由于中央偏信了韦国清谎报军情,在“7·25”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的会上,“老多”也受了批评。而“7·25”接见,对两派还是互有批评。中央首长所说到的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出据点、上交武器等讲的总是“两派”,还是说“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里包括“七·三”布告,讲到这些时也是“两派”,也还是“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由于当时中央偏信韦国清,又支持韦国清,这样“联指”就显得政治上得势。他们没有正确理解中央精神,他们认为中央支持韦国清就是支持“联指”,中央要求那些“两派”做的事,好像就是只要求“广西4·22”、“桂林老多”做的,与他们无关。“联指”疯狂了!敢于肆意歪曲中央精神。回到广西后,更狂妄到完全篡改中央精神,把“广西4·22”、“桂林老多”当成“反革命”!韦国清和“联指”有了这种极端的思想,就产生了极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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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6日晚,韦国清、魏佑铸(广西第三把手,时任广西军区政委)接见“老多”全体代表。韦、魏口气非常严厉,就是要求“老多”交枪,才是唯一出路。当时形势严峻,政治上、军事上“老多”都失利,“老多”已被逼到悬崖上了。“老多”代表团负责人杨福廷即表示:我们愿意交枪。有一条要求,就是交枪后怕另一派乘机来屠杀我们,请解放军保护我们的安全。魏佑铸立刻喷口说:“你们不能提先决条件,你们无权提先决条件,你们只有老老实实交枪,才是唯一出路。部队怎样做是部队的事。”杨福廷表示:好,我们愿意马上交枪。魏佑铸说:“那你们就马上给家里打电话。”韦国清、魏佑铸接见结束。接着下一步一切就听从他们安排了。几位解放军带着“老多”的几个代表到学习班所在地解放军政治学院机电机要室旁的一房间里打电话,他们帮拨,先拨通桂林支左办公室,杨福廷讲,同时作电话录音,但录音不清楚,又拨通桂铁支左办公室的电话,再作录音,还是不清楚,这两条都不奏效。第二着,由杨福廷给部队写《委托书》,《委托书》内容是:“桂林老多”代表在北京向中央作了保证,“老多”立即交枪,希望家里遵照执行。特全权委托部队首长做好“老多”头头的工作。不管遇上什么情况,都要排除干扰,请求部队强制“老多”立即交枪。把《委托书》交给了解放军。杨福廷最寄希望的就是这一着了。还有第三着:即派“老多”代表鲁鹤松、梁莲珍回桂林,督促“老多”交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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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桂林老多”交枪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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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k1 e2 S6 ~* A# c1 S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季兴华对杨福廷说:你们这次工作做得不错,在家的“老多”头头表现也不错,他们听部队首长的话交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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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老多”在京代表心里的石头才落地。他们想:“老多”交枪了,“老多”的群众得救了,将来要挨就挨我们头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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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w* a X) |, O" R, ^2 }这是一段多么艰辛的历程,在那种打红了眼的情况下,“老多”作了此举。对于这么一件“惊天地,泣鬼神”,决定“老多”命运的大事,《晚报》居然敢不写!你们的大事记写到8月8日,就跳过8月12日。你们扪心自问吧:你们的心肠,是黑的还是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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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老多”交完枪(事后得知:“老多”在桂林北边交枪,警备司令部等就从“老多”上交的武器中,挑选好的武装南边的“联指”),8月20日桂林警备司令部就调动12县武装民兵和“桂林联指”武装一万多人,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近两个月时间。 “桂林老多”啊,说起这段历史,就是草木也生情,石头也会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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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晚报》对这个罪恶滔天的“八·二0”行动,却极尽掩饰、美化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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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为“八·二0”行动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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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看看《晚报》对“八二0”这段历史是怎样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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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专门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强调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交回枪支及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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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桂林市、地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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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V9 _' c" u" F. e8 @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文革重大武斗惨案》记载,当天,由桂林驻军、‘工人纠察队’、12县的民兵一万多人,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备武器,分别进驻一派群众组织控制的地段、据点。并在之后的连续数天,对‘造反派’组织骨干成员和同其观点的领导干部、流窜人员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大搜捕。当时,全市共有万余名干部群众被牵连其中,其中不少为无辜群众。1983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桂林地、市委撤销了《八·二零公告》,为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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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1 t% E- [% }2 H这就是著名的‘八·二零’事件。自此事件后,桂林武斗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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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几段不多的文字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到这样的逻辑和谎言:
& z/ t0 Y. u6 w6 j) F5 U
, j9 k, O5 S; y% d# F( P' x( c1、《七·三布告》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制止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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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 Q9 n$ z( D' v( Y0 T/ D! d2、《八·二零公告》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贯彻《七·三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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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二零”行动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执行《八·二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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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八·二零”行动不只是好,而且功德无量,因为这个行动之后,“桂林武斗基本结束”,它为桂林人民解除了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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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八·二零”行动没有抓人呀,只有万多另一派的人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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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b' I8 O6、“八·二零”行动也没有杀人呀,只有“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呀,而且后来都“平了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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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n0 u& s. j8 H" m+ y二、再看看中共中央、广西区党委、桂林市委,对《七·三布告》,对“八·二0”行动是怎么作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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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报告说:“我们……认为‘七·三’布告……主要是把当时的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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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u; A( F I, z2、中共中央1983年5月20日批复了广西区党委上面否定《七·三布告》的报告,同意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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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桂林市委在其编著的《组织史》中这样写的: “8月20日,……在持续两个半月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停止的情况下,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理由,成立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12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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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桂林市委编的《桂林市“文革“大事记”》(下简称“大事记”)说:“六八年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这就是说:“八·二0”行动,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指挥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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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 S3 P6 a" A三、我们再用《大事记》来和《晚报》作个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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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事记》说:“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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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却不说抓人,只说有“万余名干部群众被牵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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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6 k4 r: q; m# N2、《大事记》记载:“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另一派不同观点的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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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F- r5 Y2 P6 _“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这种闻所未闻的无人道的“活人展览”,竟搞了整整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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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5 ^, y) Z: E k0 t/ u0 c“九月二十七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扒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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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对“八·二0”行动游斗、打人却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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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比较真实地记载几起老桂林人都知道的有名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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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0’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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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四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七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均(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六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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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g+ ~4 i. {“九月十三日下午,市二建二0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七人押至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友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六具尸体补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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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 L4 n& n: W) x“九月十五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指’头头秦忠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长)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还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造反大军’常委——作者注)吴全忠(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秦继成(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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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9 K$ H; A8 W0 \《晚报》更对“八·二0”乱杀无辜的罪行只字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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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0 a: E3 [# z' T4、“八·二0”到底乱打死、乱杀死多少人?《晚报》当然不敢说,我们还是援引官方资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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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委《组织史》记:8月20日行动后,“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人(不含阳朔、临桂两县),其中,有干部、职工×××人。×××人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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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9 z- ~ Z; c以上种种,只是“八·二0”行动种种惨绝人寰兽行的九牛一毛,许许多多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至今回想起那些令人发指的往事,还晚上做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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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的历史杜撰者们,你们竟然无视桂林人民的真实感受,为了一已之私而美化那 “联指”不散的阴魂,不惜置文革后中央及广西区党委、市委的结论于不顾,企图为“八·二0”翻案,你们强奸民意的胆子真正不小,你们做人的良心和政治良心尽丧以至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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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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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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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文革中,“桂林老多”是听中央的话的,一切行动都是按当时中央的声音跟着大势走的,“老多”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跟着大势犯的错误,由此,不该对“老多”进行大镇压、大屠杀、判刑、长期关押、整治、歧视……。所有这些,都应当看成是对“老多”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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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 O6 B. l v: z2、文革中,“老多”做了许多好事,得到中央直至周总理的肯定。“老多”组织得到了全国唯一的、最大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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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桂林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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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L0 t7 {6 i) W. [3 V" h( r |综观两年多(1966年文革初期——1968年8月20日)的桂林形势,什么时候对“老多”进行压制和镇压,什么时候桂林形势就乱,这有三个文件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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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大革命初期之乱,有韦国清1967年11月18日的检讨证明,他承认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承认了他组织“赤卫队”,“调动几个连”的兵力,把矛头对准“老多”。(见附件一《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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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8年5月以后之乱,有《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证明:“8月20日……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12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 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人(不含阳朔、临桂两县),其中,有干部、职工×××人。”(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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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7 ~6 D' x8 r* T3、1968年7月3日之后的大乱,有1983年5月13日中共广西区党委《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证明,区党委对广西执行“七·三”布告的错误作了检查:“我们……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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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9 f% @* b3 |- @/ u5 g. t/ Q反之,“桂林老多”不受压制和镇压时,桂林形势就好,曾一度被周总理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成为全国的唯一对外开放的城市,这在本文前面已叙述清楚的,时间大约是从1966年11月至1968年5月,共一年半多,是“老多”控制桂林局面出现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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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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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O, j7 t, z, q1968年8月20日后两个月,在全区镇压完了“4·22”和“桂林老多”,韦国清集掌大权,大批杀人犯进广西各级领导班子,剩下没死的“老多”头头和骨干,分别被判刑、长期关押、整治,对“老多”组织的人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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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辩证法公正。时间过了将近20年,至80年代初,广西各地的材料纷纷飞向北京,揭露韦国清集团的杀人罪行。中央重视这些材料,80年代中期对广西进行了“处遗”。“处遗”中少数“杀人魔王”被枪毙,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大批杀人犯下台,广西情况有所好转。但“处遗”走了过场,思想没跟上,组织处理不彻底,对“4·22”“老多”的歧视、迫害绵延下来,阴魂不散。这次《晚报》动用国家舆论工具公开大量发表文章,歪曲、捏造事实加罪于“老多”就是一大暴露。它给“老多”人又深深捅了一刀,旧伤痕,新伤口,“老多”人痛心不已。它影响了安定团结和和谐社会的创建。希望有关领导正确处理好此事,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和谐社会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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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1 S$ a5 e" w& V9 x2 p% I如何实事求是正确对待文革中的事,还是一个值得认真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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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 k! m9 \; Z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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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褔廷,男,1936年2月生,汉族,群众(原为中共党员,1956年3月读高二时入党,因文革事,从1968年秋至1980年秋被关押12年,解除关押后已平反恢复党籍,1988年整党结束,党员重新登记时,学校党委执行广西区党委决定“不予登记”,从此不是共产党员),1961年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广西师大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副教授(已退休),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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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为“桂林老多”主要头头,“桂林老多”赴京谈判代表,“广西4·22”赴京谈判代表团团长,桂林市革委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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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男,1937年3月生,汉族,1949年9月参加革命,195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离休干部,曾任桂林市歌舞剧团歌舞剧队队长兼音乐指挥,因桂林文革事,1968年10月至1973年3月被关押,解除关押后被开除党籍、干籍、公职,下放到桂林钢厂当烧火工,1974年带头发起揭露广西文革在原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发生于桂林及全自治区的无数乱打死人,乱杀死人的罪恶事件,被原广西区党委定为反革命案,后定为“反革命集团”又公开称为“张雄飞反革命集团”, 1975年7月被逮捕,197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在桂林、广西党报及《红旗》杂志上公开点名批判,1983年1月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才获出狱并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干籍公职,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桂林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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