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七章

邓振新

第七章 红色政权下的学生运动

（一）从“二月抗争”到“二月镇反”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一批老同志，先后在怀仁堂碰头会和军委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本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但被诬为“二月逆流”。毛泽东听了中央文革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2日至3月18日，这些老同志被批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直至“九大”后撤销。
成为二月抗争导火线的主要是四件事。一是1967年1月4日陶铸被突然打倒，二是野战军是否要像地方一样搞运动的问题，三是把各地20多位老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问题，四是关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把这个名称改过来，老同志们得知后认为这是个抗争时机。
二月抗争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二是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三是要不要保护老干部的问题。谭震林在二月抗争中起了带动作用。
1968年7月，李再含对安顺代表说：“说贵州有‘二月逆流’，三月黑风，这些都不符合实际，在贵州都不存在。谭震林跟我们贵州根本沾不上边。”但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二三月间，全省有52万群众的218个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有2000多人被关进监狱。这是“二月镇反”。

（二）三股“反革命逆流”

1967年2月3日，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即“八大院校联络站”成立。联络站组成人员是：师范学院庞守忠、李可仲，贵州大学王玉林，贵州工学院赵永康、田子明，贵州农学院李俊平，贵阳医学院郑黔源，中医学院朱为力等。
2月9日，省总指挥部在《新贵州报》登出《二九通令》，将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负责人黎尚武〈斌〉,四川大学学生）开除出总指挥部，并勒令该兵团主办的《主沉浮》小报停刊。原因是该小报上的一篇杂文《理水拾遗》，影射总指挥部某些人。“八大院校联络站”认为，这篇杂文有错误应予以批判，但不应开除该兵团。“八大院校联络站”同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出现意见分歧。
2月13日，李再含打电话给“八大院校联络站”成员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一位同学：“对贵阳医学院两派该支持哪个组织要慎重”。“八大院校联络站”在2月3日成立时业已吸收贵医“红卫兵．红旗”为联络站成员，但不承认贵医“工尖兵”是造反派，没有吸收贵医“工尖兵”参加。
2月24日，已有孙昌德、徐英年、郭其弟等人进入省革委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的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写出向《主沉浮》应战的大字报，将“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红旗”和《主沉浮》一起列为三股“反革命逆流”。次日，《新贵州报》开始批判《理水拾遗》。
2月26日，李再含出动2，000余人，其中有三个连的武装部队，调集卡车、指挥车、宣传车共数十辆，对“贵医红卫兵．红旗”进行反夺权，开创了省革委和省总指挥部打砸群众组织的恶劣先例。当天，在原“红卫兵．红旗”的基础上，以这个日子命名的贵医“2．26兵团”成立，举办了被打砸的现场展览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同情。
3月3日，《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我们就是要行使镇压之权”，进一步压制群众组织内部的不同意见。
3月5日，省总指挥部在有省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主沉浮》是“反夺权的舆论准备”，“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反革命复辟的组织准备”，“贵医2．26”是“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3月7日，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几个战斗队在“千钧棒”79号寝室开会，决定就夺权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去找李再含”反映，结果被戚休之流诬为“去抓李再含”。

（三）“乱”与“治”的大辩论

3月7日，首都“红三司”驻黔联络站针对三股“反革命逆流”问题，在贵阳市街头贴出两篇大字报：“大辩论，大联合—对贵阳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粗浅看法”，“点把火—大学生必须大乱”。清华井冈山一个战斗队也贴出“真正的反革命逆流来自何方”的大字报。三月间在贵阳市大专学生中掀起了一场“乱”与“治”的大辩论。
3月16日，中央下达（67）117号文件，指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
3月26日和3月30日，《新贵州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和《再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公开提出在革命群众组织中划分主“乱”派和主“治”派。
“乱”与“治”的大辩论尚未停息，省红代会随即召开，激发了贵州省一场独特的学生运动—贵州省大中专院校居多数学生在夺权后抵制李再含严重错误的斗争。这就是“四一一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