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评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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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

                              ·陶世龙·

    （一）能如此研究历史吗？

    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唐少杰先生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
８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以下简称“唐著”），是２００３年就在香港出版了，不
过我是去年（２００６）秋天回到北京才看到。从徐海亮先生对此书写的评论《我
看清华文革——读〈一叶知秋〉》得知，这本以学术著作名义出现的书，对清华大
学红教工及陶德坚等核心成员仍在沿用文革中诬陷不实之词。这就不能不予以注意
了。

    随后想起曾昭奋先生对我说过，唐少杰曾找他要过陶德坚的《风雨人生》，在
“唐著”的参考文献中也列有这本书，但他显然并未尊重《风雨人生》中记述的事
实，而如徐海亮先生所指出，“基本引用的文革派性辩论的资料”。当然，唐少杰
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采用另外的说法，但作为研究历史，必须考订史料，力求作到
符合历史真相，遗憾的是，唐少杰先生没有拿出经过考核，可以支持自己论点的证
据，甚至连引用的出处都没有，而他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只能引用别人的材料。

    据闻作者现在似乎已成了研究文革的专家，甚至介绍为“站在国际学术界的最
前沿的精英中的佼佼者”（日照新闻网２００６－０７－３１日照日报）但找来《
一叶知秋》粗看一下，就发现问题不少，仅举数端即可见一斑：

    “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
    “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
    “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
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唐
少杰著，２００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４９）

    其实这些问题自１９６７年红教工的对立面贴大字报开始，到成为迟群控制下
的专案组作为对陶德坚等定罪的材料，审查历时十二年之久，最后，德坚“要求在
做结论之前开一个对证会，请把所谓我的反动言论的人证物证拿出来，我们当面对
质，如果事实证明我确有那些反动言论，无论怎样处理都可以；如果证明那是诬陷
不实之词，那么我要求，过去在多大范围批我，就在多大范围内给我澄清，还我以
清白。”却无人出来负责，德坚也就理所当然地拒绝签字，清华大学党委也只能在
没有结论的情况下同意她到了华中工学院。（陶德坚《风雨人生》：别了，清华！
）

    现在唐少杰先生不知得到什么有力的证据，要再断这场公案，那就该把证据拿
出来公之于众，虽然德坚已不在世，但许多知情人还在，而且群众的眼睛的确是雪
亮的，大家对比两方面的材料，不难辨别。遗憾的是唐少杰先生只有结论，一条证
据也没有。其实在经过四十年后，许多人已能抛却派性或个人恩怨，历史真相正在
恢复。如徐海亮先生所引述，红教工的对立面，文革开始前的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罗征启先生坦承：当时“四一四”是把在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是
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的头上。

    但唐少杰先生在《一叶知秋》中却仍拾起这些已经破产的文革唾余。在那时，
一些派性强或习惯整人的人，有这些行为不奇怪，遗憾的是据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
唐先生，到现在却仍持有类似的思维方式，就太令人吃惊了。类似的问题还很多，
这里不再列举，对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也没有展开，这只是一个开头，以后在会这里
继续用事实材料一一批驳。只想再说一下，唐少杰的研究中，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
问题，忽视史料和对史实的考订。有《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
斗》之名，但全书正文有３４７页，仅有３１页记述“百日武斗”。推演铺陈的空
论占去很大篇幅。引用的事实材料大多没有出处，间有注明的，而其中《钱伟长谈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从历史角度看“文革”的政治意义》之类没有多少
史料价值的文章，又占去一部分。参考文献和资料列出的篇目不少，但没有在书中
引用处注出，也就无法得知作者究竟引用了那些。

    有趣的是，作者在第２３、２４、２５页上连续加注，指称他人的六部书或“
通篇错误”；或“有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数字等方面的错误”；或“没有什么
学术价值”……这些批评或者是对的，但何以证明他们是错了，而唐少杰是正确的
，也没见到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倒是《一叶知秋》仅仅看到第７页，就发现一个
明显的硬伤，“井冈山红卫兵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最重要的是它已成为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支嫡系部队。证据有二：一蒯大富９月６日出任“首都大
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红卫兵三司”或“三司”）召集人”。正好当
时参与“三司”建立和在那里工作的聂树人先生发来一篇《蒯大富不是“三司”司
令》，把事情说的比较清楚，我就不多谈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于四十一年前开始的那段历史，记述错讹不少，有些是
记忆或传闻的错误，也不排除有人为了某种利益有意为之。所以纠正唐少杰《一叶
知秋》中的谬误，对当前的文革研究或许是有意义的。

    在许多基本事实尚未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大发议论，是史学研究的一大忌，
猛然想起，顾颉刚先生曾说过：“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
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
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
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顾颉刚：《史学季刊》发刊
词，１９４０）我以为这也适用于文革研究。

    （二）陈里宁事件是“红教联”等为了“投机”而“搞出来”的吗？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中称““红教联”等搞
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他所介绍的经过情况
为：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下旬，“红教联”在北京红卫医院（原称安定医院）发现了
保外就医的犯人、原湖南湘潭市人民政府资料员陈里宁（３３岁）。陈里宁本人患
有精神病，５０年代末就担心刘少奇反毛泽东。６０年代初开始不断写信、写日记
，抨击刘少奇，后被逮捕关押。“红教联”如获至宝，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个别工作
人员的首肯，与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医学院和红卫医院的有关造反组织在红卫医院
成立了为陈里宁翻案的“联络站”。１月６日，这些造反派组织上百人冲进陈里宁
曾被关押的公安部下属的一所监狱，大闹为陈里宁平反。１月７日，中央文革小组
大员王力、戚本禹等人亲临红卫医院，上午接见各单位造反派组织代表，下午接见
陈里宁等人，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励“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
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２月，迫于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群众的压力
，公安部给陈里宁开了“平反释放证”，后又开了“无罪释放证”。

    一时间，陈里宁被捧为反刘少奇的“英雄”，红遍京城内外，四处讲演，还来
清华大学作了一场报告。“红教联”有关人员根据陈里宁的反刘少奇材料、日记、
书信等编写了一个话剧剧本《狂人日记》，广为流传。天津市人民话剧院一群众组
织把该话剧改编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等地多次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
演出了该话剧。中央戏剧学院的几个群众组织还编演同一题材的多幕话剧《敢把皇
帝拉下马》。１９６７年７月底８月初，在中南海西门外的所谓“揪刘火线”上，
一些群众组织也演出《新时代的狂人》一剧，给“揪刘火线”上的造反派群众助阵
打气。陈里宁自被释放出不久，病态显露，加上１９６７年８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几
个大员垮台，再加上陈里宁昔日反毛泽东的老底又被揭出，公安部把陈里宁重新逮
捕归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仅约７００字的记述，我能查证出来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就
有以下多处，

    １、陈里宁不是“保外就医的犯人”。

    亲历者陶德坚等和当时经办此事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的记述，是“公安部认
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
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陈里宁是被秘密逮捕的，被捕后家人不知其下落。（陶
德坚《风雨人生》：精神病？政治犯？，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到安
定医院作为精神病人治疗，不是他的家人办理是事实，唐少杰说是保外就医，需要
拿出新的人证或物证，他没有，我看他根本就拿不出来。再说陈里宁在当时未按法
律程序审判，更未定罪，唐少杰何能在现在还称他为“犯人”。

    ２、“红教工等”并未“冲进监狱”。

    亲历者的记述，所进入的是管理监狱的十三局办公区而不是监狱，办公区在前
院，监狱在后院，他们事先告诫，在现场采取措施，防止误入监狱（陶德坚《风雨
人生》：精神病？政治犯？》）尽管这种行为也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与“冲进监
狱”是两回事。

    ３、《狂人日记》不是剧本。

    唐少杰说：“‘红教联’有关人员根据陈里宁的反刘少奇材料、日记、书信等
编写了一个话剧剧本《狂人日记》，广为流传。天津市人民话剧院一群众组织把该
话剧改编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等地多次演出。”但《狂人日记》是陈里宁
的原始材料的选编，根本不是剧本。由此可以证明作为研究文革史专家的唐少杰，
或者是没有见过这本《狂人日记》，或者见过但不顾事实按自己的需要在说话。

    ４、不能简单认为公安部把陈里宁重新逮捕归案是因昔日反毛泽东的老底又被
揭出。

    因为陈里宁涂改毛泽东的书，在他的档案中，公安部主办此事的人员最先知道
也最清楚，不存在是别人隐瞒不举，责任在陶德坚等人的问题。对陈里宁是捕是放
的权力也在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手中。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谢富治签署的，
陈里宁无罪释放证明也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对陈里宁释放后发生的事情，德坚非
亲历者，我的了解也有限，但各方留下的材料很多，谢富治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
有复杂的原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但唐少杰却急急忙忙作了结论。

    ５、不能回避谢富治。

    更需要提出的是，在整个“陈里宁事件”中，谢富治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或者说陈里宁之所以成为事件，就是由于谢富治的行为所造成。因为陈里宁作为
一个中共党员向党中央写信，对某些领导人提出意见，即使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
的、违法的，那也应该按党章，宪法或相关法律法来解决，而不能由谢富治下令去
“逮捕归案”。但唐少杰的介绍中却一律笼统用“公安部”来代替，而回避了谢富
治。公安部内并非都赞成谢富治在陈里宁事件中的作为。

    ６、参与为陈里宁平反的是清华大学红教工而不是“红教联”。

    发现陈里宁，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唐少杰明明知道此时红教联已改名红教工
，他们在这行动中是以清华大学红教工的名称出现的，也有人作为清华大学井冈山
兵团的一员来看待的，参加者后来分属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两派学生都有，当时
留下的文件中，都没有“红教联”这个组织的名称，但唐少杰却在书中仍坚持称为
“红教联”，正如硬要将“清兵入关”记成“后金兵入关”，违背了记述历史的规
则。唐少杰为什么要这样写？应该由唐少杰自己来回答。不过从唐少杰的记述不难
看出，意在说明“红教联”别有用心，并很难说不是想证明“红教联”是个“坏人
的组织”，也许唐少杰会说我没有这样说，但从他将发现陈里宁形容为“‘红教联
’如获至宝”，到“‘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
刘少奇活动。”再联系到他将“红教联”的成立列为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第一件大
事，和对“红教联”所作的不实的介绍来分析，不能不作出这样的解读。

    更应该指出的是，唐少杰不仅是针对清华大学红教工，他还用了个“等”字，
即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安定医院红旗战斗队等学生、
职工的群众组织都包括在内。须知为陈里宁平反，对那些普通的教师、学生、职工
来说，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是担着风险的，有这样去投机的吗？唐少杰又如何解释
当时那么多人都在投机？

    因此只能认为唐少杰是带着偏见，特别是对清华大学红教工的偏见来写的，这
一点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论述。当然，唐少杰究竟是怎样想的，只有他自己最明白
，不过至少反映出这位研究文革的专家，与参与文革的群众之间是多么隔膜。这也
难怪，他没有亲身经历，但又不见引注一条资料，举出一件事实，作为支持立论的
依据。

    （三）教师成立了个组织何以就成了清华文革的第一件大事？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一书，将清华大学一些教师
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下旬成立“红教联”这个组织，列为“清华大学在百日大武斗
之前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之首。（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
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页４７－４９）但在当时
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先生的回忆录《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
”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北京第一版）中，不仅没有记录此事，全
书通篇也未提到清华大学“红教联”或“红教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理
论家”周泉缨先生提出的“有关早期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大事记”中，也没有列入“
红教联”成立，而是把“清华大学红卫兵”、“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思想”）
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列为大事。

    “红教联”发展到“红教工”，成员也仅二百余人，主要是些普通的教师后来
又有工人、实验员和其他职工参加，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弱势群体
，哪有成为第一件大事的资格呢。但根本无视“红教联”或“红教工”的存在，也
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红教联”或“红教工”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又何必花费
那样大的力量，甚至由康生出面点名批判陶德坚呢。从这一点来看，唐少杰在《一
叶知秋》中说：“在清华文革初期，‘红教联’是一个很小而又非常典型的、以教
职员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是正视了历史。如仅止于此，应该说比较符合实际，
但他把“红教联”的影响发挥为有左右清华团派的作用，则绝对是夸大了。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四一四派”头号人物沈如槐先生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
实》中，对“红教联”即“红教工”有所记述，还有一节，标题就叫“整红教联”
，虽然他的了解和记录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但他说“我们没有认真全面研究红教
联的观点，仅仅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打击团派，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沈如
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出版，页１３３
）；“把清华两大派斗争的阶级背景和“大翻个儿”论、极左思潮的阶级根源都归
结到红教联的头上。”（同上书，页２８８）；“我们与团派的斗争每升一级，我
们对红教联和陶德坚打击就升一级。”（同上书，页３０３）

    徐海亮先生援引清华大学“团派”头号人物蒯大富先生的话说，“四派”毕竟
不敢公开攻击堂堂正正的毛和文革小组（尽管心里严重不满），只有拿“中央文革
的私生子”（“四派”批判原话）老蒯来打；打“团派”革命小将也不如死打“团
派”所属的“红教联”及其影响的老师（年长的教授多倾向于团派！）。是来自另
一方面的证明。

    唐少杰先生致力于研究清华文革，应该对以上情况有了解，那么他根据那些事
实和标准来把“红教联”的成立定为清华文革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呢？他没有说。不
过从他说“‘红教联’最初共有成员３０多人，绝大多数成员在文革前被定为有‘
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或者遭到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坎坷。”和“（１９６７年）
３月中旬，因名声问题，被迫自行解散”的用语来看。是因为“红教联”这些人是
有问题的人，所以无须等他们有什么行动。建立组织一事本身该是一件大事。

    陶德坚说，红教联刚成立，就有人放风说红教联是“神仙会”。在他们的眼里
，让这些“神仙”也和他们一样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特别是“红教联”居然允许教
授参加，那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他们自己，教师就等于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教授更是“右”字号，实际上是将“红教联”作为右派组织对待
，“红教联”建立就是右派要翻天了，在“四一四派”建立总部前后，一些人归纳
出“红教工的言论”，并与陶德坚１９５７年严重右倾，受过处分联系起来，称之
为“红教工的言论代表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沈如槐《清华大学
文革记实》，页１３０－１３１）就再明确不过了。唐少杰把“红教联”的成立便
看成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其源应在于此；他不顾“红教联”已改名“红教工”
，成员中有许多工人和职员这一事实，仍坚持使用“红教联”这一称谓，只能理解
为是要突出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是拾当年整“红教工”那些人的唾余
。

    事实上“红教联”最初的成员，也并非唐少杰说的状况。所以陶德坚敢说，就
是按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标准，他们也不能在红教工中找出一个坏人，故只好用捕风
捉影的手法，加给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详见沈孝宇事件）

    再说红教工的解散，是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贵阳
市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的夺权经验后，当时在清华以居于主流地位的井冈山兵
团中的“团派”，要求下属各组织解散的统一行动，何来“因名声问题”被迫解散
？此举倒是有压后来组成“四一四派”的组织解散之意，不过未遂。

    作为文革研究专家的唐少杰，不知为何如此不顾事实，除了在“红教联”成员
人身上做文章，还在重复“红教联”提出著名的“大翻个论”等等，继续使用当年
搞派性攻击的材料和腔调，实在令人遗憾。对此，我将继续用事实一一予以批驳。

    （四）谁提出了“大翻个论”？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中说：“红教联”提出
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即“文化大革命真是大变动，左、中、右大倒个”、
“十七年的左、中、右颠倒过来了”，“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中去找”，“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要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种变动的必然性”。“红教联
”一些人主张：“今天文革的左派要到过去的右派中去寻找，而今天文革的右派要
到过去的左派中去寻找。”个别人甚至提出重新评价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
（唐少杰著，２００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４９）
    他在２００５年又重复了一次：清华大学“文革”初期一个主要由教师组成的
激进群众派别“红教联”所概括的：“文革”中的左派要到“十七年”的右派里去
找，“文革”中的右派要到“十七年”的左派里去找；“文革”真是使“左”、“
右”派来了个大对调，即“‘文革’中的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来了个大翻个儿”。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见《当代中国研究》２０
０５年４月）

    这些东西，在清华两派斗争和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组成的专案组都曾作为和红
教工及陶德坚的反动言论，欲加之罪，遗憾的是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能以此定案。究
竟是红教工什么文件材料提出过所谓“大翻个论”？那些打了引号的话，是何人何
时在何处所讲，或书于大字报？陶德坚要求拿出证据，这个一直工作到迟群、谢静
宜垮台后的专案组，始终也未拿出来，因为事实是红教工或红教联都从来没有发表
过什么“大翻个论”。

    那么这个“大翻个论”是哪里来的呢？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一号人物
沈如槐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原来起因是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清华大
学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这一派即“团派”贴出两篇大字报，《险峰》战斗组的《浅谈
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鲍长康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内称“１
９４９年解放以后清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要多，已经遍布全校各单位，形成一支
庞大的队伍即特权阶层，在清华实行所谓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他们善
于打着红旗反红旗，具有‘红皮白心萝卜’的特点，比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坏、
更危险；他们有政治资本，掌握实权，他们是蒋南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依靠
力量，……”沈如槐还说，“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得到了个别中上层干部的赞
同，“与此同时，蒯大富、鲍长康等人接受了我们４１４给他们归纳的‘大翻个儿
论’，他们现在开始理直气壮地说：清华园就是要大翻个儿，教育界也必须大翻个
儿！”“根据团派的一贯思路和所作所为，他们提出这些论点是不足为怪的，甚至
也可以说是有根有据的”。（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４月出版，页２８０－２８１）

    沈如槐说“四一四派”与“团派”针锋相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组织炮
制了六篇文章”，评“大翻个儿”的理论与实际。其中第三评是《评红教联》，重
点批判红教联的观点，把清华两大派斗争的阶级背景和“大翻个儿论”、极左思潮
的阶级根源都归结到红教联的头上。

    沈如槐先生说的是实话。“大翻个儿论”不仅“红教联”没提出过，清华大学
“团派”也是在“四一四派”给他们归纳出来后蒯大富们才干脆接受下来的。而这
个“大翻个儿论”在鲍长康（团派二号人物）等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
》等大字报中有系统阐述，唐少杰对内容比较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大字报置之不顾，
却所引的一些不知何人何时在什么情况下说的片言只语，以作为“红教联”提出著
名的“大翻个论”的根据，研究文革的专家却沿用文革中打派仗的手法，实在是令
人惊奇。

    联系到唐少杰把“红教联”的建立就作为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第一件大事来看待
，他这样处理，只能理解为是想说明红教联的资产阶级右派性质。这也是清华大学
“四一四派”攻向“团派”的重炮，“红教工的言论代表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
的进攻”（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页１３１）。“四一四派”建立后不久
，在５月１１日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
言行大会》，揪斗了陶德坚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党员青年教师沈孝宇。在沈如槐的《
清华大学文革记实》中承认了这一行动的错误，其中说“我们想搞陶德坚，但她的
错误似乎还够不上批斗，只好拿他的丈夫沈孝宇出气”。（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
记实》，页１３２）说起来实在荒唐，但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真实。

    更令人感慨的是，２００７年２月１日因友人之邀与沈如槐先生相晤，在说明
我才是陶德坚的丈夫后，沈先生反问：那为什么把沈与陶德坚联系在一起？这个问
题在陶德坚《风雨人生》“沈孝宇事件”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和评析，我只扼要地
说了我的看法。因为沈的妻子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但他没有和妻子离婚；而在
沈孝宇在因反工作队被打成反革命，翻过来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红教联一个系的负责
人后，又允许一个“摘帽右派”和一个不肯和被划成右派的女朋友断绝关系的教师
参加他的战斗队，在清华园内一些人眼中，这就与右派差不多了。沈孝宇曾被清华
大学红教工邀来介绍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心路历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自
然更招忌讳，而也就被一些人用来整陶德坚与红教工。

    在清华园，许多人是１９５７年的惊弓之鸟，谈右色变，１９６６年５月，运
动一开始，针对清华党委的大字报刚刚出现，就有人在用“钱伟长笑了”警告人们
，右派又在进攻了，许多人正是这样认识的，所以那时拥护清华大学党委的大字报
占压倒的优势；及至工作组进清华取代清华党委掌权，蒯大富等贴了工作组的大字
报，又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得到“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历史的经验
和现实都在告诉人们，“右”是沾不得的。这种思维方式深深控制着许多人的心灵
，坚持称红教联而不称红教工，将红教工和沈孝宇捆在一起，都是给对方戴上右派
帽子的策略的应用。事实表明这一手在清华园内很见效，由于康生介入陈里宁案件
，更得到超出他们预期的战果。

    四十年后再来看当时归纳出来的所谓“大翻个儿论”，许多提法无疑是不准确
或错误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要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
虽然多数党员干部支持“四一四派，但“团派”仍在清华园内居于多数地位，即多
数教授、教师、工人和实验员支持所谓“大翻个儿派”。

    历史的裁判是公正的，在清华园内确实存在是非的颠倒，黄万里、钱伟长教授
和袁永熙同志的遭遇就是最明显和为大家熟悉的例子。但无论对“大翻个儿论”是
贬是褒，清华大学“红教联”没有提出过“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是事实，忠
于事实是写历史的基本要求。唐少杰教授说“‘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
个论’”至少是不顾事实，至于他为什么要不顾事实，留待以后分析。

    （五）“政治地位决定论”是怎么回事？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一书说了“‘红教联’提出
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后，又说：“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
，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唐少杰著，２００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
４９）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据我所知，红教联没有提出过什么“政治地位决定论”，
所谓“政治地位决定论”是别人归纳出来的。这在当事人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
生》中有记述，陶德坚说：

    “当时，全校都在进行军训，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楼下（指在楼
下房间内活动，反对红教工的万山红战斗组）又放出风来，说红教联有二百块的教
授。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的原则，阶级是跟据其经济地位来划分的
，这意思很清楚，教授的收入高，不能属于无产阶级，我们这个组织教授多，也自
然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在说不许右派翻天，不过表现方法不同
而已。我们红教联确实有一位每月工资在二百元以上的教授宋镜瀛，当时能拿到每
月二百元以上的教授人数不多，他们的收入比一般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元收入高不少
，但和他们过去的待遇相比，则下降了许多。在一次军训学习会上，我从四清及文
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结合这篇毛的文章谈了我的学习体会：现在的中
国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人收入的工资就算多一点，也已不能用来剥削他
人，在知识分子中，如援用过去在农村的作法，按其工资收入多少来划分阶级，显
然是不恰当的。而且有些人工资外实际得到的好处，可以比工资更多；政治上的权
力能使人得到这些好处，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
个人私利的话，那这就成了他的特权，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对这
种搞特权的人来说，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在
今天，一个拿四十元工资的干部，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
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那他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不会比一个拿
二百元工资的教授更拥护文化大革命。红教联的成员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都
能正确对待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这些教授也感到红教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刻钢
板，油印，装订……什么具体工作都争着干，人都变得年轻了，他们一边工作还一
边哼小曲呢。”（组织红教联枪打出头鸟）

    而在过了不久，楼下那个“万山红”出的一份大字报，把陶德坚的这些发言摘
出几句话，截头去尾后再拼起来，概括成为陶德坚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
主张跟据政治地位的高低来划分阶级。所谓“政治地位决定论”的来由，陶德坚已
说的清楚。

    现在唐少杰将红教联变成了陶德坚，并说他们“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但从陶德坚所记来看她的发言来看，“如果这
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话，”“如果也以手
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都是有限制词语而非
泛用。说“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是指有此可能，也非必然。那里
是“斥责广大干部、党员”。唐少杰可以不相信陶德坚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观点，
但必须拿出证据，现在他没有拿出来，只有自己说的话，而他并非当事人或亲历者
。如果唐教授并无经过查证属实的事实依据，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宣称“‘红教联’
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
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在误导公众，要
负个人责任的。

    须知将某人的片言只字抽象为什么“论”，是多年来罗织罪名的惯用手法。因
为在归纳为某种论后，便可以就这此推演，把本来不是你的东西都加到你的头上，
在那无理可讲，无法可依的年代，许多人深受其害。作为学者唐少杰先生应该不致
于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