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小海：重拾1966年的记忆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4 23:36:29

这个人，是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不久，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成为历史名词。
这个人，在“文革”轰轰烈烈之时，却成为“逍遥派”，急流勇退。
这个人，在接受美国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时，“太阳不露脸”，只现遮黑的身影。
还是这个人，对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历史怀旧，忍耐不住滔滔不绝往事。
这个人，几乎被人遗忘的人，叫骆小海。

校园不再平静

“首先，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在清华附中校友聚会上，移居美国的骆小海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清华附中，伙食还是不错的。大家是不是有这个印象？甚至有牛奶和酸奶。记得当年，我们班一个同学，名字我就不说是谁了，他今天没来。他就是因为这个奶的事，和学校过不去。批评学校，说喝牛奶就是修正主义，班上爱喝牛奶的同学当然不同意。我不喝牛奶，但我也不同意。因为我想，如果奶给禁了，以后还不得禁肉？结果他很孤立，不然文化大革命可能就会因为牛奶问题爆发。”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清华大学附中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骆小海说，1964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死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
清华附中开展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军训分为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是现役军人。
“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儿炸药（知识）。”骆小海说，和现役军人接触，他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他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教练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1963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此片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骆小海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缘起圆明园

1965年10月24日，星期天，骆小海和预科652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
“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骆小海就把他们的谈话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张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
“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1966年5月1日，学校放假四天，预科651班的11位学生带着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碗瓢盆和挂面，到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
在野营过程中，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这好像一颗信号弹。回校后，这批人成为“预651观点”的主要力量。
“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骆小海认为。
5月10日，被称为“卡斯特罗”的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校长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651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3个口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651观点”。批判是以墙报形式，署个人真名或者笔名，往往多人结成小组进行。
“预651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但是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
党支部称这些学生“反党”，是“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
“5月28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高642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红卫兵（一说为‘红卫士’）”一名被采纳。”骆小海回忆。
“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这天下午，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张承志、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各班不同政见者的骨干分子在圆明园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
“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圆明园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骆小海说。
5月30日，他们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骆小海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在校党支部的制约下，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
“我们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骆小海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7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６月２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当日决定重新采取攻势，张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骆小海回忆，“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100多人。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在校园频频出击。
６月８日，300多名外校学生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校门打开，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他们也以“红卫兵”名义署名。
“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骆小海说。

工作组来了

“就在６月８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全校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壮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6月23日，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在办公室聊天，提出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
“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骆小海写的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６月２５日，这张大字报被人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不过，这张大字报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进行猛烈攻击。
“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骆小海说。
“这张大字报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此后，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为了回答责难，骆小海等人把《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他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并于７月４日张贴出。
“７月１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邀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晚会首次唱出日后成为红卫兵运动战歌的《造反歌》。这首歌中，有一句歌词是“干部子弟举红旗”，骆小海建议改为“革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7月26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定全线出击，第二天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骆小海修改后发表。
瞬息间，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着红卫兵”的大标语。
７月28日，骆小海和邝桃生等人参加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
两人发现江青在场，立即把邝桃生笔记本上抄写的《一论》和《二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底稿撕下递给她，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主席的条子，大意是请他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
“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在7月31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骆小海说，８月２日，他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的回信的事儿。矿院附中学生在电话中一字一句地念，但是他们半信半疑。８月３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暴力漫延校园

“1966年七八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骆小海说。
红卫兵运动贻害无穷，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发，禁美丽服饰等。骆小海表示，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对这些行为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在这些事件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同时，他们还把《紧急呼吁书》递交给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８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大会上，他们再次散发《紧急呼吁书》。
８月下旬，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任重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８月26日，这个任务交给了骆小海和张晓宾。
骆小海回忆，他们一共写了10条意见，除了王任重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
“意见的总标题是《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骆小海说，８月27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骆小海说，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骆小海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8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

退出“文革”运动

８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骆小海对当时见毛主席的情景历历在目，“见了毛主席，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主席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骆小海等人组织团队到了武汉，却发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到了。
“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骆小海等人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骆小海等人写了传单《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着面子，硬着头皮给他们印了。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骆小海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10月，骆小海回到北京，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多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
“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
“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张贴后流亡外地。”秋天，骆小海退出了“文革”运动。冬天，他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
“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时光荏苒，骆小海怀旧。
不久，骆小海和女朋友等一批北京知青，前往巴彦淖尔盟狼山公社，开始了插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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