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忠：回忆遇罗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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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忠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是遇罗克先生的文章《出身论》发表四十年周年记念日。遇罗克先生曾是我小学二年级至三年级的启蒙老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先生《出身论》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表怀念!

一九六四年冬天，我在北京市东城区小牌坊小学上二年级，小牌坊小学位于小牌坊胡同，该胡同是胡同中的胡同，这也是北京胡同的一大特色。小牌坊胡同是条五、六百米长的土道，有四、五米宽，仅能让一辆卡车通过。胡同两边都是用碎砖头盖的大杂院，住的全是贫苦百姓，有修皮鞋的、剃头的、蹬三轮的、木匠、摇煤球的、卖小金鱼的等等，他们生活很艰苦，连吃的自来水都要到公用水站去买。
小牌坊胡同的西面是小方家胡同。南面是禄米仓胡同，北京著名的明代智化寺就在禄米仓胡同，当地人称智化寺为“大庙”。东面是黄城根胡同，该胡同靠近老北京的城墙，所以叫这个名字，那里也有所小学叫黄城根小学。“文化大革命”前老北京的城墙还保存的不错，城墙非常高，环绕整个北京城，可以和八达岭长城相媲美。城墙外是宽阔的护城河，下雨天河里会有不少鱼，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捕鱼，能捕到不少二、三两重的鲫鱼，拿回家可以打顿牙祭。可惜，这种美丽自然景观被无坚不摧的“文化大革命”消灭，城墙被拆掉，城砖盖了防空洞，护城河改成暗河。小牌坊胡同的东面是东苦水井胡同，后来改名东水井胡同，我住在该胡同的三号。
小牌坊小学用现代话讲是所非重点小学，附近重点小学是新鲜胡同小学、史家胡同小学。小牌坊小学由一座大四合院和三座小四合院组成，学校中央有块空地是操场。大四合院的房子是老式砖木结构，房脊头都雕刻着喜庆的万字图案，屋里天花板上也有漂亮的万字图案，说明原来的主人很富有，其它四合院的房子很普通。
小牌坊小学招收的学生有东水井胡同、小牌坊胡同、大方家胡同、小方家胡同的小孩。学校的师资力量不太好，大多数老师是军队复员军人，他们不但教学水平低，而且对学生的态度也很粗暴。小学老师工资低，每月只有三十七元工资，青年老师不安心这份工作都找机会调走，我在这个学校读两年书换了三位班主任。由于学校师资力量短缺，临时招聘一些在家待业的高中生到学校当代课老师。当年只有二十二岁的遇罗克先生，在考大学时因父母的“右派”问题被拒之门外在家待业，街道办事处介绍他到我们班当临时代课老师兼班主任。
遇罗克先生到我们班那天，头戴一顶褐色条绒棉帽，围条浅灰色的围脖，上身穿对开深灰色中式小棉袄，下身穿蓝裤子。先生个头很高，瓜子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速度慢给人很文雅的感觉，他长着一双大招风耳让人过目不忘。
先生那天对大家笑着说：“同学们好!我叫遇罗克。”说完他在黑板写下“遇罗克”三个大字。先生在我们班负责教语文、算术、图画、手工制作。他教课非常认真，哪个同学要是上课不认真听讲玩耍或看小人书，他的教鞭马上会打到那个同学的课桌上，警告他要注意听讲。有一次教鞭打断了，他就拿块木板当教鞭，木板打在课桌上的声音特别大，发出震耳的咚、咚声，我现在想起这件事还会发笑。先生教课认真从不挖苦同学，不像有的老师把学生当出气筒，说话损害儿童的心灵。学校有个牛老师是复员军人，总爱拿学生当出气筒，他经常开口说：“某某太笨，甚至连甚至两字都不会写，大家不信就让某某到黑板前写写看。”
先生则不然，哪个同学上课没听懂。放学后他就把同学留下来再教，还把学习好的同学座位安排到学习不好的同学身边，让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为了让同学上课有感性认识，先生还经常做一些实物模型，有大红萝卜、小白兔等。上课时把这些实物模型放在讲台上，特别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先生再讲段有关小白兔和大红萝卜的故事，把相关算术和语文课的内容穿插进去，同学们很容易接受。
先生对工作非常负责，全班每个同学的家他都走访过，把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应该注意的事项告诉家长，共同帮助同学进步。我的家他去过很多次，他和我的哥哥是同龄人俩人谈的来。我哥哥自己动手做过一个火炉子，他认真的看了许久，说自己也要做一个。我家有很多书，先生爱看书，最爱看《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有一次先生笑着说：“范进的大舅哥是杀猪的，范进中举以后就称自己是范进的佣人，这个人太可笑了。”
先生性情温和对待同学们如同大哥哥，同学们经常敲他的电影“竹杠”。先生的家在东四的“人民市场”附近，现在叫“隆福寺”购物商场。东四是我们小伙伴心目中的电影圣地，因为东四是东城最大的电影院聚集地，有三座电影院。一个叫东四工人俱乐部，一个叫红星电影院，还有一个叫蟾宫电影院，后来改名叫长虹电影院。那年头我们小伙伴们要是每月能看场电影，简直是幸福极了。当年电影票的学生票价是五分钱，就是这五分钱，小伙伴们从父母那里是要不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太穷，家里没有电视、收音机,全家人连窝头咸菜都吃不饱。每顿饭就是二斤玉米面，蒸成窝头后一人一个再想吃没有。民以食为天!那时,一斤玉米面卖六分钱，在吃不饱饿肚皮的情况下，父母哪有闲钱让孩子看电影。小伙伴们要想看电影就到六里屯的农田里捉蟋蟀，北京土话叫蛐蛐。捉到后放在纸筒里，再跑到东四，一分钱一个卖给有钱人家的孩子。从六里屯到东四来回要走十公里路，就为看场电影。有时小哥儿俩捉的蟋蟀只卖5分钱，看电影只好换着来，弟弟看上半场哥哥看下半场。北京的秋季有蛐蛐其它季节没有，在冬天、春天、夏天三个季节里，小伙伴们只好告别电影。
有一次先生告诉同学们，他的家在东四北大街519号，欢迎大家星期天来玩。我们班有个叫王福贵的同学胆子大，星期天到东四找他玩，先生和他的家人非常热情的招待他，还请他看《智取华山》的电影。王福贵回到家自豪的告诉小伙伴们，他看到新电影《智取华山》，还惟妙惟肖的学起男主角于洋的跳舞。我和同学们听完非常羡慕，第二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和四个同学就去东四找先生，敲他的电影“竹杠”。大家见到先生后不好意思张口要钱看电影，只是拉着先生的大手往电影院门口走。先生明白我们的意思，摸着我们的头微笑着说：“我请大家看电影。”先生买好电影票递到我们小手里说：“《智取华山》还有五分钟开演，去看吧!”我和小伙伴们拿到票，撒腿如飞地向电影院跑去。先生还在后面大声喊：“慢点、慢点，别摔倒!”从此，我和同学们从此就经常敲先生的电影“竹杠”。先生每次都是拉着我们的小手，笑呵呵的给我们买好票，再一张张放在我们的小手中。先生离开学校去人民机械厂上班后，我和小伙伴们就不好意思再去敲他的电影“竹杠”。
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先生被枪毙，消息传来我和几个小学同学都哭了。我们几个人去东四先生的家看望，在先生家的院门外静静站立很久，谁也不敢进先生的家，怕让红卫兵知道被打个半死。今天只要我去东四办事，就会想起先生给我们买电影票的情景。
遇罗克先生在授课中不断探索和试验新的教学方法，有一次他打算试验“自觉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是培养学生不用老师看管自觉学习。先生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注定要失败，二年级的小孩成天不就是想着怎么玩，老师不在课堂看管肯定会闹翻天。“自觉学习方法”试验失败后先生很伤心，好几天情绪不好。学校教导主任刘老师劝他说：“遇老师，你学生教的很不错，该知足了。”
没过多久，学校宣布要在六·一儿童节举行全校表演大赛，要求各班级自搞、自创表演节目。那时小学生的表演节目很少只有两个。一个是《王二小放牛》，内容讲述农村孩子王二小放牛时遇到日本鬼子，他把日本鬼子引到八路军的地雷区消灭了鬼子。
《王二小放牛》开头的歌词这样唱的：“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孩子却不知哪去了。你要问他是谁？他的名字叫王二小。”去年我在电视中看到某人演唱这首歌时，心中感叹良久。
另一个是《路条》，讲述抗战时期儿童团员们在路口查路条，抓坏人的事。
《路条》中有段歌词是这样唱的：“拿过来看看，拿过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因为情况关系实在对不起。”这个节目是不中不洋的杂货铺，因为“对不起”是城里人说的话，怎么用到农村孩子身上。
先生得知表演大赛消息后，马上在我们班里成立木偶剧团，还编排一个新节目叫《大公鸡与坏狐狸》。讲的是大公鸡不听妈妈的话，让坏心眼的狐狸给骗了，差点被坏狐狸吃掉，在大黄狗、小鸟等小朋友的帮助下打败坏狐狸，是个很不错的童话故事。先生亲自动手自编、自导、自制木偶，排练时同学们干劲十足，剧中的角色大公鸡、小鸟、布谷鸟、鸡妈妈、大黄狗、坏狐狸等都由同学们扮演。我演的是大公鸡，节目开始时我要学大公鸡打鸣，为把大公鸡打鸣声叫的特别响，每次都要用足力气，憋的我脸红脖子粗。
有一次先生说：“舞台后面的布景应该是蓝色的天空，咱们大家想办法找块布画一个。”那年头要找块布很费劲，不仅因为穷买不起，而且买布还要布票，学校没有布票，同学家也不富裕。我家正好有块大帆布，太厚做不成衣服放在家里没有用。我拿到学校给先生，他很高兴马上动手画成布景。先生不仅文章写的好，画画的文采也好，布景和各种木偶都做的非常漂亮。
六·一儿童节全校各班级汇演，其它班级演的全是《王二小放牛》和《路条》没人爱看。我们表演的木偶剧非常新颖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孙校长很高兴当场表扬先生，还把这个节目调到外校参加表演比赛，最后在景山少年宫进行各学校优秀节目汇演时，先生的木偶剧和史家胡同小学李锐同学的武术表演获得大奖，先生非常开心。我作为木偶剧的代表和李锐同学共同上台领奖，从此我和李锐同学也成为好朋友。
—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和李锐同学失去联系。一九六七年夏天，我在史家胡同突然见到李锐同学，只见他拉着辆小车，手里拿着铁钩在垃圾站拣废品。我问他怎么变成这样，他说：“因为爸爸是地主，家被红卫兵抄了，爸爸也被轰走赶回老家。学校里同学天天欺侮我，骂我是狗崽子，我也不想上学了，每天只好捡破烂换点钱买饭吃。”他说完泪水不断的从眼睛里淌出来。我当时口袋里有5分钱，拿出来放在他的手里，让他买根冰棍吃 (那时一根红果冰棍三分钱)。他收下后擦擦眼泪说声“谢谢!”拉着小车飞快的跑了，我望着他的背影也哭了。谁能想到这个推着小车到处捡垃圾的流浪儿，曾经是胸前飘动红领巾，英姿飒爽，武术表演获大奖的英俊少年。在舞台上时而如鱼跃跳起甩出旋风腿，时而如雏鹰腾空打出长拳。表演剑术时，剑柄上长长的红穗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翻飞，让人赞叹不已。我和李锐同学那次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今天我问一句：“发小李锐同学你还好吗？”(注：“发小”为北京土话，意思是从小长大的伙伴)
记得那年先生还讲过一件让他特别高兴的事，他为妹妹遇罗绵“捉刀”写的作文《今天我喂鸡》，入选北京市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先生当年因父母的“右派”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心里很苦闷。这次他看到自己的心血从稿纸变成铅字自然兴奋，先生在课堂上大讲这篇作文的选题、细节、点晴、全文的架构等，足足讲好几节课。
   遇罗克先生是很称职的好老师，他也热爱这份工作，可是先生出身“右派”的问题，使他不可能获得老师这个“灵魂工程师”的正式工作。  
一九六五年，街道办事处给他分配正式工作，到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人民机械厂当学徒工，这家工厂是国营大厂，生产和制造印刷机械。先生当学徒工后心态发生变化，他不甘心每天面对轰轰做响的厂房枯燥生活，要选择新的生活走文学创作之路，要再次把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向外界显示自己的才华。先生不断的写作不断的投稿，当年报纸、杂志的数量很少，对投稿基本不用，先生的投稿全部失败。可是他毫不气馁，为提高写作水平在日记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日记落入红卫兵手里，成为先生思想一贯反动的罪证。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痞、恶棍、人渣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臭名昭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点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指责吴晗利用该剧为彭德怀翻案。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成为拉开中华民族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居心险恶，指令《文汇报》刊登向全国征求意见的文章，号召人们对姚文元的文章提意见和发表看法，他们这样做是想“引蛇出洞”，等待那些敢于反对他们的“蛇”，然后再用“棍子打”把“蛇”死。
当时中国南、北两地有名的历史学家、文人、作家、评论家，对姚文元的文章都是封笔不写评论文章，闭口不谈任何意见。他们有的人是知道这篇文章来头大不敢惹。有的人是被历年运动教育聪明了，明知不对也不说话，不能当“蛇”出洞被人打死。
遇罗克先生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和《文汇报》征求意见的号召后，认为海瑞是清官天下皆知，姚文元怎么能联想到为彭德怀翻案写出这样的谬论。先生心有所思笔有所动，从历史的角度写了篇反驳姚文元的文章投稿给《文汇报》。
其实，先生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用意，他只不过是用文学爱好者的身份投稿，送上一篇毛头青年人写的小文章。正常情况下，《文汇报》编辑们看完会扔到字纸篓里不用。可是在文痞、恶棍、人渣姚文元的淫威下， 编辑们只好把先生的文章交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三人看后心中大喜，认为先生的文章是北京射来的“暗箭”，代表北京的动态和观点。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以显赫位置转载。全国只有北京市委下属的各报刊，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十九天内没有转载。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文汇报》不打招呼，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违反组织原则，下令北京市委所属各报刊不得转载。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北京市委的作法非常痛恨，咒骂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看到遇罗克先生的文章后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警告北京的好机会，他们让《文汇报》刊登先生的文章，又组织稿件在《文汇报》上对先生的文章进行批判。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文汇报》刊登先生的文章，同时也刊登大量批判先生文章。人渣姚文元明知先生是个毛头青年人，文章不代表北京任何机构和组织。但是他要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给那些默不做声在心里反对他的人看，借这件事他要告诫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人渣姚文元当时手中的权力不大，不可能杀掉遇罗克先生，他只能把先生记在心头秋后算账。先生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博弈中成为无辜的牺牲品，成为人渣姚文元手中第一个冤魂。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正式在中国爆发。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社论中充满“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吓人的词语,把新中国说的是坏人满街跑漆黑一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吹响“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运动的号角，即破“四旧”和批斗“黑五类”运动。什么是“四旧”？从意识形态领域讲，是指封建思想、迷信思想、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统称“四旧”。从现实讲，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和有关物品外，一切图书、字画、戏曲、歌曲、带字的纸、金银、珠宝、银元、尖头皮鞋、西服、领带、老式的家具、擦脸油、香粉、花裙子、女孩的长头发都可以列为“四旧”。
“黑五类”是指被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分子、坏分子、右派的人，统称“黑五类”。反革命分子包括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解放前给国民党当过差的人。当时北京的中学生、大学生们的手臂戴着红卫兵的红箍，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腰扎带有铁扣的皮带，俗称板带。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高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在北京大街小巷到处搜查“四旧”、批斗“黑五类”。
小牌坊小学“文化大革命”的开场更是惨不忍睹。学生从每天上六节课变为四节课、二节课，最后就宣布不上课，全体师生都停课闹革命。学校内造反派组织林立，有红卫兵革命造反队、打击牛鬼蛇神红卫兵战斗队、红小兵战斗团等等。昔日传出琅琅读书声的教室，成为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发泄地，教室的门被踢坏，窗户玻璃被砸碎，课桌椅被摔的东倒西歪。学校到处是充满血腥风雨的大字报，什么“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是打击一大遍保护一小撮!”，“砸烂某某的狗头!”，把某某揪出来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打倒某某让他遗臭万年!”。
学校教导处原来是老师们集中备课办公的地方，现在变成造反派和红卫兵随意羞辱老师的地方。一些在解放前为国民党当过差和出身不好的老师首先遭到批斗和毒打。
退休在家的郝校长、教导主任刘老师、李老师,因在旧社会给国民党当过差，在全校大会上如同猪羊似的被造反派掀翻在地捆成一团游街批斗，我和小同学们被吓的用手捂着眼睛不敢看。
苏老师是即将退休的女老师，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因参加过国民党被红卫兵批斗,她实在忍不住红卫兵的毒打,早晨趁看押的红卫兵不注意溜出学校想回家。被红卫兵追上后当场打晕在黄城根胡同口,红卫兵们毫不在乎扔下苏老师扬长而去。是胡同中好心大妈、大婶们把苏老师救起。
刘芳是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身材窈窕端庄美丽，她喜爱打扮是个漂亮的女教师。因出身问题被造反派和红卫兵天天拉到教导处批斗，每次批斗完她的全身都是口水、痰、红、蓝墨水，有一次红卫兵还把她的手表摘下来摔的粉碎。
刘吉老师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由于出身是地主，被造反派勒令某日在全校大会上接受批斗，交待家里的剥削历史。他被吓得惊恐万分，在召开批斗大会的前两天跳龙潭湖自尽，三天后肚大如鼓的刘老师浮出水面才被打捞上岸，我和同学看后都吓的泪流不止，天天晚上睡觉作噩梦。
不久，学校“革命造反派”贴出打倒遇罗克先生的大字报，该组织的头头是教体育的谷老师，把大字报贴到教导处的最高处，大字报用斗大的字写着“遇罗克是大黑帮吴晗的马前卒!打倒遇罗克!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先生如果还在学校当老师肯定会天天挨批斗，被红卫兵打个半死。
北京城是家家点火处处冒烟，各家各户不停的焚烧图书、字画、旧式家具等物品，谁敢不烧，如果让红卫兵发现就上门抄家受毒打。
北京满城遍地尽黄金，大小胡同的垃圾站，全是居民扔出来的金银珠宝、银元、贵重首饰，没有人敢把这些东西拣回家。
中国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文学家郭沫若也违心的公开表态说：“我写的作品要全部烧掉!”从郭沫若的讲话不难体会到破“四旧”运动的利害。
著名作家老舍就是在破“四旧”的声讨中惨遭红卫兵的批斗和毒打，近七十的人被逼无奈跳进什刹海附近的太平湖自杀身亡。
老舍之子舒乙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父亲跳湖自杀以后，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北京批斗风潮减退不少，否则太平湖里的人要比鱼还多!”
红卫兵在批斗“黑五类”时没有人性丧尽天良，他们闯进“黑五类”的家后，勒令“黑五类”的男女老少全部跪倒在地，用板带对“黑五类”披头盖脸的就是乱揍，再把“黑五类”们不分男女全部剃成光头进行羞辱。如果在“黑五类”的家中搜出解放前的报纸、杂志、地契等物品，自然成为“黑五类”反攻倒算的铁证，重新进行批斗和再次毒打。
“黑五类”的家庭，在受到红卫兵的抄家和毒打后，还要被清出北京城赶回原籍。我家的邻居李大婶因丈夫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成为“黑五类”，她对我母亲说：“我要是被赶回老家就不活了，到河边用布蒙上头跳进去。”吓的我母亲抱着她痛哭，劝她别走绝路。
为了给打击“黑五类”的红卫兵造声势，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着这样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
“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一贯如此! ”
这两副对联成为丑恶的“唯出身论”和“血统论”的标志。那些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女在北京城到处摇旗呐喊这两副对联，他们一方面对“黑五类”抄家打骂，一方面炫耀自己高贵的血统。
在这种形势下“黑五类”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黑五类”在红卫兵的看押下，被带到北京大街小巷游街示众，他们头戴白纸糊的高帽，上面用墨笔写着：“我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反革命、资本家、黑帮等字样，手敲小锣，一步一句：“我是恶霸地主、我是富农……”。满城尽是有罪人!
“黑五类”的子女也度日如年，他们处于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尴尬处境。还要天天受到羞辱。那时候北京所有的学校门口和大街小巷路口都有凶神似的红卫兵把守，他们对每个经过的学生都大声的问：“什么出身？”如果回答是工人、贫农、下中农没事。如果回答是地主、资本家、富农、右派、黑帮、小业主什么的，轻则挨红卫兵的臭骂，重则身挨板带和耳光。
“黑五类”子女在这种重压下分为几部分，一部分人暗自流泪、默默不语。现任某大公司财务总监的吴先生就是这部分人，他回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给心灵上带来的创伤时说：“父亲在出版社主管美术杂志，我十二岁那年被打成“右派”。有一天父亲单位的人到我家拿走棉被和父亲的衣物，就把父亲直接送到农场劳改，都没让父亲回家向亲人告别。父亲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家里失去经济来源，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糊纸盒挣点钱赖以生存。少年时代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皮外伤而已，不管有多严重，只要生活环境改变后，这个伤口会自动痊愈。但是对心灵上的侮辱最让我刻骨铭心，这种伤害是很难愈合的。例如上中学、插队、参加工作都要填写履历表，在填写有关父亲的情况时，我都要这样写：“我的父亲因思想反动，一九五九年成为右派，我坚决和他划清界线走革命的路。”每次填完表格，我在人前都抬不起头来。所以，在任何公开场合我都是不说话，给人一种木呆呆的样子。这种心灵上的伤口是永远不会痊愈，永远向外流淌着鲜血!”
另一部分“黑五类”的子女不甘心被打入另册当“贱民”，他们想用行动证明是可以被改造好的，可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去掉反动阶级的烙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黑五类”的子女有的成为禽兽，他们批斗甚至殴打自己的父母。
东城区的八大人胡同，现在改名为南竹竿胡同，胡同中住着一家姓田的夫妻，他们解放前曾任国民党的外交官，解放后回国在外交部工作。田姓夫妻有三个儿子，两个大儿子是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田姓夫妻在清华上学的一个儿子带着红卫兵冲进家来，抄家和用皮带殴打他们，当晚田姓夫妻悬梁上吊自杀而亡。
另一些黑五类子女，他们勇敢的挺身而出，用政治笑话和讽刺性文章来反击丑恶的“唯出身论”和“血统论”，当时最为流传的政治笑话为周恩来总理与原苏联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对话。
出身矿工的赫鲁晓夫对周恩来总理挑衅说：“我是矿工，出身是工人阶级。你的出身为地主官僚阶级，所以我们俩的阶级立场永远不同。”
周恩来总理微微一笑的说：“我告诉你，我背叛了我的阶级，你也背叛了你的阶级。”
遇罗克先生是黑五类子女中挺身而出,成为反对“唯出身论”、“血统论”的杰出代表和领袖。先生用金钩铁笔在历史丹青上，描写出不朽之作《出身论》。
公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在历史的长河上永远是闪耀万丈光芒永载春秋的一天。遇罗克先生的不朽之作《出身论》，就在这一天发表在北京《中学文革报》上，先生在《出身论》中首先用富有哲理的数字论证，向世人表明“唯出身论”、“血统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
先生在《出身论》的开头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
先生在《出身论》中提到的“中国“黑五类”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这句话,一语击中“唯出身论”和“血统论”的要害!因为百分之五这个数字是让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都会惊愕、颤抖、哭泣的数字。
当时中国人口总数在十一亿左右，5%的人口数量是六千多万，相当于法国人口的总和，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法国人”都是“黑五类”，这样庞大的人群在受批斗和毒打，他们的子女在受到歧视。
先生在《出身论》中还写道：“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先生在从这段文字中以自身的感受，向世人表白对“唯出身论”的愤怒,抨击丑恶的“唯出身论”和“血统论”非法的剥夺黑五类”子女们受教育权,使他们永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罪恶。
先生还用幽默的文字，在文章中嘲笑那些“唯出身论”的人，他在文章中的对话很耐人寻味。
甲（是个学生）：“你什么出身？”
乙：“你呢？”
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
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先生在《出身论》的结尾写道：“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会等待别人的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允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为了让《出身论》这篇文章更好的传,先生自费加印三万份. 有良知的人们在了解当年的情况后，都会佩服遇罗克先生的勇气。
时隔四十年的今天,遇罗克先生的《出身论》仍然掷地有声。我们还会看到先生如同一只鲲鹏,在“文化大革命”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水击三千里,呐喊绝云气负青天,扶摇直上九万里!
遇罗克先生的《出身论》发表以后引起很大轰动,北京及全国所有的红卫兵小报纷纷转载，一时“洛阳纸贵”。虽然批判《出身论》的文章也扑天盖地接踵而来，但是先生不畏困难还利用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机会四处传播《出身论》，先生到达广州时亲手张贴和散发刊登《出身论》的报纸。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底，“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愈演愈烈。从扫“四旧”火烧孔庙，数千万的“黑五类”被抄家和批斗,到清理阶级队伍又有数百万阶级异己分子被揪斗。从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到“上海一月风暴夺权”。 (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授意下伙同王洪文等策划夺权，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并在全国推行简称“上海一月风暴夺权”)
受冲击和被揪斗的对象越来越多，由黑五类转向长征干部、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八路、基层党支部书记、基层干部。每次运动都要涉及数百万人,从以下的回忆录不难看出这些运动的激烈悲惨的程度。
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在回忆录中写道：“江西“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风暴中，我亲眼看到尚奎和副书记刘俊秀被造反派用上刺刀的枪，押往省委大楼观看夺权。我当时很担心，因为刘俊秀同志脾气暴烈，当年他参加革命时是赤卫队队员，有一次他被国民党兵抓住，全身衣服被剥光只穿条裤衩，被两名国民党士兵用上着刺刀的枪押往山沟枪毙，刘俊秀同志趁国民党兵不注意，赤手空拳击倒两名国民党士兵，飞身跳下山沟才得以脱身。我担心刘俊秀在这个时候也会用拳击倒造反派。还好尚奎和刘俊秀都冷静的对待，直到造反派夺权的丑恶表演结束。”
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副书记刘俊秀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对革命忠心耿耿。但是他们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厄运。这段回忆录精彩的描写出老红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愤怒和无奈。
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庄先生在回忆录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宣队的头头和造反派把我们几个报社负责人叫到一起，让我们老实交待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罪行。
一位报社副总编违心的说：“我交待，我是一个几十年来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老反革命分子。”
我听到后心中的怒火再也忍不住，大声的对那位副总编说：“你如果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行为，就老实的交待问题,如果没有就不要信口开河。大家要好好想想，我们参加革命几十年，怎么都会成为反革命分子？难道说毛主席是领导着我们这批反革命分子闹革命？打败的日本鬼子？打败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建立的新中国？”我说完这些话泪流满面，大家也都静静的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宣队的头头只好宣布散会。”
李庄先生的回忆录令人深思，也是历年来对“文化大革命”最有力、最有哲理的质询和解释。使人们清晰的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根源，不是什么防止中国变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运动，是个人私利的权力之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黑五类”队伍的成员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扩大到黑帮分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叛徒、阶级异已分子、四不清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资本家、内人党分子等等。时隔多年，我把有些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
四不清分子：是“文化大革命”前“四清”运动中对农村基层干部定下的极“左”罪名，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冲击，涉及农村基层干部上百万人。
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文化大革命”中对机关、工厂领导干部罗织的“莫须有”罪名，涉及近千万人。
叛徒：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广大干部罗织的“莫须有”罪名。最为著名的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涉及开国元勋溥一波等多名副总理、正部级干部。这些人有的被折磨至死，如农业部长廖鲁言。有的被长期非法关押，如溥一波等人，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年以后才被从监牢放出。
阶级异已分子：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机关、厂矿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罗织的一种罪名。凡是旧社会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等部门任职的人，统统被称为 “阶级异已分子”。这些人被揪斗毒打，最后被造反派从城市押送遣返原籍。涉及数百万人，不少人自杀含冤死去。
内人党分子：全称为“内蒙古人民党分子”，这是内蒙古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假、错案，涉及内蒙古地区党、政、军、群众上百万人。
   “文化大革命”这种不断扩大化的后果，造成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越来越多，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有共和国主席，有开国元勋，有元帅和将军，有部长和封疆大吏。这些红色后代与“黑五类”的子女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成为《出身论》的忠实读者，《出身论》这篇文章在社会上流传的越来越广，遇罗克先生成为知名人物，成为这些青年人的精神领袖。由于这个原因，遇罗克先生再次引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注意，这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大权在握，他们在—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们的一念之间可以决定任何人的荣辱与生死。他们要从《文汇报》的老帐算起，二罪归一杀掉遇罗克先生。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在《出身论》发表一周年的日子，遇罗克先生被逮捕。先生当时在人民机械厂车间某角落静静的读书，几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给他戴上手铐押往监狱。
   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下，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公审大会。遇罗克先生被五花大绑押到会场中央，在十万人的高呼打倒，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声中，遇罗克先生以反革命罪被宣布枪毙，先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公开审判枪毙的“反革命分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逮捕，“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不久，北京市为遇罗克先生公开宣布平反。如果先生还活着，是一位六十多岁含饴弄儿孙的快乐老爷爷。
   纵观遇罗克先生的一生，让人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诗：“但愿吾儿痴与呆，轻轻松松做公卿!”退一万步讲：“但愿吾儿痴与呆，轻松快乐活一生!”
   1996年1月，文痞、恶棍、人渣姚文元二十年徒刑期满被释放回家，出狱时他向狱警要顶帽子戴，狱警问干什么？ 人渣姚文元说回上海做火车时怕人认出来。狱警大笑告诉他，现在没有人认识你了。
    人渣姚文元在北京火车站望着来往的人群，感慨的说：“真是没人认识我了。”
文痞、恶棍、人渣姚文元说错了，遇罗克先生白发苍苍的父母永远认识姚文元。他们天天泪流满面的向人们、向苍天哭诉想儿、思儿、疼儿的万箭穿心之痛。让我们听听遇罗克父母传来的天籁之音“姚文元你这个畜牲，还我心肝宝贝儿子的命!”
还有一个人永远认识姚文元的人，那就是遇罗克先生，他天天笑眯眯的挥动大锤，一下、一下的把文痞、恶棍、人渣姚文元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全文完)

齐忠：二零零七年三月四(正月十五)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