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志峰：《中学文革报》名扬全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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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志峰


　　几个高中学生谈得很投机，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问世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青少年中首先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１９６６年６月出现于北京。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的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８月１８日到１１月２６日，毛泽东先后８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１３００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１９６７年８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
　　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文革”中特有的文艺现象——红卫兵文艺。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１９６７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
　　《中学文革报》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并且迅速传播全国的。
　　１９６７年初的一天，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在马路上看到《出身论》，觉得很好，文章上留的地址是北京六十五中的遇罗文。牟志京和同学王建复就去找遇罗文，他们谈得很投机，就想把这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印出来，以扩大宣传。他们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
　　说干就干。这几位高中生迅速行动起来。王建复和牟志京从学校借出５００元钱。几天之内，他们买来了纸，联系好了印刷厂。几个人忙了几天几宿，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中学文革报》和占３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遇罗文、王建复和牟志京这几个高中生，又找来许多同学帮忙，包括他们的弟弟、同学，队伍里还有女生。卖报、运报、运纸这些事务性工作，常常由年龄小一些的初中生来干；他们这几个高中生，接待来客、编辑报纸、校对清样、筹措纸张、联系印刷；女生们负责处理大量的读者来信、兼管接待来访工作。遇罗文和王建复、牟志京分工也有侧重：牟喜欢网罗写作人才、建立兄弟报刊统一战线；王热衷于组织、财会工作，有时也写写社论和短文；遇罗文偏爱组织辩论会、卖报纸和蹬三轮车。三位高中生编排完稿件，干完那些非他们干不可的事以后，他们还会拉上女生一起去卖报，让女生感受一下读者的激情。

　　刊登《出身论》，《中学文革报》一炮打响

　　第一期《中学文革报》只印了３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
　　这一期报纸的主打文章是《出身论》，像《出身论》这样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人们佩服作者出众的文笔和材料的广泛，猜测着作者有多少人、都有些什么名人。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卖报的场面非常动人，热情的读者把几个卖报人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他们不得不规定每人限买５份。有时他们把报纸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２００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
　　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中学文革报》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２元钱去买原本２分一份的报纸。
　　《出身论》何以受到人们如此的欢迎？原来，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被称为“鬼见愁”，它所标榜的社会种族主义，成为萦绕着一大批青年人命运的噩梦。８月２日，陈伯达在接见“鬼见愁”对联的辩论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以后，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的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此后，更有人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青年学生迅速分解为“红五类”、“黑五类”。
　　《出身论》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写出来的。文章说：“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２００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即使某人是‘红五类’，他的亲朋好友也必然有非‘红五类’或‘黑七类’，所以对出身问题不关心的几乎没有。”
　　《出身论》的基本要点是：一、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二、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三、看一个人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完全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四、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已成为天生的“罪人”，形成新的种姓制度。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出身论》所以受到拥护，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

　　遇罗克是《中学文革报》名副其实的主笔

　　写作《出身论》的人，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这一年他２４岁，是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徒工。遇罗克出身在一个“黑五类”家庭，父亲１９５０年被定成专政对象时，他才８岁。他生得温和、宁静，眼神充满智慧。在学习生活中，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
　　在已出版的７期《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成了该报名副其实的主笔，但他却是一个隐名英雄。报纸每一期都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撰写（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其实它的作者是遇罗克。遇罗克还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作品，甚至在三言两语的“参考消息”、“读者来信”专栏，他也协助选些幽默而且寓意深刻的题材，比如：“北京×××学院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曾有人规定：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则叫‘郝混蛋’等等。”“河北省易县某中学，有这样一个通令：出身好的进教室走前门，出身不好的走后门。那些出身不好不坏的人，又不敢走前门，也不愿走后门，只好由窗子进出了。”
　　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些同学首先冲破“出身”这个禁区，由非“红五类”组成了“东方红红卫兵”。它的出现立刻引起血统论者的震惊，咒骂围攻不绝于耳。围剿它的惟一理由是：组织不纯。遇罗克对她们的行动很赞赏，鼓励弟弟们在学校里组织红卫兵。其实他对“红卫兵”这个词很反感，认为它封建色彩太浓。他让弟弟们组织这样的组织，并不是想捍卫某个人，而是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是平等的。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自卑感，遇罗克也以“小组”的名义写了《谈“纯”》。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名义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常洞瑶”是如何摇摆不定。这在当时思想混乱的形势下不乏其人。遇罗克发表的一篇篇有哲理性的政治文章使人看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活跃了报纸的版面。
　　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第一期：《出身论》；第二期：《谈“纯”》；第三期：《“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四期：《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五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六期：《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遇罗克不分日夜地给《中学文革报》写稿，为写这些稿件，还要收集材料，采访当事人，与热心的读者通信，探讨更多的社会问题。他说要向戴高乐学习，每天亲自回复上百封信。他还要坚持完成自己原先制订的学习计划……尽管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但这时他的精神是最愉快的，他说：“我做了点有益于人类的事。”

　　《中学文革报》组织万人大会批判“血统论”

　　《中学文革报》在北京四中设立了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这些读者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关心《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前途并控诉血统论的。也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一起办报。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往往每天多达几百封、上千封，以致邮局不愿送了。
　　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报纸的印刷很困难，《中学文革报》社的成员们只好打算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他们不得不办下去。
　　在１９６７年一二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１３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
　　在“联动”活动最高潮的时候，《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的形式，系统地剖析“联动”的起因的文章。文章用大量事实进行了对比，最后总结道：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上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及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人，创造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画他们的形象了……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一些学生组织邀请《中学文革报》成员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万人大会。大会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学文革报》成员决定以批判“血统论”为主，由遇罗文在会上代表《中学文革报》讲话。因为知道消息太晚了，遇罗克、遇罗文和郝治连夜加班起草发言稿，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他们一起念、一起改，都认为没问题了，才每人抄一部分，凑出备份，交给牟志京去排版，争取尽快见报。待到一切全忙完，天已经大亮，遇罗文又看了两遍发言稿，以免讲的时候打磕巴。
　　上午９点，大会准时开始了。容纳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原来反对《出身论》的组织得知了这次大会，也派了好多人混进会场，使大会大大超出预定的人数。前两个发言都很简短，顺利通过。遇罗文一上台，会场就有点儿乱。念到一半的时候，会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有些人开始往主席台这边拥。遇罗文加快了念的速度，坐在主席台上的郝治、王建复他们已经离开了座位去阻挡冲过来的人群。当遇罗文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话筒立即被抢走了。他总算松了一口气，旋即被狂热的人流轰出了主席台，拥进了后边的“贵宾休息室”。
　　《中学文革报》的几个成员被分开，又被团团围住，一片恐吓、吼叫、漫骂声让人分不出字眼，只觉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样。按人数和势力说，他们稍有不慎，这种噪音和口水的攻击马上会变成拳脚相加，他们绝对招架不住，只好一言不发。郝治、王建复和遇罗文，被围得动弹不得，年龄小点儿的初中生们还能走动。
　　这次大会被维护血统论的人破坏了，但是《中学文革报》也造成了轰动效应，而这正是《中学文革报》成员们的目的。

　　“中央文革”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在《红旗》杂志记者的鼓动下，《中学文革报》的一部分人提出改变办报方向，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退出了。
　　绝大部分小报都开始了对《出身论》的批判，原来支持《中学文革报》的两三家报纸也有的“反戈一击”或不再表态了。概括他们的论点，不外乎是：老的阶级敌人死光了，他们的下一代就是阶级敌人，《出身论》否定这个，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出身不同的青年就是应该享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则就是想让出身不好的青年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家庭影响远远大于社会影响；“文革”前，旧领导优待出身不好的，迫害出身好的人。
　　批判《出身论》的结果，反倒使《中学文革报》名声越来越大了。无论什么滞销的刊物，只要借批判之名全文转载《出身论》，就立刻变得畅销。地质学院附中的郑晓丹（郑晓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形象地把它誉为东方的《人权宣言》。她的家被抄了几十次，为保存《出身论》，一家人冒着各种危险，想出种种办法，最后用它当作花椒的包装纸而得以保存到今天。更多的人把精心收集到的几期《中学文革报》作了极好的包装珍藏起来，把它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留给后人。
　　尽管当时的当权人物也口口声声反对血统论，但血统论毕竟是他们制造的并为他们所利用。所以在小报群剿无效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给《出身论》定了调子，公然宣布它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这么一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许多参与《中学文革报》活动的人，因为清楚报纸的印刷地点，为了表示“反戈一击”，更是手下不留情。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
　　此时，坚持到最后参与《中学文革报》活动的有１４个人，他们是：郝治（轻工业学院）、牟志京、王建复、李金环、纪亚琴（气象专科学校）、张富英、王玲、张君若（女四中）、遇罗勉、王嘉材（二十五中）、张丽君（女三中）、王世伟、张元琪（十三中）、张颖（女二中）。作为《中学文革报》的主笔，遇罗克也于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被捕。遇罗克入狱后，受尽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摧残和虐待。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２７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中学文革报》共发行７期，累计发行量几十万份，各地翻印、转抄成“大字报”的不计其数。据此，有人说它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党史文苑》20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