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关于遇罗克事件及其再包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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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遇罗克事件及其再包装问题——兼谈四十年来自由派造神努力的“反智特征”

　　老田

　　一

　　遇罗克写作“出身论”之时，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批判行为——至少表面上是在反驳太子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所谓“鬼见愁”对联)，所以，他的文章也都是造反派小报帮助他发表和传播的。

　　其实，在出身论发表之际，文革政治运动已经大大地前进了，彼时，太子党们已经不再把打击矛头对准黑五类(1966年8-9月)，转而对准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了(1966年所谓“十二月黑风”);而造反派的批判矛头，也早已不是对准什么保守派和太子党了，而是直接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1966年10月以后)。这个文章在写出来之初，就已经过时了，仅仅具有“回溯批判”去贬低政治对手的价值，对于中学生造反派而言，对于“宿敌”的愤怒和记忆更强一些，所以，基于“政治共情”的需要，还比较支持这篇文章。

　　遇罗克自己的写作意图，是对于“向上流动”机会分配的不公平，有着很痛切的体验，他针对的问题虽然是从“血统论”对联引申开来的，但真实的问题意识，却是社会流动机会的公平性问题，这也与他本人学习成绩好同时不安心于体力劳动有关的。也就是说，社会流动的不公平性，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资格上升且不安于蓝领工作的人来说，会更加难于忍受。而“出身论”的的论证方法和批判意识，并不是拿他自己与平民子弟进行对比发现了“机会不公平”，而是与“特权阶层子弟”拥有的优先性进行对比之后，得到的落差和批判意识，这一点遇罗克自己似乎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想要基于“学习好”去获得与特权阶层子弟一样的平等上升机会，由此他竭力否定家庭出身对个人政治态度有任何影响，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很难成立，不说太子党不同意，至少“前朝贵胄”方主席就不见得会同意。

　　二

　　而自由派名角丁东出于造神的宣传需要，转而经营遇罗克事件，他竟然宣称“遇罗克在当时能够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徒工的身份”“成为人权思想家”，“他不是抱怨个人和自己家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是为所有受到人权歧视的人们争取公道，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这种不合理的秩序发出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以《出身论》为代表的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对于文章及其得到传播机会，看来丁东是很了解的，但是，丁东先生却有着很高的热情去颠倒是非黑白，说镇压文革乃至于判处遇罗克死刑的政治力量，才是解放者，“直到十几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了社会政策，家庭出身这片笼罩在千百万人头上的阴云，才逐步散开。遇罗克虽然没有看到这一天，但他以生命倡导的人权思想是不朽的。人与人生而平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丁东《序二》，载《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出身论》所批判的议题，并不是文革的特殊问题，而是社会流动的一般问题，甚至还不是中国那时那地的特殊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今日所谓“阶层固化”问题)，故他的文章主要也是中学生追捧——中学生对于政治批判的理解更加直观些，说“东纠”“西纠”和“海纠”这些宿敌的坏话本身，就很值得肯定，因此就与遇罗克文章有更多的“政治共情”。

　　之所以说自由派的造神努力，完全属于反智行为，除了他们基于政治精明而颠倒历史是非之外，更体现反智的特征是：他们丧失了对现实社会的感知能力与判断能力。以至于遇罗克文章中间说了什么，丁东都无从判断了。遇罗克文章中间，把自己与特权阶层子弟的机会不公平进行对比展开批判，这个批判的针对性，远较丁东们愿意接受的更为普遍。也恰好与丁东们的解说相反，阶层固化问题在中国社会完成后文革转型之后，不是缩小了，而是大大滴扩大了。

　　这四十年来，自由派的造神宣传运动，其费心经营的多位宣传对象——诸如王申酉、林昭等等，均在宣传中间出现类似反智和无脑特征：一方面是脱离历史真实背景任意地颠倒是非，另一方面也胡乱比附和曲解经营对象作为“批判活动家”的原初意图及其所指。此种彻底的机会主义选择，还对特殊人群具有相当动员能力，这不，遇罗克的兄妹们就被诱导，也开始甩开事实和真实的冤屈，去经营过世家人的时代虚拟价值了。

　　三

　　至于遇罗克被平反，那就更为可笑了。遇罗克他妈妈拿出一个证据材料，说他曾经批判过姚文元的文章(被《文汇报》公开发表过)，所以是“反四人帮英雄”应该平反，结果经过光明日报记者努力之后，还真的被平反了。由此可见，胡耀邦等人在彻底否定文革时期的做事方式，是多么的稀松，毫无事实和逻辑甄别的严肃性。这个成功平反案例，只能够说：遇罗克他妈妈善于政治经营，而且成功利用了权威机构的“不严谨”作风，最终实现了目的。

　　遇罗克批评姚文元的文字，被《文汇报》公开发表出来，可见没有怎么把他的批评意见当一回事，而是给予正常“批评意见”去看待的，更未由此对他进行政治压迫。反而是他的出身论文章，一方面是被造反派中学生视为“共情”文章，另一方面也被太子党及其幕后支持者视为“反动言论”和需要加以处置的事项，这才在后来被选定为打击对象的。其他诸如遇罗克“私藏手榴弹”等罪名，原本不算是很大的问题，这一类只是“镇压借口”罢了，甚至还有可能在批判会上被人提及他批评姚文元文章的罪过，提及此类“风流罪过”，也是类似的逻辑——坏人有各种问题所以一贯地坏。

　　遇罗克之成为镇压对象，主要是基于他文章的政治影响——在造反派一边起作用，同时反对反文革阵营。当然这个镇压理由并不合乎法制标准，但文革的政治博弈就是据此展开和深化的，大批造反派被反文革阵营反复打压，后来甚至被送上法庭以追究刑责就因为这个，这个才算是选定遇罗克进行“精准打击”的充足理由。换言之，是政治而非法律原因，才导致遇罗克后来的悲惨遭遇;更为冤枉的是，遇罗克文章想要表达的议题，其实与文革政治博弈的关系不大，而仅仅是因为基于文革政治博弈的原因——得到其中一个派别的共情和支持，才得到大范围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后来他被官方选定作为平反对象，也是无需“法律证据链”定罪这同一个逻辑“倒过来应用”罢了——这一次他毫无逻辑地成为“反四人帮”的英雄了。这个平反本身，除了反应出一些人不管是在文革中间、还是在文革后，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毫无尊重规则的严肃态度，此外并不体现任何其他的内容。

　　四

　　遇罗克被反文革阵营镇压的政治理由相对充分，但被同一批人平反就很可笑了，而且他本人还具有较高知名度，故不可能存在这个方面信息误差和误解，不过，恰好彼时有一个“寻找反文革英雄”的政治迫切性，遇罗克他妈妈刚刚好赶上了。作为光明日报记者的苏双碧，其职业利益和地位都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报道时期冉冉上升，可见他憎恶文革乃至于造反派的政治立场，是相当稳固和坚决的，这个方面他的直接上司是不可能弄错的;所以，遇罗克看起来在记者的帮助下获得平反的事件，是满足特定时期政治需要——“饥不择食”地寻找反文革英雄去展开相关宣传，是基于宣传需要的系列努力中间的一个有机组成片段。

　　非常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得到反复的讲述和再创作，其内涵和情节被不断地重置和完成虚拟赋值。现在，遇罗克的兄弟们想要把他哥包装成为“反抗暴政”的民主英雄，是蒙昧时代的先觉悟者，这个创作和虚拟赋值路径，就遥遥呼应了那些当初判他死刑的“文革镇压者”——遇罗克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毫无冤枉可言。就这样，在新的创作和赋值中间，遇罗克摇身一变，成为西方价值的承载者，不是当初与造反派(特别是中学造反派)有着巨大共情的批判者，也不是文革后官方宣传的反四人帮英雄了。

　　一个逝者被他的家人，反复不断地用各种方式炒作，达到遇罗克这个程度，也算是天下奇葩事一件了。究其实，在遇罗克名下发生的各种奇遇——从与造反派共情的著名文章作者，到被文革镇压者选定的牺牲品，到文革后被树为反四人帮英雄，与遇罗克本人的努力，关系其实不大。他做的主要事情只有一件——他写了一篇文革镇压者不喜欢的文章，其他的事情与他其实无关——例如文章广泛流传和产生影响主要与中学生造反派有关，而且文革镇压者讨厌这篇文章的程度，也主要是与造反派的大范围传播文章这个后续影响有关系。其他有关各方，不管是中学生文革报，文革镇压者(后来的平反者)，都是基于自身的特殊需要，去介入相关事务的。

　　不管遇罗克事件，存在多大的再包装价值，但对于一个逝者来说，这些其实都已经毫无意义了。以遇罗克名义完成的再包装和虚拟赋值努力，仅仅对生者有些价值，如此而已。遇罗克的影响及其后来的遭遇，始终不是他个人努力而得到的，但他的兄妹们，却刻意地把他的个体行为独立出来，不断地进行再解读，这对于逝者就显得很不尊重。只有遇罗克他妈妈的努力，尚在人伦和情理范围内——为他的平反昭雪而奔走，其他人的再解读——特别是他兄弟遇罗文的解读，则充满着投机取巧的味道。一个人象遇罗克那样，被自己的滴亲兄妹“吃人血馒头”，还吃到了这个程度，也算是天下奇闻了。

　　二〇二一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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