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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赞:毛泽东在岳麓山的“新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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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赞:毛泽东在岳麓山的“新村梦”

文丨刘赞

毛泽东少年时代阅历丰富,在走出韶山之前,他深入了解百姓疾苦,同时也通过读书学习饱览群书开阔视野。1915年在一师读书学习期间,毛泽东越来越不满足于课本学习所带给自己的知识,他对一些多而杂的课程及繁琐的校规很不满意,于是打算退学,遂向刚接任校长不久的孔昭绶先生提出了退学申请。他曾给朋友写信:“我真是不愿意在学校学习了,希望你回来,我们组织个团体,自己学习。我昨天晚上曾三次到校长那里要求退学。”(摘自湖南大学1967年出版《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书中记载)

孔昭绶本身对毛泽东的才气和能力都十分看重,在问明原委后没有批准他的申请,也没有严厉地批评,只是希望毛泽东再观察、等待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学校进行了大量的教育革新,废除了很多的陈旧校规,也推出了新型的教学观念。这些改革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重拾信心,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同时,他也想出了用“征友”这个方法来强化学习交流、增长见识,他通过到图书馆看书、听讲座来加强自修,通过社会实践来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指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也标志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很快,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就聚集在《新青年》周围,他们开始探索“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从1915年至1917年,他们通过上百次的讨论,得出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

1917年5月,谭延闿二次督湘,杨昌济联络易培基、杨树达、胡元倓等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建议被采纳后,杨昌济被任命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昌济家里,后来迁到岳麓书院。经杨昌济同意,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他们寄住在岳麓山下的生活。爱晚亭离半学斋很近,一有空闲,他们便相约一起到亭里子看书、谈论,有时候夏天还抱着篾席,到这里乘凉露宿。他们都是穷学生,完成自学之外,每天过着脚穿草鞋,上山砍柴、自己挑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但他们不愁穷、不怕苦,每天照常读自己爱读的书,讨论共同关心的哲学以及时事问题。在岳麓山下的这一段寄住生活,让他们渐渐的产生了一个新的“梦想”,那就是建设一个“新村”,建立一种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在这里,他们时常围绕“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进行深入讨论,他们“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同学们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这个“建党先声”团体,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里正式组建。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工读同志会”,进行自己“新村”梦想的试验。他认为,新生活的创造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所以放在农村最为合适。经过考察,他觉得岳麓山一带,是最为理想的地选。此时吴佩孚、张敬尧部队已打进湖南,军阀混战、校舍被占,他们过着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但为了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他们全然没有考虑眼前的生活和个人前途问题,日日夜夜存在于他们头脑里和挂在他们嘴边的是:“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正好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为此,他们几乎踏遍了岳麓山,踏遍了岳麓山附近的村落,反复商量、研究这些问题,同时为建设“新村”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是,他们最终并有没能够找到这个合适的实践“新村”理想试验场所。毛泽东曾在1919年《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学生之工作》序言中说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新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1918年8月至就勤工俭学一事赴京,至次年4月),事无成议。今春回湘(1919年4月其母临长沙治病),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不久之后因“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又再次耽搁。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过老师杨昌济(由于军阀动乱,支持筹建湖南大学的谭延闿去职,省立大学创立遥遥无期,杨昌济应聘去北大做了哲学系教授)的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上了助理馆员,虽然是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来(相当于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但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了视野上的开拓和理想上的延续。在五四运动前夕,周作人(鲁迅的弟弟)将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传入中国。1919年3月15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小路实笃关于新村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村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要求改变现存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建立一个财产公用、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新村主义最根本的主张是:“提出过‘人的生活’”。周作人对这种“人的生活”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大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简单地说,这种人的生活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强调人的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一方面是对于人类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在自己发展上必要的手段。”在精神生活方面则主张自由发展,个人的思想、主张、信仰是完全自由的。这是一种带有浓厚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因为新村主义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大杂烩的特点,而当时这些思想在中国文化界,仍属主流思想,因此,经过《新青年》《新潮》《批评》等刊物的发表,吸引了很多的关注,社会上的青年人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特别是彼时倾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恽代英等受其很大影响。

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王光祈是工读互助运动的热心实践者,他提出了融“学习、生活、劳动、生产”为一体的具体实践设想,并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1918年12月,在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王光祈等17人的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分3个组。这些小组可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前往北大上课”。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之后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对于如何实现“新村”,青年毛泽东主张通过实施新教育,创造新人来完成。青年毛泽东曾深信教育救国论,认为改造中国必先从改造教育入手。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青年毛泽东认为办学校只是施行教育的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其一端有家庭,另一端则有社会。因此,青年毛泽东认为“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为了避免学校与家庭和社会脱节,他制定了一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青年毛泽东要求“创造新学校,施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连”。青年毛泽东认为新学校中的学生是创造新家庭的成员,也是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大多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50年代中期,解放后知青“上山下乡”的概念也许正是与此有所关联),进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其次,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实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青年毛泽东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具体说来:“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梁、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再次,这个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新村”,里面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

在他看来,学生将学校当成家庭,所作的田产和林木都是私有之物。将所有学生的私有物汇合在一起,便可成为一个“公共团体”,取名叫“工读同志会”。这个“会”里设生产、消费、储蓄等部门,学生离开学校,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取出存蓄的利益,约束期过后,可以取走一部分而留存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和学校之间,长期存在联系。他认为:“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青年毛泽东希望这类“新村”能起到“模范村”的作用,使“世人耳目,咸集注之”, 达到示范化的作用。

为此,他在1920年3月14日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得十分具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俩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青(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启程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负责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仅车费支出就达到8块。试验了一个多月,他感到“殊无把握”。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在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从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义’逐渐开始沉寂……。虽然从本质上来看,青年毛泽东的“新村”理想是一种“乌托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这也成为了青年毛泽东等人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他从“新村梦”改良道路救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推动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955年6月20日,在开展“新村”实验30多年以后,毛泽东携周世钊等重登岳麓山,在云麓宫前凭栏远眺,回想起少年时代追逐梦想以及同学朋友之间的点滴回忆……不禁留下了“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的深沉感慨和念念不忘的故友之思。

(作者单位:岳麓山景区办公室)


https://m.voc.com.cn/xhn/news/202004/14436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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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之路——岳麓“新村梦”/图

2013-11-14 09:21:09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文热心]

  “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1954年,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填了一阕《踏莎行·秋日游爱晚亭》,称赞毛泽东组织的一段“新村生活”。

  当记者10月上旬再一次来到爱晚亭下的岳麓书院,找到了当年“新村生活”的遗迹——半学斋里毛泽东寓室。虽然,这种“新村生活”有着就业压力的重要因素,但主要还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改造中国与社会”的一种探索。

  实践证明,这种“新村梦”难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成熟起来了。

  1

  足印:半学斋

  岳麓山里建“新村”

  1918年6月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了。他和一些没有找到工作而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大家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

  之所以住在这里,还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杨昌济。杨开智曾回忆,谭延闿二次督湘时,杨昌济等曾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家,后来迁到岳麓书院。老师同意,毛泽东等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新村梦”。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如此描绘青年毛泽东他们的生活:“他们都很穷,吃上一顿愁下一顿,吃的是蚕豆拌米煮的饭;赤脚草鞋,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这种工读生活,大家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然而大家的心情并不悠闲,个人前途和天下大事都待解决。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宁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军阀的横行,张敬尧的昏暴,青年的烦闷,工农大众的痛苦,这一系列的问题,常常潆洄在他的脑中。”

  毛泽东等的“新村梦”一开始,并不全部都美丽。

  2

  足步:做过三次“新村梦”

  其实,“新村梦”并不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们一种新生活的实验。毛泽东“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施,毕业给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就拥抱“新村”了。

  但岳麓山里建“新村”,只是他“新村梦”的开始。以后,他还有过另外两次“新村”的计划和实践。

  1920年3月5日,他“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年5月,他在上海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工读互助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要有大约8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

  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的毛泽东给长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就是说,毛泽东对“新村梦”实现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他最熟悉的长沙。

  3

  足印:北京

  注目在“菜园新村”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既是为解决工作问题而来——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当佐理员,也是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没想到,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延续。

  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

  王光祈是工读活动的热心实践者。他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描写了具体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10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10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做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

  这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共分成3个组。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中”。毛泽东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4

  足步:拜周作人做先生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驱张活动。

  这一次,他遇到了“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周作人虽然日后成为汉奸文人,但此时却是一个追求上进者。

  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这年7月,他来到日本,在留学之余考察了日本新村活动。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其实,他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并不了解其中真实情况。

  周作人回国后,“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介绍新村活动。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1920年春,毛泽东到周的“新村”考察、参观。

  5

  足步:“新村”建设计划书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

  考察了周作人的,又参观了王光祈的,毛泽东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在这个新村里,设“工读同志会”,有生产、消费、储蓄诸部门,包括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共公园、公共博物馆等等。

  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起程赴上海。5月到达,也就有了和彭璜、许文亮等那段工读生活。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6

  记者感悟:在再探索中选择

  看着进出岳麓书院的人流,记者问自己:人们在这所“千年学府”中,一定看到了半学斋中毛泽东的寓室,一定看到了那段文字,他们有什么感想?

  确实,“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它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受其影响。然而,它也仅仅是“流行一时”而已,“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

  历史是如此记载工读互助团、新村实验的结局:

  “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于是,“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可是,“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也因为“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这就是说,这种“新村”建设,仅仅是一种美丽的梦幻而已。

  后来,毛泽东反思也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尽管“新村梦”破灭了,但毛泽东等人的这种探索精神永不过时;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失败中再探索,在再探索中又选择,不找到一条实现“改造中国与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的道路,决不停下探索的足步。

  ■链接

  致周世钊信(节选)

  (1920年3月14日)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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