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海淀十年动乱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1-6 20:29:04

海淀十年动乱

　　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作为首都的北京首当其冲，受害严重。由于文教部门是这场“革命”的重点，海淀区又是大专院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因此运动来得快，来势猛；加之“四人帮”的黑干将们把黑手伸向海淀。因此，海淀区成为北京市的重灾区。

　　一、“文革”开始，高潮迅起(1966．5～1969．4)

　　“文革”的开始 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全区就转入了“文化大革命”。5月12 日，区委工交政治部通知所属单位：“三查”、增产节约运动暂停，转入“文化大革命”。5月15日，李旭明(区委书记处书记)在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市委宣传部长的讲话。根据讲话精神，区委提出了四点意见：校外儿童教育会不开了；区委领导干部要积极参加运动，把运动领导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运动既要有声势又要健康发展，要沉得住气不要着急，中央会有办法；机关内部可以贴大、小字报，但不要上街，不要请愿。21日，沈澄(区委第一书记)在区委常委会宣布：市委通知沈澄、王世国(区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高级党校干部，“四清”时任海淀人民公社分团党委书记，海淀“四清”区团党委副书记)参加改组后的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扩大会议；“文化大革命”是头等大事，各部门的工作要转到这条战线上来。另一方面要积极批判“三家村”，但揭露问题不要向外单位引导，以免搞乱；各部门要把“四清”和生产搞好。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区委成立了海淀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全区到5月底这段时间，主要是学习文件，报纸有关材料和“毛著”有关内容。不少单位利用小字报、黑板报、墙报等形式，对“三家村”开展批判。此时区委还能控制局势。

　　5月25日，在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联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晚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当天，区委召开17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重点学习“五一六”通知。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同一天，区委机关贴出了“揭发”区委办公室副主任董平的大字报，这是全区第一张大字报。在此影响下，区内学校及驻区学校的学生和成千上万的群众去北大声援。学生们以北大为“榜样”，掀起了以校、系领导、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不少中小学甚至停了课，学校陷于被动以至瘫痪。这样，全区的运动就从批判“三家村”进入批判“反党黑帮、黑线”。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主要是支持北大左派；揭发区委、各部委、基层单位领导干部对运动领导不力，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尤其是中旬在区机关大院贴出的《旧区委的升官图》的大字报，公布了区委常委研究的人事安排及24位干部的家庭、历史情况；组织部、监委贴出了内容为“旧区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包庇、重用坏人”的大字报。为了正确引导运动，2月，成立了区委、区人委机关“文革”小组。3日，区委又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指示》：即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会后，区委主要领导分头深入到各基层单位，传达新市委的指示和区委要求，动员大家把贴在外面的大字报拿掉。

　　工作组进驻，临时区委成立改组后的新市委批准原来负责区级机关“四清”工作的工作队改为海淀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工作组)。组长：桑子祯(中央党校干部，时任海淀区“四清”工作团党委副书记)，副组长：高毅民(中央党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院主任)、黎干(中央党校政治教研室讲师)。原区“文革’，领导小组宣布撤消，原参加本区农村“四清”的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四清”工作队，也改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工作组于6月12日全面接管了区委、区人委的领导权。14日，工作组通知正在参加新市委扩大会议的区委第一书记沈澄回区做检查，当晚在区委后院小礼堂召开千人大会，对他进行了第一次批斗。16日至26日，根据市委要求，区机关全体干部到农村参加麦收，“工作细”讲行整训。

　　7月1日，根据新市委指示，全区的“文化大革命”转入“炮打司令部”阶段，同时也进入了斗争高潮。原区委、区人委被诬蔑为旧市委的“黑据点”，原区委、区人委的领导被当作旧市委的“黑干将”首先遭到“炮打”。到处贴着揭发他们的大字报，各种场合的揭批会不断召开。在批斗中，不许回家，并强迫他们劳动。7月初，工作组制造“解决区委常委的问题，关键在中层干部”的舆论，几乎把机关所有的中层干部都划到5％(敌我矛盾)以内，59名中层干部竟有54个被打成“黑帮”，1个靠边站，26个局属科长有16个靠边站或是所谓的“黑帮”。各部、局、科、室相继开展大、小会结合的揭发、斗争黑帮分子的会。区里的领导，除重病外，无一例外地被批斗，每次批斗都进行了弯腰、喷气式等体罚。连已担任北京市农委副书记兼市农场局局长的原区委第一书记张还吾也于7月30日被工作组揪回区机关，受到“夹道欢迎”，并在区机关后院西墙外，对他采取低头、弯腰、戴高帽等形式的批斗。在批斗沈澄、李旭明、王世国、孙仲虎(区委常委、副区长)的大会上，又宣布了“不准回家，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交由革命群众专政看管”，并搬出原来的办公室。8月6日，工作组宣布撤销区委主要负责人沈澄、李旭明、王世国的职务。16日，新市委改组海淀区委，撤销沈澄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李旭明、王世国区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任命张树藩为中共海淀区委书记兼区长，任命刘永祥为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任命郭玉琴为中共海淀区委委员、副区长，并由三人组成新的中共海淀区临时区委(又称新区委，以示与以前的区委不同，因为前区委被诬蔑为是以彭真主首的旧北京市委的“黑据点”)。由于工作组被指责“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8日，新市委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驻区两个多月的工作组撤离。新区委成立时，运动已从学校、机关发展到了社会。如在7月初就发生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周梦麟被迫害致死的事。

　　8月中下旬，红卫兵运动兴起，形势出现混乱，全区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区委曾提出三个方案交群众讨论。根据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新市委的指示(指明我区属于县以下各级的范围)，区委决定：1．区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文教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与工业、农业、服务业有关的部门可暂停。2．公社、街道及所属各行各业，暂不全面搞运动，以后分期分批进行。3．财贸各级单位、区属工厂及企事业单位、医院不全面搞，要搞只能占业余时间；市属工业、企业、财贸等单位一律按市委各口的布置执行。其他各单位必须加强对广大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妥善、及时地处理运动中的各种问题。9月下旬，区委分别召开了全区公社三干会和区级机关、各行各业大会，进一步交代政策，解除思想顾虑，并号召各行各业全力支持农业生产。同时还召开了蔬菜、畜牧、农业技术干部等专业会议，以确保农村的全面发展。全区96个大队只有10个大队的个别生产队搞运动，其余的全都暂停了运动。广大干部群众集中全部力量投入了三秋工作。苏家坨公社西小营大队的干部社员每天早上3点就下地干活，天黑才收工，原本计划种麦800亩，到9月20日就耕地500亩，并开始播种。截止10月8日，全区已播种秋分麦5．27万亩(计划6．88万亩)，完成计划的76．6％。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全区的机关、学校都住满了外地师生，农村也住了不少人，从9月下旬到11月中旬，机关干部几乎全部投入了接待红卫兵的工作。由于接待任务繁重，9月15日专门成立了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设86个接待站，71个单位参加了接待。据统计，到1967年3月，全区总共接待外地师生近40万人，截至1967年5月底，全区(不包括市拨款单位)共支出接待费333．36万元，还借用了大量公用、私人财物。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

　　为了把活学活用毛著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区委提出了“四大一好”的口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推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大规模地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样子，身体力行，带头学、带头用。1966年，区委先后成立了农口学“毛著”领导小组，做出《中共海淀区委关于大挂毛主席像，大写毛主席语录的决定》。为更好地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10月，区委成立了“一个小组，二套班子”(学习毛主席著作领导小组，抓运动班子，抓生产班子)。在林彪“顶峰论”的影响下，全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被简单化、庸谷化。“早请示、晚汇报”、做“语录操”、跳“忠字舞”等风行一时；到处写着毛主席语录，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全区成了“红海洋”。据统计，仅农村就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共产主义学校”、“讲习所”等500多所，入学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70％以上，有些大队甚至达到90％，连一些没干农活的家属都参加了学习。2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工业文化大革命十条和农业文化大革命十条，“文化大革命”在区内全面展开。

　　对于已开展几个月的这场“革命”，不仅群众、干部，就连区委领导也很不理解。临时区委的负责人在表态材料中说：干着批斗这一步，不知下一步怎么办?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运动中有部分干部怕被打成黑帮，怕抓生产落个不突出政治，怕工作有错误挨批斗；有的干部自卑自弃，对运动抱消极态度；有的干脆不干了。如四季青公社有的队干部不领导工作．在家里练工夫，低头弯腰，等着挨斗。门头村大队的一位干部说：说斗就斗，谁不害怕呀!群众对不加区别的批斗、抄家也有看法，东北旺的几个青年还给毛主席写了信，对一些做法表示极大的不理解。可见，人们对运动是不理解的、茫然的。

　　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在此影响下，区内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成群结队的冒了出来，而后发展到各省市，遍及全国。

　　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海淀区各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许多学生受到接见。20日左右，红卫兵就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社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黑五类”和一切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专政”。19日，十九中的红卫兵到区机关造反，揪斗张还吾、沈澄、李旭明、王世国、孙仲虎和57名中层干部(当时区机关中层干部60余人)，一些干部受伤。会上，新区委领导表态：要和红卫兵小将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20日，机关成立“黑帮劳改队”，成员都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次日，“造反派”就对他们实行“挂牌”批斗，并进行劳动监督。在区委后院召集部分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训话，宣布“黑帮”名单：张还吾是“大黑帮头子”,沈澄是“黑帮头子”，其他人是“黑帮分子”，对他们进行“挂牌”和劳动监督。以后，机关大院的院子、楼道、厕所全由“黑帮分子”清扫。8月23日，红卫兵再次来区机关，把“黑帮分子”集中到机关后院，一面抽打，一面剪头发，每人剃成阴阳头(即头上一边有头发．一边没有头发)。抽打中不断地问每人的职务和家庭出身，回答是剥削家庭出身的，就连打加骂的说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回答是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出身的，就说是“蜕化变质分子”，人人不能幸免。下旬的一天，红卫兵又冲进机关，逼迫“黑帮分子”跪在地上唱“嚎歌”(这是当时专为“黑帮分子”编的“请罪歌”)，内容大体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限三分钟学会，学不会就打。一天下午，沈澄正在屋子里写检查材料，来了一群红卫兵，让他站在房门口低头接受批斗。突然，沈澄感到背后一阵剧痛，尖叫起来，红卫兵们却哄笑着全跑了。原来是一个红卫兵把水壶里的开水往他后背上泼，背上顿时起了水泡。机关的工人师傅看不下去了，带着沈澄去海淀西大街门诊部治疗。从此，沈澄再也不敢在屋里放热开水了，天天喝凉水，或是把开水放凉了再喝。机关管给“黑帮分子”安排劳动的老工人赵德栋师傅出于人道主义，每当有红卫兵来机关，就安排“黑帮分子”去澡堂搞卫生，那里较隐蔽，红卫兵不容易发现。

　　与此同时，红卫兵还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砸、抄”。全区的庙宇、佛像、戏装、文物等被砸、被毁，原有的一些地名、社名、村名、队名也由于被认为带有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色彩而被改名。

　　在红卫兵的造反中，许多知识分子、社会名人、一般群众都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等受到批斗、抄家、殴打和迫害。据区革委会处理查抄财物办公室1968年统计：公社、农场共搜查、抄家2095户，总值近40万元；城镇被查抄448户，值近21万元；文物14．1万件。查抄后封门的56户,被扫地出门的有2014人(到外地的258人，去农村的1756人，其中随迁家属417人)；赶往外地的五类分子211户557人。还搜出各种枪支、子弹、证件、金银财宝、有价证券等。8月下旬到9月初，全区有71人自杀，120人被打致死。

　　红卫兵是“文革”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后来的事实证明，除极少数极端分子外，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是被利用的。

　　夺权与派性斗争 1966年12月初，区委组织部“红旗战斗组”成立，随后，区机关内部开始成立群众组织。1967年1月初，以区委组织部个别干部为首的“北京机关革命造反团第五分部”成立(因办公地点在机关大院西楼，故后来称西楼派)，他们认为旧区委、人委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复辟的据点，必须彻底摧毁；以张还吾、沈澄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工作组执行的是“刘邓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继承工作组衣钵的临时区委负责人必须认真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11日，各级“文革”成员组成“革命行动战斗队”，后又吸收了机关参加文化革命的工作组、联络员和运动前区委从基层调来的人，组成“海淀机关革命造反团”(因办公地点在机关大院东楼，故后来称东楼派)。此派受临时区委负责人操纵，认为工作组在农村“四清”中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临时区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反对刘永祥(临时区委副书记)就是反对李广文，就是反对康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红色政权”的口号。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1月19日，市“革命造反者”、市“财贸尖兵海淀分部”、“首都小学教师联络总部第六分部”、“首都职工革命造反者总部海淀分部”、市“财贸尖兵海淀分部”、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十多个组织的头头组成“夺权委员会”，联合到海淀区夺了新区委的权。区委则采取支持“左”派、依靠“左”派、组织“左”派同右派斗争的态度。东楼派支持夺权，西楼派反对夺权，区机关两派形成。随后，机关、学校、企业、社队均被造反组织夺了权。原区机关和区属各单位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打为“黑帮”、“走资派”被押到农村监督劳动。

　　机关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进行着夺权与反夺权的拉锯战，但两派的斗争矛头都同时指向原区委、区人委的主要领导及区机关干部。就在夺权的第二天，东楼派强行进入区委、区人委各部、局、科室抬文件柜，要公章。西楼派也不示弱，广播“打倒新区委”，贴出“砸烂张某某狗头”的标语；2月2日，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数千人大会，批判新区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东楼派冲击会场。2月，东楼派成立了海淀区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指挥点——“高级党校甲52号楼四清接待站”；3月27日，召开“砸烂旧区委、旧人委誓师大会”，提出开展抓“五黑一红”运动，即黑根、黑线、黑苗、黑爪牙、黑笔杆和红人；在中央党校52号楼召开的“五月会议”上，临时区委主要领导布置查抄部分中层干部的材料，并决定“全力以赴摧垮西楼派”、“凡是权不在我们手中的部门都要统统夺过来”。4月至6月，临时区委一负责人多次点明西楼派32人是“一小撮”，在东楼派召开的会上提出要“短兵相接，刺力见红，只能进攻，不能澄清”。4月26日，西楼派在区委礼堂，东楼派在区委大院同时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两派相互指责对方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对方以自己为核心，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区机关的派性斗争更加激烈。最严重的是6月1日至10日，西楼派在区委大院静坐，要求刘永祥做检查，东楼派调集财贸尖兵的飞虎队、武工队，海淀公社“红旅兵团”及一些居民群众来东楼，两派发生冲突。11日，两派举行辩论，达成协议。由于机关局势混乱，只好出动驻区部队和区武装部战士持枪巡逻，以维护秩序。东楼派于16日夜间以人委机关“摧旧立新”委员会的名义，抢走了人委机关党委、人事科、团委的图章和一些材料，查封了档案，接管了人委党委、人事科的一切权利。

　　两派除了互相攻击，冲突不断外，还争抢批斗“黑帮分子”。那时，谁掌握了“黑帮”，谁就可以批斗，谁就成了革命派。而不掌握“黑帮”的一派就被说成是“保皇派”，所以有时只得开(“黑帮”)缺席批判会。1967年3月27日，东楼派把沈澄、李旭明、孙仲虎、王世国等原区委领导揪到农村，交给海淀公社肖家河大队农村造反派看管；29日又把张还吾从市里揪来，把他们集中到一起看管，监督劳动。4月初，在区工人俱乐部、高级党校礼堂、肖家河大队等处批斗了几次。6月底，又把他们从肖家河大队转移到万泉庄大队游斗。7月4日，西楼派将他们抢走，先后带到石景山、门头沟、丰台、西城等地看管，并在永定路、中关村体育场批斗。15日晚，东楼派把五人抢走，分别进行审讯、录音、毒打、游街，事后还编写了一份名日《旧海淀区委黑帮头子潜逃旅行记》的材料，在全区散发。

　　驻区大专院校的群众组织也卷入了机关的派性斗争，如石油学院“大庄公社”调查小组、新北大“星火”战斗队发表了支持西楼派的联合声明，认为新区委执行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师大“井岗山”、地质“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农大“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等五大院校的组织来机关声援东楼派，发表了关于海淀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点声明：认为新区委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东楼派是“革命派”，西楼派是“保皇派”。由于夺权、派性斗争等无政府主义泛滥，全区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指示精神，从9月20日起，全区掀起了“革命大联合”高潮。22日，东西楼两派达成协议，发表了大联合声明，东楼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截止到24日，全区400多个单位除两所中学外，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后，根据毛主席要“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意见和市委的紧急通知，区委解放了大批干部。但是围绕着成立区革命委员会、工代会、农代会，两派之问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三支两军”及工宣队、军宣队进驻 1967年3月4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进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据此，北京卫戍区以李培胜为组长的一批干部进驻区内各系统、各单位，实行“三支两军”。1972年5月，根据中央文件和市委指示精神，驻区的“三支两军”人员，在帮助地方组织完成整党、清队、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后，陆续返回部队，至11月底，“三支两军”人员全部撤离本区(有部分人员从部队转业留在了海淀)。

　　1967年，全区的武斗之风盛行，发生了修管局武斗、六郎庄武斗、韩家川武斗、东北旺公社武斗、玉泉大队武斗等大型武斗。海淀区有上百个单位、几千人去参加了北京市发生的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百货大楼武斗、西单商场武斗的恶性事件。再加上驻区高校武斗不断，已影响到全区一些单位的正常工作和业务(如“新北大，，武斗给海淀二食堂及国药批发仓库造成几次业务中断)。针对此种情况，区革委会核心组于1968年4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并作出两种决定：区属各单位一律不要去高校看大字报，不要干涉、表态，更不能介入；如果学生到区属各单位要求支持和串联，我们不和他们串联，互不干涉。这对全区的运动规模和范围起了一定的控制作用。8月25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北京市抽调近四万名工人和一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和“三支两军”的指战员一起，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市3000多个单位。海淀区的大学、城镇中学(城镇小学1974年11月才驻进了工宣队)都进驻了工宣队，农村中学和部分小学进驻了贫下中农管学代表队。区委成立了工宣队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全区宣传队的统一管理。30日，周总理、江青参加了驻区的北大、清华、北航、地质、体育学院、人大等校宣传队负责人座谈会，听了汇报。第二天，在召开的全市大专院校宣传队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搞好斗、批、改，学校的革委会负责日常行政工作；要相信大多数群众；学校按班系、科室搞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这样，工宣队、军宣队成了学校“革命”的领导力量。

　　区革筹小组和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7年3月7日，海淀区农业生产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区委、区人委及各业务部门的工作，成为区临时权力机构。18日，指挥部改名为海淀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简称“一线指挥部”)，继续作为临时党政领导机构。8月2日，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海淀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简称区革筹小组)，组长：张树藩，副组长：付广泽、旺军，成员：李培胜、刘永祥、安景林(军代表)、王德明。区革筹小组作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机构，领导全区的文化革命和生产，并负责筹备建立“三结合”(军、干、群和老、中、青)的临时权力机构。“区革筹”小组成立后，要求机关人员一律回各自单位上班，参加本单位的运动，不得擅离职守；加强工作制度的正规化管理，要求按时上下班，无故不上班者，按旷工论处。同时又拟定了“关于进一步掀起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大批判大斗争新高潮的计划”，掀起了更大的批斗浪潮。8月17日，海淀区农代会筹备小组、区机关东楼造反派、红代会农大东方红等组织二万多人，在中关村体育场批斗原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让张还吾、沈澄、李旭明、王世国、孙仲虎等原区领导陪斗。9月5日，东楼派、军训第六指挥部、摧旧立新联络站、工代会筹备小组、农代会筹备小组等联合区内外造反组织，在东北旺公社对彭真、刘仁、赵凡等同志进行第二次批斗，张还吾、沈澄等再次陪斗，参加人数达四万多人。批斗会上，造反派对他们采取“喷气式”、“大弯腰”、“揪头发”等手段。这两次批斗会都是造反派主持，区委领导参加并讲了话。另外，从3月份开始，造反派还单独对张还吾、沈澄等人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按系统、按单位的游斗，达50余场，5万多群众参加。1968年1月19日，区革筹小组还就沈澄问题向市革委会写出《请示报告》，称沈澄同志是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建议市革委会组成“专案组”彻底清查。后来的实事证明，这是对沈澄同志的陷害。

　　1968年2月3日，经市革委会批准，海淀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张树藩，副主任：郭云琨、旺军、刘永祥、王德明。革委会统揽全区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在区革委会设立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党的工作。到1968年2月初，全区302个基层单位，已有279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1个公社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90％以上的中小学校建立了革委会；12个街道已有9个建立了革委会。

　　根据市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分期分批组织大学革命群众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区革委会在成立次日就作出“举办区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决定”，规定参加人员为原区委各部、委、办，区人委各局(科)室所有工作人员；各基层单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班在区革委会领导下，由区革委会副主任刘永祥负责，并规定：凡未经批准，不参加学习班的人员按擅自离职处理。2月13日，学习班在曙光中学开班(称为曙光学习班)，10月14日结束，历时八个月。参加学习班的共有320人，其中区委、区人委中层以上干部25人、一般干部267人，职工28人。张还吾、沈澄、王世国、李旭明、孙仲虎等19人被编入“黑帮劳改队”，几个中层干部被隔离，其他学员一律按部门、科室编成队。在学习班中，推行了一套极左做法，罗织罪名，无限上纲，采用了挂牌子、站高凳、打耳光、按脑袋等种种骇人听闻的刑讯手段。任意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摧残。7月5日，曙光学习班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取消学委会，成立领导小组，学员编为5个连。在清队中，学习班继续推行极左做法。先后有84人被揪斗，占参加人数的26．3％，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小集团、走资派、里通外国、假党员、走资派代理人、坏头头及其它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借案。原农机局副局长王东、教育部副部长马力、农机局干部顾永福三人被迫害致死，2人致残，不少干部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王东案至今未破，成为北京市“文革”冤案中两起无头案之一。

　　7月9日，区革委会又做出《关于开办区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决定》，特决定：把区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扩大，增加一个班。区属房管局、财税局、粮食局、供销社、修管处、煤炭处、贸易公司、交通科等8个单位，除留少数人坚持机关工作外，其他工作人员全部参加“学习班”。于16日，在八一学校开班(称为八一学习班)，集中了一千多人。

　　为落实“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10月14日，经区革委会决定，区委党校(1959年7月成立，1966年5月工作中断，1969年初改为“五七”农场，1970年2月改为“五七”干校，1977年3月改为党校)改为西山“五七”干校，迁至北安河公社河滩。其领导机构为区革委会，高宗勤任干校革委会主任，内设政治组、理论教育组、办事组、生产组。从此，这里就成了全区干部下放劳动、改造的基地。这样，曙光学习班和八一学习班同时结束，全体学员转人干校。干校成立了由3人组成的“专案组”和6人组成的“专政队”。先后有2100多名干部到干校，经过“清队、整党、定案、下放”四个阶段，许多干部被揪斗，遭到打击、迫害；数百名干部被下放到远郊区县或本区农村，有的户口也要迁走，与海淀区完全脱离关系。1972年3月，根据毛主席关于“在职干部也应下放劳动”的指示，“五七”干校经整顿后，转为以培训在职干部为主。参加轮训的学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实行边学习、边劳动、边改造，同吃、同住、同军事化管理。干校要求学员向贫下中农学习，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据不完全统计，干校学员共盖房220间，开荒造田600亩，育林植树3万多棵，修筑水库(可蓄水24万立方米)一个，修公路14公里，挖战备坑道200多米，烧灰1700吨。

　　对李墨林的迫害李墨林是四季青公社温室队的党支部书记，公社副主任、党委委员，北京市贫协副主席，市政协委员，全国劳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位为北京市的蔬菜供应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党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1966年8月，到四季青公社串联的学生请他作报告，他讲了自己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表达了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忧虑。1967年1月，由于拒绝参加市革委会召开的彭真、刘仁批斗会，终于引火烧身。1968年2月、4月，陈伯达两次窜到四季青公社，说什么北京市的确树立了不少假劳模。有了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定性”，四季青公社革委会和驻四季青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过调查，写出了“关于李墨林问题的调查材料”，公社革委会据此提出了对李墨林的三点处理意见：1．必须交广大贫下中农进行批斗。2．李墨林是“二地主”。3．李墨林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培养的假劳模，是混入党里、政府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报请上级革委会撤销其一切职务，并清除出党，交给广大贫下中农监督劳动。3月，区革委会作出李墨林是“二地主”、“假劳模”，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批判斗争”的决定。由于不堪“造反派”长期残酷斗争和打击，李墨林喝下火碱水，被送到海淀医院抢救，住院期间也没逃脱批斗。3月31日，四季青公社革委会作出给李墨林“定为地主分子”、“撤销其一切职务”、“清除出党”、“监督劳动”的决定。虽然受到不白之冤，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仍多次嘱咐大家“赶紧把生产抓一抓”。1969年12月，公社革委会又把李墨林定为“富农”，并撤销他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贫协副主席”的职务。1972年，区委推倒了部分加在李墨林头上的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党组织生活和公社副主任职务，并任命他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给他初步落实了政策。由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李墨林同志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75年2月2日，李墨林同志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含冤逝世，弥留之际还惦记着“要把温室建设好……保证首都的(蔬菜)供应。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

　　1978年9月11 日，海淀区委做出《关于给李墨林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指出：李墨林同志是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横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必须统统彻底推倒，给李墨林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其“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9月15日，四季青公社党委在公社礼堂为李墨林同志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送了花圈。会后，李墨林同志的骨灰盒由海淀区委、四季青公社党委负责人、四季青公社社员代表、李墨林同志的家属护送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安放。9月25日，《北京日报》报道了四季青公社党委为李墨林同志举行平反昭雪大会的情况，并发表了“社会主义的金疙瘩——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同志”的文章。九泉之下的李墨林同志终于可以安息了!

　　整党建党  作为斗、批、改一项重要内容的整党建党，1968年春全区就分期分批地开展了。2月中旬，区革委会核心组决定先在农村公社，文教中、小学开展整党，工交、财贸、卫生、街道等系统，有计划的搞一些整党试点。3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精神及市革委会的部署，区革委会核心组通过了《海淀区革命委员会核心组关于开展整顿、恢复党组织的初步意见(草案)》，确定了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五十字建党方针”和“吐故纳新”的指示。方法是贯彻“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斗私批修，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把整党和本单位的大批判结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做到党内外结合，整顿与发展相结合，与“斗、批、改”相结合。步骤分为准备阶段；宣传教育阶段；党员个人斗私批修，自我批评阶段；恢复组织，选举新的支部委员会阶段四个阶段。1969年后，在深入开展整党、建党、复查补课的同时，进行了建立基层党委的工作。同年7月，在全区农村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东升公社进行了一周时间的建立新党委的试点工作，新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与革委会共同设立一套办事机构。

　　通过整顿，到1971年4月区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之际，全区11000多名党员中已有97％恢复了组织生活，吸收新党员1112名。到1973年上半年，全区应建基层委员会43个，已建33个；应建总支部39个，已全部建立；应建的1050个支部也全部建立，共有党员11742名。

　　在整党建党中，由于片面强调出身好、搞派性，在“吐故纳新”中，发展了一些质量不高，甚至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入党，如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导致党组织严重不纯；把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各种罪名的同志清除出党，给党造成了损失。当然，也应看到，通过整党建党，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和基层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以后抵制各种破坏活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的精神，1967年7月在党支部领导下，海淀区开始整团建团工作。经过组织准备、思想教育、组织整顿、总结提高四个环节，到1972年底，全区应建35个基层团委，121个总支，1121个支部，实际建立了27个团委，94个总支，1078个支部。1973年2月，海淀区召开了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共青团海淀区第二届委员会和出席市第六次团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4月，根据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和市革委会“关于清队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全区普遍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被定为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叛徒、知识分子、走资派的人全当作阶级敌人进行揪斗。

　　在核实定案中，一度出现了政策不能落实，进展迟缓的现象。为扭转这一局面，区革委会和“三支两军”人员、机关工作人员于1969年3月中旬深入基层，实行“四级三结合”的定案方法(即区、社、大队、生产队四级结合和干部、群众、解放军三结合)和“二交一商讨”的做法(交党的政策、交被定对象的问题，领导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商讨)，加快了定案速度。根据市委政治组《关于党纪处分复查工作等几个问题的报告》，1972年，对“清队”和整党的案件，在全区普遍进行了一次复查，被揪斗的4423人，88％都作了定案处理。除街道系统外，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1969年4月，区革委会主任张树藩、西山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高宗勤作为干部和群众代表，出席了“九大”。

　　二、“斗、批、改”的全面展开与纠正极左思潮(1969．4～1973．8)

　　学习“六厂二校”经验为了搞好“斗、批、改”，毛主席在北京亲自抓了试点单位，即“六厂二校”，利用这些单位的经验指导全国的“斗、批、改”。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经毛泽东批准，转发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持贯彻执行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报告》认为全校有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00多个，其中14人最突出，宣传队选了梁思成、钱伟长、刘仙洲3人作为典型，错误地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对他们进行批判。在另一篇《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一文中，把清华大学说成是“修正主义大染缸”、“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清华大学的大批教职工受到打击和迫害。在“清队”的头两个月，就有10多人被迫害致死。4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情况。5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而斗争》的文章，要团结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原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包括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能划清界限的人和犯了错误又愿意改正的人。6月7日，市革委会转发了驻清华大学工宣队《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经验》。文中说：在工宣队的领导下，仅一个月，全校89％的党员(共有2064名)都恢复了组织生活，各基层的支部委员普遍建立；吸收新党员和组织上的“吐故”工作也在积极而慎重地进行。北京大学宣传队的经验也有报道。

　　“六厂二校”经验不仅对全市，而且对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京市掀起了学习“六厂二校”的热潮，组织经验报告会、交流经验现场会，全市参加人数达百万人次之多。各区、县，各系统普遍举办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

　　下放干部根据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1969年6月，区革委会做出“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有关问题的几条规定(草稿)”；10月，区委作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的决定》，大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10月成立了西山五七干校(农场)，成为海淀区斗、批、改的基地。1969年底，又有414名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下放到远郊区县或本区农村。根据市革委会对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规定，全区组织了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截止到1969年4月底，仅海淀镇输送到延庆落户的就有31户，119人；送回原籍的有8户，32人；去吉林、云南落户的有32人；到农村第一线的居民和青年有185人。另外，还派出130名干部去支援延安，支延干部1975年才回京。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1年，全区下放的干部、教职员达2100多名。这种下放，是对干部的迫害，同时又给我区的工作带来很大损失。

　　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市革委会召开了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1969年1月，海淀区根据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作了相应部署。在“文革”中，全区有五、六万名毕业生奔赴边远山区和农村接受“再教育”，包括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山西、陕西、吉林、西藏等省及延庆、昌平等郊区县和本区的农村。“文革”期间，全区共接收安置下乡青年2．5万多名。

　　教育革命 1970年6月，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出的《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规定高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生，他们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清华、北大等部分高校开始招生复课，实行“教育革命”。

　　根据北京市革委会下发的《关于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几个问题的意见》，区委决定把中小学教育革命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借鉴北大、清华的教育革命经验和上海座谈会纪要。1972年底，通过学习朝阳农学院和密云二中教育革命的经验，全区的中小学普遍实现了校社挂钩、校厂挂钩，48所中学办了校办工厂，学工、学农、学军的师生总计约13万人次。而且还不顾教育的客观规律，派出180多名农民到学校任教；盲目普及高中，全区有55所初中学校开设了高中班，53％以上的小学开设了初中班。结果造成中学校舍不足，加上教材不健全和批判“三中心”(课堂、书本、教师)，致使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这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教育革命，实践证明不但没有达到培养又红又专接班人的目的，反而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全区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走后门”上大学，“读书无用、读书吃亏”错误思想漫延，贻误了一代人的教育和成长。

　　“批清”与“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2月22日，区革委会根据市革委会对全市“一打三反”运动的部署，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和认真贯彻市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的安排意见》。《意见》规定：工交、财贸、城建等单位除批“左”、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重点单位外，其他单位均以“三反”为主，结合“批清”和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卫生、园林、街道、中小学、首都洗染厂、人教厂和少数机关，以“批清”和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主，做好“三反”准备；农村主要进行“批清”和“三反”的正面教育，以春耕生产为主。为了加强领导，在区革委会党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两个班子(抓运动班子和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班子)，分工负责。

　　“批清”涉及近40个党委、220个基层单位。运动一开始就定了调子：海淀区的“五一六集团”不是一条线，是几条线；人数很多，不是几个、十几个，也不是几百个的问题。搞得很严重，很复杂。1970年3月10日～28日，在市、区“批查”运动领导小组领导下，区委集中了区机关、宣传站的136名同志，举办了以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揭发区机关某些人，重点是区革委会个别领导同高级党校“李、桑”“反党集团”的关系。1972年1月，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根据市“批清”会议精神，对全区的“批清”作了部署：准备办学习班与广播大会的形式宣传“批清”部署；先搞试点，再以点带面铺开；“批清”与“三反”结合进行。为此，区革委会成立了以区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指导面上的工作。在“批请”运动中，全区被审查、受牵连的达2865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的有660多人。1974年8月，根据市委关于进一步落实批清政策的指示，区委进行了定案复查工作，对全区39个党委、202个基层支部的1138人的材料进行了清理：销毁52460份材料；清理出工作日记、学习笔记本225本，退还本人或销毁；清理出1970年5月前的中共中央文件29份，市革委会文件96份；清出群众、组织上交的武斗器械。9月5日，批清材料清理工作结束。最后，“五一六”分子一个都没有，全部“三了”(认识了、交待了、就算了)。“一打三反”运动主要在街道居民和农村进行。城镇从1970年2月开始，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坦白交待、核实定案、落实政策几个阶段，于1973年8月结束。全区参加运动的基层单位有398个，近5万人。从5月中旬起，先后采取试点，边深挖、边核实、边定案的方式开展了核实定案工作。在工作中，遵照市革委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区别对待的精神，选择了学院路综合商店、东北旺粮供处两个单位进行了经济上退赔减缓免的试点。为展示运动取得的“成就”，举办了“海淀区经济领域阶级斗争展览会”，展出照片、图片、画及图表、模型409幅(张)，实物2593件，收集材料200余份，编写版而文字约6万字，讲解词约3万字，半年时间就接待观众84000多人。1974年1月，区委给市委上报了《关于我区城镇“三反”运动的总结报告》：有4160人交待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涉及金额136万余元，经核实，应定案2164人。农村从1970年12月初开始，按照市农林组的安排，101个大队分三批进行。第一批40个大队，1971年11月结束；第二批49个单位(包括第一批未搞起来的8个大队)，10月开始到年底结束；第三批30个大队和20个社办企业，1972年年底完成。为搞好运动，区委抽调600多人组成宣传队，分驻各公社、大队、生产队，负责各级单位的运动。据1971年12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区“一打”嫌疑对象2420人，“三反”应定案的2515人。

　　1971年12月，市革委会及市农林组负责人来海淀区，认为海淀区的“三反”运动搞得好，市革委会还转发了区革委会提出的“对‘三反’运动核实定案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但“批查”落后，表现在：区委对批查运动领导不力，有些走过场，别人揭一个就搞一个，自己各派中的没有揭出来；大批判搞得不好，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重大事件没有搞清楚；区里还有一派掌权的问题。要求海淀区把“批查”和“一打”合并搞。

　　战备工作  根据中央1969年发布的“八二八”命令(关于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和《北京战备工作规划》，9月，区革委会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单位也建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12月，区革委会制定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初步方案》，包括大力疏散城市人口，组建人民武装，建立后方基地等内容。1970年6月，区革委会制定了《海淀区战备工作规划(草案)》，规定：战备工作的目标是达到城市人口人人都有永久性、半永久性的防空工事，农村筑防空工事要转入地下。全区着重抓了群众性的构筑防空工事的工作，每年都建人防工事，仅1972年上半年就完成人防工事2．11万平方米。为加强首都对空防御力量，首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准备在清河三毛厂(北京毛纺厂、北京绒厂、清河毛纺厂)组建民兵高炮营。7月底，全区进行了以疏散隐蔽为主的防空演习。为了开展游击战，在温泉一带准备建立后方基地，包括小型粮食加工厂、战斗商店、后方医院、银行办事处。要求各基层单位组织以民兵为骨干的抢救抢修、治安保卫、消防、交通管制、灯火管制、医疗救护、物质保障、运输、通信联络等群众性的专业队。1973年，根据市人防办公室关于人防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城镇人口每人有一平方米的人防工事的要求，着重抓了群众性的防空工事建设。根据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政治、军事)指示，成立了工人民兵指挥部，对民兵组织进行了整顿，建立了由2500人组成的民兵独立团，使民兵组织革命化、战斗化。

　　区第二次党代会召开  1971年4月，海淀区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共有正式代表395名，列席代表30名。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预备会(7天)，主要学习文件和市委领导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指示，修改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工作报告，贯彻“批修整风”精神，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开门整风。代表们对张树藩、刘永祥、付广泽(三人为“文革”初期市里任命的区委书记、革筹小组长、副组长)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会后，三人调市里工作。第二阶段为正式会议(3天)，大会听取并通过了“支左”解放军于延慈代表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所作的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区委。书记：于延慈，副书记：刘协、李玉章、李旭明。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的决定》。新区委与区革委会仍是一套班子，并继续贯彻党的九大“左”倾指导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批林整风  1971年11月，区委按照中央有关林彪叛逃出国的文件传达要内外有别、有步骤传达的原则，逐级向全区干部、党员、群众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有关文件和决定。按照市委的指示，学习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系列材料，批判《“571工程”纪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认真清查了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对此事件中受审查人员在海淀区工作的亲属的来历及其政治思想表现，进行了反复的调查了解，查出：在海淀区受审人员的亲属共有41人；被审查人员在海淀区上学的子女有48人。1973年4月，区委向市委呈送《关于清查林立果反革命“讲用报告”在我区扩散情况的报告》称：查清了林立果(林彪之子)的“讲用报告”是从1970年8月开始传人海淀区，直至1972年初，范围广，情况严重。将此报告传来海淀区进行扩散的有83人(绝大部分是在海淀区工作的空军家属)，19条渠道，共传来有103本，扩散到49个基层单位，直接看到、听到的约6000多人。除5起是有领导、有组织扩散外，其它均属零星扩散。

　　批林整风中，根据市委部署，区委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搞好我区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除办学习班、培训骨干、组织宣讲、发动群众逐条逐段学习文件进行批判外，特别强调了把路线斗争放在统帅地位。区委先后进行了三次集中的路线教育，召开了二次路线教育经验交流会。开始落实干部政策，下放到工厂农村的干部陆续回到机关，绝大多数干部得到了初步解放。1972年上半年就解放了201名悬挂的党员；对过去处理不当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已解决54件；调整使用干部271人，占76％。经调整后，有210人重新担了各级领导职务，15人提拔使用；教育系统教导主任以上干部208名，已安排了131人；从“五七”干校调回的638名干部和教员也全部安排了。但真正落实政策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2年，周总理领导了纠“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使我区的各项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重新起步并有所发展是在“文革”中后期。

　　农业  “文革”时期，我区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大力强化集体经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高产穷队出现；农村工业得到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开始有明显变化。尽管“文革”给海淀区农业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但粮食生产呈现出波浪式状态。

　　农村工业。“文革”初期，社队企业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但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发展农机事业的需要，加之社会商品匮乏，为社队企业创造了条件，农村经济结构开发发生较明显的变化。

　　十年间，企业个数、职工人数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加0．96倍、2．08倍、3．5倍。特别是玉渊潭公社，1977年社办工业产值达2024万元，占全区社办工业产值的40．74％，占全公社总收入的80％，有固定资金5500万元，成为当时全北京市集体积累最多、家底最厚的一个公社。

　　农田水利建设状况。1970年的北方农业会议后，全区兴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热潮，成立了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参加了北京市东南郊的治涝工程，修建了一批水利设施，主要有。1．灌渠配套工程建设。修了引水渠，形成5个万亩灌区和10个千亩灌区，使全区的有浇灌溉而积由1966年的74．5％提高到1977年的88%。2．修排水渠，新建扩建排水渠28条，总长度86．8公里，完成土石方129万方，使全区农田排水达到3～5年一遇的标准。1972年10月市革委会召开平整土地会议后，全区组建了平地指挥部，加强平整土地工作的领导，1973年全面开展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因地制宜，分期分批，全面发动，重点突出”为指导方针的、以平整土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到1975年，全区平整的耕地达19．9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4％；农业机械化程度发展较快，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十万多马力；机耕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88．4％，机播面积占33．9%，为农业生产持续跃进打下了基础。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有增长。“文革”开始后的5年与前5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了66．5％；平均亩产增长了48．1％，过了黄河(即亩产过400斤)；社队的储备粮增长53．5％；国家供应农村的统销粮减少2／3；猪只增长了66．4％。牛奶、水果等副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全区遭受百年罕见的雹灾，严重地区冰雹有半尺多厚，全区12个公社、农场，仍有9个实现了粮食自给或有余；475个产粮生产队，有111个生产队平均亩产过了“黄河”。1970年全区农业生产出现了4超历史、超汁划、持续跃进的新局面，平均亩产都过了黄河，其中4个公社农场，34个大队(占1／3)，246个生产队(占60％)跨过了“长江”(亩产800斤)；8个大队、58个生产队亩产超了千斤。

　　蔬菜总产量年年完成计划，除1969、1972两年稍少一点外，每年的上市量均在四亿斤以上，平均亩产一直保持在万斤以上。且品种较多，质量较好，基本做到了“五保证”，淡季不淡，旺季不烂，为北京市的蔬菜供应作出了很大贡献。四季青公社就是因一年四季盛产蔬菜而闻名的，不仅接待了不少外省市来学习取经的，还接待过马里政府代表团和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和驻华使馆。

　　海淀区农业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与党的政策有关。中共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有关政策和指示，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北京市几乎每年都要召开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或有关会议。总结和交流经验，研究和布置包括生产在内的各项工作。我区是以农业为主的近郊区，区委把农业生产抓得很紧，1969年5月，区革委会制定了“关于1969—1973年全区农业发展规划(草稿)”。1970年，作为北京市三个区县代表之一，海淀区参加了包括14个省市的北方农业会议，之后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议”。1971年制定了“海淀区第四个五年计划”(“四五”规划)，基本任务是，农业：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到1976年，全区再建成5个大寨式公社，1977年要把80％以上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社队；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力争早日实现我区农村粮食基本自给；二三年内跨“长江”，农、林、牧、副、渔全面跃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业：坚持《鞍钢宪法》和“二条腿”走路的方针，为农业服务，发展地方工业、社办工业、街道工业，建立“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各行各业迅速把工作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积极支援农业生产，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决议”和“规划”显今、财贸、文教卫生等各行各业迅速把工作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积极支援农业生产，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决议”和“规划”为今后我区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我区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边“闹革命”一边搞生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需说明的是，我区粮食增产的最直接的原因有四：一是复种指数逐年提高。实践证明，复种指数较高的年份，总产量说高，复种指数高的公社，亩产也高。如玉渊潭公社，“文革”前期复种指数一直在2点几，亩产过了800斤；东升公社连续六年的复种指数都在1．5以上，1968年至1971年亩产过了800斤，一年过了千斤。二是水稻、小麦面积大幅度增加，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越来越大，1970年这二项的总产量占全区粮食总产量的一半以上，1974年仅一个季度小麦的亩产就上了400斤。三是菜间粮、果间粮面积与产量增加，1966年至1969年与1962年至1965年相比，仅果间粮增加36万斤，菜间粮每年增加150万斤。四是猪多肥多，1966年至1971年全区每年养猪都在12万头以上，1976年达到21．2万头。

　　工业 “文革”初期，由于夺权和派性斗争，全区的各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1969年后开始回升。这一时期，北京市在我区新建了一些工厂，如为解决北京清香型宴会用酒和市场供应，市政府决定在海淀区建立一个生产白酒1500吨的金山酒厂，既缓解市场白酒供应的紧张局面，又支援了海淀区的养猪事业。中央各部、大专院校也相继发展了一些试验厂、校办厂。海淀区工业在“文革”中后期，发展较快。

　　第一、区属工业。以城镇街道企业和社办工业企业为主。1969年后，区属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公社相继办起了一大批农机修造和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进一步带动了机械、铸造产品的发展。农村工业、街道工业、区直属工业都摆脱了停滞徘徊的局面，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1971年，区革委会对区属工业进行了调整，发展方向确定为：大力发展电子工业，逐步使区属工业建成一个为农业、军工服务为主，兼顾民用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尽快发展电子工业，成立了单晶炉会战小组，经过34天奋战，造出了第一台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单晶炉，拉出了第一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单晶硅，为我区的电子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71年区属企业有5l家，产值4722万元，1972年发展到93家，产值6653．8万元。主要行业有：机械、燃料、化学建材、木材加工、纺织、缝纫、食品、工艺美术、皮革、造纸街道。主要产品有：耐火材料、原水泥、石灰、农业机械、无线电元件小五金等。

　　第二、“文革”初期，区直属企业由于上交市里，仅留有农机修造厂、盲艺人化工厂和工具厂3家，产值150．6万元。1969年后，区直属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70～1974年，海淀区建工局的四个建筑工程队承担了“五二五”工程，共生产输油管133万根，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以后，这四个队分离出金属结构厂、电气设备厂、机电设备厂、机械修造厂，可生产空气冷却器、锅炉、电焊机、鼓风机等。

　　第三、社队企业在。“文革”中后期，扩建、新建了一些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各公社相继建立有农机修造厂，生产打草机、草绳机、拖拉机、气缸套及其他农机具配件。规模较大的有上庄公社磷肥厂、四季青香山机械厂、玉渊潭铸造厂等。

　　第四、街道工业在缺资金、技术、设备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先后发展了100多家“五七”工厂。街道工业以服装、装订印刷业为主，给大工厂加工零部件，经过努力，有的有了定型产品。如八里庄街道的微电机厂，1972年初建时向区里借了3万元，到1977年，已发展为产值130万元的企业，不仅生产电吹风机，还能生产冰箱电机，成为北京医疗机械厂的配套产品。甘家口街道的一个居委会，1972年成立“五七”誊印社，为一些单位誊写、装订文件、图表等，后来发展成印刷厂。规模较大的有海淀镇的“乐器配件厂”、北太平庄街道的“玻璃厂”、青龙桥街道的“汽缸垫厂”等。街道服务业发展迅速，“三站、二代、一所”快速增长，到1974年，全区新建服务站17个，红医站11个，少年儿童校外活动站18个，代营食堂13个，代销店21个，托儿所9个，基本上解决了商业网点不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为支援农业，全区还兴办了一批“五小工业”。

　　1975年，海淀区委工交组提出了“今后十年的规划设想”，确定了海淀区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厂配套服务，为出口援外服务。计划197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8000万元，比1974年提高20．6％；1980年总产值达到1．5亿元，比1975年增长1．1倍。到1976年，全区的工业总产值达12478．3万元，工业企业118个，职工21465人。

　　教育事业  “文革”初期，部分学生受“造反”和“停课闹革命”的影响，纷纷起来造学校、老师的反，学校领导和教师被打倒，一些学校陷于停课瘫痪状态。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时，外地师生来本区串联，我区一些学生去外地串联，学校基本都停课了，学校数量、在校生人数都减少。1971年2月，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贯彻毛主席“要复课闹革命”指示的通知》，要求必须保证教学计划规定的时间，未经批准，学校一律不得擅自停课。复课闹革命后，教育秩序逐步得到恢复。1972年12月，北京市教育局革委会提出了《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讨论稿，使我区的文化、教育出现了转机，干部、教师陆续落实了政策，教师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1966年全区有中学49所，小学175年，在校生人数为17万人，教职工为9200多人。到1974年，中学已扩大至68年，全区普及了高中教育；小学192年，在校学生达20万人，教职工11000多人。

　　卫生事业医疗卫生战线的广大医务人员到农村去，帮助贫下中农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培训红医工和赤脚医生，帮助基层建立红医站、红医箱，培养了一支医疗卫生队伍。1966年到1973年，区和公社所属医疗卫生事业机构由27个增加到275个，技术人员由734名增加到8326名。1974年新建了1个公社卫生院和2个门诊部，扩建了2个公社卫生院，基本实现了每个公社都有卫生院，还配齐了土药厂设备。农村合作医疗事业进一步发展，101个合作医疗站进一步巩固，到1976年已有1300多名赤脚医生(其中卫生员700名)，为广大农民治病防病做出了成绩。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和预防为主的卫生防病工作，海淀、中关村2个医院开设了中西医结合病房、各种传染病、流行病发病率有所下降，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基本改变。如结核病防治所对9个公社1个农场进行了普查，还帮助4个公社建立了防痨网，全面落实了对结核病的查、管、治、防的任务。几年来，种植中草药约300亩，自采自种中草药十万余斤。另外，在医学科学研究、技术革新方面也取得成果，永定路医院试制成功骨刺丸、半自动注射针管；他们与外单位合作制成高速风动牙钻，每分钟达到33．26万转，是老牙钻的100倍，比国际先进水平还快3万多转。海淀医院冠心病研究小组，用针灸治疗冠心病，有效率达90％，自制的“自动静脉注射器”、“自动洗胃器”，保证了医疗质量，受到市卫生局的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全区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

　　三、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及“文革”的结束

　　(1973．8～l 976．10)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后，“四人帮”窃取了中央的部分大权，加快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疯狂插手教育战线，到处树“典型”、找“表率”，使各级各大学校遭到巨大破坏，其中几件事都与海淀有关。

　　反击“右倾回潮”运动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在江青支持下，迟群、谢静宜打着“反击修正主义”旗号，在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指大学招生实行文化考查)运动”(又称三个月运动)，矛头指向周总理，把清华大学党委贯彻周总理指示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统统说成了“右倾回潮”的表现，疯狂迫害广大干部和教职工，全校受批判的有403人，立案审查、重点批判的64人。由于北京市委对此持肯定态度，运动从清华扩展到北大，并很快涉及全市教育战线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学校。工交、文化、经济等战线的一些正确做法，也都被说成是“右倾回潮”遭到批判。

　　黄帅事件黄帅事件是在“反右倾回潮运动”中出现的、对全国产生了很坏影响的一个突出事件。1973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内部参考》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还加了编者按，把海淀区中关村一小学生黄帅和班主任的矛盾当作老师有“师道尊严”，把黄帅当作“反潮流”加以反映。迟群(原中央警卫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文革”中参加清华大学工、军宣队，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员，“文革”中参加清华大学工、军宣队，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认为很好，并要求北京市委抓这个典型，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迟、谢二人还一起约见了黄帅，鼓励她“教育革命有你这样的小学生就有希望”。12月7日，区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市委精神，说：“中关村一小学生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了信，迟群、谢静宜接见了她，并支持她，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最近几天要见报。”市委要求区委要有个思想准备，并做好下边的工作。12月11日下午，根据市里布置，区委召开中、小学干部紧急会，向大家通报了黄帅一事。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黄帅的信和日记，并加编者按：把师生之间的矛盾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紧接着，《北京日报》连续发表了60多篇文章、来信，把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吹捧成全国的“反潮流英雄”、“可爱的革命小将”。13日，区委转发了团区委《关于在全区青少年中开展学习黄帅同学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做教育革命促进派活动的意见》。区委在转发通知中要求各级共青团特别是各学校团组织，要抓好这一教育运动，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并号召全区共青团员、红卫兵、红小兵和广大青少年要认真学习黄师同学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由此，全区中小学迅速掀起了批“师道尊严”、“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浪潮。

　　根据市委指示，区委把中关村一小作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先进单位、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为了扩大影响，推广中关村一小的“经验”，区委还通过《海淀情况》简报、在教育系统开现场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宣扬。12月28日，经江青批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的报道，批“师道尊严”、“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市、全国中小学。

　　之后，迟群、谢静宜又炮制了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19团政治处王亚卓(三人的笔名)的一封公开信，以“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为标题，发表在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上，使提出正确意见的三位同志惨遭政治迫害。

　　黄帅事件给全国、北京，特别是海淀区的中小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全区的中小学由于错误地开展了以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师道尊严”，学校贴出了成千上万围攻教师的大字报，有的学校甚至找出所谓“师道尊严”的代表加以重点批判。出现了教师、干部受到批斗；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现象；学校财产被毁，教学秩序遭到破坏。

　　后经有关方面调查核实，证明黄帅事件完全是“四人帮”一伙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搞的一起政治阴谋，蓄意编造出来的又一个突出的反革命事件。所谓小学生的“来信”，完全是在小学生家长指令下制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小学生家长的来信”；而“日记摘抄”同样是为了迷惑视听而歪曲、编造出来的。谢静宜曾对《北京日报》记者说：“我们找这样的典型，找了一年多”，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继黄师事件后，谢静宜直接插手，在海淀区又制造了“颐和园小学事件”。1974年3月初，青龙桥街道办事处举办六一幼儿园和颐和园小学学校领导骨干学习班，在介绍中关村一小的经验时说：一小已认识到，教师可以“杀人”，可以“复辟”。颐和园小学的支部书记李维亚不同意这种观点。加上学校和街道在处理一个学生的问题上有分歧，于是街道党委就认为颐和园小学的主要问题是路线问题。3月13日，团区委召开汇报会，团市委红小兵部的同志听了汇报，并向团市委副书记作了汇报。团市委要求再调查。14日、19日，团市委两次派人去街道听情况介绍，并以《颐和园小学党支部书记李维亚支持教师迫害学生》为题刊印成团市委简报(第27期)。谢静宜看简报后批示海淀区委迅速查处。4月4日，市、区两级工作组进驻颐和园小学，一面调查，一面发动师生联系实际揭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12月30日，经区委同意，决定免去李维亚党支部书记、校革委会主任职务，调离学校。

　　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2月2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后，海淀区迅速掀起“批林批孔”高潮。区委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专门负责全区的运动。区委常委、区机关各组、各公社、局、处、街道党委主要负责干部深入基层抓点，推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经验。5日，全区各单位参加了在塔院大队批林批孔现场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区批林批孔运动。在市委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后，区委初步摆了全区的“修正主义回潮”现象，表现在10个方面，如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四旧抬头、领导高明论、用人不讲阶级路线，反对开门办学、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农村一年四季忙生产，对批判不感兴趣等。于是，区委抽调四百人组成工农兵批林批孔辅导团，分成12个分团，从2月13日开始赴全区各地宣传中央一号文件，开批判会105场，座谈会65次，近5万人听了宣讲和批判。区委抓了三个点，召开了三次现场会和经验交流会，组织了二次大的巡回检查。全区从区级机关到各基层单位，从各系统到各部门，从工厂、农村、商店到学校、班级，批判会遍地开花。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小孩(老师教唱批林批孔歌曲)，人人口诛笔伐。有的批判会直接参加人数达五、六千人，有些公社通过广播组织社员收听达万人，声势之大，发言人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区有34万人听了中央一号文件，占应听人数的98％；19万多人听了批判辅导录音；共写出大、小字报22．3万份；仅区、公社、局、街道两级党委就召开大型批判会60多次，有400多人作了批判发言，近十万人参加。全区有大批判专栏2245个，培训骨干3万多人，办各种板报、专栏700多个，展览400多个，制幻灯28部。

　　为了把批判搞好，区委采取了集中和层层培训的办法，还制定了“进一步建设工农理论队伍的三年规划”。各基层党委到党支部都建立了专业理论学习小组，形成了群众性的理论学习辅导网。业余理论学习小组更是成信增加，许多不识字的工人、贫下中农成为批判骨干。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业余学马列小组5234个，成员27093人。

　　在农业、工交、财贸等系统，开展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把正常的生产秩序、经营管理当作“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加以批判，社会生产受到破坏。青龙桥综合社在1972年加工小推车时，曾一度搞小包工，按天定出产量，落实到人；公主坟综合社在1973年加工小推车时也按日包活。四季青公社老营房生产队，对组实行“包工定产，以产定奖”的管理方法，奖罚年终兑现。到1974年初，全区实行这种办法的涉及海淀、四季青、玉渊潭三个公社的38个生产队。市委农林组多次打电话，要我区解决生产队“包产到组”这种搞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问题。为此，区委于1975年8月成立了调查组，选了3个大队、5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在“关于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调查”报告中，认为农民仍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固有观念，一部分富裕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还较严重，农村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通过批判，凡是实行“包工定产、以产定奖”的单位，全部“纠正”了错误，人们刚刚被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再一次遭到扼杀。

　　“四人帮”导演的这一系列的事件，破坏了经过整顿刚刚稳定的局势，一些干部群众，特别是教育、文化工作者受到清查的批判，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许多学生不服教师的教育，损坏桌椅、教具；擅自停课现象时有发生，以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又一次陷入混乱，不少干部群众对此很有看法和疑虑，并以不同形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如电器厂的党支部书记说：“车间没人了，也得考虑生产呀。我不管什么挂帅，反正生产得抓”。玉渊潭公社的一位生产队支部书记，公社召开骨干会，三次通知他，都因“生产队领导班子没搭起来”不去。银行一电工说“我有些不太明白，现在批林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林的?”中关村副食商店一售货员说：“孔老二死了二千多年了，和林连得上吗?”

　　教育革命大辩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20日，市委召开区、县、局和大专院校党委负责人会议，对全市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作了部署，全市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随即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同日，区委传达了市委传达的毛主席对刘冰的两封信的批示。1976年1月，根据市委《通知》精神，以先党内后党外的形式，迅速向党员和群众传达了毛主席在中央“打招呼会”(中央点名批判邓小平，表明正式支持清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上的讲话要点，并举办了领导干部学习班，全区随即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3月3日至13日，召开区委、区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3、4、5、6号文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根据市委的指示精神，对全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始终把学习放在首位，牢牢掌握批邓的大方向，层层培训理论骨干，带动群众批判，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区委还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关于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工作会议，决定全区以大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抓了三项工作：1．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各公社抓住资本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来批，如东升、四季青公社批自由种值、自由出售，温泉等公社批以钱为纲、弃农经副，全区批刘少奇“分光吃净”理论。2．批邓小平“唯生产力论”，肃清“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修正主义影响，如玉渊潭公社批“猫论”，举办了七期理论辅导员学习班，召开大型批判会2O0多场。3．批邓小平反对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以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全区培训了4000多人的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编写了大量的辅导批判材料。区委还做出《关于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安排意见》，决定“十一”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着重抓党的建设。

　　整风  根据中央(1975)21号文件和市委扩大会议精神，1975年12月22日，区委作出“关于区委整风的初步安排”。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首先解决路线问题；整风的方法是开门整风；整风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一周时间，常委学习文件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照大寨经验和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找差距，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常委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常委个人的问题，着重检查区委集体和常委个人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在常委内部整风基础上，召开开门整风会，请与会者帮助区委揭矛盾，找差距；会外发动机关干部提意见；会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征求意见。这样几上几下，搞几个回合。整风第一阶段结束后，常委对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综合分析，对有些问题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能改的马上改；对有些专门问题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提出整改意见；对有争议的问题，专门召开座谈会，逐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从1976年2月2日开始，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区委常委学习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和二首诗词、中央的23、26号文件及报上的有关文章，以联系区内“右倾翻案风”的种种表现为重点。6月，区委再次整风，主要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批修正主义、批邓，区委主要领导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但由于当时对运动不理解，加上对以前的检查内容也因“批邓”的全面开展而“拿不准”，需要修改。因此，根据市委有关精神，区委整风暂告一段落，转到学习中央文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上来。

　　“两校大批判组”在海淀的活动  “两校大批判组”(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名义上属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实际上是江青亲自指挥、直接控制，完全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两校大批判组”干了不少坏事，在《红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党报、党刊上发表了许多反动文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摇旗呐喊。1976年上半年，“两校大批判组”两次来海淀区贩卖“四人帮”一伙的种种反革命谬论。第一次是3月27日，在区委机关和东升公社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座谈会上，他们发了“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和诬陷邓小平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两个讨论参考题，要大家讲讲看法。参加座谈的同志表示对这方面不了解。第二次是5月10日，“两校大批判组”提出要找一些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同志座谈，准备合写一篇《人民13报》纪念“七一”的约稿，并要区委一起座谈和起草稿子。在座谈中，他们给老同志限题、“定调子”、“划框框”，让大家谈自己的思想是怎样停止到民主革命阶段的。老同志们没有按定的调子谈，而是讲了自己在党的教育下如何成长的，也讲了“文革”中自己受的锻炼和考验，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感受。区委在写的稿子中反映了老同志的想法。后来，“大批判组”篡改了稿子，攻击诬陷邓小平。区委对混淆是非、颠倒敌我的内容提出了意见，并要求删掉。但大批判组耍阴谋，即不修改，也没通知大家，就以高路和海淀区委理论组的名义发表在《北大学报》1976年第四期上。

　　四五运动  1976年4月5日，人们自发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表现出了对“四人帮”一伙长期积聚的不满和愤恨情绪，5日(清明节)这天达到高潮。人们的正义行为却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遭到残酷镇压。海淀区的一些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的活动，其中有些人被逮捕、拘留、办学习班、关押等，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组织处理。直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7日晚，全区人民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许多单位连夜组织座谈讨论，召开庆祝会，举行游行；群众写出大字报，刷大标语，热烈欢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按照市委《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4月10日，区委召开了十多万人的“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项决议，庆祝粉碎反革命逆流胜利大会”。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4月8日的电话通知、北京市委《关于学习中共中央两个重要决议的通知》。区委领导在讲话中要求大家把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放在首位，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邓小平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路线，把他批倒批臭；要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发动群众查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对所谓的反动政治谣言、反动标语、反动诗词要坚决追查；对反革命的打、砸、抢要坚决进行镇压。按照市委26号文件要求，围绕“天安门事件”，全区召开各种声讨会、报告会、批判会，深批邓小平，追查“反革命”。全区共查出所谓的线索106条，犯罪嫌疑的37条，谣言34起；传抄所谓反动诗词的有2000多人，交出诗词5700多份；所谓反动诗词制造者3人，拍照胶卷底片823张。

　　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海淀区灾情较轻，死1人，伤130多人，损坏房屋3万多间。根据市委指示，区里成立了抗震指挥部，全区80多万群众坚守岗位，投入到抗震救灾、支援灾区的工作中。交通运输部门准备了十辆值班车，5辆摩托车，运送了大批群众生活用品；房管局职工及时抢修房屋；卫生系统组织临时医疗站(队)，防止传染病的发生，还派遣了医疗队去通县支援；商业战线职工坚持营业，送货上门；民兵、公安系统加强治安保卫，维护群众安全；工业战线大多数工厂坚持生产，有些支授灾区的产品还创造了产量的最高水平；农民抢种秋菜，保证上市。

　　粉碎“四人帮”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就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于1976年10月6日夜采取非常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根据市委指示，区委从16日开始，先党内后党外传达了华国锋主席关于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讲话精神。20日中央16号文件下达后，当天就传达到了群众。三天中，全区有近40万人(不包括中央、市属驻区单位)游行庆祝。22日，区委在海淀体育场隆重召开“热烈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胜利大会”。会上，区委书记张还吾传达了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区委副书记罗效良讲了话，工人、贫下中农、职工代表发了言。会后，2万多群众冒雨进行了庆祝游行。各公社、街道、工厂、学校机关、商店、都纷纷召开庆祝会、声讨会和批判会，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海淀区“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给全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很大破坏。教育战线成为最突出的重灾区。80％的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批斗、摧残；师资质量下降，中学教师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由“文革”前的82％，下降到50％，小学教师普遍老化，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整整贻误了一代人；学校的设备破坏严重，图书、仪器、课桌椅、教学设备被毁坏、丢失的不计其数，校舍被任意强占。据不完全统计，中小学校约有8万多平方米被占，到1985年都还有少数房屋、财产未归还。过去办学条件较好的八一、十一、育英、一O一等学校，几乎变成了烂摊子。

　　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无辜的打击迫害。“文革”中有3000多干部被立案审查，占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加上被当作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走资派，人数达8526人，受审查未立案的人数更要大几倍。他们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隔离、关押、毒打、劳改，许多人致伤、致残，甚至家破人亡，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劳动模范李墨林在内的633人被迫害致死。全区4780户被抄家或被迫交出财产。加上中央、市属单位在本区的住户，被抄家的近万户，财产金额达110万元。2100多户4400多人被遣返，被挤占或被迫交出的私房有14500多间。

　　农业方面许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被废除，经济管理机构陷于瘫痪。由于“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不惜代价的搞“过黄河、跨长江”，造成增产不增收，出现了好多高产穷队。东升公社一社员养了50只鸡，被列为大搞资本主义小生产的典型而多次被“割尾巴”(受到批判)。1974年全区人均收入60元以下的穷队达73个，占生产队总数的14％；工业方面存在着企业无章可守或有章不循的现象。

　　统战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爱国人士、工商业者、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及归侨、侨眷，统统受到打击迫害。全区769名私方人员，有近500人被遣返；92名国民党起义人员普遍受冲击；在265名归侨中，一半多的外流，其中的101人是我国自己培养的专业人才。党的民族政策遭践踏，正常的宗教活动被取缔。原有的5个民主党派停止了活动。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远不止这些，“四人帮”一伙犯下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淀区开展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9年，区委作出《关于为海淀区委被讴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而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进行平反的决定》，先后复查、平反了冤假错案1003件，推翻了强加在7000多名干部群众头上的不实之词，还为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15880人落实了政策。

　　对于“文化大革命”，人们曾经历了从不理解、怀疑、不满、抵制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带来的只是混乱、灾难。因此对于它的“左”的理论和一系列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必须全盘否定。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在那种特殊环境中进行的各种生产活动，要予以肯定，尤其是对“四人帮”一伙的抵制行为，更值得赞扬和歌颂。

北京市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http://hdszb.bjhd.gov.cn/dsyj/dszt/201207/t20120725_41881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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