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民：走秘密通道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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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秘密通道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吴康民/

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日期： 2013-03-04

    忽然接到开会通知

    1975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忽然接到通知，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

    港澳地区的代表们出发虽是同一天，但为了保密，是分别到了深圳再集中的。那时候没有直通火车，也没有直航飞机，到大陆只能通过罗湖海关。

    过了罗湖桥进入深圳，在火车站的贵宾室大家才集合在一起。这时，大家才知道了彼此的代表身份。吃过午饭，乘车赴广州，住进了珠岛宾馆。

    当时的珠岛宾馆是不对外开放的，专供高干居住，由于四届人大代表的进驻，宾馆内外戒备森严，部分接待人员，没有出入的特许证也不能踏过宾馆前的小桥半步。

    会议的规定是：“未经批准，不得外出，不要向外打电话，不要会客。”基本上是切断了与外面的一切联系，开会前消息一点不透风。

    到了宾馆，打开衣箱，我才发现收拾行李太匆忙，忘了带上一柄牙刷。

    宾馆不供应牙刷，也没有小卖部，去哪里找一柄来呢?外出不可能，打电话不可以。告诉接待人员，他们也颇感棘手，但答应帮忙。结果是第二天才能弄到。

    在珠岛宾馆大概住上两三天，主要是等待安排飞北京的军用专机。

    在等待的时间，并无发出任何文件，也没有开过任何大小会议。大家只是聊天过日子。

    到了出发的一天，我们乘坐巴士去机场，倒没有太多的戒备，巴士也没有放下窗帘，还可以观看一下广州的街景。

    广州的白云机场是军民两用，军用专机也是停在那里，和民航机并列。一般旅客也看着我们乘上专机。他们也估计到这些人是去北京开会的，但开个什么会，就不一定料到。还要说明一点，我们这些港澳客人，当时是穿得相当朴素的，男的大部分备上中山装，女的也就穿上深色的衣裤。并不像今天开会那样，穿红戴绿、西服煌然的。因为那时候的国内大气候毕竟与今天下同。

    人民大会堂的秘密通道

    到了北京军用机场，挂上窗帘的大巴士把我们送到了西苑宾馆。

    西苑宾馆，占地面积很大，也很陈旧。多数房间并不附有洗手间，而且饭堂和住宿的这一栋并不连在一起。

    每天三次就餐时，都得跑个二三百公尺。一月份，北京天气很冷。从有暖气的房间出来，通过一个广场和甬道，再进入有暖气的饭堂，一出一进，一冷一热，使人很容易感冒。

    保安部门经常来个通知，说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集团”使馆的车子，常在附近徘徊窥伺，进行侦察，要我们提高警惕。说去饭堂的时候，走路尽量要往边靠。吃三顿饭，要缩头缩脑地出入，真令人啼笑皆非。

    1月12日，发下了会议的日程表：

    13日晚，举行第一次大会，听取张春桥和周总理的报告。

    14、15日，开各代表团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

    15日晚，召开主席团会议，说明讨论情况，并通过各项人选名单。

    16日，各代表团会议，讨论各项任命和选举。

    17日下午或晚上，举行第二次大会，通过各项决议和人选。

    第一天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为了保密起见，通知要走秘密通道。

    晚饭后，点好人数，乘坐大巴士出发。先去一家大宾馆，然后由该宾馆的地窖走入地下通道。

    那条地下通道有五六公尺阔，大概可以行驶小汽车。但据说首长们的汽车，还有另外一条地下通道可达。

    通道只有微弱的灯光，总之随着人流走，并拐了几个弯子。走了40分钟左右，便到达大会堂。现在完全记不起来，是从哪一个梯口，进入大会堂会议厅的。

    大会堂的会议厅灯火通明，大会即将开始。

    会议开得很轻松

    大会开幕之前，大家都在猜，毛泽东主席会不会出席大会?大会开始后，没有见到他，大伙都有点失望。

    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了大会，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比往届的短，但周总理还是不能全文宣读。他只念了前面一段和末尾一段，作个交代。不过文件每人都有一份，可以自己阅读。周总理的出现，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这一次的人大会议，只有开幕和闭幕的两次大会，剩下的是几次的各省市代表团的会议。没有小组会，而且根本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宪法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人选也没有什么酝酿。因为，这些文件和人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的，包准没错。所以，即使是有限的几次代表团的会议，实际上也变成了“表忠会”。发言的人，都是谈毛主席和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说把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或者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培养成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恩情说不完。记得有一位中医院的赤脚医生，说得十分激动……于是，嘶哑的声音，激昂的口号，此起彼落。

    当时的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好像都没有发过言。上台讲的都是“忆苦思甜”的工农群众。应该说，港澳代表当时还是受到另眼相看的。“海外关系”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大部分内地人。虽然说是“统战对象”，但“港澳关系”，并不吃香。

    有个别代表也显出他们的阶级成分的优越感，见到我们有点冷淡，说得严重一点，是有点瞧不起。

    既不用发言，也不用动脑筋，更不用应付记者。会议倒开得挺轻松的。

    说起记者，和今天可大不相同。因为会议秘密进行，港澳记者当然不可能有。内地记者虽然参加了大会，但也不会来采访我们。是觉得我们没有忆苦思甜的采访价值呢，抑或谅解我们仍然处于“地下”状态?这就无从探究了。

    于是我们几个人，一有闲暇，便聚集在杨光先生的房间中聊天。杨光是工联会的理事长，代表工人阶级，又是主席团成员，他住的房间也就大了些。

    江青接见人大代表

    有一天晚上，大家正在看电影。突然打出字幕。请广东省代表团立即回到会议室。据工作人员通知说，“首长”要来看望。

    当时，大概是晚上八时左右。一等，就等了三个多钟头。

    聚集在一起的代表都在猜，是哪一位首长呢?不会是毛主席吧?可能是周总理?可能是……

    等待久了，于是有人提议唱歌。先是合唱，革命歌曲、毛主席语录歌。后来便有人点名要代表唱。先是由能唱的文艺界代表唱。红线女第一个，石慧是第二个，还有两三个不太出名的年轻人唱。文艺界的唱完了，又点名要高级干部唱。李坚真大姐倒很主动，带头唱了客家山歌，果然宝刀未老，赢得一阵阵喝彩。

    那时赵紫阳已经恢复工作，他也是代表，于是许多人要他唱，他说不会。有的代表就喊：“忠不忠，看行动!”

    熙攘了几个小时，已经是午夜。忽然门口人头攒动，“首长”来了。

    来的首长原来是江青，是由韦国清陪着。

    江青进来时怪里怪气的。想必大家都看过众多的纪录片，对她应该有一点印象。她大概自认是文艺界的旗手吧，所以一坐下就先找文艺界的代表。于是红线女、石慧便被召唤坐到她的身边去。江青便自顾自地和她们谈话，并没有想到众多的等待了三个多钟头的我们。

    她的谈话声音不大，大家并不知道她在谈些什么。过了一会儿，突然她又没头没脑地转过头来，说道：“你们看过《日本沉没》没有?”

    《日本沉没》是一出日本影片，好像在香港也放映过，只是没引起多大的注意。据说江青整天泡在高级领导的小电影厅里看从国外输入的“内部片”，这种影片在内地的绝大部分代表当然没有机会看过。

    江青接着唠唠叨叨地说，这部片子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心态”，可以一看，还吩咐手下把片子调来。

    但结果不知怎的，直到大会闭幕，谁也没有看过这部片子。

    人事安排与橡皮图章

    在酝酿选举领导人的时候，只有一张名单，并无任何简历。一些陌生的名字，引起了不少疑问。副总理候选人孙健，副委员长候选人姚连蔚，大家都在问：他们是什么人?

    两个女的副总理候选人吴桂贤和副委员长候选人李素文，有的人还依稀知道她们曾经是“劳动模范”。而孙健、姚连蔚呢?谁也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我当时问过赵紫阳，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到了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在一片不知道的气氛下进行选举，当然完全是走形式。那时候，大家的民主觉悟也很低。总之，是中央提名的准没错，于是选举“一致通过”。

    但在人事安排上，由于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他的主要成员自然不可能参加当时的领导班子。而且由于相当部分老干部的复出，对于“四人帮”也形成一定的压力，使他们也不可能占到优势。

    国家主席是不设立了，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代行了国家元首的若干职责。这个职位仍然由德高望重的老帅朱德担当，第一副委员长和第二副委员长也是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和宋庆龄，第三才轮到康生。共22位副委员长，也只有康生一人是坏的。

    国务院呢，仍然由重病的周恩来挂帅，辅助他的，便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要当总理的野心落空了。副总理12人，除张春桥外，接近“四人帮”的也只有两三人。部长中，“四人帮”的人和接近他们的，四五人而已。在国务院中，他们也是少数。

    由于四届人大“四人帮”并未取得优势，所以会后不久，他们便又兴风作浪，继续批林批孔，并制造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最后招致他们的彻底灭亡。

    但力量的较量，是在中央，而不是四届人大。虽然选举是采用无记名投票进行，但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只不过是完成一次“橡皮图章”作用而已。


    亮人大代表的牌子

    人大会议结束之夜，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的街灯大放光明。当晚广播中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的消息，此时这次会议才算是公开了。

    在等待无记名投票的点票工作时，3000名代表还在宴会厅美美地吃了一顿。记得吃的好像是“佛跳墙”之类的炖品，还有冷菜，总之是很丰盛的了。这一顿是不是空前，我不知道，却肯定是绝后。这十几年来，在大会堂开会，时间不管多长，点票多么费时，是再也没有备饭餐的；有的，只是发给每人一份面包、蛋糕之类的点心。

    会议既已公开，我们的行动便稍为自由。我们几个香港来的代表去了一趟颐和园。那时昆明湖水刚好结冰，是薄冰还是坚冰，我们还拿不准。见许多小孩子都下去玩耍，大概是可以站得住吧。我们便战战兢兢地站上去，为的是拍下一张到北京参加四届人大会场外的照片。那时，会场内是不准照相的，全体合照更加没有。由于可以留念的东西很少，这张“如履薄冰”的照片，对我们来讲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会议结束，大会为我们安排上了一次百货大楼，让我们买点东西。

    著名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了接待全国人大代表，暂停对外开放。由于事先打过招呼，售货员便都热情招待。我在那一年买下的两双功夫布鞋，直到现在还在开会期间穿着。

    “文革”期间，“斗”气甚盛，各种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大大下降，售货员的态度尤甚。对顾客不理不睬已是习以为常。如果稍为“撞”火，恶言恶语相向，也并不少见。那天百货大楼专场接待过后，我又去过一次。由于属于“微服出巡”，又不挂任何标志，果然看尽了冷面孔和受了不少闷气。

    我们在北京等了两天，终于又乘坐三叉戟军用专机，回到了广州。

    在广州，是要和广东有关方面商量一下，回港要不要公开参加会议这件事。因为这是港澳代表第一次整批参加人大会议。中央大概只管内地的，对港澳代表还没有明确的口径。

    会议虽然已经公开，但代表的名单没有公开。对于内地来说，也没有大张旗鼓宣传的任务，看报纸的内容，宣传并不高调，除了刊登几个正式文件之外，就只有唯一的一份新闻公报。

    不过，内地的代表如果回到原单位，还是要传达一下。据说要传达的精神是：会议的伟大胜利，首长的亲切关怀，自己的感激之情。

    港澳当然应有区别。港澳代表既然没有公开，港澳地区的“阶级斗争又十分复杂”，所以也可以不宣传，不表态；不过，又不硬性规定保密。小范围内的熟人，也可以把情况说一说。

    其实，当时香港关心这件事的人绝少，传媒也很少在这件事上找寻内幕，就连参加了主席团，名字已经公开了的费彝民和杨光也没有受到新闻记者的特别注意。

    近年，有些记者会这样提问：“当年为什么会选中你担任代表?”

    那时的香港政府做法和中国政府把香港人作为香港“同胞”看法相反，他们一贯把中国作为“外国”看待。

    在那个年代，“政治”是大大的禁区。至于直接与北京政治建制挂上钩的事，对许多人来说，是极为“招忌”的。香港政府或明或暗都加以限制和“歧视”。

    不过，当这种秘密的、不必向选民交代的人大代表，我们的内心也并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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