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坤静：长篇小说《风雷》创作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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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坤静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陈登科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风雷》，以1954年冬到1955年春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通过淮北一个落后乡村生产自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描写，表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在生产斗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

那么，这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前后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革命烽火文学路

陈登科于1919年４月５日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上营村小兴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自幼过着逃荒要饭、忍饥挨饿的生活，直到12岁进私塾时才有了自己的名字。由于他贪玩任性，懒于读书，勉强在私塾学了一年多。

1937年秋，因父母相继去世，了无牵挂的陈登科毅然投奔了涟水县抗日游击队。他在游击队里摸爬滚打，很快锻炼成长为一名作战勇敢、能双枪连发的神枪手，由他亲手捉住的汉奸超过百人，用刀杀死的敌伪军达60余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一次，当时任涟东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杨纯在崔码村高万方家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反“扫荡”斗争时，一队日军前来“扫荡”，突然逼近庄头。情急之下，杨纯把公文包塞进灰堆里，迅速率领大家撤到南集大石庄。他原以为敌人“扫荡”后就返回城里去，不料敌军当晚却住在村里。杨纯急得直冒冷汗，心想万一公文包里党的秘密文件和干部名单落入敌手，就会给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造成重大损失。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连夜派人潜回崔码村，到高万方家把那个公文包取回来，但派谁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呢？有人举荐了陈登科。当夜暴风骤雨，泥泞难行，陈登科硬是翻沟过河，机智地避开鬼子的岗哨盘查，潜入村里，找到了公文包。这时已风停雨息，明月当空，他敏捷地绕开岗哨，跃过壕沟，冲出村头，不料却惊动了站岗的鬼子，身后随即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耳旁飞过，他很快消失在丛林中……

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陈登科深受领导赏识，不久便调任游击大队长赵静尘的警卫员。在过去的革命工作中，陈登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深切地感到没文化就干不了大事，遂恳求毕业于扬州师范的赵大队长教他学文化，赵欣然应允。从此，赵静尘每天教他认几个字，日日如此，陈登科也很刻苦，总是利用战斗间隙不停地用树枝在地上写、墙上划，每过一个地方，都留下一片字迹，一笔一划极为工整。这样天长日久地积累下来，他已掌握了不少汉字。此后，赵静尘又教他记日记、写墙报。那时的墙报是写在布上的，夜间行军时，把布卷起来往背包里一塞，背起就走。部队打了胜仗，有了好消息，或哪个战士表现好，就把它写在墙报上。由于经常写墙报，陈登科被报社的记者发现了，说他墙报办得不错，建议他把墙报稿子抄下来寄给报社。陈登科不知道报纸是怎么办的，人家能要他的稿子吗？但他也想试一试。他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来到《盐阜大众报》社驻地，将自认为较好的墙报稿送给一位名叫钱毅的编辑。钱编辑觉得他的墙报稿充实，但作者的写作功底不高，语言不够精炼，错别字也不少，于是就细心帮他处理、修改稿子。后来，这篇题为《鬼子抓壮丁》的简讯很快见报，成为陈登科的处女作。离开报社返回游击队时，钱毅送给陈登科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学写稿》，另一本是现代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从此，这两本书连同那册《战士识字课本》，伴随陈登科转战苏北，度过了他的最初扫盲阶段。他一边完成警卫、侦察任务，一边怀着对生活、对知识的极大热情和渴望，认真学习写稿。他的名字开始更多地见诸于报端。

天道酬勤。1945年７月26日，陈登科作为特等模范通讯员调入《盐阜大众报》社当记者，从此可以就近得到钱毅更多的帮助与指导。后来，陈登科和另一位记者被报社派往伍佑战场采访。起初，他总是不知如何落笔，感到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很快他就体悟出，自己以前之所以能写出许多稿件，那是因为自己身处战斗第一线，有亲身感受，有生活素材。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他每逢下去采访，总是顺着战壕跑到阵地前沿。有一次在前线，他看见河对岸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得新四军战士们抬不起头来，遂从一名战士手中抓过枪，瞬间就击毙了敌方的几名机枪手，战士们乘机发起冲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过后，战士们纷纷围过来，主动向陈登科讲述许多战地故事，从而使他连续撰写发表了《朱文影模范公民》《敌人真可恶，杀人还要刀工钱》《都指望到前线去》《伍佑战斗》等通讯稿，受到上级表彰。这年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陈登科下去采访途经淮安时，看到由少年抗日团体新安旅行团的女团员陈士修创办的幼儿园，联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童年的伙伴，心潮起伏，便认真地采访了这位陈女士，撰写了一篇题为《孩子们》的稿子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事后，他从别人口中才知道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叫“散文”。之后，他在洪泽湖老子山参加游击战，亲历了涟水保卫战和通榆路反击战，根据亲历亲闻和切身感受，写了一篇《铁骨头》发表在《苏北日报》副刊上，他原本答应人家写的是散文，结果编辑告诉他这是“报告文学”。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血与火的生死较量，众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时刻激励着陈登科，迫使他非写出来不可。于是他又创作了７万多字的《杜大嫂》，直至在报纸上连载发表后，他才知道自己写的是中篇小说。这成为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47年夏，陈登科开始创作以著名的涟水保卫战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小说《活人塘》。这部小说脱稿时，适逢淮海战役打响，他被派往新华社华中分社新组建的淮海战役支前分社当记者。在一个寒夜里，他和淮海战役支前分社另一位名叫周军的记者跟随盐城县农民担架队，将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运往一个包扎所。半路上，有个伤员在担架上语调不清地直喊“冷、冷”，抬担架的一个四五十岁的老贫农，连忙脱下身上那件土改斗争中分得的棉袍，给这伤员盖上又跑步前进了。陈登科见这老贫农身上只剩下一件破单褂了，随即脱下大衣给他披上，但那老贫农又推落在地上，连说自己跑路不冷。走了一程后，那伤员说要解大便，老贫农又取下腰间的搪瓷碗放到伤员的屁股下，不料伤员连声喊冷。老贫农赶忙取出搪瓷碗，双手捧着在胸前暖和了一会儿，才伸进伤员的被窝，使他解了大便。大家刚要继续前进时，忽有一架敌机俯冲下来，机枪来回扫射，伏在伤员身上的老贫农胳膊和左腿中了弹，鲜血染红了他的褂裤。那安然无恙的伤员搂着老贫农，痛哭失声地喊道：“爹，我的爹！”陈登科一边忙着给老贫农包扎伤口，一边热泪盈眶地对周军说：“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总有一天要将他们写进小说，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这成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风雷》的动因。

淮海战役结束后，陈登科调到新华社合肥支社工作。就这样，他把放在包里的《活人塘》书稿从苏北背到淮海，又从淮海背到安徽。那时，钱毅已经牺牲，凡帮助过他的人都失去了联系。稿子投往哪里呢？有人就出主意劝他把稿子寄给《说说唱唱》杂志主编赵树理。陈登科几年前就听说过赵树理的名字，但他实在不想把稿子寄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方若是不愿意帮自己看稿子，万一弄丢了怎么办？然而在别人的鼓动下，他还是以很大的勇气把书稿寄了出去。赵树理收到书稿后，不但亲自看了，还先后请田间、康濯二位编委阅看。当赵树理把书稿交给康濯时，叮嘱他说：“这篇稿子，看来是个工农干部写的，有的字是打的记号，还要你去猜，把它看完，要费点劲，耐点心，吃点苦头，不过，是值得一看的。”原来，那时的陈登科因识字数量有限，在写作中遇有不会写的字，只得以别字来代替，或者干脆就在稿子上打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就需要看稿人去猜。加之他从淮海前线南下途中，翻了一次车，连人带稿子翻下了河，那稿子经水一泡，字迹更加模糊，有些地方连作者自己也难以辨认。就是这部宛若天书的小说稿，经赵树理和其他编委一字一句地认真修改后，于建国之初发表在《说说唱唱》杂志上。赵树理还给陈登科写了一封长信：“我看了你的小说之后，觉得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很浓。但是，书中人物还欠精雕细刻，在艺术结构上也不够完整，希能在它出版之前，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并开了一大串书名，要陈登科一本一本地看，鼓励他学习要坚持不懈，生活要点滴积累，刻苦钻研，循序渐进。赵树理还表示愿与登科做个朋友，经常通信，如登科愿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他可做个引线人等等。其实，在陈登科接到赵树理信的前几天，当时合肥支社负责人已接到赵树理和田间两人的联名推荐信，建议支社选送陈登科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去学习深造。

从《樱桃园》到《风雷》

1950年末，陈登科来到北京，作为第一期学员进入由著名作家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他在丁玲的亲自指导下，创作了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1951年７月，《活人塘》经陈登科进一步加工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被译成英、日、法、德、俄等十多种外文流传世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专门报道了陈登科的不平凡经历，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周扬撰写了题为《陈登科和他的小说》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他的大众化文艺创作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

1953年春，陈登科从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后，深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他参加了安徽佛子岭水库建设工程，并担任六工区教导员。在忘我工作之余，他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移山记》。这标志着他已经是一位能够架构长篇巨著，描写他过去接触不多的知识分子、工人及形形色色人物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了。

次年，陈登科先后来到阜阳地区颍上县和以盛产樱桃而闻名于世的太和县，在此开始酝酿构思一部题为《樱桃园》的长篇小说。

1956年夏，陈登科赴北京参加党的八大期间，住在前门饭店。一天，他的好友、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编辑室主任江晓天来看望他。在叙谈中，他对江晓天说起自己正在构思的《樱桃园》的故事梗概：一个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被抬担架的老贫农冒死救出的解放军战士，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后，当了连长，转业后他要求到地方工作。为了寻找并报答那位老贫农的救命之恩，他选择了去淮北地区工作，带头创建农业合作社的故事。江晓天建议陈登科把小说名字改一下，因为俄国作家契诃夫有个话剧剧本也叫《樱桃园》。陈登科遂决定将小说改名为《寻父记》。

1958年冬，陈登科开始动笔创作这部小说，期间在合肥、蚌埠、黄山、濉溪等地断断续续地写，直到1960年5月底在宿县写成70章。当时由于中青社派人来催稿，陈登科便整理出其中60章，用铅字打印出来，作为小说第一部交来人带回中青社。社领导看了小说稿后认为，《寻父记》是写农村阶级斗争的，恰好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遂决定把它作为重点图书来推出。陈登科也接到中青社的电报，立即赴京去改稿。他和江晓天等起初住在西山八大处作协招待所，后来入住炒豆胡同招待所共商修改事宜。他们采取流水作业，交错进行。江晓天每看完三五章，就送给陈登科，谈谈具体意见，出点主意让作者进一步补充修改。到1963年底，该小说全部脱稿，交出版社发排印本时，已改名为《风雷》。

为了广泛征求意见，中青社除了将《风雷》排印本分送安徽省委各位书记和中央办公厅地区研究组各位同志外，还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和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林默涵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各送了一份，请他们审阅。陈登科根据上述各方面的意见，又到北京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小说作了第二次修改。1964年5月，由《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邓拓题写书名、长达60余万字的《风雷》（第一部上、中、下三册）由中青社公开出版发行，第一版就印了9万册。

陈登科后来在谈及《风雷》的创作心态和思想时说：“构思《风雷》，起源于1958年我写的《樱桃园》，本是歌颂大跃进的书。故事讲的是复转军人祝永康在淮海战役中负伤，是淮北的父老乡亲，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他。祝永康复员后，来到淮北旧战场寻找救他的人，就是寻父，安家淮北，和淮北人民一起在大跃进中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可是大跃进失败了，变成了灾难。只好写灾难了。可是直接写灾难，根本通不过。我只好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推到1954年底，淮北当时也闹了灾。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会议，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时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们的一些干部背叛人民，欺压人民，我就要鞭笞这些无耻之徒。我们有许多为人民讲话的干部挨整，我要为他们鸣冤。我要告诉大家，是人民用生命帮我们打下天下，胜利了，我们不能忘本，所以安排了寻父的情节……”

历经风雨铸经典

《风雷》一经面世，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文学评论》杂志于1965—1966年连续刊登了不少评论文章，对这部小说予以充分肯定。一些省（市）、地区还把该小说作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工作的参考读物，甚至人手一册。

但在“文革”中，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伙利用其所把持的《人民日报》，频频发表“安学江”、“宛敬青”等人的批判文章，疯狂“围剿”《风雷》。其中安学江在《彻底砸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一文中诬称：“反动小说《风雷》，就是遵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之命，由披着‘工农作家’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精心炮制的颠倒‘前三年的历史’、诋毁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树碑立传的一株大毒草。”1967年11月初，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安徽两大派群众代表时，突然宣布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对他的迫害因此而进一步升级。陈登科在安徽惨遭批斗300余场，被抄了3次家，致使尚未及发表的《风雷》第二部手稿等被焚毁。尽管他一度东躲西藏，结果还是在上海被捕，囚禁了５年多。他的妻子因受株连也被关押了近两年，儿女们从此流落街头。甚至连当年参与《风雷》一书编辑、审阅工作的江晓天等人，也未能幸免。

粉碎“四人帮”后，陈登科获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党籍和他的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等职务。《人民日报》又重新为《风雷》正名。1978年，《风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得以重见天日；2005年，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隆重推出；2008年，它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为同名连环画推向社会，从而扩大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

小说《风雷》作为解放后17年中的代表作之一，向为业界人士所称道。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宋剑华在《精英意识与农民意识的相互置换——论陈登科〈风雷〉中人物形象的身份错位》一文中认为：“《风雷》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经典文本”，作者以其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和崇高理想，塑造了一批“精英”形态的农民革命英雄形象，出于作品政治主题的客观需要，作者对正面人物与反派人物的精神品格，都做了极为大胆的人为置换与错位处理，进而深刻反映了红色经典审美规范的历史独特性。在国内大学文学系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专门介绍陈登科的一节课——《陈登科的小说与〈风雷〉》;英国剑桥大学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也有介绍陈登科的一个章节。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