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征启：“假四清”目标是我，却殃及黄报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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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四清”目标是我，却殃及黄报青先生

罗征启

　　如果问我，到底有没有“假四清”这回事？我会回答：有所谓的“假四清”，但没有
当时大字报所揭露、批判的“假四清”。

　　我在《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一九六六年的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写过：
“一九六五年”政治形势日益严峻。……艾知生召集宣传部、政治课的一批干部研究校内
的思想倾向，又传达蒋南翔的意见：清华是理工科大学，意识形态上不如北大活跃，问题
也不会那么多，但是建筑系是最敏感的地方，可能会有些问题，与其将来让人来查，不如
自己先查，有问题自己先解决。决定由我带宣传部、政治课几个人进建筑系，不要说‘四
清’，也不叫工作组，看看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假四清”。但是从来没叫
过“四清”，也没有叫过“工作组”。说有，又没有；说没有，又真有那么一回事。我这
个当事人真是很难做。在批判会上，或者在审讯我回答问题时，常常不能自圆其说。

　　大约一九六五年底，艾知生在甲所会议室又召开一个会，参加会议的人宣传部有我和
李兆汉，建筑系有刘小石、李德耀（这两个人是建筑系党总支的领导），黄报青（是系秘
书，总支委员）。还有几个人我已记不清了。艾知生首先传达了蒋南翔的意见：北大“四
清”情况有点乱，主要是干部思想较乱。有的乱揭乱批，也有顶牛的，我们（清华）一向
比较稳定，但也要有所准备。个别不稳定的单位也有，如建筑系、校医院和体育教研组。
后两个单位似乎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建筑系是南翔同志比较担心的单位。可能出现的问
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顶”，不承认有问题，这里要提一下黄报青同志，不要像批大屋顶
时那样“顶”，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沉默一会再说；再一方面会不会有乱揭乱批的现
象。这两方面都不好，都会搞乱。所以党委意见先派罗征启带几个人去建筑系观察一下，
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自己先主动改，比将来人家来揭批要好。罗征启注意，不要叫“
四清”，也不是派工作组，以免下面紧张。带什么人你自己在宣传部挑选吧。艾知生又征
询刘小石的意见，刘小石说：这样安排很好，我没有意见，给多长的时间呢，三个月行不
行？艾知生说：三个月太长，一个月吧，新年前汇报……。

　　会后，刘小石又单独和我谈了一次。刘小石是建筑系的领导，非常平易近人，实事求
是。记得我一年级入学时经常看见他很晚才去饭堂吃饭，我问他：“你们工作怎么那么忙
哪？”他笑一笑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你叫什么，你是不是青年团员？”我说：“我
不是团员。”他笑了笑，挺亲切的。不像有一位美术课教授，入学时代表系里和我们个别
谈话，问我是不是团员时，我回答不是，他睁大眼睛说：“哦！你不是团员！不是团员！
”然后在小本上记下什么。我和同学都非常讨厌这种作派，刘小石就比较平和，我毕业以
后，他找过我谈话，叫我做学生工作，但是我们对高年级同学都有一种敬畏的心情。记得
一次听莫宗江教授讲写仿宋字，莫先生叼着一根香烟边讲边吞云吐雾，突然，一位高年级
同学走进来，径直走到莫先生跟前，伸手从莫先生嘴里把烟拿下，对嘴点了自己的烟，又
把莫先生的烟塞回莫先生的嘴里，扭头走了，这人，就是刘小石。据说，一九五七年反右
运动时他出面保了我，免去因建五班会问题把我打成右派的厄运。我离开建筑系，调往校
党委、团委工作后，一直还和他保持密切联系，把他当作老大哥一样尊敬他。

　　刘小石对我说：“党委要你来做调查，我以为非常合适，你比较了解情况，处事又比
较稳健，不会胡揭乱批，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怎样帮助你？”我说：“工作上我暂时还
想象不出有什么问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把黄报青先生放在这么个位置上来考量。我
认为他很好，很实事求是。他是我毕业设计的导师，人很好，又有才华，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的？”刘小石解释道：你当时在念书，情况不了解，在批梁思成先生复古主义时
，报青不同意，一直顶，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市委常务副书记）和中央好几位
领导同志都做他的工作，他就是不同意，一直顶到底，到最后都很勉强。党委担心，将来
有工作组下来调查，有个什么不适合，他又死顶，那就麻烦了。”我说：“我估计不会的
，我会尽可能和他交换意见的。听了刘小石这番话，我对黄报青先生又增多了几分敬意。

　　我和李兆汉分工，我去听梁思成先生给建７、建８讲的《中国建筑史》，另外还查阅
建筑系这几年的会议记录，特别留意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还有研究最近几年校党委
及建筑系党委接到的举报教师讲课中的一些问题。李兆汉主要检查陈志华老师的《西方建
筑史》和吴焕加老师的《西方近现代建筑》这两门课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举报，但是这时
，已跟五十年代批复古主义时已有很大不同了，是进步很多了。纯学术问题，一般不予干
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就要认真分析，不能简单就下结论。

　　一个星期以后，李兆汉报告说，他检查的基本上都排除了，没有问题，只剩下陈志华
的《西方建筑史》埃及修金字塔这一段话，有些人举报说，很像是指桑骂槐，影射攻击三
面红旗。大意是：埃及这些奴隶为皇帝修金字塔，每天只有一点点啤酒，却在烈日下干很
重的活，他们是饥肠辘辘的……

　　我说，这一段很典型，我们来破解一下：这段话如果基本上是抄的或者是翻译过来的
，那就没问题，但如果是自己造的，有问题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但是怎么能查呢！我们互
相对视了几秒钟，异口同声说“找桂生”。

　　桂生是刘桂生，是学历史的，这时在党史教研组，博览群书，攻于考证。我们在同一
饭厅吃饭的时候，常常有人半开玩笑的问：桂生，筷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说：唔！
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查到。第二天，他就在饭桌上侃侃而谈：筷子是何时在何处开始出现
，为什么叫筷子……于是又有人问：桂生，这饺子在中国是何时何地开始的？桂生又说：
唔！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查到。再过一天，他又来讲饺子……

　　我请他来以后，讲了我们的困扰，我说：我很想查到这几句话的出处，否则这一类的
课程很难讲，谁敢讲呢？动不动就是攻击。他说：“我明白，我试一试吧，但是这一次可
比较难，我可没把握，时间也说不准。”我说：我当然理解，查不到也谢谢你。

　　大约十天以后，他来了，抱着一大本厚书，书名：《古代东方史》，我估计有上千页
。他翻到其中一页读给我听，除了“法老”换成“皇帝”以外，一个字也没改。我们如释
重负，特别感谢刘桂生。

　　就这样，我向党委汇报了，艾知生听了，微笑地说：你的意思是，梁思成先生和这几
位先生的课，不但都没有问题，而且讲得很好，应予表扬，他们的教材也没有问题，是不
是呀！

　　我说：“是的，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精了，他们说话，写教材、文章，都有出处，抓
不住小辫子了。”艾知生自言自语的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摇摇头，没有说下去
，他抬起头来对我说：“等我向党委汇报以后，定下来要不要写个书面报告，再通知你。
”此后，再没有通知我，后来批判“假四清”时花了很大力量来追问我，要我交出书面报
告，我再三解释，还是不肯罢休，直到后来工宣队也追问过此事，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结
果。因为本来，这就是一桩荒唐无厘头的公案。

　　但是，整个一九六七年在蒯大富掌握清华大权以后，这份混账被炒得很热很热，，直
到主要人物之一黄报青跳楼身亡，才慢慢冷了下来。

　　一九六七年，黄报青先生已被打得身心严重受伤，吐血、尿血，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下半年时，我听说他第二次从精神病院回家了，每天在家写字，他毛笔字写的极好，尤
其精于魏碑。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找他想向他学写魏碑，他想了想说：“可以，你要拿
出５００小时，而且不能中断，你行不行？”我说：“那我还要过一段时间。”他说：“
你准备好再来找我吧，字帖我有，笔墨纸砚你自备，纸好办，就用普通旧报纸就行。”说
这些话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但他已经沉默不语了，我很想去他家看看他，但似乎这个
师生关系不是很方便。

　　有一天，建筑系的一些“革命群众”叫我到建筑系问话，还是关于“假四清”的问题
，当然也提及黄报青了，但是这些问题对我都是毫无兴趣和毫无刺激作用了。快到中午我
离开建筑系，骑车经工字厅门前回家，正巧黄报青先生也骑车走这条路，我很高兴问道：
黄先生，您身体怎样？他还是那样平静地说：“还好。”我说他们又问我“假四清”的事
了，他说：啊！他们也问我了，我已经没东西可说了。我说我也是。他嘟囔了一句：“这
到什么时候算完呀！”

　　听说，如果不叫他，他就在家用毛笔在旧报纸上一篇一篇地写毛主席诗词。

　　年底，蒯大富为贯彻江青讲话精神，又要召开大会，批判罗征启在建筑系搞“假四清
”，包庇黄报青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大喇叭狂叫“罗征启必须到大礼堂接受革命群众
的批判！”我叫万润南问一下４１４总部，我是否应召出席？总部说千万不要去，并叫几
个人陪我在科学馆二楼一个房间里听会。

　　火炉里无烟煤烧得很旺，大喇叭叽里呱啦吵个不停，我们根本听不进去，说说笑笑。
忽然，建筑系的老师冯钟平（建０毕业生）推门进来说：“罗先生，到处找你，听说你在
这里，我来告诉你，黄报青先生跳楼了。”……我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低头默哀几分钟
，我穿上棉衣，准备去看看，冯钟平等人问我：“罗先生，你上哪儿？”我说：“黄先生
是我导师，我要去看看，向遗体告别致意。”大家说：“你不能去，不能去。”冯钟平说
：“我替你去吧，你们都别动，我去一下，半小时左右回来。”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
说是他（黄报青先生）住在五楼，今晚他在北屋写字，听到大礼堂方向大喇叭狂叫：“罗
征启，黄报青搞假四清……”他开了北窗就跳下去了，我去看时，已经用草席盖上了，我
替大家向他的遗体鞠了躬致了敬。

　　那晚上，我一句话没再说。
　　那晚上，印甫盛、万润南护送我到人民大学教工宿舍，我姐夫家里。
　　那晚上，我一直坐到天亮，没有睡觉。

　　我一直在想，这么好的一位老师，一位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就这样走了。我一直不愿
意听见别人说他有精神病，他绝对不是精神病，打他的人才是精神病，残害他的人才是精
神病。发动这场动乱的人才是精神病。黄报青先生只是在这从领袖到平民、从战士到知识
分子、很多人都迷乱了、都疯狂了的情况下，迷失了自己。他很快会清醒过来的，因为他
没有错，没有害人，没有搞阴谋阳谋。

　　我相信，黄报青先生现在一定在天堂——如果有天堂的话——和梁思成先生、汪坦先
生、周卜颐先生、程应铨先生、刘永娴先生一起，谈笑研究北京市的规划哩！而那些残害
他的人，迟早会得到报应的！

□　来源：《清华文革亲历记》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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