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斯宁：我的北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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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故事

郑斯宁

１，北大梦

　　我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郑汝骊１９３６年考入燕京大学，七
七事变后转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１９４０年毕业，其同班同学包括唐敖庆、朱
汝瑾（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之父）等。母亲张翼伸１９４４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
（抗战期间迁至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他们在陪都重庆结婚，证婚人为文化界名人曹
靖华和钱歌川，由郭沫若先生题写婚书。１９４９年他们应聘从杭州来到东北大学（今东
北师范大学），我也随之在东北师大幼儿园、附小、附中接受一条龙教育。科学家是我最
崇尚的职业。当年父母就是抱定“科学救国”进大学的，我也从小立志献身科学。北大拥
有西南联大DNA，院系调整后迁入燕大校园。到父亲曾经就读的北大校园读书，成为我中学
时代的梦想。１９６５年高中毕业，顺利考取北大数学力学系。同班还有刘智、徐力生、
赵忠文分别考取北大物理系、技术物理系和历史系。外班也有多人考进北大，包括考取西
语系的关立新。

２，２００号读书时光

　　１９６５年９月开学，立刻感受到超强教师阵容。数学分析课的三位主讲老师是大数
学家闵嗣鹤、冷生明和钱敏。闵、冷为一、二级教授，当年陈景润的论文就是闵审阅的。
钱在北大数学系则以博学著称。如此三位大数学家上一年级数学分析课，今天已无法想象
。我们两个力学班由钱老师教。他知识面广，高屋建瓴，重视物理背景，还常举数学物理
方程等后续课程的例子，并不时提醒常见错误。文革后的１９７９年，钱敏与丁石孙竞争
破格评教授。数学系只有一个指标，但教授们推荐了丁、钱两个人。丁回忆说：“就提教
授之事，钱敏有一天来找我，说我做的研究工作比较少，应该让他先提。我答应了他。”
后来学校还是提了丁石孙。丁说：“这次钱敏只提了副教授，很有意见，当场就把提为副
教授的聘书扯了。”（《丁石孙访谈录》，第１６４－１６５页，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
１２。）钱老师的传奇之一是他退休后，仍三次指导学生获全国百优博士论文。他自己则
于２０１３年获中国数学最高奖——华罗庚奖。给钱老师助课的是一位女老师潘文杰。她
本科１９５４级，程民德先生培养的函数论方向研究生，其《傅里叶分析及其应用》一书
，至今仍被用作北大高年级傅里叶分析教科书。教我们解析几何与高等代数的，是几何学
大家吴光磊教授，尤承业老师为其助课。吴老师讲课条理特别清晰，语言干净利索，没有
一句废话。还略带一点东北口音，使我感到亲切。几十年后看到丁石孙对吴先生的讲课评
价：“吴光磊先生讲课讲得非常好，可以这么说，他在数学系课讲得好是数一数二的。我
１９４９年选吴先生的课，至今还记得他讲射影几何，如何从几条简单的公理，推出域的
概念。那时我就发现吴光磊先生讲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简练，思路非常清楚，
学生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记，而且记得很牢。１９６０年学校组织批判所谓学术权威，
经领导研究，批判的对象是吴光磊先生。一开始大家还不理解，为什么要批判他。当时有
一个奇怪的逻辑，说吴光磊课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就必须批判，批判了才能使他知道怎么
再进一步更好。”（《丁石孙访谈录》，第２８６页，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尤
承业老师对中国拓扑学发展有很大贡献。他编写的《基础拓扑学讲义》是中国流传最广、
影响最大的拓扑学教科书，凡中国数学人，无人不晓。尤老师还是我的班主任，朝夕相处
，感情深厚。２０１０年５月我们数力系１９６５级毕业４０周年的燕园聚会，邀请尤老
师参加。见面时，我问他是否还记得１９６６年春我们最后一堂高等代数课讲到什么地方
。师生二人在各自经历了几十年人世沧桑后，关于最后一课内容的记忆竟完全重合，是“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无关性”，令我感慨不已。由于文革的政治运动原因，钱、吴两位大
家的课，只上了不到一年，但这些与中学完全不同风格的课，以及贯穿始终的严格逻辑推
理，给我打下极为深刻的烙印，也成为我后来继续自学，最终走上数学研究之路的宝贵起
点。

　　文革前的短暂学习，正值大好青春年华。数力系的学生都是带着数学、物理高分数入
学的。钱敏老师的点名册用心标记了每位学生的数学、物理高考成绩，常感叹我们基础好
。学生的表现机会只有每次习题课的“提问－作答”环节。有一次尤承业老师代潘老师上
数学分析习题课，关于内容稍微超前的“某微分元的刻画”，点名提问一贯自信的翁天祥
同学。翁天祥没有答上来。我马上举手，给出精准解答。这段小小花絮成为翁同学的心结
，几十年间被他多次提起。２０１６年２月，我们在美国加州Diamond　Bar相见，他又重
提这段往事。尽管对当初那个小问题到底是弧长微元还是体积微元的具体细节尚存分歧，
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已作为我们北大求学经历中的珍贵片段，留在了各自的记忆里。

　　２００号是北大昌平分校的简称。１９６５年已竣工一座教学楼和图书馆，四栋学生
宿舍，还有标准运动场和游泳池。２００号远在北郊，在那里称燕园为南校。数力系最先
搬到２００号，１９６５级新生在南校报到后，被直接拉到这里。老师到２００号上课，
总要提前一天从南校乘班车赶来，先在学生宿舍楼住一个晚上。这个与世隔绝的幽静校园
，太适合读书、做学问了。可惜当时已不是读书、做学问的大气候。陆平校长给新生做报
告，进行入学教育的调子很低，感觉怪怪的。后来才知是因为北大刚搞完四清，他被整得
灰溜溜。系主任段学复对新生讲话，重点大谈理论联系实际之类，还自我反省说：“我是
搞群论的，却不知道群有什么用。想问群论怎么用，得找吉林大学唐敖庆。”

　　１９６６年６月从汉中返回北京，依然是回２００号搞运动，直到７月中旬张承先工
作组失控大局，才统一撤到南校（燕园）。两段合计，在２００号待了整整８个月。

３，汉中岁月

　　我的北大经历还有另外８个月是在汉中６５３分校度过的，分别是１９６６年４月到
６月，以及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０年３月，前后两段时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央为战备需要，决定把北大理科的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及数力
系力学专业搬到三线，成立分校。周培源副校长到汉中选定褒城附近的７１６亩地作为校
址。１９６５年２月开始测绘，４月开工修马路，６月动工盖房子。简称北大６５３分校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６日黄一然副校长召集我们两个半系的６５级学生作动员报告，告知
要预支我们教学计划中的生产劳动时间。３月３０日，一行３００余人登上西去的列车。
离６５３最近的火车站是宝成铁路的阳平关，只停４分钟。３月３１日凌晨，３００多人
一齐下车。经事前演练，还算顺利。下车后乘解放牌货车到达６５３时，已近天明。稍事
休整，第二天就投入建校劳动。新校址在“连城山”山麓，坡度８％，没有完整的平地，
落差大的地方需要用大石块砌成护坡。跟盖房子相比，这个活儿属纯体力劳动，技术含量
不高，最适合改造思想。工地为军事化管理，按连队建制。一、二连为复转军人。我们力
学两个班编为三连一、二排，无线电系、技术物理系分别为四连、五连。专业课、专业基
础课都停了，只保留了外语课。北大１９６５级理科的外语都改学英语，唯独力学专业学
俄语，据说是因为苏联力学（含航空航天）不错。随我们一同来６５３的俄语老师叫朱耆
泉，个头１米８，白白净净的上海人。两年后清队刚开始不久，就听到朱老师自杀的消息
，非常困惑：一个年仅三十岁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会有什么问题呢？很多年后才听说他
因私下有过批评林彪的言论，被指控“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按现行反革命批斗，走上绝
路。朱耆泉的父亲和伯父分别是曾任上海交大校长的朱物华和文学家朱自清。

　　我在班上担任团支部宣委，建校劳动的宣传工作相当繁忙。我写过一篇题为《要痛苦
地磨练自己》的心得，苦行僧似的改造思想，在工地广播台反复播出。

　　那段时间的大事是批判“三家村”，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还算平静。１９６６年
６月１日晚间，“第一张大字报”一广播，６５３就炸锅了。我们入学不到一年，顿时被
新概念“陆平黑帮”搞懵了，甚至怀疑起身边的辅导员。第一次自发的批判会发生在６月
１１日晚的乙型楼前。场面很快失控，出现人身侮辱，令我极其反感。我从此远离任何批
斗活动。

　　那段汉中岁月的最大收获是在附近的褒河学会了游泳。五月的褒河水深浅适宜，仅仅
下水两三回，就忽然找到浮起来的美妙感觉。以前在游泳池也曾学过多次，却始终不得要
领。这以后不久，就实现在颐和园横渡昆明湖了。从此，游泳成为我之最爱，无论何时何
地，都不轻易放弃任何可游泳的机会，包括１９７０年代在辽北东嘎水库及二道河，１９
８０年代在大连南海头天然浴场，１９９０年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露天泳池，以及必将
陪伴我终生的大连理工大学游泳馆。

　　第二次去汉中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一号通令”下的战备疏散。北大两个半系的师生
，在工军宣队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６５３。由于文革浩劫，三年多前那个“富庶汉中
”没了踪影。物质匮乏，食堂见不到“荤腥”。每天的主题仍然是建校劳动。我们班与固
体力学教研室的老师编在一起劳动了五个月，学到许多东西，也结下了友谊。至于所谓“
斗批改”，到底做了些什么，已全无印象。

　　１９７０年在６５３集体过春节，自己动手在食堂包饺子。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大
显身手，自豪了一把。没几天就迎来毕业分配。我在《告别未名湖２》中的《教坛耕耘琐
记》一文曾这样描述那段经过：“工、军宣队一手操办，速战速决完成毕业分配，把我们
发落至天南海北的最底层。没有志愿，没有选择，只能从命。原则简化为‘就近’。我们
班五个东北人全部打回东北：我是吉林考生，吉林名额太少，分到与吉林省接壤的辽宁省
昌图县。另一个吉林人邓贯瀛去黑龙江伊春。辽宁人王燕庭、孙贺琦和朱永成，分别去辽
宁开原、铁岭和新宾。江浙、上海没有名额，上海同学大都发配贵州山沟。北京同学主要
去向为‘三北’（西北、华北和东北）农村。当时汉中还不通火车，只能分批运送到宝成
铁路沿线的阳平关或略阳。东北、贵州离汉中最远，也就头一批上路，解放牌敞篷卡车拉
我们到三百里外的秦岭重镇略阳。我站在略阳天桥遥望绵绵秦岭，感慨万千：１９６５年
我从东北师大附中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时，曾满怀壮志和理想。读书不到一年就遭遇文革
。遵照最高指示折腾了四年，就这么被打发了，连个文凭也没有。十年后的１９８０年终
于拿到文凭时，已过而立之年。后来我多次跟我的学生调侃说，我的北大文凭是假的：基
本没读书，只有一个学期的成绩，拿不出成绩单来。”

４，炮打中央文革

　　１９６６年６月回到北大２００号，７月集中燕园不久，就亲历了中央文革７月２５
、２６日和８月４日在东操场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三场“辩论会”。那其实不叫辩论
会，主持者一边倒，只给反工作组的发言鼓掌。中文系李扬扬的发言，说工作组的问题性
质是延安，不是西安，引起许多师生共鸣，掌声极为热烈。我也鼓了掌。李是我中学的高
班学姐，故尔印象格外深刻。但台上的中央文革成员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哪里是来北大调
查研究？分明早已预设结论，全然不顾“主持人中立”的基本规则了。７月２６日的辩论
会逐渐演变成对张承先的批斗会，康生念了一个质疑主持人的条子：“你们是干什么的？
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他念
罢勃然大怒，叫号写条子的人站出来。散会后，睡在我下铺的王进慧同学情绪低落，才知
道条子是他写的。全班同学没有扩散消息，默默地掩护了他。

　　中央文革小组给工作组过早定调，匆匆赶走工作组。北大广大师生认识不统一，阵线
不分明，陷入混乱状态。对此，我与同班王燕庭、孙洪修议论过多次。８月下旬，我们决
定写一张大字报，表达看法。大字报标题为《中央文革包办代替，给北大运动带来后遗症
》，观点鲜明：中央文革反工作组的理由是工作组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脚。而他们自
己反对和撤销工作组的做法本身，同样是包办代替，而且后遗症严重。文章难免嘲讽味道
，为吸引眼球，在标题末尾的“后遗症”三个字周围还用漫画手法点上了若干麻点，比喻
天花的后遗症。大字报署名“亦工亦农亦军”并标注作者２９楼宿舍号，晚饭时分贴在２
９楼到小商店之间的大字报棚，是接近“三角地”的醒目位置。岂料当夜一场狂风暴雨，
清早醒来，大字报首页已被吹落，不知去向。很快就有人议论说我们犯了大忌。王燕庭随
即把大字报底稿撕碎，借２９楼四楼厕所便池下水道冲走。其实，我们态度诚恳，语气平
和，给中央文革提点意见而已。但那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年代，想扣个“炮打中央文革中央
”的罪名绰绰有余。撤工作组是毛主席的主意，而反中央文革按“公安六条”以“现行反
革命”论处，任何不测之事，都有可能发生。幸亏我们班同学比较温和，而且分派后王燕
庭属新北大公社，我和孙洪修属井冈山，客观上也互相保护了。如今这段故事成为光荣史
，敢质疑中央文革确实不容易。但我们无意给自己贴金，否认造反。王燕庭调侃说：“顶
多算跪着造反吧”。“炮打中央文革”事件使我们结成生死之交，后来每次班级聚会，我
们三人都要合影再合影，留念再留念。

　　文革是血腥的，很多人没有我们那样幸运了。仅数力系，就有四名教师先后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也就是中央文革为“６·１８事件”（完全失控的３８楼前大
规模“斗鬼”活动）翻案，撤工作组第二天，董怀允老师上吊自杀，成为红色恐怖的牺牲
品，北大文革的第三位殉难者。１９６８年工、军宣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重
点是抓叛徒、特务。凡与美国、苏联有过瓜葛的人都倒霉了。不久就有董铁宝和张景昭因
“美国特务”之罪名自杀。董是从美国归来的教授。张则是昆明西南联大时代杨振宁父亲
杨武之的学生，也是杨振宁的初恋情人。她在北大教公共数学课，被公认课讲得好，深受
学生欢迎。罪名是给美军当过翻译，自杀时年仅４９岁。其实，二战时期美军是盟军，帮
中国抗战的。张景昭作为杨振宁初恋情人的身份，是杨本人几十年后在自传中披露。除了
讲细节，杨还提供了当年张的照片。（江才健《规范场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第３８
－３９页，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１。）第四位自杀者是与我同住２９楼四层的青年教
师陈永和，因为在桥牌桌上议论时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跳楼自杀。工军宣队认识到自杀
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加紧了对于被审查对象的看管，指派我与同班学生方思行一起，看管
徐献瑜教授。徐是中国计算数学老前辈，当时年近六旬，作为老燕大数学系主任，曾跟司
徒雷登交往甚密，当然难逃“美国特务”之嫌。徐被隔离审查在２９楼二楼，一间朝北的
学生宿舍。工宣队安排我睡他上铺，２４小时寸步不离地跟随他，唯一的任务是防他自杀
。徐个子很高，体态比较单薄，略有谢顶，但腰板笔直，心态很好，一点看不出大难临头
的样子，每晚熄灯不久就酣然入睡。我睡眠不好，很是嫉妒。我完全不了解案情，每天只
是从早到晚寸步不离地跟随他，最远的路是从２９楼到大饭厅打饭。几个月下来，对话几
乎为零。我很快就相信他不会自杀了，双方也似乎有了默契。徐在粉碎四人帮后还工作了
一阵子，２０１０年去世，活了整整１００岁，创下中国数学家第一长寿纪录。

５，《０开新宇》

　　张承先工作组撤走后的校文革执政时期，数力系成立了宣传组，承办油印小报《开新
宇》，设在２９楼二楼东头两个房间，成员来自全系各个年级。印象比较深的有６５级李
涛和倪尧范，６２级罗伟民等人。１９６７年春，学校开始分派。我们几个都反感聂元梓
，观点接近相对温和的０３６３北京公社，索性集体加入北京公社。北京公社简称０派，
为区别旧报，我们在新报题头“开新宇”前加盖了一个十分醒目的红色图标“０”。小报
自然多了一项新内容——批判聂元梓，反驳保聂的新北大公社。新报分为两部分：我负责
前半部分的官样大批判文章，后半部分批聂，由罗、李二人操刀。罗文笔极好，典型鲁迅
笔法，平和的说理充满幽默。每期小报除在２９楼附近张贴，还贴校园的几个主要宣传点
。新版《０开新宇》吸引了不少读者，我们颇有成就感。贴在外面的小报常有钢笔留言点
评，赞扬居多。但有一次见到一则写在小报红色图标“０”旁的评语：“大批判＋内战＝
０”，至今难忘。整整１７年后的１９８４年，我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亚洲图书馆意外发现
那里藏有多张《０开新宇》油印小报，给远在他乡的我带来惊喜，兴奋之情无以言表。第
一版正是我刻写的批判刘少奇的官样文章，其中“刘少奇”三个字上打了叉，“少”字还
是倒过来写的。１９７７年复旦大学数学系先于全国进行研究生招生试点，罗伟民成功考
取谷超豪的研究生，本该与我同行，憾因家庭困难而放弃了读研机会。李涛定居日本从事
桥梁设计工作。办小报《０开新宇》，成为我在北大文革四年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我的井冈山观点相对温和。正义感而已，不赞成极端行动。眼看着大好青春时光流逝
，不免心慌，总惦记该学点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学英语。我辗转淘来一本同济大学专为学
过俄语的人设计的英语教材，从国际音标学起，向班上会英语的陈瑞中等同学请教音标发
音。没过几天，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凌晨，我从梦中惊醒。我住２９楼四楼，新北大公
社武斗队手持长矛责令我们离开。我懵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空手跑下楼后才明白：短期内
回不去了，只好请公社的同学把我的衣物拿下来。在北京游荡了几天后，决定回长春，趁
机把英语拿下来。我把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英语书读个遍，创造了奇迹：三个月后，当工宣
队进校通知学生返校之时，我已能熟练阅读英语文献。这份２０岁黄金年龄自练的“童子
功”，使我终身受益。八年后，凭这点自学的英语本事，进入三机部１３３厂，作为骨干
参与翻译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进斯贝航空发动机制造的海量图纸和工艺工程，接
着继续作为骨干到北京６２８所承担翻译出版一批《美国军用标准》，算是为中国国防现
代化起步尽了微薄之力。１９７７年恢复大学及研究生考试，迎来人生转折。我同时报考
了吉林大学数学研究生和北大回炉班，以求双保险。两个都轻松录取：回炉班考试名列前
茅，一天课也没上过的英语竟得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很高分数。

６，过把红卫兵瘾

　　文革的极左路线把“血统论”演绎到极致。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广播大字报不久，我
和班里另外两名团支委就被群众免了职，仅仅因为我们出身非“红五类”。接下来的破四
旧等极端行动，都是红卫兵们干的，家庭出身不达标者没有份儿。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
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北大没兴起来，除了明显不在理，大概也因为北大学生中真
正根红苗正者并不多。但出身好就有底气，出身不好就受压抑，却一点都不含糊。其实，
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解放前就是进步知识分子。没有道理可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受信任，也就少了干坏事的机会。我在北大的文革岁月绝对清白，没沾过任何专案的
边，更不用说整人、打人了。想不到１９６９年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出现戏剧性一幕：上
级把首都二十周年国庆游行队伍最前面的２０×２０红卫兵仪仗队任务交给北大。９月初
的一天，工、军宣队通知全体男同学到东操场集合，按身高排队，二话不说，由高至低截
取前４００名，居然不问家庭出身。我身高１米７３，从容入选。想来，那天入选红卫兵
仪仗队的受宠若惊者，肯定不止我一人。在８３４１部队教官指挥下，操练了一个月。国
庆游行那天，每人领到一支红卫兵袖标，印有“红卫兵”三个毛体黑字，醒目而精致。原
本连普通红卫兵都不沾边的我，居然成为红卫兵仪仗队的一员。当我佩戴标准红卫兵袖标
昂首挺胸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不无激动：坦言过了一把红卫兵瘾，还是官方认定的呢
。

７，力学一班三人行

　　１９７０年３月毕业分配的消息很突然，想不到会这么快离开北大，而且是从偏远的
６５３分校直接走人，心有不甘。班上同样不甘心的至少还有戴耀和翁天祥等同学。离校
前三人惺惺相惜，互赠专业书留念、共勉。四十多年后翁天祥回忆说，当时我送给他的是
一本英文版常微分方程，他全都读完了。戴耀幸运留校。我和翁天祥则分别分配到辽宁昌
图县东嘎公社中学和贵州兴义县化肥厂。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１９７８年，班里考取首批研究生的恰好就是我们三人。翁天祥考
取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毕业留台工作，从事卫星轨道计算。戴耀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力学专
业，成为黄克智院士培养的首位博士，任教解放军装甲兵学院，断裂力学专家。我考取吉
林大学基础数学专业，师从伍卓群教授，研究方向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获硕士、博士学位
，任教大连理工大学。翁天祥的专业涉及常微分方程较多，１９８３年春写信邀我合作改
进常微分方程中关于Liapunov稳定性的经典定理。我知道深浅，没敢接招。１９９０年代
，我与翁天祥相继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工作，我在应用数学系，他在天文系。访问期
满，年过半百的翁天祥选择在美国“下海”，进入IT行业。他对计算机硬件算法研究独有
建树，踌躇满志，至今还在奋斗，发誓要拿下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图灵奖。

　　我们仨算有幸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比较远。也许并非偶然，从临别互赠专业书即见端倪
。其实，我们仨最大的共同点是：１９７８年考研究生时，虽已过而立之年，却都还单身
，又都是１９８１年研究生毕业后才成家，孩子同岁，被其他老同学几乎拉下一轮。

〔作者简介：郑斯宁，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生于重庆。１９６５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１
９７０年毕业，分配辽宁省昌图县东嘎公社中学。１９８１年起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数
学教授、博导。２０１７年退休。〕

□　来源：《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中国传记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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