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耀：文革初期思想巨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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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思想巨变记

吴根耀

　　文革初期指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我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三年级的
学生。这一时期的文革生涯，或说我对文革的态度，可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从６６年６
月至６７年初是积极投身文革的阶段。那时的我，深信“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是神的召唤，自当洒一腔热血为“反修防修”而奋斗，故在批黑帮和揪斗走资派、声
援外单位和外地的学生（群众）运动等诸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

　　６７年２月至７月是“观望”文革的阶段。我什么派也没有参加（之前也没有加入过
任何红卫兵），尽管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还得参加各种活动如游行等，但实际上是把自己置
身事外，只是观望事态的发展。潜心拜读过马列原著，没有收到舆论宣传的那种“立竿见
影”的效果。对复课闹革命我是全身心地积极投入的，尽管仅月余，却令我受用终生。

　　６７年８月到１２月是逍遥阶段。这时已不再参加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打扑克和读些
杂书。坚持读书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毕业后可能搞不成专业了（即不像刚入学时想的分
配到研究所了），今天学些鸡鸣狗盗之术，没准将来还能派上用场呢！

　　６８年是第四阶段，堪称“无奈”阶段。与前阶段不同的是：逍遥阶段只感到无聊，
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对文革只是厌倦；这阶段则是明显地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因而生活在阴云下，有时感到是一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环境，甚至有恐怖感，对文革
已是厌恶和反感。

　　是什么事件，令我在短短的２年半之内对文革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　炮轰康生

　　６７年１月２０日下午，我跟无线电系的张渝娜去清华参加了一个串联会，主要是生
物系樊立勤讲。他介绍了党校、清华等校最近出现的反康生思潮的概况，罗列了他掌握的
一些康生的材料，还说了康生私生活的一些事（如爱收集古砚的癖好）。之后，他凭这些
材料先后给康生贴了２张大字报，署名仅他一人。

　　会后，我征求张渝娜的意见。她明确表示要反康，说：文革这样搞不行，把开国功臣
、老干部都打到了，中国怎么办？确实，这半年多里看到的听到的，大学校长都是黑帮，
省委书记都是走资派。张渝娜说的有道理。

　　我小时候是个《水浒》迷，读过很多遍，当然受其“当今圣上至圣至明、蔡京高俅之
流陷害忠良”观点的影响。至于把奸臣对号到康生头上来，则与之前见到他２次都留下了
不太好的印象有关。

　　第一次是６６年６月５（或６）日，我在校医院附近看大字报，听到有人喊：康老来
看大字报了！我似信非信（他真要看大字报只能夜深人静时来），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
，看到一个瘦削的老人，双颊塌陷，脸色泛黄，一口焦黄的牙齿。他讲话有明显的山东口
音，显得很激动，讲了几句就喊起口号来了。这个人与我以前见过的大官（如史梦兰）的
模样、举止、说话腔调等都大不一样；尤其令我不解的是：大首长应该很有城府且表现沉
稳的，这种场合何必如此亢奋还要高呼口号呢？

　　第二次见到他是那两晚上东操场的万人辩论会。他抽烟时把空烟盒丢在主席台上，被
担任保卫的同学捡到了。我们才知道康生抽的是熊猫烟，据说６０元钱（１个老工人的月
薪）一包。另外，康生的一句话很刺耳，我们听了不服气。他说：“我告诉大家，毛主席
一个工作组也没派！”一个也没派？那北大和其它大学的工作组哪儿来的？只能是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派的么！再说了，我们都当过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下乡之前，工作队领导反
复强调：一定要跟农民群众讲，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四清）工作队！

　　于是，我也同意反康。那个串联会后，我在张渝娜的宿舍里编了一期“动态报”，介
绍了社会上的反康思潮的情况；也加了几条别的内容以障耳目。张渝娜连夜刻蜡板、印刷
并分发到附近宿舍。

　　那时我们想得很天真：先轰一炮看看，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轰垮了活该；是无产阶
级司令部的，越轰越坚强！但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这么简单。陈伯达和江青几乎是气急败
坏地立即站出来表态：康生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能炮轰！我们一下傻了，从头凉
到脚，知道犯了大错。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或时刻，甚至生与死也可能只是一步之隔，何况
是左派与右派之间？５７年反右不是“阳谋”吗？文革当然更是一场大“阳谋”了。紧急
刹车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嘎然止步，我的文革生涯进入了第二阶段。

◇　智者的点拨

　　６７年８月回上海，拜访了一位长辈，是历史老师。一进门他就问：“你在北大是哪
一派？”我答哪派都没参加。他说：“好，以后什么活动也别参加”。他又问：“还记得
这十几年里挂了哪些领袖像吗？”我答后，他说：“这几年，每逢五一和国庆，报纸上头
版头条都是毛、刘二位的大幅照片。尽管照片下面有文字说明，但老百姓们不一定弄得清
楚什么是党主席什么是国家主席，只知道中国有两个主席。老话说‘天不可有二日，民不
可有二主’，现在天有二日了啊！”

　　“天无二日”，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样论述文革。像是在幽深黑暗的隧道尽头看到了
一丝来自出口的亮光，尽管距离出口还是那样遥远。当然，我听了他的话，回京后什么政
治活动都不参加了。

　　这次找他主要是为了借书。他从书柜底层的最深处找出来２本书，一本是慈禧太后的
传记（上、下两册），另一本是许啸天著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重点是阅读后者，最感
震惊的是太平天国由盛而急剧衰败的转折即天京内讧。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借“天父”
之名要天王封自己为万岁。天王密诏北王韦昌辉返回天京诛杀东王。杀掉东王和３万余东
府将士后，北王持诏滥杀无辜，甚至血洗翼王石达开府，导致民怨沸腾。天王乘机诏告天
下“北王伪作天王密诏”，逼迫北王自尽；接着处斩了随北王进京的燕王秦日纲。翼王心
寒，被迫离京出走，随其西行者达２０万之众。

　　当时只是把天京内讧作为历史故事来读的，绝无一丝一毫“以古鉴今”的联想。４年
以后即１９７１年的９月下旬，我出差到咸宁地区。晚饭后出去散步，恰逢军分区的会议
散会，军人列队退场。只见他们个个耷拉着脑袋，铁青着脸，垂头丧气，像丢了魂似的，
完全不同于昨天那种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摸样。我一下呆了：莫非有什么惊天巨变？马
上去把近期所有报纸都翻阅了一遍，发现９月１０日以后“黄吴叶李邱”突然绝迹，“二
月逆流”的老臣重返政治舞台。夜深人静，我偷偷地嘘出一口冷气，惊曰：林彪——当代
北王？

◇　刘玮之死

　　刘玮是天津人，构造地质专业的学生。６５年元旦，四年级与我们二年级的构造专业
的学生一起开过联欢会，所以我认识此人。６８年春节后，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刘玮被新北大公社的几个积极参与武斗的人打死了！据说刘玮回家探亲时，留意到天津挖
出的一个CC特务集团中好像有张炳光。为查实此事，他之后又专程去天津，证实张炳光加
入了CC，在入CC时宣誓再次加入三青团。公社的人抓他去，大概就是要他交出有关材料。
至于刘玮是在哪里被绑走的，关在哪里，又是被谁审讯被谁殴打致死的，就都不清楚了。

　　尽管刘玮被打死的细节并不清楚，但他遭暗算的原因却再清楚不过了。他是系里为数
不多的“红旗飘”之一，是个铁杆反聂派。他调查的张炳光是地质地理系的“第一左派”
，新北大公社五团的精神领袖。刘揭发了张炳光的历史问题后，“保张”阵营内可能出现
了两种极端倾向：有以大义为重者，认为张真有问题的话应由我们自己调查，并与张划清
界线；另部分在运动初期吹捧张炳光不够卖力的人则认为机会来了，急于立功请赏“分一
杯羹”，于是大打出手。可怜刘玮尚未为国出力就惨遭横祸，魂断燕园！

　　这使我们有了危机感。试想：连一个已分配离校的人都可以捉起来打死，我们这些人
还在校内，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岂不是更容易被他们盯上？

◇　北大武斗

　　北大的两派武斗，从小打小闹升级为全面武斗的日子是６８年３月２９日。“３２９
”其实不是武斗，是偷袭。凌晨，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乘夜深人静袭击了３１楼（化学系
男生宿舍），先攻占一层，再冲到四层把人逐层往下赶；被驱赶者到不了一层，只能从二
层跳窗逃生。天一亮，学生宿舍区便跟开了锅似的，人声鼎沸。不要说北大惊震了，连全
北京都惊震了。“３２９”事件宣布北大进入全面武斗阶段。除了两派都把高音喇叭架到
楼顶上日夜嚷嚷外，公社还在楼顶上架起了大弹弓（“子弹”是小半块砖头），明显形成
了空中优势。

　　一看这架势，北京的及近途（如河北）的同学都躲回家去了。我们这些离家远的，感
到还没有到“最后关头”必须离校，但又不愿也不敢在学校呆着。商量的结果，是每人去
买一张４月份的学生月票，白天在外头玩（实际上是“混”），晚上回校去睡觉。颐和园
、北海等地已去过多次，故主要跑一些边远的地方，路上也能多耗点时间。

　　我们不在校的日子里宿舍楼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的学生宿舍楼已经分别被两派占领
，并按防卫的要求进行了必要的“改造”。３７楼（以地质地理系男生为主）的北侧面临
校园，怕有“流弹”破窗而入，故用桌子或床铺封死；再在墙上凿洞以解决采光和观察问
题。武斗期间随时可能停电，得准备照明的蜡烛。这样，学生宿舍成了昏暗凌乱的“花”
烛“洞”房。

　　４月２６日早晨，感到校园的情况有点异样，决定先在３７楼呆会儿。上午，有女生
（可能还有男生陪同）来３６楼（女生宿舍楼，已被井冈山占领）取被褥等物品，因一层
的门窗都已封死，东西只能捆好后从二楼吊下来。快中午时，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棉袄
、手持长矛的公社武斗队员在３６楼前（南侧）集结，开始攻楼。先攻一层，未奏效，然
后架梯子试图从二层的窗口攻进去（几个窗口同时攻）。守楼的井冈山人则拼死反抗，连
暖气片都搁到窗台上了（未丢下来，不然真要出人命）。

　　目睹这貌似悲壮的场面，我惊呼真是历史的大倒退！８００年前十字军东征的情景竟
然在今天的北大出现了，只是背上的十字架成了口袋中的小红书！第二个想法则是呼天天
不应的满腔悲愤：敬爱的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啊，两年前你们不是常来北大指导文革的吗
？现在打成这样了，你们却连气都不吭一声，都到哪儿去了呢？

　　当时３７楼里总共约２０多人，都是反对武斗的，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家都聚
集到四楼，紧张地关注着眼前的这场武斗，庆幸公社没有来攻不具任何抵御能力的３７楼
。不然，我们就得全都成为“战俘”，难免要惊吓一场、还受点皮肉之苦了。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只能回家以避战乱了。乘天黑以前先把认为将来可能有用的
书籍词典等分批搬运到楼顶上，在靠近通风道的地方藏好，压上砖头和木板。天黑后，先
穿毛衣，再把所有的单衣裤都穿在身上，最后把那个人造革的大旅行袋绑在背后（万一有
长矛刺来多少能起点保护作用）。当时３７楼前的围墙已扒开一个口子，砌墙的石块还未
运走。“逃难”的人踩着石块，鱼贯而出，跑过马路就迅速分散了。我连奔带跑地穿过海
淀，在黄庄上的公共汽车，直到了新街口靳中华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　避难与遭难

　　为避北大武斗的“战乱”，６８年４月底起在上海家里住了４个多月。这一时期，社
会上的“斗批改”搞得轰轰烈烈，到处都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于是，不少家庭就“出
事”了。我家尽管地处偏僻（在浦东），一度也成了北大同学的“避难所”。

　　第一个来避难的是邬金华，武汉人，其准岳父是上海海运学院的老师。他曾是国民党
海军一艘炮舰的中尉二副，后投诚解放军，再转业到地方上任教。一“清队”，这不明摆
着有个国民党反动军官么！白天总有造反派去要他交代问题，邬就不好在准岳父家里呆下
去了。

　　第二个来避难的是杨颂孚，其父是上海天文台地磁组组长。杨的哥哥是北航的学生，
还是先当的兵后上的学，说明家庭背景无大问题。那天杨突然来找我，显得心神不定。他
早晨出去散步，回家路上被母亲拦住，说家里有天文台的人在“找东西”，给了他点钱要
他快走。他就只能先来我家暂避。

　　我对他们两人说：只管放心住在这儿，我家没人来抄，就是生活苦一点。好在家里已
把厨房（上海叫的“灶披间”）内原堆稻草和杂物的那块地方隔成了一个小房间，晚上３
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约一周吧，杨颂孚就跟着邬金华先去武汉了。

　　这两位刚走，我家也遭难了。其实父亲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穷工人，怎么“深挖
隐藏的阶级敌人”挖到他头上了呢？因为造反派头头的“逻辑”是：你在旧社会生活那么
多年，不参加国民党，怎么可能呢！要不你怎么过来的？于是，就要他交代参加国民党的
问题。

　　既然属“清队”对象，当然有惩教措施。一是调离原码头去上“荡班”。“荡”即“
晃荡”，哪里缺人到哪里去顶班，随叫随走，没人替你不得下班。二是隔三岔五就找几个
造反派来给你开个会，先拍桌子喊口号吓唬你一顿，再搞“攻心战”，弄张什么纸来一念
，说你当年的某某同事已承认参加过国民党，诈得你心惊肉跳、神魂不宁。

　　这样拖了５０多天，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就通知父亲回原码头正常上班。既没有什
么审查结论，也没有任何道歉的话（倒是父亲对造反派千谢万谢），就好象什么事都没发
生过似的！

　　这两件事使我对文革的态度转为反感。我发自内心地认为是毛主席送我上了大学，我
们家也真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带来了安定的生活，怎么还要受冲击！从来政治运动都只抓
一小撮，所谓百分之一二三，现在弄得家家遭难，人人自危，这是搞的什么运动？！

◇　悲愤离校

　　武斗结束后，只能返校了，因为要领这几个月的助学金和粮票。回北大也只是“身回
”，什么也不想干，只求早日毕业走人。国庆节上午，像文革前一样参加了游行，发现所
有的彩车都装着一个浅绿色的长玩意儿。初看样子像冬瓜，但端部变尖且弯曲，有点像桃
子的顶端，不过其形状和颜色显然不是桃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要这样被当成图腾来崇拜？
有人很好奇，我却什么也不想问，因为相信弄个什么新玩意儿出来，无非又是愚民整群众
的另一招。

　　工宣队领导的日子，就是一天的三段时间都学毛选：通读１－４卷。重要的文章只有
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因文内传达了最新的最高指示而必须连夜敲锣打鼓
地庆祝。不过我们对这篇文章实在不敢恭维。文革初期踢走工作组时号召“群众自己领导
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的工宣队其实还是工作组，姚却在那里气势汹汹地责问
：难道工人阶级不是自己？难道工人群众不是群众？简直是太不讲理了。

　　真要说队员素质，工宣队比当年的工作组至少低两个数量级。后者都是大学教职员或
机关干部，堪称吾辈师长。绝大部分工宣队员是胸无文墨之人，一张嘴，不是骂粗口，就
是读白字。指导员是军官，四川人，全系大会上每次提到林超（著名地理学家），总是说
“龟儿子格林超”，或“林超格龟儿子”。我班的一个工宣队员（留八字胡），每次开会
必开口训人，颠来倒去只两句话：我们为什么要来？就是要防止你们走到崖（邪？）路上
去！对已经走上崖路的，要把你们从崖路上拉回来！我们只能咬紧牙关绷着脸，免得笑也
不是哭也不是。

　　５７年反右，“反”出了个“外行领导内行是绝对真理”；而今，文革２年多一点，
大老粗们就来教读书人识字明理了。

　　总算要离校了。这时，分到哪里、“面向”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尽早离开这是非
之地。真到离京这一天，心情反而更加沉重。我们拜别的只是文革的北大，并没有告别中
国的文革。在校，我们还是一个群体；一别燕园，我们就只能孤身直面地方上和基层单位
的文革了。尤其令人寒心的是：离京前夕刚传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最高
指示；播音员似乎还特别拖长了嗓门念“大学毕业”这几个字。这岂止宣判了我们求学之
路的死刑，还把我们降格为“知青”了。我们还有出头之日吗？我们当年的雄心壮志和美
好愿望，难道就与这一腔悲愤永远地埋在未名湖畔了吗？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定稿于北京）

〔作者简介：吴根耀，男，籍贯上海市，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生。１９６３年考入北京大学
地质地理系。１９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８年９月在湖北挖煤。１９７８年１０月起师从
著名大地构造学家张文佑先生，于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５年先后获理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
位，留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　来源：《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中国传记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２月


http://museums.cnd.org/CR/ZK18/cr966.gb.htm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