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从卞仲耘“八五”遇难事件谈起

reading · 发表于 2023-9-15 09:30:38

从卞仲耘“八五”遇难事件谈起

发表于 2023 年 03 月 20 日华新民

一、它从来没有轰动过——卞仲耘命案是什么时候进入公众视野的？

　　像文革中无数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一样，卞仲耘的死亡事件在文革中以及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于亲历者和他们的亲友间的口耳相传。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事件似乎发生以后就随即在社会上传播，并受到广泛关注。例如，师大女附中当时在校的学生叶维丽说：“卞校长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多年过去了，文革中绝大多数暴力死亡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卞仲耘之死，却日益凸显出来。”（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４７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另一个当时的在校学生李红云甚至把它称作“在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李红云：“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纪实”，载《记忆》第１０６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

　　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她们作为当时的在校学生，或许亲眼目睹或经历这个事件，心理上深受震动。但是说“在当年就震惊京城”或“轰动全国”，是没有根据的，是在记忆中把个人的感受扩展到整个社会。拿我本人来说，我当时是中国科大四年级的学生，当时科大还没有搬迁，校园就在北京复兴门外二十华里的玉泉路，卞仲耘的一个女儿当时就是我们科大的同学，但是我没有任何印象有人提到本校有同学的母亲被她的学生打死这样的事。至于１９６６年８月份发生在北京的其他暴力死亡事件——文革后统计有一千多起——也不是“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实际情况是，卞仲耘事件和“红八月”其他暴力死亡事件，以及不久后发生在大兴县的屠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事件，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公众视野。因为对于这类事件，当时中国官方的媒体是不会报道的。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今天这样的互联网，官方媒体不加报道，如何进入公众视野呢？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在女附中担任师生代表会主席的刘进回忆，在８月５日当天晚上，她们就把卞仲耘死亡一事汇报给了市委书记吴德，吴德在听完汇报后“面无表情”，停顿了片刻后才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死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她（卞仲耘）已经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传播消息，不要扩大影响”。这个指示是传达到当时在校的全体同学的。在这样的警告下，即使是大字报、传单和几个月后兴起的民办小报，虽然有各种派别观点，看上去言论很自由，但是没有一家是反对文革的，它们对这类死亡案件保持沉默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因为任何有关这些惨案的报道都是“给文革抹黑”。

　　我相信社会公众都是在网络兴起以后才了解到这个案子的，也就是说，是在文革结束后许多年才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我希望各位当年在京城的朋友回忆一下，你们是什么开始听到卞仲耘这个名字和她被学生打死这件事的，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其实，何止卞仲耘，就是老舍投水、傅雷夫妇投缳等事件也一样，除了死者家属外，也只有少数人知晓。文革后曾经流传这样的故事：老舍离世以后多年，国际上都以为他还在世，要给他评诺贝尔文学奖。说明文革中那些所谓“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少有广为人知的。

　　文革结束后，田家英、吴晗、邓拓和老舍等名人高官得到平反昭雪，被媒体广泛报道，而卞仲耘命案，可能是因为“级别”太低，类似的案件太多，仍然得不到官方媒体的关注，所以从来就没有过“轰动全国”这样的事。有些亲历者说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京城和轰动全国，是错把后来的认识当成了从前的记忆，这是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上了年纪的人，人生的经历错综复杂，常常会把自己近年的认识同早年的记忆混为一谈。

　　那么“八五”事件是如何进入公众视野的呢？就我所知，此案被文字载入历史最早是１９８６年王友琴所写的《女性的野蛮》一文，这已经是事件发生后２０年之久了，该文提到了她所上的中学的校长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被学生打死。此文没有发表在任何刊物上，国内也没有刊物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只是印在她的一本名为《校园随笔》的文集里面，这是一本讲述作者文革后在北大上学经历的文集，不是一本讲文革历史的文集。那本书在１９８８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她在书中《女性的野蛮》一文中简单地提到：“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卞仲耘一案进入公众视野应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虽然当时的读者应该很少，而且她在文中没有讲她的中学的名字和被打死的那位校长的名字。

　　又过了六七年，１９９４年王友琴写了《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１９９５年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的八月号上，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０日刊登在《华夏文摘增刊》“文革专集（一）”。《华夏文摘》是海外中国留学生在１９９１年４月创办的第一个用电子邮件递送的中文网络刊物，２０００年建立了名为“网上文革博物馆”的网页，由于国内读者当时还没有进入网络的便利，就把该网页的更新内容编成《文革博物馆通讯》发送到读者的电子邮箱里，这一期《华夏文摘增刊》的“文革专集”就成为《文革博物馆通讯》的第一期。这一次她在文章中指出了学校的名字和被打死的校长的名字，她是这样写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已死了。……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５０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

　　这个事件的叙述在后来的一些辩论中有一些细节上的补充和修正，但是基本事实没有什么改变。那就是学校的五位领导，受到了本校学生数小时的暴力残害，文革爆发前这所学校中地位最高的副校长卞仲耘在折磨中死去。

　　这个事件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人所共知的文革历史中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官方对文革研究“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中国的主要媒体（如报刊、电台）可以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互联网在国外的兴起以及从海外向中国国内的普及，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以下几件事，限于个人的记忆，它们分别是：

　　第一，２００３年，卡玛摄制的文献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在美国上映。这部影片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这个影片中提到卞仲耘被打致死的人是前面提到的叶维丽，她当时是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她在影片里这么说：“一些学生让校领导在校园里进行体力劳动，劳动的同时，挨打挨骂。那是８月很闷热的一天，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卞仲耘就倒下来了，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我当时不在学校，后来听说校长被打，第二天我们回学校听广播，那天的广播非常短，‘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全班都坐在位子上，没有一个人动，有一段时间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吓傻了，几个月前还是一个权威、校长，一下子就被打死了。如果文革是这样暴力的话，那我无法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们师大女附中，当年是北京最好的女校，甚至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女校，这样学校的女孩子，怎么会从　nice　girls　变成了　murderers（怎么会从乖女孩变成了杀人凶手）。”

　　顺便说一句，这个影片也采访了“八一八”上天安门城楼给他们“心中的红太阳”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宋彬彬，她当时是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就发生在她担任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的期间。宋彬彬在银幕上虽现身却不露脸，观众能听到她谈话的声音，看到她的姓名，但只能见到她遮黑了的身影。宋彬彬在影片中没有提及学校里打死卞仲耘的事件，而只是讲述她“八一八”那天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袖章以及毛泽东就她的名字说了“要武嘛”这三个字的情节。

　　这个影片最初是面向英文观众的，在国内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大。第二件事就是：２００６年，独立电影制作人胡杰又拍摄了《我虽死去》，这是一个专门呈现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这天前后发生的惨案的纪录片，它把卞仲耘丈夫保存的一些遗物和照片搬上了银幕，又通过网络的传播，在国内将卞仲耘案件普及开来。

　　接着，第三件事就是：２００７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为九十周年校庆搞了“知名校友”评选活动，这次活动非常高调。评选“知名校友”的组织者没有把王友琴列入候选名单，却把宋彬彬选为了知名校友。庆典被命名为“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且会场外竖立着显示“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巨幅照片。据说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然而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不仅仅是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他们中不少人也从日益普及的网络上知道了，这个被伟大领袖叮嘱“要武”的红卫兵领袖所领导下的女子学校，发生了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的事件。于是校庆活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得人们把关注聚焦到四十一年前发生在这座贵族学校里校长被打死的案件上。由于这个校庆活动发生在互联网在中国大陆普及的时代，正是这个事件在普及卞仲耘案的过程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虽然这不是校方隆重举办九十周年校庆的初衷。

　　在此过程中，１９６６年８月任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的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２０１０年最终定稿。这份两万余字的调查报告花了八年时间，“走访老师１６人，同学９６人”。报告的重点之一是“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面面俱到。但没有公开披露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她们知道有十个左右——她们没有去找，因为她们觉得“自省是个人的事情”，最好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这份报告被刘进交给了“组织”，尽管调查者知道发起揪斗、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有十个左右，但是报告里有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份报告至今也没有公诸于众。所以直到今天，世人和死难者家属都不知道这件命案的责任人，尽管这份报告的撰写者是知道的。

　　这是巨大的遗憾，不过我在下面想向大家介绍８月３日发生在的南京的类似事件。这个事件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完整的历史记录，或许可以稍减我们对“八五”事件缺乏历史记录的遗憾。

二、历史从“虚无”走向“实有”——南京“八三”事件

　　这个事件传播范围和影响远不如“八五”卞仲耘事件，但是惨烈程度比“八五”事件有过之无不及——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那一天，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吴天石和他的夫人、时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敬仪，被南京师院的部分师学生揪斗、游街而导致死亡。该事件比卞仲耘被学生揪斗致死的事件还早两天，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起领导干部被斗争致死的事件。我前面说过，我是过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卞仲耘的女儿是我们科大的校友，８月５日她母亲遇难的时候，她就在我们的校园里，而我和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道。我要告诉清华大学的朋友，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有一个儿子是你们的校友，他的名字叫吴允朴，他父母遇难的时候，就在你们清华的校园里，是无线电系１９６１年入学的学生（无７０１班）。我相信，清华的绝大部分同学当年不知道他们的同学中有父母被学生批斗而死，今天可能还有不少同学仍不知道这个事件，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５４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４４年。

　　我跟吴允朴在１９６８年底被同时分配到云南省，又被编在同一个连队里到西双版纳的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从此一直保持着友谊和联系，直到他一年多前去世。２０１３年初，他给我寄来了一组南京师范学院当年的档案资料，反映了“八三”事件的前因后果、参与人的姓名和背景，其完整性和真实性是这一类文革资料中不多见的，因为它们来自南京师范学院（今天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官方的档案室。这些被深藏了三、四十年的资料由于不明原因（据猜想是学校清理旧档案时作为废品处理），流落到民间的拍卖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上，吴允朴和他的兄弟姐妹得知这个消息后，花了几千元的价格购得，他把这些资料寄给国外的我，发表在互联网上，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些资料在《华夏文摘》网站的《文革博物馆》（“１９６６年南京‘八三’事件的若干档案资料”，载《文革博物馆通讯》７１１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和网刊《记忆》（第９４期，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上都可以查到。

　　这些档案资料中，有一份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此事件对省委和公安部的报告，它这样叙述斗争会和游街的现场：“几个学生架着他们走，连架带拖，卡着李的脖子，不断地打，拖了近三华里，李已昏厥。有人说她是‘装死’，有的学生抓着李的脚在地上拖。教育系学生余焕祥用冷水淋，见李仍然不动，又打了四拳。”“吴被用一条棕绳捆绑，有的学生打他，卡他的脖子，问他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吴由于经数小时被拖、推、打，有气无力，答不出话，当场昏倒，几次被用冷水淋。”请注意，这份资料是八月九日，即事发后六天之内由省公安厅写出的内部报告，并不是准备向社会公开的，报告还注明吴天石被当时的省委定为“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已在新华日报揭发批判”，对李敬仪也注明“该校师生揭发了她一些问题”，在称呼他们夫妇二人时是直呼其名，受害者显然并不是报告撰写人的同情对象，不会夸大对他们的暴力，因而实际上发生的暴行只可能比报告的叙述更加恐怖和令人发指。

　　该资料还原了当初游街批斗活动的起源和全过程：８月３日，工作队向全体师生员工传达了撤出工作队的问题。……下午六时许，中文系有三个学生写大字报，提出要在四日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戴高帽子斗争。紧接着，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宋学文为首，在大饭厅开会，计议四日给李敬仪、张焕庭（南师副院长）等干部和教授戴高帽子游行。随后，外语系二年级学生黄家友写了一封紧急呼吁书，要革命同学当晚行动起来，给李敬仪等人戴高帽子游行，交给广播室反复广播。外语系学生丁敖大，积极主张当晚行动，他说：“晚上不行动，我怕第二天有新政策干不成。”八时许，黄家友、宋学文和外语系学生葛锦安、中文系学生曾耕媛（女）四人，带领二、三十个学生，到校外李敬仪、吴天石的住宅，把李、吴拖出来，（原来学生只是想揪斗本校的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但是吴天石当时已经被省委抛出来批判，所以也一起拖出来批斗）又到校内张焕庭的住宅把张拖出来，三人都戴上高帽子，带到校内的草坪上斗争，站在大桌子上，时而罚跪，时而站起，周身都泼了黑墨水，有的学生乘机拳打脚踢。当时围着看的有一千多人。九时多，中文系助教汤大民提议要把这三人弄上街游行。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校学生会主席）王建新高喊“现在游街开始”，一部分学生当即响应，几百人拥向校外。此时李敬仪、吴天石已经难于走动，出现了前边所说的那些游街的场面。其结果是：李敬仪被抬回家时，已经死亡，吴天石当即送医院，经抢救无效于５日晚死亡。他们遇难时分别是５６岁和５３岁，前面提到，卞仲耘遇难时是５０岁。

　　报告说：这个事件发起的主要人物是：宋学文（共产党员，家庭是上中农），黄家友（家庭是上中农），丁敖大（家庭是贫农），汤大民（共产党员，父亲是国民党军医，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因有反动言论，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王建新（共产党员，家庭是中农），葛锦安（家庭是商人，今年七月初曾哄闹新华日报社）等人。另外，在这个事件中，还发现动手打人比较突出的有学生阿开举、史济贤、刘君松、余焕祥、柯家礼等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员会在１９７８年成立了“八三事件”专案组，向七十名知情者和二十名参与者作了调查，以便了解“八三事件”的始末，掌握肇事凶手的重要线索和有关重要旁证。这份报告对于１２年前的这个事件叙述所依据的事实大体上就是当年江苏省公安厅在事发后六天所做的调查报告，只是立场有所改变。吴天石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江苏省委作为江苏省的“三家村”一类的人物抛出来加以批判，文革后被完全平反，因而调查报告的口气完全反了过来。由于调查报告只是作为内部文件，从来都不准备公诸于众的，有的还标有“机密”字样，所以写得比较坦率，事件的情节、涉及的人员姓名都没有什么回避。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份调查对于事件的责任也讲得比较实事求是。报告说：“八月初，撤出驻高校工作队的决定传达后，南大、华水等校先后发生在校内搞游斗的事件。而新华日报上点了吴天石同志的名，南师党委扩大会上对李敬仪同志的揭发批判，也为南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乘机利用。”另有一份１９８０年４月的省公安厅的调查报告，其中说得更具体一点：“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二十篇文章，点名批判原教育厅长吴天石同志。同年七月九日到二十八日南师党委召开扩大会，批判副书记李敬仪同志。”人们不难从中看出当时的江苏省委领导在导致这件惨案过程中的责任。

　　文革后复出的省委领导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大概会联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句流传千年的名言，说这话的东晋高官王导，当年就住在建康的乌衣巷里，离今天的江苏省委大院近在咫尺。然而上述两份文革后撰写的报告在论及责任的时候，都回避了省委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把罪责都推到了学生身上，仿佛新华日报的点名批判无可指责，反倒是学生们“别有用心”利用了它。我相信，主持撰写报告的省委领导自己心底里也不相信这种扭曲的歪理，不过是担心把真相和盘托出以及追究当年施暴者的罪责会牵连出当年省委领导应负的罪责。所以他们一方面对参与该事件的学生“免予刑事处分”，一方面提倡用“宜粗不宜细”的态度来对待文革历史，将一笔糊涂帐塞进档案袋，指望岁月把这一段历史尘封起来，让时间的流逝将它归于虚无。

　　他们几乎成功了——在事件发生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少数关心这件事的人，也只能通过民间的访谈了解到事件大概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带头发动批斗，动手行凶的积极分子，成了没有面目的学生甲、学生乙。文革后，唯一受到公开追究的人叫做汤大民，事件发生时，他是中文系的助教。公布的档案中有一份南京师院的代表在宣布逮捕他的大会上的发言。细看这份资料，就会发现，即使是汤大民，它的被捕主要也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八三”事件，而是因为他作为南京市革委会委员中幸存到文革后期的“造反派”代表，属于当权派痛恨的“帮派分子”，在１９７６年同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串连，上了“四人帮”的贼船。我相信，如果不是后面这个罪行，他在文革初期参与“八三”事件的罪行同样不会受到清算。

　　然而，冥冥中的某种机缘让这几份档案资料在送进废纸处理器的最后关头被捞了出来，流落到民间并且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使得掩盖真相的努力功败垂成。今天借助这些公开的档案资料，这段几近“虚无”的历史变得“实有”了——我们知道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些积极参与者的姓名和他们所属的系科年级，他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当然，时至今日，这些人都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少数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再去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已经太晚，也确实没有多少意义了。然而，他们的姓名以及行为将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人的镜鉴，这比追究他们的刑责更有意义。

三、“红八月”的双城记——南京“八三”和北京“八五”事件的原因分析

　　我们在面对“八三”和“八五”事件的这些资料的时候，都不免会注意到两个事件中十分类似的场景：学校领导被拖出来戴高帽游斗、淋墨汁，被强迫污辱自己，遭受拳打脚踢等人身摧残。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发了这两件如此相似而又相随的事件呢？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话题。南京和北京，两个城市空间上相隔千里，时间上只相隔两天，发生了同样的学生斗死师长的事件。当时没有手机这样的通信工具，书信是人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两处的学生们用如此雷同的手段折磨他们的师长，不可能是前者同后者之间的传授和效仿，唯一的可能就是两者事先都出于同一个导师的门下，受教于同一套教材。我们都知道，这导师就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伟大导师”，而戴高帽子游街这些手段则来自那篇大中学生人人耳熟能详的教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谈到红八月的暴力事件，对文革历史有一点粗略印象的人们或许会联想到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份狂飚突起的红卫兵运动。不过，如果我们把“宜粗不宜细”这样的原则放到一边，将目光聚焦到１９６６年８月最初那几天的细节，就会发现，红卫兵当时还只是北京少数中学里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小组织，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刚刚在八月一日发出，只在少数干部子弟中流传，还不为社会所知晓。在北京师大女附中，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斗死那天，红卫兵组织是否已经存在，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红卫兵即使已经存在，也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是各方的共识。至于南京的“八三”事件，则更加与红卫兵无关。所以，红卫兵运动不可能是同时触发南京“八三事件”和北京“八五事件”的原因。同样的，这两个事件也同造反派没有关系，当时还没有造反派这个说法，连“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都还没有出现在群众运动中，遑论造反派的组织。

　　仔细阅读有关的资料可以发现，南京“八三”事件和北京“八五”事件是由同一个信号所触发的：那就是撤工作组。向高等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是当年６月份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时，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做出的决定。工作组进校的背景是：６月初由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导致了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原来领导班子的瘫痪，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接替这些失去权威的领导班子，恢复秩序，并引导学校的运动，将其重新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镇压怀疑和蔑视它权威的个人和组织，一方面也制止了学生对教师和领导的乱批乱斗活动。当时一个重要的事件是，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将一些党团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发生了往身上淋墨汁、戴高帽子、罚跪、殴打的情况。工作组发现这种混乱状况后迅速予以制止，并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肯定了北大工作组的作法，并通报全国，要求全国参照处理。七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指责刘少奇等派工作组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下令撤出所有的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撤工作组这个信号的含义一开始是模糊的，因为毛泽东在七、八月之交的反对工作组的讲话还没有流传到社会上，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要到八月五日才在中央会议上公布。但是，撤工作组本身就是给全国的学生发出一个信号：工作组的种种强调秩序和政策的规定，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撤出工作组的消息就在八月三日白天传达到南京师范学院，学生中少数政治敏感性高的“积极分子”从这个信号中体会出，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来了，所以决定当晚就去揪斗学校领导。他们毕竟是大学生，对上面的政策变化规律有所把握：“晚上不行动，我怕第二天有新政策干不成。”从公安厅的调查材料中看，这些积极分子都是平民家庭出身——在南京师院这样的学校，不大可能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还有多名共产党员和学生干部，他们没有理由对吴、李夫妇和其他师长怀有个人的深仇大恨，他们心目中的“机会”无非是要将野蛮和暴力施加到任何党所指定的“阶级敌人”身上，以表现自己比其他人更加“革命”。也就是说，南京师院的这些大学生对师长搞暴力批斗的动机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只是要比赛“革命”。

　　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对于撤工作组这一信号的反应，可能要复杂得多，比起南京师院的学生，这里的学生年轻几岁，但是她们中有不少中央高干的女儿，对于高层的党内斗争，有着比外省大学生更深入的感受和认识。例如，该校高一学生邓榕回忆到她在７月２９日出席“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北京市委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榕用“极端的压抑和沉闷”来描述自己的心情，她说：“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这“父辈的言语”里有一句人们直到今天还记得的话，那就是她父亲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她们知道，她们的父亲在新问题面前犯了错误，而且可能隐约预感到，这次文化革命就是冲着她们的父母来的。为了减少将要到来的对她们父母的冲击，他们要把运动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对地排除社会其他阶层以及他们的子女参与。于是在几天之后，干部子女内心深处的“压抑和沉闷”、“抵触和无奈”这种情绪就转化为一系列的口号和行动，包括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出笼，以及在八、九两个月里，导致北京一千多平民死亡的“破四旧”行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全社会。师大女附中当年的学生叶维丽（笔名白芳）在她的“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恐怖行动达到的“震慑”效果，不过没有看出这种震慑要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告诉全社会：不要挑战干部子女对于运动的控制权。谭力夫当时在关于那副对联的辩论中说得比较直白：“共产党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８月２４日，大批中学生红卫兵开进清华大学撕大字报，抡皮带大打出手这一事件将干部子女的这种“集体下意识”表现得尤其明显。震慑社会同青少年比赛“革命”的氛围合流，使卞仲耘不幸成为了北京市的第一个牺牲品。

　　前边说过，学生们对于卞仲耘、吴天石和李敬仪这些领导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以及其他死于“红八月”的校长教师们，之所以成为文化革命“祭旗”开刀的牺牲品，并不是由学生们选定的。早在六月份工作组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后，卞仲耘就被定为“四类干部”，属于“问题严重”的揭发批判对象。而吴天石夫妇的命运，则决定得更早。１９６６年“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达后，全国各省就仿效中央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做法，纷纷抛出本地的“三家村”发动群众批判，这些人大部分是本省文教界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作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吴天石就很自然地被省委定为批判对象，６月份在《新华日报》上遭到点名批判。他写过一本《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的小册子，被批为向党进攻的“大毒草”，是他“反动教育思想”的罪证。７月份，江苏省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吴天石属于会上点名批判的四人之一。也就是说，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前，卞仲耘和吴天石夫妇，已经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跟其他的“地富反坏右”一样，成了任人处置的羔羊，工作组一撤走，就成了学生们比赛革命的“道具”，来实践他们从雷锋那里学到的精神——对待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总而言之，“八三”事件和“八五”事件之所以几乎同时又相互独立地出现，是因为大中学生从中央的撤出工作组这一举动中得到了行动的信号，而其背后的心理因素则是：多年教育造成了青年学生中普遍的表现“革命”的强烈欲望。那些在工作组时期受到依靠和重用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尤其有这样的冲动，因为他们从这个信号中感觉到了工作组可能犯了错误，需要赶紧以极端的行为来撇清自己同工作组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八三”事件中，许多发起者都是南京师院的学生干部和共产党员，虽然调查资料没有说，不过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都是工作组的依靠和重用的对象。在“八五”事件中，邓榕所说的“保工作组派”同很多高干子弟是同一群人，她们应该有着类似的心情。对于高干子弟来说，还有他们意识到自己父母犯了错误后的“压抑和沉闷”、“抵触和无奈”的心情，以及试图震慑社会控制运动的动机，这是南京的那些学生所没有的。

四、历史遭到政治的玩弄——文革后对“八五”事件的调查

　　南京师院“八三”事件档案资料的公开基本澄清了这一公案的真相，我们现在来看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比较起来，后者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前者，不仅有大量的回忆和评论，还被拍成了电影。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有学生站出来表示忏悔，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她们中没有一个是以暴行的参与者的身份来忏悔的。她们中有的人是旁观者，悔恨自己在事发当场没有勇气挺身保护受害者。也有像“八五”事件时学校的负责人刘进、宋彬彬等人，表示“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刘进语），她们歉疚和悔恨的是，作为学校当时的负责人，没有能够阻止暴行的发生。进一步，她们也承认了在运动早期，写过大字报批判学校的领导，导致后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这些表态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有一点是这些叙述中缺失的，那就是，回避了一些中心问题：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那天，是什么力量迫使校领导人在明知会受到暴力批斗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学校去？是谁发起了对校领导人的批斗？谁在批斗过程中使用了暴力？至今没有一个学生出来承担责任，也没有一个目击者站出来指证那些责任者。只要这些问题的解答仍然是“虚无”，真相就不可能澄清，纷争还将继续下去。当年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学生冯敬兰认为，纷争各方其实都能解答这个问题，但是都“打死也不说”。她说：“既然争议双方都知道打死校长的人，为什么不说出她们的名字？叶维丽在她的调查文章中没有提，实际她是知道的；高一校友王友琴在写校长之死的文章中，也仅仅提到高一部分学生，她也不肯指出名字。我相信王友琴在调查过程中或许受过恐吓，因为正是她所在的那班部分学生干的。批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全程目击者，也有许多‘片断’场面的目击者，她们至今还记得谁打了校长，谁最凶狠。但是，谁也不会公开说出那些名字。”（见冯敬兰：“关于卞仲耘案的凶手”，载《文革博物馆通讯》５８４期，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

　　由于南京“八三”事件档案的公开，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般的平民有种种的顾虑不敢说出真相，我们是否能要求官方公布有关的档案资料？“八三”事件在发生后几天之内，省公安厅就写出了事件的调查报告。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南京师院和省公安部门又重新作了调查并写出了报告。北京的“八五”事件，刘进等人当天晚上就汇报给了北京市的领导吴德，吴德除了口头的指示，包括那句现在人们熟悉的“死了就死了”以外，有没有进行过像样的调查？有过什么样的调查结论和书面报告？

　　北京在１９６６年八、九两个月里有一千多人被打死，其中有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员，公安部门当时还没有被“砸烂”，似乎连一份调查报告都没有。也许，确实是如此，因为当时北京同南京的政治环境不大相同。在南京，省公安局还是把它当作一起命案处理，虽然被斗死的人是属于受到批判的对象，但是毕竟是两条人命，而且是高级干部的人命。所以他们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做法，作了调查，撰写了报告。在北京方面，气氛已经大不一样，吴德这样的高干已经知道，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在乎牺牲一些无辜的生命，所以他在卞仲耘被斗死的当天晚上，听到刘进和宋彬彬的汇报后，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句“死了就死了”，而且关照“不要传播消息，不要扩大影响”。

　　如果说，北京当局没有在事发后立即进行调查。那么文革后，有关部门是否做了认真的调查呢？答案是肯定的，刘进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在访谈录《面对历史的责任》（载《记忆》第８０期）中说，“对‘八五’事件，文革后我至少接受了两次调查，给组织写过材料”。这说明了两件事：一，“组织”在文革后进行过对“八五”事件的调查，找过刘进等当时相关人士了解情况。二，刘进等人也写过书面的材料上交“组织”。除了刘进透露的情节，还有以下一些显示官方调查的迹象：

　　一则是参与北京市委组织调查文革期间中小学命案的刘秀莹老师（曾任女附中副教导主任）的回忆：“在揭批查时，为卞校长的案子抓了两个人，一个是袁淑娥，一个刘南南。刘南南是革军出身，初中在女附中，高中是女三中的，那时她又跑到女附中来了。当时对她的处理是双开，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宜粗不宜细’又恢复了。”（朱晓茵、刘进等：“刘秀莹老师谈女附中文革”，载《记忆》第１０８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日）——所谓“揭批查”是在“四人帮”被抓捕后开展的清查其余党的一场运动，１９８３年后又延伸为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三种人指的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刘老师回忆里所说的刘南南，显然是作为三种人中的“打砸抢分子”被抓的。这是卞仲耘案中，那些对卞仲耘施暴的打手中唯一一个姓名被人所知的责任人。

　　另一则回忆是学校的另一位领导胡志涛的儿子所说：“１９８０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种人’时，公安局曾经找到胡志涛调查。胡志涛问：你们能保证追究到我说的每一个人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说。”（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也就是说，胡志涛对司法的公正没有信心，担心追查会回避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员的子女而只是找一些平民子女充数顶罪，或许，刘南南首先遭到处理，是因为其父亲的职位还不够高？

　　还有一则回忆也是来自刘秀莹，叶维丽在《活在今天的历史——４８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载《记忆》第１１２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一文中说：“１９８０年代，刘秀莹接到‘上面’通知，要她将所有案卷封存上交。文革后受害人家属上告不果、已开展的命案调查半途而废——这样的情况绝不是个别和孤立的，而是有关文革‘历史政策’的具体体现。”——可见在清查“三种人”的初期，有关部门至少已经掌握了卞案中部分嫌犯的名单，并已经开始了对她们的处理，但是后来却半途而废，所有的命案调查都被中止，而且原来被处理的“打砸抢分子”也得到了解脱。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叶维丽文中所说的“历史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呢？近年披露的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从时间顺序上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从一封信件开始的。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３日，当时分别在国家经委和冶金部任职的孔丹和董志雄致信陈云，申诉“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他们在信中认为“‘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也承认“老红卫兵”有缺点错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这封信受到了陈云的肯定，他在批示中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二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陈云将自己的意见和孔、董的信转送胡耀邦、邓小平及其他中共核心领导，得到一致同意，并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１９８４］２号的名义成为中共的正式政策指导。（“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载《文革博物馆通讯》７６８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８日）

　　我们大体可以确定，刘秀莹接到的将案卷封存上交的通知，就是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发出的。从此，所有“老红卫兵”都被从“三种人”中摘了出去。历史在这里被政治结结实实地玩弄了一番——有一些历史学者，为了证明卞仲耘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使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证功夫，查实了“八五”那天师大女附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至少红卫兵在卞仲耘死亡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政治”却说参与迫害老师校长的那些学生应予赦免，因为她们是红卫兵！面对如此结果，历史学者们到底应当感到宽慰呢？还是失落呢？

　　“三种人”里唯一能够用法律的手段加以惩处的是“打砸抢分子”，“八五”事件里的那些残害老师校长的学生，是明明白白的“打砸抢分子”，本来是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的，可是陈云在１９８４年的一纸批示却说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于是，北京中小学里的命案的调查被中止，调查的案卷被封存上交，行将澄清的历史重新陷于混沌，致使卞仲耘命案到今天还是一桩没有人负责的悬案，这一潭水究竟是被谁搅浑的？

　　最后，我想说，所有这些封存的调查的报告以及受调查人士提供的材料到今天也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它们在哪里？这些报告应当存放在北京市某部门的档案室里。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能对“组织”公开那些档案寄予过高的期望，毕竟，“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南京师院的档案也不是通过正常的解密程序公开的。那我们只能再退一步——诉诸知情者的良知。刘进在上面同一篇访谈中谈到，她曾给叶维丽两份１９７８年写的调查草稿。还说，“在交给学校的调查报告里（２０１０年４月）注明，走访老师１６人（１３人为女附中老师，３人为工作组老师），同学９６人（９２人为１９６６年的在校生，４人为其他届别的学生），得到了众多人的回忆、印证资料。”这些调查资料和调查报告，问了那么多的人，不会不问到那几个中心问题吧？印证了哪些结论呢？我希望，刘进，宋彬彬和叶维丽等手里掌握较多资料的人，请把你们同“组织”分享的资料也拿出来同公众分享。作为“组织”的人，你们固然要对“组织”负责，但你们首先是社会的人，也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尤其是，对受难者在天之灵和他们的家属，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你们并没有直接发起和参与致死卞仲耘的暴力事件，也已经在一些场合为自己的责任表达了忏悔，对这些没有多少人有异议，因此没有必要为自己作更多的撇清。但是作为当时学校的负责人，文革后又为“八五”事件调查做了很多，比起一般的公众来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受到更多的保护，你们有义务比一般的知情者做得更多。无论是责任还是义务，都要求你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让真相见到阳光，也有助于消除人们——包括受难者家属——对你们的长期质疑和不谅解。真相，只有真相，才是谅解与和解的基础。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初稿　２０２１年８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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