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市党史研究室：岳阳市“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reading · 发表于 2023-9-13 03:18:34

中共岳阳市地方史  第二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日期：2015-07-09 12:00

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红卫兵大破“四旧”、彻底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热潮，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全区工作开始陷入混乱。上海“一月风暴”后，出现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全区各级党委相继瘫痪，城乡处于无政府状态。在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和地、县革委会成立后，建立和恢复了一批基层党组织，再掀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局势稍有控制。但九大后，开展斗、批、改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也给全区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影响。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各级党组织的瘫痪

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26日，岳阳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南局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指示，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领会精神，统一思想，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日,在岳阳县城关镇召开5000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动员大会。28日，地委常委会决定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赵凤祥等8人组成,组长赵凤祥,下设办公室（设宣传部）。6月，各县先后成立 “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6月1日至 5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等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等决定公布后，《五一六通知》精神传遍城乡，运动迅速由中学波及到文教界和一些机关、单位，发展最快的是各县中等学校。在开展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同时，一些中学出现了抓“小邓拓”、“黑帮分子”，发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运动，刮起揪斗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和教师之风。几天内，平江一中、岳阳一中等6所县级中学贴出大字报4.8万张，内容除声讨“三家村”外，矛头还指向本单位“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及有不同程度“问题”的人。为了加强对学校运动的领导，使混乱的局势不再扩展。 6月7日，省委通知各地、市、县委，迅速组织工作组进入中等以上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地委旋即抽调200至300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中、小学领导运动。10日至 12日，地委召开各县“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和“文化大革命”重点中学的工作组长会议，研究部署全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开展的问题，确定面上全日制中学、剧团、文化馆、影院等单位全面铺开，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社教的湘阴、汨罗、华容3县，集中力量先在中学、完小、剧团、电影院、文化馆等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暑假期间，再集中小学、民办学校、耕读学校教师进行文化革命，没派工作组的学校迅速组织工作组进校。 6月15日至 16日，由地、县机关抽调212人分赴面上3县（平江、岳阳、临湘）；社教地区3县的工作组人员由100多人增至379人，全区共组织591人，经过集训后分赴社教地区的湘阴、汨罗、华容3个县257个单位，其中学校123所，文化单位11个，机关单位123个；面上3县54个单位，其中学校40所，文化单位14个。同时，全区64所全日制学校也开展“文化大革命”。
6月20日后，根据省委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为了做到“有点有面，分期分批”，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搞深搞透，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动权威”，地委对社教地区258个单位和面上6所中学，加派工作队员，面上重点单位和有问题（即所谓领导权不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学校也加派工作队员，进行深入发动。通过大宣传、大发动、大声讨、大揭发，把批“三家村”与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反动权威”结合起来，战火烧到各单位的 “权威”、“牛鬼蛇神”和有不同程度问题的人。平江一中、岳阳一中等6所中学327名教师中被点名批判的有272名，华容县2370余名中小学教师和社教队员参加县里集训班，历时34天，处理、清退、开除干部、教师、职工300多人。平江县委组织工作队进驻6个文化单位和13所中学，有105人被揪斗。湘阴县2300多名教师中有506名遭到大字报围攻，24人被开除公职。
工作组按照省、地、县委的指示精神开展运动，加剧了同红卫兵、造反派的对立，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后，分岐日趋严重，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队员便都回撤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二、红卫兵运动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 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时，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表示对红卫兵坚决支持，之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蜂拥而起。9月，北京、上海等地的红卫兵到岳阳串联，鼓动“停课闹革命”，长沙大专院校学生和红卫兵还从省内外采集消息印制并散发传单，致使境内学生人心浮动，要求“走出校门”、“走上社会”，少数学生不假离校。各级领导干部、学校负责人和教师进行劝阻，终因外地学生蛊惑致使无效，学校被迫停课。全区县级中学和一些完小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人人左臂佩戴红袖章，个个肩挎“毛主席语录”袋，高唱造反歌，在校内外横冲直撞。一段时间，红卫兵作为一种狂热的政治力量，从大破“四旧”、全国大串联，到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冲击党政机关，很快引起社会内乱。
在大破“四旧”（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风潮中，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下到乡镇，到处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举行集会、演讲、宣传。短短几天，“向旧世界宣战”、“向封资修开火”的大字报、口号声传遍城镇。随后，境内部分红卫兵伙同外来串联的红卫兵，从城镇到农村广泛破“四旧”，逢古建筑就砸毁，见旧书报、谱牒就焚烧，旧商标、旧名称等一律“横扫”，造成损失难以估计。各地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寺庙牌坊普遍被砸。岳阳楼的铁梢、铁鼎被砸坏，鲁肃墓被毁，吕洞宾神像被一中红卫兵抬到南正街当众烧毁；平江县天岳书院、杜甫墓等数十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宝塔被拆毁；汨罗县屈子庙全部被毁；华容县文庙被拆，状元牌坊被清除；君山岛上的文物洗劫一空。古玩、古物、古董、古墓和一些与古有关的家什器皿在破“四旧”中在劫难逃。宗教场所受到冲击，教徒被赶走，教堂被改作他用。各县城一些留传下来的街巷名称都被取消，而冠上“解放”、“胜利”、“民主”、“劳动”等街巷名称。一些单位、学校取消原名，换上带政治色彩的称谓。君山农场改名东方红农场，屈原农场改为汨罗江农场，岳阳县城关镇洞庭路完小改为代代红小学，岳阳师范附小改为旭日小学（还曾改为 “三忠于”小学）。有些人连自己名字也换上红色的名字。文艺团体的演职员为了不再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把古装衣物全部收缴，以至付之一炬。总之，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破“四旧”，对社会传承文化的破坏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程度。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员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各县委、县人委成立领导小组，组织中学革命师生代表赴京参观。平江县按10%的比例，从全县28所完全中学、附属中学、农业中学挑选850名红卫兵和学生代表，87名教职员工代表，由一名副县长带队，于10月中旬赴京参观。华容县由一名县委常委带领600多名红卫兵和教师代表去北京串联，其他县也派出领导干部带红卫兵赴京，均在天安门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检阅。同时，在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一段时间里，岳阳地委要求各县做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各县的接待工作，并在县城、交通场所和要道、革命纪念地等地方设立了为大串联服务的接待站，统管各地前来本地串联的人员，无偿为串联学生提供食宿，岳阳县城关地区就接待全国各地红卫兵10万多人次。平江县设34个接待站接待了18个省市来平江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2万多人。随着大串联的热潮到来，交通工具无法满足串联活动的需要，岳阳境内车站、码头人满为患，长途汽车、内河船只、火车超载到十分惊人的程度。一段时间里，整个交通线上一片混乱，火车站的职工和接待站的人忙得昏头转向。之后，部分红卫兵和师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走进行大串联，被称之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一支支自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从岳阳各地出发，向着他们追求“革命”、“造反”的目标前进。有的到长沙、湘潭、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和工作生活的地方，有的上井冈山、庐山，甚至跑遍半个中国。11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号令，各地都在车站、码头贴出公告，催促外出串联人员赶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境内各地接待站撤销，红卫兵大串联活动才慢慢停止。
三、造反派冲击机关，各级党组织瘫痪
在 “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红卫兵运动兴起，文教界掀起批“三家村”、揪斗本单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时候，全区地县机关、工厂、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在发展。到6月中旬，应参加运动的有3.42万人，实参加运动的3.25万人，占97%；地县所属409个机关，运动声势大，干部职工劲头足，火力转向本单位的239个，运动开展一个多月时间，干部、职工写出大字报61万多张，召开大型声讨会602场，大会发言3500人。12个省属厂矿、农场，职工白天搞生产，晚上声讨“黑帮”。华容、湘阴、汨罗、平江等县有120多万社员参加各种声讨活动，全区掀起了运动高潮。
8 月初，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等学校、文化单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274个，办中小学教师训练班7个。在各地、各单位按照省委关于“点面结合，分期分批”发动和依靠群众，把“文化革命”和“四清”运动搞深搞透的时候，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十六条》的颁布标志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完成了组织程序。参加省三级干部会的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疑虑重重的干部，对《十六条》想不通，有抵触。 8月22日，地委召开常委会，传达省委二届十三次全会（扩大）精神，并议决要坚决按省委指示办，集中解决好地、县委对运动不理解的问题。部分地、县领导干部经过思想斗争，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表示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9日，湖南大学一部分学生到长沙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工人赤卫队发生冲突。长沙市委被改组后，一些机关、学校的造反派到地、县委机关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揪斗地县委领导干部。 8月29日晚，岳阳县城区1000多人冲进县委机关大院，揪斗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毛致用。第二天，又冲击地委机关，揪斗赵处琪等。从此，机关开始受到冲击。地、县直各机关单位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为了适应运动发展形势，协助地委掌握情况，指导运动，地委根据地专机关文革筹委会讨论意见，对原地委“文革”办公室进行改组，从各战线抽调力量，重新组织地委“文革”办公室。各县、农场、厂矿单位也都相应调整，充实“文革”办公室，加强运动的领导。
9月15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 9月24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属部门负责人会议，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一些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受到冲击的干部，纷纷起来进行反击，致使一些原来给党委提过意见的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遭到大会小会批判斗争。
10月，林彪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兴起，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造反派把矛头集中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11月8日，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张平化代表省委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各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地、县、农场“文革”领导小组无法领导运动开展，机关干部纷纷行动起来，在地县机关、战线成立造反组织，大字报贴遍办公楼、领导干部宿舍和交通要道。一些曾被打成“黑鬼”的人组织战斗队，配合外来的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以查“黑材料”为名，冲进办公楼进行打、砸、抢，机关一片混乱，地、县领导干部被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派”，受到更严酷的批斗，甚至捆打、关押。各级党委处于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停止，整个岳阳地区陷入空前混乱。

第二节 “三支两军”与地革委建立

一、造反派夺权与“全面内战”
1967年1月中下旬，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岳阳地区掀起由造反派全面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潮。特别是执行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后，派性斗争更加激烈，并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无政府局面。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境内各系统、各单位的群众成立各种造反组织，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后，随着长沙群众组织分裂成长沙高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和“湘江风雷”两大对立派，地、县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也分裂成观点倾向“高司”或“湘江风雷”两大派，为争夺岳阳地、县党政领导权而激烈争斗。1967年初，岳阳军分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于 2月4日对“湘江风雷”头目采取专政措施。 3月6日成立以部队为主的专区生产领导小组（后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行地委、专署部分职权后，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反对“两结合”的领导班子，并围绕解放干部而竞相争吵造反。6月，全区掀起所谓“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派性斗争愈演愈烈，造反派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不断升级，造反组织武斗频繁发生。 7月21日，岳阳城区造反组织“打派”和“拥派”因派性导致武斗，参加武斗的有1000多人，双方共打伤70余人，死亡2人。接着，又冲击军事机关，哄抢武器弹药。 7月24日下午，“岳机兵团”和“工人总部”先后包围岳阳县武装部，抢走机枪24挺，冲锋枪34支，步枪93支，子弹若干箱。 8月9日，岳阳“高司”与“工联”两派发生武斗，全城枪声四起，封门抄家，设卡抓人，打死7人，打伤100多人，其中受重伤40余人。中央下达《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即8·10决定），明确指出湖南省军区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方向路线错误后，“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造反组织冲进军分区，将院内军械仓库打开，抢走所有武器弹药，并到分区下属的连队抢夺装备武器。各县的造反组织也都冲进武装部或公检法大院，抢夺部分枪支弹药。 9月3日至7日，岳阳城区“工联”与“湘江风雷”、“东方红”、“青年近卫军”等群众组织，因派性冲突，先后有3000多人参加武斗，双方死16人，伤50多人。 9月4日，岳阳造反组织“红旗军”、“湘江风雷”驱车进入华容县城抢枪，与该县造反组织发生枪战，死4人。 9月5日，中央发布收枪命令，号召各造反组织联合。年底，全地区实现群众组织的按系统大联合，被抢枪支陆续收回。
二、“三支两军”
1967 年1月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来又把人民解放军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和实行军管、进行军训的任务也包括进来，简称为“三支两军”。
1967 年1月，岳阳地区文化大革命出现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局面。驻军机关派出200余人先后参加“三支两军”。当时，地区“三支两军”工作由岳阳军分区负责，第四十七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六九零五部队派少量干部、战士参加，省军区独立师负责铁路、三五一七工厂、城陵矶港和岳阳纸厂的军管工作。
军分区、武装部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即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工厂抓革命，促生产。 3月6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成立有军政领导干部参加的岳阳专区生产领导小组，由魏凯江（军分区司令员）、潘垒（军分区副司令员）、姚福瑞（军分区副司令员）、张月桂（地委副书记）、马书玉（专署常务副专员）、陈秉芝（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等6人组成，魏凯江任组长，潘垒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潘垒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综合组、农村政治工作组、农业生产组、支农组，除支农组设专署内，其他各组均设地委会内。这段时间，专区生产领导小组负责临时处理全区的经济工作。 4月6日，为了加强农林水、工交、财贸等各方面的工作，在专区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农业小组、工交小组、财贸小组、专署机关小组、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加强各战线、所属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和检查督促所属单位的工作、生产任务的完成，并紧急处理了一些经济问题，使处于半瘫痪的机关工作趋于正常。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受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地、县的群众组织严重对立。 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岳阳军分区，各县武装部接到省军区传达的指示后，干部战士连夜行动，捕押这两个组织的骨干成员。当时，没有“支左”思想准备的军分区、武装部领导和部分干部战士对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并无客观标准，只是根据上级指示和调查了解的群众组织情况来确定所谓“左派”，在对“湘江风雷”、“红旗军”采取专政措施后，引起此派群众组织的不满，加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对群众组织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现象，使两派群众组织间的分歧和冲突日趋激烈，竞相夺权愈演愈烈，武斗频繁发生。7月至8月，境内部分造反派冲击军分区、武装部，揪斗军分区、各县武装部的领导和支左干部。但是，军分区、武装部的干部战士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弹飞舞，身临武斗现场，到两派组织中宣传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哪里告急就往哪里奔，将那些在枪战中受伤的造反派护送到医院抢救，用实际行动感化群众，制止武斗。 9月4日，军分区司令员魏凯江在制止武斗中还被流弹击伤大腿，住院一年。中央发布“九五”命令后，军分区、武装部的干部战士又深入到造反派组织中，反复宣传 “九五”命令，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收缴被造反派抢走和失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弹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73年5月，地方大批党政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地、县两级党政领导机构的工作机构逐步建立和恢复后，军队干部逐步撤回部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县两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遭受冲击，大批干部受到迫害。1968年初，军分区、县武装部奉命筹建地、县两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小组），对公、检、法系统实行军事管制，进行机构精简，恢复公、检、法的职能，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维护了社会秩序。同时，还接管电信、气象部门，实行军队管理；向重点厂矿、农场派驻军代表；在重点中学和中专开展军训，组织干部战士和专职武装干部到工厂、农村，做恢复生产的工作。
“三支两军”人员，虽然对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缺乏思想准备，但由于党的优良传统在部队扎根很深，绝大多数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仍然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保护了一批地方干部和群众。然而，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实行了“文化大革命”一套“左”的东西，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和不良影响。
三、成立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7 年12月，岳阳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开始革命大联合，一些造反组织撤销，造反群众回到所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同月，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革委）筹备小组成立，魏凯江任组长，张锦彦、张月桂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下设办事组、斗批改组、组织组、宣传组、政治组、农村组、工交组、财贸组、文教卫生组、计划综合组、联络接待组。地革筹小组成立后，组织造反派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巡视华北、华东和中南的一系列谈话，各地、各单位革命群众组织按系统按单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从工厂到农村，绝大多数基层单位按照系统、单位实现大联合，促进了全区90%以上的基层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
1968年2月15日，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并下发《关于筹备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地革筹小组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协商，审定地区革命委员会由71名委员组成，常委会由19人组成，正副主任由4人组成的方案， 2月20日，地革筹小组向省革筹小组上报《关于成立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请求报告》。
2月25日，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成立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26日，岳阳城区召开万人大会，庆祝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会后，向全区发布《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岳阳地区党、政、财、文一切权力统归地区革命委员会，它作为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全区“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由71人组成，魏凯江、赵处琪、张锦彦、张月桂、李满全、石景生、姚福瑞、涂世英（同年撤职）、贺凤生、宋文祥、陈秉芝、李万通、刘秉谦、王三金、张景恒、李从斌、洪云清、陈辽海等19人（缺一名）为常委。魏凯江（军分区司令员）任主任，赵处琪（原地委书记）任第一副主任，张锦彦（军分区副司令员）、张月桂（原地委副书记）、石景生（6908部队副政委）、涂世英（三五一七工厂工人）、贺凤生（华容县隆西公社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任副主任。在71名委员中，军队代表14名，地方领导干部17名，工人17名，贫下中农12名，学生7名，其他4名。
2月27日至 3月4日，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制定了九条规定：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集体领导，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发扬三八作风；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取消以职务称呼，一律称同志；坚持调查研究；大树艰苦朴素的作风；会议、文件力求精简。
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6县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专直企事业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不到半年时间，全区的各级机关单位、厂矿、学校、商店和农村的区、社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四、个人崇拜与学毛泽东著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和各种宣传工具，大肆鼓吹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神化了，毛泽东个人也神化了，人们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崇拜达到迷信的程度。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全国各地大量发行毛泽东著作，各地干部群众争相购买。在全区开始发行《毛泽东选集》时，据平江、岳阳、临湘、汨罗4县半个月的统计，县直机关干部职工购买《毛泽东选集》10.3万多册，机关干部“人手一册”。发行《毛主席语录》后，出现人人“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个个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一段时间，人们收集各种毛泽东像章逐渐演变成一种狂热。 8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精心策划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分批会见全国各地红卫兵代表。通过这次“大会”，把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推向新的高潮。每逢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发表，全区城乡不分白天黑夜，人人都要参加庆祝活动，高举红旗，抬着横幅，手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游行，做到闻风而动、“传达不过夜”。在城镇、乡村、机关、单位、学校、家庭，建立 “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家家户户贴“忠”字，人人会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无论开会，作报告和发言，都要先读毛泽东语录。文件资料刊物每份（期）都在刊头、开篇前写上与内容相符的“毛主席语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天天读”和“学习日”雷打不动。一些机关、单位、商店还用红色油漆把大门和墙壁涂上红色，大街小巷的建筑物上写上红色大标语，家庭的门窗、甚至衣柜上都用红纸剪上“忠”字贴上，以此表示“革命”、“忠”心。在县城中心地带树立高达一二十米的毛泽东塑像。总之，人们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已经达到狂热的状态。这种对个人崇拜的狂热，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篡党夺权而极力鼓吹和操纵下搞起来的。有些提法和做法，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和制止。
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兴起高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普及城乡，不到半年，全区共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598期，参加学习的有25万多人次。全区发行《毛泽东选集》四卷40.3万多套，全区6县实现每个干部、每个家庭都有一套。1970年1月，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有1500名代表参加，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推向新阶段。4月，在湖南省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上，汨罗县汨罗公社、湘阴县新泉公社荆苏大队妇代会、湘阴县洞庭围血防领导小组、岳阳县南正街综合商店等单位被评为先进单位，徐宜凤等被评为先进个人。
1970年10月15日，湖南省、岳阳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现场会在汨罗县召开，总结推广汨罗公社组织广大社员群众学哲学的经验。地区参加现场会的代表返回各地后，迅速掀起 “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全区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购买毛泽东哲学著作40多万册，建立工农兵学哲学小组1.94万个，创办夜校1.66 万个，培养辅导员5.53万。在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创“四好”单位，“五好”个人的群众运动中，全区6个县有1270个单位评为“四好”单位、 55万多名干部群众被各级评为学习积极分子和“五好”个人，全区突出典型152个，其中先进单位83个，先进个人69个。
1970 年12月，为了加强领导干部学习，各级党委成立学习中心组，做到每季办一次学习班，学习一次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召开一次讲用会，促进领导干部带头学。同时，组织地革委常委和各县革委会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省革委办的轮训班。地委一方面在“五七”干校办轮训班，组织公社革委会的一、二把手和地、县直机关科局级干部学习。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地县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教育，1972年3月至6月，地委先后举办3期县团级干部读书班，轮训县团以上干部225人，主要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哲学著作》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讲话提纲》，增强领导干部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能力，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1975 年，全区上下集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各级举办干部读书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讲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破“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全面专政”。1976年，各县和地直机关、学校、农场、厂矿、人民公社，均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论述。
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虽然对提高大家的理论思维和道德修养水平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因而造成了理论学习逐渐步入岐途，广大干部群众思想陷入混乱的结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深入清理这种错误的理论指导，才开始拨乱反正的进程。

第三节进行斗批改

一、开展“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是自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地革委会成立后，就把开展“革命大批判”作为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抓住不放，一直持续到“四人帮”被粉碎。在开展各项工作中，强调高举“斗私、批修”的旗帜，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断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岳阳地区的代理人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和流毒”。1968年3月至4月，按照省革筹小组的部署，地、县革委会统一行动,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开始批判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岳阳地区分会（简称“岳无联”）的斗争，“揪出一小撮坏头头和反革命黑线人物，肃清其影响”；“教育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团结了大多数，促进了全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进程”。
5 月，贯彻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三三○”指示和省革委会的《通知》，在全区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分子、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的运动。7月，省革委会下发《关于掀起大揭发、大批判湖南党内最大走资派高潮的通知》后，地革委会迅速作出决定，在全区组织开展上串下联的大批判，层层揭发 “走资派”，揪斗“湖南最大走资派在地、县的代理人”。这场大批判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无辜株连，打击和伤害了一批干部。
10 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地革委会部署在全区各地开展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岳阳地区的代理人”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区召开各种批判会32万多场，有177万人次参加大批判，办批判专栏2.7万个，狠批了“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地革委会还在岳阳贮木场、岳阳轻化工厂召开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
1972 年5月，地区召开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的经验交流会，听取13个代表的经验介绍，参观了5个现场批判会。会后，全区路线教育和大批判运动进一步深入。“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之后，批判的重点有重大变化。1972年底，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右倾回潮”；1973年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不准批极“左”思潮）；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批按劳分配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1976年初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三项指示为纲”，直至“四人帮”被粉碎。
“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贯穿全程“越左越革命”、“越斗越正确”的大批判，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混淆了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由于缺乏适合的正确理论指导和必要的社会管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
二、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月20日，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6月4日，地革委会根据中央部署和省革委会作出的开展“三查一清”（查国民党黑线、查叛徒、查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的决定，召开电话会议，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各县革委会先后召开会议，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当时“斗批改”的中心任务来抓。地革委会在岳阳贮木场召开狠抓对敌斗争的现场会。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发布后，省革委会和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决定，9月至11月分3个阶段，彻底清理阶级队伍。地、县组织工农宣传队，深入社队、厂矿、机关、学校，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宣传中央两个布告，大打人民战争，连续几次刮起“红色台风”，以两个布告和公安六条为标准，揭露阶级敌人，进行“政治大扫除”，各地挖出一批隐蔽较深的“阶级敌人”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10月，地革委会在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推介岳阳轻化工厂开展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还发动群众深挖“三条黑线”。地、县成立深挖“三条黑线”领导小组，贯彻林彪的“湖南问题多，烂摊子大”、“有三条黑线”、“黑手很多，黑线很长”的讲话精神，把清理阶级队伍的范围扩大到党政军领导干部、地下党员和一般干部群众。在对旧档案进行大清查中，全盘否定为和平解放岳阳作出贡献的地下党组织，一批地下党员受到审查、打击、迫害，一批领导干部因此被揪斗、关押，甚至遭到非法审讯。在深挖“三条黑线”中，一些干部群众遭到非法捆打，甚至迫害致死。其中，岳阳县革委会深挖“三条黑线”领导小组在指派专人到乌江公社开展深挖“三条黑线”运动中，有602人受到审问，169人被捆绑吊打，330人被批斗，88户被抄家，104人被关押，公社党委书记任建舫等6人被迫自缢。事后，这场运动被总结成为深挖“三条黑线”的“乌江经验”，在全县推广，致使一批基层干部和群众蒙受冤屈。这一冤案直到1978年才由岳阳县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68 年底至1972年3月，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全区对各级干部开展审查工作。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现实问题基本上是颠倒是非，并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绞在一起，无限上纲。列审对象达2.1万多人，占干部总数的66.2%，经过三年审干,审查作结论的占列审对象的90%以上，其中被开除干籍的819 人，作退职处理的305人，被撤职、停职、免职的910人。由于审查结论面宽，多数结论是片面的，在一些干部的档案中记入不实之词，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后地委按照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规定，分别作了平反和恢复名誉等工作。
1970 年初，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通知》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给了清理阶级队伍新的内容和推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区迅速开展。各县闻风而动，在制定本县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方案后，召开公社、农林茶场和县属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县、社均成立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一般的办法，层层培训骨干，放手发动群众。全区各县均召开公社以上骨干会，与会者 2168人，农场有680人参加培训。以公社为单位培训党员骨干3.38万人，每个大队参训30至40人，大队一级培训9.8万多人。为了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全区200多个公社，有101个召开万人大会，99个以片或大队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共有69万人参加。通过宣传省革委会印发的“宣传提纲”大造革命舆论,组织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到6月底，全区破获各种案件4295起，其中破获历史积案、难案1505起，破历史漏案615起，挖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3667人，“反革命集团”137个，“贪污盗窃集团”638个，“投机倒把集团”2个，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26人。在这场运动中，虽然清理和打击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除了在动乱时期浑水摸鱼的贪污盗窃和胡作非为的人。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左”的思想指导下和派性干扰下，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打击面严重扩大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的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一般经济问题也列入打击对象，拘押捆打，搞逼供信，以及株连家属子女。
三、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和创办“五七”干校
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巩固、发展和完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把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作为“斗、批、改”的重要内容来抓，并经历了多次变化。
1968年5月14日，地革委会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指示，将地革委会原下设的“两部一室”、11个组，改设为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编制由150人减至60人。
7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消息后，地革委会即派人去灵宝等县取经。10月，地革委会重新作出精兵简政决议案，地革委会设4个大组、13个小组、编制150人（包括常委、服务人员和工作人员在内）。县革委会设4个组、编制60人。
原专直一级单位51个，除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中国人民银行与建设银行合并，邮电保留外，其他45个部、办、委、局、科全部撤销；县一级科、局单位，除公、检、法实行军管，邮电局、人民银行保留，其余全部撤销。湘阴、平江、岳阳3县设立的31个区全部撤销。专直51个二、三级单位（包括省属4个单位）采取“撤、放、并、留”的办法，设9个单位，干部由696人精简为180人左右；撤销7个单位；下放16个单位到县（其中下放岳阳县14个）；合并22个单位（其中省管4个单位），分别组成贸易管理站、物资管理站、公路运输服务公司、交通运输机械厂等单位；保留6个单位。厂矿企业保留麻纺厂、氮肥厂、磷肥厂，农机厂下放与岳阳县拖修厂合并。专区卫校和岳阳县师范撤销。各县剧团全部撤销，各县医疗机构实行精简。12月，地革委会决定，将原专属基层单位设在各县的航管所、气象站、供电公司等单位下放到县管理。到年底，全区公社以上原有行政企业单位1593个，撤销863个，其余730个合并为396个。
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1968年秋冬，地革委会在平江县时丰创办“五七”干部学校，始称岳阳地区时丰“五七”干部学校，主要组织原地委、专署机关的干部下放劳动，“切实搞好旧机关斗、批、改，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时，各县革委会也创办五七干校。在地、县革委会实施精兵简政的方案后，原地、县党政机关干部，除少数留在革委会工作外，绝大部分下放“五七”干校或农村大队参加劳动。全区到1968年12月，下放干部3679人。党政机关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参加斗、批、改，其中一部分人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迫害，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伤害了一批干部。
1969 年3月，地区“五七”干校搬到岳阳城陵矶芭蕉湖南岸，改称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五七”干部学校，下设3个连，负责训练地直机关干部，分为半年制和长年制班学员。1972年，部分下放干部调回机关、单位工作。从此，地、县“五七”干校开始分半年制和短期培训地、县直机关干部和轮训区、社以上在职国家干部。到 1975年，累计办各种训练班203期，轮训干部4.08万人次，基本将全区每个国家干部轮训一次。1977年3月，地委常委决定，在岳阳地区“五七”干校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岳阳地委党校，分批轮训机关、基层干部。
四、工农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
1968年8月23日，地革委会决定，“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组织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旧地委、旧专署等单位，“彻底揭开旧地委、旧专署的阶级斗争盖子，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和实行“精兵简政”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随后，从岳阳贮木场、岳阳电厂、城陵矶纸厂、专区邮电局、磷肥厂等5个单位抽调80名工人，从岳阳、湘阴、汨罗、华容、临湘、平江各县抽调50名贫下中农，由上述单位1至2名工人阶级的领导骨干和各县1名农民代表的县革委委员带队，在地革委会招待所集训4天后，分别进驻旧地委、旧专署等单位。
8 月下旬，根据省革委会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老大难’单位的决定》，地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地、县第一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1个、 673人（工人329人，贫下中农301人，解放军43人）进驻斗、批、改“老大难”单位。其中，地革委会组织3个队、135人，于 8月31日分别进驻地、县22个（专直机关3个）所谓“老大难”单位。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地、县组织一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对敌斗争，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据统计，当年共组织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2231人，分别进驻133个“老大难”单位，推动斗批改。
1968 年至1971年初，为了搞好斗、批、改，地、县两级先后组织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1.19万人，进驻3100多个单位，从地县直机关到“老大难”单位，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到城乡中小学校及教育单位，都派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做到“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推进斗、批、改的深入。
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单位后，拥有很大的权力，尤其在未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党组织的单位，实际上掌握了该单位一切权力。在已成立革委会和恢复党组织的单位，决定较大问题亦要宣传队点头。从整个实践效果看，工农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很小，而产生的消极作用很大。如抽调一批第一线生产人员离开生产岗位，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而且对进驻单位产生消极影响。1971年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宣传队”的权力不断削弱，人数逐渐减少，宣传队员陆续撤回单位。
五、进行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斗、批、改。中央《十六条》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196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2月15日，地革筹小组作出坚决贯彻中央《通知》的决定，要求在全区迅速掀起学习、宣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和复课闹革命的高潮。
1968年7月21日，为了加强全区教育革命和做好“四个面向”的工作，搞好中小学生毕业生分配，成立岳阳地区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地革委会迅速组织工人宣传队进驻城镇的中等学校和重点完小。农村公社革委会和大队普遍建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有干部、师生参加的三结合教育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在城镇，则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干部、师生参加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学校，让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掌握教育领导权。
1968 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侯振民、王庆如《把公办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回原籍的建议》后，地、县、社大队均召开专门会议，并由负责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办点，摸索经验。年底，小学下放到大队管理和小学教师的调整工作基本完成。1969年初，将县属中学下放到区、社、城关镇。岳阳县将城区的城南中学、城北中学、城东中学、城陵矶中学下放城关镇，镇又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3个月后又归镇管。有的县属中学一度搬到农村或城郊，而将留下的校舍改为他用。在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交给生产大队管理后，根据省革委会《关于实行乡村公办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的几点意见》，城镇中小学除保留招收城镇学生所必需的少数学校和教师外，其余教师下放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或充实基层任教；农村学生一律回原社、队，就近入学；农村逐步普及中、小学教育，做到读小学不出大队，读初中不出片（三、四个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读书在校，食宿在家，劳动在队；教师回大队工作，全区有4.51万名城镇户口的教师去农村落户。调整后农村公立教师口粮一律由国家供应到1969年7月，8月份起由社、队安排。部分公办教师下到大队，改为民办公助，工分加补贴，不再提供商品粮，由生产队分口粮，严重影响了教师生活。
1970年9月17日，省革委会在临湘县召开湖南省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推介临湘县桃林中学和新生大队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开门办学和加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经验。临湘县桃林中学在“教育革命”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办起附属工厂、农场，聘请工人、贫下中农上讲台，自编乡土教材，开展科研活动，逐步建立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了学工、学农基地，坚持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校办农场在农作物培养、良种繁殖和虫情测报等方面取得成果。1971年，由农业基础常识课老师和贫下中农一起，在学农基地带领学生进行49种早、晚稻良种试验，创造了“朝阳一号”早稻亩产400公斤和晚稻亩产475公斤的纪录，为全县培植、推广良种600公斤。1973年，湖南电视台拍摄《“五七”光辉照桃中》影片，在全省放映。
1971 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并由中央文革小组编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作出“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路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以“两个估计”为依据，进行教育“革命”，对建国17年“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大批判。在省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贯彻《纪要》后，各级都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省、地、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的指示，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造“教育革命”舆论，并通过贯彻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和召开普及教育工作会、教育革命现场经验交流会，使《纪要》精神深入人心。1970年至1975年，全区选送工农兵大学生2493人，中专生6709人，有中、小学校5458所，有中小学生88万多人。全区各类学校普遍实行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到工厂、农村进行学习、调查、实践，其中实行厂（社）校挂钩的学校有4800多所，校办工厂365个，校办农场3935 个，聘请24285名工农兵担任兼课老师，登台讲课。有102名工宣队员进驻城镇中小学，27043名贫下中农代表管理学校。
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2 年境内各县开始动员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至1966年，共动员4847人下到农村、国营农林茶场安家落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 4000多人返回城市，组织上山下乡“造反”组织，到地、县党政机关和区、社、镇闹“革命”，要求解决城市粮食户口和工作。
1968年3月27日，地革委为了认真落实中央1967年发出的“十·八”紧急通知和省革筹发出的通告，成立岳阳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服务站，由张月桂等6人组成。 5月10日，地革委召开全区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各级革委会迅速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做到城乡紧密结合，积极动员逗留在城镇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尽快返回农村。1966年前下乡上山人员中有3833人返回农村。
1968年毛泽东发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后，10月，全区有1600名知识青年首批去农村插队落户。至年底，各县城镇学生和社会知青奔赴农村第一线插队落户的达3800多人。
1970年9月16日至 24日，地区召开第一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27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在会上交流知青安心农村、做好知青安置工作经验，地革委会、军分区作出授予临湘县江南公社、下乡知青李荷花等11个单位和个人为标兵。会后，地区“四向办”组织知识青年巡回讲用团到各县知青较集中的社、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用，推动全区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是年，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2.4万多人，涌现了3420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其中出席省、地、县“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就有547人。
1973 年1月，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精神，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推动城镇七二届中学毕业生的下乡工作，省、地、县组织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深入知青点开展元旦、春节慰问活动。地委副书记张月桂任团长，并组织4个分团，分赴临湘、钱粮湖、黄盖湖农场等地慰问。 1月10日前后，由地、县领导带队，有834名机关干部、知青家长、教师、知青代表参加，分成71个慰问小组，对全区上山下乡知青点和分散插队的知青进行为期25天的慰问。地、县慰问团先后深入到1907个单位（31个地、县农林场、28个区、160个公社、545个大队、1143个生产队），走访知青2497人，召开座谈会281场，有3306名知青参加，与1.07万名知青见面慰问，为14.72万名上山下乡知青和贫下中农进行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之后，地、县每年元旦前后都组织慰问上山下乡知青活动，及时发现和解决下乡知青的实际困难。
1973 年，为了贯彻落实中央[1973]21号、30号文件，地委先后两次共组织1500多名干部参加，组成748个调查组，到208个公社（农、林、茶场）宣传落实中央2个文件，深入到社、队、场、点上，依靠群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逐队逐人开展大检查，对1968年以来下拨的安置经费和建房木材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清理，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工作，澄清了各类问题的底子，发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有7302人没有建房，6917人生活不能自给，贪污挪用安置经费和建房木材问题较严重。地、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即采取有效措施，作出具体规划，督促各级认真落实到位，切实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问题。地委在湘阴县召开“统筹解决”现场会，推广湘阴县委经验。当年全区坚持自力更生，发动群众，采取群帮公助的办法，新建住房29栋、176间、5212 平方米；对缺粮的知识青年，地、县拿出粮食1.44万公斤进行解决。沙田公社建立知识青年专业队的作法在全区推广后，全区660名倒流城市的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农村。是年，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3.02万人，其中有214人入党，3796人入团，1864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其中地、县级领导班子 168人，区、社68人），3275人担任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文艺宣传员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社会、移风易俗，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4 年冬，各县、农场普遍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5年3月，地区召开第二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地革委会给8个先进单位和345名积极分子代表发奖。全体代表向全区知青发出上山下乡倡议书。之后，地、县为组织、动员每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下农村，采取每两年召开一次“先代会”的作法，不断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至1978年，全区共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5.66万人，1979年地区还召开一次“先代会”，直到1981年上山下乡工作才基本停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知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把科学文化知识带到农村，为促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也使一些知青通过接触社会和实际生活，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增长才干，后来成为各项事业的骨干。但是，行政性地驱使大批往应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了平常的家庭生活，浪费了国家资金，影响了青年的正常成长，妨碍了人才的培养，是一种不成功的实践。
七、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960年1月，湘阴县川山公社实行合作医疗试点。 6月10日，省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和省卫生厅联合行文，肯定湘阴县的经验，并将川山公社实行全民合作医疗制度的情况转发各地，要求参照仿行。但由于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未能完全推行。1960年2月，平江县瓮江公社综合农场建立合作医疗站，职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医疗。
  1968年，湘阴县东方红公社在组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同时，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进行革命，即“把农村医疗卫生大权从一小撮阶级敌人手里夺了回来，牢牢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将一个‘看钱不看病，看钱不管命’的联合诊所变成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公社卫生院，使其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省革委会于 9月29日转发湘阴县东方红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医疗事业的经验。湘阴县革委在二次全会上作出《认真组织学习东方红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医疗卫生的经验的决定》，号召全县学习东方红公社，由贫下中农管理医疗卫生事业。地革委会在东方红公社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广东方红公社经验。1968年1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湖北、广东两省在农村大队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后， 12月26日，地革委印发汨罗县智丰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全区各县随即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制度，培训生产大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资金由社员个人和大队共同筹集，医疗保健费一般每人每年交人民币1.5元。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药，提倡“三土”（即土医、土法、土药）、“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1970年，省卫生厅要求当年5月底实现合作医疗“一片红”，全区200个公社有154个实现合作医疗，2782个生产大队有2652个实现合作医疗。1974年，有2764个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占总数的96%，有赤脚医生5710人，另有生产队卫生员27320人，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看病吃药的困难，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10月，岳阳地区在湘阴县召开全区合作医疗现场会，至年底，境内207个公社全部实现合作医疗。
1976 年4月，省革委会颁发《湖南省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重申合作医疗是社员群众实行互助合作的卫生福利事业，对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并对合作医疗中一些政策性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是年，全区实现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2892个，占大队总数的99.18%，其中，岳阳、临湘、华容县为100%，全区共有赤脚医生7353人，卫生员达2.86万人，农村接生员4100多人。1977年，全区赤脚医生发展到1.03万人，其中女赤脚医生4586人，是实行合作医疗期间赤脚医生最多的年份。
随着合作医疗的发展，基本上做到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站，生产队有卫生室。同时，为落实好“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卫生工作队下乡，与基层卫生人员一道防病治病。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工作成绩显著，中草药治疗工作有很大发展，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开展“两管五改”，查螺灭螺，促进血防工作。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起，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起了积极作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是，在“实现合作医疗一片红”的过激口号下，一些地方不顾经济条件和群众觉悟水平，不从实际出发，一哄而起，片面强调合作医疗规模越大越好，医疗免费比例越高越好等不切实际的要求，加上管理不善，损害了群众办合作医疗的积极性。1980年后，办合作医疗的大队出现春办秋停的局面，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的开展，办合作医疗的大队逐渐减少，不少合作医疗站有名无实。1981年后，农村合作医疗逐渐解体。

第四节整党建党

一、学习贯彻“五十字”建党方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领导干部遭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7年，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两个文件，部署开展整党。
1968 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联合社论中，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五十字”建党方针，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学习几十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
1968 年4月，省革委会召开全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部署全省整党建党工作，强调“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最新指示为纲，把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适时地摆在中心位置上来”，“要在阶级斗争中整党，在整党中抓阶级斗争”。并印发《会议纪要》，要求各级革委会迅速贯彻执行。5月，地、县革委会召开整党工作会议，成立整党建党工作领导小组和整党建党办公室，开始进行整党试点工作。10月，省革委会第二次整党建党工作会议后，地、县革委会组织干部深入整党工作试点区、社、机关、学校，紧密结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进行党的组织整顿。
整党工作开始后，各地组织宣传队深入公社、大队、生产队宣传“五十字”建党方针，张贴和散发宣传单，使“五十字”建党方针家喻户晓。整党中，按照毛泽东的 “五十字”建党方针，首先进行大学习、大批判。县、区、社、大队普遍举办整党建党学习班，组织广大党员学习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方针和“吐故纳新”等最新指示及中央有关文件，了解整党的指导思想、内容和方法。同时，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坚持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狠批 “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黑修养”、“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驯服工具论”、“公私融化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路线斗争教育。由于整党学习班遍及城乡，批判会深入到每个角落，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方针深入人心。
二、分批整顿基层党组织
全区6个县原有党的基层支部4154个，其中农村支部3236个，有党员68710人，其中农村党员59156人。1968年4月，省革委会第一次整党建党工作会议后，地、县、厂矿、农场革委会组织干部和宣传队员71人深入基层，共办15个试点单位（农村7个，机关厂矿8个），其中，地革委会由党的核心小组正、副组长挂帅，在农村、机关、工厂办4个点，摸索总结整党的作法和经验。在第一、二批整党建党工作铺开后， 6个县先后由55名县革委、县委常委带队办33个点，用典型引路的办法，指导面上开展整党工作。
整党建党工作铺开后，地、县根据中央提出的整党建党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按照省革委会提出的整党建党工作的部署，大体分五步进行：开展大学习大批判；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党员队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进行组织处理和发展新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
在整党中，强调以具有特定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建的唯一宗旨，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每个党员在学习批判运动中，要用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所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黑六论”、“黑修养”；并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运用继续革命的理论“斗私批修”。在进行思想整顿中，按照毛泽东关于“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的指示，采取“以革命的方法”，实行开门整党。在组织领导上有的以非党的造反派为主，有的甚至让群众组织来领导整党，在党员进行“斗私批修”时，发动群众，特别强调要由造反派（农村由贫下中农）帮助批判和提意见。让造反派帮助党员进行批判以致斗争。
在进行思想整顿后，按照毛泽东关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的指示，在整党转入组织整顿和发展新党员阶段时，开始“吐故纳新”。一些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党员，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而被认作“阶级异己分子”的党员，一些被认为“死气沉沉，不起党员作用和毫无革命干劲，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的党员，在组织处理过程中，被开除、劝退出党、或被暂缓恢复组织生活。 “文化大革命”前夕发展的预备党员，整顿中认为不够转正条件的都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全地区整党结束后，清理开除党员164人。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使一部分党员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
在党组织生活恢复后，开始发展新党员。按当时的文件要求，虽然强调突出思想建党，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由各公社举办学习班进行训练。但在发展新党员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左”的思想影响，以及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在“纳新”新党员中，一些单位以派划线，强调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造反派”，特别是“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结果，降低了入党标准。在“纳新”中，把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甚至是打砸抢分子，发展为新党员，致使新党员发展数量大，但质量不高。1971年第一批整党发展新党员5616人，第二批整党结束时，全区发展新党员9274人。到1976年，全区党员共13.4万人，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全区增加党员6.73万人。
三、各级党组织恢复活动
1969年1月，为了加快斗批改步伐，推进整党建党工作，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岳阳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建立，随后，各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相继建立，取代前地、县委的领导职权，负责对地、县整党建党工作的领导。
在第一批整党建党的单位先后进入恢复党组织生活、发展新党员时，地、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即部署建立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核心。要求按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 “军干群”、“老中青”两个结合的原则，组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1970年7月，全区建立基层党支部4197个，占基层党支部总数的81.5％，其中农村大队党支部2665个，占大队党支部总数的94.2％；建立党委会256个，占应建的304个的84.2％。
1970 年8月，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有各县、农场和8个中央、省属厂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建立全省地方各级党委的意见》，确定各县、农场和公社、农林场、镇在1971年春节前分两批成立新党委；中央、省属厂矿在1971年4月前分三批建立新党委。会后，各县、农场、厂矿均成立5至7人的筹备委员会或筹备小组，负责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同时，地、县进行成立新党委的试点。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派6名干部到华容县办建立新县委的试点，在该县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时，各县、农场负责筹建工作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学习华容筹建新县委的经验。各县、农场均在公社、分场办了筹建党委的点，做到有计划、有步骤的建立各级党委会。为了指导厂矿企业恢复和建立党委，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在岳阳拖拉机修配厂办点，该厂成立新党委时，要求各厂矿派人参加并听取他们的经验。在基层筹建党委时，地区革委会还派出干部，分别到各县和地属以上厂矿考察新县委、厂矿党委成员候选人，并对主要领导成员进行考察、调整。1970年9月～1971年1月，各县分别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县委领导班子。全区6个县委领导机构都恢复和建立。同时，全区91%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67%的单位建立党支部，93%的公社、镇、农场、厂矿建立了新的党委会。
四、召开中共岳阳地区代表大会
经过整党建党，基层党组织逐步得到重建和恢复，党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依照新党章的规定和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于 1971年2月6日成立新地委筹备小组，抽调27名党员干部，组成4个组，进行各项工作的筹备。同时，举办地革委党员常委和旧地委委员学习班，统一思想，端正态度；对新地委候选人进行考察，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新地委委员多于旧地委委员，少于地革委委员的精神，经过广泛提名，反复酝酿和民主协商，提出新地委由50人组成的方案。 4月1日，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省委上报《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岳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新地委的请示报告》， 4月2日，经省委批准，同意召开中共岳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6日至 10日，中共岳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岳阳县城关镇召开，到会代表474人。代表认真学习毛泽东建党学说，学习九大的政治报告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听取、审议和通过宋裕宽代表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所作的题为《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继续革命，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按照新党章规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中共岳阳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会由40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 4月11日，召开中共岳阳地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宋裕宽、齐寿良、吕云、张月桂、赵凤祥、姚福瑞、宋文祥、王和荣、戚明德、刘泗元（女）为地委常委；宋裕宽任地委书记，齐寿良任地委副书记。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加强党委革命化建设，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的决议》。
至此，从地区到各县及基层党委均已恢复和重建，这对于稳定岳阳地区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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