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国：文革时期人民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及其演变（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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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人民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及其演变（上）

　　　　　　　　　　　　　　　　·陆伟国·

〔写作说明：１０９万字的拙著《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已进入出版最后阶段。该书突破了个人回忆录的框架，讲述了人民大学的文革过程，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理论分析。向出版单位交稿后，我在想还能为此做些什么？发现里面有些人物和事件，在书中不同地方先后多次出现，如果把它们拿出来单独整理成文，就这一人物和事件来说，会更系统更完整。对于读者会更清晰明了，对于作者会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前不久的“戚本禹与人民大学”、“陶铸与人民大学”以及本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现在作为征求意见稿推出，敬请各位朋友指正和补充，有关内容将会加进电子稿。下一个单篇将是“５·２２武斗纪实”。〕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全国各地前所未有地涌现出了数也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下，造反，夺权，相互争斗。笔者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也表现得非常典型。

一，概述

　　（一）群众组织的概念

　　在我国，群众作为一个个人身份，有它特殊的含义，就是指那些在党团组织、少先队、民主党派之外的人。这和另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是同一个意思。那么，由此延伸下来，群众组织就是指党组织和在党组织直接领导、掌握之下的团组织、少先队、民主党派之外的群众组合。通常情况下，有关部门对此是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和管控。擅自组织，是要被严肃查处、坚决打击的。

　　这儿讲的群众组织，是指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时期，为参与政治斗争而大批涌现的各种群众组合。之所以能被允许，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得到鼓励，是出于当时高层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文革”的矛头直指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各地各级一大批当权派。此时的党团组织当然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就需要有一大批不受当权派控制的群众组织，在第一线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冲锋陷阵。

　　１９６６年３月末，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尚未发起时，毛泽东在跟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几次谈话中，就说到：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要造反，要有队伍。在社会运动中，单个的普通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即使是领袖人物，如果没有一支队伍，那也是寸步难行。有了一支队伍，就能够发挥大得不止多少倍的能量。领袖人物的水平和能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表现在如何发起这个队伍，和如何发挥它的作用。

　　政治运动的需要，领袖人物的需要，１９６６年和其后的一段时间，群众组织也就应运而起。由于“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特殊性，“文革”中产生的群众组织当然也有它的特殊性。一开始就是脱离党组织和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中央文革”的号召和指挥，向着各级党政部门和他们的领导干部冲砸过去。

　　（二）群众组织的出现

　　“文革”中最早出现的群众组织，是高干子女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５、６月间，党内高层斗争的蛛丝马迹，首先为一些高干子女所察觉，觉得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在传统体制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们力图要抢在前面保住和扩大自己既有的特权地位，抢先冲击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冲击的对象。他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在这场大动荡中打头阵、抢头功、立大业。由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为武器，这样的红卫兵首先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出现。

　　一开始，这些学生群众组织，是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晚，清华大学附中的卜大华等几名高中学生，为对抗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在圆明园旧址，成立了一个“红卫兵小组”。一般认为，这一天就是红卫兵的诞生日。这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发展的第一阶段。

　　７月２８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红卫兵成立大会上，他们托江青把他们写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带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后，发现了其中的可用之处，立即给予高度肯定。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将其作为全会发布的文件之一。在信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对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红卫兵运动就此受到极大鼓舞，一下子就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地掀起来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北京各大中学校纷纷建立起了红卫兵，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到处都是。这时，他们的名称不一定都叫红卫兵，他们的成员也不限于高干子女，而是除了“黑五类”子女之外的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这些学生群众组织，不管叫什么名字，都可以看作是红卫兵。这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发展的第二阶段。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尤其是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革命之后，运动的冲击已经不限于文化教育界，而向整个社会扩展。于是群众组织也就不分行业不分地区向整个社会扩展。当然，他们的名称（除极少数外）已经不叫红卫兵，以示与学生群众组织的区别。这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发展的第三阶段。

　　（三）群众组织的形式和规模

　　群众组织的形式和规模，也是多种多样的。小到三五个人，叫什么战斗小组、战斗队。更多的是，为了在一个单位（一个学校）能够影响到全局，通常是组成全单位（全校）性的群众组织，它囊括了整个单位（全校）所有相同观点的人群。随着斗争的激化和扩大化，斗争的层次渐渐超出了学校和单位的范围。于是，群众组织又进一步扩大，出现了扩大为全行业和全地区的，乃至全市全省范围内相同（或相似）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体。比如，北京高校的“一司”（８月２７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二司”（９月５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三司”（９月６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等。规模大的，真的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

　　各种群众组织的内部组织结构，也很不一样。有的内部机构设置很完整，指挥效率高，动员能力强。有的则比较松散，甚至连个常设机构也没有，比如北京高校后来出现的“天派”和“地派”。

　　当然，即使在最需要大规模群众组织的时候，无产阶级司令部仍然是不允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防止其政党化，以免尾大不掉、成为争夺和分享权力的潜在对手。比如，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８日成立的以临时工、合同工为主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在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的旗号下，这些人工作最辛苦、待遇却最低，因而造反劲头比较大，尤其是直接针对了刘少奇，所以就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１２月２６日晚上，“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江青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

　　但是，这类人员在全国各地数量太多，造成“全红总”的发展势头出乎意料地快，在许多省市成立了分团，从上到下可以一呼百应。这就犯了忌讳，很快高层就反应过来了，马上就变脸。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接着２月１７日中央就发文取缔“全红总”，其头头方圆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２０年。这事跟人民大学也有小小的联系。３月２日上午，人大三红方面也举行了声讨反革命组织“全红总”大会。会上还批斗了我校的全红总第九挺进队负责人张淑贞。

　　（四）红卫兵的政治态度分类

　　分类有不同的标志，这儿是按政治态度分类。对红卫兵可以分为：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

　　一是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他们是执行层里高级官员的子女，比起普通民众最接近于领袖人物，最早得知领袖人物的某些想法。于是就急于跳出来表现自己，所表现的方式，也是专制体制下那种特有的极端行为，完全是一副典型的极左的做派。高干子女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虽然其性质也是个群众组织，但比起后来几乎全社会都参与的群众组织，不是一回事。可以说他们是极左派的群众组织。

　　然而，他们虽出自于高干家庭，知道的内情要多一些，但终究只是知道领袖的某些想法，而不是全部想法，尤其是更不知道、也不理解领袖深层次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他们高喊的造反并不是毛泽东所要的造反，他们也就不可能去完成毛泽东讲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任务。所以，当“文革”的矛头指向整个执行层，包括他们自己的爹妈时，他们傻眼了，不知所措了，甚至也知道要起而抗争了。不过也没有用了，那么快地就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堆。

　　二是保守派红卫兵。在那个体制下，执行层的下层和民众里，也有相对获益者、或自以为获益者，在“铁饭碗”里还有几粒可怜的米。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左倾做法的真实意图，只是想维持原有的秩序，在相对还有点了解的现有干部的管理下保持住那点可怜的利益，生怕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当然更多的是在响应号召，随革命大流。

　　这就是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以后大量出现的普通干部和民众子女的红卫兵。他们也喊着“文革”的口号，但没有那种激烈的行为。他们既不满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嚣张与傲慢，也反对改变现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反对后来出现的可能会动摇他们已有（哪怕是很低的）地位的造反行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保守”的（本文所讲的“保守”与“造反”，并没有褒贬之分）。保守派红卫兵，与作为“文革”标志性事物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相比，其特征要平淡得多。这是第二类红卫兵，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类红卫兵。

　　三是造反派红卫兵。要讲社会分类，还有一类，就是在群众里面那些被压抑的群众。他们是在这个体制下受压抑、受损害相对较多的群体。这个“被压抑”，还远不止是“黑五类”及其子女。在这个社会里，被压抑的人和被压抑的情况就多去了。当然，这个压抑也是相对的，更多的是在单位里，跟本单位领导的关系、看法不一，而且各人的感受和反应也不一样。还有是思想上的压抑，一些相对有头脑、爱思考的人，以及一些独立性、反抗性强一点的人等等。他们在社会风浪到来的时候，更加勇于表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对执行层（领导干部）的打击已从彭罗陆杨少数头面人物，向上直指刘邓，向下则开始了对各地各级执行层的全面扫荡。这时，极左势力既不能借助高干子女红卫兵，也不能借助保守的红卫兵。前者，他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庭，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没法再继续往前革命了。后者，则是革命的动力和劲头远远不够。因为，即使掀翻了走资派和造反成了功，对于他们而言，风险也是远比获益大。

　　第三类红卫兵，此时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在那个体制下相对受压抑者和他们的子女。他们受到过各级执行层的直接压制和打击，他们是红卫兵群体中真的造反者（此处无褒贬之意）。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成立的“三司”就是个典型代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应该说，是他们最能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此时，他们这批红卫兵的内在含义已经和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完全不同了。他们所高喊的“造反”，和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所高喊的“造反”，完全是两回事。前面对红卫兵的某些叙述已经不适用于他们。当时，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然而，却也是最倒霉、最被愚弄的一批人。

　　笔者不赞成另外一种分法：即把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放在保守派红卫兵里，又把“五·一六”分子单独列为一类极左派红卫兵。

　　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决不是“保守派”。说他们是“保守派”，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正是他们，最早扯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打砸抢烧杀抓，是他们先搞起来的；“文革”中的累累暴行就是从他们开始的（当然不是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这么搞）。只不过他们造反的对象是早已打翻在地、毫无还手能力的“牛鬼蛇神”。而毛泽东所要打倒的对象，包括了他们的爹和娘。这是他们这批红卫兵起来造反时绝对想不到的。由此，引起他们政治态度的急剧改变。但改变后的态度，也并不“保守”。不能因为保爹保娘，就把他们算作是“保守派”。

　　他们的那种高傲、狂妄、无知又无畏，那种政治优越感，与那些工农群众的子女、普通干部的子女相比，完全是两回事。后面那些后起的归于“保守派”的红卫兵，只是在响应号召、顺应潮流，在那种激荡的革命形势下，不免有点循规蹈矩了。面对“牛鬼蛇神”，在行为上，比“老红卫兵”保守。面对当权派，在思想上，比“造反派红卫兵”保守。说他们是“保守派”，还真的是名副其实。这三种类型，区别是很明显的。当然，保守派红卫兵，在进入１９６７年两派争斗阶段之后，对另一派也不那么“保守”了。

　　而“五·一六”分子这些，显然已经不属于红卫兵运动的范畴，更不能成其为一派。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８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组成“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加上其它院校的一些人，总共也不足百人，他们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当年９月，便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无论从成立时间、参与人数，还是社会影响，都不足以单独列为一类红卫兵，而且他们的活动内容也已经不是红卫兵运动的范畴。倒是极左势力借此由头，大造声势，把这一事件加以扩大化，大抓“五·一六”分子，一方面表明自己也是在批极左，另一方面趁机打击他们所不喜欢的人。

　　（五）群众组织的两派对立

　　群众组织的分类，类似于红卫兵。但它们就没有高干或他们的子女的问题了，基本上就是造反和保守那两类。而且很快就对立加剧，成为势不两立的对头。

　　到了１９６７年初，上海一月革命进行夺权之后，形势出现了变化。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出现了更大量的不计其数的各种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已不再限于学校和学生，更不限于红卫兵的形式，波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和乡村。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也有的是假夺权），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这可都是真的）。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一个单位一个地区里的群众组织几乎都围绕着权力斗争，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而这样的争斗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相互间拼死拼活地进行夺权、反夺权和再夺权。群众组织的性质、表现和作用，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种群众组织由原先对批斗“走资派”时的不同态度而划分为造反、保守两大类，此时已演变成了争夺本地、本单位实际控制权的对立两派。在“有权就有一切”的体制下，谁也不肯也不敢甘拜下风，只有拼死一搏、绝无退路。全国群众组织之间的两派斗争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

　　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两派由观点的对错之争，演变成了对政治权力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要打倒的不是具体的哪个当权派，而是对立面的整个那一派，观点的对错不过是要打倒对方的理由和借口。从一些地方两派的称谓，就能看得出来。夺到权的，成立了革委会，就说“革委会好得很”，那一派就叫“好派”；没夺到权的，说“好个屁”，就叫“P派”；要进一步“踢开革委会闹革命”，所以又有叫“踢派”（对方就将其贬称为“驴派”）。对立两派的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去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

　　这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文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都有害人者，两派都有受害者。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被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等等，而被相继抛弃。只不过被抛弃的数量和程度，在各派间有所差异。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更是可怜的。

　　说到底，同一单位、同一地区群众组织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争权夺利者的必要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即使是前期的“保皇派”，也是如此，都扯起了跟着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旗子，也会揪斗倾向于对立面的当权派，而且斗起来也毫不手软。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退让。

　　（六）群众组织的演变

　　由于“文革”的延续时间长，斗争的尖锐、激烈、复杂，这些群众组织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斗争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队伍和名称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是各不相同，可以大体归纳为这五种类型：

　　１，旗子还在，队伍变了。

　　群众组织的名称没变，但大部分成员已经不是原来的了。“人大红卫兵”就是这个类型。

　　２，队伍还在，旗子变了。

　　基本队伍还在，大部分成员还在，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组织的名称改变了。从“八一八红卫兵”到“新人大公社”，就是这个类型。当然，这个过程也是蛮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就变过来，还有一些中间环节。人民大学这两派组织的演变，下面要专门讲。

　　３，“红旗不倒”型

　　旗子和队伍都没变，一直坚持下来了。这种情况通常是成立比较晚，１９６６年底以后，形势已经比较明朗，考虑比较成熟，并能得到当地实权派明里暗里的支持。这些组织成立以后，尽管也有斗争和曲折，但各项操作的失误和弯路较少，基本上能把控当地的局势。可以说，这类组织基本上是些维护本地本单位当权派的“保守派”。他们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站住了脚跟，是“文革”中最终取得胜利的当地领导层的社会基础。

　　４，“彻底灭亡”型，旗子和队伍都没了。

　　大多数起来造当地当权派反的“造反派”，基本上都是这个结局。尽管在运动初期，出于冲击各地“走资派”的需要，有一大批红卫兵和稍后起来的造反派在前面不畏艰难、冲锋陷阵。但是在高层的刘邓司令部垮台以后，主政者对下面各地各级的当权派已无心也无力去管那么多了，况且下面这些当权派对他也构不成威胁，也就听任地方实力派在“文革”中期以后对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进行无情镇压。

　　５，“分崩离析”型。

　　旗子在，但旗子下面的队伍分裂了，出来了好几面别的旗子，甚至原先的旗子也变了。“文革”中的两派斗争，不只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也有不少在造反派的旗子下，因为理念和利益的不同，也分裂成了两派，甚至好几派。还有的情况是，原先对立两派中的一派在垮台、崩溃之后，站住脚的那另一派，因为各色人员的涌入，它的内部反而复杂化了，思想观念不一致了，追求的利益不一致了。于是，在表面庞大的队伍里又出现了新的山头，最终又分裂了出去。甚至是有的保守派的成员，在自己的组织站不住脚以后，来到了造反派，在镀了银之后又另打了面旗子出去了。

　　（七）群众组织的消亡

　　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消亡，就不像它们存在的时候那么张扬。除了少数遭受打击，被取缔、被明令解散的，如前面提到的“全红总”、“五一六兵团”、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典型代表“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等之外，大多数是以“大联合”的方式加以解散。

　　这种所谓“大联合”，说穿了，也就是对“文革”中盛极一时的各类群众组织没有宣布解散的解散。各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都已建立，旧有的行政体系已被摧毁，被极左势力用来当作夺权工具的各种群众组织，不管它革命不革命，当然都不再需要，都当成破鞋一样被毫不留情地扔掉。

　　说是“大联合”，其实称不上是“联合”。它并不是真的把两派联合到一起，再重新组织起来，出现一个新的东西。而是把两派都弄没有了，取消了，机构、人员、名称、设施等等等等都没了，都是赤条条地来去。打个比方，就像把两堆雪人消融了，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地面。反正它们不存在了，打不起来了，就行了。这就算是“联合”了。当然在这之后，对不同派别成员的安排和处理，掌权一派和被压制一派，那是明显的不一样。

　　这些群众组织的消失，通常是没有书面文告的，更没有什么仪式，连个具体日期也没有。要认真说起来，这些群众组织的存在，包括他们的出现，包括它们的消亡，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都是一些非法组织。哪怕连那些高干子女红卫兵，也是这样。

二，关于“人大红卫兵”

　　人民大学校内，从文革一开始，就在对校党委书记郭影秋是反还是保的问题上分为两派群众组织。反郭派是“人大红卫兵”，保郭派是“八一八红卫兵”。之后两派的组织形式，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下面分别讲一下。

　　（一）“人大红卫兵”的出现

　　随着中学红卫兵的出现，高校红卫兵也就跟着出现。在北京的高校中，第一个学生群众组织是８月１日成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八一战斗团”。第一个名字就叫“红卫兵”的，是８月３日成立的北京水电学院红卫兵，这也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红卫兵。

　　“人民大学红卫兵”应该是全国第二个全校性的高校红卫兵。开始是计统系、语文系参加校体育队的几个高干子弟通过朱新加同学找到了才从西山龙泉寺半工半读回校不久、在他们里面有点影响力的朱佳木同学，商量人民大学也应当成立红卫兵。经过几天的商议，渐渐达成了一致意见，人员也有所扩大。由于工作组还在，学校由筹委会领导着，不允许成立自发组织，便相约于８月８日跑到校外，在中山公园音乐台（也叫音乐堂，现在已改建为音乐厅）聚会，在那儿讨论并通过了章程，成立了“人大红卫兵”（全称叫：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参加的主要成员有：朱佳木、朱新加、刘平凡、傅民族、顾小鸥、郭平英、李江宏、程幸联、李纪周、郑理力、庞戍、乌兰琪琪格、高轩等十几个高干子女，也有几位不是高干子女的同学，如：陈贤忠、侯成亚等。会上商定，由朱佳木（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朱理治之子）任大队长，刘平凡（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之女）任政委。傅民族还当场给大家发了红卫兵袖章。

　　与大多数高校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保党委、保工作组不同的是，“人大红卫兵”还真的一开始就是造反派红卫兵，认为“郭影秋是走资派”，要“打倒郭影秋”。８月１１日夜，“人大红卫兵”就贴出“严正声明”，表态批判郭影秋。８月１７日，他们就已经派出三位同学刘平凡、陈贤忠、金士宝去南京调查郭影秋在南大工作时的情况。因为有刘平凡的关系，到南京的当天，就受到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亲自接见。但是，调查材料没找到什么。召开的调查会上，南大师生几乎都是在说郭影秋的好话。

　　不久后，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人大红卫兵”也是最早上城楼的叫作红卫兵的高校群众组织。

　　（二）“人大红卫兵”的第一次演变

　　“人大红卫兵”的演变，在它刚成立一个月就开始了。

　　最早出现的“人大红卫兵”基本上是高干子女红卫兵。开始时，他爹是个处长都不让参加（也有个别不是高干子女的）。按现在的说法，那时要当个红卫兵也得“拼爹”。这样一来，由于人数太少，在学校里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和生命力，完全不能适应激烈动荡的斗争形势，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子。不多久，八月末，“中央文革”又要求高干子女退出红卫兵领导岗位，其原因：一是用不上他们，二是一定意义上是在保护他们，缺德的事、危险的事让别人去干，让他们留到事后去摘桃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人大红卫兵”中原先的成员已经很少活动，实际上就剩了一、二个人。

　　８月１２日，同样是持反对郭影秋观点的另一部分思想比较活跃、更愿意跟上“革命大潮”的普通家庭的学生，以曾国乱、孔宪龙两位同学为召集人，在新教学大楼进行了一次聚会。之后，他们就以“八一二串联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他们也很想能有个红卫兵的名义。没几天，得知“人大红卫兵”已经不活动了，就想借用这个名字。曾国乱还特地跑去问了“人大红卫兵”，人家说：不要了，人都走了。

　　于是“八一二串联会”于９月６日在新教学楼二楼聚会，把已经名存实无的“人大红卫兵”接了过来，将自己改名为“人大红卫兵”。会上，组成了“人大红卫兵”新的领导班子，推举曾国乱同学为大队长（曾后来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孔宪龙为政委。两个月后，改由董庆东担任大队长。“八一二串联会”的成员们也都变成了“人大红卫兵”。

　　这时，“人大红卫兵”的主体就完全变了。这个“人大红卫兵”与原先高干子女的那个“人大红卫兵”，除了借用了这个名称，在组织上、人员上几乎没有什么其它关系。一个新的“人大红卫兵”就此出现。这一步，在当时并不起眼，几乎是无声无息，其实这对人民大学两派组织其后的演变和发展，对全校“文革”格局的变化，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这时，对于变化之后的“人大红卫兵”，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某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已不明显，而开始带有造反派红卫兵的某些特征，有比较多的革命激情，更积极地响应领袖号召，把形势推向前去。当然，他们和本来意义上的造反派红卫兵也不完全一样。他们不像蒯大富那些因为受过工作组的压制才揭竿而起，更不是“黑五类”及其子女那种被逼得退无可退。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冲锋陷阵的劲头看上去不是那么足。只是相对于“八一八”来说，在人大校园里，算是“造反派”。

　　他们从早期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的蜕化演变过程，比较特殊，也比较顺利。这或许是和他们的父母大多数不在学校当地有一定关系，有的是受到冲击的时间比较晚，冲击走资派对他们的心理影响不是很直接，比起爹妈就在眼前被挨斗的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更容易接过造走资派反的旗帜。清华、北大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也就因为他们的爹妈很快就在眼前被批斗而没能转化过来，别人也没法去接，很快就消失了。

　　“人大红卫兵”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转化得过来，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开始它就是持反对校领导的观点，批判郭影秋的。而绝大多数高校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是保工作组、保党委的。也就是从一开始，“人大红卫兵”就既是高干子女红卫兵，同时又是个造反派红卫兵，这种情况也是很特殊、很少有的。细想起来，这恐怕又和是人民大学、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有关。相对来说，人大的学生，不但是文科生，更多的是学习政治理论，思想比较成熟，行为比较理性，既能响应领袖号召，起来闹革命，又能把握住分寸，使这种转化能够完成。而且转化成造反派红卫兵之后，也并没有像通常人们印象中的“造反派”那样急躁和偏执，而始终是比较理性。

　　（三）“人大三红”的第一个含义

　　除了人大红卫兵，校内还有相同观点的其他一些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比如：９月１７日成立的以教职工为主体的“人大红卫队”，其主要成员以研究所、函授部为主，有安维华、鲁从明、薛汉伟、刘宝玉等人。还有９月２３日成立的以学生中的转业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红卫军”（也是反郭观点），以法律系的同学为主，负责人是法律系的杨鸿宾同学。

　　于是，他们就把人大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三者放在一起，叫“人大三红”，这是“人大三红”的第一个含义。想法是挺好，但由于“红卫军”是退伍转业军人的群体，虽然它发挥的能量要比它的人数大，但毕竟人数有限、成立时间短、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外，影响相对就比较小。所以连带“人大三红”这个叫法也没有叫响，没人注意到。真的叫响“人大三红”还是后来的事，内涵也不一样了。

　　（四）“人大三红”的第二个含义

　　“人大三红”出现的第二个含义，是它真正的含义，也是它后来一直沿用的名称。它之所以出现，是源于“东方红公社”的成立。

　　“人大红卫兵”这一方的势力在不断扩大。１２月２６日下午，人大红卫兵、红卫队又发起成立“东方红公社”。“东方红公社”是把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虽然是相同观点而没能参加进“人大红卫兵”、“红卫队”的人都聚拢进来（有的是因为出身地位的原因，有的是观点还不完全一致，有的是态度还不是那么积极）。它作为两者的外围组织，容纳的范围更大，按那时的说法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约两千多人。这样在人数上，两派也就大体相当。“东方红公社”的出现，意味着“人大三红”的最终形成，使得这一派组织的力量更强、气势更壮，在实力上往前推进了一步。

　　为避免机构臃肿、叠床架屋，“东方红公社”没有实体，不设单独机构。“人大红卫兵”总部直接把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这三个组织统一组合为“人大三红”。原先的两个组织也不再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机构，除了“红卫队”有时候还需要用自己的名义单独出面。“人大红卫兵”总部也改称为“人大三红”总部。它的召集人为孔宪龙同学（经济系学生会主席）、刘庆库（刘梦溪）同学和安维华老师。它没有明确的成立日期，

　　新的这种组织方式，切合当时的实际，反映了实际的政治力量，能更好地发挥整体的作用，因而得到了所有成员和社会上的认可，后来就一直以“人大三红”作为这一派群众组织的称呼。“人大红卫兵”的名称也就很少叫了，也没说取消。当然作为高校的一个老红卫兵组织，它的名称能延续到那个时候，也是很少的。　　　

　　“人大三红”的内部组织机构，和其它一些稍大一些的群众组织设置的差不多，具体的名称叫法有不一样。比如，对负责人，有的组织谦虚一点叫“勤务员”，有的张扬一点，就叫“司令”。“三红”一开始是叫核心组组长、副组长，后来也就不提核心组的说法了。下面的职能机构设有：组织组；作战组，为了含蓄一点，后来也常叫“斗批改办公室”；宣传组；对外联络组，后来因为和部队打交道比较多，又叫“拥军办”；资料组（资料室），他们的事儿比较多，不只是保管资料，而是常常整理、编写一些专门材料，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保卫组；财务组，开始没注意这问题，两派彻底分开后，需要有独立的资金往来，设了这个组；广播站；“人大三红报”编辑部。还有一个起咨询、参谋作用的小组，有一二十个干部、老师，人员也不固定，在一起碰个头，提个建议、参考意见什么，开始叫“顾问组”，后来也就没有名字了。另外还有一些专案组，是针对要审查的具体的当权派、学术权威个人而设置的，时间有长有短，人员有多有少，这些就不能算在职能机构里了。

　　群众组织的这些机构设置，是非常松散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随时增减变化。它们的小组负责人和成员，变化得更是频繁。不但没有正规的任免，往往还不公开宣布。都是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和所谓的“斗争需要”，在不断地调整。

　　（五）“人大三红”的内部夺权

　　按说到后来，“八一八”面临瓦解，“三红”方面本来应该是形势一片大好。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遂人意。“三红”里面也有些人思想比较激进，在这关键时候没有把握好，走得过了。这一步，就是从夺权到反康生。

　　起因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５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刮起了“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全国范围的夺权浪潮由此掀起。在此影响下，“人大三红”少数人没有想好就开始行动，也一个劲地想着要夺权、夺权。他们这几个人，造反的劲头更大，虽然身在也算是造反派的“三红”里面，可还是觉得革命的劲头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们要去夺校党委的权、夺校领导的权，而“三红”的头头不赞成，说校党委早已经瘫痪了，再去夺什么权，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在一次总部办公室的会议上，相互间还发生了激烈争论，不欢而散。

　　结果，这几个人就果断采取行动。１月１４日，成立“夺权委员会”，强行夺取了总部的决策指挥权，法律系的张宜仁成了“三红”的负责人。第二天，又对学校进行初步夺权，象征性地收走了一些党政办公室的印章。所以说它是初步的夺权，是因为它夺到的权很有限。学校已经分成了两派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你有了印章，也管不了对方，抢不抢过来也差不多。

　　事情还不止于此。接着，他们又跨出了第三步，反起了康生。

　　１９６７年初，陶铸的倒台，使有些人有了更多的联想。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那还有谁也能打倒呢？那样的话，不就能立下一大功了么？那个看起来就阴险狡诈的康生，很有可能不是个东西哎。反对康生的声音，或强或弱，或多或少，倒是一直没停过。“人大三红”里，有人觉得自己这派力量有壮大，对面“八一八”似乎有点奄奄一息，于是胆子壮起来了，往前跨了一大步，瞄上康生了。可是，“三红”原先的几个头头，比较理性一点，好像没有那个意思。那几个比较激进的人，沉不住气了，所以夺了总部的权，很大原因也是为了走这一步。

　　１月２０日晚上，法律系的胡建林等同学贴出了大字报《康生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其他同学也有加以跟进和支持。１月２１日，刚刚夺权产生的新的“人大三红”总部，很看重这几张大字报，认为这是表明他们一上来就是高昂的革命姿态的大好机会，于是立即发表文告，“坚决支持揭发康生错误的革命行动”。

　　不料，这触碰了极左势力的底线。他们反康生的几个人不知道康生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位置。在中共高层，康生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要求作自我检查的人。“三红”那几个人的贸然而行，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央文革”当天就严词谴责“三红”，事情严重了。

　　１月２２日，“人大三红”总部紧急商量，赶紧撤销张宜仁等几个有关人员的职务，把权又夺了回来，改为由“中队长联席会议”临时负责“三红”事宜。重新调整的“人大三红”总部，对“三红”中有人参与反对康生一事，立即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同时又说明昨天那个支持揭发康生的文告，未经总部的讨论通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临时工”写的，还真的是“临时工”写的哎。

　　１月２６日下午，“人大三红”总部重新成立核心组，又召回原来的负责人，只是由召集人正式地称为组长、副组长。孔宪龙为组长，刘庆库、安维华为副组长。“人大三红”也就此稳定了下来，一直到１９６８年８月军工宣队进校，最后结束。

（未完待续）




文革时期人民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及其演变（下）

　　　　　　　　　　　　　　　　·陆伟国·

（上接zk２２０２a）

三，“八一八红卫兵”及其后续

　　（一）“东升联络组”

　　人民大学另一派持保郭观点的全校性群众组织，就是“八一八红卫兵”。在“八一八”之前，先有个“东升联络组”。它成立得很早，８月６日就有了。开始的成员比较杂，学生、教师、职工都有。他们推举造纸厂老职工、据说是参加过长征、还给朱德牵过马的李文华担任组长，而实际负责人是国际政治系四年级的朱忠仁同学。这应该是非常早的在学生之外成立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全国好像还没有找到有比这更早的。他们强烈地拥护郭影秋，用那时的话来说，是个典型的“铁杆保皇派”。

　　东升联络组开始的发起人是计统系戴万春同学。在８月２日就郭影秋问题的第一次大辩论后，他就找了东风楼几个系和国政系的一些同学串联，成立了一个联络组。开始还没有取名叫东升。８月６日成立后，它的实际负责人是朱仲仁。他们在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坚决保卫革命左派郭影秋”的口号。而且还实际承担了保护郭影秋的一些具体工作。对于反对郭影秋的人，他们当然就认为是反动黑线，想要夺左派的权，情绪上是非常对立的。东升联络组跟吴玉章老校长的联系也很密切，经常去吴老那儿。还通过吴老向上递送材料，也常把吴老的一些看法带回来。

　　由于不久之后，十月份就批判资反路线，保守派包括保郭影秋都吃不开了。所以＂八一八”的一些人，又来撇清和东升联络组的关系。说是，他们和东升联络组不是一帮人，没有任何的联系。应该说，＂八一八”的发起人，确实不是东升联络组的。但是，从“八一八”的筹备开始，东升联络组的大多数人都参与进去了，而且有的还担任了＂八一八”的负责工作。在＂八一八＂的很多机构里，有很多东升联络组的人。更主要的是，他们两者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现在也不需要回避这些。

　　“八一八＂之所以能够顶替东升联络组，是因为“八一八＂在学生里、在教工里联系面更广，声势更大，所举的红卫兵的旗子更鲜亮。所以，保郭的同学很快就都聚集到“八一八＂里面。联络组的名称显得小了，装不下了。“八一八＂的人数要比联络组大几十倍呢。

　　东升联络组没有明确地宣布过加以解散，而是在十月份以后，不再以它的名义活动了。

　　（二）“八一八”红卫兵的出现

　　在“八一八”成立之前，因为已经有了“人大红卫兵”，要是能参加进去，也就省事了。张锡林、沈大德两位同学特地两次去找了刘平凡。结果，“人大红卫兵”方面还不要这些保郭的同学，说是观点不一致，不要。这边的人一想，求他们干嘛呀，他们能成立，咱怎么就不能成立呢？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马上声势大振。大家想要参加红卫兵的愿望就更迫切了。于是，一些脑子快、动作也快的同学，马上就运作起来。８月１９日上午，国际政治系四年级的张联瑜、刘启用、许寿明、张锡林、张金福等同学分头到各系串联。十点钟左右，在系办公室召开各系联席会议，商量成立红卫兵事宜。下午三点，继续开会，决定新成立的红卫兵叫：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后来又先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８月２０日中午，“八一八”红卫兵发表“成立宣言”和“组织条例”。下午三点，召开成立大会。张联瑜任政委，石永健任团长。但张联瑜的政委只干了不到十天就推辞了。他跟“八一八”的实权人物国政系第四支部书记李金海说：“老李，不行，政委我不能干了。为什么呢？这个运动对着老干部来的，我本身就是干部子弟，我有天然的感情，你说我能批判谁？”这样，李金海找了贫下中农出身的张锡林，由他接任政委一职。负责人中，还有赵桂林等人。但张联瑜自己在电子刊物《记忆》第２９６期发文回忆说，“八一八”红卫兵是在８月１８日当天成立，是不对的。

　　会后，吴玉章校长的秘书王宗伯很快过来了解情况。接着王宗伯就带了“八一八”的几个负责人去了吴玉章的家。吴老听了几个人的介绍之后，表示非常支持，并欣然担任了“八一八”的名誉团长。之前，吴老也提到过要保护郭影秋，要成立红卫兵组织。

　　“八一八”成立后，“东升联络组”里的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红卫兵。而里面的教工则在９月１８日成立了“赤卫队”，负责人有：李文华、唐立春、刘洪斌等人。唐是国际政治系留学生班班主任。

　　（三）“八一八”的瓦解

　　１，“八一八”面临压力

　　“八一八”成立后，很快就面临生存压力。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明确支持造反派。北京的各造反派组织立即闻风而动。１０月６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在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以示响应。

　　而在校内，作为相对保守的“八一八”则明显感受到压力。“人大红卫兵”则心领神会，对“八一八”的逼迫更是来劲了，由此开始了步步紧逼的动作。１０月６日，“红色野战兵团”贴出大字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筹委会和‘八一八’开炮”。此后，校广播站从早到晚、连篇累牍地广播此类攻击“八一八”的稿子。

　　这种情况下，“八一八”只能被动应战。一方面撇清和“东升联络组”的关系，另一方面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但在本质上总体上是革命的，是跟随毛主席前进的。“我们也是红五类”，“我们也是革命派”，“人大红卫兵想要全面否定八一八是不对的，大方向就错了，是另一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人大红卫兵”这边，则毫不客气地对“八一八”直接动手。１０月２０日，“人大红卫兵”方面召开了向“八一八＂团部宣战的大会。那是表明跟对方彻底的撕破脸了，双方不留任何的余地了。

　　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工作中，有一项是清理工作组留下的材料，比如被整的一些起来反工作组人员的材料。这项工作既能进一步激起造反派的斗志，消除想要造反的中间群众的顾虑，也使一些当权派、保守派更陷于被动。１１月１９、２０日，在市委主持下，由原工作组、筹委会、人大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校党委政治部等十个单位举行联席会议，商讨这一问题。“人大红卫兵”要求筹委会、“八一八”交出材料，双方未能谈妥。次日，继续商谈，仍未达成协议。而“八一八”将这些材料转移到了高压配电室、自来水塔、保育院（幼儿园）等别人不敢去也不能去的地方。

　　“人大红卫兵”也有点“造反派”的勇气，敢于往前冲。１１月２５日，有计划地冲击了“八一八”转移藏匿材料的上述地点。在高压配电室那儿，对方的守护人员不肯交出。这边的人就撬锁，砸坏了五把锁，查出有关材料五个箱子又一柜子。在保育院，“人大红卫兵”的几个人员还挨了对方的打。这大概是双方最早的肢体冲突。

　　⒉“八一八”的内部造反

　　中央号召革命造反的态度，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各级当权派，对“八一八”的一些人也是有触动的，开始反思“八一八”的观点，甚至要脱离“八一八”的组织。１０月７日，“八一八”的王胜光、周军等同学成立“反到底战斗小组”，这是第一个造“八一八”团部反的群体。１０月１６日，“八一八红卫兵”的几十名成员成立“八一八红色造反连”。后来，参与造八一八团部反的就越来越多，有：八一八造反兵团、遵义战斗兵团、镇恶浪战斗兵团、平型关战斗兵团、赤卫队红星战斗组、五星战斗组等等，还有八一八红色少年大队。到１２月１３日，这样的大小群体，笔者掌握的资料里有二十多个。

　　１２月５日晚，新成立的“八一八红卫兵造反联络站”召开誓师大会，“人大红卫兵”也前来支持。这就不只是个别人员、个别战斗队离开“八一八”，而是＂八一八”作为一个队伍的分裂。这是一派群众组织内部首次出现影响到整体的公开分裂。

　　１２月１５日晚８点，“八一八”红色暴动委员会又来了个红色“暴动”，接管了“八一八”团部和它的广播站、《红卫兵报》、展览馆等。在接管展览馆时，有“红卫队”成员连带一些妇女儿童前来阻挠，但最终还是接管成功了。１２月１９日上午，由“人大红卫兵”、“八一八造反兵团”等发起，在新饭厅举行人民大学“革命造反联合会”成立大会，有两千余人参加。这些内部裂变，对“八一八＂的消亡是起了作用的，但“八一八＂的块头毕竟在那儿，还没有造成致命的影响。“八一八＂的最后消亡，还是它的自我蜕变。

　　⒊“东方红联络站”

　　之后，从“八一八”这边，包括以后的“新人大”，先后有一些人跳到了对立面。相对来说，从“人大红卫兵”那面跳到“八一八”、“新人大”这面的很少。后来，声明造“八一八”团部反的人，越来越多。这里面就要具体分析。有的，是真的认为“八一八”是保守派，自己要顺应革命潮流，要改换门庭了。有的是基本观点没有变，只是认为“八一八”团部没搞好，先出来再说吧。相当多的则是出于无奈，知道“八一八”这面旗子维持不下去了，只好表面上说脱离，内心里依然如故。有的虽然也打出新的旗号，嘴上说是造“八一八”的反，其实还是那么回事，而对“人大红卫兵”则是恨得透顶。后几种人，在有人重新竖起“新人大”的旗子以后，他们也都进去了，还是原来的圈子。估计是担心真要是到了“三红”那边，还是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也不会有他们的位子。

　　于是，就出现了一大批假造反的群体。这些群体，在不久之后的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份凑起了一个“东方红联络站”。虽然看起来是另起炉灶，但它在成立宣言里就明确地说了：我们坚定地认为，“‘八一八’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在前段运动中做出了光辉的成绩，凡承认‘八一八’红卫兵大方向是正确者可加入本站。”明显的是“八一八”在换一种说法的延续。“赤卫队”则成立了类似的“井冈山公社”。无独有偶，它的宗旨也写明了要“承认‘八一八’、‘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才可加入到他们里面。

　　但“东方红联络站”的存在时间不长，大概是因为刚从垮塌的废墟里出来，相互间不适应，又缺少组织协调，很快就分崩离析，分化成包括赵桂林带队的“北京公社”在内的三十多个组织。那段时间里，这些纷纷扰扰的变化，真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到了１９６７年２月，这些继承“八一八”体系的组织又以“北京公社”为核心组成人民大学“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革联”）。“革联”的时间也很短，没留下多少书面记载。目前看到的就是，２月１４日以“革联”的名义，联络“北京公社”、“红旗”、“新人大革命造反团”、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者人民大学大队等召开“清算”陶铸的大会。之后，到了２月２２日，就改为以“革联”为主体的“新人大公社”了。

　　⒋“红旗战斗团”

　　还有比这更复杂的。进了造“八一八”反的“红色造反连”的人里，依然有一些坚持“八一八”观点的（即改变组织但不改变观点）。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红色造反连”宣布，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起，它们改名为“红旗战斗团”。１月９日，另外的那个＂革命造反兵团”也宣布加入“红旗战斗团”。１月１７日，“红旗战斗团”对“八一八”也来了次“暴动”。

　　那段时间，有过好几次的“暴动”。到后来，都分不清哪个是真“暴动”，哪个是假“暴动”，到底是谁在暴谁的动。曾经一时人强马壮的“八一八”弄得好可怜哦。

　　“红旗战斗团”的事还没完。很快，“红旗战斗团”出现分裂，一部分出去加入了“三红”，剩下的坚持与“三红”对立，在两派之间又有点变回原来一边去了，就是上面讲的并不是真的要改变原先的观念只是换一种形式。甚至就是有些“八一八”的人提前打入进去，来个新瓶装旧酒。

　　在“八一八”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下，“红旗战斗团”反倒冲在了前面。在１月２０日这一天的凌晨，“红旗战斗团”去抄刚被康生点名的刘志坚的家，企图强迫刘志坚的女儿、“人大红卫兵”早期负责人之一的刘平凡回校检查。但结果却是，“人大三红”毫不迟疑地趁“红旗战斗团”后方空虚之机，在校内砸了它的团部。两次冲击了包括红旗战斗团服务站、《红色造反者》编辑部和资料室三个地方，砸烂门窗，抢走电话机以及很多材料和宣传资料。

　　“红旗战斗团”在“新人大”成立时，合并进去了。

　　⒌“十一红卫兵”

　　人民大学还有几个规模较小的红卫兵，有个在１０月１日成立的“十一红卫兵”。它当时的基本观点也是反郭的，算是个造反派，但又不想去投靠“人大红卫兵”，想自己扛一面旗子单独活动，宁当鸡首不当牛尾，有点自主性。因为自己觉得是个造反派，还去参加了“三司”。而且在政治上的反应也比较快。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批判资反路线一开始，就以“三司”的名义在人民大学开了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不料，一个多月后，因原有人数少，又离校出去串联了，反被“八一八”渗透进去的人所操控，但还保留着它原有的名称。“八一八”，包括以后的“新人大”，对这个“十一红卫兵”还是挺重视。因为人家可是参加“三司”的，是个造反派哦。

　　但这终究是人家的名字，到了１１月３０日，渗透进里面的人把人家“十一红卫兵”的名字改成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１２月２０日，又分裂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前者多数为原来的“十一红卫兵”成员，不久他们整体加入了“三红”。后者多数为原来的“八一八”成员，又一次实现了打进去，改变其实质成份的计谋。

　　在成立“新人大”时，他们也合并了进去。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称还仍然保留，而且在“新人大”印制的材料里，写的落款还一直把它和“新人大”并列。因为“十一红卫兵”可是“三司”的成员，那是造反派的标志哦，比“新人大”要硬哦，哪能轻易放弃。

　　“人大红卫兵”是参加“一司”的，刘平凡还是“一司”的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汪延群（汪东兴的女儿）。“八一八红卫兵”是参加“二司”的。“二司”的总指挥是人大新闻系的周太安同学（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中将之子）。他退出“二司”比较早，与“八一八”和校内的联系也很少。（毕业后先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国家话剧院工作，任话剧院常务副院长，２０２０年４月在南京军区总院病逝，享年７６岁。）

　　同一个学校的红卫兵，三个“司令部”都参加了，也是不多的。但在里面都没起什么大的作用，这大概是人民大学学生的一个特点。后来变成了“天派”、“地派”，也是这样。

　　（四）“新人大公社”的出现

　　在批判资反路线、进一步冲击各级当权派的大背景下，在学校里的内外压力之下，趋向于保守的“八一八”也就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到１９６６年底，在多数成员出走或另打旗号之后，“八一八”这面旗子也就完成历史使命，偃旗息鼓，不再用了。至于最后一次用这旗号，具体是在哪一天，还不是很确定。

　　“八一八”解体后，它的一部分成员理解了毛泽东讲的革命造反的道理，站到了“人大三红”这一边。有的是直接参加了“三红”，有的是自己成立了“革命造反连”等，与自己的“八一八”或“新人大”唱起了对台戏。但更多的人，并不想根本转变自己的观点，可是“八一八”的旗号又不能再打下去。于是又先后以不同的方式和名称进行转换，有的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的叫“革命造反兵团”，有的叫“红旗战斗团”等等。力图甩掉“保守派”的帽子，在原有的立场上，以新的姿态出现。

　　到了１９６７年初，从湖北造反回来的赵桂林同学，以“北京公社”为主，经过了“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等中间环节，把这些力量渐渐地聚集了起来。２月２２日晚，召开“庆祝首都红代会胜利召开暨‘新人大公社’成立大会”，正式竖起了“新人大公社”的旗子，原“八一八”的力量（包括相同观点的教工群众组织“赤卫队”）基本上聚集其下。这时的“新人大”，自己也不屑于“保守派”的帽子，已经有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一些特征，比如也去造一部分不合自己口味的“走资派”的反。

　　“新人大”的负责人为赵桂林同学、张祖义同学和马畏安老师，有影响的还有林德中、胡林畇、肖前等。

　　赵桂林是调干生，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１９级干部。他在武汉地区造湖北省委反的活动中，是比较出名的。以至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省长张体学在洪山礼堂召开大会，声泪俱下地控诉赵桂林。张体学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你要造我的反，造个卵子！”甚至还讲到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去当劳改农场的场长，可见厌恶之深。（请见：《东湖风云录》，徐海亮，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一年半之后，这位赵同学还有幸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五大造反领袖”时提到过。毛说：“你们的材料，我都看过，赵桂林怎么是反革命呢？”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贬斥。赵后来虽然没有被判刑，但最后结论里有句“今后不得重用”的话，所以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基层工作，连副科长也不能当。这在学生群众组织的头头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赵桂林于２０１４年故去，最后的工作单位是辽宁铁岭供销社。

四，对人大两派组织的简评

　　在这样一番变化下来之后，人民大学的“新人大”和“人大三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在人数上，力量上，基本对等。既然“三红”吞并不了“新人大”，那“新人大”为什么不能将“三红”取而代之呢？这又有“新人大”的问题。首先是“新人大”的先天不足，保郭影秋毕竟是保守派，在那时是拿不出手的。二是，尽管想跟“三红”对着干，另搞一套，但还是脱离不了左的一套。在有些问题上，甚至更左，比如，在孙泱的问题上。“新人大”在成立之后，没能拿出一个战略目标和规划，而把力气花在狠命打击自己不喜欢的人，拿不出一点半点可以说一下的成绩。而且，保守派装造反派，往往装不像。

　　更重要的原因是，王关戚、尤其是戚本禹过早的垮台，使“新人大”失去了一个支持。“新人大”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刚成立，戚就跑来表态支持，但没过几个月，当年９月，戚本禹就失势，年底就彻底垮台。“新人大”也再无力改变自己，失去了向前的势头。

　　而原先的“人大红卫兵”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声势有了增强，队伍有所扩大，并进一步扩展为“人大三红”。但在进入１９６７年之后，由于力量还是有限，对方的势力还是不可小觑，更由于“三红”有些成员生性耿直，对极左干将康生、谢富治、戚本禹这些，还有点不买账，还有所抵制、有所抗拒，有时甚至还想反一下。以至于戚本禹这些极左势力的人对“三红”很不满意，多次批评指责。在社会上，也是造反精神不够，总体表现不出彩，不“积极”。可以说，“三红”是个相对“保守”的造反派。“人大三红”也就不可能扩大战果，更不用说去吞并“新人大”，一统人民大学的天下。

　　一个是想“造反”的保守派，一个是“保守”的造反派。但并不因此而相互靠近，相反却离得更远。这两派，谁也不服对方，谁也动摇不了对方，更不用说去吞并对方。在极左势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情况下，只能是相互对抗、相互冲突，以至于失去控制，演变成血腥武斗。

　　最后由军工宣队进校接管，才得以收场。如果要对两派做个大体的评价，只能说两派都是错的。要是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各有各的错，有些方面这个错的多一些，另一些方面那个错的多一些。实际上，两派之间更多的是一些狭隘利益上的冲突，想要争夺本单位的实际控制权，而非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分歧。有时，则是在当时恶劣的政治条件下，双方都没有退路，只能死拼。讲政治观点，谁也不敢对左倾错误说半个不字。人民大学的两派，“新人大”和“人大三红”，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

　　在这之后，两派的斗争就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以及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两派对实际利益的争夺，基本上是零和游戏的格局。我争到了，你就没有了；你争到了，我就没有了。在那样一个体制之下，双方都没有让步的余地，所以就特别地尖锐、特别地激烈。两派从观点的对立、队伍的对立，最终发展到谁也想不到的地盘的割据、武装的对抗，甚至真的是刺刀见红的面对面相互拼杀，当场就刺死了四个同学。

　　所以说，文革中的两派群众组织，包括人民大学的两派，都不过是极左势力手中的工具，或者说连工具也算不上，就是个棋子，被利用而已。最终，两派都不过是在为别人去火中取栗，两派的头头也都没赚到好。

２０２２·２



转自 华夏文摘增刊 1305、13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