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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刚:一个年级的透视

发布者: boyaozhang | 发布时间: 2023-4-29 05:12| 查看数: 427|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一个年级的透视

作者:赵洪刚
编辑:丁邢
来源:丁东小群

编者按:去年冬天,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忆文集《我的大学我的班》印出后,经张世满介绍,我与杨洪波先生相识。杨洪波先生牵头编印了东北师大历史系78级纪念文集《我们》上下两卷。我们互相赠书,成为气味相投的好友。

我受命为《我的大学我的班》执笔序言,其中提到:“一班虽小,也可以斑见豹,涉及诸多意味深长的课题。诸如:本班同学的来源如何构成?多少来自城市?多少来自乡村?家庭出身对求学和人生发生过怎样的影响?几人做过工人?几人当过农民?几人当过农村干部?几人曾经从军?几人曾经插队?为何有教师经历者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各自原来是什么学历?报名备考期间,遇到过什么困难?怎样获取学习资料,怎样争取复习时间?同学的生肖怎样分布?何生肖最多,何生肖最少,属虎为何成为空白?同学的兄弟姐妹参加高考,有的同时中搒,有的先后录取,与家庭原因、环境因素的关联性如何?兄弟姐妹之间有何影响?同学的性别构成是何种状态?当时为何男女失衡?上学前后有怎样的婚恋状况?各自家庭经历了怎样的经济状况?支持读书靠什么经济来源?在校期间,有怎样的师生关系?哪些教师让同学受到难忘的教益?哪些教学活动让同学得到学术的启迪?在校期间有怎样的同学关系?同学之间如何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互相激励?当时有怎样的阅读生活,文艺活动,体育活动?同学的个性特征、专业爱好是怎样的状况?专业是不是符合同学的志愿?转换专业有无可能?在校期间伙食和营养状况如何?走读生入校时遇到了怎样的生活困难?何时得到改善?我们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遇到的哪些制度安排有待于改进和完善?同学们如何继续读书深造?毕业后分别从政、从教、从商、从文,有怎样的追求,怎样的建树?诸如此类,征文中记录的大量鲜活独特的细节,至少是丰富了已有的历史记载。我们的征文,不但为自己和家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和教育发展史研究,亦不失为独特史料。”当时提出这些设问,并未想到有人在学术上予以回应,能够着手,以新三届大学生某一个班级或年级为个案,做专题研究。没有想到是,杨洪波的老同学赵洪刚先生,十分重视我的设问,他以东北师大历史系78级为标本,进行一番认真分析,完成了一篇大作。拜读之后,让我好生感动。



赵洪刚先生和我是同龄人,退休前任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现将他的大作展示如下,请读者诸君分享。


一个年级的透视

——东北师大历史系78级分析

赵洪刚



       丁东先生建议对新三届大学生做课题研究,非常之好,确有必要深入分析。为此不揣浅陋,以东北师大(入学时名为吉林师大)历史七八级111人的资料为例,做一个大略的分析,虽不精确,或可窥豹一斑。

   全年级入学时录取115人,中途考取研究生1人,转其他专业3人,毕业实为111人。

        一、同学来源构成分析

        1.东北师大当年是在东北三省(当时内蒙的东三盟归辽吉黑管辖)招生,从地域划分看,来自城市(含京津沪知青)的81人,占73%;来自县镇及以下的30人,占27%。可见“城乡差别”的鸿沟在1949年之后没有根本性的转变,这与当时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密切关联。

        2.来自辽宁省的考生20人,占18%;来自黑龙江省的考生11人,占10%;其余是吉林省考生,占72%。由于扩招走读生,吉林省考生中,来自长春市的46人,超过吉林省考生的半数。没有招收辽宁省昭乌达盟和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的考生。招生名额主要投入到吉林省,这是当时学校归属吉林省管理使然。

        3.从家庭环境看,来自城镇干部家庭和军队干部家庭的30人,知识分子家庭的26人,工人及其他市民家庭的36人。剔除在乡镇生活的职工家庭,在乡村的纯农业户口者只有10余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的教育质量严重的不平衡,尤其是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考生,有着农村家庭不可比的优势。

        4.从个人经历看,入学前是工人身份的42人;时任学校教师的18人;从事其他岗位工作的31人。文革期间中专毕业者若干,复员军人5人(均没有回乡务农);现役军人3人。曾经当过下乡知青的累计70人。中学毕业不迁户口,回到乡村务农的称为回乡青年,加上一直在农村地区生活工作的合计17人。从众多个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尽管文革十年中断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继续学习的愿望,这期间没有完全放弃学习。

        5.从年龄看,出生于1940年代后期的老三届高中生毕业生22人,出生于1950年代初期的老三届初中生14人,1969年以后中学毕业或高中毕业的67人,其中1959年出生的多数是1977届毕业生,少数是1978年应届毕业生。出生于1960年代的是应届毕业生,计8人。

        全年级入学时平均年龄23.8岁,年龄结构呈橄榄形。年龄最长者生于1946年,最小者生于1961年,相差15年。中位年龄是1953年和1954年,1954年和1957年出生者最多,各有14人,加上1955年和1956年的16人,这四个年龄段合计44人,占全年级的40%。

        历史专业的学习,不同于理科,与其他文科如中文、外语也有差别,社会阅历更为重要,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直到毕业之时,整体还有相当的优势,而学习理科的老三届高中生整体状态已从入学开始的领军团队,退到中下游水平。

        6.男性84人,占75.7%;女性27人,占24.3%。报名学习历史与性别和思维方式有关,如今的师范院校,各专业女性占70%以上,已是常态,而在当年,历史专业的女性占比大概是各文科专业中最低的。

        分析学生来源构成,可以深入认识社会各阶层对恢复高考制度的反应。报名高考,出于个人和家庭对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预判。抛开应届毕业生,其他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想改变当时的生存环境,改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来自京津沪的知青,在东北生活了已近十年,仍然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心中多有莫名的苦闷。参加高考,把握机会,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是大家的共识。

       二、报名备考期间的对策

       1.对于报考专业的考量。

  多数人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历史专业,少部分人是第二、三志愿或调剂的专业。78级经历过1977年高考者19人,占比达17%。1977年落选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成绩不理想。多人在1977年考理科,1978年改考文科,毕竟数理化三科在短时间内复习,成绩不会有太大的改观,选择文科突击复习有较大的机会。考试科目与1977年相比,原来的理化、史地是两科一张考卷,1978年分开为两个独立科目,报考理科相当于增加了难度,而报考文科则是增加了录取的概率。二是政治原因,1977年不少人考试成绩颇佳,但却被政审刷了下来,有的被单位直接没收了录取通知书,不发给本人。1978年这种左的政策被制止,注重个人表现,不再论家庭出身。作为经历了政治波折的人,选择相对远离政治是非的历史专业,也是报考时的一种考量。

        2.如何获取复习资料。

   大家有各自的复习备考方式。应届毕业生遑而不论,其余的人总体来说是个人复习为主。复习考试的各科教材,在职中小学教师不是难题,其他人则或是从家庭亲属处获得,或是从朋友处获得,完全没有教材的现象几乎不存在。复习辅助资料的来源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参加高考辅导班的人为数不多。至于复习的深度如何掌握,主要依据是教育部统一颁发的复习大纲,依个人理解而定。

       3.如何争取复习时间。

   在职人员备考,最大的问题是平衡工作与复习的关系。大多数都是按部就班工作,不能请假备考。出于种种考量,有些人在单位并没有公开报名参加高考,只能在工余时间复习。有的人在单位获得支持同情,工作时间可以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复习,这种情况为数不多。笔者当时在街道企业上班,每天在单位干活,书本和复习材料根本不带到单位,算是“两手准备”,一旦不被录取,也好有个借口。直到7月初,正式向单位请了事假,开始居家复习,所受的损失是20天工资——26.4元,当时我每天工资合1.32元。

       三、上学之后的生活

        1.家庭支持无疑是巨大的动力。家庭中的兄弟姊妹有同时中榜的,也有先后录取的。同学F君,其兄就是我们东师历史77级学兄,这种关联性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

        2.上学前已婚者32人,占28.8%,比例高于历史77级。婚姻关系在毕业时均得以存续,没有解除婚约的情况。至于数年后发生变故,另当别论,这大概与所学专业有一定关系。

        3.当时凡工作年满5年以上者可以带工资上学,这部分同学计约40人,占36%。师范院校不带工资上学的学生,也由学校发给伙食费。住宿免费,不收学费,所以坚持学习经济上不是十分困难。生活困难的同学还可以评定补助,数额虽然不多,但也可使困难程度有所缓解。入学第二年,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同学每月发放2元的补贴。总体说,来自农村同学的困难大于来自城市的同学,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同学,生活最为艰苦,平时几乎得不到家庭任何经济支持,每月还要从伙食费中结余出购买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的款项。同学W君,每天早餐只舍得买2分钱的咸菜。

        师范院校可以保证粗粮的供应,不限量,能吃饱。伙食水平在长春市高等院校中位列前茅。学校的农场每年有粮食和肉蛋副食蔬菜予以补贴。入学时的伙食标准是每月15.5元,这是文革前大学的统一标准,中专是13.5元。1979年秋之后,调整到每月18元,直至毕业没有变动。但是物价在逐年增长,到1982年,这个标准明显感到吃紧了。

        四、在校期间的学习

       1.老师们对77级、78级抱有极大的期望,恨不得将平生所学倾囊而出。教师到寝室征求意见,在寝室组织小组讨论,任课教师每周到教室答疑解惑。林志纯先生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坚持自己刻写油印教材提要,每周发到同学手中;陈连庆先生对于每份作业都认真审阅,写下评语,指出不足;丁则民先生定期指导77、78级的美国史学习小组。这种场景如今很难再见。课堂教学之外,受益最大的是诸多学术讲座,不仅丰富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启迪了思维,拓宽了视野。

        2.在校期间,同学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互相激励的事情不胜枚举。东北师大历史78级基本以年级为活动单位,111人虽然分成两个班,但以班级为单位的活动并不多,以至于毕业后的聚会活动都是年级活动,没有搞过班级活动。学习小组从最初的9个调整为8个,每班4个,在校期间各组活动大家还有印象,还都能记得本组同学的名字。最有意思的是,有两位寝室相邻的同学闹了矛盾,互不说话,直到毕业前还在僵持,谁也不想先道歉丢面子,恰巧一日,一位端水盆从寝室出来,差点碰撞上另一位,于是两人相视一笑,啥话没说就和好如初,一时成为佳话。

        3.典型的学习生活方式是三点一线,即寝室——教室——食堂。当时的学校图书馆尚在修建之中,除了图书借阅之外,根本没有可供学生阅览读书的地方。公共大教室和宿舍是课后读书复习的主要场所。阶梯式的公共大教室可容纳200人左右,共有两个。文理各科的学生都可以去。宿舍是每间12人,上下铺,第二年才给配置了一个长条桌。

        4.文化活动主要是周末的电影,一般的电影尚可满足需求,热门的电影一票难求,有限的票源使得许多人只能采取“钓鱼”的方式在校礼堂门口碰碰运气,否则只有到市内的电影院观看。学生会成立了剧团,也排练多场节目,毕竟水平有限,观看者不多。1980年开始兴起跳交际舞,但历史系参加者寥寥,加上女性很少,热衷于此者只能到中文、外语两系参加舞会。

        5.体育活动影响力最大的是每年一度的体育运动大会,少数人是运动员,其他人只是拉拉队员和观众。有意思的是那年月的体育运动大会,暗中还要较劲比试各单位向大会提交的广播宣传稿件。经常性的篮球、排球和足球赛基本只在本系、本年级进行。智力运动开展得比较普遍,在寝室教室进行,是课余时间的娱乐休闲活动。象棋属于下里巴人,参与者众多。国际象棋则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寡。桥牌风靡一时,成为最时髦的桌上运动。全校性的围棋、象棋和桥牌比赛,78级在校时只举行过一次。前两年的早操和课间操是雷打不动的项目,后两年则不再组织,个人自愿参加。

        同学的个性与特征都得以保持,如长跑爱好者四年中风雨无阻,篮球爱好者每天午后16时必然出现篮球场上。在专业爱好方面也是以兴趣为主,喜爱书法、篆刻的都是常年坚持。年级举办过一次书法展,软笔硬笔各显神通,楷书草书,欧体、柳体甚至还有毛体,百花齐放。有一位上海知青,专攻甲骨文,几乎把业余精力都用于此。但有了回沪指标,便放弃考研回家。

        4.历史专业是大多数同学的第一选择,也有多人是被调剂到历史专业的。东北师大在转专业方面控制不是很严,有正当合理的要求,经过考试允许转专业。先后有两位同学转到中文系就读,一位同学转到外语系就读,还有一位提前考取了研究生。但是从外专业转到历史系学习的则没有。政治系78级还有一位经过考核跳级到77级,此人后来成为全军的第一位文科博士。走读生入校后的困难,主要是无法在学校坚持整天学习,因为中午没有休息的地方。家庭生活普遍不富裕,很多人想尽量节省,但却没有熥饭的设备,不能自带午饭。到了冬季,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需要起早赶到学校上课,相当不容易。那时的长春作息时间是早晨7:30上课,距离学校远的人,需要早6时多就从家里出发,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五、哪些制度安排有待于改进和完善?

   当时还没有实行学分制,有一些属于临时性的措施。如外语免修,那年高考外语还不计入总成绩,多数人需要从ABC开始学习英语,少数人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有的是中学英语教师,有的已经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译文,水平参差不齐。后来经同学要求,组织过一次水平考试,成绩超过80分者可以免修。但专业课尚无类似规定。

        同学们对于继续读书深造各有考量。约三分之一同学报考研究生,考取了18人,成为当时师大的一个亮点,其中录取到外校者6人。北大、复旦等名校均有。年龄最小的同学任东来,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美国史研究生,继而成为国内毕业的第一位美国史博士。之后陆陆续续考取硕士生、博士生者累计达37人,占年级的三分之一,另有4人考取了研究生班。一部分大龄已婚同学主要考虑的是已经30多岁,要赶快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没再继续攻读学位。

        毕业后无论是从政、从教,还是后来下海经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政者,当大官者没有,但也没有贪腐分子。下海经商者中成功者多人,失败者亦有之。几位从事实业者周折颇多,终获成功。从教者则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退休时教授29人,副教授20人,在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正高职称者4人,从事中等教育具有高级职称者20人。虽然数据说明不了更多的情况,但是可以看出各自在岗位上兢兢业业,都达到了相当的专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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