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双燕：燕南园旧事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14 07:07:03

燕南园旧事

汤双燕

读书文摘 2008年8期

南园

位于北京大学中心的燕南园，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燕南园不大，一共只有十几栋建筑，既有中西合璧的独家小院，也有二层的小洋楼。每户都有很大的院子，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应有尽有。不高的围墙使燕南园成为一座园中之园，一部分墙上还有铁丝网，多多少少让它带上了一点神秘色彩。两个公共出入口，一个朝西，在第二体育馆侧后，被我们称做大下坡；一个朝北，对着哲学楼，被称做小下坡。水泥小路连通着各家各户，小汽车勉强可以在上面行驶。在冯友兰先生家（五十七号）大门的北面有一小块空地，接人的小汽车通常都等在那里。当时北大一共也没有几辆小汽车，真正能开的好像只有三辆，每次来接我爷爷汤用彤的，都是一辆呆头呆脑的黑色吉斯。而我们认为最漂亮的，是那辆经常来接周培源先生的白色伏尔加，可惜我从来没坐过。

沿着大下坡走进燕南园，很快就会看到一对驮着石碑的乌龟，也不知道是不是古迹。只记得小时候常常会骑到石头乌龟的脖子上去。由于经常有人爬上爬下，乌龟的脖子被磨得光光溜溜的，爬上去，还真得有点儿冒险精神。

燕南园中央有一块小小的林间空地，被我们称为“小操场”。这里四周环绕着矮矮的松墙，里面有秋千，翘翘板，攀登架以及一个供儿童用的小小游泳池（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只有早先几年池中有水，后来一直是干的）。我常常和伙伴们一起在小操场里玩“攻城”，“打梭”，“木头人”，“大本营”，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玩摸瞎子……那时，和我年龄相近的孩子在燕南园里不是很多，最常在一起玩的有周培源先生的两个外孙，王力先生的小儿子，侯仁之先生的小儿子，王宪均先生的小儿子，冯定先生的小儿子和陆平校长的小女儿。另外住在冰窖（燕南园外的一排平房，不知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的姓何的两兄弟也常来玩儿。属于这个年龄层的，还有沈同先生的几个孩子以及王宪均先生的大儿子，但他们都是少先队里挂三道杠臂章（大队干部）的好学生，平时没功夫跟我们一起瞎玩；只有一项活动是他们有时也参加的，那就是踢足球。踢得最好的，是王积宪（王力先生的小儿子），他曾是北大附小足球队的守门员兼队长。

小操场很自然地被我们这帮孩子视为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有一次，一群大学生跑到小操场里来排练文艺节目，为了争夺地盘，和我们相持不下。我们当然无法把那些比我们高出一头有余的大学生驱逐出境。最后，还是我姐姐汤丹灵机一动，声称要把陆平校长请来，径直跑到五十四号陆校长家去搬救兵，终于把那群大学生吓跑了。

在小操场的北侧有一个小土丘，象征性地围着铁丝网，个儿大的孩子可以蹦过去，个儿小的则可以钻过去。在小土丘的上面有一口井，井台有半米高，上面盖着一块大石板，大家曾想尽办法，试图把石板移开，但以我们那时的力气，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越是打不开，这口井就越具有吸引力，使我们对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像，总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窥究竟。直到文革开始，可能是红卫兵想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变天账一类的东西，石板终于被搬开了，也算了了我们的心愿。可惜令人大失所望，那只是一口一眼就能看到底的枯井，既没有妖魔鬼怪，也没有金银财宝。

我们家

自从一九五二年北大由沙滩迁入燕园，我们家就住在燕南园东南角的五十八号，我们的西邻是冯友兰先生家，北面则对着周培源先生的寓所。

我们家是那种中西合璧的平房。前后有两个很大的院子。大门朝北。两扇大门上各镶着一个铁环。大门黑框红底，因年代远久，颜色有些暗淡，古色古香。门上一边书“园林无俗韵”，另一边写“山水有清音”。字体工整，苍劲，不知是否出自名家之手。门口有两个石礅和一道挺高的门槛儿。门上面是灰色圆瓦铺成的飞檐。大门东边有一棵紫藤萝。开花时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香，一串串紫色的藤萝花儿挂在飞檐上，非常好看。我姐姐汤丹小时候常常坐在一根离地不高的藤条上，手里拿着一本小人儿书荡来荡去。藤萝的另一头沿着门边的花墙一直伸展到墙外的大树上。藤萝花盛开时，看去竟是满树繁花。花墙大概有两米高吧，中间有十字形的墙洞，很容易便可攀上墙头。坐在墙头上，晃着两条腿，吃着伸手可得的藤萝花芯儿，悠哉悠哉。

走进大门，右手边是一个月亮门。月亮门里是一个小跨院儿。院里有两棵大柏树。北边是一间简易厕所和煤屋。东边则是一间储藏室。由于我们家有自己的暖气锅炉和大灶，要用很多煤，煤屋放不下，就堆在小院里。两棵大柏树就像长在煤里一样。煤屋里堆满木柴和废弃的家具，是捉迷藏的好去处。储藏室里有两口大缸，奶奶每年都用它们腌雪里蕻。腌好的雪里蕻放上点肉末儿和辣椒一炒，是爷爷最爱吃的一道菜。

腌雪里蕻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工程。季节一到，奶奶总是让做饭的保姆去订购，再由供销合作社用车送来，一大堆。家里的全部“闲人”，奶奶，姑奶奶，两个保姆和工友齐上阵，择掉黄叶子，清洗干净，再挂在一条绳子上沥水，然后一层层放到缸里，洒上大盐粒儿，再用大石头一压，便大功告成啦。奶奶会时常看看腌的雪里蕻会不会起“蹼”（腌菜缸进了杂菌，会起的一层白膜），我姐姐也时常装模做样地跑去看。由于缸很高，踮着脚尖都看不到里面，每次都要用力一撑，撑在缸沿儿上观察，做饭的保姆就吓唬说谁谁家的孩子掉进缸里淹死了云云，勇敢的姐姐当然不信。终于有一天一头栽进缸里，把脑门儿磕了一个大青包。

正是这间储藏室在文革中一度成为姐姐的栖身之地。爸爸成了黑帮之后，我们被勒令腾房子，姐姐便和被查封的书一起搬进了这个房间。房间里顶天立地地堆满了各种“毒草”，在两个书架之间架上一块床板，姐姐便睡在这“毒草”丛中，博览群书。姐姐那时不过十二三岁，有些书根本看不懂，但就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姐姐还认识了一些北大学生（都是红卫兵），他们也喜欢到这儿坐坐，借几本“毒草”回去“批判”。他们玩笑地称这块乐土是“资产阶级的窝儿”。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虽然爸爸妈妈都进了劳改队，外界压力很大，但生活是充实的，还有几分快乐。

小跨院儿南边是进厨房的门。厨房门前是一个挺大的水泥平台，有两尺来高吧。春天的时候，奶奶会把藏了一冬的豆子拿出来晾，红红绿绿地铺了一地。夏天是晒箱子，秋天是腌雪里蕻，冬天则是冬储大白菜，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快入冬的时候，做饭的保姆会到“河那边”去买白薯（未名湖北面有一个粮食站，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都称它为“河那边”）。买回来就堆在水泥台的一角，从那时候起，厨房的烤箱里时常会散发出烤白薯的香味儿，而我们对烤白薯的热爱也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过了月亮门，小院儿往南一点是锅炉房我们称之为地窨子。到锅炉房要下十几级台阶儿，里面黑乎乎的，一个不太亮的灯泡悬在头顶，由于光线不好，那个灯泡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颇有点儿神秘之感。一旦我们在家里为非作歹，“关地窨子”便是最严重的警告。地窨子是烧锅炉的刘大爷的地盘。刘大爷长得黑黑瘦瘦，掌管着燕南园很多家的锅炉。每当我们在地窨子门口儿探头探脑的时候，刘大爷总是不客气地大喊“去去去，这不是小孩儿玩的地方！”文革开始后，各家的锅炉都停烧了，刘大爷无事可干，只好回乡。临走前，也许是为了弄一笔养老费吧，他挨家挨户去算“剥削账”。可能他知道我们家不是特别富，说了几句，就放了我们一马，也没真的拿钱。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地窨子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趁刘大爷不在我们会偷偷溜进去，搬出一堆瓶瓶罐罐和大包小包的化学药品（这些东西都是叔叔汤一玄玩剩下的），开始“科学实验”。那时最常和我一起进行这种冒险活动的，是周培源先生的两个外孙。我们当然搞不清那些白的、黄的粉末和晶体是什么东西，但是发现如果把白色的粉末加水再和蓝色的晶体混合，瓶子里就会发出阵阵恶臭，冒出缕缕青烟，要是再能从飘荡的青烟中钻出一个巨人，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那该多好啊！所幸那些化学药品都不会爆炸，不然还不知道会是哪一家的公子“眇一目”呢。

地窨子侧面是一间佣人房和一间洗衣房。洗衣房里有两个并排的大水池，足有一米高，通常用来洗衣服，保姆也常用它洗澡，但我们却用来“大战三百回合”，一人占领一个水池，刀枪剑戟，打得不亦乐乎，有时还大打水仗，搞得满地是水。

逢到春节，奶奶总是要做很多水磨年糕。开始时用一个大盆泡江米，然后用一个小石磨磨江米面。小磨上有一个眼儿，一勺一勺连米带水喂进去，转动小磨，带水的江米面便沿着小磨边的槽流进一个布袋里。洗衣房的水池里便渐渐地堆起这样的布袋，一袋压一袋，上面再压上小磨盘，这样，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各式年糕了。那时没有塑料袋，洗衣房的另一个水池里是用布袋装的炸萝卜丝丸子。那种炸萝卜丝丸子凉着非常好吃，后来我姐曾经试着做过好几次，再也找不到那个味道了。记得有一次奶奶让做饭的林阿姨拿一袋萝卜丝丸子送给隔壁家的冯奶奶，姐姐等在厨房里，想看看林阿姨是否会从冯奶奶家带回什么别的好吃的，结果竟是冯奶奶炸的另一包萝卜丝丸子，真是大失所望！

冯奶奶家和我们家其实是一个整体，合起来是一个长方形的完整的四合院，两边的建筑完全对称。中间用一堵薄砖墙将长天井隔成相等的两个方形，墙上还有一个木制的月亮门，但从来没有开过。冬天时，小鸟喜欢到这个比较暖和的小天井来找吃食，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在我们的小天井中捉麻雀。方法是拿一节劈柴支住煤筛子的一边，劈柴上拴一根绳子拉到屋里，在筛子下面和外面都撒上一些米，就可以坐等麻雀来自投罗网了。麻雀吃了筛子外面的米，尝到甜头，就会去吃筛子下面的米，这时候把绳子猛地一拉，麻雀就被扣在筛子里面。最难的是怎么把麻雀从筛子底下弄出来，通常得请叔叔汤一玄出马。他会用一根筷子伸进筛子眼，先将麻雀压住，再掀开筛子把麻雀拿出来，这绝对属于高难动作！

曾经有一段时间，姐姐在天井里面养了一对荷兰猪（一种鼬鼠）和两只大白兔。一年冬天，隔壁冯家在他们的天井里晒大白菜，两只兔子可能是闻到了白菜味，居然在地上掏了一个洞，钻到墙那边，把冯家的白菜吃了个乱七八糟。弄得我们家非常狼狈，不知如何是好。这两只兔子后来的命运也很悲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实在没有东西给它们吃，家里做了一个现在看来十分残忍而在当时却非常自然的决定———把它们给吃了。决定虽然做了，可没有人真能下手杀兔子。最后找来妈妈的一个年轻朋友，叫施于力。这是个什么都敢干的人，他两下就摔死了兔子，然后剥皮送到厨房里去做红烧肉。为这事，姐姐很长时间都耿耿于怀，对他颇不友好。施于力常来我们家聊天，他喜欢坐在后院的平台上和我玩儿。记得他有一个用玻璃丝编织的火柴盒套，看着十分精巧鲜艳。我一直对那东西很感兴趣，却不好意思问他要。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向他开口：“等你死了以后，能把这个玩意儿送给我吗？”我那时才三四岁，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当时施于力高兴地答应了，然而，我终于没有得到这份“遗产”。他在文革开始时，被遣送回云南，不久就死于乱棍之下，他的所有东西也都不知所终。

周培源先生家

我们家的对面是周培源先生家，这是我们最常去玩的一家。他的两个外孙跟他住在一起，大的叫梁建，和我姐同岁；小的叫周亦东，正好和我一样大。他们是我们在燕南园最玩得来的朋友，不是他们到我们家来，就是我们到他们家去。谁家要是有什么新鲜事或好玩的东西，也总忘不了招呼对方来凑热闹。

周先生家的院子是用松墙围出来的。房子前面有几株樱桃树，结的樱桃又多又大，比我们家的强多了。还有一棵香椿树，春天，他们经常把叶子的嫩芽摘下来炒鸡蛋吃。周奶奶喜欢种花，比较暖和的季节，几乎天天看见她在那里浇水、侍弄花草。他们家的花圃是燕南园里数一数二的，里面有不少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花。

周家最与众不同的是家里的电压，所有别人家都是二百二十伏，只他们家是一百一十伏。为了买个灯泡也得跑一趟海淀的五金店，燕南园墙外的合作社是没有一百一十伏的灯泡的。他们家之所以要用一百一十伏的电，是因为有不少周先生从美国带回来的“好东西”（美国的电器是一百一十伏的）。其中最让人羡慕的是一台白色的电冰箱，和我们家那个每天得塞进去一块冰的老冰柜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年头，燕南园里每户的收入应该都是相当高的，可有电冰箱的人家还是屈指可数。我爷爷虽然也是留美回来的，可家里除了很多洋书之外，好像没多少洋货。有一台巨大无比的录音机（一个人是绝对搬不动的），算是个新鲜玩意儿，还是苏联文化部长来访时送给他的礼物。另外，还有一件我们当时觉得很希罕的东西，就是陆平校长家里的台式电风扇，那也是在别人家里没见过的。

也许我从小就显得有那么点学究气，一开始是梁建开玩笑，称我为“汤先生”，后来周家别的人也都这么跟着叫，最后连周培源先生见到我，也会玩笑一句“汤先生来啦”。有趣的是，我还真当过一次周先生的“先生”。大约在六六年底，周先生由于反对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被新北大公社“打倒”，还抄了家。周先生“靠边站”之后，只好呆在家里（那年头，学问大概也是不能做的吧）。有一天我去玩儿，看见周先生目光茫然，坐在那里发呆，就主动提出教他玩“排心思”。那是一种一个人玩的扑克牌游戏，需要一定的逻辑思维，每挪动一张牌得考虑下面很多步。我是从爸爸那里学来的。爸爸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黑帮分子，除了挨批斗和参加劳动，回到家里就经常玩“排心思”。我先是帮着当当参谋，后来自己也变得精于此道，大有青出于蓝之势。周先生学会“排心思”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时常可以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桌前玩。大概在那时候，像他们那样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少“心思”需要排遣吧。也是在那段时间，我还陪周先生玩过几次桥牌。通常是梁建和我搭档，周先生则和他夫人或女儿搭档。印象最深的，是那副周先生从美国带回来的扑克牌，那是当时极少见的鲜艳的塑料制品，背面是英国女王的头像，两副牌装在一只精致的盒子里。

我们在周家最喜欢玩的，是“房子游戏”。那是在梁建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的。实际上，制作过程本身就能让大家非常开心。首先要做很多面值不等的纸钱，而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好玩的，是做“号票”。在游戏过程中，如果谁走进了特定的格子，就得领一张“号票”。如果运气好，“号票”上会说你一堆好话，并且奖励一笔大钱。如果运气不好，则会被讽刺挖苦一番，再罚上一笔银子。“号票”上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编的，每个人都是挖空心思，一心想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当时都很佩服梁建，觉得他能发明出这么好玩的一个游戏，挺了不起的。直到后来出国留学，才恍然大悟，原来“房子游戏”就是在美国十分流行的Monopoly，有好几十年的历史。国内现在也有卖的，叫“大富豪”。

一天晚上，梁建兴冲冲跑来邀我们去他家等着看昙花开。我们都听说过“昙花一现”，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从晚上八九点开始，我们就在那儿一边玩“拱猪”，一边耐心等待。那个过程还真挺考验人的耐心的，几个小时过去，那昙花似乎一点进展都没有，还是个花骨朵。到了夜里一两点，我们已经开始丧失信心了，它却突然开放。其实那花儿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就是一朵白花，不过确实非常香，当时真的是满室芳香。这五六个小时的等待，还是挺值得的，到目前为止，那还是我们唯一一次看到昙花开放的全过程。

在文革初期，北大里面也办过一次昙花展，不过那可不是让人们观赏的，而是“井冈山兵团”故意搞来了一些凋谢了的昙花，用来讽刺聂元梓，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文革风暴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骤起。北京大学作为文革的发源地，理所当然地处于风口浪尖。燕南园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北大的红卫兵首先在一面墙上贴出一张“牛鬼蛇神”榜，按照门牌号码明列出每户的“头衔”。“黑帮分子”“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文革一开始，我们家就被抄了。第一次抄家那天，不知父母是否事先得到了消息，反正他们打发我们俩去动物园玩儿。等我们逛够了回到家里，那景象真是十分让人震撼。屋里屋外满地都是东西，连我们的玩具和小人书也统统被扔到了天井里。最要命的是，红卫兵把所有的油、盐、酱、醋、糖以及各种调料一股脑儿倒进一口大锅里，害得我们家连饭也没法做了。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不少天。那段时间，我们俩一直没在家里吃饭，天天在外面吃馒头加朝鲜辣菜（后来叫北京辣菜）。有意思的是，能有这些东西吃，还是沾了红卫兵的光。那时北大免费为串联的红卫兵发放馒头和咸菜，我姐就混在队伍里，领了食物和我分享。不过这得有相当的胆量，万一被人发现“黑帮崽子”竟敢冒充红卫兵，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的邻居，冯友兰先生家也被抄了个底儿朝天。据说从他们家里抄出了蒋介石签名的委任状、国民党军服、指挥刀等等大量“罪证”，还有塞满了床底下的大量现钞！反正那时候谣言满天飞，也不知是真是假。冯先生差不多天天挨斗，漂亮的大胡子也被红卫兵剪得七零八落。经常看见他拿着个小马扎去参加批判会，走个十几二十步就得坐下来歇歇，当时看起来似乎都快撑不住了。文革后，有一次爸爸去看冯先生，问起他挨批斗那会儿是如何支持下来的，冯先生说在批斗会上他就在心里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内心的超脱帮助冯先生安度难关的吧。

在抄家的高潮中，还发生了一件十分惊险的事。由于我们家的小后门紧邻着学生宿舍区，进入燕南园抄家的红卫兵大部分都是由这个门进来的。住在五十五号的冯定先生的家正斜对着我们家的前门。那时，冯定先生被整得很惨（他曾两次自杀，不过都没死成），他的家被反复抄了好多遍。一天，他的一个儿子忽出奇招，心想如果把我们家的前门封住，就可以减轻他们家的压力。于是在一个夜晚，他竟从外面将一大张毛主席像贴在我们家的两扇大门中间，以为谁要开大门，就会把毛主席像撕成两半，大有把领袖像“车裂”之虞，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革命巨罪！可他也不想想，从我们家这边根本不可能知道门的另一面贴了张领袖像！幸好家里人早上开门时觉得不对劲，没有硬推，而是从冯先生家绕过去查看。这一看，可真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报告学校保卫组。保卫组的人也无法完好无损地将主席像取下来，只好把两扇门板卸下来，连着毛主席像小心翼翼地抬走了。这两扇门板最后也不知到了哪里，反正直到今天，五十八号的大门上还没有门板。

由于我们家除了书之外真正值钱的东西并不多，所以在“破四旧”的浪潮里，尽管家里被搞得乱七八糟，真正的损失倒不算很大。最可惜的是有几部珍贵的线装书在抄家的头几天被搞残了。为了保住这些书，爸爸找了哲学系的红卫兵，请他们出面把那些书给查封起来。幸好北大的红卫兵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红卫兵，对书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真的把我们家的书都查封了，让这些书逃过了一劫。而妈妈从苏联带回来的那批古典音乐唱片可就没这么幸运了，被抄出来后，在后院的阳台上捣毁。可“老大哥”造的东西质量真不含糊，把它们往水泥地上摔都摔不碎，只好用老虎钳一张一张地掰碎。

抄家、“破四旧”告一段落之后，北大办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展出抄家得来的战利品。我们家够资格的东西不多，印象中只有一把用来吃烤全羊的蒙古餐刀入选。餐刀上涂了一些红漆，代表屠杀革命人民染上的鲜血。最好玩儿的是，我姐居然当上了展览会的讲解员（可能是因为我姐长得漂亮，嗓音清脆，又有一帮大学生红卫兵朋友，但也可见北大当时还算是比较地不“唯成分论”的），她竟坦然地指着那把蒙古餐刀一本正经地给人家讲“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

文革初期，北大成立了很多红卫兵组织，其中有一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就设在哲学楼。我和周亦东经常到那里去帮着印传单。印好之后，会分到一批传单，拿出去散发。通常是上到学生宿舍的四楼（最高层），推开过道的窗户，把传单撒出去。那时候，传单是热门货，一扔出去，下面就会有许多人蜂拥来抢，场面非常热闹、好玩。因而撒传单就成了大家最喜欢干的事。可每次能分到的传单毕竟不多，很不过瘾。于是我和周亦东就把印坏的传单和破纸收罗起来，冒充传单去撒，看着下面一大群人上当受骗，纷纷来抢，觉得十分得意。等到人家上来捉拿，两个坏家伙早就从别的门溜走了。那时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尽管家被抄得底儿朝天，父母都被批斗，我们干起这类胡作非为的冒险勾当来，仍然是兴高采烈。

在大串联的高潮中，燕南园里不少人家都住进了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我们家也住了一群从湖南来的中学生，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他们对“革走资派的命”和“造资产阶级的反”这些东西既无概念也没兴趣，与那些来抄家、“破四旧”的红卫兵完全不是一路。他们跑出来串联，就是因为坐火车不要钱，所到之处还管吃管住。平常，白天他们出去参观、游览，晚上回来就和我们一起玩扑克牌什么的，也不管住的是“黑帮分子”的家，大家相处得挺好。

到了一九六七年，北大两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从“文斗”升级成了“武斗”。每天清晨，我们都是伴着双方高音喇叭的叫骂声起床，这种慷慨激昂的相互攻击，一般要持续一整天。除了用舌战，有时也会上演全武行。不过在北大，从来没有像清华大学那样动用过火器，连大规模的近身肉搏，发生的次数也不是很多。最经常进行的“武斗”，是在几座楼之间的“强力弹弓”（用铁管和自行车内胎制成的大弹弓，可以发射整块的砖头）战。由于我们家紧邻“井冈山兵团”总部所在的二十八楼，我们家的房顶就成了我们一帮人观战的最佳看台。看着飞蝗般的砖头在二十八和二十九楼（由“新北大公社”占领）之间飞来飞去，场面还是挺壮观的。

可惜好景不常，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基本打垮了对立面北大井冈山兵团。之后，就开始瓜分既得利益：占房多的“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都得给“革命派”让房。我们一家被“勒令”迁出燕南园，住到中文系周祖谟教授的家中。他被“勒令”从他不多的八十余平米住房中腾出一半。我们一家四口就挤进了这不到四十平米的狭小空间，直到我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

一九六八年春，一个大风天，迎着漫天黄沙，两辆大马车拉着我们家的全部家当，搬出了燕南园。

（选自《万象》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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