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浪：北大文革的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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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革的三大特点

扬子浪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发展中，长期占有
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北京大学发生的事情对全北京全国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上世纪六十
年代，毛泽东就是因此选择了北大来点燃文革的烈火，掀起了“打到一切”“全面内战”
的狂飙。

　　北大的文革和全国各地的文革一样都是在毛泽东的乌托帮幻想和揪出“党内的赫鲁晓
夫”的考量下进行的，进行的手段是直接利用和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动员群众，因
此具有普遍性。但北大在文革中又有其显著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由于毛泽东及其“
中央”对北大的直接领导。他们在处理北大的具体事务上，并没有长期的通盘的政策考量
，只以震动全国为目的，直接操控北大文革以“运动群众”、“指导全国”。北大文革运
动由此产生的特点，在文革前两年，表现特别明显。以下笔者分三段来论述这些特点。在
每一段，笔者用一句话作粗略的概括，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力求生动形象，有利于读者的
思考和回味。

◇　第一个特点，“社教老左派文革打头阵”。

　　毛泽东直接批示在全国广播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
干了些什么？”，并多次给予大字报罔顾事实和逻辑的，现在看来有点匪夷所思的极高评
语：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等等。北大社教
左派如聂元梓、孙蓬一、孔繁、杨克明等等，一批北大中高层干部，不但没有像其他大中
学校的干部一样在文革开始时被统统打倒，并且都戴上了“左派”、“造反派”的炫目光
环。这些中高层干部在北大文革中从一开始就发挥了重要的有时是主控的作用，这在全国
其他单位是非常少见的。被最高领袖加冕的北大干部造反派，还被要求在上海和北京文革
中发挥作用，为全国文革推波助澜。

　　但选择北大社教左派充当文革的第一冲锋队，也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后遗症。这一点，
当年北大最早的反聂组织“红联军”的头头，哲学系四年级学生赵丰田的大字报“拨开迷
雾万千重，试看庐山真面目”分析的相当到位。大字报全文太长，不适合在这里引用。笔
者概括其要点如下：

　　社教左派在文化革命的新时期不一定也是左派。由于中央在七人大字报和工作组问题
上过早表态，北大真正的文革左派没有时机真正形成，导致“社教左派”高票当选校文革
的选举。“事实证明，他们大部分是属于年纪较大，政治比较保守的一支老左派，他们不
适合做北大文化革命的主要掌权者。”〔注１〕，他们“阻止群众肃清工作组错误路线”
。因此结论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前文革筹委会和现在的文革委员会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
线”，而这条路线的特点是改良主义。

　　其实错误路线还是正确路线，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更不是赵丰田一个哲学系学生能说
了算的，而是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根据文革形势择机而定。但正如赵丰田所预言的，
北大社教左派这些“老革命”在文革初期就遇到了“新问题”，并且很快就发生了分裂。
这个老左派群体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当时的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时形成的。现在
陆平被中央迅雷打倒，面对文革新局面，变化无常的领导层，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聂元梓
可能由于是七人大字报的第一作者，也可能是江青与她惺惺相惜，继续得到中央的关爱和
重用。而孔繁，杨克明可能是得到了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赏识，则随着王任
重的倒台成了北大文革错误路线的代表。而赵丰田所在的“红联军”则因为反对聂元梓的
“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砸了不久前刚由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北大校刊“新北大”。
毛泽东的贴身联络员其女儿李讷视察现场后十分震怒，定性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让校
文革立即上报中央文革。赵丰田领军的“红联军”最终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全军覆灭。

　　但聂元梓在思想上的确仅仅是个“社教左派”，她和她的左派同事们，对后来毛泽东
自己概括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没有准备的，也不像蒯大富，韩爱晶这些青年
学生这么容易被中央文革调教，因此在后来的运动中多次被江青批评太“温”。由这些“
社教左派”为核心的北大校文革，政治上相对成熟稳健，在文革的一些节点上，如“反二
月逆流”、“揪军内一小撮”等，态度比较暧昧和保留，与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原教旨”
少壮派王力、关锋和他们在中央部委机关的势力如学部的吴传启等产生了摩擦，也受到了
校内外态度激进的主要是原“三司”的学生造反派的攻击。

　　“三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九
月，包括５０多所高校的６０多个红卫兵组织，其核心是“地院东方红”。北京大学早期
的反聂组织，自炫为北大真正革命造反派的“井冈山”也是三司的成员。“三司”是毛泽
东和中央文革选择和培育的文革第二冲锋队，在批评刘邓路线，冲击中央各机关部委上，
作风泼辣，是“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在血气方刚的打打杀杀的第二冲锋队眼中，老气
横秋的北大聂元梓们自然是不入流的，是“吃老本”的。特别在聂元梓被中央空降，担任
北京红代会的主任后，这些文革新锐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这种不满和蔑视必然会在具体
事件的分歧上爆发出来，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的“民族宫”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现在只
要再仔细读读地院东方红对聂元梓在事件发生后签署的“首都红代会命令”发表的声明，
就能感觉到有一种蔑视溢于纸背。在孙蓬一四月十二日讲话后，四月十六日，地质学院革
委会和东方红公社发表了“关于目前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声明”，声明
说孙蓬一的讲话“是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宣言书，是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猖狂
进攻的总动员令。”。“《新北大公社》根本不是造反派组织，而是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
之所以有持无恐的合法庇护所。”，“聂元梓根本没有资格代表红代会进入北京市革命委
员会”。　　

　　在孙蓬一四月十二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讲话中，也可看出，北大的老左派们清楚地
知道他们的对手想干什么，是想阻止北大老左派的代表聂元梓进入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委
会的核心。但被毛泽东极度夸张地赞誉过的北大干部造反派，很自然地在自我定位上出现
了偏差和膨胀，把这种对自己的攻击认定为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的攻击，是企图摘取和独
吞革命的果实，以对“新北大”的态度划分真、假革命派，并大张旗鼓全线反击，成为北
京两大派长期缠斗的一个重要原因。

◇　第二个特点，“北大校文革变成稀有物种”。

　　由中央文革操控的北京大学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开全国驱赶工作组的先河，但留下的
问题是文革由谁来领导。８月１日，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列席会
议。张恩慈作为工作人员（张也是北大社教的老左派）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
接见了他们三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泽东指示，北大应该成立领导学校文化大
革命的组织，要聂元梓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工作，以后用巴黎公社选举
的方法产生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８月８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９月９日北京大学建立了全国为数不多的根据《十
六条》中规定的“巴黎公社的全面的选举制”选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北大校文革是根据《十六条》仿照巴黎公社模式经北大师生员工民主选举产生的，既
是全国第一个，也是不多的几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公布一方面在党的决议层面
肯定了文化革命的合法性，但却没能同时把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纳入十六条设计的轨道。
大串联的狂潮席卷全国，各地省市委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毛泽东朝令夕
改，很快用“夺权”代替“选举”，发出了“一月革命”和“革命委员会好”的新指示，
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新的“三结合”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谓的“三结合”是军队代表
、干部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这种变化就先天性地把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置于一个
比较窘困的境地。

　　北大校文革的反对者经常攻击校文革是陶铸王任重路线的产物，聂元梓也对“校文化
革命委员会”这个后来变得另类的名号感到不适，多次向周恩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
会询问，是否要重新成立“革委会”。北大校文革在文革新阶段变成了稀有物种，颇有点
“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但因为是由毛泽东发话，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产生的，又不
宜废除改组，处境十分尴尬。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北大校文革，经北京市革委会多次肯定
是和其他北京高校革委会一样的政权机构。因此校文革自然不同意北大“井冈山”和它直
接谈大联合，而要领导“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实现大联合。而北大“井冈山”则认
为北大校文革是陶铸王任重错误路线留下的产物，“由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一手炮制的‘
样板田’”，拒绝承认它是全校的合法政权。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念念不忘
一个‘权’字”这个口号，各路革命造反派全部以夺权、保权为最高任务。“新北大公社
”的口号和纲领是“捍卫红色政权！”，“井冈山兵团”的口号和纲领是“二次革命！”
“全面夺权！”。北大两派在政权这一核心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是北大两派，不能联合，
最后兵刃相见的重要原因。

◇　第三个特点，“北大革命师生最先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陈伯达在六七年六月五日对聂元梓、孙蓬一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他完全忘掉了当年
来北大主持辩论大会时，一口一声“革命师生”，又是“致敬”，又是“万岁”的表演。
这时的说辞是：“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你们现
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注２〕。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对闻名全国的造
反派作如此公开严厉的批评，反映了文革当局对北京市二派斗争越演越烈，长期不能控制
的焦虑。

　　这个批评的直接政治效果是如陈伯达所愿“北大大乱”，“炮轰聂元梓”、“打倒孙
蓬一”的口号响彻全校。聂、孙在校内忙于检查，在校外则延迟了对吴传启们的进攻。

　　但陈伯达在讲话中提醒聂、孙，你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还是在北大激起了思
考的涟漪。新北大公社“六六串联会”是当时陈伯达讲话后，北大几天之内冒出来的各种
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对聂、孙取“一批二保”的政策。但他们对聂、孙的批判，对青年学
生革命造反中产生的各种错误倾向的反思是真诚的。这种思考在“六六串联会”的骨干化
学系的陈双基起草的以“六六串联会起风雷”战斗队之名贴出的大字报《评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大字报得到了最好的反映。王复兴在他的文革回忆录《抢救记忆》
第五章第十一节，对这张大字报有详细的摘录和分析〔注３〕。该大字报认为：在红卫兵
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愈闹愈多，愈闹愈大”。“青
年学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经起过先锋和桥梁
作用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后，必须和工农结合，否则就会犯错误
，动摇无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

　　以这张大字报为代表的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见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期会以“工人
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来收尾。其实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些帽子一直
是毛译东在党内控制和驾驭知识份子的不二法器，在文革初期为了鼓动青年学生造反，他
只是暂时搁置不用。

　　在一年多以后，文革乱局仍然得不到控制，毛泽东借着清华“七二七”事件，向所有
的大中院校派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次把“革命师生”“造反小将”打回
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原形。工军宣队进校后，紧接着开启了全国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
运动，文革时期的在校大学生老五届也被分配到全国基层工矿农场务工务农接受工农兵的
再教育。

　　陈伯达的这个６·５讲话可以看作是这个文革大结局的先兆。毛泽东本人则是格局更
大的谋略家，他还要等等，等到事情更向反面转化，等到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
团派抵抗他这个“黑手”派遣的工宣队枪响时，才卸磨杀驴，才正式拿造反派和青年学生
充当“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替罪羔羊。

　　北大文革的这三大特点既由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和直接干预，也
源于他在发起和推动文革时的极其草率的主观任意性。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北大师生
发动的。和一九五七年北大的反右运动，一九六四年北大的社教运动一样，都是毛泽东和
他的“中央”强加给北京大学的。在文革中祸害北大至深至巨的，不是那个在文革初期被
他捧上云端的“坏女人”，更不是当时分裂成对立两派的北大广大普通师生，而是这个诬
称北大为“反动堡垒”、“池深王八多”的前北大图书馆馆员。

注释：

〔１〕“拨开迷雾万千重，试看庐山真面目”，哲学系四年级一班赵丰田大字报，１９６
６年１０月１６日。

〔２〕电子杂志《记忆》第１４３期，“陈伯达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的讲话”。

〔３〕《抢救记忆》王复兴著，美国南方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
方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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