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冼恒汉说：“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1〕。冼这一段话，前一句是准确的，后一句不准确，钱不是小头头，而是二医大造反派的第一号人物，大头头。
为什么会有“钱信莎事件”？这就须由“二医大造反派”说起。
一、“红纵”造反前史
所谓“二医大造反派”，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 ”，简称“红纵”。文革初，二医大干部子弟多，得风气之先，造反甚早。这“红纵”是军队院校中最早成立、也是总后系统院校乃至全军院校最响当当的造反派组 织〔2〕。
1966年“红八月”，“红纵”组建于沪上。据钱信莎后来交代，8月下旬，张春桥接见了钱信莎等，表态支持“红纵”派人到北京上访。上访队一行十人由钱信莎带队，到京后经全军文革同意并通知总后文办解决食宿问题，又同意他们住进总后机关大院内。经串联，上访队协助成立了总后系统内后勤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和总后机关“红色造反团”两大造反派组织，加剧了总后机关的动乱。
1966年9月中旬，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全军院校来京参加国庆检阅。9月下旬，二医大的大部队到达后，总后负责人令上访队归队，上访队不从，总后部长邱会作决定：强行归队，如不执行，以军纪论处。9月25日，邱与饶正锡（总后副部长）在总后办公区指挥了二医大对上访队的围攻，将钱信莎等从总后大院中抓了出去，在大部队内部看管起来。
9月27日，由学校领导主持，二医大学员在其临时住处后勤学院召开“民主辩论大会”。大会过程发生混乱（“红纵”的对立面说是“红纵”故意制造的），“红纵”趁乱抢走钱信莎等人。抢人时钱的衣服被撕破，皮肤被抓伤（对立面说是“红纵”故意撕坏的）。被撕坏的衣服，还有一封血书，被送至全军文革办公室，又由当时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送到了钓鱼台。
10月1日，“红纵”核心成员、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就“红纵”被总后邱会作等负责人“镇压”一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告御状”。这一状告准了。据刘志坚回忆：“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3〕。
陶斯亮的告状，无疑加速了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进程。10月5日，毛泽东同意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下发。《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这些话，体现的都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思维。
《紧急指示》下发当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来京串联的军队院校十万人大会。叶剑英在大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刘志坚的回忆，将其与次日在同一地点张春桥的宣读混淆了，不过，刘志坚如下回忆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1966年11月，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有些来京学员到各军种、兵种机关和总部，不分日夜地轮番地要求领导接见，要求解答问题。如不接见，有的‘造反派’就静坐、写血书、绝食。还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领导同志，如许光达、崔田民等揪到旃坛寺国防部大门外来，把装有文件的铁柜也抬来，诡称文件柜里藏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非要‘全军文革’接见不可”〔4〕。
二医大“红纵”，就是冲击、揪斗的姣姣者，遂成为军队院校著名的“八大造反派”之一。
《紧急指示》下发的前一天，“红纵”就已听到风声。10月5日上午10时，“红纵”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学校的文革运动由“红纵”领导；学校的一切权力由“红纵”行使；学校的原有领导干部由“红纵”集中办学习班。
10月8日，江青在军事博物馆接见了“红纵”勤务组全体成员。据悉，这是江青首次接见军队院校造反派代表。
11月5日，“红纵”以总后党委拒绝交出院校文革中的有关材料为由，封闭了总后司令部保密室，并称其“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二、“打倒邱会作”
“红纵”批判的对象，除本校当权派以外，主要是总后的领导，尤其是时任总 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5〕
从《紧急指示》下发后的10月9日到11月17日，邱会作天天处于“红纵”车轮战式的连续批判之中，不能正常工作。批判的时间，是每天晚上七时左右直到次日早晨六时。大约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又派人来向邱“提问题”。这样的批判 ，大约连续了一个月，主要是批判邱“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对 院校搞摸底排队”，“没有将海医研究所的领导关系立即转到二医大，是分裂造反派力量的阴谋”、“要求承认‘红纵’是革命左派”等。11月17日，邱会作后勤学院礼堂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大会批判中晕倒在会场上，总后文革办公室人员将邱送到301医院抢救，“红纵”还派人跟到医院，叶剑英遂将邱送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休养。
1966年12月底，“红纵”大部回到上海。翌年1月中，中央文革认为军队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遂由张春桥建议，江青批准“红纵”大队人马再次来京。1月19日下午，邱会作接到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的电话，徐以军委副主席名义命令邱立即下山，回总后参加运动。在回总后途中，叶剑英派秘书赶来劝阻，邱称：已经牵涉两位元帅了，为了叶帅，我也要回去！
邱一到总后机关大院，即被造反派包围，“红纵”将其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 关了起来。从第二天晚上起，每晚都要对邱“审讯”，每次时间都在四个小时以上 。
1月23日、24日一连两天，“红纵”等造反派在总后大院大操场批斗邱会作。
24日上午的批斗会，由钱信莎主持，邱一被押上台，钱即将邱的领章帽徽扒 掉了。一个大个子走上前去，一拳打在邱的胸前，邱侧身倒下，大个子又将身上已经流血不止的邱拉起来，给邱挂上一块二十多公斤重的铁牌子，要邱双腿跪下，施行“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打倒镇压群众的凶手”、“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万岁”、“向造反派致谢”（又称“喷气式”）等七八种严酷的体罚行为。
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的邱会作，当天下午趁看管的人不在，在地上检了个纸烟盒，用嘴咬着一个铅笔头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一封求救信，交总后保卫队人员、邱原来的警卫员蒋平安送出给邱的小孩，转送到通信兵后勤部胡敏（邱的老伴）处。据说，邱的信于当晚12时才送到林办，惟此前晚上9时多，林办已得到消息。叶群当即持林彪、陈伯达的亲笔信到总后，从造反派手中解救了邱，将邱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在五号院，叶群向邱会作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救你的。这里是杨代总长暂时住的地方。现在你就在这里休息，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早已有安排。”
1月25日晚上，叶剑英派西山工作人员在警卫车护送之下，将邱接回西山邱原来养病的房子。叶剑英、聂荣臻和西山工作人员在宿舍门口等候，当工作人员将邱由车上抬下后，叶等各人流下热泪。翌日下午，刘伯承到邱处看望。
邱会作被叶群解救之后，“红纵”仍不甘罢休。1月29日，由“红纵”领头，总后各造反派组织派人到三座门三号全军文革办公室静坐，以对全军文革实质是对军委施加压力，坚持要揪出邱会作。
2月1日，徐向前接见在三座门静坐的“红纵”等九名代表。徐向前在讲话中按中央、军委的统一口径，力保了邱会作。徐向前称：“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点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 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6〕
2月4日，“红纵”出版的《红色造反报》隐瞒了叶群1月24日晚到总后大院的主要目的，发消息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叶群同志说，我们认为你们红纵是很革命的组织，我们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7〕。
同一期的小报还刊载了《邱会作的滔天罪行》一文，称邱“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推行刘少奇的黑货。在组织上，搞宗派，任人惟亲。在生活上腐化堕落，荒淫无耻。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8〕。
然而，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力保的对象，“红纵”打邱的种种言行也就必然全是无用功。
三、“红纵”后史
2月8日，陈伯达到三座门接见了“红纵”及总后机关、院校其他造反派代表。陈伯达说：“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单位去，回学校去，有问题可以到那里商量。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陈伯达还表示：“我是保护你们，也保护邱会作，不是没有原则的保，我保他的同时，也就是保护你们，你们这呆下去不好。”〔9〕
fhy650 高粉答主
2015-10-11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 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四野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时任湖北省计委副主任钱益民的女儿。后钱信莎在甘肃被立案审查。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 ... C5%C9%AF&ie=gbk
|
|
发表于 2022-7-7 07:3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