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筝：和陶斯亮一起当医生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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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的隆冬，我所服役的部队被一种神秘笼罩，年长一些的军人悄悄地传递着窃窃私语，而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兵，一改平时嘻嘻哈哈的样子，堆出一脸的忧患。

“该不会又发生什么事件呢？”“9.13事件”过去不久，珍宝岛前线还不断发生流血，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使我们手握钢枪，因此，陶斯亮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我们部队，自然而然使我们联想到“事件”。

“陶斯亮是中国第三号走资派陶铸的女儿，现在分配到咱们内科，同志们接触的时候不要放松革命警惕……当然了，她本人是革命军人，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教导员给我们的介绍。

当教导员把陶斯亮介绍给大家时，我们拿捏不准是否应该鼓掌，但绝大多数人都给她送去一个善意的眼神。

陶斯亮中等个子，三十岁，军装穿得特别整洁，所有的头发都塞在军帽里，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她用礼貌的微笑回敬了战友们的善意，然后一声不响地坐在靠墙的凳子上开始参加我们医院内科的会议。

从此，我便开始与陶斯亮共事。

那时陆军疗养院的军医大都是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时参军的，通过军医训练班就成了医生，改为26医院后依然保留了这个传统。陶斯亮是唯一的第二军医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她的特殊出身，所以很多工作都安排她和我们这些女兵们一起干。比如早晨跑操，干部们可以在院内跑步，但她要和我们一样扎着武装带跑到西安至临潼和渭南的三岔路口。陈永贵到西安视查，说了句“拿着银碗要饭”，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便决定把西临公路两边的七沟八梁推得平平整整，部队抽出我们这些年轻战士“学大寨”，陶斯亮自然又与我们同行。

接触得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我知道她是从甘肃临夏陆军第七医院调来的，大概是“9.13事件”以后，陶铸的问题有了松动，中央安排曾志到兰州军区临潼干休所休息。陶斯亮为了照顾母亲调到我们医院。她不多说话，不亢不卑，对病人的态度也极为和蔼，然而我依然感到她身上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军装，穿到她身上就格外精神，那时候我还不懂有关“气质”的含义，便天真地把眼光盯在她的脚上。70年代的女兵，部队只发两种鞋，一种是3507厂出的黄解放鞋，一种是轮胎底的黑色老头鞋。我们在老头鞋上钉一根黑鞋带，这便是女兵和男兵的区别。因此，看到陶斯亮穿着一双方口黑布鞋，一双姜黄色的尼龙袜，脚腕处还有两支花蝴蝶晃来晃去，就觉得特别漂亮。耐不住蝴蝶的诱惑，由我带头，不顾部队关于不准穿自购衣物的禁令，我们把仅有的七元津贴费拿出，跑到47军军人服务社，一时间，这里的黄色蝴蝶袜一扫而光。

这便是26医院著名的“黄色事件”，内科、外科、传染科都发现了这种带蝴蝶的黄袜子，院政治部把它当成政治问题。内科的学习会上，教导员谆谆教导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省军区派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给我们讲党的优良传统。最后，我们的袜子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佐证而上交了。

我们这一代女兵，从小生长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特殊环境里，一颗颗幼稚单纯的心被磨砺得粗硬而冷漠。那时我们不懂得爱，不懂得美，缺少善良，容易激动。加上所有的人都在积极争取入党、提干，所以就经常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在“一对红”的帮助下，我真的痛心疾首，发自内心地感觉到有损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于是，也挖掘出陶斯亮说的“穿惯了有跟鞋，穿平跟走路象倒着走似的”奇谈怪论。

“帮助会”在极端严肃的气氛中进行，教导员首先让陶斯亮表态：“战友们对你的帮助你愿意接受吗？”

陶斯亮点点头。

“那就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当时我只是随便讲了一下穿鞋的感觉，上军大的时候，发的都是有跟的皮鞋，现在一穿平底布鞋有些不习惯。我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陶斯亮认真地检查自己，她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听，最初的时候，我们在听她有关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论述。后来，又听她讲恩格斯在欣赏自然美时曾经感到过的“幸福的战栗”。

教导员也听得入神了，完全忘记了陶斯亮跳跃式的思维和不相干的检讨，提出一个更加“意识流”的问题：“陶医生，你讲得非常好，我再提一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回答。你说说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哪一个是基础？”

对于这样1+1=？的问题，我们当时是真的不知道，教导员提出来也是真心的请教，但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年代，陶斯亮作出了带有戏谑性的回答：“政治是一切的基础。”

一个月的帮助会结束了，教导员是山东人，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豪爽得十分可爱，结束时他指挥我们高唱革命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接着，又作出惊人的决定：“陶医生文化高，见过大世面，虽然出身走资派家庭，但认识很深刻，有理论水平，以后我们学习马列十本书，就由她来主讲。”

从此以后，在每晚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中，陶斯亮真的成了我们的辅导员。同时，我发现她再也没有穿过任何尼龙袜。而我，对那次揭发的懊悔就象条虫子时常钻了出来，咬得我隐隐作痛。


陶斯亮在26医院工作时和女儿（陶冶）儿子（张亮）的合影

70年代初，26医院的内科长期住着一个特殊的病号，他是原兰州军区杨嘉瑞司令员。他住在三人一间的普通病房，吃普通的病号饭，穿普通的病号服，各种文件都不允许接触，只能读《人民日报》。“林彪事件”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了，但他却蒙在鼓里。他的脾气特别坏，经常给医护人员发火，自从韩连成中将来看他被上级拒绝后，便每天都把药摔得满地，大家背后都叫他“反革命”。可是有一天，他忽然不闹了，一改常态，见所有的人都微笑问好，这个变化发生在陶斯亮做他的主管医生之后。那天，他拄着拐棍在医生办公室大骂：“你们算什么医生？连个高血压都治不好？混！都混！”他骂骂咧咧地走了，陶斯亮不声不响地跟着。后来，不知他们达成了怎样的协议，反正，陶斯亮接管了这间病房，这个病人也不胡闹了。我发现陶斯亮对他格外照顾，她开“特食”让炊事班专门给杨嘉瑞做“浆水面”；让我到洗衣房为他专门选大号的病号服，还改变医嘱取消镇静之类的药物加了好些维生素。一天下午，陶斯亮虚掩着门坐在杨嘉瑞病房的床对面在低语，见我进来俩人都不出声了。我知道不便打扰就匆匆取他压在床脚的脏衣服，一掀床垫，一拽衣角，带出一份印有“绝密”两个字的红头文件，顿时，他们俩都愣住了。

陶斯亮迅速地拣起文件，紧张地望着我，果断地说：“这件事不要给任何人讲。”

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清是什么文件，更不懂阶级斗争的残酷，倒是他们的表情让我感到事情的严峻，望着陶斯亮坦诚的目光和无奈的信任，我严肃而激动地点点头。

不久，杨嘉瑞自已要求出院了。省军区派了辆吉普车来接他，上车前他突然转过身，把右臂举在眼前，冲我挥着拳头：“小家伙，照顾好陶医生。”

直至现在，我都不明白杨嘉瑞的意思，但这件事之后，我和陶斯亮之间似乎有了某种默契。

作为省军区枝术考核的第五名，我被送到兰州军区的护训班学习。给我们上课的教师都是由医院的护士长担任，作为基础医学部分，是陶斯亮讲课，她要在一个星期内讲完所有的内容，真讲得我们云里雾里。一天，和我同一个医院的小张突然提问：“陶医生，你说白细胞在人体内不断地和细菌作战，是不是就象红军和白军作战一样？”

沉吟了片刻，陶斯亮说：“差不多。”

“那么，白细胞不断杀灭细茵不是等于讲白军不断获胜吗？你应该告诉我们红细胞如何杀灭细菌。”

陶斯亮呆住了，望望小张，又望望大家，嘴角划过一道难以察觉的笑。

护训班结束前的一个月末，我和小张在干休所的院里挖茵陈，忽然心血来潮跑到陶斯亮家。路过客厅时我瞥了一眼，曾志就坐在书桌前读书，她清秀、白皙，戴着一幅老花眼镜。小张迅速地伏在我耳边说了句：“比陶医生漂亮。”


陶斯亮母亲（曾志）和外孙（张亮）的合影

陶斯亮房间的布置非常简洁。我印象最深的是墙脚放着的木箱，搭着粉红色的确良台布，上面用高脚烧杯插着一束马蹄莲。陶斯亮发现我的注意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那时部队规定任何人不得插花。

陶斯亮家保存了几张不可多得的唱片，《敖包相会》、《草原之夜》、《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在我们再三请求下她才拿出来叫我们听的，并且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学着唱。因此，在开留声机的时候，我们特别安静，甚至显得有些虔诚，可是不久，我们都学会唱了，陶斯亮对这事懊悔不已，她佯称唱片丢了，这样就可以断了我们这份心思。

在那个年代当兵的年轻军人，大概都知道秘密流传过的一封信和一首诗。《致四届人大的公开信》以政论家的笔锋指出林彪事件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怪圈，矛头直指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但抬头却是“敬爱的江青同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烈士》则表达了一代年青军人对征服世界的狂热和报效祖国的忠诚。

“摘下发白的军帽，献上素洁的花圈，轻轻地，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致以最崇高的悼念……”这首诗悲壮而激昂，催人泪下，每每读起，总使我热血沸腾。于是，我把这两份“秘密”一左一右装在军装的上衣兜里，在下夜班时，神秘地把那首诗递到陶斯亮的手中，说了声：“回去再看。”

这大概是我从军生涯中最勇敢的行动了。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论国家发生怎样的动荡不允许问为什么，因此，这些材料在军内流传实在是胆大妄为。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夜班，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已经快12点了，陶斯亮在护士办公室等我，我按纳住内心的激动想听听她对这首诗的赞扬，可她的脸严肃得让我心慌。

“是你写的吗？”她问。

“是我抄的。”

“把你的东西拿回去，烧了。永远不要再拿出来让别人看，也不要说自己见到过。”

“什么？”我呆了。我把这首诗几乎传遍了内科，向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我们这些从未上过战场的和平时代军人的共同心声啊！

“你不知道这要坐牢吗？”

“坐牢？如果为了笫三次世界大战的烈士，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别胡闹了，这和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什么关系？”她简直是在训我。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把一切搞错了，本想给她看那首诗，却递给她一封《致四届人大的公开信》，这个发现使我吓出一身冷汗。虽然受父辈的影响，我对当时中国政治多少有些看法，但任何看法都不足以使我有胆量把这样一封“炮打三红”的信坦露在陶斯亮的面前。

“小胡，你还年轻，对政治上的事搞不懂，不要多管，有时间，多读一些书。你看，我也给你带来个东西看。”陶斯亮认为我理解了她的忠告，就不再多说，递给我一本小册子。

这是竖排本的《唐诗选》，大约有10O多首诗，还有十几副插图，很好看。我们这一代军人，不乏忠贞与热情，但文化基础却低得可怜。我第一次读这么好的诗，虽说李白的豪情离我所激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对中国政治的敏感相去甚远，但它孕函的精神却直让我汗颜。

陶斯亮把这次阴错阳差当成我对她的信任，第一次敞开心扉说了那么多的话：“小胡，你为什么不争取上大学呢？”

或许是铁打的营盘天生对知识分子不屑一顾，中国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吹来的强劲东风第二年春天才到了我们医院，而且医院也并未对此表现出应有的骚动。

“我正在争取入党。”我喃喃地说。

“你五十岁时还可以争取入党，但五十岁就不能上学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思索着。或许正是这次谈话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

“要先争取上学，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陶斯亮对我说，又送给我一本《打开化学的钥匙》。在她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对这本书着了迷，熄灯号吹过后，还要打着手电读上一会儿。然而，就在我笨手笨脚地开始在知识的海洋里学游泳时，教导员在内科会上宣布我已被定为组织培养考验的对象，要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带新兵。

我向陶斯亮望去，她也正在望我，嘴角上挂着难言的苦笑，算是心照不宣了。

过了快两个月，医院来了辆卡车拉我们回。这突然的行动又使我们想到“事件”，不过，这次可是真的发生了“事件”。

中国第二届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被一名叫张铁生的反潮流英雄冲击了。根据上级的指示，医院掀起一场批判“白专道路”的运动。一下汽车，我的行李被检查。“钥匙”被查了出来，同时受劫难的还有《红岩》和《牛虻》。教导员对《牛虻》格外重视，全科会上把它称作“流氓”，并把它作为战利品交到政治部，追查它的“出处”。

一次次的学习磨炼了我的成熟，在是与非的天平上，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标准。因此，我暗暗地下决心，象江姐、许云峰一样决不出卖朋友，这本书是陶斯亮借给我的。

但是，只用了一天，书的主人就被查出来。

于是，批判白专道路与批判《牛虻》的活动结合到一起，搞得格外轰轰烈烈。政治学习“一对红”的交心，还编出“痛打落水狗”，“金猴奋起千钧棒”之类的文艺节目，如果不是党的“九大”召开，还不知要搞到什么时候。

说也奇怪，当一些不相干的战友痛哭流涕狠斗“私”字一闪念时，“白专道路”的典型和《牛虻》的主人，除了停止她继续在学习马列十本书时做辅导讲课外，却是出乎意料的平静，似乎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把她与乱世隔绝，让她孤独和安全。

不久，陶斯亮请假去了北京。

陶斯亮从北京返回已是第二年开春以后的事了，还是那样装束，看不出喜看不出忧。她给科里的战友带来“小人酥”、“果脯”之类北京特产，这微小的变化引起神经敏感人们的注意，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又引起人们无尽的联想，或许对中国第三号走资派也会有个新的说法呢！当“曾志调回北京到中组部等待分配，陶斯亮随同调往北京空军总医院”的消息被证实后，凝结在人们脸上的谨慎一夜之间被热情溶化。为了对当初的过激行为找出一个借口，有些人就对我说起风凉话了。“就是争取入党，也犯不着揭发别人呀！”“瞧她，平时还跟陶斯亮挺好呢！”

鉴定会上，教导员汇集了战友们对陶斯亮的最高评价：“认真学习马列，走又红又专的逍路，能够和陶铸划清界线，工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关心集体、热爱同志……”

“陶医生，你的意见呢？”

陶斯亮的脸微微泛红，深沉的大眼晴涌出一股泪水，倔犟的嘴唇轻轻咬着，半天不出声。

“谈谈吧，陶斯亮医生……”教导员郑重地说，声音里竟有几份伤感。

陶斯亮微微垂下头，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关心，这一年多，我真的没做什么。鉴定最好不要这么写，特别是……”

她犹豫了片刻，抬起头来，“我……我没有和我父亲划清界线，也不可能这样做，我和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他把我抚养成人的……”她的目光坚定而热烈，饱含着期待和恳求：“请原谅……请理解我。”

会场哑雀无声。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偷偷地瞥了一眼四周，理解、埋怨、茫然……什么都有，又好象什么都没有。还是教导员打破了沉默：“你向党说了真话，你的意见组织会考虑的。”

一个星期后，陶斯亮交接了所有的工作。临行前，我去她家告别的路上，说不清什么原因只觉得步履沉重。人的命运就这么奇怪，此一时彼一时，仿佛一切都是天意。前几天，我还在为她的遭遇担忧，现在看起来多么好笑？

走到门前，陶斯亮刚刚送完又一批客人，转身看见我便喊了起来：“你终于来了，我想你一定会来的。”

她不知从哪儿取出一束用报纸包好的马蹄莲，“你不是很喜欢吗？送给你。”

“陶医生……”我接过马蹄莲，心里咬得难受，没头没脑地，急急切切地说：“对不起，你会恨我吗？”



“恨你？”陶斯亮惊愕地睁大眼睛，把手抚在我的额头“你是不是在发烧？”

“我没有保护好你借给我的书，给你带去那么多的麻烦，不过，我没有出卖你……”说着，我的眼泪噗唰唰地掉了下来。或许，我执意要来送行，就是为了这么一句话？就是为了要说明自己的无辜？

她更是惊愕了，愣愣地看着我。忽然间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摇摇我的肩：“你自责什么呀，这本书的扉页上盖着我的印章呢！”

我顿时傻了眼，原来是这样，我忏悔了多少次的过失根本就不存在！我被弄得哭笑不得。

“人一辈子会糊里糊涂地做很多傻事，糊里糊涂地背上好多恶名或美名，你根本不必在意。人活着要大度些，还记得那句话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这一天，我们聊了很久。

吹熄灯号之前，陶斯亮把我送到干休所的门口做最后的道别。我就要与这位大朋友分手了，望着树影把她笼罩在浓重的夜色里，心里涌出莫名的惆怅。相处一年多，淡而无奇，虽说不上什么大彻大悟，可我似乎走完了少女的全部心路，剩下的已变得寡淡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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