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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我的“读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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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0 20:04: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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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我的“读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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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照毕业像的时候,校园里到处绽放着笑脸与鲜花,空气中荡漾着歌声笑声祝福声,博士袍硕士袍随风起舞,无论生人熟人,全都把善意写在脸上。大学校园里,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时刻了。如此盛大的节日,基本上属于应届毕业生;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导师们,如今只是充当配角或照相时的道具。按理说,教授也是从学生走过来的,如此风光,人人有份,可偏偏我就没有这样温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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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z. \% z  G6 B   16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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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我特立独行,那时北大压根儿就没有此类穿袍戴帽拨丝带的仪式。前有“破除形式主义”的正面教育,后有“早请示晚汇报”的反面文章,对于各种华丽表演,学者们大都没有好感,以为真实且深刻的个人感受,不必借助仪式,也能永远铭刻在心。只是随着教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渐西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纱照、酒吧街、生日派对、博士典礼等方才大行其时。到了这个时候,像我这样既没拍过婚纱照,也没戴过博士帽的,一下就显得很土。. n; p7 t1 M  p% D

9 h6 v; {5 q& O  M/ y( w+ W+ t   话说回来,以平常心看待博士学位,也不无好处。对于国家来说,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乃学术独立的标志,是天大的喜事;至于个人,读书做学问须持之以恒,“博士”云云,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念及此,我辈对于博士帽的过分简慢,也不算太离谱。只是每回清点“过去的生命”,拿不出一张冠冕堂皇的博士照,还是感觉有点遗憾。什么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粉墨登场,补拍一张,还没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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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不是特别看重这博士头衔,其实与自己的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正是这一差异,使得北大最早授予的,是理学博士,而不是像我这样的文学博士。8 O  C: Z( B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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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我之“读博”,纯属因缘凑合。1984年夏天,我完成硕士学业,希望到北京工作。由于王瑶先生的大力推荐,北大中文系准备破例接纳我这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可到了学校这一关,被卡下来,理由是:既然好,何不让他考博?于是,我有幸成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此前,北大中文系诸多名教授,虽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或因本人谦虚(“我都不是博士,让我怎么带博士生”),或因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弟子,一直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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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 H7 p# Q1 k( Z2 b1 T   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总共招收了两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大教师的温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时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开始我和学国际政治、学有机化学的同住,后又改为与治中国史、治法国史的为伍。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学科”。比起日后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互相提携,合作无间,我们那一届博士生,因同一领域人烟稀少,普遍养成与其他学科对话的习惯。记得1985年秋冬,我和钱理群、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系列文章发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北大研究生会曾专门组织讨论,与会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还有理科的朋友。这种对新事物保持强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园地外,也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在触类旁通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与今日博士生教育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形成鲜明对比。以我有限的观察,那一届博士生普遍读书认真,视野开阔,但学术训练相对薄弱。这一局面的形成,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无联系,也与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太健全有关。举个例子,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完,正准备举行答辩,忽然下来一个新规定:必须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而后才能正式进入论文写作。我们苦笑一声,只好便宜行事,两步并做一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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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N" R' L6 L# z: R9 r' W   制度不太健全,对于博士生来说,有好也有坏:学术训练不足,这是缺点;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大,则很值得怀念。那一代人的擅长独立思考,保持开阔的胸襟与视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说到“启蒙期”学术特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80年代的中国学术,包括创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作如是观。# Q  O6 D6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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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我读博士,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上过专业课。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思考,每周与导师王瑶先生进行一次学术对话,还有就是访问校内外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1989年岁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写《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其中有一段话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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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7 _2 F3 G, n/ {. `; E) }5 A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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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 l: P" H- B   这段描写并非“写意”,而是“写实”。我的“读博”之所以如此潇洒,既取决于王先生的个人风格,也与其时博士制度刚刚建立,尚无各种硬性指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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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T# J5 n3 [2 {' w   制度不太严格,外在束缚很少,既稀见奖励,也难得惩罚。如此缺少竞争,是否会降低学术水准,我看不一定。并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赶,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发挥,这种自由自在的读书状态,更接近古人所说的含英咀华、沉潜把玩。读书做学问,需要心平气和、优游从容。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大学课程太多,不适合于从事高深研究。在梅先生看来,对于读书人来说,“闲暇”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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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 W( u0 h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 @+ ~+ H: F4 Z. k9 H  R

: B5 w4 U7 r6 L. a1 Y   对于志向远大并潜心于学者,“余裕”的重要性,起码不下于常被提及的“压力”。在讲求规则严格管理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读书”辩护,或许不无必要。即便在争分夺秒的“读博”阶段,也不该时时刻刻念叨着那借以获取学位的毕业论文。( b* B! V/ F# X  F

7 D5 `& s+ [- t   王瑶先生的指导博士生,有几点明显与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来讨论。第一,不鼓励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理由是:不垒高坝,提不高水位;随处发泄,做不成大学问。这还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时可能揣摩风气,投其所好;或者发表后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第二,不给学生出任何题目,只负责首肯或否定你的选题。理由是:所有好的学术选题,都内在于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别人取代不了。更何况,对于学者来说,此举生死攸关,正是研究生教学的重点。第三,硕士论文不要超过三万字,博士论文不要超过十万字。理由是:学位论文必须凸显作者的眼光、训练与表达能力,不能弄成臃肿芜杂的史料长编。你可以有很多附录,但正文部分必须干净利落、严谨简洁。王先生的这一“戒律”,日后有所松动,但基本思路没变,即学位论文并非“以长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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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f+ s) J! z: V4 y: v! V/ F   王先生指导研究生的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给学生出题这一招,在我看来,实含至理。今日中国学界,不管是理工医农,还是人文社科,名气越大的博士生导师,越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或“老板”,将众多研究生编入自己的课题组,分派题目,合作攻关。这种工科教授得心应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处是学生上路快,而且旱涝保收;缺点则是可能限制学生才华的发挥,就好像是孙悟空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清代大学者戴震说过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为什么?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 t0 ^# z6 I1 O2 \/ }% q

& k1 I1 X4 L1 H0 ~3 z4 R   刚博士毕业那阵子,偶有争议,常被人讥笑:还博士呢,连这都不懂!其实,这是将西方追求专精的学术精神,与传统中国的博雅趣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相混淆。同样名为“博士”,作为学位的Ph.D.或Litt.D.,与古代中国学官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现在的官场上,高学历成了晋升的重要条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专精某一门特殊技艺的(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说是后两者的综合。当然,那是指理想的状态。! Z+ F& J9 _0 J% {# i% @1 K

! n, V. R6 [4 x7 ~   我所理解的“读博”,除了现实层面的获得学位外,应该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读书的心境,一是读书的技术。这里所说的“读书”,包括阅读、思考、探究、写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学”。晋人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人多以为是自嘲;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读书境界。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显示其读书之乐。不强作解人,不过度诠释,不为了职称而著述,这样的读书,方才能得其三昧。今人则相反,未曾耕耘,先问收获,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便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与专精,既保留读书之乐趣,又希望对学术有所推进,我想,最佳状态是:“好读书,求甚解。”后者指向职业,前者指向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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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里,读书与职业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变成单纯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训练,不只是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包括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这也是我对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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