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敏岐：向阳湖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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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湖纪事

作者：许敏岐      来源：《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
       
　　侯金镜之死

　　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同在中国作家协会，我知道金镜是作协党组成员，主持《文艺报》实际工作的副主编，但对我这个《诗刊》的普通编辑，他却只是个“面熟”。作协几个刊物的负责人中，金镜是个真正“坐镇”的人物，大多数上下班时间，文联大楼人流纷沓的楼梯上，都能看到他，春秋穿一件风雨衣，冬天穿一件黑呢大衣，脚步“蹭蹭蹭”地，上下楼都相当有劲。有时在楼道相遇，我尊敬地叫他一声“金镜同志”，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如此而已。

　　1965年秋天，作协一批干部要去京郊的顺义县搞“四清”。下去之前，在东总布胡同22号开了个会，由先期在曲阜搞过“四清”的同志介绍经验。金镜参加了在曲阜的“四清”，那天讲话的有他。他讲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并细致地讲了他对一个村干部的认识过程。他说得很慢，抽着烟，仿佛在一边思索一边讲。金镜讲完了，会场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只见一双双陷入沉思的眼睛。

　　我参加了在顺义的“四清”。运动还没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工作队匆匆撤出。回到机关，几个刊物都停了。作协所有的领导干部，全都成了“黑帮”，金镜也未能幸免。那时的北京，汹涌着一股令人憎恶的狂涛，文联大楼首当其冲。大楼的后院，临时搭起一个台子，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里，每天都要搞好多场“黑帮”示众。时时都有身着军上装，手提皮带环的的红卫兵旋风般的闯入，对“黑帮”一顿毒打，呼啸一声，扬长而去。作协的领导干部，被集中在不为人知的顶银胡同，暂时还没有被这股狂涛吞没。

　　但这股狂涛，还是很快到来了。

　　一天开完大会，留下侯金镜和冯牧打扫会场。他俩一边打扫，一边指着林彪的画像骂“凶神恶煞”，“小丑”，还说了些不满文化大革命的话。不知这些话怎么传到了音乐学院红卫兵那里，他们冲进顶银胡同，对侯金镜和冯牧拳脚交加。这次冲击之后，根据《公安六条》金镜和冯牧就成了“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1969年秋天，和许多被“砸烂”的文艺单位一样，作家协会连窝儿端到咸宁的文化部干校。几千人一下涌到，没有房子，只好住老乡家。侯金镜、张光年、杨志一和我四人，住进了程家湾一间原来装柴草的房。这间柴房又暗又潮湿，大白天都得点灯。夜里则老鼠成群，整夜闹得人睡不好觉。

　　所谓的向阳湖，原名关阳湖，是斧头湖一个角。这是一片荒湖沼泽地区，气候十分恶劣。9月底10月初，湖上的茭草闪白，柴山上的橡树发红。11月，第一场霜之后，稻田里的小水洼就结薄薄的冰。12月，低垂在荒湖上的云，被呜呜的风拧成雪片，纷纷扬扬，荒湖、堤埝、柴山、小村，一眨眼全都白蒙蒙的。雪一把把从窗口撒进来，阴湿的柴房成了个冰窖。春天则是雨季，不紧不慢的雨，滴滴嗒嗒，一下就是一个月，甚至40天，什么东西都长了一层绿霉。干校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有时早上起床，天还黑洞洞的，漫天雨声中，披着马灯的光晕，后面的人看见前面的人雨中模糊的背影，就一个跟上一个出工了。晚上回来，往往天已漆黑，记不清一天中摔了多少跤，只感到骨头像散了架，浑身上下，没有一根纱是干的。

　　金镜的处境，比我们困难得多。那段时间，他极少说话。他买了一只马灯和一个小马札，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他常坐在马札上，深度的眼镜对着马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一天深夜，呜呜的风声把我冻醒，发现金镜的床头还闪着灯光。马灯的灯芯拧得极小，他坐在暗影里，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烟头的火星一明一灭。似乎想清了什么，他伸出冻出无数小血口的手指，把马灯拧亮，拿起夹在小本里的笔，但凝思一阵，又把笔夹进小本，一个字也没有写。此刻的金镜在想什么呢？他若一尊雕像，隐在马灯的暗影里，脚下的烟头撒了一地。看得出来，他表面平静的胸中，是一个汹涌的大海。

　　就在那时，我患了肝炎。我们住的村子，离连队食堂所在地的鲁家湾有两里多路，晴天路好，也要走十多分钟。春天正是阴雨季节，路上烂泥有一尺来深，走不出几步，脚就被糊住，不甩掉休想再前进一步。肝区胀痛得厉害，又怕传染别人，这两里多路，就成我一生最大的畏途。金镜提出要为我带饭。我说：“你身体也不好，再说，我这病传染人。”金镜说：“不要紧，我这样年纪，肝老，不会传染的。”说着，他蹬上雨靴穿上雨衣，拿上我的饭盒，拉开门，斜着身子，一头钻进雨里。过了一个来小时，先听见糊满胶泥的雨靴的沉重声，接着门一开，一阵冷雨把他卷了进来。“怎么回来得这么快！你没有吃？”我不安地问。“我，吃过了。”他用冻得发僵的手指，吃力地解开还在向下滴水的雨衣，再从贴胸的棉袄里，把饭盒掏出来，说：“赶，赶快吃，还，还是热的。”我接过热呼呼的饭盒，望着金镜冻得发青的脸，眼里噙着泪花。

　　和金镜接触多了，才发现他不仅爱讲话，而且很会讲话。有时高兴了，他就讲抗日战争时他在阜平的山沟里吃黑豆，睡白草，讲他和肖也牧一些很有趣的事。他讲话语调慢，稍有点口吃，但相当形象，相当风趣，别人都笑了，他自己一点都不笑。

　　尽管压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沉重帽子，但金镜没有停止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1971年春的一天，军宣队宣布放“大礼拜”。那是久雨之后的一个难得的晴天。金晃晃的阳光下，全是忙碌的人们。有的洗积攒了多日的衣服，有的晒长了霉的被褥，有的理长得可以梳成小辫的头发。等吃完饭（“大礼拜”一天开两顿饭），三三五五，有的去甘棠，有的走窑嘴，劲头更大的，则远征咸宁或汀泗桥去了。那时连队已住进向阳山自己盖的营房，营房的右边是柴山，左边是一冲水田，田壁上，开着一簇簇淡紫色的小花，老乡们叫它“米泡花”。金镜蹲在田埂上，和一个插着犁的老乡聊天。不一会儿他回来了，眉头皱成个大疙瘩。我知道他此刻的心情。这里的老乡真苦，种了山又种田，种了田又种湖。最远的湖田，来回要走二三十里，上工都带着饭，湖上没有一棵躲雨的树，而荒湖的雨说来就来，老乡们就蹲在雨里吃，碗里一多半都是雨水。金镜端条矮凳，坐在我的小屋前，狠狠抽了几口烟，说：“不过，总的说来，这里比山东曲阜强，那里人们干了一年，吃的是白薯面糊糊，还只能是个半饱。”看着他的神情，我又想起他那“折腾”的名言来。多么深刻的思索啊！老百姓辛辛苦苦积攒下的那点国力，一次又一次被运动折腾个精光，都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被那些马列主义的骗子骗得晕头转向，那么后来，特别是到了干校，通过各种运动和清查，整了老的整中的，整了中的整小的，才恍然大悟，你并不是什么走资派，你并不是什么保守派，我也不是造反派，而所谓的“叛徒”，“反革命”，纯属一些人的“革命需要”。这种情况下，年轻和年长的，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种关心和爱护，有时真到了“相濡以沫”的程度。大家心里都有一句话：熬下去，活下来，既然是戏，总会有演完的时候。

　　但是金镜没有能熬过来。

　　金镜原来和陈白尘在湖里放鸭子，1971年夏天，又调到了蔬菜班。一般说来，蔬菜班的菜地就在营房附近，上下工时间也比放鸭子正规，活儿应该轻一些。但偏偏那年夏天天旱，地一天不浇，菜就蔫了，菜班的活儿就成为最重的了。湖区的气温高达40几度，金镜的血压又一直很高，连续20天的挑水，又黑又瘦的身子，好像被烤焦了的炭。傍晚收工了，他坐在宿舍门口的小凳上，地上放一碗粥，连喝粥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的眼光暗淡下去，焦裂的唇边没有了声音。我向他投去同情和问候的眼光，他只是对我苦笑了一下。

　　8月上旬的一天傍晚，闷得像蒸笼一般的湖区，忽然有了一丝风。他光着脊梁，只穿条裤衩，坐在营房前的小树下，旁边仍然放着一碗粥。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就这么一回事！”接着，指着头上沙沙发响的小树说：“今晚可以睡个凉快觉了。”

　　从患肝炎后，我身体一直不太好，连里安排我和另外一个人值夜班。那天我值的是9点到下夜两点的班。大约11点多钟，和金镜住同屋的李从周来叫我：“老许，快去看侯金镜怎么啦！”我跟小李跑去，撩开蚊帐，只见金镜的头从枕上滑下来，歪在一边，发出很响的鼾声，我怎么叫，他也不应。我马上去大队医务室把孟仞千叫来，孟仞千诊断为脑溢血。不一会，食堂的方向闪着黄黄的车灯，接着出现了干校那辆破“华沙”，从“华沙”里下来一个干校医院的女医生，除带来一只氧气瓶，任何抢救的手段都没有。

　　军宣队一直没有露面，但好多人都起来了，静静地围在小屋的外面。金镜的夫人胡海珠和岳母胡姥姥，坐在金镜对面的床上，默无一语的眼里，有的是悲愤和坚强。作为副连长的李季也起来了，他要我去叫起食堂的大师傅老宋。老宋捅开火，煮了十来碗挂面，我端给海珠，端给胡姥姥，端给医生，面凉了，谁都没动筷子。

　　下夜两点，我交了班，又在金镜的小屋外站了好久。寂静里，接上氧气瓶后，金镜捯气的声音，小屋外听得很清楚。当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自己的小屋时，我心里在默念：明天一早醒来，定能听到金镜病情好转的消息。

　　第二天一睁眼，金灿灿的阳光满屋都是。我翻身爬起，直奔第一排金镜住的小屋。屋里静悄悄的，仿佛昨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蚊帐撩起来了。照金镜历来的习惯，床上干干净净。几件洗过的背心和短裤，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边。草帽挂在壁上。马灯放在床头。都下大湖去了，营房里看不见什么人。我又跑去厨房，宋师傅正在做饭。我问他，沉默了半天，他才说：“侯金镜，去武汉——火葬场了。”我不愿相信，又奔回金镜住过的小屋。望着壁间的草帽，床头的马灯，涌上一阵裂心的痛楚：金镜确实离我们远去了！

　　金镜是头上压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心身受着非人的折磨而死去的。他的去世，人们很悲痛，但不敢表露。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这种感情才爆发出来：金镜，你这嫉恶如仇的勇士，你不应该死，你是比我们更有理由要活下来，看幕落之后，那群奸佞的下场的呀！

　　云梦泽畔郭小川

　　在有些人的眼里，中国作家协会不仅是砸烂的单位，而且还应该扫地出门，1969年秋天，就连窝儿端到了在咸宁的文化部干校。小川先小留北京，到年底，也和冰心、张天翼一起到了咸宁。

　　因为镶牙和看病，1970年夏，小川去了武汉。解放初他就在武汉工作，这次去，是老战士旧地重游，但是，横跨大江的武汉三镇，竟连他一个栖身的铺位都没有。几经交涉，才以干校在咸宁这一理由，住进设在武昌的咸宁地区招待所。不久我因看病去武汉，也住在咸宁地区招待所里。

　　我初去的时候，与他住同屋子的一个人，文革前，曾多次奉康生之命，去全国各地“访书”。那个人拿着明末遗民张煌言的《张苍水集》，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很重视这本书，并让他注释，意在炫耀他和康生的关系。小川很头疼，可又躲不开。一次我推门进去，那人又在说这本书，见我进来，小川的神情，真像看见救火车一样，对我说：“你来和他谈谈吧，对古的东西，我的确没有研究。”那神情，除急于解脱外，还有一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憎恶。

　　招待所的后面，就是蛇山。晚饭后，我们有时沿着山间小路，攀上蛇山山顶。极目望去，烟囱、红楼、厂房、船舶，紧紧贴在被落日染成血红的天幕上，空气仿佛也烧着了，烈焰腾腾。伫立山头，我们常是默无一语。

　　更多的时候，我们沿着覆着法国梧桐的街道，一直走到武昌桥头才折回。我们说话很少，只感到气压太低，胸口像压着沉沉的石板，只听沙沙的落叶，在追逐我们的脚步。

　　“回《人民日报》的事有信吗？”我终于忍不住问他。

　　“回去？问题看来比原来复杂。再说，就是回去了，工作怎么做？”低着头走了一阵，他抬起头，轻轻舒了一口气，说：“其它都可以不管，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武汉是长江上三大火炉之一，而7月又是这个火炉最炎热的日子，正如小川诗里写的“风是热风，浪是热浪”，住的屋里，桌子板凳，一摸都烫手。除看病和修牙，小川都在写他的诗。多次我看见汗水从他肘上流下来，把桌子的稿纸都浸湿了。一天他忽然停了笔，说要横渡一次长江。自1964年患肝炎以来，他的肝一直不太好，而横渡长江的那天，他又感冒了，正在发烧。面对洪水季节的长江，惊涛万叠，风浪滔滔，我很为他耽心，但他不顾我的劝阻，在8个工人的陪同下——带了一只排球作救生圈——挥臂击浪，飞渡而去，游了20多里，才在对岸上了岸。

　　横渡之后，诗写成了，就是后来江青叫“问题很大”的《万里长江横渡》。这伙人是敏锐的，在这首诗里，触到了令他们心惊胆战的东西：一柄锋利的长剑，一个真正在风口浪尖上锤炼出来的战士的性格。

　　小川回到咸宁干校，这种性格依然如故。所谓的向阳湖实际是斧头湖的一个小角，为八百里云梦的一部份。屈原“行吟泽畔”的“泽”，应包括这一带。这里气候恶劣，劳动极重，生活艰苦，且毒蛇出没。小川身体不好，却泥里水里和大家滚在一起。他还是五连的插秧快手之一。不同的是大家累了一天，胡乱吃点东西，倒头便睡，小川却总要拧亮马灯，看一阵子书，或在小本上记些什么。

　　在五连，不知谁先叫他“郭知识”，以后就叫开了。这个绰号有两层意思，一是谐音，知事，即县太爷，不到20岁，他就当了河北丰宁县的县长。二是他知识渊博，常给大家做些读书心得之类的报告。干校开知识分子会，大家都推他。在当时，作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几乎就是“罪恶”，但他挎着一只小挎包，欣然前往。

　　小川坚持读书，坚持写东西，大家主要是佩服，但也有些不解。作家协会已经砸烂，江青说了，不仅作协的干部不要，连桌椅板凳也不要，写东西还有什么用？再说，过去的“罪行”，不就是写东西吗？小川为什么那么固执，还硬要往里面钻？

　　小川在这方面确实是很固执的。在心底，他从没有放下自己的笔。一天收工时，大队先走了，我和他走在后面。从湖里的工棚到山上的营房，有十好几里路。盛夏的荒湖，杂草丛丛，工棚隐隐，水鸟闪闪。他慢慢停下步，指着远处问我：“你看，那人是不是×××？”小川说的是人文社的一个老干部。顺着他指的方向，只见一个赤膊、短裤、戴草帽的人，正用系着红布的长竿，赶匆忙回棚的鸭群。太远，看不清，但从体形和动作看，有些像。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了他。他脸上泛起一种思索的神情，沉吟似地说了一句“又是一个野老。”当时没在意这句话，他逝世后，读到“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流言真笑料，豪气自文章。何时还北国，把酒论长江”这首五律时，才猛然省悟，沉吟“野老”之间，诗的火花，已在他的心头闪耀。

　　为自己的固执，小川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1971年纪念“七一”，五连出墙报，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发表了小川的《长江边上五七路》。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发表作品。大家很喜欢这首诗，文艺小分队去各大队演出时，还作为朗诵节目。干校很快进行干预，说《长江边上五七路》反映出小川想回北京的阴暗心理，根据是诗里有这样一句：“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这整个机体的中心枢纽，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军宣队要各大队进行批判，并责令小川本人检查。小川拒绝检查。各大队不仅不批判，原来没有读过这首诗的人，到五连的驻地，把《长江边上五七路》抄在本子上带走了。大家感到可笑，更感到气愤，仅仅出现了“北京街头”，就判定为“阴暗心理”，实在太不讲理了。现在一切都理解了，原来对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江青一伙早就制定了既定方针：不许郭小川回北京，不许郭小川回《人民日报》，不许郭小川发表作品，即使在墙报上发表也不行。后来事态的发展一一证实了这点。

　　1972年夏天，周总理打破江青的阻挠，对中央文化部的运动进行了干预。总理指示，在干校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所有十二级以上的干都陆续回到了北京，但“四人帮”抗拒总理的指示，独独扣下了郭小川！

　　秋天了，阴云低垂，雁阵横空，芦花乱飞。当年屈原行吟的泽畔，投下小川苍茫的身影。

　　黑皮大张

　　草尖上闪着几颗星子。我和黑皮大张坐在小船上，听远远近近的风声，看浓浓淡淡的暗影，心里老在嘀咕：是不是有牛闯进了瓜地？

　　草丛中，时小时大，有悉悉索索的声响。一颗流星忽地划过小河，河面闪出一道水波的弧光。

　　“他妈的，有蛇！”大张大喝一声，在船头猛地站起。小船在剧烈晃动。我抓起一把桨，照弧光劈了下去，“啪”地一响，从头到脚，溅了我和大张一身水花。

　　流星消失在天的尽头，小河上的光影也熄灭了，一切又沉入浓浓淡淡的黑暗。那悉悉索索的声响，在草丛中越去越远，最后也听不见了。

　　大张又在船头坐下来，继续他刚才的谈话。

　　“他妈的，”大张说：“有一个作家协会，还有一个说家协会，那些群众要派去火葬场的人，我看都合格。”

　　“作家协会的职业病是神经病，说家协会有没有职业病？”我问。

　　“怎么没有？甲亢——不然能那么没完没了的呱呱！”

　　“佐佐木蹲子算不算？”

　　“怎么不算？那真能把死人给你说得活过来……”

　　在五连，黑皮大张是个有名的人物。

　　他原是肖劲光的警卫员，文革前复员到作家协会，在收发室管些收收发发，文革中，作家协会被“砸烂”，他和其他工勤人员一起，也下到了向阳湖。

　　他是山东人，两米多的个儿，若半截铁塔。他出公差去咸宁城里，不论干什么，后面总跟着一大群孩子，闹闹嚷嚷，把他当稀罕物件看。

　　他形若铁塔，却没有吃鳝鱼的胆量。一次经不住人们的怂恿，他在碗里扒拉半天，终于吃了两块，但放下碗，回到房间，心里就不踏实。有人恶作剧，说那鳝鱼正像蛇，在他的胃里钻，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比划蛇在胃里钻的样子，话声还没落，大张“哇”地一声，吐了个倒肚翻肠。

　　70年春天，五连在大湖里清理排水沟。沟里的泥很深，“五七战士”们要站在沟里，把泥挖起来，倒扣在沟的两边。和干其它活儿一样，大张是绝对主力。他正在挖，忽觉脚下踩着了什么活物。大张把铁锨顺着脚边插下去，脚猛地一松，锨猛地一举一翻，把那块“泥”扣在沟边，那倒扣着的“泥”竟然爬动起来

　　——原来，那是一只两三斤重的鳖！

　　大张不吃鳖，但他也不把鳖给人。收工回到营房，他把鳖养在自己的铁桶里。上工之前，下工之后他常坐在小马札上，把桶里的鳖看上半天。一天他从大湖回来，发现桶倒了，水泼了一地，鳖也不见了。大张的脸阴了好几天嘴里直嘀咕：“是哪个馋派干的缺德事！”

　　大张是冤枉人了。那压着石头的桶，是鳖在里面折腾时，自己倒了的，鳖也乘机跑了。后来在营房左边堆稻草的棚里，发现了这只鳖，但已是一只空壳，看来鳖的生存能力，远不如龟。这间堆稻草的棚子，离大张住的小屋，不到30米，但隔着两排营房，不知是怎么爬过去的。

　　作协下放向阳湖的人中，工勤人员是最先回到北京的。行前，连里为他们开了个欢送晚会，我还写了一首欢送他们的小诗，写大张的，有这么一段：

　　战鼓声声起向阳，

　　大会武，你战士最爱风和浪。

　　常谈起你带病下河打桥桩，

　　雷电下屹立着你的铁脊梁。

　　至今红旗飘飘过桥头，

　　犹似你亲切的大手在迎战友。

　　三年，泥汗一身茧两手，

　　怀念你呀，向阳岁月的一头开荒牛。

　　诗不好，还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感情还是真实的。


　　1999，秋，于桂林绿窗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