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杨公社：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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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海市五四中学六七届初中二班部分同学在校园内合影（1968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                  
             －－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作者：柳杨公社

上海市五四中学是我的母校，只是当年的“五四中学”在1990年代被一心要“搞搞大”的教育官员们随随便便就废了，并入了市西中学，毕竟“市西”的牌子更响。不过几年之后，“五四中学”又被挂牌。后来知道，原来是茂名路威海路上的“新群中学”穿上了“五四中学”的马甲。

或许是某些主管官员某一日突然发现，京城很有些高官权贵（钱其琛、曾培炎等等）与五四中学的前世今生有些瓜葛。怎么可以叫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找不到“回家”的路呢，于是惶恐不安，于是折腾来回，“五四中学”被死而复生。

五四中学当年最出名的是它的篮球，1964年与南洋模范中学争夺上海市冠军的比赛，曾激动了刚进校的我们年少的心。

还记得那些高年级的篮球明星：跳蝻、外国人、克鲁米、小王、大鼻头……这些人先后被交大、华东化工等高校录用。记得后起之秀长脚梁洪星，后来进了上海青年队，文革中还闹出了绯闻；也记得后来做了上海家化老板的学生党员葛文耀，当年只是个乐呵呵的二线替补，球场看球技，不管党内党外。

不会忘记那个老是戴着帽子的学生裁判，动作夸张表情严肃，直到一不留意帽子掉球场上走了光－－原来是瘌痢头！全场大哗，风头全被他抢去了；也忘不了从新疆队主教练位置上回到上海的邬伟培，同学们都说，邬指导两只眼睛老花格！

说起五四中学，因为号称今年，2012年，是五四中学的第100年，也因为我家三兄弟都出自“五四中学”。我们小时候都叫“五四中学”为“大同大学”（大同大学附中）。

1967年盛夏的某天，五四中学内都宣称自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派，已经厌烦了口水和笔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首先发难的是“新五四公社”（红三司、红上司，或许还有交大反到底或者加上同济东方红的混合体）。

傍晚，进攻开始了，“公社”的打手们声嘶力竭呼喊着，用重物砸开红东北、红西南的据点——学校大礼堂的木门，忘记了是否有肉体的接触，印象中有一女生张开双臂阻拦，被打手中一“大模子”甩开，跌倒。好像更多是对“敌方”文件柜、办公桌的打打杀杀，对柜内桌内纸张笔墨的摧残泄恨。天黑的时候，“新五四公社”占领了全校。

不过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新五四公社”还来不及“热烈欢呼”便很快发现，他们已经出不了校门，从各处赶来的红东北、红西南的“红卫兵战友”已经把五四中学包围。紧张不安的压抑反而使人有点亢奋，有同学爬上沿新闸路街面二层屋顶，上演“五四中学保卫战”。我从沿街西侧体育教研组门外走廊的天窗攀上了屋顶，趁着夜色匍匐至屋沿向下偷窥，昏昏路灯下，新闸路西康路上人声噪杂，阴影憧憧，乌合之众云集，不时有手电灯光明灭，不时有集合号令发出，不时有队伍集结进退，不时有杂物抛射掠空。黑暗中，我也学着掀起瓦片向街下扔去，又赶紧缩头退回。

这一夜，在上海市五四中学百年历史上，留下了丑陋的一笔。

后半夜，一切都平静下来，肾上腺素释放后的男生女生们不免萎靡。学校食堂烧好了稀粥，玩够了的红卫兵战士端着大碗开始果腹，按规矩，每人要交一两还是半两粮票的。我口袋里肯定是没有的，是同学帮我交了？还是我欠了五四中学的？

如果是欠的，那一欠已经45年，粮票落在记忆里。

（一）

坐落在新闸路1370号的五四中学，坐北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为不远处，往西走也就百步路，过了西康路，就是“沙利文面包厂”（上海益民食品四厂）。

刚入校，我所在班级的教室就是沿马路的，每天定时会有浓郁的奶油味道飘来，老师就会提醒大家“勿要深呼吸啊！”即将发育的正在储备能量的同学们笑了，咽着口水。

沙利文面包厂门市部就在西康路新闸路转弯角上，边上是面包厂边门和锅炉房。推开磨砂玻璃门，豆沙面包5分一个。至于带着小小浅浅火炬压痕的“光明牌苏打饼干”、后来推出的圆形“快乐夹心饼干”，都是我家饼干筒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后来出名的是“抗美援越”的压缩饼干，时常有车队到来－－中国人民“唇齿相依的好朋友和好战友”越南贵宾来参观了。

五四中学左右被两条弄堂夹持，西侧是新闸路1378弄（1949年前曾被命名为“大同里”），有一段时间学校大门就开在弄堂里。弄堂到底是101厂疗养院（曾是富商陈永春的别墅）。走过弄堂向西，是“吴顺华”酱油店和银行储蓄所。

酱油店是我经常要出入的。放学回家，大人拿出碗给我：去吴顺华买两分洋钿辣火来！吴顺华？是店名还是老板的名，始终没明白过。有时会拎着酱油瓶拷一斤鲜酱油（又叫白酱油）两角四分，或者拷两分钱的醋。也会拿着粗瓷钵斗去买粗盐，一角一分一斤；也会带着小碗去买块乳腐，脸熟了的店员用长长的筷子将乳腐拣入碗里，还不忘加一小勺乳腐卤。于是像似赚大了一般，兴高采烈回家向父母邀功去了。

酱油店的柜台上总有一块黑腻腻的大抹布，店员随手要擦拭的，擦手擦台面擦瓶底。想过，那抹布在水盆里一洗，必定五味杂陈－－白酱油、红酱油、辣酱油，米醋、白醋、陈年醋，细盐、粗盐、袋装盐，还有白乳腐、红乳腐、醉麸，加上辣火、五香粉、鲜辣粉，还有糖醋大蒜、人参萝卜头、玫瑰大头菜……

鲜是鲜得来！

柜台内木架的眼里插着各种大小的漏斗，挂着各种规格尺寸、有着长长把手的圆筒摇勺，一斤酱油正好四大勺，两分钱醋也就一小勺而已。漏斗摇勺经年累月被酱汁染得乌黑。看着店员提着长长把柄，把勺里的调料麻利地倒进漏斗，很是佩服。

出了酱油店往西，走到西康路转角，一家也就十平米的简陋的小小饭店（新闸路1398号），却有着响亮的名头：“金城饭店”。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捏着“就餐券”如大爷一般，神气活现进了“金城”，去喝过一碗滚滚烫的糖粥，忘了是几分钱。

过了西康路，就是前面说过是沙利文面包厂（新闸路1418号），面包厂对面“劳工医院”的边上，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新闸路1461号）。

“一中心”的阅览室就在沿街面，向所有人开放。进屋，拉开低矮小桌边的小木靠背椅，坐上，没人来过问你来自何处。“一中心”向西不远是“第六人民医院”（现在的市儿童医院）的后门，门边的沿街二层小白楼，是“六院”的太平间。每天下午运尸车来了，大门打开，就有男女路人围观，多有皱眉手捂着鼻嘴的，看得津津有味。

是从白布裹体的逝者身上看到了自己？

那是任何人都过不了的关，也是任何人都要过的关。

（二）

而五四中学马路对面是“海关”。

才两三层的海关钟楼比起外滩的海关小了不是一点点，没有一丝威严。钟楼下宽宽的褪色的大木门油漆斑驳，从来没见过开启。那顶楼的时钟脚步似乎也不太稳了，步幅似乎也不太准了，只是识趣识相，闷声不响自顾自低头赶路，分分秒秒计算着逝去的时光，滴滴答答倒计着人生的有限。据说那海关是东洋人建的。

海关往西，新闸路西康路转弯角上是“华山村”（现在的本本大厦旧址）。成排的两层的灰色小楼倒起了个大气魄的弄堂名，与马路斜对过的“金城饭店”有得一拼（陕西北上还有个四五平方的小店，搞得更大，叫“泰山”）。五四中学一些单身教师的宿舍就在“华山村”里，算是五四华山派。

出了“华山村”沿着西康路南行，没走几步路，五四中学的第二操场到了，1965年，那里又被改建成了学校游泳池。在泳池深水区，我第一次冒出“完了，完了”的绝望——带着我游往深水区的同学为躲避体育老师伸来的竹竿套，潜水溜走了，撇下不懂水性的我，挣扎着大口喝着百十来男生女生的大脚、小脚、臭脚、香港脚的洗脚水。

一定不会有香港脚的！办游泳卡时，脚指头都被使劲掰开审查过，然后盖上“合格”的大印，准许出口的。

当然，如果喝的只是洗脚水还算好的。

文革中，同学瞿亚栋拉我去游泳池服务过一段时间，收收门票管管更衣室。瞿亚栋的路道粗，整天混在游泳池里，夏天被太阳晒得浑身黝黑。记得那卫生老师的话：女的比男的龌蹉，叫伊拉冲冲清爽再放进池子里去。那时不懂，却记住了。那是动乱时期，有些常识事却依旧一板一眼讲规矩，游泳结束，泳者还要点了“眼药水”才可放行的。我喝了洗脚水，却没有“胃药水”灌胃，以后肠胃一直不好，可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更多时候我们去西康路南阳路上的五四中学第一操场上体育课，那里后来成了静体馆，操场隔壁是南阳公园。

“华山村”对面的西康路259号的暗红色楼群是“劳工医院”（多好的名字，现在当权者无论如何不肯叫这样的院名的），那里的小儿科是我免不了要去的。

劳工医院的南面紧挨着是“西康公园”，那是我儿时的乐园。里面有前后摇晃的木马、木船，有上下起落的跷跷板，有滑梯、秋千，有爬上去抓住横杆脚蹬滚动的木桶，有铺着厚实草料的尖顶竹亭。

（三）

走过五四中学的西面南面，现在我们要面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说说五四中学的东面了。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五四中学东面的马路两侧墙上，曾被学校的师生涂满了飞马跨越、车头奔驰、卫星上天、红旗飘飘的宣传漫画，刷上“十五年赶超英国”“东风压倒西风”“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的标语。

中国人喊了几千年的“万岁”，几千年中朝代更迭，“万岁”不变，直到邓大人出口，才有了改观，那是“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百岁”了。

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街上时有敲锣打鼓的队伍通过，领头的倒是太阳穴贴着“十字”膏药一瘸一拐扮作蒋介石的小丑和同样狼狈的宋美龄，也有头戴画着着米字旗高帽的，做出种种丑态破败相，以示“人民的胜利”。

紧挨着学校东面的是另一条弄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有富商陈永春、王子松、沈棉庭等在此先后建造新式楼房花园，由此造就了“三元坊”。儿时的眼里那是一条大弄堂，四通八达，可以穿到武定路，通到西康路，走到陕西北路。

弄堂到底住着姓朱的大户人家，楼前用铁铸栏杆围着的空地竟也螺蛳壳里做起了道场，有假山亭阁、小桥流水，桃红柳绿的胜景。楼后院落的汽车间里住着我的周姓小学同学。见过胖胖的朱太太，记得她说话的语调，“夜里厢”说成“呀里厢”。

老上海闲话略带点苏白，好比白俄贵族，母语中夹杂法语，那是一种高档的时尚。

朱家公子也是五四中学68届高中的。

过“三元坊”，沿新闸路排开三幢带着花园的三层洋楼住着三个资本家，从西往东依次是杨家（小花园鞋店的老板）、王家和周家，文革中统统被派出所便衣民警领着的红卫兵掘地三尺抄了家，又被扫地出了门。

“扫地出门”，说来真是轻巧，不经历过疯狂年代的人无法体会，恐惧、恐怖、无望、绝望。人在，心已死。

于是小楼先成了一群来华学习的越南女工的集体宿舍，女工们成群结队，鼓鼓的胸口贴上“世界革命的导师”毛泽东的像章进进出出。越南女子身材丰满，偏偏还裹着紧身衣袍，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氛围很是不协调。

时间不长，高额抠眼小巧丰满的越南女工走了，小洋楼又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什么司令相中霸占。不过没几天，又被另一派更硬更强更革命的红卫兵组织给砸了。司令带着手下喽啰又不知投奔何处，落脚何方去闹革命了。

小洋楼大门洞开，随意进出。游手好闲的我正无所事事呢，司令进得，我为何进不得，理所当然堂而皇之，遂作单人半日游。

资本家一家老小被红色政权赶走了，大橱大床大家具都还留着呢，想来走得时候是何等地匆忙和狼狈啊。我从一楼会客厅开始，一间间参观过来，哼哼，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内心愤愤。爬到三楼，只瞅着门边大橱顶上有一包东西，贼胆包天，小个子的我单脚踩在橱门内，双手扳着橱顶，伸长脖子伸出贼手寻宝。那空荡荡的衣橱早已被蹂躏不堪，被我刚刚发育的身子这用力一扳，重心不稳竟然对着我倒下，推都推不住啊。赶紧后侧身跳开躲避。“轰隆”一声巨响，地板颤动灰尘四起，吓得我小脸煞白，蹑手蹑脚赶紧下楼，悄悄从厨房间后门溜之大吉。后怕倒没有，还为身手敏捷沾沾自喜。

转眼十多年过去。再后来，那杨家小楼被派出所所占，兴土木加固，加楼层扩充，于是去了小楼的雅趣，多了警署的威严。警车停靠，警察押着强盗小偷骗子妓女吸毒者施暴者进进出出。

至于中间王家那幢楼，有段时间成了滑稽演员周柏春的居所，常见周那张上海人民都熟悉的脸面在大门口迎送，那挂着铁质圆环抓手的黑色木门也有了滑稽的色彩。想起文革中，在五四中学校园内曾出现过的“反革命事件”之一，是某教室出现了“周柏春万岁”的“反动标语”，那可是一点不滑稽的事。

而最东面周家的那幢房，1980年代初就挂上了“上海市涉外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第三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听说是几万块钱就出手了。

理解周家的心结，赶快脱手要紧，生怕梦魇再来。

小洋楼隔壁就是“慈孝村”了（新闸路1316弄），弄堂口东侧沿马路是黄家。黄家主人是号称“青山农”的书法家黄葆戊，“慈孝村”三字就出自“青山农”之手。文革前，1962年还是1963年，某日午后黄家大火，火焰在二楼窗户吐舌，玻璃被烧的“噼噼啪啪”爆裂。我在马路对面隔路观火。“青山农”的书画一定损失不小。

“青山农”的铭牌好像是搪瓷的，蓝底白字，挂在大门斜上方的墙上，不大，不注意看不到。

慈孝村的对面，新闸路1321号，有刘晦之“小校经阁”藏书楼，1949年后1321号曾短暂成为“江宁区人民法院”。“法院”东面紧挨着曾有红砖三层洋楼，文革中，主人被扫地出门，“一月革命风暴”期间做了耿金章的“二兵团”司令部。只是耿金章再狠也斗不过王洪文，终于弃了小楼落荒而逃。

慈孝村向东，就是“西新别墅”（西摩路新闸路）。

（四）

西新别墅是苏州贝家所建，从新闸路沿着陕西北路（西摩路）朝北排开，一共四排。

1958年大炼钢铁，西新别墅的小院围墙尽数被扒，戗（枪）篱笆拔起推到；铁门围栏尽数被拆，送进了土制高炉烊化。绿地被平整，里弄干部家庭妇女齐上阵，弄堂里浓烟滚滚，人声鼎沸，炼起了钢铁。

当狂热遮蔽了理智，人人内心还充满壮志壮烈，这才真的可怕。

原来三层的“西新别墅”1960年代初被加了一层，加层住进不少名人，我知道的沿新闸路的四楼，就有油画家周碧初、象棋名家屠景明、勤风甬剧团的编剧天方。当时的天方年纪轻轻，却已写出《天要落雨娘要嫁》《半把剪刀》这样的名剧了。

天方姓张，其父也是个宁波滩簧演员，整天戴着个乌毡帽。因患腿疾，走道颠簸，也只能跑跑龙套了。不过跑龙套小演员生养出了个大编剧儿子，这是谁也比不上的能耐。

新闸路口的陕西北路581号3楼，住着女画家马碧簧。脑里还有儿时依稀残留的片段：马家阳光灿烂，阳台的落地窗前盆花错落。墙上挂着画家自己还是别人的字画。

马碧簧的外孙肖男男也是五四中学的，67届高中。

“西新别墅”陕西北路段第三排（陕西北路597弄），还出过一个名人，那是大名鼎鼎的“鸡血疗法”创始人俞昌时，只是世人只知“鸡血疗法”而少闻俞昌时其人，“鸡血”实在太红，俞先生自己也已被鸡血所淹所盖。

俞1920年代即加入中共，是安徽芜湖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俞脱离政治远离漩涡后只是个上海无线电三厂的普通厂医，没想到还能闹出这么大的名声，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和俞昌时一条弄堂的2号楼上，还住着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和结拜兄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的太太吴玲宝，我们都叫她“吴阿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吴阿姨死于红斑狼疮。母亲去医院看她时，吴阿姨已不能说话，握着母亲的手，唯有流泪，却也就此躲过了“文革”一劫。

西新别墅最后一排（607弄）2号，住着两个副区长，一个副局长。住二楼的静安分局副局长姓于，于局长的胖儿子就有了“黄鱼头”的美号。按现在的说法，“黄鱼头”正宗“官二代”，那时，喊他“黄鱼头”“黄鱼头”就爽快答应了，老鱼头不生气，黄鱼头更不生气，弄堂里人人有绰号，天经地义。一楼住着的江区长是个女的，剪着短发，一身灰色列宁装朴素平常，听说是民主人士，所以就更不张扬了。至于她的女儿，更是一个羞涩安静本分的小孩。

西新别墅的每条弄堂中间，靠墙都有两个大水缸，那是给居民倒剩菜剩饭淘米水的，大家都叫它“泔脚钵头”。每天有人拉着板车收集，送农村人民公社喂猪去了。每到礼拜四，弄堂里“大扫除啦”一声喊，居民们不管是“师母”还是“太太”，不管是“小开”还是“小弟”，拿着大扫帚、铅桶出门，吊起井水冲刷路面、阴沟。每个礼拜天，黄鱼车来收废品了，不管贫家富家，大人小孩拎着废品排队等着称分量，一分一角都是好的，碎玻璃、破布头、乱头发，甚至啃过的肉骨头、剪下的指甲，都要，都可利用，都能换钱！

（五）

“西新别墅”往北，是老广东聚集的“广东村”（陕西北路617弄到底），隔壁弄堂是多为粤籍教师的“广东小学”（陕西北路小学，629弄）。

1958年大跃进，陕西北路617弄2号底楼客堂间、西厢房和4号的底楼成立了“民办小学”。两个楼院子围墙打通，算是操场，教师不够，教室紧张，一间教室上下午由两个班级分享。虽是想着和隔壁弄堂的“广东小学”打擂台，毕竟先天不足。大跃进还生下了“城市人民公共食堂”，就在643弄4号，院子里搭棚遮雨招客，五四中学的学生也多有前来搭伙的。那时没有“刁民”，楼上和隔壁住家没人投诉“油烟扰民”，也没人想到，没人敢，更没地方受理。

广东小学的校长叫郭慕兰，她的寓所就在广东小学院落内。说起她的女婿石方禹，可是大大有名，周围小孩都知道，反特电影《天罗地网》就是他写的。上下班时间，总能见到衣冠楚楚的石方禹在陕西北路上经过，一副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永远那样从容。

多少年后，石方禹成了国家电影总局的石局长，做了京官，按现在的通行做法：石局长后得加“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在广东小学的边上还住着一位上海淮剧团的编剧，上海30年代左翼文人潘孑农，写过《长城谣》，不过文革中潘先生当仁不让成了“反动文人”。

困难时期，小学弄堂两边被蹲坐地上的各种小摊小贩所占。那时城管还没出生，城管他爹也就我辈中人，俱肚中咕咕，饿得发慌。小贩卖的也就酸辣菜、胡萝卜干之类。卷心菜抛弃的老叶（上海人叫“老菜皮”）被卷成胖乎乎的长条包，一个个竖起，放置在圆筒容器里，浸在糖精、醋精、粗盐、碎辣椒调和的水中；瘦小不长个的胡萝卜用盐、糖精腌渍晒干，干瘪干巴的淡红色的胡萝卜挂着薄薄的一层白霜。

有家底的小孩才可从兜里摸出一分两分的纸币，大多数穿着补丁连补丁衣裤的学生，或咽着口水贼兮兮笑咪咪看着他人吞咽，或不屑一顾暗地咽着口水。那时小店出售各种太妃牛轧鸟结奶糖硬糖，一二分一粒。后来流行黄豆般大小五彩“弹子糖”，小儿郎舍不得放进嘴里，紧握在手心，都烊脱了，一手的颜料。学生有聪明者另辟蹊径，收集糖纸，那个不花钱。很奇怪呀，物资匮乏，各种糖果厂家各种糖果品种各种糖果名称，却出奇地多，收集到一张没见过的糖纸，竟然比吃到嘴里还高兴。

1966的夏秋，大串联之风也刮到了广东小学和民办小学，五六年级的同学们游走在街上，用上海话齐声唱着“阿拉要去革命大串联，上海市委为啥勿同意……”。那是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调子，用沪语唱来也押韵顺畅。

住我家楼上的毛头，大名罗志强的就在游行队伍里。毛头的父亲是南下老干部，随军占领上海滩；儿子罗志强却革命大串联未成，几年后北上插队去了老家安徽。回家探亲，见到已是“插兄”的毛头，听他说起同学命丧生产队溺毙的惨剧。再回家探亲，听到的却是罗志强的不幸噩耗，在当地的铁路边被人发现……

远乡僻壤，荒野孤坟，埋着多少男女知青，那些正值青春年华莫名献出生命的男女啊。

也有生不如死的。想不到陕西北路小学的幼儿园里居然还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女教师。一身黑衣，瘦骨伶仃，只见她沿着墙角，低头快速走过陕西路，时时侧身躲避着身后八九岁十来岁尾随的顽童扔来的土块杂物。

是什么使原本天真纯洁的孩童成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斗士”？

广东小学对面有木材加工厂，成堆的原木卸下，就堆在马路上。蜂拥而至的大人小孩手持铲刀、菜刀，抢剥树皮回家作燃料是经常要发生的战斗。战斗中有女童被滚动原木碾压而死，厂方也曾在路边电线杆上挂出了“木头木老虎”的牌子警示，只是争夺能源的战火丝毫不见平息。

那破开锯开的板材也沿马路井字形堆放，或靠墙竖起晾晒。钻进钻出，这是孩童藏匿捉拿的游戏场和据点；也有喜好敲击板材上“木节”的顽童，那褐色圆形木节有着浓浓的松香味，这是厂家最忌的。

再往北，有烟纸店，大号“泰山”，五岳独尊。“泰山”出售草纸香烟、花露水蛤蜊油，顺带着粽子糖棒头糖，还有拷扁橄榄盐津枣。

实话实说，那“泰山”的老板娘也确实伟岸魁梧，不愧“泰山”的招牌。

吹泡泡、搞搞大、讲面子，是中国人传统的固有心态，所以当权者面子工程，媒体人宣传鼓动都是情有可原，百姓官员都是一只模子里出来的。回到一句老话：“符合国情”，“国情”就是一道百试不爽的护身符咒。

我们气喘吁吁爬过了“泰山”，“泰山”北麓就是现在的陕西北路670号沪纺大厦了。1947年1月22日正月初一，西摩路武定路转弯角上的那场大火，曾经震动上海滩。

（六）

穿过武定路，那段陕西北路曾经是有一条小河浜的，水面上支着木棍竹棍，铺上板材，围上竹席，盖上芦苇稻草，是滚地龙棚户住家。比现在高架下绿地间的违章建筑要环保很多。

陕西北路武定路口，底层开着“小杨生煎”的大楼，现在是“美丽园商厦”。

“美丽园商厦”的前世，是聋哑盲残疾人的福利工厂－－“上海铆钉厂”，而“上海铆钉厂”的前世，是“安乐殡仪馆”。

有没有搞错？没错，货真价实的殡仪馆。

把福利工厂建在殡仪馆，那决策者真是动了脑筋的，体现了执政者的智慧和大局观。瞎子睁眼又看不到，聋哑看到却说不出听不到，只有这样，才能安安乐乐做铆钉，不信谣不传谣，稳定大局，稳中求进。

安乐殡仪馆的送葬队伍总是最吸引人的，铜锣开道，人们头戴高帽，手执大伞，披麻戴孝行走在街上。据说，是越剧小生名角尹老师的母亲死了。大批围观者声声惊叫，原来看到了越剧偶像，那是现代粉丝的奶奶一辈。

可惜我没见过，这是听我哥哥姐姐“谣传”的。

从“安乐”的殡仪馆到“美丽”的商厦，中间隔了也就一代，面目全非也仅三代而已，白云苍狗，世事变迁，虽能预料？！

安乐殡仪馆旧址的东侧是时代中学，1965年从南京西路成都路迁来。文革中，时代中学的腰鼓队是出了名的。

记忆深刻的是被学校红卫兵剪破了裤子，抢去了皮鞋的时代中学的十来岁的“资产阶级小姐”，幸亏脚上还有袜子，坐在回家的三轮车上，低低的抽泣，不敢出声。

哎，家里又何尝太平了，当时的上海，当时的中国，已没有“富二代”安全可靠的庇护所了，连普通百姓，也生活在“红色恐怖万岁”之中。马路上满载红卫兵的大卡车急驶而过；深夜，常被弄堂里急促的敲门声斥责声惊醒，心惊肉跳，不知谁家又大祸临头。

高音喇叭传来了“战歌”：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七）

走得离五四中学有点远了，说的也太啰嗦了，赶紧回来吧。

当然还有值得说的，陕西北路新闸路口（陕西北路600号），西新别墅对马路，我们小时候都说那是美国大兵的军营，而根据我父亲“回忆录”的记载，那里应该是“美商中国营业公司”的仓库。1949年后，那里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地，好像是部队卫生学校，在我模糊的印象里，穿着臃肿棉军衣的女兵在路转角的大门口荡秋千。沿着陕西路那一排高高的青砖屋，一定是仓库了，和弄堂里的“阿弟哥”一起溜进去过，黑洞洞空荡荡，有点吓人，只在上方靠房顶处开了一排小小的四方窗户透光，没有玻璃，其实只是通气空。一到傍晚，成群的蝙蝠穿越，掠过马路。

大跃进年代，已经空阔无人的营地土法上马建起炼钢的高炉，晚上火光冲天。大跃进炉熄火灭，营房拆了成了锻压机床厂。

陕西北路往南过新闸路，东侧，陕西北路500号，是犹太人的西摩会堂，也曾经是犹太人的外童学校。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团校，后又为市教育局所占。文革中期，那里成了“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所在地，出版《上海红卫兵报》；也出版过彩色的《红小兵报》，四开还是八开横向折叠起来的。大门口设有《红小兵报》的阅报栏，可那玻璃橱窗是为大人安排的，高高在上，红小兵们踮着脚伸长脖子也是徒劳。

团校时期，500号靠新闸路的礼堂里夜晚灯火通明，“彩云追月”和“大学生圆舞曲”的旋律迷倒四邻。到了改革开放，“蓬嚓嚓”复活，“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欲罢不能；又破墙开店，除了烹炸煎炒，厅堂内有小桥流水的迂回。只是没多长时间，饭店就歇业了。

现在500号偌大的地块，只是市教育局下属的一个处级部门的领地。

而路西面，陕西北路549号的院落，多少年少有动静，我们从小管它叫“民航宿舍”（民航招待所）。文革中，“打到邝任农！”（文革前的国家民航总局局长）的标语就刷在门口陕西北路的柏油马路上，被“叮叮当当”老西门复兴路开来的24路电车的轮胎碾来，又被从宜昌路大自鸣钟开回的24路碾去。

其实变化还是显著的，当年民航宿舍的院子里有高高的的树木，枝桠茂密，乌鸦在树端衔枝筑巢，盘旋聒噪。现在呢，人们早已铲除树木，赶走了鸟雀，人们躲进了钢筋森林。

过民航大院是“南洋公寓”，沿街曾经开有照相馆。感谢我的父母，我们兄弟那未曾被污染、被催化、被膨大的原生态脸面，在那里定格。细看照片，左侧的留白，凹凸印有“萬里”字样，想是照相馆的店名。

走过“大同里”“自在里”，到了“七一中学”（市七女中）。七一中学最著名的语文教师是施济美，1949年前，施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1966年，不堪受辱的施老师和同住的一位育才中学女教师一起，毅然自杀，以死相抗。

七一中学对马路是“三联小学”旧址，哪三联呢，是生活读书新知还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抑或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联系思想？

（八）

沿新闸路过陕西北路往东（陕西北路600号东面），有新闸中学（现址为上海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949年前那里曾经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经济检查大队驻地，上世纪50年代曾是新城区少体校，见过学校屋顶平台上体操队员的身姿，那蓝天背景下的剪影，就深深烙在了我的脑子里。“大跃进”后，那里的操场又成了“大炼钢铁”成果的展览场，一锭一锭的废钢渣摞的老高，摆放得整整齐齐，日晒雨淋。

走到了江宁路，路口曾有大德医院（现在的大德公寓旧址）。印象中的大德医院是幢有情趣的平房，跨过医院木门，走进院落，房檐下有台阶回廊，安详而宁静。

大德医院是妇产科专业医院，我儿时的玩伴，一起在弄堂里打弹子、顶橄榄核、弹橡皮筋的何家的小弟与毛毛兄弟俩，都是大德医院出生的。

好小囡小弟成人后，被分配到“西摩路小菜场”（陕北菜场），开着大货车摸黑贩运菜禽肉蛋。小弟中年下岗，漂泊在社会变迁的潮流里，随遇而安。皮大王毛毛成材后，跟着“万国”管金生倒腾证劵债券，一不小心，毛毛的大名跟着管老板一起留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

那些年，我们无数次走过五四中学，现在才发现，五四中学周围竟然浓缩了人生轮回，从起点出发，到最后旅途终止，画了一个圈。

不管圆的还是不圆，都留在了历史时空的坐标上。                                                  

2012年3月28日
4月9日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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