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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读段立生自传《坎坷如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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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28 06:37: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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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小我可观大史(序二)$ n5 J; @* \+ {  q' h
――读段立生先生自传《坎坷如歌》随笔) j0 t! G' M  }$ F# k/ e& l

6 M9 `: z& ~$ m. E我退休后,为了写作《虔诚与疯狂》这部历史纪实作品,结识了许多太原地区“文革”时代的群众组织领袖,段立生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在未结识段立生先生之前,对这位当年红联站的“司令”,我早就知其大名,也风闻其不少事了。在山西那十年的疯狂历史中,省城太原简称为红联站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为兵团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为红总站的山西省批判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这三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如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一般,争斗不息,来回折腾,其各自的派性势力,绵延至全省各地基层。在山西的“文革”历史中,段立生无疑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是“文革”初期受迫害的党校大学生,奋起而成为造反派,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办学习班结业后,先下乡插队,后被山西省委提拔为太原市清徐县的县委副书记,在山西高层的政治斗争和省委第一书记的人事更叠中,他的政治命运沉浮起落,最终被山西当政者打成三种人,背负起了难以承受的历史责任。$ W) e& v  E3 m6 L9 o
当十年“文革”的云烟散去之后,那段历史正在国人集体的遗忘中,被固化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红卫兵、造反派和走资派这样一些政治概念。在一些年轻人的认识中,常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把走资派全部当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那十年历史的发展和走向中,“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主席,所依靠和所打击的对象,也是随运动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我在《虔诚与疯狂》一书中,将山西的“文革”分解为五个阶段。下面,且将段立生个人的政治命运,放在这五个阶段里,略作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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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 H/ W" J3 |4 P7 }7 p  J1 n一:由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文革”, j4 M9 M& a4 J9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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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同年10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全国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段时间不长,往往容易被一些“文革”的回忆者和研究者们忽视。这期间,虽然在中央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已经发生了如何领导运动的分岐,但在北京、各省和广大基层,“文革”却是在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下进展着。这种指导运动的思想,其实也是中央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毛泽东主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具体部署的思路。中央向首都一些大学派出的工作组,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所谓牛鬼蛇神和学生中的所谓右派。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山西省委先揪出了袁振反党集团,向太原市委派出了工作组,向各大学派出了观察员,又公开批判副省长王中青,公开批判作家赵树理,对一些下级也采取了“舍车保帅”的办法,如对山西大学主持党委工作的刘梅、宋华青,以及太原六中党支部书记李雪明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评。  C# `3 Y  j) B8 U" o6 }
这一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在党中央机关报的号令下,在山西省委支持下,全省各地大专院校组建起官办红卫兵,这批以血统论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父辈掌握着党政军的大权,当他们扮演起“文革”主力军的角色时,自认为是在继承着父辈们没有完成的革命使命。他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横扫四旧,在文化界教育界揪斗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在社会上不断制造着红色恐怖。文化知识界的精英,各界人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历史上在旧政权里做过事的,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小商小贩,右派分子,宗教人士等等,全成了横扫对象。与此交织进行的,是高等院校的党委和中学的党总支、党支部,给学生分类排队,已经将一些向校党委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学生们,内定成了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而出身为中农,刚刚考入山西省委党校的段立生,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被打成了右派。为了挣脱这种政治迫害,还自己一个清白,他成了造反派。按当时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其时的段立生是革命的小闯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区分,这是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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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各种造反组织引领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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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F. Z/ a0 a% O, O1 p4 V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夺取省委大权这一阶段,“文革”的主力军,变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他们以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为造反动机,将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和各级党委。发起成立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的段立生、赵凤田等;发起成立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刘灏、郭红、李生全等;发起成立太原六中32111公社的李金渭、刘大康等;发起成立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李大纲、方培泉、侯光天、王守仁等;发起成立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李青山、杨保明、赵日昌等;他们在运动初期几乎都是挨过整的学生。他们与血统论武装起来的官办红卫兵不同,不热衷于横扫四旧,揪斗文化界教育界的反动权威和社会上的各种所谓牛鬼蛇神。他们革命造反斗争矛头所指,是省委和各级党政部门中的走资派。后来,社会上各个行业都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学生们的造反派组织和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相结合,成为引领“文革”的主流。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在这一时期,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造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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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掌权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领袖共同推动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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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 q* w" A9 K$ M8 f( x) B' f6 N1 [从1967年元月的夺权风暴开始,到1969年中央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以刘格平为代表的进入各级政权的领导干部,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各级武装部支左的军队干部,还有红联站、兵团、红总站三大造反派组织在全省的派系队伍,形成了混乱的派战。各地“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支持不同的派性组织,已经不再是被专政的走资派,而是成了被一派拥戴,被另一派打倒的人物。不同观点的群众造反组织,都视自己为“文革”动力,视对立面组织为打击对象。在这种混战中,双方都认定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人都可能朝为英雄,晚为囚徒。拥军派在地方武装部的支持下,多数时期占上风。当这种混战演变成真刀真枪的武斗后,两派中的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个阶段,从段立生本人到红联站这个组织,成了刘格平的对立面,以至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犯了错误的群众组织。革命的小闯将段立生,也就成了被革命的对象。6 X- V; o5 e- M&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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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队支左干部领导的“文革”+ F* \% `$ d- T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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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三布告》前后,军队支左,全面掌控了山西政局。这是山西“文革”中一段较长的时期,由谢振华开始主政,到江青炮轰谢振华为止。从山西的高层政局看,这是一段相对平稳的阶段。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当年的官办红卫兵和后来学生中自发形成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不得不远离了“文革”的主流,成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社会上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大小领导们,也大都成了学习班斗私批修的对象。在落实干部政策中,全省许多走资派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随着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这些不间断的运动,“文革”的受害群体依旧在扩大着。69军派出的一些干部,各地区、各县的武装部支左人员,在选择依靠对象时,以“支左”为标准,对以前支持张日清和各级军分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往往另眼相看,有的干脆站在一派立场上去整另一派。原先虽然也参加过各种造反组织,但并没有出任过主要领导的许多政工干部们,这时成了各条战线上各类专案组的主力。知识分子依旧是革命的对象。其他被斗争、被专政的对象,则更加广泛。“文革”初期受到官办红卫兵专政的牛鬼蛇神们,再次成为清理对象;参与武斗的群众组织骨干们,特别是反对过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们;新挖出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各种阶级敌人们;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历史上有些政治污点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求生计而做了点小买卖的所谓投机倒把分子,门类众多,难以一一计数。在谢振华主政的这个阶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意图,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们,头上都被戴上了不同的官帽。段立生便是在这个阶段,由插队落户的大学生,逐步走上了清徐县委副书记的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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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Y$ t9 ?  W& |五:由地方干部重新掌权后领导的“文革”% g; Y( u, e2 G& ?8 S; n

$ c) a# v$ U* D9 R1974年3月8日,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之后,以王谦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为标志,军队干部全面退出山西政坛,地方干部重新在全省掌权。批谢运动中,要批“谢曹路线”和“肃清谢振华流毒”,一批谢振华主政时使用的干部,几乎全经受了被革命和被整肃。陈永贵成了山西的太上皇,反大寨成了一种罪名,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随时会被戴上反大寨的帽子,成为阶下囚。直到结束“文革”后的清查运动,王谦一个划大线、切西瓜的政策,又将全省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划进谢振华的所谓路线上,成了被清查和被专政的对象。曾被陈永贵挥舞着反大寨的鞭子,批斗过多次的王谦,此时却紧跟着成为中央首长的陈永贵,接过了反大寨的鞭子,狠狠地抽向了别人。也就在这个阶段,段立生不断地被打倒、被审查、被批斗,最后,终于被打成了“三种人”,断送了政治生命。
8 R4 ~$ U; L7 v* n无休止的斗争,始终贯穿在山西“文革”的这五个阶段。构成革命动力的人员变化着,变成革命对象的人员也变化着,共同之处是,全没有刑法依据,没有司法监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做刀片和当肉丝的角色,在不断地互相转替。造反派们,当年造反的原因和动机不同。如组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刘灏,是要给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翻案,而参与组建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段立生,则是要为自个及一批战友被打成右派平反。但是从造反派这个社会群体而言,在“文革”后期,大多数变成了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文革”初始即被造反派们打倒的省长王谦,“文革”后期跟着江青炮轰谢振华的调子,在取代了谢振华,做了山西省委第一把手后,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段立生、刘灏、郝廷云等,便统统被送进了监狱。在山西,十年“文革”最后的胜利者,不是造反派们,而是当年被造反派们打倒的原省委王谦等所谓的走资派们。
; S- q  V- `3 v山西的10年“文革”, 足可成为全国的一个缩影。在这种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中,作为造反派中的一名成员,段立生在山西的政权更叠中,曾当过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里,当过挨批判的对象。他插队当农民后,又一步步走上县级领导岗位,坚持为地方乡亲们办好事,坚决不在学大寨运动中跟上刮极左风,但随着山西政权掌门人的变化,他还是被逐出了官场。9 k; G1 W% O8 o0 N; s& U
段立生没有在政治斗争的失败中沉沦,也没有消极人生,得过且过地去打发日月,而是在人生的坎坷中,寻找新的生活,即便苦涩和艰辛、却也要将坎坷如歌,昂首前进。于是,他又有了一份属于社会,也属于他自个的事业。他创办的那个科技类小微企业,在几经磨难后,已相对稳定地发展和运转起来了。出于个人的爱好,他创办的画廊“艺缘斋”,也成了省城闹市区中,朋友熟人们海阔可谈艺,天高任聊天的一个好去处。了解他那个小微企业的创业历程,在他精致的画廊里品茗赏画,可以体会出段立生做事井井有条,有板有眼的作风。可惜的是,他已然成了党组织的弃儿,无法再主政一方了。
, R3 ~9 v$ u( g5 x2 e# \* i( B! V记得,是在去年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来到“艺缘斋”,在与段立生闲聊时,他告诉我,在他晚年的人生规划中,还有一件大事情正在进行,尚未做完,那就是为自己写一部自传。我当即对此表示了支持,鼓励他一定要全面、真实地写好这部自传。我一贯认为,好的自传,应当归入民间的一种信史。我在退休后,在完成《虔诚与疯狂》一书时,深深感到,任何社会代表性人物,他们如果有一部真实的回忆录,对后人研究他们所曾经亲历过的时代和历史,是何等的宝贵!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赵瑜先生,在读罢我那部书稿后,写给我的一封信《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致孙涛兄》,被我当作序言之三,收入书中。对赵瑜先生此文中关于写史要写人的观点,我是十分赞成的。
# E0 j& E9 n# f! _赵瑜先生如此写道:“多年以来,国内‘文革’研究成果本来就稀疏罕有,在仅有的少量著述中,又往往重事轻人,使得后来者看待‘文革’, 总是云里雾里,瞧不清庐山真面目,亦不知究竟是何种力量,推演民众‘文革’巨潮翻滚。而轻视写人或者不敢于写人的结果,只能是连基本事件也说不清楚。因为任何全局性运动,无不是由具体人物来推进的。省城‘文革’各大派领导,正是一批具体的历史人物。……不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便不能解释‘文革’运动的主流向背,也就不能看清‘文革’真相。推及全省、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道理。”' }5 i; j+ t! S; C7 x
我很欣赏赵瑜先生的这种认识。为了写《虔诚与疯狂》,我在社会调查中,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业已离世,无法再对其做面对面采访的现实,便多次遗憾地想,那些离世的当事者们,生前为何不为自个亲历的一些历史事件,留下一点回忆文字呢。为了让真实的历史不至湮没,为了让后人写史时不再想象和胡编,段立生先生身为山西“文革”的一位重要当事人,其自传,必将为历史留下宝贵的记录。当然,我也向段立生强调,能否做到真实二字,是他这部自传有无价值的唯一标准。事件的真与情感的真,必然带来善与美,事件的假与情感的假,必然连着丑与恶。
4 o5 G; i; }( _5 s$ G" a中国人写史,重视写人,是一种传统。太史公的不朽之作《史记》,便开创了一种人物传纪体的写史先例。然而,对这部史书中一些想象历史的写法,也还是留下了被后人诟病之处。
6 K& G7 K$ J( B; Z* h  a《史记》的《孙武吴起列传》中,太史公写孙膑与庞涓斗智时使用减灶法的一段,有情节,有细节,读时总让人叫绝。宋代学者洪迈,却对此提出质疑。他如此批评说:“孙膑胜庞涓之事,兵家以为奇谋,予独有疑焉。云: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方师行逐利,每夕而行此役,不知以几何人给之?又必人人各一灶乎?庞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齐士卒亡之过半。则是所过之处,必使人枚数之矣,是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又云:度其暮当至马陵,乃砍大树,白面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遂伏万弩,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钻之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夫军行迟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于车中,既云暮矣,安知树间之有白书?且必举火读之乎?齐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见《容斋随笔》中《孙膑减灶》篇)
2 F3 w- \4 w% d' |9 @! ^洪迈的这种说法,细想也着实有理。齐军前进,途中吃饭,何必要人人挖一灶呢?魏军追后,派人一个个去清点炉灶数目,这还象急行军吗?魏军行军的速度,根本不是孙膑可以予料的,怎么可以料定人家在日暮时分,会准时到达树下而不差分秒呢?庞涓坐在车中,天黑了怎么会看到树上有字呢?即便是步行的士兵先看到后告知庞涓,齐军的万箭都齐发了,庞涓怎么连那八个字都没有读完呢?
5 Y7 T2 z* _& O0 e/ t; `写小说可以想像,并不一定要与历史原貌一一相符,可写历史则应尽力与历史原貌相符。如果把历史写的比小说还好看,在这类“历史书”中,仅凭官家文献的片言只语进行演绎,或者将民间的野史打扮一番,再嫁接给历史。这种历史,便只能是伪史一类了。如果孙膑和庞涓各有自传存世,太史公写这段历史,岂不有了些依据?还有例子呢,陈寿作《三国志》,在诸葛亮传里写到“木牛流马”,原文是:“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又道:“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何为“木牛”?何为“流马”?陈寿仅仅点到而未加细述,因为他不曾见过实物。同是不曾见过这种实物的范文澜老先生,在他那部没有写完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却对“木牛”和“流马”作了如小说般的想象。他是这样描写的:“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倾倒。‘人行六尺,车行四步’,就是人走一步,轮转四次。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食粮,单行每天走几十里,群行走二十里,虽然很慢,推车人却不大劳苦。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食粮,比木牛多载,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
2 c3 j: W9 ~. p9 I! p* d“木牛流马”是啥模样,至今未闻有考古挖掘发现,范老先生写史时却根据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想像作了介绍。但一个独轮车四角再加四个木柱,这车还能走吗?读这样的文字其实与读小说一样。想像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大忌,范文澜老先生的这种想象,便是写历史留下的笑话。) ?/ |$ Z% C. q" s6 N  D: z7 ^
其实,聊这些,无非还是强调我的一种观点,作为一个地区、一段历史的代表性人物,要想让后人在研究这个地区、这段历史时,不去合理想象你和编造你,你能写出一部真实的自传供后人参考,对历史,对自己和自己的后人,那将是何等的重要。当然,这里还暗含我的一种告诫,你段立生经历的事儿多,同仁、朋友和战友多,所知各种传闻一定也多。你写自传,就是写历史,可千万不要以传闻说事,想象历史、编造情节、推测他人内心,闹出如太史公和范老先生那种让人诟病的笑话来。与我而言,与他即兴聊过了,也就罢了。而事后我读过他的自传征求意见稿后,便明白我的这些告诫,实在是一种多余的废话和赘语。
3 w3 v3 W: G. f$ ~+ o. G" ?是在今年春季的一天,段立生先生突然来访,并取出一沓子打印稿,称其自传已经脱稿,想请我看看,提点意见。同时,还诚恳地邀我为他的这部自传作序。我惊叹于他的勤奋与毅力,留下了他的书稿。我的职业,决定了平生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也年愈古稀了,自然能体会到同样年愈古稀的段立生,书写出这么厚一部自传来,是付出了何等的心血。出于对作者这种心血的尊重,我接过了这部书稿的打印件。于是,在这个春天,我随着段立生的文字,走入了他的人生。我终于看完了,且感到有话可说。
- A5 X2 e2 q: G' w* e第一,这部自传很有特色,它涵盖了传主七十余年的人生经历。时序如一条线,一个又一个人生故事,或长或短,如各色珠子,顺着时序,串在一起。传主没有宏大叙事的官话和套话,有些小事,虽然是在宏大事件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只是叙述清这件小事即止,避免了文字议论的空洞和概念。而这一件件小事,却又能让读者体会到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小人物的真实言行及心态。
/ C2 E" n5 Y) `  _  W% b第二,对非传主经历的传闻之事,基本上都能交待明白出处。比如在山西省委召开的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曾召集部份参会的领导赴京,中央首长对山西省委现任一把手王谦,组织批前任一把手谢振华的问题,也有过讲话。段立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引用了李先念首长在会上的讲话。这话是当时与会者太原市妇联主任王焕新女士记在笔记本上的。类似传闻,不落实不可采信,这种态度是严谨的。
8 ]  `$ t1 ~* ?. g第三,七十余年的人生中,传主接触过许多人,被他一一写入自传中者,可以看出,是对他的人生起到过正面或反面的作用,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朋友或者同仁。对这些人,除了涉及到个人隐私者未用真名外,基本上全是以真名实姓入传。我赞成段立生写自传时的这种态度。如此,他对自传的写作,也必然有了一个自定的严格要求,那就是实事求是,因为任何编造,都会给传主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R& `5 e: {7 z8 A
第四,段立生先生出身于普通农家,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他记下了那个时代普通农家的生存状况。无论是穿衣吃饭,还是劳动和上学,很多细节,是当代中青年读者未曾经历,也难以理解的。至于“文革”时代的政治生态,传主的故事,就是一种生动的折射。就以吃饭而论,传主上大学前在农村吃什么?上大学后在大学吃什么?造反后赴京告状吃什么?参加中央办的学习班吃什么?被关进监狱后吃什么?改革开放后,他被遂出官场,进入商海走南闯北时又吃什么?虽非着意记述,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很多描写。至于农村知青的生活,官场的冷暖无情,人间的世态炎凉,因是亲身经历,如实写出,就已经十分生动了。再比如经商创业时,要办一个小微科技公司时,所遇到种种政府的、社会的、以及熟人间的刁难,也反映出改革开放后的另类社会现实。种种政治层面的官场行状,底层社会的百姓生活,加上传主人生起落中的亲身感悟,让他的这部自传,为读者和历史留下了许多曾有的原生态。
4 {4 Q  m) k5 M& _1 W& l0 Z% a希望段立生先生在将这部自传付梓前,对书中所写到的大事小情,再一一核准、落实。段立生先生不是作家,也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进一步提高这部个人自传的文字艺术水平,有点难,但做到对所述人与事的核准、落实,应该是不难做到的。而后者,恰恰是这部作品的生命所在。2 D' ~( Q' D) O' R9 q$ t2 D
段立生先生的人生,确实是够坎坷了。可贵的是,在这种人生的坎坷中,他总是将坎坷如歌,踏歌而行。也正是这种生活态度,他在年过古稀之后,竟能完成《坎坷如歌》这部自传。读他的这部书稿,让我时时有一种感觉,从传主的小我身上,看到了一种大历史的宏观变迁。于是,便写下了《窥小我可观大史》这个标题,也写出了上面的这些文字。如蒙段立生先生不弃,将此文作了序言,我希望得到各界读者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正。. n' U4 O1 c: u# ]3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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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   2019年5月于太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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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0 t/ D8 G0 H(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原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山西省第一至第四届赵树理文学奖评委会委员,太原市委、市政府嘉奖的优秀专家,被授予太原市文化领军人物、优秀作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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