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荣：我的红卫兵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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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荣  


　　 1966年8月18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天。

　　 这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特地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

　　 一个新名词“红卫兵”——横空出世。

　　 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头戴红帽徽，臂挂红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消息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响彻全国。

　　 毛主席在城楼上亲切地问宋任穷的女公子叫啥名儿？她答：宋彬彬。主席说：要武嘛。她立马将名字改成“宋要武”。

　　 风起云涌。

　　 当晚，一张“四中红卫兵连宣告成立”的大红通告飞上杭州四中校园大墙：以张进沪，李兴国，苏革命等30余人署名，清一色“革干革军革烈子女”。

　　 “吹皱一池春水”。那年我14岁，是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杭州四中初一学生。

　　 当我听到毛主席号令：“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岂能不热血沸腾吗？由于我家离校不过百米之遥，闻讯即赶往校园。

　　 与此同时，两条对联贴满了全校几乎各个角落：“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我知道“四中红卫兵连”署名为连长的张进沪正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公子。

　　 我问：苏革命是谁。旁边的校友答说就是“三好学生”，革干女儿苏小黎。

　　 次晨，“红卫兵连”就杀出校园冲向社会，开始了大动作的“革命行动”：破四旧，改路名——用大红纸覆盖路牌，说原先的蓝底白字路牌是“青天白日”的阴谋。他们学北京红卫兵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改成“反帝路”“反修路”，把杭州的大街小巷都变成了“红彤彤”的名字。比如将“延龄路”改为“延安路”，“河坊街”改作“红卫兵路”【后正式路名为“勤俭路”】，“将军路”改“人民路”，“清泰街”改“立新路”，“所巷”改“红巷”等。

　　 这批“革命小将”胆子真大，竟敢将正在街头值勤的交警大盖帽强行摘下，抛向空中，嘴里还叫骂着：“你他妈的神气啥？不过一帮罗瑞卿的兵”。

　　 听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百姓子弟口惊目呆。

　　 接着，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大街变成“战场”：目标就是扫荡“小裤脚”和“飞机头”。

　　 他们手握大剪刀，看到摩登女的长波浪和高跟鞋，假华侨的小脚裤或喇叭裤，不由分说，上前就是“咔嚓“一刀！到后来，凡是发现路人谁的裤脚小了或发型洋气，甚至只要是他们认定的“奇装异服”，二话不说，拉住就是一剪刀！

　　 于是满大街的乱象：被处理者大多呆若木鸡，偶尔有一二敢哭的敢闹的，又招来一顿夹头夹脑的武装带抽打。

　　 说心里话，多剌激呀！我们这些围观的14～15岁小毛孩也真有点莫名的兴奋，天天追着去看热闹。眼泪见多了，麻木了。看着，也开始跟着起哄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也在这“改名风潮”中“蠢蠢欲动”，自己跑去刻字店，叫刻字匠制作了“杨承武”的名章，盖在新发的《毛选》扉页上——我特崇拜刚荣升总长的杨成武上将，读过《红旗飘飘》，记得那位长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遣团长。我觉得：学鲁迅随母姓，杨总是成武，我是继承武。裁缝老爸发现了我的名章，笑着骂道：你呀，真当叫“扬尘舞蹈”了呀！【杭州方言：表示人发飘，不知姓甚名谁。】由于老爸出声反对，我的改名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快，四中“红卫兵连”有了更大的动作，拉起队伍去砸庙宇。

　　 关于“灵隐砸菩萨”事件，我是此事亲历者。

　　 8月24日一早，我校广播站振臂一呼，哗啦啦拉起队伍去“砸菩萨”。

　　 我到校迟了，与班里同学匆忙向大队伍追赶。出清波门，过长桥，赶到净寺一看，寺庙内尘土飞扬，大殿中狼籍一片，可怜的“四大金刚”全倒在地上，化作一摊烂泥。

　　 听骑车回校的同学报信：岳庙也已拆庙宇，毁佛像，被“杭州六中战友”抢先一步砸烂。只有灵隐是唯一的目标了。

　　 我们急急地抄小路，走赤山埠，茅家埠，沿着“上香古道”的黄土小路，直奔灵隐。当刚拐上大路，走出白乐桥，正追上了我校的大队人马。

　　 我问：怎么了，这么急？答说：刚才在洪春桥时，遇上有人阻挠。争论几句后，双方都紧追急赶地拼命向灵隐狂奔。

　　 恰此时，又有一些骑自行车的浙大学生超了上去。

　　 据说我校“红卫兵连”的先遣队20余人到达灵隐寺时，正好与浙江大学机械系的10位学生不期而遇。先遣队是手持棍棒、绳索和铁锨，做着冲锋的准备。浙大学生也早有思想准备，见状后马上关闭了通向天王殿的东西侧门，并接过该寺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将所有入口锁了个严严实实。同时，他们还在天王殿门前筑起一道小小的“人墙”， 并且急中生智地用一张“红宝像”封在庙门中央，使我方不敢轻举妄动。

　　 原来赤手空拳的浙大学生知道势单力薄的10人之微，怎么能抵挡即将赶来的数千人之众？于是，他们一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给学校广播站打电话求援；一面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浙江大学广播站接到灵隐寺告急的电话后，立即在校园里播出紧急通知。很快集合起三四千人，跑步赶往增援，并且抢先一步赶到了灵隐寺的“头大殿”山门前，形成一道越来越厚重的“人圈”。

　　 灵隐寺前双方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只差几分钟之隔，以杭州四中红卫兵为首，包括浙大附中、杭二中、杭六中、杭七中、杭八中、杭十中等学校的约2000名红卫兵，也踩着脚跟到达了灵隐寺【其中还有极少数的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

　　 突然红卫兵中有人站在山门高台上喊：大家静一静，刚接到“中央文革”指示：“灵隐寺是否要保护，请革命群众自行决定。”

　　 这又燃起了红卫兵的“砸菩萨”激情。

　　 为首的我校“红卫兵连”不甘心功亏一篑，就口吐白沬地向浙大方示威，还扬起武装带。可大学生毕竟见过大世面，不为所动，他们提出：“灵隐寺能不能砸，我们要辩论”。“大辩论”是中央倡导的，红卫兵无法拒绝，且对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要想再趁着人多势众一举冲进庙门去已无可能。

　　 到中午，人越聚越多，双方都“调兵遣将”。

　　 我看到现场双方对峙着，一时也出不了结果。应该没我们普通群众什么事儿了，就和几位同班的往回走。一路从九里松，岳庙走苏堤回校了。

　　 接下来的日子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按我校“红卫兵连”的官方语言说，全杭州的人都分成了两大派：“砸菩萨派”和“保菩萨派”。辩论战场也移到四中大门口的小广场上。

　　 “砸菩萨派”是少数派，可气势夺人，手里还拎着“铜头皮带”。“保菩萨派”得道多助，路人也多指责“砸派”。图穷匕首现，“红卫兵连”好几回冲出校门去抓了人，尤其是被认出了持对方观点的“黑六类”或“狗崽子”， 就一涌而上地拖进校门来，暴打一顿。

　　 “灵隐事件”中，前后有数千群众在寺院周围守护到最紧张的月底，直到传来敬爱的周总理电话指示，“灵隐暂加封闭”。这一风波终告平息。

　　 一波连一波。杭州四中“红卫兵连”等组成“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和“红卫兵纠察队”，张进沪是“一司司令”，红流涌向杭州四面八方，掀起了“抄家潮”。

　　 “抄家打人风”在四中最早的受害者是美术老师俞子青的家属，她倒在血泊中。。。

　　 如今想来最不可思议的“丢弃财富风”来势汹涌：不时有哪里的粪池中捞出一袋金器，哪里的垃圾中发现一包大洋等等传至耳边。明明是丢弃者，还混在人群中矢口否认。

　　 其实，如我家这样的市民也在忙着清理和舍弃“四旧”，我就含泪把辛苦收集齐的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卖到废品站了。面对生存威胁的恐惧者，抛弃财富是必然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谭力夫的“血统论”和那副“鬼见愁”对联风行全国。

　　 其曰“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绝对如此”。

　　 校园广播白天黑夜狂热地播放着《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歌曲。

　　 “红卫兵连”的好汉们有恃无恐，说一不二，他们既有与“首都红卫兵”直线联系之便，又有能看有关文件的优势。他们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张贴出大幅标语“一切权力归红卫兵”，宣布接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

　　 面对风云变幻，四中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最初的手足无措中渐渐被震醒过来：“红五类”们兴高采烈，仿佛走进了扬眉吐气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时代；“黑六类”胆战心惊，随时随地都处于恐惧之中；“非红非黑”者则不知所措。师生们迅速地分化着。

　　 “血统论”对校园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造成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别说是对“黑六类”子女的震慑，就是对一般成份子弟的恐惧也很巨大。比如，我班就发生了强迫绰号“小四眼”的工程师儿子吃青草的事：几个“红五类”在校园草坪上，喊着“让‘食草动物’吃草”，逼着住校生的他强吞从地上拔起的杂草。在他含泪强咽时，被闻讯赶来的班上大多数的我们解救。

　　 我们班的高干子弟也昂首挺胸了，但当他们向“红卫兵连”恭恭敬敬地递上“申请书”时，却意外地遭遇拒绝，说是还得在运动中经受考验。这盆冷水好凉，浇醒了头脑发热的“红五类”们，也让我心中对这帮“革命闯将”有了些许鲁迅笔下“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的不良感觉。

　　 所谓“红五类”即“三革”革干，革军，革烈子弟与“血统工人”“贫雇农”子弟；他们公开宣称“红卫兵专政”时代开始了，“红色恐怖”来了，“牛棚”诞生了：老校长王鸿礼，语文教师陆鉴三，英语教师王婵运等被关押在黑屋中，被迫唱着《鬼见愁》歌。

　　 记得一次“控诉大会”上，苏革命一手持话筒，一手握针钻，声嘶力竭地“控诉”一句，用针钻猛扎一下王校长的屁股。老校长悲惨的尖叫，震得大食堂顶棚上的灰尘纷纷落下，令人胆战。真不可想象，前不久还都是校级，市级的“三好学生”竟会对师长作出如此残忍的举动。。。

　　 “血统论”猖獗一时，笼罩着校园。

　　 当我对此有所抵触与不解时，就会找来《湖南农运考察报告》看到“矫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矫往”， 心气儿也一点一点儿地硬起来了。我们从进小学那天就接受党的教育，深刻地痛恨“阶级敌人”，牢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老妈对我说：孩子，别忘了我们只是老百姓，不能跟着当官的儿子们折腾，他们朝中有人，你有啥？他们既使进了局子，有叔叔伯伯的关照，最不济“一个员儿”还能顶三年刑期。你就省省息吧。我心中不服：毛主席叫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是被伟大领袖寄以无限希望的一代呀。

　　 “红卫兵连”一派独大的局面终于迎来了挑战。

　　 十月初，由从“红卫兵连”中分裂出来的初二“革干”宋国胜联手高二陈杭中，初一王晓阳等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由于我公开宣称自己的成份是“半无产阶级”，竟引起某些人的妒忌，胡扯说：“半无产，那么还有是‘半资产’罗”。竟从别的班级搬来了高干子弟张宁新，趁我不备，一下子用“铜头皮带”甩在我脸上，至使我眼角膜受伤，上浙一眼科挂急诊，用了很久的药才好转。这姓张的混小子还“一鼓作气”地抽过我班数位同学。潘益德同学的家长是泥水工，东阳人，约上工地数位工友直冲校园，吓得张跳窗翻墙，落荒而逃。

　　 此时，我的第一任务就是迫切地要证明自己的“阶级成份”。按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我从未谋面过的爷爷是小贩，我裁缝老爸“解放前三年”是手工业雇工，“解放后三年”先是雇工，后失业，凑钱买了洋车自谋职业，还是应划为手工工人。老妈“前三后三”都是茶厂的季节工，属典型的工人阶级。

　　 我拼命地翻阅“红宝书”，抄录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中有关“手工工人”的段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手工工人出身，属“红五类”，当然的“红后代”就有组建“红卫兵”的天然权利。就在我手持“校文革”介绍信去派出所查阅“家庭解放前三年后三年经济情况”的那天，正好碰上那终生难忘的混乱一幕：手持铜扣皮带的红卫兵们，押来一队队手提日杂用具，肩扛铺盖的“黑六类”，集结送乡下去劳改，美其名曰“城市大扫除”：将“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净化城市。

　　 今天回首：再令人发指的事情，后人看来，都是过往云烟！可谁人能真正体会当事人的感受呢？没有见过那种不堪的日子的小屁孩们，没有见过那时节当红卫兵的儿孙辈用军用武装带，拼死命的击打自己父亲那一辈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和磨灭！

　　 言归正传。这天，我在延安路市府大墙的大字报长廊前，有传单塞进手来，“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分队”——这一下子触发了我热血青年渴望推进世界革命的冲动。于是我相约几位同学从吴山脚下徒步行走数里，去玉泉的浙江大学校园找组织。在行政楼一角，有“浙大大队”的同志接待了我们，并给了我们一只红袖章作样本：在“国际”两个标准字中央是环绕着“毛主席万岁”袖标的一枚地球，下书“红卫兵”三个毛体字。使我眼前一亮，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无疑充满自豪。

　　 我联络了以本班王吉炎，8班赵金灿，章志明，中二任光惠等10余人，找到“校文革”，打出刻制公章的证明，跑去刻了按“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大队”那个中央有地球标识的大红公章，订制出带地球标识的“杭州四中中队”队旗。

　　 我在与论中心的校大礼堂前贴出“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的成立宣言。这是校园中继“红卫兵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成立的第三个红卫兵组织。

　　 10月30日那天，我们终于拿到了盖着“校文革”红印章的“上京介绍信”。于是由杭州四中中一【二】班同学为主的串连小分队正式启程了。一行10余人直奔城站，熬了一通宵，挤入北上的“红卫兵专列”。

　　 都说：凭学生证加介绍信，一路吃住行统统不要钱。但老实巴脚的父亲还是悄悄地塞给我15块钱，说是“穷家富路”的，拿着放心，快去快回。

　　 头一次出远门很兴奋，虽说得知“红卫兵专列”要在明晨才发车，但我们还是早早地进了城站。在月台上转悠了一整夜，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累。

　　 曙色中列车启动。始发站嘛，并不很挤。但只上不下的专列，一过嘉兴上海就不行了，车门根本无法打开，就从车窗口爬进来一拨拨的各地师生们，挤呀挤，叠罗汉。瞧，座位底下钻的，行李架上爬的，连过道和洗漱间都挤成不留缝儿的“肉堆”。你没法儿上厕所，憋着吧！

　　 车过南京，滔滔长江上出现了“火车开上轮船过渡”的难忘一幕，叫我们一阵惊叹。

　　 在辽阔的淮海平原上，我们北上的与南下的两辆“专列”擦肩而过。对方朝我们喊：“北上的红卫兵战友们，毛主席将在这两天接见你们了，你们真幸福！”喜讯沸腾了车厢。

　　 列车进行了两天两夜呵，到2日清晨总算进了永定门火车站。跨出车门，我就直奔厕所。

　　 首都大串连接待站设在“工体”，人山人海中我们排队等待，从早上到傍晚，轮到安排去了西直门的“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总社是大机关，大楼前一幅“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让我们热泪盈眶。

　　 当晚，传达了“毛主席明天接见红卫兵”的喜讯。

　　 由部队派来的军人将我们这些“五湖四海”集合起来，宣布纪律，还排练了编队和齐步走。

　　 1966年11月3日凌晨三点，集合哨声中，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壮举开启了，据统计那天共有两百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接受检阅。

　　 我们向天安门进发。走着走着，只见一支支的红卫兵队伍从两边的胡同和小巷涌向大街，汇流成浩浩荡荡的人潮。年青人，热情高，真是一路踏歌声呵，此起彼伏的是《语录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流行红歌。

　　 天亮了，我们走到了王府井大街。队伍如长龙滚滚，不见首尾。

　　 10点10分，《东方红》乐曲声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典开始了。人太多太挤，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的，而马路两侧高挂的广播喇叭里正直播着天安门广场那海涛般的声音。

　　 队伍里，有新结识的朝鲜族，藏族或维吾尔族的红卫兵，为我们在自带的“红宝书”扉页上签写各种民族文字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突然有人惊叫：那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呀？我们都涌上前，让蒙族少女龙梅和玉荣加入题签。

　　 队伍的长龙，摇摆着摇摆着，拐进长安街，一步步地走近天安门。

　　 当晚霞染红我们双颊时，才真正进入广场。人海如呼啸的涌潮，哗一下推过来，又哗一下挤过去。在这集体的大海中，个体只能随波飘摇。千万只喉咙直喊着“毛主席万岁”，我们亢奋，我们拼尽全力，为的是心中的太阳，为的是在人潮中不被挤倒，一旦失脚必成肉酱。

　　 我亲眼看见了高高城楼上高大的毛主席，真伟大呵，他老人家已经屹立了六七小时啦！

　　 毛主席在挥手。呵，挥手之间。

　　 当我们涌近金水桥时，广播里说“红司令的亲切接见”到此结束。

　　 我们看到那转身离去的魁梧背影，泪流满面。

　　 我们一行没被挤散的五个同学就面对城楼正式组成了“一一三”红卫兵。由于“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成立在前，我们一致同意一支队伍两面旗帜。

　　 我们举臂宣誓：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下！

　　 华灯初上，我们从广场步行回西直门。

　　 由于旅途疲惫，次日我发了高烧，吃病号饭，打奎宁针。好在年青，很快退了烧。

　　 在京期间，我去游览了动物园，参观了景山公园的泥塑《收租院》和军事博物馆，上“清华”“北大”和王府井的“中国文联”看大字报。当时的学徒工月薪才15块，在同行者中我算是“富翁”了。小孩嘴馋，在西单看到食品柜中有最爱吃的“百果年糕”“玫瑰年糕”就掏钱了。

　　 此外，我还特意怀着朝圣的心情，一路去海甸寻找到中央财经学院，因为这儿是“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正式发起单位。我跑遍了几乎整个校园，总算找到一个留守人士。他告诉我说：到这儿来联系的各地战友已很多了，可是主要的“勤务组负责人”都赶往革命圣地——井冈山，筹备在新年元旦的革命摇篮井冈山，隆重召开“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成立大会。希望同志们把这一讯息带回各地，并选派优秀代表前往参加盛会。

　　 只因北京吃饭不要钱，又有机会再次接受毛主席检阅，我的小伙伴都赖着不想走。于是我只身南下走天津。经接待站分配，住进了“财贸干校”。出门不远，就看到了海河之上那座“平津战役”中胜利会师的大铁桥。和北京一样，得到一张免费乘车证，住宿不要钱，但食堂得买餐劵。我看电影，买日用品，买“语录胸牌”和书籍也化了不少。

　　 天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东南角，东北角，西南角和西北角”地名——特好玩。尤其是坐着“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一路绕行，感觉真的好极了！在“水上公园”的温室区，我第一次看到了奇异的各色热带鱼，活泼泼地特逗。一住就是半个月。

　　 我到了上海，被分配住在“十六铺”，那时的浦东还较冷僻，交通也不便，天天坐轮渡。好在免费交通，老往南京路跑。大上海吃的零食不少，十里洋场有遗风，好吃的“水果甜羹”啦，“炸龙虾片”啦把我仅剩的钱“骗”得精光。我在接待处借了餐劵，又趁邮寄“红宝书”不用邮资，夹带一纸便箋。老爸看到便箋上我写的“一分钱也没有了”，急忙从邮局寄来10块钱。拿到汇款，我立马再奔南京路，吃了个“肚儿圆”。【后来“上海接待站”发函向我讨要欠款，老爸赶紧汇钱去还了。其实当时好多人用“假校假名”让欠款成了“白条”。】

　　 11月25～26两天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至此已有1200万人次的红卫兵上京了。中央终于发出了“天气转冷，请各地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返回原地，等明年开春后再行串联”的通知，还强调“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后来知道是毛主席的原话】。

　　 我在天津和上海参观和串联了一些大中学校，到十一月底回杭。老妈翻看我那件新丝棉袄——因要出远门特意制作的，惊得尖叫起来：“啊呀，这么多的‘老白虱’！”我一看：不得了，虱子像白芝麻撒满棉袄里子中。看到自己身带这么多“小动物”，我浑身的汗毛也不由竖了起来。于是马上拆开，抽出丝棉芯，将棉夹衣用碱水煮泡，然后拎到河埠头漂洗，足足折腾了一整天。

　　 真是天地翻覆呵！才过了一个月，我重回杭州四中校园时惊讶地发现：形势大变，气壮如牛的“红卫兵连”已基本在校园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群雄蜂起”，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七一红卫兵”等等。不过最大的是“四中红旗”，成为“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杭州红三司】属下。

　　 我参与组建了“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市指挥部”。

　　 当时在拱墅区“地球兵”【因袖章中央有地球标志】实力最强，不但仅有的三个中学：杭三中，拱辰初中，沈塘初中都成立了，连杭链厂等也有工人组建，并成立了“区联指”。市内有八中的毛瑞虎，二中的王镨，钱小弟，十一中的霍克克，张力力，三中的小方，拱中的小宣，水电技校的小袁，机械技校的小桑，印刷技校等。为指挥部寻址，我们进驻了浙江省文史馆。

　　 位于横河桥大河下的省文史馆环境优静，本是“世外桃源”式的去处，但文革一来就宁静不再，进馆门是一个大天井，往西走过客厅是一条两旁厢房的甬道，拐北出园洞门即二进，又是大天井，朝南为主建筑的平房，一明两暗三开间的大厅堂，原先堆满书籍，现作“指挥部”办公室，写上“勤务组”“组织组”“宣传组”“直属大队”等。日后读台湾名家高阳【即许晏骈】回忆录说：清末横河桥大河下并列四大宅，西起头一座为望族许宅，至今有碑为证。东邻即庾园。我们进庾园时，园内仍有巨石“玉玲珑”，以“瘦皱透”闻名。平房后一座大假山，沿蹬道上山，假山上有座精致的亭子，可俯瞰流水曲桥和水池中的红鱼与莲荷。

　　 由于传来复转军人组成的“红卫军”被取缔的消息，我们商议着改为“红卫兵杭州市指挥部”，自称“红四司”，与北京作了切割，再没派员参加井冈山的所谓“中国支队”大会。

　　 由“杭州市委市政府文革联络站”单扬签字，给“红四司”批了几辆崭新的自行车，一溜儿出发，还是挺招摇的。一如《奇袭》的台词：“摩托队好威风呀。”

　　 “一月风暴”后，“省联总”基本在杭州夺了权，我们就趁“复课闹革命”解体回校了。

　　 关于浙江“冲军区”事件，就我所见：

　　 此事起因是当时的与论认为：杭州四中“红卫兵连”连长张进沪要对俞子青美术老师死难的家属负责任，于是“向军区司令张秀龙讨要‘打人凶手’”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控诉“资反路线”大会的主题。

　　 在控诉大会后，我随造反派人群涌向清波门的浙江省军区，进驻了司令部的部分区域。有那么两三天的紧张对峙。“前线指挥部”主要是“省联总”也包括后来的“红暴”派及赫赫有名的“浙炮”【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

　　 在“革命大联合”的声浪中，“四中红旗”成了校园主力，我们“一一三”也集体加入了。在军区大院，我们去食堂里吃了几餐“兵伙食”，有肉有菜饭管饱，挺不错的。

　　 后来，传达了“中央指示”，内有“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等词语。最后有“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

　　 如此，数天后“省联总”派就撤离军区了。因杭州四中而起的事件至此不了了之。

　　 在我看来，“复课闹革命”把红卫兵招回校园，虽说还有过打派仗，搞武斗等余波，但杭州的红卫兵运动也基本上进入了“尾声”。 我也和全国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结束了“经风雨见世面”的闯荡生涯。

　　 那年，若干只红袖章被裁缝老爸拼制成了两条游泳裤，我穿着它“到江河湖海游泳去”。


　　 沈志荣，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杭州越剧艺术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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