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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文革落实政策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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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4 02:55: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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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实政策工作的重任落到我的头上
    四中文革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很艰巨的。
四中教工在文革中受冲击的程度广泛而“深刻”。被史无前例整得家破人亡的要落实政策,被无辜打成反革命的要落实政策,被无理定成历史反革命的要落实政策,被无由扫地出门、抄家的要落实政策,被错划右派的要落实政策,被撤离领导岗位“靠边站”的干部要落实政策,一些具有提拔干部条件,而受阶级斗争偏见压制的人,也要落实政策。……在当时 159 名教工中,竟有 64 人之多需要落实政策。
    四中落实政策不仅涉及文革冤假错案,还涉及到大量反右运动中的错案,以及其他错整错判的人;不仅涉及运动中的落实政策,还涉及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涉及在教工中落实政策,还涉及在学生中落实政策。落实政策就要解放思想。落实政策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就是否定过去,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其实就是“改正错误”的政治语言,官腔词汇。要把一个个定了铁案的“阶级敌人”从囚禁,甚至是多年囚禁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复原他的本真,谈何容易。哪一个本真不是被恶意掩盖着的?只有拨开迷雾,行之有据地打破一个个“结论”的枷锁,才能把政策落到实处。否则“左派革命群众”那里就不答应。当时四中的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是,以书记李恩浩(1973—1978 年校革委会主任、校长、1978—1982 年专职书记)为核心,委员韩家鳌(1978—1982 年校长)、副书记燕纯义、委员俞汝霖(原管教学的副校长)、康辑元(原管总务的副校长)等。这些人有的在文革整人中涉事不深,有的自身就是挨整的,李恩浩、韩家鳌则是新调进四中不久的,李恩浩以西城区教育局局长身份兼任四中党支部书记。他们在落实政策工作上,没有既往的人事瓜葛,比较超脱。李恩浩其人,政策水平高,为人正直,对群众满腔热情。四中的这个领导班子,为在四中落实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落实政策工作的重任落到我的头上。
我本来很不情愿承担这份重任。老李为动员我出任,与我推心置腹谈了 5次话,最后连这样的话都端出来了:“将来在这上头出了任何问题,所有的事,都往我身上推。”
    我不能不接了下来。任务再重也要把它完成好。我很明白,做好这件事,不仅是形势的要求,组织的托付,更是与多少人和他们的家庭今后生息相关。我从 1975 年进入角色,一直持续到完成全部落实政策工作,才画上了句号。
    哪一个错案,不是对人性摧残的血泪历史,当年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今天说起落实政策的话题仍然是沉重的。我要从一个个个案说起,从中管窥一斑。
二、  为错划右派改正
    第一个落实政策的是萧立岩。萧立岩是历史教师,1957 年被划为 6 类右派,
文革清队中又被揪了出来。一天,他找到我,请四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周长生老师转呈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他在信中申诉自己被错划为右派的委屈,要求给予平反。当年,他就
是因为说了句“你 W××{时任四中校长}代表不了党组织”,而被打成右派的。交信时,他还怯生生地附了一句:“如果不同意转交就算了吧。”几十年的压抑,心灵已被扭曲到连伸张自己正义权利的勇气都没有了。周长生转交了信以后,萧立岩被错划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后来,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经手,把他的档案作了彻底的清理。
    张育达,一个戴深度眼镜的小老头。他长年坐在总务处的办公桌前,给人的印象是整天“老不干事”,总是眯着两只眼“闲呆着”。但是,不论问他什么样的财务问题,他总能张口便答。他眼前总是摆着几个账本,账面非常清楚,你要是查个什么数据,总是一翻就是。他是有名的“会计怪才”。1957 年被打成 6 类右派。留在学校工作。此后他汲取教训,再不言语,成了一尊“坐佛”。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当落实政策与他谈话的时候,没想到他竟出语惊人:“不用摘(帽子)了,戴着挺好!”“你年轻,你不懂。”在他看来,落实政策不过玩的是个文字游戏,没落实政策是“右派”,落实政策是“摘帽右派”,还不都是一样。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怎能读懂那一颗颗沥血的心。
    被划为 2 类右派的物理教师张陞实在是冤枉。他在说的什么话里,有“草菅人命”一个词,便被上纲成他说“共产党草菅人命”。这还得了。他被打成顶级右派,取消了教师资格,取消了工资,每月发 18 元生活费,发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返校后再放到校办工厂劳动。文革中,前期被打进劳改队,后期清队时再次被揪出来批斗。张陞不仅能教书,还是个心灵手巧的能人,到校办工厂后,搞研制,搞创新,成为技术骨干。后来,他又钻研书法、绘画、篆刻,举办过作品展览。多年郁积的压抑,造成他的性格变态,待人处事处处谨小慎微,时时在自我闭锁中过活。直到落实政策,才结束了张陞的磨难。然而,大环境好转了,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张陞便病魔缠身,直至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一个天才被扼杀。
    张陞有个有病的女儿,找工作有困难 四中帮她安排了工作。
给王钊落实政策最困难了。
    物理教师王钊是教学上的一个奇才。他讲课思路清晰透彻,概念准确严密,语言简洁明了,绝无重复之句,多复杂困难的问题,一经他的讲解,都变得简易好学。经他授业的学生无不留下深刻记忆,异口同声赞誉不绝。1957 年,王钊被开列了 7 条“罪行”打成右派。但由于他教学上的不可或缺,继续留在学校教学,免去发到农村劳改。文革初期王钊被打进劳改队,文革后期清队再次被揪出来批斗。落实政策时,最后剩下了王钊。给他打的平反报告,先后 6 次都没通过。到第 7 次写材料的时候,王钊找到我,心灰意懒地说“别费劲了”。天不负人,当他接到平反通知的时候,格外激动。从打成右派那天开始,王钊就像是失去了语言交往能力,除了在课堂上讲课以外,再也听不到王钊的声音。王钊变成了一个木头人,经常是坐在教研组里望着天花板发愣。当然,周围的人也都与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他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自打落实政策,人们发现,王钊不时地也有一两句话了。不曾想,因此又招来祸端。那些平日习惯了把“右派”踩在脚底下的“左派革命群众”,对这一“动
向”孰不可忍。物理教研组组长温炳炎,马上跑到党支部打报告:王钊“跃跃欲试”,大有右派翻天之势。哪里还有人的活路!右派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为落实政策,我专门去了王钊家。没想到,进门一眼看到的景象把我惊呆了:两口子加上 3 个孩子,5 口人挤在一间 10 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除了两张床铺,连放一个书桌的地方都没有。他是教员,教书得备课,每天只有在孩子们都睡觉以后,再打开缝纫机当书桌,开始备课。
    我的心颤抖了!谁人知道,这就是一个中学教师——而且是优秀学校的优秀教师的生存环境?这是四中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我坐不住了。我径自找到市教育局侯维成局长,要房。王钊的苦难感动了上帝,仅仅一天,一处二居室的房子就交到了王钊手里。王钊,这个苦命的人,破天荒地感受到一次“党的温暖”。
    王钊搬进新居的时候,我到王钊家里,和他们全家一起吃了一顿开心饭。
不知王钊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另一次的开心!
    王钊这个人才过早地走了,癌症。张陞也是癌症走的。他们要是不得癌症才怪呢。他们来到的这个世界,对他们太苛虐了。
(以上并非是北京四中 1957 年错划的全部右派。)
三、  为文革中其他被错整的教工落实政策
    四中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的教工有: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王钊、黄庆发、张陞、周春芳、王行国、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张育达、郭玉如,以及曹家骏、王鑫章。计 18 人。其中学校领导干部 5 人。四中清队先后被揪出来隔离审查的人有:历史教师朱鉴民、程富祺、萧立岩、徐健竹,语文教师廖锡瑞、黄庆发、刘承秀(女),数学教师周成杰,物理教师王钊、张陞,化学教师徐光,外语教师刘约华(女),音乐教师曹会澄,体育教师吴济民、韩茂富,职员王行国、陈南(女)、张育达、周继尧等。不完全统计19 人。
    文革运动中四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竟有 5 人之多。他们是:运动初期遭受迫害的地理教师汪含英和她的丈夫数学教师苏亭午,被轰返乡无处安身的职员田钟岳,清队中遭受迫害的语文教师刘承秀,一打三反中遭受迫害的伙食管理员刘庆丰。这还不算自杀未遂的,不算在四中被打死的校外人员。
    此外,还有被抄家的,被遣返回乡的,……,这些人员除了前面已经讲的错划右派落实政策以外,都需要落实政策。
    这里只讲一个例子。
    王行国是文革落实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王行国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红苗子”,19岁未等高中毕业,就被四中选拔留校做团委书记。原本是什么政治历史问题都没有,却在 3 次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1958 年被下放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1964 年四清运动中遭受批判,而后下放校办工厂劳动,长达 13 年;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清队中再次被揪出来隔离审查。被批斗 60 多次,被拉到住家街道上批斗,被抄家。给王行国落实政策本该是很简单的,然而却出现了“戏剧性”。
    1978 年底,我代表学校党支部最早到家里给王行国落实政策,宣布他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撤销一切不实之词,销毁所有黑材料,给他彻底平反,对他在运动中受到的打击迫害向他赔礼道歉。不料,王行国对于在档案里没有给他留下一个书面“结论”很不理解。
我向他解释:“结论”是针对问题的,有问题才有结论,没有结论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他却有另一番道理:“理”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还不是说你什么就是什么。再说,整你一溜够,早已面目皆非,就凭现在关起门来“给你平反”一句话,别人谁知道?再说,过七八还要再来一次,谁敢说不会再有个风吹草动……总之,无非是挨整埃怕了,既然落实政策,有个护身符心里才踏实。
    我向书记作了汇报,经支委会研究,给王行国写了一个“结论”材料,拿在
手中当“身份证”。
    关于王行国同志的政治结论:王行国同志在1958 年双反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谈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思想活动。这本来是好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
人帮”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却把该同志在1958 年的思想汇报,作为问题进行批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实属打击迫害。现予以平反。王行国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
                                             中共北京四中支部(盖章)
    人的价值要凭别人的一张纸来把握,人的命运要凭保险柜里的档案来决定 ,悲哀,然而却是现实。1978年底,王行国调离校办工厂,返回教师队伍。1979 年 3 月 20 日,学校党支部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再次给王行国平反,向王行国赔礼道歉。
四、  给错划 “ 反动学生 ” 的学生落实政策
    文革前的 1964 年的社教运动中,在四中有一批学生被划成“反动学生”。这是一个天下未闻四中独创的“革命成绩”。真正“四中特殊论”的实证在这里。四中一向是特殊的左,左得特殊;左得可爱,左得害人,害了几代人。这些当年学子中的姣姣者,一旦被戴上“反动学生”这顶压死人的大帽子,档案里被塞进重若千钧的黑材料,在他们小小年龄里,就注定了终生的悲惨命运。上学不取,工作不收,只有作为“贱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大多则被发送到劳改农场,在劳动改造中,消逝了青春。一个个天才就这样被扼杀,一朵朵生命的火花就这样被浇灭。多么阴损缺德,伤天害理啊!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十几年后,当天空放亮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在为历次运动的错误落实政策的时候,却没有人来管他们这批人的冤案,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次运动规定的挨整对象——国家好像没承认四中这项整人的独创。
    没人管,我管!我无力回天,但我要运用手中的权力,尽力解除人们身上的枷锁。我找到区里落实政策办公室,人家说,学生的事不管。后来,我从区委书记刘锦平那里找到了定心丸。他说,哪都不管才好呢,你就按政策自己办。
    王云凯,当年是出名的拔尖学生,全国数学竞赛冠军获得者。高考前自己定的标准不低于 595 分,考试结果达到 596 分极高分。但因为是“反动学生”,大学不取。而后发在昌平劳改农场劳改。我把王云凯的档案作了清理,当着王云凯的同学毛新华面,烧毁了黑材料
    现在的王云凯在努力发展个人才能,学问上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事业上,与其弟合办了个祥云公司,注册资金 2 亿,是最大的个体户。四中篮球队出访台湾,祥云资助10 万资金。另外,祥云又向四中校友基金会捐赠 10 万资金。
    毕向明,65 届学生。他爷爷被划成富农,便推论他恨共产党,恨毛主席,而成了“反动学生”,被发配到团河劳改农场。文革中农场联合毕向明家乡的人,差点没把毕向明打死后来他找了当年在四中搞四清的工作队队长、市教育局局长李晨,李晨给他写了平反材料,说这个孩子吃苦了。我经手给他落实政策,把他调进四中做食堂管理员。后来他又学了工民建,负责四中基建,从事建筑业务。半生的苦难,造成了他嗜酒的毛病。刚到中年的毕向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浩生,其父是地质学家,是在西南大学立有塑像的学术权威。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黄浩生受其影响被划为“反动学生”,被发配到南口劳改农场劳改。四中帮他落实政策,安排到 28 中教书,把他在农村的妻子安排到四中食堂工作。
    钱元凯,58 届学生,在校期间被誉为“明星级的学生”。其父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受其所累钱元凯被划为“反动学生”。大学拒绝录取。他从在首钢当壮工起步人生,多次获重大科技成果奖,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现在是中国摄影器材研究与开发专家、教授。
    文革十年如一梦,沧海浮沉的梦魇,不堪回首,却也挥之不去。
    人啊,不要忘记这段浑噩的历史,让正义和良知长留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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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纯义口述 贾明整理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杨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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