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惠中：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

reading · 发表于 2021-4-6 21:30:55

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

赵惠中

所谓“12月黑风”，指的是1966年12月发生在北京以给林彪提意见为主要内容的事件。但从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显示，此事件可以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伊林（刘握忠）、涤西（张立才）的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附录10）作为起点，到1966年12月中下旬这批年仅二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全体被抓进牢房为终点，时间跨11月与12月两个月份，长度达一个多月之久。但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仍沿用原来的称呼“12月黑风”。从内容来看，事件所及不仅限于林彪一个人，还包括了“中央文革”几名大人物，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等新思潮，所谓“黑风”其实不黑。

一、背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代表最高司令部向全国各界发出的动员令。

6月1日晚8点的例行全国新闻联播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文革”发动者后来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领衔署名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当日，《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些接二连三的举动，吹响了将“文革”推向全国的进军号。几天之内，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搞“文革”，在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党委都被打成黑帮，无一幸免。昔日的校领导都成了走资派，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较优秀的老师有的也被打倒，大多数是诚惶诚恐，普通教师也是人人自危。开批斗会搞“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罚跪认罪等悉数尽有。此时的刘少奇立即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试图让工作组控制局面，将运动纳入有序的轨道。但工作组的做法明显与最高当局掌控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宣传口径不一致。如北师大工作组提出“层层剥笋”“抓游鱼”的口号等，模糊了运动的重点，敏感的学生就贴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把这部分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镇压。刘少奇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1957年反右的延伸，这一招立即被毛泽东揪住不放，说刘少奇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群众运动。由此导致了刘少奇先受贬后倒台终丧命。1966年8月5日，我校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8月17日，政教系石磐教授在主楼七楼跳楼自杀身亡。社会上大搞破“四旧”，打、砸、抢、抄家成风，“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倍受打压，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取代了刘少奇，从原来的第六位跃升到了第二位，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从此以后，林彪成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全中国各种场合都必须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再加上一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组织机构方面，以“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与部分政府机构，彻底打乱了原来正常运转的权力机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接受了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献的红卫兵袖章，还对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全国第一轮的武斗和抄家狂潮，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及公安部门的支持和纵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段内“牛鬼蛇神”的名单和地址。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对武斗作了诠释：“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据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我校中文系刘盼遂教授及其夫人梁秋色等多人就是在此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这股狂潮从北京迅速蔓延至全国。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不久，在接见到首都串联的全国军事院校学员时，叶帅在讲话中还说：经医生检测和科学论证，表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以上，敬爱的林副统帅也可以活到120岁以上，他们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社会。

这一讲话内容被红卫兵们以“北京来电”的方式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以林彪讲话为标志，在众多党政头面人物的实际行动带领下，国人将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推到了狂热的极点。

在众人狂热的浪潮中，还是有不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并不盲从，他们在思索：这种现状正常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打破这“一边倒”狂热的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位高三学生刘握忠（伊林）和张立才（涤西）。他们于1966年11月15日上午七点左右，在清华大学贴出了一份《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在这大字报中，伊林、涤西对上述林彪讲话中的四条进行批驳。对于第四条“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原来有一段进行批驳的评论文字，后来被涤西删掉了。他认为这条太尖锐，因为直接触犯到毛泽东了，而且又不好驳。那文章里面已经涉及毛的权威了，包括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等，都给推翻了，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去论毛泽东个人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去碰。这是涤西最担心的。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留下题目没内容，这叫立而不论。就留给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论吧。

这封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就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后来又贴到北京大学。大字报被撕掉后，涤西感到事态严重了。他就一不做二不休，组织人印传单。并且还写了《公开信》后边的那段文字，还加了两个后缀。现在一般看到的是传单上的文章，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是原来的大字报上没有的。后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也是这张传单。一张蜡纸一般也就能印八百份到一千份，他亲自推油磙子，不让别人动，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他那派的红卫兵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传单用的是十六开的纸，共四页，其他人负责叠页子，装订。涤西拼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张蜡纸已经不能再印了为止。

传单印好后，大家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北京散发传单。传单的影响实际上比大字报大多了，贴出去后，立即引起社会震动。“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也是传单。他们在大字报上落款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直接签上了刘握忠、张立才的大名。而传单的落款只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因此知道他们真名的人并不多。

11月30日，北京林学院李洪山又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贴出一条“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12月1日上午9时，在北京串联的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中、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黑龙江省佳木斯手工（业）中等学校的学生和林院林业系捍批队的师生、林院部分工人与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进行了一次辩论会。

学生们问李洪山为什么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

李洪山说他的理由有三：

根据十六条中的第九条，“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是起桥梁作用的。不管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都是经过群众全面选举的，像巴黎公社那样。十六条中，并没有讲“中央文革小组”可以不经过群众选举。“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因此，必须踢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2.“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夸其谈，乱发议论。副统帅林彪同志讲，要好好听听最高统帅的话。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什么东西都要怀疑。现在北大聂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红卫兵、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队，等等。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谋。

3.“中央文革”制造分裂。10月6日三司会议上，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这是分裂的开始。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传单满天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哪有那么多的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是大民主，所以我才写这幅革命的标语。有什么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不准拉横幅大标语，我们有自由言论的权力。要在前三年，我写了就不在这里呆了。我写的都是革命的大字报、革命的标语。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呢。”

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与李洪山的巨幅标语虽然遭到了迎头痛击，但也获得了许多学校少部分同学的支持，给林彪与“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大字报纷纷出现，北师大便是其中之一。

二、北师大的“12月黑风”

12月9日，中一（2）班的敦进田（林锋）、张传亭（向东彪）贴了一份题目是《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中文系学生彭加瑾、王永敬在12月10日与12月12日，分别贴出了《我们也贴“中央文革小组”一张大字报》和《把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推向新阶段》两份大字报。

12月11日，物三（3）的刘中柱、杨以鸿贴了《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物三（4）的李文博立即在此大字报上用钢笔签上了表示支持的评语。

12月13日，物三（3）的刘琢、李鸿杰、金宝英贴出了《“中央文革”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

12月15日，数二（1）班李世取（黑牛）张贴了《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大字报。后来他又接着贴了《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

因为不知道彭加瑾、王永敬、刘琢、李鸿杰、金宝英现在何处，也不清楚后来为什么对他们几个人没有被重点打压，所以我写此文时没与他们五人联系。下面重点就谈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文博、李世取六人。

刘中柱和杨以鸿一开始就怀疑“文化大革命”。他们都不迷信权威，都希望生活在民主和科学的氛围中。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那时他们班正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劳动实习。当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们顿生疑窦，这样的文章是科学的吗？恰好他们班孙光启同学的舅舅李大可是中国戏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孙光启和他们一样怀疑这篇文章。由孙光启联系，他们三人拜访了李大可先生。可能由于戏剧研究院已经决定了方针政策，李大可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姚文元文章。刘中柱和杨以鸿与李先生辩论了近三个小时，互相说服不了对方。1966年2月10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金宏达（时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的文章。

1966年12月，为躲开学校的嘈杂，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到北京教学仪器厂，边劳动边休息。当时刘中柱和杨以鸿对“文化大革命”已持否定态度，但没有表达的机会。伊林和涤西的《公开信》给了他们机会。当时杨以鸿的观点认为，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已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又加一个不能动的权威——林副统帅，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接受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是迫不得已的，决不能再来一个绝对权威。刘中柱的看法较为实际。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民主就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不等于反对。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和科学，将不可能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见视作反对，进而视作反革命，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较量一下。本质上他们的大字报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目标是事件——“文化大革命”，至于大字报的对象具体是哪个人，并不重要。那时候对林彪个人，并无特别恶感，只不过认为，他的一些讲话，不像话，不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领袖而已。

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工人宿舍讨论。他们在大字报中强调：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断发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大字报由刘中柱起草、杨以鸿誊写、李观韶检查。当时已考虑到风险，所以只有刘中柱和杨以鸿署名。李观韶不署名，万一出事后李观韶留在外面可作些照应的工作。大字报底稿由李观韶保存。此大字报是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写好后，由刘中柱、杨以鸿、李观韶三人一起带回学校贴出的，贴了后又返回工厂。

12月17日凌晨三时，谭厚兰就派手下人把他们两人从工厂揪回学校的小红楼看管起来，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亭和敦进田。当晚就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四人的全校大会。12月18日，外语系的董连猛又把他们四人在外语系批斗了一次，随后就把他们四人押送专政机构了。李观韶后来参加了井冈山造反兵团。

敦进田、张传亭写的公开信是一份油印小字报，贴在大字报栏里。内容可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以较大的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很怕落下反林罪名；后半部分以较小篇幅说明：即便伊林、涤西的观点有错，也不应该把这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对他们的大字报暂不评论，仅从他们的笔名来看，“林锋”就是从林杰、关锋的姓名中各取一个字组成，“向东彪”即向着毛泽东与林彪，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马上就有人在他们的笔名上大做文章，说“林锋”“向东彪”的含意就是像树（林）的（锋）芒指（向）毛泽（东）和林（彪），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世取，重庆市人，平民“红五类”家庭出身，父亲是工人。当时为数学系二（1）班学生，平时用功于专业学习，时间抓得非常紧，业余喜好看些小说，间或也看点历史、政论之类的闲书。

1966年10月底，他与其班上十多名同学响应“中央文革”等关于学生串联可用“步行”方式，以更好地接触工农大众的号召，组织“长征队”，计划由北京步行到延安，途经“平型关”“大寨”，沿途接受革命传统教育。11月中旬，“长征队”抵达太原小住之际，正逢中央下达要求学生们返校“复课闹革命”的紧急通知，他与陈木法就迫不及待地脱离大队，乘拥挤不堪的火车连夜返回了北京，其他同学则不顾中央的通知，照原定计划继续步行串联，最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1967年元旦后方返回北京。

返回北京后，他与陈木法往西单、王府井等旧书店买回了不少数学专业书籍，为“复课”做了些扎实的准备。但当时像他们那样响应中央号召及时返校的学生并不多，整个校园还是冷冷清清的，课肯定一时半会也复不起来。于是，他俩自我规定：半天自学专业知识，半天关心“文化大革命”。

从李世取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看到：回校的半个多月，他回顾了“文革”开展近半年来的历程及“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感到“文革”存在许多问题，如“打击面”过大，各地“乱批乱斗”现象严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不能落实，被批判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格遭受严重践踏，更为严重的是工农业生产全面受损，对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而1964年、1965年才真正复苏、好转的国民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且因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击日寇之地）和山西沿途（包括平型关地区）都见到老百姓的生活仍很困苦（连基本口粮都非常少），教育都还非常落后，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连基础都没有的；觉得国家本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教育，更担忧照当时“文革”的趋势发展，搞不好很可能让全国百姓再经历一次“困难时期”。

于是，回北京“半天关心文革”的十多天里，经过反复考虑，他首先给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康（生）老”写了一封信（通过邮局寄出），信的署名是真名。据说他当时并不想出风头，只是希望“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们多了解一些社会实际情况，以做出正确的决策。信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步行串联中沿途的观感，表述了自己的忧虑，就关于如何“更健康”地开展“文革”提出了自己个人的“几点建议”，核心内容是希望在“文革”中“中央文革”能够引导群众“历史地、全面地评价干部”，要“加强领导”，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落实”“对乱斗人、乱打人的”无政府、无法纪现象一定要制止，对工农业生产一定不能放松，而学校、学生长期停课带来的长远损失也许是无法弥补的，也应重视。

12月初，北师大已有学生张贴出给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后，他首先张贴了一张谈自己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认识的大字报——《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署名“黑牛”。大字报强调：既然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那么，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对国家领导人的善意意见和提醒都是合法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不能打击、迫害给林副统帅提意见的人。依据大字报内容来看，这些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人更是完全出自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对他们更不能打击、迫害。

接着，黑牛将其给“康老”所写信的内容转抄成两张大字报公开张贴，题目是《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署名也是“黑牛”。

黑牛的大字报张贴出来后，一直没有受到批判，反倒有若干人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下支持的意见。

12月17日清晨，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被谭厚兰抓起来的消息在北师大校园内传开，在他们张贴的大字报旁新张贴出一些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多为口号“打倒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林锋、向东彪、杨以鸿、刘中柱！”“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罪该万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同时还新贴有大字报和标语，称“坚决支持、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正告：“反对‘中央文革’者绝无好下场！”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校园内的空气一时格外凝重。

这一天，原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张贴过大字报的学生中有立即表态转变立场的，也有“反戈一击”，立即揭发杨以鸿还有其他“反动言论”，等等。而唯独不见黑牛有新动静！在同学们都以为黑牛会就此收手并立即做出“检查”的时候，他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18日下午，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沉默寡言了一天多的黑牛反倒张贴出一张题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大字报首先为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等辩白，（大意）称这些同学都是“文革”初期的热心参与者（其中的林锋、向东彪曾为“红卫兵”），他们大字报的内容并无对林副统帅的恶意攻击，而对林副统帅讲话中的“顶峰论”“天才论”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公开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表现的是勇于探索真理的赤子之心，不能说有罪。又说，“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对已经开展的“文革”做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是真正关心“文革”的人应尽的责任，等等。记得该大字报的结尾大意是：我自知张贴出这张大字报的后果，我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真理和真相也在召唤我……别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别了，这段时间与我在一起踢球的小朋友们！别了，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

大字报贴出不久即引来围观！

据说，黑牛在张贴完大字报后即往理发店先理发，再往澡堂洗澡，吃了晚饭后回到宿舍收拾好换洗的衣物和《毛选》等书籍，不到九点即安然入睡。

后来听说，黑牛吃过晚饭回到宿舍时，一位素不相识的教育系同学曾急匆匆地敲开他的房门，劝告他说：黑牛，我佩服你的勇气，但是我希望你马上去将自己的大字报撤下来，并立即做出检讨。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的努力是没有用的……但黑牛没有听取这位同学的劝告。

黑牛被拘捕那天的凌晨，在同班同学的带领下，学校治保会的工作人员来到黑牛的宿舍，门开灯亮，黑牛醒来，睁开双眼看清来人后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吧？”得到肯定答复后，黑牛从容穿好衣服，抱起放在床头的衣物、背上书包，在治保会人员和同学的“护送”下来到治保会，那里有公安局的同志正等着他……

据说，他在书写完最后一张大字报后还给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写了信，信中感谢了父母的养育之恩，请父母原谅他的不孝，并请哥哥代自己尽孝。

李世取当时的表现有些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后来批判他时，多次问他：其“黑牛”的化名是不是“黑帮、牛鬼蛇神”的缩写，你是不是要代表“黑帮牛鬼蛇神”出来说话？他的回答是：自己的乳名就是黑牛，且他长在南方的农村，从小知道南方的水牛（皮毛都是黑色的——黑牛）是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是有大脾气的，这点很像自己，因而写大字报都用黑牛为笔名。

林锋、向东彪、刘中柱、杨以鸿四人在写大字报之前都将自己的观点做过宣传，与人讨论过，因而他们“东窗事发”后连带一些同学也要做“深刻检查”，搞得十分紧张。唯有这位黑牛独往独来，写出那几张大字报之前，不与同班的任何一位在校同学商量、交流，特别回避与陈木法接触，后来“交代”说都是自己一个人躲在阴冷无人的大教室里写的，所以也没有哪一位同学因他的大字报受牵连。特别该强调的是，陈木法没有受到黑牛的任何牵连，后来思想上远离“文革”运动，坚持偷偷自学，且借用黑牛买回的旧书，提前自学了研究生的有关基础课程，1978年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后被送美国深造，学成归国报效祖国，2000年后成为我国的科学院院士。

李文博是物理系三（4）班的学生，虽然他在“12月黑风”中没有直接贴林彪与“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只是在贴林彪的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但他是被抓进拘留所六人中的重犯。他是12月19日被押送进拘留所的，因其罪行“重”，关押的“号子”都与另五人不同。李文博的罪“重”在何处呢？早在1966年10月17日李文博贴出了《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详见附录5），此大字报当时在北师大反响不是最大，只是说他鼓吹无政府主义。但因他在大字报中鼓吹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响极大。伊林、涤西他们把他与北京大学的乔兼武（在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并列称为“新思潮”的“祖师爷”，说他们起草那封《公开信》，关键的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由此可见，北师大还是此“黑风”的源头之一。

对他们六位当事人，面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对北师大富有正义感的群众来说，也是一片白色恐怖。王福亮，1966年底是学校播音员，是敦进田、张传亭的同班同学。他播音时，心里想着敦进田、张传亭怎么会成反革命了？一走神，本是要喊“打倒林锋、向东彪！”的，结果却喊成了“打倒林彪！”幸好他出身好，才躲过一劫。物二（3）的杨怀志看到了伊林、涤西和刘中柱、杨以鸿的大字报，就在大字报边上参与了对这些大字报的议论，与不少在校同学一样，也认为“林可批评”。后来就有人揭发他炮打林彪。好在没写大字报，最后不了了之。

综合观察“12月黑风”，可以看到：

1.从伊林、涤西大字报到北师大刘中柱等人的大字报，语言极其温和，内容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向林彪和“中央文革”提意见、谈建议。体现的是忧国忧民，是赤子之心。但是却因言获罪，被打成“反革命”，饱尝了牢狱之灾。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法律被粗暴践踏。公理何在？

2.这些大字报在当时已经涉及反对“个人崇拜”，要民主、要言论自由，提出了民众可以罢免官吏，等等，这些问题在50年后的今天仍是禁区，可见他们的政治眼光远大。

3.他们贴大字报的时间是1966年年底，对像是林彪、“中央文革”。风险之大人人皆知。但他们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

4.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有担当，即使身陷囹圄仍然尽可能保护他人，所以像李观韶、孙光启、陈木法等都没受牵连，真是难能可贵。

三、拘留所

约在1966年12月中旬，江青接见首都红卫兵时说：现在有一股黑风（即十二月黑风），有一小撮反动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林副统帅。指出要揪出这股黑风的黑后台。12月18日，谭厚兰的手下先将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四人押送到公安部（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东），旋即再押送到半步桥（陶然亭西自新路）的北京市看守所。很快，李文博与李世取也被抓进北京市看守所。12月22日是李世取的生日，他的21周岁的生日是在拘留所内度过的。

据刘中柱回忆：

12月18日夜，我们四个人被送到北京市看守所。当时我正发烧，晕乎乎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大概分别登记了姓名，将兜里的所有东西拿出来，由警察登记保管。然后给一床被子，两个盆子一双筷子，送到一间拘留室。第一夜室内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太累了，我裹着被子就睡着了。也不知道杨以鸿他们被送到什么地方。第二天早上，看守敲门叫醒，各室依次洗漱，从门上小窗，才看到杨以鸿、敦进田和张传亭关在同一巷子不同室。敦进田在邻室，杨以鸿和张传亭在对面。早饭后，两个警察依次进各室，向我们宣布，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谢富治的命令，拘留我们，并要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大概这是他们意料中的态度，二话没说，他们收起拘留证转身就离开拘留室，并“咔嚓”锁上门。拘留的生活正式开始了。

拘留室的号子，面积约为3×3平方米。门向走廊。门上一窗户，一尺见方，从外面挂一白布。看守掀开白布，可观测室内的被拘留人员。门对面墙下由约一寸厚的木板拼接，从左墙到右墙成一整张床，类似于日本人喜欢的榻榻米，离地约20厘米。被拘留人员坐、睡均在床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犯人，床板已被磨得光可鉴人。床上一小炕桌，供犯人写材料。门对面墙上有一宽一米，高60厘米的窗户，窗子朝外开，窗户上有铁棍的栅栏。我站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的一部分地方。屋顶中央有一盏电灯，灯泡为铁丝网包围，防止犯人卸下来。大概拘留所也是头一回遇到关进来如此多的学生，也搞不明白按什么规则来管理这些学生，只好采用“大概差不多”的办法。按拘留所规矩，被拘留人员在室内平时应端坐在床上反省。我们则不管那一套，想躺就躺，想坐就坐，看守们也不管。我们常常掀开门上窗户的布帘子，伸头到走廊，和其他室的难友聊天。多的时候，每个号子的门上伸出一个脑袋，整个走廊上像开会一样。有时候看守觉得太过分，吆喝一声，大家缩回头去。不一会，头又陆续伸了出来。一直到1967年一月风暴，政法公社夺了权，管理才逐渐紧起来。拘留所将布帘撤去，换成缩拉门。门外面有一小拉手，看守可以从外面拉开小门以观察室内。但室内人员仍然从里面拨开门，将头伸出去。管理人员最后只好在门上钉上钉子，让缩拉门只能打开三四厘米宽的一条缝，这才杜绝各室间伸出头的聊天。

拘留所内的伙食标准刚开始为月11.5元，粮食日九两。早上一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粥，一点咸菜，中午两个窝头，一碗煮白菜，里面几个豆渣兼豆腐丸子，晚餐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一个星期有两次在中餐的菜中有几片肥肉。知识分子讲面子，头一两天都还装作无所谓，在走廊聊天的时候都不提伙食。几天后到底熬不住，叫嚷下一顿饭快来。在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公布后，伙食标准下降，改三餐为两餐，每天“八两窝窝头”。这个低标准的伙食让李世取得了慢性胃炎，后来此病一直折磨着他，2015年3月27日还发生了胃穿孔，不得已做了胃部手术。

宣布被拘留以后，好几天都没人理。只见不断有学生被送入。开始是我们贴林彪的大字报的学生，包括北师大学生，北京农大附中的伊林、涤西，北航学生，北大的学生。然后是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的学生，贴“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的学生。后来是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中学生，工人纠察队的工人。后来进来了赫赫有名的谭力夫。实在搞不清为什么要将他也抓进来，大概根据“政治就是平衡的艺术”吧。以后将李井泉的两个儿子李黎风与李明清抓进来了，他们都住在贺龙家。他们自己就公开说，抓他们是为了榨取对贺龙不利的材料。老大李黎风是清华的，老二李明清是北航的。以后回学校，老二被北航“红旗”打死了。其实将这些人放到一起，可能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这些人都不会真正地承认错误。纵然这些人可能在政治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对于将他们抓捕这样的处置极为反感。将他们集合以后，产生心理上相互支持的效应，从而制造了一个大大的对立面。几天后，开始第一次审问。我被带到一个审讯室，室内两个警察，主持审问的那位，约五十岁。大概觉得对付我是游刃有余，在这个过程始终保持着微笑。这一次主要询问我们写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情况，问得非常仔细，特别关注是否有后台支持。询问结束以后，让我看了笔录。当我表示无误后，在笔录上按上手印。然后要求我回号子，将整个过程详细写出来。为此，给了我一些纸和笔。以后这些纸都派上了其他用场，如写菜谱，作象棋围棋，扑克牌，等等。又过七八天，又提审一次。这一次简单问了几个细节后，就聊起天来。显然，所有的情节非常简单，对于这些审案的老手，实在是索然无味，让他们打不起精神。所以像混日子一样，连笔录都没有，一会儿就打发我回号子了。一月风暴后，又提审过一次。这次换人了，有一个愣头青，大概是政法公社的吧。当时，《公安六条》已经颁布，他们尚方宝剑在手，又是革命派，于是指责我们攻击敬爱的林副主席，如何反动。无论说得如何热闹，但始终不说究竟要把我们怎么样，就放我回号子了。后来一想，他们无非是过把瘾，想表现一下他们的存在。从此，就没有人再过问我们。到1967年4月中旬某日，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头头们从预审室回来，告诉大家，已经决定放他们回去，只需写一个二百字的检查即可。同时，他们说，预审员告诉他们，这大概是毛主席接见一些（被打垮了的）干部子弟时作出的决定。我们估计离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远了。当时的基本想法，先出去再说。约两个月后，我们被分别带到预审室，通知我们写二百字的检查。两天后，又被叫到预审室，对我们说：你们被学校送来的（他们忘了曾让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名），学校现在接你们回去（将抓我们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我问，我们算什么？回答，以后不要再出事了（不明不白，让你自己想去）。于是，便结束了拘留所的生活，被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接回学校。这里面一些微妙的环节，革委会的人好像都不太理会，当时他们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看出这里面的眼高眉低，没看出公安局已经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可能革委会有个别人已体会到这里还有一点奥妙，但仍然不管不顾地折腾我们。不过当他们覆灭的时候，这些都是小罪恶了

据李世取介绍，李文博因“罪”重，与伊林、涤西等关在另一号子里。他和敦进田、张传亭、刘中柱、杨以鸿被拘留审查时是关在同一个大号子里的。起初关他的那间在杨以鸿、刘中柱的斜对门。李世取说：我的隔壁先住过谭力夫（他的对联我是反对的，曾与同学一道往北京工业大学找过他，本想与他辩一辩的，可惜他带队下乡支农去了，没想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了邻居）。见到的谭力夫实为一白面书生，待人彬彬有礼，其人全无读其“对联”和讲话稿让人感觉到的那股“杀气”。他被移走后，住进去的是李井泉之长子李黎风，不久他也被移走。后来，我被转到1号房与敦进田、张传亭在一室，这间屋上午能见到阳光，较原来那间暖和许多。这里每天接近中午时都能听到有脚镣在地上拖行发出的异响，过一阵又能听到回来的声音。一次我好奇地爬到窗上往外看，看见的是一个带脚镣的人被两个人拖着往外走，被拖的人个子不矮，但很瘦很瘦，闭着眼。这令我很是震惊。不久，听说这人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是被拘留的，因为绝食，但监管者绝不能让其饿死，就每天拖着他到一个医务室那边用管子插到胃里，强行给他进食玉米面粥。真是残酷！

此间负责审查他们的人员对他们还是很讲政策的，没有出现“逼供信”之类的事情。在他们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错误，并重点查清了他们“身后”并无“黑手”操纵、支持（没有刘、邓线上“组织”的“黑手”）。查清“有无幕后黑手”，这应该是“拘留审查”他们的主要目的。但是查了几个月，发现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很多还是“红五类”子女，写大字报都是自发行为，与“刘邓司令部”毫无牵连，跟“联动”绝对是两码事，于是在1967年5月29日上午被解除拘留。

四、修建科劳改队

1967年5月29日上午，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和李世取从半步桥看守所回校。回校后立即被各自班上专政小组的人带回本系或本班接受批斗，李文博还挨揍了，李世取被“坐喷气式”。

几天后，杨以鸿、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和李世取再加一个陈宝殿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刘中柱被送到事物科苗圃劳动。修建科劳改队形成了。先后入修建科劳改队的共有16个学生，两位干部共18人。管理劳改队的开始是较年轻的付师傅和王师傅，不久换为年老的冯师傅，冯师傅一直管理到“劳改队”解散。

这16个学生与两位干部分别是：

第一批都是学生，共7人：

1.陈宝殿：河北人，谭厚兰班党支部书记。由于和谭厚兰们的矛盾，被送到修建科劳动。调干生，入大学前当过小学校长。他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派，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因此觉得和他们劳动，太冤了，丢了他的面子。整天闷闷不乐，并不断将修建科里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向上面不知道什么人汇报。但修建科的冯师傅等一直护着这些小反革命们，使他们得不到他认为应得到的惩罚，因此更加闷闷不乐。1967年底，到沙城农场，然后分配，以后一直不知其消息。

2.杨以鸿：物理系三（3）班学生，江西南昌人。

3.刘中柱：物理系三（3）班学生。湖南长沙人。

4.敦进田，中文系一（2）班学生，河北人，大字报署名“林峰”。

5.张传亭：中文系一（2）班学生，安徽阜阳人，大字报署名“向东彪”。从署名看，这二位表示他们至少是尊敬毛泽东和林彪的。

6.李文博，物理系三（4）班学生，黑龙江佳木斯人。

7.李世取，数学系二（1）班学生，四川重庆人，典型的四川娃儿。不苟言笑。除非他自己想笑，他人休想逗得他笑。

以后陆续送到修建科劳动的有两位干部和九名学生。

两位干部是：

1.于陆琳：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夫人。北京地下党员，被认为是彭真、刘仁黑帮集团成员。也不知怎么就被送到修建科劳动了。修建科给这些反革命腾出一两开间的房子休息。于陆琳的主要工作是打扫这间房子。由于经历过多次党内运动，她对这些小反革命的前途并不持太悲观的态度，视他们为一群小顽童，和他们有说有笑，并不时泄露出一点点她们上层妇女间的一些流言蜚语，引得大家瞠目结舌。不多久，她被叫回系里。

2.浦安修：彭德怀元帅夫人，曾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文革”前是北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

于陆琳和浦安修两位前辈年龄也不算小了（于陆琳小一些），又是女的，只能安排在修建科内给一两个师傅打下手。当时于陆琳的丈夫钟赤兵将军还没有被打倒，所以于的日子相对好过一些，浦安修因为彭德怀元帅的问题，她的心理压力较于陆琳大许多。其境遇更令人唏嘘

一次，她们两人都挨了斗，原因是修建科一位与她们一起劳动的工人师傅家里生活困难，接受了她们的些许粮票和很少量钱物资助，被人揭发，说她们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工人阶级，逃避改造。

后来，师大开大会斗争彭德怀，将浦安修拉去陪斗，使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和摧残。

九位学生分别是：

1.王文×、2.孟繁树：中文系五年级学生，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五年级的学生见多识广，不知道采用了什么办法，一直没有被送到修建科来。他们只是在后来才被送到修建科来，但呆了不长的时间，就到沙城农场。孟繁树后来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编审、编审，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王文×不知去向。

3.方义奎：外语系俄四学生，湖北新洲人。在平常的言语中偶然出现对毛主席不敬，兼与井冈山公社成员矛盾公开化，被送到修建科劳动。虽然专业为俄语，但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唐诗联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刘中柱就是从他那里听到并记得的。需要具有高格调的人，才能从《唐诗三百首》中，找到这首诗，并体会到这首诗的美。他虽然不是伟丈夫，但却是一位情圣，一直记得某人。他脾气平和，但毕竟是九头鸟一个，在极端情况中会露出男儿本色，特别是遇到川娃子的时候。某次，他与李世取一言不合，便要动手。好在当时有其他人在旁（没有其他人时是否会发生这一幕，则不知），被劝开。但以后他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到沙城农场，然后分配到湖北大冶程潮高中，“文革”后也考取了研究生。

4.杜哲森：中文系一（3）班学生，天津市北郊（现北辰区）人。因对“文革”持抵触情绪，写有大量所谓的“反动诗篇”和“反动日记”及题为《师大反革命何其多也》的大字报。1967年3月被检举揭发，在班、系、校召开了批斗会后，按北京市公安局意见接受“群众专政”。因不堪忍受被囚禁宿舍的孤寂生活，在知道“修建科劳改队”后，就主动加入了这个学生劳改队。此公酷爱绘画。平日劳动毕，即回修建科，在从各处搜集的纸上作画。利用周日到北京图书馆借阅图书（学校已经吊销了他的借书证）。做了不少有关美学、绘画史论的笔记。

5.张国钧：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湖北武汉人，老家河南，因此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是一个快活人。自感钢笔字和毛笔字均上不了台面，于是突然决心练习毛笔字。虽有宏大志向，但实行起来太不专业，只在报纸上练习写字。不巧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照片，被井冈山公社成员发现，于是成为趋近于反革命。如果对于一个平素老实的人，可能就放在群众中监督就行了（其实那样更难受些）。但他素喜社会活动，与造反兵团头头铁崇光同班，并过从太密，被疑为其军师，便由趋近于反革命，一下子被视作真正的反革命，送到修建科劳动了。能够在修建科当反革命，他日子反而更快活了。

6.张梅英：政教系三年级学生，山东聊城人，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思想汇报时说毛主席肚子挺出来，像孕妇，被视作破坏领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在修建科，负责打扫卫生和生炉子。后成为杨以鸿夫人。1968年分配到陕西陇县工作。

7.许永康：物理系二（3）班学生，新加坡华侨。解放初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肄业参军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又以调干生身份于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因学习吃力，留级到物二（3）班。他是被一系列的“疑似”送到修建科的，此足以证明谭厚兰们管理之没谱。他被疑似为五七年的漏划右派，疑似为五九年的漏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串联中的照片中的背景有桥梁，又被疑似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等。其实，谭厚兰们要惩治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造反兵团的活跃分子。这么个“老家伙”还要造反，很令人生气，于是索性让他当反革命去。“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无重大建筑任务，修建科的日常工作为小的修修补补。通常出工时，是开工一袋烟，工作一个小时又一袋烟，再工作一个小时就收摊回家。因此，抽烟是获得额外的休息的必要条件。当时，其他学生赖父母供养，只能买些碎烟叶来卷大炮筒以解馋。老许有工资，可以抽二角几的纸烟。每到工地，他差不多给每人发一根纸烟。抽烟过后，大家干活去了，他便在一旁继续抽烟，一直到收工时候。这些人脑子活络，总能找到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老许年龄大，大家嫌他碍手碍脚，也乐得抽他一棵烟，让他在一边呆着。这么安逸的日子，老许却受不了，便以一种传奇性的动作离开修建科。在张国钧和李文博的掩护下，他偷跑离开了学校。他的这一动作惊动了一些正苦于没事干的人，物二（3）班邵先亮们便进入修建科追查，并带走张国钧和李文博。张国钧和李文博回修建科时，已脸青鼻肿。大约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老许在修建科里的日太好过了，所以当他被抓回来以后，就不准他再回修建科。他不被当反革命后，热衷于焊半导体收音机。看到他可以将收音机焊得那么小巧精致，大家直感叹，还是术业有专攻呀。

8.赵鸿尚：教育系二年级学生，山东聊城人。当过三年解放军。他的主要军事技能是烧饭，因为当的是炊事兵。也是由于对毛主席不敬的言语并同时对抗井冈山公社而被送至修建科。他有一句名言：“抓紧时间偷懒！”这句话在表面的玩世不恭之下蕴藏着丰富的哲理，让人终生受用。他也是一个快活人，除了睡觉和喝醉了，总是笑嘻嘻的。他的到来给修建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大家打他会做饭的主意。几经交涉，他终于答应主持做饭。大家将干活时收集的废纸卖了几块钱，买了三斤多肉和一瓶白酒。我在伙食科劳动过，便去“拿”一些大葱和白菜。从工人师傅处借来厨具，便由赵鸿尚张罗做将起来。十来个人为这三斤肉忙得热火朝天，令不远处劳动的干部和教师们好不羡慕。数学系老师郝炳昕评价说：“当人有信念的时候真是毫不畏惧的！”赵鸿尚后来分配回老家，在聊城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9. 顾孝悌：不久就被抓。

另外，当时学校还有一个“干部、教工劳改队”，像数学系的王树仁书记、中文系的启功教授和黄药眠教授、李长之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孙煜等都在其中，他们有时也会到修建科“劳改”。他们干的主要是一些轻活。

“劳改队”的这些学生们，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后即到队部报到，“天天读”一个小时之后，就在师傅的带领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有时冯师傅会与他们一同劳作，有时只负责分派劳动任务，并非时时刻刻“监督”他们，所以，一天里他们最为愉快的就是劳动的时候），夜里则回到各自的学生宿舍报到、睡觉。

除此而外，他们中有的人还曾被“勒令”每天清晨清扫楼道和厕所的卫生。

专政小组要求他们每周至少写一次思想汇报和检查，负责任的专政小组组长会不时对他们训训话。

“劳改”的过程中他们遇到过老者避人耳目的温馨问候和祝福，偶尔也遭遇过不明事理的“红小兵”的追打。

总的说，他们感觉自己已经沦为“贱民”。

虽说带队的冯师傅很是关照，但这些被“劳改”的学生们干的还是常有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三九天在气温零下十多摄氏度的整个夜晚抢修冻爆的水管；最冷的日子衣着单薄站在敞篷卡车上去郊外拉木料，以致下车时人已迈不开步子；用大马驾辕的平板车人力拉很重的木料、砖块和水泥板等。平时，修缮队所有的“小工活”和泥瓦工、架子工、水工、钳工、锅炉工之类各种零七碎八的杂活他们都干过。可以说他们的足迹遍及北师大的每一个角落，化学系所在的老校区及附近的生活区、西单那里的教工住宅区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由于没有经验、缺乏具体指导，他们遭受工伤的事也时有发生，扭伤腰腿是常事，有的手指骨折也不止一次（后来，杨以鸿在房山“石化总厂”的基建工程中接受“再教育”时被巨石压断两根手指；李世取在石景山高井火力发电站接受“再教育”时手指再次负伤）。

下面是发生在“学生劳改队”的二三事：

1.杨以鸿、刘中柱等惨遭“大游斗”

1968年的暑期，师大掌权的“井冈山”红卫兵和与之对立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的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之时，为了打击当时被困在“工五楼”内的“造反兵团”，将他们宣传为学校“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井冈山”的决策层祭出一招：先在“牛鬼蛇神”中寻找“兵团”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选出来后再集中在“工五楼”前搞一次大游斗。

先是“井冈山”派人到“学生劳改队”开会，让每人都对“井冈山”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斗争表态。当时“劳改队”中的这些学生“牛鬼蛇神”们早已远离了校内的运动，对“井冈山”与“造反兵团”之间的那些是是非非知之甚少，所以他们的表态多是模棱两可，总的还是希望两派团结合作。

接下，有的系还专派人到“劳改队”背靠背找有关学生个别讯问，问某某在平时是否和“造反兵团”有联系或是否有支持、同情“造反兵团”的言论。其实，平素的“劳改”中，大家都很是自觉地不谈时下的政治，即便闲谈，对校内的事更是很少涉及，这种背靠背的揭发想也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但是，他们中仍有人在劫难逃。

后来，确定被抓到“工五楼”前大游斗的学生牛鬼蛇神是物理系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和数学系的张国钧……

为什么是他们？虽说李文博因一张《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而全校知名，但那是1966年底的事情了。可是因“井冈山”的大字报一直在批判“造反兵团”奉行的是无政府主义，说李文博的《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宣扬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说在思想根源上“兵团”与李文博本是一丘之貉。数学系的张国钧原本也是“造反兵团”的同路人，而刘中柱与杨以鸿的好友李观韶也是兵团的。据说那天在“工五楼”前被游斗的牛鬼蛇神很多，场面也很是惨烈。刘中柱和杨以鸿的脖子被用铅丝吊上大筐勒着，筐里装有砖头，分量不轻，遭拳打脚踢地游斗下来，他们的脖颈都被勒出了很深的血印。男儿有泪不轻弹，“出事”后从未流过泪的杨以鸿被释放回来，一入劳改队队部就禁不住泪如雨下；刘中柱本是这些学生“牛鬼蛇神”中身体最为强壮，也是平时最乐观的，六尺高的汉子回来也是泪水滂沱，黯然神伤……

这是修建科劳改队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

2.奇特的“白专道路”

杨以鸿与刘中柱本来就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虽然在劳改队中异常艰苦，但仍坚持走“白专道路”。杨以鸿原来是学俄语的，但在劳改队中从A、B、C开始学起了英语。当时物理系的“摘帽右派”刘辽老师也在接受劳改，刘老师是专门搞相对论研究的，他们俩就偷偷地向刘辽老师学习相对论。负责监管他们的工人师傅在得知他们学习的情况后不但不阻止，反而暗中保护他们，后来还设法为他们安排了一间房子充当他们的学习场所。在他们的带动下，数学系的李世取也悄悄地复习起功课，并自学俄语版的“概率论”教材等。中文系的敦进田和张传亭拜启功为师，醉心求教书法习字。中文系的杜哲森则潜心学习素描绘画……

十年动乱结束，杨以鸿、刘中柱、李世取顺应时代感召，先后考取各自专业的研究生，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施展能力。杜哲森以中文系学生之资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生，后来自成为独具风格的田园昆虫画一派；张传亭和敦进田后来也都有自己的书法成就，当与他们在“劳改队”的这段经历有直接关联。

3.逆境中的“爱情之花”

张梅英是“劳改队”中唯一的女性学生，是个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思想汇报时说“毛主席肚子挺出来，像孕妇”，被视作破坏领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在修建科，负责打扫卫生和生炉子。张梅英通过与杨以鸿的几次偶然接触，发现这个已经沦为“阶下囚”的年轻人并没有悲观，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他仍然坚持学习专业知识，坚信凭着自己的双手总是可以挣饭吃，坚信只要自己在一门事业上能够成功，总会得到社会承认的。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最后演变成爱情。杨以鸿与张梅英都是1968届的，1968年12月份，19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张梅英因为问题没“升级”，被如期分到陕西陇县工作，杨以鸿因仍是“反动学生”被延期分配。张梅英在告别时提醒杨以鸿：“我如果去了以后要永远当农民，你也要做好将来一辈子靠工分吃饭的思想准备。”得到了杨以鸿的肯定答复后，双方的恋爱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张梅英临走之时，杨以鸿去向尚不明，她到了陇县后写给杨以鸿的第一封情书、第二封情书都是先寄到李世取那里，再由李世取转传给杨以鸿的。1970年，这对患难之交的年轻人终于结婚成家。这也是“劳改队”中的一段佳话。

1968年八月至九月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校内主政，派别争斗而致乱纷纷的局面渐渐平息。随着各项“斗、批、改”工作慢慢步入正轨，也可能得益于运动初期“学生问题一律不整”的“文革十六条”吧，到1969年三月至四月间，“学生劳改队”终于解散了。

五、结局

劳改队解散后，中文系的敦进田、张传亭、杜哲森和数学系的李世取都回到各自的班级继续接受教育；63级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张国钧因“延期分配”分别到本系低一年级的班上继续接受教育。虽然班内的同学大多数都比较温和，但一有“好事”，例如要抽少数人到北京石景山区的高井热电厂、房山县“北京石化总厂”（当时称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的建筑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合适人选”。杨以鸿就是在“东炼”劳动时被压断了两节手指头。因为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还在台上，那顶“反革命”的帽子始终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印证了刘中柱、杨以鸿“当五年反革命”的正确。按理来说，“12月黑风”的当事人个个都是英雄，但是为了说明伟大领袖一贯“洞察一切”“永远正确”，军宣队、工宣队的代表分别找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李世取谈过话，总的是要他们端正态度，要正确认识“九.一三事件”。大意是：林彪后来出事不说明你们早先就对了……关于你们给林彪贴大字报的事情组织上以后不会再提，“你自己也不要说当初你如何如何正确”，等等，大耍流氓腔。1972年4月，所有的64、65级学生被扫地出门，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也跟着一起被分配。当时他们提出：我们是1968届的，早就该分配了，我们现在刚被分配，用人单位一定要问个为什么，所以希望工宣队能把我们当时写的大字报放在我们档案中，用人单位看了我们的档案就一目了然了。对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要求，工宣队就是不答应。还说什么，1966年12月林彪是副主席，你们那时反对他还是错的。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两年后，北师大党委才正式给他们平了反，才肯定他们当时的行为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同时还补发了扣发的工资。

刘中柱后来考上了北师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引力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1990年以来，从事光纤使用孤立子进行通讯的理论研究，分析在改变光纤的参数时，光孤立子可能发生的改变以及对于通讯过程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参加三项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十篇，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同时，研究具易磁化面的自旋链的朗道—栗夫席兹方程，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这个方程的孤立子解的解析表达式。这个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同时还发表与此有关的论文四篇。后来又从事毫微米距离的引力—Casimir力的研究，发表论文两篇。还从事声致发光现象的理论研究，在《物理化学杂志》等杂志发表论文两篇，并从事有关检验光子静止质量实验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物理评论》等杂志发表有关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放大，以及交通堵塞问题等复杂系统性质的研究论文十篇，均为SCI收录。

杨以鸿1980年考取首届CUSPEA，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色心物理”方面曾一度处于世界上领先地位。但他谢绝了美方的高薪聘用，重回北师大任教。但因他在“文革”中长期遭受打压，经常借酒浇愁伤及肝脏，于1987年身患肝癌，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于1988年2月3日午夜逝世，终年41岁，英年早逝。为了纪念杨以鸿，北师大1988年7月1日出版的《师大周报》用整整四个版面，以“专号”的形式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详细介绍了杨以鸿不平凡的一生。

李文博后来被分配回原籍佳木斯，任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后升级为佳木斯师院，现为佳木斯大学）教师。1980年代调入北京印刷学院，1997年转到北方交通大学（原北京铁道学院）任教。他是研究生导师，我班一位同学的女儿就是他带的研究生。我班有一同学在深夜跟他打电话，他还没有回家，仍在实验室做实验。1989年他参加了民主运动。遗憾的是，李文博已在2006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李世取1979年9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80年12月被选举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11月，分配至郑州原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工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多次获奖，其中突出的有1997年获总参某部技术工作突出贡献奖并获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2006年两次被评为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1983年以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专著《密码学中的逻辑函数》于2002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2003年1月由北京中软电子出版社出版；专著《密码学中的有关概率模型》于2004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和电子信息科技专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2005年11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编写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课教材《测度论——概率论基础》2006年由信息工程学院出版。

敦进田曾任河北省深泽县师范学校校长，后任辛集市一中高级教师，退休前在深泽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张传亭曾任中学副校长，退休前任中共阜阳市颍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书法家协会会员，阜阳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阜阳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阜阳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014年，他撰写的回忆启功先生的十篇文章，曾连载于《中国文物报·鉴赏周刊》。

杜哲森于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任职于学报《美术研究》编辑部，兼史论系专业写作与画论教学，历任副主编、编审、史论系教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致力于美术史论研究、中国画创作及古体诗词写作。主要论著有《元代绘画史》《中国传统绘画史纲：画脉文心两征录》《四画僧的人生与艺术》《道家意识与文人书画》《七言论画》诗稿（未出版）及文人画专论和当代美术评论。绘画作品出版有《孩提梦》画集。

老华侨许永康已于2000年逝世。物二（3）班的同学十分怀念他，在2010年许永康逝世十周年时，特地制作了一个《怀念亡友许永康专辑》（PPT）。他们在专辑中写道：先生一生坎坷，尽管满腔热血爱国，却屡次无端挨整。“文革”中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住过“牛棚”。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1991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几天后被驱逐出境，从此客居香港，2000年在香港去世，享年70岁。

2016.04.12于上海，原载《记忆》158期

作者说明：

1.本文得到了文中主人公刘中柱、李世取、张传亭、敦进田大力支持。许多史实都经过他们核实，特在此向他们致谢！刘中柱2009年写的许多资料，是教育系64级学生郭文涛（电视连续剧《刘少奇过渭水》的编剧）精心保存下来的，谢谢郭文涛！

2.陈闯创先生为我提供了1966年12月19日的北师大《井冈山》小报等历史资料，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样向他致谢！

3.因为离当时快达50年了，有些时间等细节，当事人的回忆都不一致。后商定以1966年12月19日北师大《井冈山》报提供的时间为准。本人发在《记忆》150期上的《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中与此有冲突的以本文为准。

4.因“文革”后停课了，无级可升。文中表述的年级、班级均为1966年6月份时的班级称呼。

5.因时隔太久，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世取当年的大字报目前尚未找到。他们大字报的主要内容都经当事人认可。尤其可惜的是，保存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的李观韶已于今年1月15日不幸病逝，寻找此份大字报的重要途径就此中断。现在“文革”的亲历者很多已过世，在世者最小的都已过花甲之年，抢救“文革”资料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大家共同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吧！

赵惠中，1946年生于江苏宝山县（1958年划入上海），1964年考入北京师大物理系，1972年被分到江苏省昆山中学（当时改名为“东方红中学“），1982年调回上海宝山，先后在月浦中学、淞浦中学、宝钢三中任教。200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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