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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7 03: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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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文举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
http://qkzz.net/article/0540f097-ce50-42b0-9b81-3cf447fae346.htm; ~( A4 k( L. J& @- v5 W5 d
- q g2 u( L2 x# n" h2 r(上贴者言:同一件事情,两个文本,彰显了“文” 和 “史” 两个身份。一个身份,在不同的空间出现。或者说,在同一个空间里,作者的几个不同的身份,由着两个不同的文本表现出来了。---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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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 M* q; \% |, Z. ^- U$ J4 f! d: H5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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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文举+ P( a+ j m1 L% \" D
U+ F. i1 N2 d- X; T “文革”初期,我从沈阳军区借调北京,当了十六个月的“中央文革”记者。我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先后在南京、上海目睹并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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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的借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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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6 Z/ q( D' [' @$ {4 p& i0 ?. u后来听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说,在我打电话给姚秘书长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报“中央文革记者”要参加省委常委会。张平化说,他们也得到了通知。高啸平后来向我泄露了“天机”,原来,省委要记者列席的常委会,事先都经过“导演”,是专门“表演”给我们看的。+ b% U0 i$ C$ }
现在的我,当然能理解江苏省委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革命警惕”,力争了解真实情况。高啸平日后被康生点名为“派性黑手”,本想紧跟“中央文革”,却被“中央文革”打成“黑手”。看来,官场上的得失沉浮实在难以预料。
+ f( D% {: P6 ~3 u7 q# t 禹福春是我们的负责人,省委常委会由他列席参加。不久,他被调回部队,便由郑钧亭和我轮流列席。时间长了,我们的知名度逐渐高起来,不仅江渭清等人对我们客客气气,就连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也对我们另眼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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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子爵号”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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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各地记者返回北京,参加集训和整风。此时,南京发生了“一•三事件”。“红总”头头提出要脱产闹革命,动员一批工人和群众,到浦口堵截火车赴京见毛主席,有的还要求中央支持他们到各地闹革命。7 E$ }/ n# t9 ?& @2 {" o
中央命令南京军区部队紧急出动,将这些人接到江苏饭店,要求他们“就地闹革命”。但是,“红总”部分群众对南京军区强烈不满,在少数人的挑动下,把江苏饭店砸了。社会上纷纷传闻,解放军与工人、群众间发生流血事件,形势一时严峻起来。$ s |9 k; P0 h6 D' U- Q2 j3 {' X7 Q+ g0 v
1967年元旦前后,中央在开会解决陶铸问题。听说南京发生“一•三事件”,周总理派“子爵号”专机送江苏省委领导火速返回南京。郑钧亭和我同机回南京,参与调查和处理这起“流血事件”。
- N; {3 W' C7 k 当天早上,我们赶到机场,机舱内总共只有四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许家屯和我们两名记者。我和许家屯熟悉,许家屯在南京,经常代表江渭清出面应对造反派。一次他被学生围困,我曾到场帮助解围。
/ I. m4 o5 u. C 回到南京,我立即找到“红总”,有人激动地对我说,“一•三事件”十分严重,已死了许多人了,这是阶级敌人向革命造反派报复,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然而,凡造反派说有死人的地方,我一一走遍,却没发现一件死人的证据。4 V9 s$ c* a- L: B
得知我们回到南京,江渭清专程来到华东饭店,说:“邢记者啊,请你帮帮忙吧,一定要调查仔细,如实向中央报告啊……”我说:“据我调查,‘一•三事件’一个人也没死,……请江书记放心,我们会妥善处理。”江渭清听了我的话,似乎松了一口气。
/ B+ @' | z4 A1 Z( ^ 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我说:“你说,那么多人不生产、不干活,非要进京闹什么革命,我们不出动军队,行吗?”许世友对“文革”不满,而且毫不隐讳,但不管怎样,许司令在大家眼里,绝对是忠于毛主席和受党中央信任的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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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 h/ W6 s! k9 }" \1 B# z “一•二六”夺权风暴9 @4 X E h: K0 b5 v) |
3 @# |3 X- b k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各地。在上海、山西夺权后不久,江苏省造反派多次开会,准备效仿上海、山西,夺江苏省委的权。0 [4 k2 I" W) ~0 l8 G$ O
“夺权”前,我从梁辑卿那得到确切消息,知道夺权行动的时间。按当时口径,党中央要求夺权地区,一定要实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新生政权一定要“三结合”,必须有领导干部、革命群众、军队的代表。
3 B0 [" [4 u7 \) t6 y+ V( D6 E 然而,据我所知,这次夺权主要由“红总”一方组织,他们将江苏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排斥在外。一次,他们邀请我参加研究夺权的会议,我看到,造反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夺权日期、夺权形式以及夺权后如何发表公告、如何让中央承认等问题上,对如何实现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稳定江苏局势等不感兴趣。对此我保留自己看法。1月26日深夜,“夺权派”开始行动。造反派要求南京军区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保护他们的夺权行动。南京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后,派出兵力保护了夺权行动。于是,这成了“夺权派”的一大政治资本。
5 i% U# {6 s6 o- G6 _0 n% E “夺权派”将江苏省委十三级以上干部全部押到一个大房间,查封了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将公章收罗起来,装在一个大袋子里。6 [9 I# G* P) Z8 }6 x" V$ ]. v
第二天,南京街头出现铺天盖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两派尖锐对立。“夺权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被称为“好派”;没有参与夺权的“八二七”和“东方红”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于是被称为“屁派”……
9 @- j& E' q% |# ]; S 平时我对“八二七”有好感,但是我也参加过“夺权”会议,因此,这两派都说我是他们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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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 u" b+ c p 周总理的批评# d3 [) S* R, E' M4 x/ Q9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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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中旬,江苏“夺权派”组织“汇报团”,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以求得认可和支持。“汇报团”到达北京后住在西苑旅社。他们在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时,说他们的情况《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八二七”等组成的“告状团”也来到北京,住在煤炭部招待所。他们在汇报情况时,也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了解他们的情况。 9 O: {0 }- y- e8 _* | q0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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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对这两派的情况都知道,总理当即指示,让《解放军报》邢文举马上进京汇报。很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给我说,刚刚接到周总理通知,要你立即赶到北京,不得有误,已经安排军区的“伊尔14”飞机,明天上午保证赶到。
$ @! S' L$ E1 Q1 a 我记得很清楚,那架“伊尔14”上就我一个乘客。那天气象条件不好,飞到济南上空,气流造成飞机剧烈颠簸。上午9时许,飞机在北京降落,有人安排我住在西苑旅社。“夺权派”的“汇报团”看到我专程从南京赶来,以为我肯定是支持他们夺权。: ]5 P& j# `" F/ @! v) `" |
住下后,“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接见我,当面听取江苏省的情况汇报。
" W, I8 t# K- @5 Y" s, i7 v 我按时赶到谭震林住处,那是中南海的一处四合院,大屋檐,画栋雕梁,古色古香,但光线很暗,感觉黑乎乎的。我说,江苏省的夺权行动不成熟。夺权的一派不让“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参加,所谓夺权实际就是抢公章。接着,据我所见所闻,汇报了江苏省夺权的前前后后。我的结论是,这次夺权既没有“大联合”,也没有“三结合”,不符合中央对夺权的要求。谭震林听了,跺着脚说道:“这是什么夺权!这是什么夺权!你赶快把刚才说的情况,写个材料上报周总理。”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份简要报告。: O7 ]! e( l3 f" p5 s! s2 P6 U3 n
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江苏省领导。我先在另一个房间等候,夜里十点多,女服务员送来一盘小包子,我边吃边等,心里很紧张。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周总理召见。不一会儿,服务员来到我房间,说周总理让我马上到江苏厅。
5 Z' W1 q, D& A% b! y 我记得非常清楚,总理一看我进来,立即从沙发上起身,健步上前足足有五六步,没等我敬礼的手放下来,便紧紧地和我热情握手。我的两眼禁不住立刻湿润了。; M% N1 b# n3 ~2 o3 A! r- M
我见过许多首长,遇到类似情况,首长对下属的态度不大相同。下属进门敬礼,有的首长站起来握手,有的首长坐着握手,有的首长点头示意。有的无动于衷,望你一眼就算看得起你了,“中央文革”就有这样的人。相比之下,周总理对我这样一名普通干部给予的礼遇,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回忆至此,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 H0 Z Z X' B7 X' h9 _4 R6 c 我们坐下后,周总理拿着我写的报告,对旁边的江苏省领导们说道:“你们说,这叫什么夺权!怎么能这样搞派性呢?要搞好‘大联合’,搞好‘三结合’嘛!”说着,他用力跺着脚。1 k* j: t, B6 [7 |5 j
接着,周总理对江苏省领导说,我们和少奇同志共事多年,毛主席说他错了,我们就站在毛主席一边嘛,他有什么错误,我们按主席指示,批评他的错误嘛。你们是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你们知道这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多大损失吗?9 U \1 a8 d% [$ h
说着,周总理又坐在沙发上跺起脚来。在我的记忆里,周总理与江苏省领导谈话时,至少五六次跺脚。批评过后,周总理又嘱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次夺权教训,回去以后,把江苏省的问题解决好。% b( S4 m, u3 b3 o. @ v
江苏省领导离开后,周总理将我留下,就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一一仔细询问。周总理的这次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两点多才结束。临别时,周总理还关切地问我来自哪个单位,多大年纪,有什么经历,我一一回答。此情此景虽已过去四十多年,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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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召见2 p" w& P, q6 k# I0 ])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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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谭震林副总理第二次召见我,地点还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谭副总理问我,你们看,下一步,让江渭清出来工作可不可以?江苏的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能不能通过?
# P2 ~) B h2 ? 对谭副总理的问话,我有些茫然,我第一次遇到中央首长向记者征求人事问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可能是“文革”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吧。3 t; Y9 t3 c4 r7 C3 f
我想了想,只好如实回答谭副总理的问题。我说,如果现在就让江渭清书记出来主持工作,可能困难太大了。因为在江苏,不管是“好派”,还是“屁派”,他们都将江渭清视为“走资派”和刘少奇在江苏的代理人,即使中央想保护江渭清,现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也通不过。我建议,请中央领导最好再找一下江苏省两派,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决定。
$ H' r& J2 b5 D% D$ m0 |0 ?* F7 J 谭副总理没有回答,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后来我得知,他果然找到江苏两派征求意见。据说,两派都强烈反对江渭清出来工作。# v0 o1 ?: c$ o5 l- I! _" E
两天以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准时到中南海,周总理要再次听取我的汇报。第二天早上,我乘“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轿车来到中南海西门,看见里面开出一辆轿车,车上走下一位穿军装的干部,要我上了他的车子。车子开到西花厅前,工作人员请我在会客厅等候。
8 s9 C9 o" `5 J6 s 大约两三分钟后,周总理夹着一包卷宗,从另外一个房间进来,我向总理敬礼,总理与我热情握手,对我说:“请坐,坐,坐。”我们在铺着绿绒毯子的长条桌前坐下。3 U. P9 O" V6 U" L' M# I
汇报前,周总理先问我乘什么交通工具到的北京。我回答说,是乘坐许司令派的飞机,他担心我坐火车时间长误事,亲自调飞机,整架飞机就我一个人。接着,周总理让我详细谈谈江苏省委老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问我对他们印象如何,嘱咐我一定要敞开谈。 0 T9 w3 S' Q" w" B-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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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根据平时的了解和印象,向周总理汇报。我说,陈光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也是老书记了,他人很稳健,一般不多说话;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属于造反派“红总”观点,我感觉他有点激进;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人忠厚老实,有时随大流,也不多说话,沉默寡言,对各派的态度不明显;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是江苏省老干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他反对江渭清,认为江渭清忠实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 ]4 U7 i+ |/ @2 q0 d8 D5 q3 `* F
' H" R. O! N/ C/ [" l2 R4 C$ | 周总理听取我汇报期间,不时批阅秘书送进来的急件。周总理思维极为敏锐,一边听取我的汇报,一边批示那些急件。我记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乘机走到我身边耳语,还站在总理背后打手势。于是,我尽量简明扼要,甚至停下不再说话。但每逢如此,总理便抬起头望着我,示意我继续说下去,还详细询问许多细节,致使汇报一再拉长。# y# ~( f9 j( v
我的汇报从上午8点多,一直延续到中午,长达四个小时。这是我单独同周总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汇报中,周总理还问起过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 l/ b1 m x6 g5 c, D& n% J! } F5 p
时隔数日,周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再次前往西花厅,这是周总理第三次听取我的汇报。这次的召见时间不长,总理说,现在看来,江苏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如果真有必要的话,可能在全省军管,你从记者角度看,南京军区哪位领导出面合适?+ B' p7 C$ R% D5 T
面对人事问题,我感到无所适从,觉得难以回答。但是,总理诚恳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能不回答。我对周总理说,许司令是军事干部,处理复杂问题, 面对造反派和群众,有时容易急躁。我个人认为,杜平政委比较合适,他政治经验丰富,对造反派工作很有耐心,性格也很温和,善于处理棘手问题,既能服众,又能稳定江苏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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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3 b3 p/ ^ “密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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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Q; F# s! n+ d 周总理第三次召见我十多天后的一天深夜,徐学增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我来到会议室,见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
% @, j. L3 u* I7 G% U 我看到,王力、戚本禹的神情与往日大不一样,会议室里弥漫着一派紧张气氛。他俩拿出两封匿名信的影印件,严厉质问我:“这两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紧张地接过影印件,看过之后,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w! J# E/ h7 E7 Y& |3 N; N
原来,这两封信我早在南京就看过。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高啸平说,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里,发现两封神秘信件。信纸是老式的竖写红格宣纸,上面写着流利的毛笔字。我记得,那封信的大意是:渭公:林彪要篡党夺权,请速派人去北京,秘见胡服(笔者注:刘少奇的别名)夫人,号召一、二、四方面军,直取北京,消灭肉体后,报告周总理。0 t" r5 @# B1 R2 H: x6 I& K
关于这封信的来历,有人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能写这封信的,在江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个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当时,我们曾将上述情况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文革记者站”。
) a: o! U |, Q “密杀令”事件发生后,一些莫须有的传闻在南京上层不胫而走,比如:有人说,江渭清接到信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没有问题,但是,林彪有没有宗派情绪不一定。据高啸平说,江渭清就这一事件,曾亲自复信让转给党中央。- m [ z: K) _" n
戚本禹严厉地问我们: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告?徐学增说,当时因为没有公安机关调查,在无法弄清真实程度之前,匆忙向中央领导反映,有些不妥。
) a8 q6 V' @' G( Y 接着,戚本禹问我:“你回北京干什么?是谁让你回北京的?”我如实回答说:“是周总理让我来北京,向他和谭副总理汇报江苏夺权问题。”2 a% ?$ W5 o" E7 o9 y6 Z
听完我的回答,戚本禹显得非常不满,既像对我,又像对王力说道:“今后,江苏的问题不要向他们汇报,江苏问题我们得接过来。”
1 u# H" J6 Y$ c( N: E( M" _ 听了戚本禹的话,我非常吃惊。我第一次感到,在他们看来,中央并不是一条线、一个阵营。既然如此,我作为中央派出去的工作人员,今后到底听谁的呢?此时,我深感政治斗争的险恶,大有伴君如伴虎之感。3 j1 H$ i7 K- R
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必须解释一下,我对王力和戚本禹说:“是总理找我们汇报的,我乘许世友司令员派的飞机来京,到北京的活动都是‘中央文革记者站’安排,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谭震林副总理和周总理的召见,‘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负责人都知道。”我的意思很明显,我作为党员,周总理和谭副总理让我汇报情况,我必须忠实执行。9 D! K( l3 X$ X& O# X, k
“密杀令”事件一直是不解之谜,直到我离开南京,也没调查清楚。. p* r: c( ?, S- ^* i
+ c# K4 e1 x+ r3 t- F( K2 r 无法说明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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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 V" x9 ]$ S6 `% J$ U 回答完王力和戚本禹的问题后,我回到宿舍,刚刚睡下,徐学增又把我叫醒,说:“中央文革”领导让你找到高啸平,马上赶到钓鱼台康生处,有紧急任务,越快越好。/ C9 a6 S5 k$ ] `3 y4 G" T2 O4 m! @
“中央文革记者站”给我派车,我乘车来到高啸平住处,接上他后,驱车来到钓鱼台康生住处。有人引我们来到一间大会议室。记得在场的“中央文革”领导,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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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在座人敬礼,接着自我通报单位、姓名,室内所有人对我的到来和敬礼,没有任何反应。一瞬间,我脑海中回忆起几天前周总理与我握手的细节,那真是天壤之别啊!
8 T$ r. }# r# g4 @' j3 B 我和高啸平在会议室的长条桌一边坐下,会议马上开始。先是高啸平汇报“密杀令”以及江苏“文革”情况。会上,王力的态度似乎显得稍微温和些,戚本禹则一脸杀气,江青更是颐指气使、阴阳怪气,陈伯达的话我听得相当吃力,好多话听不懂。4 C6 v h9 s& U6 O
汇报中,戚本禹说:“以后,江苏的问题我们要接过来,你们记者今后要直接向我们汇报,你听懂了吗?”我只好点头答应:“我们可以向你们汇报, 但是通过什么方式汇报呢?”戚本禹说:“你们记者有情况可以直接打电话到‘中央文革’,今后就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尽管他没有说明“他们”是谁,我也听明白了。
2 H$ C* l* p3 R& }6 e 高啸平又开始他的汇报,江青望了我一眼,不容置疑地命令我:“邢文举,你做记录,呆在那里干什么!”我不敢怠慢,连忙取出纸笔。江青并不老实坐着听汇报,一会儿站起来走走,一会儿喝水吃药,一会儿走到我的身后,查看我的记录。每当她走到我身边,我就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喘。1 I: N( S4 D- T" Y
高啸平汇报说,有人揭发江苏省体委主任历史上有严重问题。江青问康生,这个人不是30年代跟咱们后面的那个人吗?康生马上回答:就是那个人,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叛徒。
$ C( T7 y7 K. x0 p6 W 高啸平的汇报结束后,“中央文革”的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的说:“看来,事情发展严重,现在要把高啸平他们保护起来!”有人说:“高啸平是活口供,决不能发生任何意外。”有的说:“他们现在住的不安全,要立即转移。”有的说:“现在已经没车了,接邢文举和高啸平的车子回去了。”话音未落,陈伯达用浓重的福建口音高声喊道:“用我的车!用我的车!”
4 j; `/ c. M! e 戚本禹说:“我看还是把他们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会上的人同意他的意见。戚本禹飞快地写了一个条子交给我:“跟泽东、韩爱晶(均为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目):请把江苏这些同志留在北航保护起来。”* Q1 U, Y0 ]5 ~" k# d/ g
于是,我们乘陈伯达的车子,很快赶到“夺权派”的“汇报团”住处,当时,他们那里一共有二十多人,有人把他们一个个叫起来,让他们坐上从南京带来的大客车。7 z# C" G0 e, r
夜很深了,我们一行乘坐轿车和大客车,由陈伯达的司机带路,顺利地来到了北京航空学院。我让学院值班的人找到造反派头头跟泽东,交上戚本禹写的条子,他们很快便把高啸平和“汇报团”的人安顿下来。
% N+ B! Q- M$ ?9 t8 T, S 第二天早上,周总理的联络员打电话找我:“邢记者,你知道江苏省的同志都到哪儿去了吗?现在怎么找不到他们了?”我下意识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啊。”话刚说完,马上后悔了,但是已无法更正,只好将错就错了。
% W2 ]8 L8 o" O0 ^% F0 X7 a 此事令我终生悔恨,但是,如果我说明真相,“中央文革”肯定要追查我的泄密罪行,我将大祸临头。" d6 p- O- F; b3 b' }! u
那天,我禁不住将此事告诉了记者刘家法,刘也来自沈阳,是沈阳军区军事法院的庭长,我们挺熟,可以说知心话。他听了我的倾诉,说:“这下要坏事了!你要有思想准备啊。”他越说,我越紧张,说得我心惊肉跳。
. W0 m* [* s7 z0 d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糟糕。后来听说,总理办公室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在北航的“汇报团”的人,也没有追查我参与连夜转移“汇报团”的事情。
' g+ \: U3 `; H 几天之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中央文革记者”。会上主要由“中央文革”的人讲话,王力也坐在主席台上,让人递来一张他写给我的纸条。* Z4 O3 Z- U# X( h/ u8 X
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字写得很大,用的是人民大会堂的专用便笺:“邢文举同志:请你把江苏的情况,向总理详细汇报。”
1 ^8 ^) N, h' A: k. |2 | d 我记得很清楚,字条上的那个“举”字,是繁体字。看到王力的这张纸条,我知道,今后,江苏问题我还是向周总理汇报,我猜测,中央还是让周总理处理江苏问题,不然,王力不会给我写这张纸条。! L/ ?: b$ M3 S( i" K
我觉得,为今后有据可查,要保留王力这张纸条。因为,如果今后“中央文革”再有人指责我,这张纸条可以作为依据。我将纸条交给南京记者组的负责人郑钧亭看过,对他说:“我一见到‘中央文革’的人,就感到十分紧张。”; W& {/ ?: J7 a! v" J J1 S
但是,想不到我保留的这张纸条,后来成为我的罪状和把柄。我接受审查时,有人批判我说:你保留王力纸条做什么?你为什么说一见到“中央文革” 领导就紧张,你心中没鬼,紧张什么?你要老实交待!王力的这张纸条,我保留了很长时间,每来运动,上面就审查我,一气之下,我把纸条毁掉了。! M! n1 {$ J( L( F7 r% |' H, x
(选自《老照片•第59辑》/冯克力 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y R# T9 y8 d. N7 P1 r
: i% f( Z d: W V3 D 1933年2月,我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1950年11月,从学校参军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4月,在朝鲜火线入党。1965年,我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被抽调参加社教工作团,在黑龙江通河县搞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 e. k5 [% D; R0 o. D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社教运动告一段落,我返回原单位。4 F4 d3 a* `' s3 w( r
回到仓库,政委南荫堂告诉我,沈阳军区后勤部来电话,通知借调我到北京总政工作。南政委不愿让我走,给沈阳军区后勤部朱士焕政委打了电话,受到朱士焕的批评。% f3 Z: _. V6 f) g
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处长和保卫处长一起来到我们仓库,找我谈话说,组织调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现,现在正进行“文化大革命”,是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 V# o) B( Z& W* z) U3 e: P 说实话,听说要借调总政,我深感受宠若惊。我当然无法料到,此行虽然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却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E3 r0 h9 Z/ f
) D1 G2 d- \) W$ t6 Q 名义上的“钦差大臣”+ {5 A/ W3 M- X8 w% A. r; H
L) y' O( k3 s2 _. Y+ s 1966年9月9日,我从沈阳乘火车到北京,除我们沈阳军区三十多人外,还有来自北京、济南、广州军区的同志,共约二百人。人员到齐后,便召开了会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讲话说,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记者工作。接着,“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讲话,那时的王力,是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不少人以能见到他、聆听他讲话感到荣耀。* t$ Q0 Q; ?3 J; w/ c& \5 l' o
王力说,调你们到“中央文革”工作,任务是到各地观察“文化大革命”情况,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R7 z0 }4 {8 }" K% g( A 领导讲话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说,我们是“中央文革记者”,到各地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站不站在造反派一边,是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 I+ t+ t2 b1 _( a6 f
徐学增是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为人忠厚老实,对组织一向忠诚。后来他被整得相当厉害,曾和我一起被关在“中央文革”的“小号”。
0 t" \; e4 Y" y! g- B “中央文革记者站”为我们照相、办证,我们就算是《解放军报》记者了,但实际是为“中央文革”提供报告情况。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花园村。后来又增加了一批人,他们的身份是《红旗》杂志的记者。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曾多次接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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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字报被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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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和学习结束,沈阳军区205医院政委禹福春、23军某部教导员郑钧亭和我三人被分配去江苏省,住南京军区。禹福春是医院政委,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南京记者站负责人。) c2 L. {! U9 ?' Y2 W" t
我们的火车是早上到的南京,南京军区派人来车站接我们。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军区政委杜平在华东饭店等候我们,并亲自陪同我们,下榻饭店四楼的高级房间。杜平是我们的老首长,在朝鲜,他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在沈阳,他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2 @! c" P5 z$ c* n& e, O; n" l
华东饭店被南京人称为“AB大楼”,据说过去是美国顾问团的房子,后被南京军区用来接待高级干部。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套房里,外面有会客厅,安装了红机子保密电话,可直接和“中央文革记者站”通话,也可和中央一号台通话。) Q3 J6 h$ F8 P4 s2 U
杜平交代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给我们配备了车辆,随叫随到。我们在华东饭店就餐,每人每天交六角钱,每餐四个菜,不足部分,由南京军区补贴。" ]% u( a) `8 Q/ D+ W% g7 f& x
当天晚上吃过饭后,我们三人就来到南京市委看大字报。我们刚到南京,只有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等主要领导清楚,江苏省委对我们的身份一无所知。按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军队指战员不许介入地方“文革”。因此,大字报栏前出现了三个穿军装的人,立即引起了市委警卫战士的警觉。我们无法向他解释, 只能告诉他,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得到的回复是:这三位同志行动自便,不要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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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导演”的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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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们这些“记者”到各地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都收到了“中央文革”的通知,今后,将有“中央文革记者”列席党委常委会。; m+ a' }9 \6 ?
到达南京第二天,禹福春让我联系列席省委常委会。我用红机子直接要省委办公室,接电话的是省委一位姓姚的秘书长。听得出来,他们已接到通知,并不感到突然,还代表省委领导,对我们表示欢迎,希望我们今后多帮助、多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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