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密（周扬女儿）：苦难人生十二年（之一） ·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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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风云突变（１９６６·６—１９６９·８）
　　　　　　　　　　　　——苦难人生十二年（之一）

　　　　　　　　　　　　　　　　·周密·

　　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现在人们一说文革，就只剩下“抄家、游行、贴大字报、开斗争会”了。事实上，十年多漫漫长夜，人们都干了些什么，怎么熬过来的，那段历史可能比八年抗战更惊心动魄。我的同学、朋友、周围的同事们，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但为了维护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不便都写成白纸黑字的“伤痕”文章留于后世。

　　岁月流逝，“伤痕”慢慢地淡化了，记忆却从未消失过。平静地回忆往事，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　大概现在已算不得罪过了。

　　我的命运的转折是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在这之前，生活一帆风顺。童年，在解放区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度过，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作为孩子，可没有什么“艰苦”的感觉。有父母的呵护，周围叔叔阿姨们的照顾，老师同学的关心，我就这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像匹小野马似的满山乱跑着长大了。进城后，中学、大学，凭着一点小聪明，学习也不错，就是有点任性。同班多是大姐姐们，对我很宽容体贴，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当然我也不是不挨批评；偶尔挨了批评，受点委屈，掉几滴眼泪就没事了。

　　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的高科技机密单位，干的是最光荣的工作。丈夫叶华明，是青梅竹马时认识的，名将叶挺将军之子，五十年代的党员，我们同在莫斯科学习时谈的恋爱。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他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他学习成绩优秀，是极少数金质奖章获得者之一。毕业后我们一同分到七机部，他在二院，我在一院。在当年，他长得一表人才，我也是本地有名的漂亮姑娘。我们是被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的一对夫妻。我们沉浸在幸福之中，丝毫不会想到即将来临的那场浩劫，会彻底改变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对于我来说，文革是从１９６６年初开始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父亲（周扬——编注）真正得到平反为止，整整十二年。十二年，是一段曲折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我分三个大的阶段来叙述。

◇　一

　　对我来说，１９６６年开年就不吉利。一月六号晚上，我从甘肃四清回北京。不记得为什么没有马上回机关自己的家，大概是为了先回父母家洗洗澡；四清五个月，一次澡也没洗过。也是为了看看养在父母家的女儿阳阳，她已经三岁半，准保又长高了不少。

　　我们搞四清的甘肃天水娘娘坝区，老百姓穷得叫人心酸。回来时，许多四清队员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们，我也如此。所以下火车时，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棉军装和挎包中一点必用物品，就这样进了沙滩中宣部孑民堂的院子。大约是晚上９点左右。通常，这时父母都在自己房中工作，我期待着对我的亲热接待。他们往往都会走到客厅，问长问短，妈妈一定会叫阿姨给我弄点热乎乎的东西吃；然后，一会儿催我快去洗个热水澡，一会儿又叫我快去看看女儿（她肯定已经睡了），弄得我不知该先做什么好。

　　然而，等待我的是漆黑寂静的院子。我看见妈妈卧室似乎有点暗光，走进去叫了声。妈妈斜靠在床上，满脸疲惫，见我突然进来，好像也没什么大反应，然后平静地说，你爸爸住院了，肺里长了个东西，这两天开刀。

　　在我记忆之中，父亲身体一向很好，从不生病，也极少休息，咋一听这个消息，真是惊呆了，禁不住眼泪簌簌流下。妈妈简单地说了几句病情，催我去睡觉，说她明天还要上医院，累了。我回到自己房中，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妈妈没让我去医院，我休息整理了一下，就回机关了。

　　父亲刀口拆线后，我才去看过几次。肿瘤长在最小的那叶右肺上，所以把那叶肺全切了。为此，还锯断几根肋骨。看着父亲侧身那半尺左右长的伤疤，我不知该说什么。那年他五十八岁。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体检时查出来的，医生马上请示中宣部长陆定一伯伯，问要不要直接告诉周扬同志本人。陆伯伯痛快地回答，告诉吧，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在乎这种消息吗？果然，父亲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当天母亲彻夜辗转无眠，他自己照样呼呼大睡。

　　为他主刀的是黄家驷大夫，当时中国胸外科第一把刀，手术十分成功。直到１９８９年７月父亲去世，他的癌症没有复发过。文革中我看到过这样的大字报，质问黄家驷大夫“为什么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开刀、治疗这样用心，并且从此停刀？”当时黄大夫年事已高，给父亲切除肺癌的手术确是他“最后一刀”，这也成了黄大夫的“罪状”之一。时间过去近四十年了，黄大夫也早已仙逝，但我至今从心底里感谢和尊敬这位医德技术皆高的黄老先生。

　　术后，爸爸既没化疗，也没放疗，只是妈妈保证他天天有炖鸡汤吃。春节后不久，大约是２—３月，父亲去南方无锡休养，也带着我女儿阳阳一块走了。后来听说，是上海市委书记邀请他去的。在上海，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得十分热情谦恭，谁能料到他们同时正在策划着“３月１８日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呢。

　　这叫我想起了原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伯伯被“揪出”的过程。１９６７年春，文革小组叫他去人大会堂参加个什么大会。入场时见到江青，江青表现得十分友好热情，握手时还说：“好名字，好名字，一年之际在于春么。”张问：今天开什么会？江青说：不知道。大会开始，方知是“刘少奇社教工作路线批判会”，随着一阵口号声，张际春伯伯突然被揪上台挨斗、挨打。第二天，他的夫人，童养媳出身的、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罗屏阿姨，因没能承受得了这突然的打击，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谁能料到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竟如此险恶可怕！

　　我住在机关干自己的工作，那时代通信没这么方便，和父母基本没联系，开始只收到过妈妈来自无锡的一封平安信。直到文革大炮轰到父亲头上后一个多月，８月份，因接到要我们去接女儿阳阳的通知，才知道他们早到了天津。

　　四岁多的阳阳第一次踏进自己父母的家，两居室套间中我们住１６平米的大房间。开始她有点奇怪，为什么“新家”只有一间屋子，老吵着要回“老家”——沙滩孓民堂。上班时，我们叫她自己在院子里玩。那个时代，套间的门不锁，有时房间的门也不锁，我在公用间给她留一杯开水、一点手纸和一两块糖。现在早都不用了的粗糙的灰色手纸，当时还经常断货，我上街只要能碰到，就尽量多买点存起来。至于糖票，每人每月好像是二两，一家三口的糖只够供阳阳的。孩子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她什么也不问不说。有几次下班回来，见她独自一人坐在楼门口台阶上，对于我的提问，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说：“他们不跟我玩。”有次晚上给她脱衣服，毛背心和衬衣里面抖出一堆沙土，问怎么回事，她也是平静地说：“他们往我脖子里塞沙子。”四岁多的小女儿，从不主动向我诉说她在外面碰到过什么伤害。我多少次背着孩子拭去眼泪，有时泪水涟涟止不住，被她发现了，她也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很快，她就由一个特别喜欢管别人闲事的、善良的小公主，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小姑娘，学会了反抗、打架，但自己很少哭。我们家的人，无论是我和女儿们，还是母亲和我，在苦难降临或劫后重逢时，从未有过电影、电视中那种抱头痛哭的情景。亲人间的相见和别离都是异常平静的。若说文革有点什么好处，那就是把我们全家都锻炼得坚强、冷峻。

　　好在阳阳被“放羊”的时间并不长，９月下旬，华明就想法把她送到单位幼儿园了。她长得漂亮、高大，又爱劳动，所以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管是哪一派的，都对她不错，我们也就放心多了。阳阳在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二院的幼儿园、小学度过了童年，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六岁就会蒸馒头，做简单家务。难怪有位名人说，儿时的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文革的大环境也造就了她坚强勇敢、独立思考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如今四十多岁了，依然如此。

◇　二

　　七机部永定路地区是个有几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大院，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和９月１６日起，就正式分成了“９１５”和“９１６”两大派。“９１５”中大部分是政工线上的干部和领导，“９１６”中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和技术领导，工人则两派都有。

　　从１９６６年７月１日正式揪出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大红伞周扬起，整个下半年，中央大报、新闻广播、院内的高音喇叭、各地小报小刊、大字报、传单等等那个年代的全部媒体，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听到“声讨”“批判”“揭露”三反分子周扬的文章和声音。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辞，时时在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心惊肉跳，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叶华明整天阴着个脸，一言不发，从未说过一句劝慰我的话。当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劝慰我，他自己也不轻松。

　　几天之内，我就成为永定路地区的“新闻人物”。来自素不相识的人们（大多是半大的孩子）的白眼、谩骂、扔石头、喊口号……我独自承受着这一切倒也罢了，可连幼小的阳阳也跟着遭殃。有次阳阳发烧，我背着她上医院，刚进大门就碰到几个“红闯将”，他们冲我大喊“打倒周扬”，孩子哇哇大哭，说什么也不肯进楼门了，我只好把她背到医院院子里休息。也怪，哭了一场，晒了会太阳，她倒退烧了。后来，我买了几本中医书，小病小伤基本自己治。以后，她５岁时的腮腺炎，再后来她们姐俩出水痘，都是我先诊断出来的。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当上“反革命分子”，但作为“黑帮狗崽子”，已经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了。从１９６７年起，随着老干部一片片倒下，周扬已经成为“死老虎”了，我承受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些。也可以说，自己是麻木了些而已，内心的阴影却越积越深了。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是我此生最痛苦、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作为周扬的独生女，没有人与我分担压力与痛苦。我自己活得再苦也能挺过去，可是阳阳将来怎么办？那年月，打死打伤人是常有的事，我这种人被打死也不需要任何人负责。又风闻叶华明的一个亲戚劝他和我划清界限，离了再找，叶华明拒绝了。思前想后，我想给阳阳生个弟弟或妹妹，叫她不再是独生女，在人生的路上有个血浓于水的伴儿。开始华明反对，因为处境艰难，后来勉强同意了，他很想要个儿子。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在王洪文的领导下先夺权，随后各地也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各派头头与骨干们忙着进入“一片红”的领导核心，大多数群众慢慢地逍遥起来，这正是个怀孕生孩子的好机会，大院出现了不少“妇女挺进队”。光我们室这年秋就有五个女同志怀孕了，我是其中之一。

　　１９６８年４月快到预产期时，我不得不到外地去，因为我认为北京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在这儿生孩子。

　　文革开始头半年多（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６７年２月），在文革中打头阵的那批红卫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他们造反有理，破四旧，打砸抢，抄家，全国大串联，遍地开花，的确起到了梁山泊好汉李逵的作用。后来，这些人不知怎么成了“联动分子”，头头们大都作为“５１６分子”给抓起来。到１９６７年春天之后的夺权时代，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成了文革的主要战斗力量。几乎各地区、各城市、各单位都分为两派。在北京市，当时的“９１５”属于“天派”阵营，“９１６”属于“地派”阵营。常有毛主席“最高指示”下达，有时似乎对这一派有利，有时似乎又对那一派有利。所以，有时候这一派占上风，有时候又是那一派占上风。所谓占上风，就是比较容易地把支持对方的领导干部（院、所、室或局、处、科三级）和头头们拿来批斗一番。

　　这种派仗就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卷了进去。我们室有位同志去割扁桃体，打完麻药后医生和他辩论起来，结果动手术时麻药作用已过了一半，割第二个时把他疼晕了过去。

　　武斗也越演越凶。各派都有年轻人组织战斗队，“９１５”有“红闯将”“９１６”有“红卫兵”。大院生活区也大致划分了地盘，不小心泄露身份就可能被打一顿，也有极个别被打死打残的。当然，比起外地来，北京武斗死的人还不算太多。

　　这种环境，我敢在北京生孩子吗？所以我们决定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就选定了广州，那儿住着叶华明姨妈全家。他把我和六岁的阳阳送到广州后住了几天，就回北京了。我们娘俩留在了这个陌生的、语言不通的城市里，反倒觉得压力比在北京小了一些，一来是周围人不知我是谁，二来，也是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姨妈和几位表弟妹的热情关怀和帮助。

◇　三

　　叶华明的母亲李秀文出身于官宦人家，只有姐妹二人，姐姐李秀英的丈夫，解放前也帮助新四军做了不少工作。妹妹李秀文嫁给了叶挺将军，有九个子女，在战争年代，这些孩子们都是在外婆家生养的。姨父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去世了，姨妈有六个子女，前四个都受过高等教育，也已成家，最小的老五全德、老六全宝赶上文革，没有大学可上。全德在工厂，但工厂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全宝毕业等待分配，所以这俩算是家中的闲人。

　　姨妈一家住在解放初期政府拨给的老房子里，我一去，姨妈就把自己的卧室——二楼正中的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一板之隔的后面便是老大全盛夫妻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我很快便被接纳到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对我推心置腹，使我感到十分温暖。１９６８年５月５日（正逢马克思诞辰１５０周年）我在街道保健所生了东东之后，６岁的阳阳就常由全德带着玩，他把她放在自行车前架上满城地乱跑，还去找有武斗的地方看热闹，回家后照例要挨姨妈一顿臭骂。全宝帮助母亲做饭，包括给我坐月子饭。坦白地讲，那放了不少当归、白芍等药材而又不放盐的鸡汤真叫我难以吃完，只好背地里求阳阳帮忙。阳阳问，这汤上漂着一层黑的是什么？我说这是胡椒，去风的。她端到亮处一看，说，妈妈，这是一层蚂蚁呀！原来，广东的老房子厨房共对天井，光线不好，又潮，做好的饭菜放在灶台上就会有蚂蚁爬进去。我想蚂蚁也没啥了不起的，反正都烫死了，就叫阳阳不许说，全部喝下去，常这样，也没有事。早餐他们常为我上街买菱角糕、粽子什么的，甜的咸的一块吃。北方爱吃茶叶蛋，广东月子婆吃姜醋泡蛋。虽然有些吃法我很不习惯，但这是他们对我的尽心照顾，我也尽量表示很有味地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天气热，我奶水不够，东东胃口好，奶头嘬出血，痛得我直冒汗，她还吃不饱哇哇大哭。有几次夜里吵得隔壁大嫂也睡不好。问明原因，她把东东抱过去喂一会儿。所以，东东刚满月就加喂炼乳，让她很早就习惯于喂牛乳，也好。产后不到５０天，我就接到令我回北京的电报，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我把东东暂时留在姨妈家，只带着阳阳于六月底返回北京。总的来讲，１９６７年秋至１９６８年夏，我完成了生二女儿东东的“战略计划”，下一步就是我当“现行反革命”的人生阶段了。

◇　四

　　１９６６年初春，我刚从农村四清回来，单位就开始了“科技革命”。七机部派了工作组，先到我们所——一院十二所试点。我们第一研究室是搞控制系统设计的，大学生多、留学生多、高干子女多，因而又是重点的重点。于是，每星期的政治活动时间（星期六，直到８０年代初，是雷打不动的政治活动时间）就是开会给领导提意见。那时还没把他们上升到“走资派”一级，但形式上也和农村四清类同，干部们都得“下楼”，就是检查过关。领导干部们个个检讨上纲、痛骂自己，甚至涕泪交加。大部分人第一次都下不了楼。好在不久，革命对象的级别又提高了一层，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学习讨论文艺革命的伟大意义。一天到晚的开会、读社论、写批判文章。我是个平头百姓，平日只重技术，讨厌开会，又是个出了名的大炮筒，活到三十岁，没碰到过什么不顺利，所以开会时一轮到我发言，便口没遮拦地胡说一通。当时的想法是，放着一大堆技术工作不干，成天干这劳什子，真把人烦死了。导弹设计和文艺革命有啥关系？不就因为江青是毛主席老婆，有人为了拍马屁，提高她的地位，才搞得全国上下都来闹“文艺革命”么？心里这么想就顺嘴说了一句：“都是江青闹的”。现在看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傻了，可当时的我就那么没头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一场台风即将把我头顶的房盖掀掉。到“彭、罗、陆、杨”被揪出来时，我还感慨地来了一句“伴君如伴虎呀”。至于有关清官贪官，现代京剧、中间人物论……等等，我更是“谬论”多多，老是喜欢来一番自以为是的议论，好像专门要和主流对着干。部里派来搞“科技革命”的工作组一直没走，始终在我室蹲点。其中一位成员原本也是我们室的，后来才转行去搞政工了，我一向视其为老大哥，关系也不错。老大哥颇有政工人员的沉稳气派，每逢开会，大家轮流发言（不能不讲），他则默默不语，拿个小本记录。每次最后请他“总结”，则总是谦谦地说，人家谈得都很好，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些记录，两年后的１９６８年秋天“清理阶级队伍”时派上了极大用场。

　　到了１９６８年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七机部。这叫做“掺沙子”。他们一来，首先打破原来的科室建制，全所六百多人统一编成班、排、连。我们一室因是“三多”单位，自然是要重点清查的，大多数人编在了一连一排。另外同时也成立了群众专政队，主要是从后勤杂工、车间工人和机关八大员（资料员、打字员、保密员……等）中选出来的，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而没有什么学历的同志。

　　接着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天天开会，听完工宣队领导的训话动员之后，便“背靠背揭发”。情景颇像学校考试，各排的人都集中到大一些的办公室里，每人每天都要写出几页纸，揭发别人或坦白交代自己一切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思想，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否则不得过关。全所人员按阶级分了好几等（和我们农村四清时差不多，只是更可怕一些），我这样的“黑五类”（后变成“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右、叛、走资派）是重点清理对象，和这类人交往多的，是“知情者”，他们的任务是“全面彻底揭发”，群众专政队自然是专政队的依靠对象。每天，大多数人铁着脸，相互不许交谈，面对几张工宣队发的纸，搜索枯肠，一定要写出点什么。

◇　五

　　我室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我的工程组长阮崇德。此人也是晋察冀边区联中来的，后留苏，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工（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从１９６１年春起，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此人精明强干，业务好，工作能力又强，更兼能说会道，开口必“语出惊人”。这种锋芒毕露的人，难免遭人妒嫉。他虽算不上走资派，但说他“操纵着十二所里的走资派，诸如梁思礼等人”。上午约九点，我们正在办公室里“背靠背”，走廊里响起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阮崇德！”的喊声，接着便拥进一群人，前面几个专政队的大汉在工宣队的指示下，一齐走到阮坐的椅子边把他拽了起来，然后扭住胳膊往外走。他不服气，红脸直脖地跟人家争论什么，于是便遭到按脑袋、拳打脚踢的对待，被强拉出去了。我看着背上起了一片冷汗，心里明白，很快就轮到我了。果然，下午上班没几分钟，也如法炮制地来揪我了。幸好，上午揪走阮后，工宣队一位老赵师傅提前给我吹了点儿风，说群众运动不是“绣花”和“请客吃饭”，叫我“相信群众，相信党”，被揪时千万别顶嘴别反抗，他们会派两个女同志来押我，不会扭疼胳膊。他没食言，我也很顺从，所以揪我的过程很顺利。

　　我的主要罪行，便是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工作组那位老大哥笔记本中的大量“反动言论”更证明了我对文革的“刻骨仇恨”，说明我一直想“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老爸——周扬翻案”，所以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其实，文革之前，我对江青并无什么反感。小时候在延安见过几次，记不清了。解放后，只是１９６４年秋有次跟爸爸去看《红灯记》见过她一次，印象倒是朴素、热情，对爸爸和我表现得极为亲切友好，还唤我的小名“咪咪”。１９６１年春节，我休假期间曾和父母一起在广州省委招待所住过几天，一次和一个女服务员一块在院子里遛弯，走到江青曾住过的一幢楼不远，她说，江青住着的时候，这一带不让人走，因为她有病，怕见人。若是看见有人在这附近散步，她就会大发脾气。我挺纳闷，说这不是神经病么！年轻时，心里一点也蹩不住话，有一次，竟把这一想法对我的搭档说了，但也只说到“江青可能有点神经病”。这位搭档更是无遮拦，又把此话说给了同房间的室友。

　　１９６８年“清队”时，这位积极的室友背对背揭发了这件事，工宣队找我的搭档核实，她不会说谎，只好如实坦白交代。我当了“反革命”，她又十分后悔，找工宣队去解释，说“神经病”不等于“精神病”。在一次下班路上悄悄塞给我一封信，表示后悔，并详细地从医学角度证明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劝我去向工宣队申诉。即使在当时，她这封信也叫我啼笑皆非。谁都明白，我这样的背景，抓我是必然的，管我说过什么话呢！后来不少同事劝我疏远她，和她讲话要提防着点，但是，我很了解，她不过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廿多岁，一脑子天真烂漫，绝对相信党报说的话。又因父亲是有名的非党技术老专家，也算是出身不好吧，胆子就小点。实际上她的“揭发”中并无虚妄之词。在以后的多年相处中，她再也没有上当去“揭发”过什么人。我和她从一块儿去四清，１９６９年秋又一块儿去军垦农场下放劳动，几十年来，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　六

　　被揪出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上下班的马路上也时时出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密”的墨刷标语，甚至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都见到过。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背后指指戳戳，叫我深深体会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藏到一个没人认识没人看见的地方去，哪怕是个洞穴，或是远在天边的什么角落。所以我总是提前上班，推迟下班，最喜欢冬天，因为天黑得早，总之，不愿意见人。人们那种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好奇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使我感到愤怒和屈辱，但也无可奈何。

　　我被揪斗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有时候是陪斗（陪阮崇德），有时候是自己当主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永定路一直刷到天安门，我却从来没有在露天广场被批斗过，总是在办公大楼里较大的会议室中，与会者三五十人到百余人不等。头几次我挺紧张，对批判我的不实之词还想辩解几句，后来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听你的。我也慢慢习惯了。其实，这类批斗会也是很程式化的。

　　先被领到隔壁的一间办公室中，老赵师傅每次都叮嘱一番。押我的也是同研究员的一位女同志，比我小七八岁的计算员小狄。批斗我时，她要一手抓着我胳膊，一手压着我的后颈，使我能摆出标准的“喷气式”姿态。所以，在等候这一场面时，她会轻声地提醒我要顺着她的劲来，不要拧着，这样就不会疼。准备妥当后，一听到走廊里传来“把反革命分子周密押上来”的喊叫声，我们就奔赴会场，在一片“打倒×××！”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中登场。然后批斗会开始。首先是几个人发言，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声讨我的“罪行”；然后是我来回答革命群众对我的一些质问，诸如“你是如何伙同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你如何为黑老子周扬翻案的？”等等。我当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还必须得回答，所以我常常答非所问。但是，不管我说什么，最后一定是得到一片“打倒”声，或“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喧嚣。然后，会议主持人大喊：“滚下去！”我便如大赦般地松了口气，赶紧下台。

　　全所先后总共揪出了约３０个“现行反革命”。后来当了十年航天部部长的刘纪原也在其中。刘和阮崇德中学、大学都是同学，１９６０年春分到我们所之后在另一个研究室工作。我知道他精明能干又肯出力，倒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反动言论”。不过，有母亲刘亚雄、姨父安子文、刘有光这层关系，他就在劫难逃了。安子文等人是所谓的“６１人叛徒集团”成员。１９３６年，他们６１人在中央的指示下，离开草岚子监狱，投身抗日。但是，到了文革却被荒唐地称之为“６１人叛徒集团”。尽管当年刘纪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的父亲陈原道还是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烈士，但他照样要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背上这一罪名的人中，还有些是更莫名其妙的。一次，所里正在召开大会，孙永成低着头认真作笔记，突然工宣队一声大吼，专政队的几个人冲到孙的面前，把他抓了出来，说他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根据是他把毛主席像裁成了六六三十六块（或七七四十九块），用图钉钉在墙上。其实，我们这代人都知道，用图钉往墙上钉肖像、地图、表格什么的，通常要用小纸片折成几层压在图钉下面，免得损坏图像。这位同志大概是用了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来做小纸片，“反革命”罪名就背上了。在对他进行批斗的时候，他好像作了辩解，但我也没有听清。批斗完，就直接扭送到“牛棚”被专政了。

　　食堂炊事员老康，得到这一罪名与老孙相类似。老康是１９６０年的复原兵，大老粗，没有文化，只会闷头干活，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一次开会，他急着上厕所，顺手撕了半张报纸，正好背面是毛主席像，被他的同事检举了，也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

　　还有几位，因无穷无尽的学习会、批判会开得无聊难受，臭老九的毛病又发作了，顺手扯过几张随处可见的旧报纸，在边边角角的地方胡写一番。本来可能是想练练字，不小心正好和旁边文章中的什么内容对了号，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日记更不能乱写，说不定哪天被有心人看见，拿去一审查，百分之九十九能从中找出“反动言论”。也有喊口号、念报纸不小心念错了的，马上面向毛主席像鞠躬低头，口中连说几次“向毛主席请罪”。这类虽不至于当“反革命分子”，也得灰头土脸好些天，暂时当不成积极分子了。

　　总之，说话、念报、喊口号都得小心，日记之类是不能再记了，手痒痒也别乱写乱画，对待毛主席像更得一万分地小心。

　　那些年有一种毛主席塑像，约六七寸高，看着像石膏，实际上是软塑料做的。我家也有一尊。不意阳阳顽皮，把半瓶子紫药水翻倒在这尊塑像上，洗也洗不掉。我吓坏了，赶紧包好藏起来。可是，包起来也不是办法，哪天被发现了还是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处理，就悄悄问隔壁邻居江大菊（她后来因为日记曝光了当了“反革命”）。看我直言不讳，她也推心置腹。原来她也为如何处理一张很旧的毛主席像伤过脑筋：扯碎了扔了吧，若是捡垃圾的发现了去举报，一查就能查出来；烧吧，若是有人闻到味儿，说烧什么反动资料可不是玩儿的。怎么办？只能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从马桶中冲走。我也只能按照她的办法来处理。于是，星期天，趁同套间住户进城看父母，我把叶华明和阳阳支出门去，独自在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了这项秘密工程。

◇　七

　　被揪出来的专政对象，被关在“牛棚”中集体劳动，干些挖沟、拉煤、烧锅炉之类的活。专政队的骨干、炊事班刘某，特别会“照顾”这些“臭老九”。男专政对象都睡在木床板上，这位刘某把阮崇德的床板放在水泥地管道井口上面，拿走井盖儿，致使阮以后常年腰疼、久治不愈。那位傻老康，也是因为这位刘某的积极揭发而倒霉的。后来（１９６９年），我和这位刘某又到了一个军垦农场，刘不久又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宣讲，人称“吹破天”，这是后话。

　　牛棚中也有女专政对象，每次在锅炉房洗澡时，说是怕她们自杀，不许从里面插上门，而工宣队的马某则常常透过木板的缝隙进行“监视”。女犯们不能不洗澡，特别是每天干完繁重的劳动活之后。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忍受各种羞辱，这点事也算不了什么，但马某这类人的个人品质是让人不齿的。三年后，我从军垦农场回来，听说他因犯流氓罪已经被作为刑事犯专政了。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吧。

　　我很幸运，没有被关“牛棚”，说是考虑我孩子小，无人照看，不过我想主要是看我小叔叶正光的面子上，他是全国闻名的“９１６”头头，于是我被派去和清洁工一起打扫办公楼的卫生。我们所五层的办公楼是五十年代末按苏联图纸建造的，质量很好。清洁工也是正式职工，多半是职工家属，她们总是分配我干最脏最累的活，宁可她们聚在一起聊天，也不能让我闲着。这大概便是底层人群几千年来的心态，一旦觉得地位翻过来了，便以这种方式获得心理满足。我整日在垃圾和厕所中忙碌，半天不可能喝口水，整天口渴难忍，只能在自来水龙头下润润口，于是得了膀胱炎，尿常规检查结果是：红血球满视野，小便如洗肉水一样，腹部酸疼。本想休息上几天，叶华明不耐烦地说：请什么假，人家会说你装病偷懒，老实干活吧。谁叫你老子是反革命呢？所以我一直隐忍不敢说，直到８月下放前不久，我告诉了室里的老赵师傅，他才替我申请了１０天左右的休息身体，安排家务和整理东西的假。在文革的浊浪中，人的本性都不自觉地暴露了。犹如在一个大舞台上，每个人的角色不同，但似乎都是不自觉地进行表演；正是这种不自觉的表演，人的善与恶就是那样地泾渭分明。演员中，有刘某、马某之类的宵小，但更多的还是善良的人们。在我遭受批斗期间，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人人都疾言厉色，大声吼叫；在办公区、宿舍区也没人敢和我打招呼，邻居、同事成为路人，我仿佛生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然而，我还是认为这些人是善良的人，因为我能理解他们。解放后几乎没有间歇的各种“政治运动”，早已把知识分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更是“史无前例”，除了个别出身和社会关系一点都让人找不到茬的同志外，大部分“臭老九”都是整天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七机部被清理的各种“分子”们，揪出来后倒平静了，坦然了，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倒是那些“知情者”和旁观者压力最大，有被吓得跳楼、上吊，有被吓得生病、流产。我们所就有两位看批斗场面，被吓出精神病，其中一个自杀了。真是“旁观者惊”！

　　在这样的境况中，你怎么能要求他们给你一点同情的目光，一丝温馨的微笑呢？不像刘某那样变本加厉、落井下石，不像马某那样趁机“占便宜”，就已经是好人了。

◇　八

　　当然，还有一些人给你的温暖是终生难忘的。六十年代的永定路还算是郊区，周围不少农田、树林，永定河从五棵松北流过。文革浩劫刚开始时，我时常到河边来坐坐，看着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享受一点超脱尘世的宁静。夏天，我也常在午休时候独自到河里游泳，每次都从上游顺水而下，再踏着岸边的土路回到树荫下，默默地坐一会儿。渐渐地，我发现，总有一个男子坐在对岸默默地关注我。我下水他也下水，我上岸他也上岸。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甚至故意不看他，因为我知道他这么做大概是防止我自杀。我当然不会自杀，且不说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就是我独自一人也不会自杀。我当时不相信这样的折腾能长久，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被强加罪名的那类人。但是，我对他这份默默的关心，从心底里感谢，也是不能忘记的。后来，我在办公大院也见过这个人，好像是某个厂工艺科的，我也没有详细地打听。现在，我把深藏心中对他的感谢说出来，仍然带着温馨的记忆。

　　在几乎人人视我为路人的环境中，也有极个别的人，还是偷偷地向我传达着关怀之情。有一次在城里的街上，我碰上了我们研究室另一组的石兆和同志。此前，我与他并不很熟，只是认识而已，他却主动过来和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打招呼。他讲了所里不少新闻，也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其中有些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周密，你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你还是原来的你呀！我过去没有把你看成多么了不起的高干子女，现在也没有把你看成是多么坏的黑帮子女。他的这番话，让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当时，我就相信，我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们一定和他的想法一样，我还是我！

　　叶华明受我的牵连，１９６８年冬也被迫离开研究室去烧锅炉了。他这个人性格刚强、内向，从不向人诉说委屈、苦楚，承受痛苦的能力也特别强，是个“打掉门牙往肚里咽”的那种人。他也不善言辞，文革以来从未对我说过半句宽慰的话，上下班他也尽量避免和我同行。我们是各自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转眼到了１９６９年，批斗会渐渐少了，慢慢也停了。我每天打扫办公楼的厕所、走廊，不与任何人交往，也没人和我讲话。这时期，人们都热火朝天地打派仗去了。

　　说到文革中打派仗，七机部在全国很有名气，“９１５”“９１６”两大派，威震北京，波及全国。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９日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短短的一个月中，发生大武斗５次，受伤住院的几十人，被打的几百人。两派都号称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派”，每一派都有五六万群众参与。两派各保几个部、院级领导，阵线分明。为了防止对方找到自己所保的部、院级领导，双方都把这些领导藏来藏去，闹得不亦乐乎。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连周总理都接见了他们好几次，做些调停工作。１９６９年春末夏初，可能党中央觉得“群众运动”已无利用价值，干脆把北京的不听话的“造反派”们赶到农村去拉倒。七机部除在汉中、河南等地设立干校外，还把几千人分散到全国六大军区的军垦农场劳动。永定路地区分到广州军区。从５月开始，人们就敲锣打鼓欢送下放人员。

　　这期间，我们室的几位同事悄悄提醒我申请去军垦，说，要是申请能批下来，你就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了。我听从了人们的劝告，和老赵师傅谈了，他也帮我努力了一下。于是，１９６９年８月中旬，我得以随第二批下放人员到广州军区１２４师在惠阳专区的军垦农场，开始了为时２年８个月的下放劳动生活。

□　原载《记忆》季刊２０２０年第二卷第四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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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自《中国作家》杂志社


　　周密（周扬之女）

　　周密称自己是个婚姻的失败者。她和叶挺将军的儿子叶华明青梅竹马，同在莫斯科学习，1959年结婚。很多人都说他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然而，1983年，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初秋的一个上午，叩开周密的家门，迎接我的是慈眉善目的面孔和开朗的笑容。她的家没怎么装修，一点也不豪华，客厅的书柜里是内容各异的书籍，因此可以想见，主人有着平实的心态，过着一种简约朴素的生活。

回忆走过的70年人生，她说自己这一辈子上不靠父母，也没靠曾经的丈夫，只是靠自己的本事和能力，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周密1936年出生于上海，“七七事变”不久，随父母一起奔赴延安。当时因为她太小，夏衍曾建议把她留下，但是妈妈苏灵扬坚决反对，坚持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自己带。因为妈妈到抗大、党校学习，很少回来，周密平时同爸爸在一起生活。在黑乎乎的窑洞里，她的床是靠在大人床边的一只柳条箱的盖子。然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因为爸爸和保姆对她的照料缺乏母亲的悉心，因此她手上满是疥疮，头上也长满了虱子。于是，她被剃了个光头，手上缠满了绷带。史沫特莱到延安时看到她，冲苏灵扬发了一顿脾气，说怎么把女儿搞得像伤病员似的，批评她简直不像一个母亲。尽管如此，周密的身体很好，长得很壮实。

　　顽皮的周密脾气很倔，免不了时常挨妈妈的打，虽然爸爸只打过她一次，但却让她多年后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冬天，爸爸在屋里生火，不知是柴火湿、灶难烧，还是爸爸的技术不好，火老是生不着，搞得满屋是烟，满地柴草木片，而爸爸的头上落着几根草，眼睛也被熏得通红。爸爸几次叫她到院子里去，可她就是赖着不走。火没生着，爸爸却发火了，将她带到院子里，按在一条长凳上，狠狠揍了她的屁股几下。

　　后来，周密家添了活泼可爱的小弟弟苏苏。尽管爸爸很疼爱姐弟俩，但在她的记忆中，爸爸从来没有陪伴他俩玩过。转眼间，周密到了上学的年龄。当时延安有两个干部子弟小学，即干小和保小。妈妈平民意识特别强，没让她上这两所学校，而是让她就近上了桥儿沟的一个民办小学。教室在窑洞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共有十几个孩子，其中干部子弟只有两个，就是她和戏剧家于伶的女儿王力凡。那时，老百姓家的女孩子是不上学的，因此这所学校里也只有她们两个女孩，但同学们大都像哥哥一样爱护她们。

　　周密1943年随父母搬到延大，也没上干小和保小，上了附近一所完全小学。周密的父母忙，管不了她，但在延安时期的她，有着自己的小伙伴和孩童的世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日本投降后，她随家人从延安出发，坐骡轿行进30多天，到了张家口。她第一次看见块糖，也第一次见到鸭梨和大个的苹果。在延安时，她只知道沙果和野梨。她看见有人把梨核扔掉，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在延安时她吃过野梨，会把梨吃到只剩下籽和把儿。住在日本军营的旧房子里，周密觉得很不安全，因为夜里往往有冷冷的枪声，所以她特别想回延安。在张家口期间，父亲总也不在家，后来才知道他在北平。母亲在晋察冀日报社做编辑，也是天黑了才回家。每天傍晚，她与弟弟在一起都心惊胆战，蜷缩在壁橱似的榻榻米中，等待妈妈回来。他们从窗户根底下走时，从来不敢让自己的影子落到窗子上。因为有人警告说，土匪见到人影后从外面打一枪，就会把人打死。这之后有好几年，周密从窗户根底下走时都不自觉地低下头，弯着腰。

　　当离开张家口，周密再见到爸爸，已经是弟弟不幸遇难的时候。那天，周密与妈妈、弟弟坐在马车上，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行至十八盘一个叫豆角湾的地方翻下山沟，两个骡子都摔死了，周密被摔到谷底的一个坑里，所幸脚脖子只是一般性的骨折。她大叫着妈妈。警卫战士从马车底下把她妈妈拖了出来。她摔得很厉害，肋骨摔断了好几根，腿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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