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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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戴晴

　　〔说明：１９８９年春，原西德电视二台（ZDF）的编导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所鼓舞
，打算拍一部关于中国之变革的电视系列片。他们请我为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集作策
划并写旁白，我同意了。诸项事务均已谈妥但尚未动笔之时，胡耀邦去世，学生走上了街
头，这文章当然也就搁下了。“风波”之后，似乎已经无事可作，然而心绪纷乱之下，也
无法将刚刚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于是想到这篇文章，于是拿起笔，悲愤之情，再也掩抑不
住。

　　“彤云”密布之下，一个月过去。到了７月，风声一天紧似一天。１２日下午，西德
大使馆文化参赞突然驱车直抵我海淀住所——原来她中断了意大利海滨的休假，专程回京
，专程向我详述原先计划中的“我将在不日之内”，“赴德参加这一节目制作”的细节安
排。我不是什么人物，拍部电视片也不是什么大事，本不必文化参赞亲自出马，而且事后
事情的进展说明，ZDF已根本不打算作这节目了。虽然对刚刚过去的那血与火没提一个字，
应该说，是人都不会误解她的用意，更不能不为她的义举所感动。但我同时也清楚，作为
一名中国学人，在１９８９年夏天那个当口所考虑的，似乎应该比逃命还多点什么。

　　她走了。我又在自己家里捱过一天。那时真是惶惶然不可终日，差不多完全忘记了这
篇已经写好的文章：它就留在我手里；更确切地说，就放在我的书桌上，直到第二天晚上
，警察走进门……

　　在被押往秦城监狱的途中，最让我心跳不已的，就是它了。如果有读者还记得１９８
９年秋天北京和全国别的地方的政治气氛，就知道我的惶憷不是小题大作。因为，在这不
足５０００字的小文里，有“流血”、有“镇压”，还有“军队与民众血肉关系的神话即
告破灭”这种词句。

　　我盼王德嘉能及时将它藏起来——从我被带往派出所到警察拿着有我按了手印的搜查
证再返回我家，中间大约有１０分钟——可转念一想，以我的桌子之乱和从来不许别人动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横下一条心不去想它了。到了提审的时候，我一直在等，等他
们问我写这文章的动机后果，等着为自己强辩：列举出一连串亲身经历的事实，来支持这
篇文章的论点。没想到警察对此一个字都没有提。

　　或许，王德嘉真的把它找到并且藏起来了？

　　１０个月过去了，我被放回家。警察刚出门，我就追问这文章的下落。王德嘉见我急
成那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抄的东西该还的都还了，你自己去看吧。”

　　我扑向那一捆东西，一页一页地翻：啊啊，就是它，北京电车公司的稿纸——《我所
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警察确曾把它搜走，而且，看那稿纸被揉皱的程度，如果不是一个
人看了好几遍，肯定被好几个人看过了。读这文稿的人当然不会同意我的观点，这我几乎
可以肯定。但他们也不曾以此定罪——像他们的前辈在处理王实味案、胡风案、遇罗克案
、张志新案、和直到毛泽东已经过世后的还因反对“毛泽东思想”而被枪毙的上海王申酉
案那样。到了１９８０年代末，警察执法正一步步走出毛时代，意识形态之淫威已难于全
面覆盖。

　　曾使世界抱有热切期望的中国改革，横插出一个“风波”，ZDF的《CHANGING　CHINA
》电视系列片已无从下手。但这没有画面的旁白文字留下了，成了那年春夏和秋冬之交的
一个小小插曲。〕

　　（一）

　　如果没有１９８９年的学运，也许不少人已经忘记了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革命狂潮—
—文化大革命。当然，两者有些形似：旗帜、标语、游行的队伍；天真、执着、一片热诚
的学生……还有流血和镇压——不过仅仅形似而已。二十三年前我们走上街头，为的是心
中的神：毛主席、红太阳、大救星；今天，我们的孩子走上街头，为的是推翻心中的神：
他们不希望永远由别人替他们思索，由别人替他们表述，由别人替他们决定本应属于他们
的一切。他们不想当工具了，他们要做人。

　　（二）

　　然而，在二十三年前，青年们和少年们想的可不一样。１９６６年３月，我刚刚从哈
尔滨军工学院毕业。我学的是洲际导弹自动控制系统，我将从事的工作，是研制这一系统
的心脏——高速精密陀螺。我工作在全密封的、纤尘不染的实验室里。我当时什么都没有
想，只觉得人民养育了我，我要当一名好工程师。

　　（三）

　　自懂事以来，我们即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我们头脑中所有的概念，都来自“教
导”：当局说苏联是老大哥，它就是老大哥；说它是社会帝国主义，它就是社会帝国主义
。我们坚信“毛主席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领袖”，坚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
们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穿打补丁的衣服，梳平直的短发。我们自以为精神丰富而纯洁
，蔑视一切奢侈与享乐——因为我们是革命者，而革命者难道可以是别样的么？

　　（四）

　　到了１９６６年夏初，也就是我刚刚工作了三个月时候，报纸上开始出现《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一类的文章。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不怎么读报，或者说只因为怕被别人说
成“落后”才装着读一点政治性刊物的女学生。那时，我不认识政界与文化界的任何人，
不知道他们关于戏剧的争论实际上包容了那么多险恶的政治内涵。当然我也不可能知道毛
泽东对中华大地造下的罪孽，不知道他对紧随他之后的共和国二把手刘少奇及其“路线”
和“班底”的不满，而且这不满，已然到了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的地步。

　　（五）

　　从来，中国的政治决策，都是在最高层隐密地进行。这回，毛主席出来写大字报了。
他的《炮打司令部》在我们的心里唤起的亲切与震动无以言喻，并且立即变为行动。当时
，如果毛主席说一声“去死吧”，定会有成千上万的青年高高兴兴走向死所。这不是因为
我们对上层的斗争十分了然；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处境有什么不满——我所得到
的位置，对一名工科毕业的学生而言，可以说是最好的了——我对这个政权和它的干部们
也没有任何仇恨，我那时甚至不知道它曾发动过那么多次政治镇压与清肃，执行过那样强
硬而残忍的经济政策，使亿万人对它敢怒不敢言。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号召行动起来，一片
天真，不计利害，充满在心里的，只是一种盲目的、不知就里的热情。我们彻夜不眠，写
声讨文章，印刷传单；我们到大学里观摩“斗黑帮”，看着那些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教
师受辱，努力与自己内心的同情与怯懦作斗争；我们摇着小红书徒步走几十公里去开这样
那样的大会，完全不相识的人仅仅因为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成了生死朋友。我们根本不懂得
在一个封闭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灌输极为严格缜密的社会里，“民众政治参与”的奥
妙。我们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负有拯救社会的全责，因为毛主席说了：“你们要关心国
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六）

　　在这之前，我只读安徒生、普希金，读狄更斯、雨果，读歌德与马克·吐温。我几乎
没怎么读过中国作家的作品，不是因为有谁告诉我不要去读它，而是觉得它们太拘束、太
沉闷。

　　１９６６年秋天，我突然发现汉字当中有个“忠”，发现这个几乎充斥在中国文化，
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每个角角落落里的精魂。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怎么糊涂了
这么久而竟不自知？忠！忠于毛主席，忠于他的思想与路线，忠于他的一言一语、一笑一
颦，没有了他就没有了中国，没有了革命，没有了一切……这是一个代表了我们全部信念
、全部热情、全部生命的一个字呀！后来我才知道，不知多少人，与我同时“悟”出这个
字所蕴含的一切——我们沉浸在忠的红海洋中。清帝逊位已逾半个世纪，这种典型的君主
与臣民间的情感，突然在“社会主义”中国复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七）

　　没有一个家庭不被卷入这场狂潮。我的继祖母作为“地主婆”被遣回乡下，只因为在
她的箱子搜出几枚银元；继父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中得的精神分裂症复发，弟弟到黑龙
江接他，见他正跪在零下３０度的黑夜里，向毛主席请罪；母亲是“修正主义分子”和“
叛徒”，被她原先的部下监禁；保姆因为是“被剥削者”，得到“解放”之后赶走了；四
个年幼的弟妹，从９岁到１３岁，开始学蒸窝窝头——他们所得到的生活费，只够吃这样
的饭食。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四周充满了敌意。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局面：被自己的
亲人从政治上抛弃。在那段时间，成千上万人自杀，有人是因为不愿受辱，更多的是因为
他们的亲人选择了“站在革命一边”。

　　（八）

　　渐渐地，我们发现自己的“斗争”既无意义，也无结果。无论我们多么诚恳、多么言
之有据地拥戴或者反对什么，一切仍然只取决于上层的权力分割。到了１９６７年，我和
我的朋友们突然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们开始当“逍遥派”，一个个恋爱、结婚、生
子。但这种轻松是表面的，我们的心思仍离不开革命，离不开运动，我们忧虑地注视着城
市青年被放逐到乡下，武斗遍及全国，各单位各地区的夺权与军管，还有政坛人物走马灯
般地出现又消失。我们不再以天然革命者自居，开始比较客观地评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但那时还没有人敢质疑“主义”——马克思和列宁那时对我们说来，虽然弄不大懂，却是
十分神圣的。

　　（九）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究竟为什么要在１９６９年
突然发布一个准备迎接世界大战的紧急命令《一号通令》。连元帅们都被分遣各地。作为
“国家财富”的导弹工程师们，除少数留守人员，全部被送到乡间。我随队来到军垦农场
，先在广东围海造田，继而转场到湖南围湖造田——当我们满身泥水，累得连身都翻不动
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两项成果，都是典型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夫妻下乡的时候，
女儿刚满一岁，不幸的是，我的不下几十名居住在北京的远近亲戚，全都是遣散对象，竟
找不到一位留京的人可托付。一名素不相识的工人收留了她——再见到她的时候，孩子已
经三岁半，这是后话。

　　（十）

　　我有很好的体格，并不在乎干重活；而且，我们从小受的就是劳动光荣、劳工神圣的
教育。在准备下乡的一刻，我甚至真的相信，“劳动的汗水会涤尽心灵的污浊”这一说。
但是，当你真的作为一个被管制的劳力，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里，一步一步向前挪；当你
真的与扁担镰刀终日厮守，你终会明白，体力劳动不过是劳动的一种，它创造的价值无疑
是有限的，而人的优秀品格也绝不仅仅来自插秧或挑泥。但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毛
泽东要一再贬抑有知识的人的创造性劳动？

　　（十一）

　　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从内部、从底层看到人民军队的已成套路的无知、虚伪、矫情
与黑暗。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即被灌输的军队光明纯洁，军队与民众血肉相连的神话即告破
灭。军队不过是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军队的使用不过是政治活动的延伸，如此而已。中
国共产党的建军理论，将军队如此神化并人情化，为了什么？

　　就在这偏僻的一隅，就在我已经逍遥了三年又下放了两年之后，突然被告知已被定为
反动组织“五一六”的要犯。我和我的丈夫不愿就地束手就擒。我们决定从湖区逃走。就
在我们辗转逃回北京，流着眼泪抱起两年未见的小女儿时，军管会的人追来，厉声宣布：
“想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么？”

　　（十二）

　　我知道他说的是监狱，也许还要糟一点，一种叫做“学习班”的各单位自办拘留所。
我等着，却不见有人来捉。时间一天天过去。终于，１９７１年国庆观礼的要人里，少了
一位；终于，消息传来，林彪的座机坠毁在温都尔汗。“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找我的麻烦
。我这才知道，我们的“五一六”罪名，原来是林彪和他的追随者们随便定的——而几乎
全国大小权势人物，都在玩这顺手拈来的利器。这使我不由想到，非民主社会上层的权力
之争，总是要拿一批无辜的民众或作祭奠，或作点缀，恰如攻城略地的将领，他肩上那一
颗又一颗星，不正是被哄骗到战场上的士兵的鲜活性命么？

　　（十三）

　　我对政治本已心灰意冷，不意在丙辰清明的蒙蒙细雨中，又见郁愤难平的百姓，又见
一望无际的人群，又见以悼念同为统治者周恩来的这一方式，隐晦然而固执地表达了对毛
的专制的抗议——他当时还活着，这位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玩了半个世纪的老人。镇
压的命令就是他在垂危中下的。如果不考虑他后来在临终的颤颤巍巍中还写过“照过去方
针办”这样的遗言，这项命令恐怕是他对中国人民所作的最后一件事了。在如海的白花中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化革命这种事既然只有他老人家才发动得了，也只有他的死
才能是这场浩劫的结束。

　　（十四）

　　他死了。他的妻子和他用来发动文革的亲随立刻被抓获。人们欣喜若狂，把这称作是
“十月的胜利”。新的领导人开始执政，他们不照过去方针办，“解放”了毛在他数十年
的统治中不曾中断过的政治斗争中遭整肃的人：托派，胡风分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
，走资派……以及，不过以自己的辛勤与聪慧，积累了些许财富的地主、富农、资本家：
阶级成分划分一风吹！他们提出新的治国方针∶经济建设、改革开放。

　　正如２７年前毛泽东靠军队夺取政权一样，这批人也不是经民主程序公推的。他们地
位的取得，同样来自军队——虽然主持人叶剑英元帅坚持将最高权位交给文官。这不能不
给人们的欢乐与期望留下一点忐忑。阶级斗争不再讲，代之以“四个坚持”。没有人忘得
了那具依旧挺在天安门前的僵尸符咒般的预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

　　（十五）

　　恶梦般的动乱结束了。在这十年里，继父与继祖母去世了；母亲从干校回来，她已不
再“革命”，努力做一名慈祥的老妈妈；弟弟妹妹们从乡下直接考进大学，接着又考上留
学，正在美国读书。其中以工农兵之资格在北大念哲学的妹妹，生得最美丽的一个成了德
国人的妻子。我的女儿眼下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像她的父亲、母亲、舅舅、和姨妈一样，
文革结束１３年之后，也走上了天安门广场。

　　中国百姓求民主的路还很长呢。

　　１９８９年５—６月　北京

http://www.cnd.org/CR/ZK16/cr886.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