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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福:人道主义、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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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9 05:19: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人道主义、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

梁守福


题目很大,且理论性很强,作为非专业出身的我,要做这样大的文章,实在不自量力。但自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继赫鲁晓夫主义的第二次狂潮以后,在我国却一次又一次地泛滥成灾,特别是近来以“普世价值”为命题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又捲狂澜。出于阶级本能的反应,我不得不从我国社会现实的表层,就题目做一点粗糙的文章。

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由来、内涵与本质

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发现与发展,为自然主义的伦理学提供了批判基督教神创论的科学依据,由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转向自然造人的自然主义人性论。同时,自然科学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催生了一批启蒙思想家,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合理性,只有民主主义才能将自然主义的人性从封建专制的桎枯下解放出来。于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批判基督教神创论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诞生了,并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思想。它以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社会政治领域里的 诉求也纳入人道主义的伦理范围。同时,又接过基督教以爱为纽带的道德律变成资产阶级的博爱口号。这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仅包含了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还包含了基督教中以爱为纽带的道德律。实际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基督教《圣经》的延伸与发展,它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与口号充实到彼岸的“上帝天国”,再搬回到现世的人间,这对有着雄厚基督教文化的欧洲人来说,是最具有诱惑力的。再加上“资本”的隐性劳动剩余价值剥削代替了显形的封建地租剥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近乎是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达到“完美”的结合,这就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广大劳动者群众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当代又有人将政治色彩极浓的人权主义也纳入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范畴,这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万宝囊”。它总是掩护着导弹、隐形飞机等杀人武器飞向对手。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历史的范畴。它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初期也起过进步的革命作用,例如从自然主义出发提倡人性的解放,论证人的自然属性来源,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等等。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对社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首先,在资本的统治下人性发生了异化,资本不再是由人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财富,而成为人的异己的统治力量。资本的所有者被异化成可以量化的金钱符号,成了物化的人性;劳动者被异化成劳动工具的附属品,在资本的统治下,已无人性可言,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只能是以虚幻的人性为前提,其本质就是以虚幻欺骗人性。当劳动者阶级从虚幻的欺骗中醒来进行反抗时,资本就会调动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对反抗者进行镇压。资本将人性异化成虚幻,虚无人性的资产阶级专政就成了吃人的野兽!野兽在吃人时,还要编造一个理由,劳动者的反抗行动是暴力,是反人道主义的。请看!那个根本不是人的“资本”,当它吞下最后一口血淋淋的人肉时,还在摸着嘴角上的血迹说:“我吃你们,完全是为了捍卫人道主义!”

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

贪生怕死,多吃少做,这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本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伦理的形式与人的生物本性相契合,造成超越自我的人性的后天缺失,这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另一个功能。但它得到了人的基本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共鸣的生理基础,由人组成的共产党也不例外。于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共产党内也很有市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泛滥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马克斯.韦伯的学生卢卡奇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卢卡奇不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权派,不能让国家的执政党成为修正主义党,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这一思潮却影响了西方许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形成影响深远的“法兰克福学派”,把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论,改头换面演绎论证成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历史,严重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抽象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这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潮,至今还在影响着优良人性的缺失。

第二次,是苏联共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为了全面反对和否定斯大林,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最高权力,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高举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大旗,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利益的口号。这些口号正好可以与人的基本生物需求相契合,加上苏联宣传机器全力相配合,一时间,在苏联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并将这股思潮全面引入了政治领域,把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渐变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把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赫鲁晓夫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口号的修正主义思潮,不仅左右着苏共的政策走向,也严重地影响着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革命党人,在中国党内也有积极的响应者。这就迫使掌握大局的毛泽东,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中国传统伦理之精华,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了有目标、有节制地批判与抵制。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同一篇著作中又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更明确地阐明了“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毛泽东所说的“尾巴”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尾巴”,它是滋生和吸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土壤,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再一次警告全党要“防止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

解放初就批判了电影《武训传》中的人道主义成份,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到了六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公开论战,其焦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围绕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以摆事实、讲道理的马列主义态度,连续发表了九篇批判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章。在这九篇评论文章中,系统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利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和口号。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列主义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对中国大多数人来说,什么是资本主义并无感性认识。同样,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无对比性的深刻理解。但在这场重新教育人的运动中,普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常识。同时,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风气已初步形成,特别是通过学习无产阶级战士雷锋的事迹,在全国青年中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已蔚然成风。这不仅有力地抵制和批判了前赫鲁晓夫主义提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如果说对前赫鲁晓夫主义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序曲,那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通知》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已正式拉开了大幕。

文化大革命是一柄既反前赫鲁晓夫主义,又批后赫鲁晓夫主义的双刃剑。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认定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在5月16日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时也认定,如果这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得不到认真地清除,他们就一定会使中国马列主义的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一定会把中国拖入资产阶级专政的后赫鲁晓夫主义时代。如何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再沿用过去的斗争形式不能解决问题,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让亿万群众拿起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形式,彻底揭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再通过系统的理论批判,使亿万群众不仅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权派有一个感性认识,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使全国人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在斗争中得到革命的改造。从而达到既反前赫鲁晓夫主义,又防后赫鲁晓夫主义的双重目的。

后赫鲁晓夫主义与文化大革命遗产。顾名思意,后赫鲁晓夫主义是对前赫鲁晓夫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正主义。它在舆论准备与方法上与前赫鲁晓夫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前者利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否定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斯大林,搞非斯大林化运动。后者完全秉承前者的衣钵,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丑化毛泽东,大搞非毛运动。但后赫鲁晓夫主义比前赫鲁晓夫主义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实际步骤更大胆、更坚决。后赫鲁晓夫主义用三个阶段就走了前赫鲁晓夫主义想走而不敢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后赫鲁晓夫主义没有叶利钦走的那么远,因为它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文化大革命遗产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这种反抗越来越激烈。

后赫鲁晓夫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大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舆论,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的非毛化运动,为修正主义登台作好思想准备。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宣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亿万人民还在回味文化大革命得与失的时候,第三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席捲而来。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掩护下,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伦理观,向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无限夸大,把局部的扩大成全面,把暂时的扩大成长远,把个别的扩大成一般,利用各类文学形式大量传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封建腐朽的伦理观,有的甚至不惜采用污蔑造谣之能事,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进行丑化、妖魔化。把超越现实人性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说成是“毁灭人性”的运动。如果用阶级论的观点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以“公而忘私”的伦理观,狠狠地批判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伦理观,对个别的极端分子进行过必要的帮助或斗争,这是历史的事实。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不是社会对个体人性的完善过程吗?没有社会人的相互作用,一个人可以独自实现自我完善吗?即便是用内省式的回答“我是谁”,也是以客体为参照系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惯用的伎俩就是颠倒黑白。

就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没有唱罢的时候,另一套歪理邪说就一个接一个地粉墨登场了。什么“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等等。这些论调的本质就是,“实用即价值”的绝对实用主义哲学和“达到目的即正确”的强盗逻辑。但有人却把这些无边际、无使用条件的只言片语作为“命题”,从哲学的层面上论证它具有普遍的真理性。

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只言片语,它迎合了人的原始欲求,刺激了人的贪婪欲望,很快就使相当一部份人的人性从超越状态还原到进化的初始状态,优良的共产主义伦理文化蜕变成吃、喝、性的还原文化。

由于人性的蜕变,在短短的十年内,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信用危机”、“伦理道德危机”,致使官府腐败,贪官横行,官商勾结,鱼肉百姓。改革开放初期的成果很快流入“宦官”和“外戚”的腰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泛滥的政治后果是,阶级矛盾加深,社会矛盾激化,导致1987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场运动使其支持者胡耀邦下了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泛滥并没有到此为止,反而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1989年的春夏之交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这次运动的矛头不再是指向毛泽东及他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直接指向后赫鲁晓夫主义的当权派,指向共产党,指向具有修正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等于纵虎者反被虎咬,搬石头者反而砸了自己的脚。后赫鲁晓夫主义的当权派下决心用铁甲车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压下去,以保全自己。这样,“六四”天安门事件既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泛滥的高潮,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暂时归于沉寂的挽歌。在这次所谓“六四”民运中,赵紫阳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泛滥的第二个“买单者”。至止以后,当权派再也不愿意公开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欺骗性统治工具。

有人说,没有精神信仰的民族,是已经死亡了的民族。中华民族不会没有精神信仰,尽管共产主义信仰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边缘了,但它依然在拜物教的上空发光。就在“六四”民主化运动以后不久,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劳动群众、忠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有良知的理论工作者,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们以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为契机,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先声的修正主义思潮发起了反击,使后赫鲁晓夫主义的当权派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畅通无阻地出卖苏联劳动人民。

第二阶段,在加快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同时,也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已开始形成,执政的党加速腐败,黑势力在官府的默认或支持下,进一步猖獗,数千万下岗失业的工人无依无靠,农民被严重边缘化,人性意识进入荒漠之洲,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加剧。后赫鲁晓夫主义者却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不管是“闻腥”还是“喝汤”,都有一定的改善。利用公共设施大幅改善和“形象工程”的表面繁荣,抛出一道“太平盛世”的彩虹,让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工农大众,可视而不可及,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的恰恰是新“三座大山”。这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的“自由”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农大众的自由;“平等”成了权钱交易的平等;“博爱”变成人对物的崇拜。

作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他不能不倡导主流的政治思想、伦理文化和道德规范,以缓和或掩盖阶级矛盾。

为了掩盖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中国的当权者没有祭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号,因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只大老虎,曾经咬过纵虎人,只好从中国制造的伦理“宝典”中找出“以德治国”。“以德治国”论,我没有拜读过,无法论其长短,但实践证明无效。因为中国经历了“五四”运动,孔孟之道在中国没有太多的市场,再者,孔孟之道只能适用封建社会的所有制阶级关系,不适应具有修正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怎么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能提,反映封建关系的“以德治国”没有用,只好再求毛泽东。把毛泽东有关建党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论述,重新编排一下,变成“三个代表”。其实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三个代表”的创作者明知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变戏法,所以,生怕自己死后走毛泽东被妖魔化的老路,一定要把“三个代表”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似乎这样,就可以成为世袭的“铁帽子王”。

第三个阶段,中国的经济经过短暂的原始积累后,进入了以垄断权力为工具的迅速扩张期。在短短的十数年内,走完了自由资本扩张百余年要走的路程。这其中最大的推动力量就是“达到目的即正确”的强盗逻辑权力化,这一进程的扩张,让中国人民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资源逐渐枯竭,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空气和水源严重污染)人们以血汗和死亡换来的所谓“发展成果”,劳动者并没有公平的享受这些成果,所要付出的成本却人人有份,劳动者分摊的成本更多。这些“成果”流进了利益集团的腰包,流进了外国资本家的钱袋。这时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少有的现象:在快速的发展中,并没有出现“水涨船高”的分配结果,相反,经济发展得越快,劳动者阶级贫穷化也越快,利益集团、外国资本富得更快。正是这一修正主义的“中国特色”,使社会阶级矛盾日益表面化,再加上心理上的贫富落差,反抗性的群体事件逐年攀升。面对这快速发展的“厚厚帐单”,后赫鲁晓夫主义又到前赫鲁晓夫主义那里去寻找灵丹妙药,结果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利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版成“人本主义”。只要有了这件法宝,好像阶级矛盾就自然消失了,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和谐”了,在“人本”、“和谐”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下,中国又出现了第四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洪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论。什么“自由”符合人的本性具有“普世价值”,“博爱”具有“普世价值”,“人权”具有“普世价值”等等,不一而足。以后会不会有人提出妓女的青春能满足人的兽欲也具有“普世价值”?这也未可知。

就在有人大唱“人本主义”的同时,共产党内也传出了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正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大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话,是一句最能体现共产党党性的话,是一句最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话,是毛泽东心里的话,是毛泽东革命目的话,是人民最爱听的话,是共产党和人民心连心的话。

不过,在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人民”是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动的,只有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民”才会是所有的社会人。只要在阶级社会里,“人民”就不包括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个别反动分子。但是,只要他们能通过社会实践改造成劳动阶级,就是人民的一部份。同样,人民群体中的人,也会蜕变为人民的敌人。所以,毛泽东心里的人民,就是那些正在从事着有益于社会劳动实践的人,这和“人本主义”中的“人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虚伪的“人本主义”正在受到文化革命遗产的坚决抵制和批判,其声势远远超过对第三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其形式就是网络民主代替了文化大革命的“四大”。

这次以“普世价值”为命题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大泛滥,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似乎很难预料。但第三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泛滥的代价是“前车之师”,应该成为第四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泛滥的“后车之鉴”。谁为这次泛滥的恶果“买单”?只有天知道!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09/09/41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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