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山1999：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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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一）　　

5月份大事真是多，512刚过，马上又到516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简称“516通知”。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　　

我这里所说的“特殊”，在于人们对它认识的分歧与反复。诅咒者将它与纳粹毒气室焚尸炉并列（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赞美者则称其“人民为本符合天道”（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右派说那时经济崩溃饿蜉遍野，左派说那时欣欣向荣阳光灿烂。本来已是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了，可越来越多的人又无比怀念誓言继承遗志再来一次了。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在折腾中。　　

至于我的态度吗，比较倾向于左派。一是我从小受极左教育，流毒很难根除；二是右派说的事我大多没见过，只唯书只唯网。我文化水平不高，理论上不行，只认眼见为实（刘谦魔术除外），在这里讲讲文革期间我的所见，误导一下大家。　　

先说国民经济，右派说“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与我1973至1976年看到的情况极不相符。　　

拿那时的工厂来说，四个字：热火朝天。　　

当时我妈在济南一家水泵厂当会计，厂子不大，一千人左右。我假期或周六放学后常去厂里吃饭写作业。厂里每天机器轰鸣，歌声嘹亮，一进厂门你就会觉得精神振奋。厂里经常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干60天，超额完成任务”之类的大会战，给我印象很深。每到这时，我妈他们机关人员统统下到一线，有的去食堂帮厨送饭，有的去车间拉车推料，工人个个干劲冲天，吃饭上厕所都争分夺秒，为的是得一面小红旗。就这么干法，产品仍供不应求。我好几次在传达室、办公室里碰上前来求援的公社干部，提着破皮包，拿着介绍信，一脸焦急，见谁给谁递烟。那时产品国家调配，公社购买水泵要通过供销社农机站，不能直接找厂家。但既然找来了，厂里也尽可能地帮助解决，所以几乎每年都有公社来厂送喜报（丰收）贴感谢信。　　

那时厂里兴搞科研搞革新，向毛主席献礼、向国庆献礼、向四届人大献礼等等。记得最清楚的是厂里造出了一台“大块头”的水泵，吊在一辆卸掉挡板的黄河大卡车上，用红绸子扎上大红花，前面一辆车拉锣鼓队，后面两辆车拉彩旗手，敲锣打鼓满市里游行。我也凑热闹爬上锣鼓车，看着街上驻足翘首的人群，心里那个美啊！　　

那个年代还讲究社会主义大协作，我妈这个厂抽调技术人员和资金设备，扶持周边一个地级市建立了一家水泵厂，两个厂关系好的不得了，那边经常带些土特产过来。但就是这个厂，在改革开放后大举反攻，抢占市场资源，销售部维修部甚至开到我妈厂门口，最终把我妈这个厂挤垮了。　　

再就是，厂里的后勤保障很好，食堂、服务社、卫生所、托儿所、澡堂样样都有，而且很正规。特别是托儿所，各种设施齐全，有“全托”班，一送一周；有专门的哺乳室，女职工休完产假上班后大都把孩子送来，在这里哺乳。我妹妹出生55天就上了厂里的托儿所，保育员照顾得很好，我家也没有人不放心。而现在呢，你绝对找不到敢收婴儿的托儿所，就是有，恐怕也没家长敢送。　　

除了我妈这个厂外，我还和同学去过机床一厂、东方红水泥厂、铁路大厂（济南机车工厂）、国棉一厂等企业，情况都差不多。　　

这么多企业红红火火地开着，怎么能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呢？　　

（未完待续）　　　　

源自 乌有之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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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二）　　

    （书接上文）　　

再说人民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和右派的说法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文革时期“物质匮乏”。　　

的确，和现在相比，那确实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虽然我没大有切身体会（我爸当兵，家在军区大院，供应还算不错），但社会上的情况我是看得见的。表现在城市，就是买东西要票，定量供应。其中最重要的是粮票、油票、肉票、煤票和布票五种，都是城市生活必需品，缺一不可。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不再多说，讲几个小故事。　　

一个是酒鬼的故事。　　

山东人爱喝酒，特别是工人阶级，酒鬼超多，哪个单位都有一伙嗜酒如命的老大哥，就像孔庆东他爸。可那时若大的省会济南，平日市面上卖的酒，只有一种，叫“景芝白干”。商店里只有白干儿，酒鬼们也只能白干儿复白干儿。要是谁能搞到一瓶“北京二锅头”，那都跟现在中大奖似的。 　　

有一年“八一”节，我爸分到两瓶酒，一瓶“阳河大曲”，一瓶“双沟大曲”，这对于酒鬼来说可是极品啊（大家现在问问上年纪的酒友，就可知这两种酒在当年的份量）。接着，我妈左邻右舍前楼后楼跑了一圈，又搞来三瓶，这样一共就是五瓶。我家没人喝酒，我妈搞酒是给她工友的，人家经常给我家帮个忙下个力的，我爸分了稀罕东西，也常送给他们一些。但东西不能往厂里带，粥少僧多。于是悄悄告诉两个“见了酒比见了爹还亲”的酒鬼，来家里拿酒。下班后两人提着皮包兴冲冲地冲进我家，一见阳河双沟，眼都绿了，二话不说扑上去一人两瓶塞进皮包。可接下来不好办了，还有一瓶。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僵持了足有半分钟，终于一人嗓子眼儿里挤出句“要不你拿着”？话音还没落，另一人伸手将酒塞进皮包，放下钱就走。我妈赶紧拿起钱追出去，剩下这个一脸苦笑，拍着我的脑袋说：“么子（济南称呼小孩），跟我喝两盅去吧”？　　

再一个是老师的故事。　　

我从小就不爱学习，上课交头接耳，做小动做，在课本上涂画，挖空心思策划一大堆理由不写作业。所以，老师对我一向横眉立目，罚站、叫办公室、请家长都是常有的事，回家挨揍也是免不了的。几年下来落下个毛病，一听老师喊我名字就浑身发毛，心跳过速。我现在每次体检，医生都说我心脏跳得快，想必就是那时候埋下的病根儿。　　

有一天下课，算术老师喊我名字，叫我跟她走。我心立刻跳到了嗓子眼儿，一边走一边想：我又犯什么事了？可左思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而且我刚刚交过一份决心书，决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加入红小兵，热乎劲还没过呢，怎么会犯事儿呢？想着想着走到了楼头停了下来，老师和蔼的问我能不能给她帮个忙！她说：“我爱人要去上海出差，想给孩子买点衣服回来，你能帮我换点军用布票吗”？　　

当时布票有地方和全国之分，山东的布票只能在山东使用，而军用布票全国通用。　　

听了老师这话，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一是打消了疑虑，心里石头落地。再者，像我这样天天挨熊的不良少年，能给老师办事，那是多么光荣啊！回家一说，我爸我妈也都高兴得很。老师说七八尺就够，我给她换了一丈五！　　

第三个是“狗不理”包子的故事。　　

1970年代中期，济南街头饭馆很少。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东方红”商场，原来叫“大观园”，是1940年代济南商人仿照上海大世界修建的，吃喝玩购一体。那有一家饭馆，专营“狗不理”包子（后来曾与天津狗不理打过品牌官司，败诉）。在当时，那可是令人垂涎的美食，再加上方圆十几里就这么一家饭馆，所以人总是满满的，连窗台都有人占领。我爸每次带我去，不论早晚，都得等座位，就是看看谁快吃完了，站在旁边等着。人家坐着吃，我们站着看，那滋味实在太难受了。好不容易等人家吃完，我便占下座位，我爸去买牌（一种编着号的小木牌），然后拿着牌取包子。但问题是，吃的人太多，包子蒸得供不上，还得排队等！就这样，吃一顿包子有时要花两小时。　　

有一次，人实在太多了，我和爸决定冒个险，我等座，他排队买包子。这样做的火候很难把握，一旦买了包子没座的话，你连个放盘子的地方都找不到。而且，灌汤包必须趁热吃，否则汤会凝固或靠进皮里不好吃。眼看着我爸快排上了，我这边呢，座上两人盘子里只剩下一个包子，可他俩不吃也不走，抽着烟说话。这可把我急坏了。再看我爸，已经把木牌递给服务员了。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俩不仁别怪我不义，于是擤了把鼻涕就往桌上抹。　　

最终我胜利了。但现在想想，也就是我小人家让着我，要是我爸这么干，非打起来不可。　　

以上几种情况，都是“物质匮乏”的结果。但当时却很少有人感觉生活困难。非但如此，多数人都感到很幸福。这里面有极左教育的因素（也就是右派所说的“愚民政策”）。但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人们食不丰盛但吃得饱，衣不艳丽但穿得暖，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有教无类。这对于一群从旧中国走过来仅仅二十多年的人来说，能不感到幸福吗？　　

右派们可以去考查一下，旧中国的工人能天天喝景芝白干吗？去上海买过衣服吗？知道狗不理包子是什么味道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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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三）

（书接上文）　　

第三说说教育。右派说，文革期间流行“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崇尚“白卷英雄”，学生可以造老师的反等等。这与我小时候的所见，还是对不上号。到现在我还经常暗暗地想，这些好事儿，我怎么一样都没赶上呢？　　

我于文革中期上小学，因为不爱学习，教材的内容我现在大都记不起来了。但能记起的是教师的严厉，刻骨铭心的是“请家长”。　　

我上的那个小学，老师一个个都非常严肃，特别是主科老师，几乎没有笑脸，典型的师道尊严。对于调皮捣蛋的学生，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罚站，就是在教室门口站着听讲，直到下课；二是叫办公室，即下课后让你去办公室接受训导。这其中又分两种，一种是在办公室里狠训一顿，这是轻的，一般训完你就可以走了。而另一种，不训，让你在办公室站着。老师呢，要么批作业，要么去上课，搞得你浑身发毛，六神无主。最可气的是，下课后总有一帮粉丝在办公室窗口伸着头瞪着眼往里瞅，兴高采烈的样子不亚于动物园看猴子。最后，多以捣蛋者痛哭流涕深刻检讨告终；而最残酷的，就是请家长。把你家长叫来，连带你家长一块儿训。大人都是要面子的，丢不起这个人，结果嘛，你就等着回家挨揍吧。而且，这些处罚不仅适用于捣蛋者，学习不用功、不完成作业、成绩不好也适用。我成绩差，又调皮捣蛋，所以受罚是常有的事。要是知道能造反，我早反了。就像俺铁牛哥所说：杀进东京，夺了鸟位！　　

我记得学校对学生学习一直抓得很紧。　　

我们校园和教室里，最多的标语口号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根本没听说过什么“读书无用论”，也没听说过有“白卷英雄”（估计是没有传达到我们这一级）。我上学第一天上算术课时，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大概内容是，一家肥皂厂的技术员，在研制一种肥皂配方时，算错了一个数，结果造出来的肥皂不好使，给工厂造成了损失。老师以此作为开篇，忽悠我们一定要学好算术，长大后建设社会主义。　　

那时小学是五年制，每周上课五天半，比现在还多半天。作业每天都布置，多少记不清了，但我总是做不完，于是就编出五花八门的理由开脱。记得有一次，老师问我为什么没完成作业，我想起院里有盖房子的，就瞎说我做好人好事帮人搬砖呢。可老师对我说：你要是这样下去，长大以后就只能去搬砖了！足见知识在老师心中的地位。可要按右派描述的文革，这分明就是蔑视劳动人民，肯定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游街批斗关进牛棚。

1976年唐山大地震，济南也受波及，而且震感强烈，市里到处搭起了防震棚。我心想这下可好了，学校肯定不会按时开学，又可以多玩几天了。可事不随我愿，学校按时开学，把课堂搬到学校东面一片小树林里（就是现在英雄山北面那片健身广场），一节课也没落下。　　

我们学校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标准，和现在差不多，主要是学习成绩。记得我们班最早当上红小兵带上红领巾的，都是学习好的。而我因为成绩差，尽管三天两头写申请书决心书就差写血书了，但直到四年级，才当上红小兵。如果说那时流行读书无用论，交白卷是英雄，那我吗，肯定全校第一个当上红小兵！　　

那时候学校文体活动比现在多，我们学校里有田径队、宣传队、美术组等，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我学习不行，但唱歌画画还可以，所以被选拔进宣传队和美术组，搁到现在也算个星啊腕儿的。我还记得演出时唱过的两首歌，现在回头一看，全唱反调了。一首叫《反击右倾翻案风》，歌词后几句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砸碎邓小平的猖狂进攻，反复辟，反倒退，坚决反击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可是没有多久，小平同志复出了，领导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另一首歌词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歌见效更快，唱了没几天，华政委便无影无踪了。　　

因为厌学，所以教育方面的事我记得不多。总体来说，我感觉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小学生知识面比较窄，视野不够开阔，仅此而已。而那时小学生胸怀理想，朝气蓬勃，关心集体，助人为乐等优秀品质（我例外），是现在小学生所不具备的。　　

右派所说的学生造反一类的事，我没见过，但后来听说过，那都是文革初期的事，没持续多久，特别是1971年林彪摔死后，也就没大动静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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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四）


（书接上文）　　

第四说军人。我生在部队，长在军区，对军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感觉，文革时期的军人和现在的军人有很大不同。怎么个不同法？我还是讲我的所见。　　

如果你去军区大院，首先看到的就是门口的哨兵。那个年代的哨兵眼睛特别尖、记性特别好。就说我住的这个大院，在济南军区算是大的，宿舍分属政治部、装甲兵部（后撤销划归总参）和后勤部三个大部，家属有两千之多。这么多人进进出出，靠什么控制？就靠哨兵的一双眼睛！外人想混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哨兵会立刻把他叫住，盘问登记。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门口并排站着两个哨兵，那是来新兵了，新兵和老兵一起站岗，主要任务就是“认人”，即熟悉大院里的人员，认得差不多了，才能独立上岗。我参加工作后，碰巧同事中有一位就是当年我们院的哨兵。我问他，那么多人你能记得住、认过来吗？他说他能认识一多半儿，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靠观察，观察人的表情和动作是否自然，还有衣着打扮象不象（当时大院里人穿得比地方上好一点）。两者结合，相当准确。而且他说这是哨兵最基本的能力，算不上什么特别本领。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的哨兵是多么的过硬，责任心有多强。　　

而现在呢，我还经常去那个大院，哨兵还在，可基本上不管，进出随便。　　

与哨兵的威严相比，卫生所的军医和卫生员则是热情和亲切的。对工作，他们同样是极端的负责任。记得有一年，卫生所下通知，小孩喷预防药（用大针管往嘴里喷一种很苦的药）。我们都不愿去，因为不是防大病的，家长也不上心。通知下了好几天，没几个人去，卫生员急了，就采取鬼子进村的办法，晚上全体出动，挨家挨户搜，逮住一个喷一个。可是他们大大地失算了，黑灯瞎火“躲猫猫”可是我们最拿手、最喜欢的，一番声东击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哈哈笑之游击，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一早去上学，我们个个眉飞色舞，大谈昨晚反扫荡。一拐弯，却远远地看见大门口站满了白大褂，装甲兵的、政治部的、后勤的都有，手里全端着明恍恍的大针管。原来他们连夜开会，又生一计，早上在大门口堵着，你总不能不去上学吧。我们几个不甘心就范，转身跑到大院东南角一处墙垛旁，那墙垛掉了几块砖，可以踏着缺口爬墙，是我们的秘密交通线。可当我爬上墙头向下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外面站着两个白大褂，手持大针管，正得意地看着我呢。连我们的秘密都搞到手，专门埋伏上人，真是机关算尽，煞费苦心啊。　　

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行为，现在很难见到，但在文革时间却是相当普遍。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对这种行为高度的认同和褒扬；其次是社会对所有美好品德的认同和褒扬，也就是道德基础好；再者，全社会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是促使人们尽职尽责的重要原因。　　

而在一个只认同金钱、褒扬财富的社会中，在一个争论大学生救农民值不值、扶起摔倒老人被法院判定“不合常理”的社会中，在一个贪赃枉法不误升迁的社会中，“兢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一个遥远的回忆，甚至还会遭人耻笑。　　

如果你问我，文革时期军队上有没有管得不严、不认真、比较松懈的事情呢？　　

有，说出来能吓你一跳：那时枪械管理比较松！　　

我们大院里驻有一个警卫排，配备56式自动步枪，每人三发子弹（我数过）。平时，他们的枪就放在营房里，每个班有两个枪架用来放枪。警卫排枪不离身，看电影时，坐小马扎，枪托着地搭在右肩；义务劳动时或打蓝球时，三支枪撑在一起立在旁边。有时见他们在营房前擦枪，我们一帮小孩凑过去，摸一摸，端起来瞄一瞄，他们也不在意，只是不准枪口对人。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英雄山下架起了高射炮，我爸他们也发了手枪，就放在办公室里，也有人拿回家来，但没听说有丢失的情况。　　

而现在，部队枪械管理非常严格，不但要求枪弹分离，而且还是统一存放，双柜双锁。　　

与那时相比，这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