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顺：中福会少年宫里的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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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暑假，张济顺第一次来到中福会少年宫，开朗聪敏的她很轻松就通过招考，被分入戏剧队。从此之后的5年时光里，每周一次，她都会到这座恢弘的“宫殿”报到。来自东海舰队文工团的退役军人和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老师，会为孩子们上戏剧课。

1959年，张济顺10岁，中福会少年宫6岁。在延安西路64号的院子内，一个少年和一座少年的家园，在新生的城市中相遇。

即便已过去了近一个甲子，张济顺也不能忘记，初见这幢恢弘建筑时内心的震撼，一切就如屋名——好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在这“宫殿”里度过的岁月，从此在张济顺的心里，也在无数青少年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

曾被称作“大理石大厦”

19世纪60年代，英籍犹太人埃黎斯·嘉道理到上海经商，由于经营得法，到了1863年，他已经成为上海煤气公司老板和五六十家工厂的大股东，其子也来沪协助父亲。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嘉道理家族在地产、电力、煤气、建筑、橡胶等行业获得巨大成功，老嘉道理本人成为上海犹太总会会长，并在上海捐建了多所学校和医院，成为与沙逊、哈同齐名的犹太大亨。

老嘉道理原先的住所毁于一场火灾，妻子也不幸在火灾中罹难。为此，他委托朋友为他另外寻地建房，但朋友却将钱财挥霍一空。老嘉道理最终委托英商马海洋行斯金生建筑师，在今延安西路64号设计居所，1924年初竣工，1929年又加建一层，至1931年全部建成。这一欧式皇宫式样的大楼，仿巴洛克风格，内部装饰极尽奢华，占地约一万五千平方米，耗银一百万两。

建筑楼下为舞厅、餐厅、会客室、休息室、娱乐室等，楼上为卧室，有浴室6间。大厅穹顶垂下水晶吊灯，室内多用金箔贴饰，因此视觉效果华美异常。因为室内多用大理石砌筑，楼梯、壁炉、浴室及石壁上的雕刻均用大理石制作，据说这些大理石都是专船从意大利购得，价格不菲，因此人们又称其“大理石大厦”。

可就在嘉道理家族入住大理石大厦不久，二战开始，大量欧洲犹太人逃难至上海。嘉道理家族在沪积极发起组织救援，一时之间，上海所有的犹太社团和社会救济组织都云集在大理石大厦，决定建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联合帮助难民。嘉道理家族还出资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专门招收欧洲犹太难民的子女。然而，随着1941年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老嘉道理被关入闸北集中营，1944年在贫病之中受尽折磨而死，家族财产也全部被日本人掠夺，大理石大厦被日军当做军事指挥机构。

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第一批登陆上海的美军与老嘉道理的两个儿子取得了联系，困居大厦内的两兄弟兴奋之余，当夜打开大厦所有的电灯，欢庆战争结束。不久，这儿就成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军人的活动中心。解放后，嘉道理家族结束了在上海的业务，致力于在香港发展。

1953年儿童节前夕，在宋庆龄的建议下，大理石大厦被改作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从此，这幢见证过上海犹太家族风云变化的私邸，开始为城中千千万万的红领巾服务。

将最好的建筑给了孩子

红领巾与少年儿童队，是解放后孩子们获得的新称呼和新身份。资料显示，当时全称还是“上海少年儿童队”的组织在1949年年底建队。到1952年4月底，上海的少年儿童队已在613个学校中建立了队部。当时全市队员共96769人，其中中学生27547人，小学生69222人。

在一切向前苏联学习的年代，上海也参考前苏联城市建设少年宫的经验，将城市里最好的一批建筑供给孩子们做活动场所。1953年5月份起，中福会少年宫即成立了19个小组，共计组员600人，分为生物、理工、化工、航模、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八种。少年宫的图书馆里共有图书四万四千册，每天约有800人到这里进行活动。到了1953年8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1959年，在复兴中路第二小学，上小学三年级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张济顺，因为口齿伶俐、从不怯场，被学校推荐到徐汇区少年宫参加一次活动。她在台上落落大方的表现，吸引了台下一名中福会少年宫老师的注意。这名老师事后建议张济顺的老师，“推荐这个小孩来延安西路64号试试吧”。

1959年暑假，张济顺第一次来到中福会少年宫，开朗聪敏的她很轻松就通过招考，被分入戏剧队。从此之后的5年时光里，每周一次，她都会到这座恢弘的“宫殿”报到。来自东海舰队文工团的退役军人和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老师，会为孩子们上戏剧课。

最接近周总理的时刻

能参加中福会少年宫的活动，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荣誉。而这荣誉中的荣誉，是在外宾到访时，成为代表小伙伴发言的“小主席”，或者献花和献红领巾的少年。

1960年9月14日下午，时任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访问了中福会少年宫。在一千多名参加欢迎式的小朋友中，张济顺被选去献红领巾。

为了出席这样的正式场合，张济顺当天穿上了白色大圆领双绉真丝衬衫，着红色背带裙，化了淡妆，一对大辫子上扎了大蝴蝶结。献红领巾的一对少先队员事先被告知：男孩给周总理献，女孩给杜尔总统献。张济顺手捧红领巾，内心却十分羡慕男同学，“为什么不让我给周总理献呢？”

在同学们奏响的鼓乐声中，宾客们进来了，这是张济顺一生中最接近周总理的时刻。眼前穿着灰米色中山装的总理十分可亲，毫无架子地拍拍两个孩子的脑袋，问几岁了，读几年级？“那双浓眉，还有炯炯有神的眼睛，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多年后，当张济顺读到“扬眉剑出鞘”词句时，脑海中立即浮现的，就是少年时见过的周总理。

一浴缸被丢弃的小提琴

虽然在童话般的地方学习知识，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外界的风云变幻依旧侵漫进“宫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中的孩子们。

比如儿童们在排练话剧时，话剧的题材内容，就紧扣战备时代特征。张济顺表演过的儿童剧中，包括讲述在金门和台湾特务斗争题材的《英雄小八路》，也有《最后一颗手榴弹》等。因为咬字清晰，张济顺和同学们还被邀请去市作协，朗诵作家和诗人为“反美”主题撰写的诗歌。

在与前苏联关系融洽的日子里，常常有前苏联儿童到少年宫交流。几乎每一个在少年宫学习的上海孩子，都结对一名前苏联笔友。张济顺也曾和一名莫斯科男孩通信多年。男孩书信里描述前苏联生活，还常常寄来印有前苏联风景的明信片，这曾是当时一代人憧憬的生活范本，张济顺也深信过“莫斯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随着当时中苏关系交恶，通信中断，后来张济顺销毁了所有的信件，这一段生发于少年宫的纯真友谊，都不曾在大时代中幸免。

1964年，到了退队年纪的张济顺结束了在少年宫的活动，但几年后“文革”中的一天，她忽然又被要求去少年宫“揭发曾经任课的老师”。被吓呆的孩子什么也没有说。但就在那天，离开少年宫前无意瞥到的景象，让张济顺永远记得：那是在大厦的浴室里，竟然满满一浴缸被丢弃的小提琴。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大理石大厦的石壁，原来会泛出阵阵寒意。她并不知道，5年后她就要去吉林下乡插队，从此与上海一别多年。

2003年，中福会少年宫建宫50周年时，张济顺回宫参加庆祝活动。时隔多年又站在这幢恢弘的建筑中，她奇异地发现，房子还是那幢房子，“但却不似记忆中那样大了”。

也许因为自己经历得太多，回头看这承载过童年美好时光的地方，大理石大厦，竟显得小了。

（本文刊登于今日《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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