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通志 1971年10月至1976年10月纪事

tuffy05 · 发表于 2010-4-20 14:25:58

1971年10月至1976年10月纪事

一、工农兵上大学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因“文化大革命”，1966年起，全市高校停止招生。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应废除过去的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主要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学习“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10月15日，国务院以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试点招生工作按北京、清华大学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
上海市革委会根据上述精神，决定先在几所大学试点招生，其中复旦大学招收学员1135人，同济大学招收786人，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合并而成）招收735人，共计2656人。其他高校在年内也相应地举办“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员，是年招生总计3180人。1971年继续招收试点生。1972年开始，经过合并的上海高校按照上述要求全面招生。当年从全国各地招收工农兵学员4600余人。所招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很多人缺乏文化基础知识。又因开展“教育革命”，提倡“结合战斗任务教学”，高校正常教学工作无法开展。
    1973年11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以《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为题，发表经徐景贤修改的上海师范大学工农兵学员刘丽华的谈话记录。“谈话记录”认为学校在平时教育、毕业生分配等问题上重业务、轻政治，“是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流毒尚未肃清”。质问“究竟要把学生引到什么方向上去”。徐景贤在编者按中称其“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开展以批判“智育第一”、“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大讨论，持续3个月，发表文章170余篇。半个月内，全市1万余人到上师大观看批判大字报。
    1973～1974年，上海学习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经验，高校招生、毕业生分配实行“社来社去”，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再回到社队。不少院校把“学大庆”、“学大寨”作为基本课、必修课，教育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等。办学采取“几上几下”，每年分几段组织学生在校学习和回生产队实践。高校基础理论教学作为“右倾回潮”遭到批判，教学秩序进一步混乱。
    1974年9、10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高校开展“开门办学”，改变“三脱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践、脱离工农兵）的现象。此后，文科院校师生主要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宣讲“儒法斗争史”，并以此为中心确定教学内容，组织教学。理工类院校实行厂校挂钩、厂校合一、厂办专业、半工半读，按生产过程组织教学。阶级斗争成为主课，劳动成为中心，教学计划经常变动，文化学习无严格要求，师生经常到社会参加各种活动，“进进出出，上上下下”。
    1976年，全市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12878人，为历年之最。1977年8、9月，国务院决定改变高校招生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二、工人学理论
    1958年开始，上海开展工人学哲学、学毛泽东著作活动，出现一批学习积极分子和学习骨干。1960年起，市总工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办上海工人学习毛泽东著作进修班。学员是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工人学理论积极分子，半脱产系统学习毛泽东的主要著作。进修班每年1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办，前后共办6期。
    1972年5月20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针对《工交情况》有关沪东造船厂工人通读《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的报道指示：“资产阶级教授读不懂，工人读得懂。要这个小组坚持下去。”根据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于11月举办有30多名青年工人参加的第一期《资本论》学习班，并将所谓“工人能读懂《资本论》，而教授却读不懂”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大肆宣传。
    1974年1月19日，姚文元在上海接见市委写作组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新物色的18位青年。姚强调：“我们现在就是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理论队伍。”并授意写作组通过办学习班的方法扩大队伍，要“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此后朱永嘉等先后办10期工人理论学习班。7月21日，市总工会在《关于培养工人理论队伍意见》中提出，要“市、区、局、公司、基层、车间逐级建立起一支工人理论队伍，争取在一、二年内在全市工交、财贸系统中发展到一、二十万人。”并提出“工人理论队伍要带具体战斗任务，研究儒法斗争历史，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文件下发后，全市各系统、各级工会陆续建立工人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工人理论队伍参与撰写各类大批判文章，注释法家、儒家著作。
为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骨干力量，市总工会举办4期理论队伍学习班。市革会常委、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从1975年2月～1976年7月8次指示市总工会宣教组，“要想办法抓网，要有形的，不要无形的网”，“可以建立组长厂，十个厂一组。要定期交任务”。后又规定每个公司都要建立一个重点理论队伍，确定271个单位为重点单位。到1976年3月，全市有理论队伍20440个小组，302563人，占全市全部职工10%。
    1974年8月8日，江青派人向上海第五钢铁厂送“批林批孔”材料，以示对工厂职工和“工人理论队伍”的关心和支持。此前该厂工人已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树为批“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马天水再次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把上钢五厂树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样板，并组织73万人到厂学习。
“文化大革命”后，工人理论队伍解散。
三、口号“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
    1972年，周恩来提出反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求整顿企业，加强管理，恢复合理、必要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是年10月，张春桥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提出企业管理主要是“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生产关系”，整顿企业和加强管理是“右倾思潮的复辟回潮。”王洪文提出“整无政府主义，等于整群众。”根据张春桥、王洪文指示，上海市委、市革会封锁周恩来关于企业整顿的指示，树立上海手表厂为“三讲”企业，上棉十七厂为“三无”（无规章制度、无专业管理、无专业领导人）车间。
    1973年底，针对全国各港口严重压船，影响外贸正常进出口业务，周恩来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指示推广广东黄埔港采取计件工资以加快货物流通，减少港口压船的经验。1974年1月14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以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部分工人名义撰写的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指责上港五区领导抓运输定额和管理的正确做法是吨位挂帅，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2月1日，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加按语肯定，认为大字报“抓住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具有普遍意义”，提出“党委不抓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了的东西也有可能重新出现，社会主义企业仍然有可能走到修正主义路上去！”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并扩展到其他行业。出现“不做平方的奴隶”、“不做产品的奴隶”等口号。港口压船再度严重，1974年第一季度，全国在港船只多达240～250条，停港时间超过1个月的有40多条，停港时间最长的达120天。1月份外贸租船等泊一项，损失租金186万英镑。1974～1976年，上港五区每年吞吐量递减10%，生产成本递增18%，伤亡事故不断。
四、参与组阁活动
    1971年11月25日，张春桥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外交部都是老人马，都是知识分子，外事干部要“掺砂子”，要上海物色一批“工人大使”。1972年4月14日，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等以市委组织组名义提出《关于选拔、培训外事干部的请示报告》，在全市工交系统抽调113人，培养“工人大使”，其中80人到复旦大学“工人外事培训班”学习，33人到上海外事部门“锻炼”。
    1972年9月，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正式形成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中共十大后，张春桥即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布置：上海要多培养些新干部，派到中央各部。1973年9月29日市委组织组核心组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输送到国务院各部当部长的7人名单。之后，又专门举办“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对选拔对象集中培训。
    1974年3月，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北京对王秀珍布置：要上海尽快物色20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邮电部、卫生部、中组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4月28日，市委组织组提出第二批88名中央部长备选名单及单项材料。8月19日，又确定18名正、副部长，12名司局长的名单及单项材料，报送王洪文、张春桥。
   1974年底，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夕，王洪文多次指示上海步子要迈得更大，对干部工作要规划一下，要准备上海的中央委员都到北京来工作。1974年12月31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通宵开会，确定第三批16人名单，作为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人选上报。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上述3批上报人员均未入选中央各部门。1975年3月～1976年2月，第三批部长上报名单中5人安插到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
五、“造反派”第二次夺权
    1973年5月，毛泽东在谈到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提出要同历史上反对法家变革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联系起来批判。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10月16日、11月1日，市委写作组在《学习与批判》、《红旗》杂志上分别发表《读〈封建论〉》和《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给毛泽东信：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毛泽东指示“同意转发”，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1月24、25日，江青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月下旬，王洪文、张春桥电话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要求上海呼应北京。2月2日，市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人“批林批孔”大会，市革会各组办、区、县、局的常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列席参加。马天水、王秀珍讲话，将骊山中学事件（1973年9月，骊山中学一教师在《思想汇报》中认为“现在教育质量很差，学生不好好上课”、“市委领导讲青年一代胜似一代，这是形‘左’实右的理论。”学校有位中共党员同意此看法。此事被作为“右倾复辟回潮”典型。）作为全市“两个否定”（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和“右倾复辟回潮”的典型，要求各单位联系实际，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精神”，狠批复辟倒退，批判“两个否定”。2月下旬，张春桥写信到上海提出“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月革命风暴并没有把权完全夺过来，有的夺过来的又被夺回去了”。并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的一份简报上批示：“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注意在批林批孔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新积极分子。”并对正在北京的王秀珍交代，抓一批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单位开刀。
从2月份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接连布置召开各种会议，强调“重新站队”，“老造反要立新功劳”，发动各单位树“典型”，写大字报，提出“老干部把老造反夺的权夺回去了，现在要重新夺回来”。还派专人去部分郊县，解决“老保掌权”问题。市委写作组连续发表文章，鼓动批“现代大儒”。各单位普遍出现冲击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一些因劣迹昭著而被撤换的“老造反”再次提出要夺权。纺织局在3个月中，有510名老干部被宣布停职检查，其中厂级以上党政领导99人，中层干部216人，涉及157个单位。
同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借口警备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派出“记者”、“联络员”，插手警备区运动。6月10～12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连续召开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和中共警备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围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导致周心脏病发作。6月下旬，中共上海警备区常委被迫召开“军人揭批大会”，围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领导。大会情况汇总送张春桥、王洪文。6月底，马、徐、王等组织专人，到南京张贴攻击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六、风庆轮事件
为尽快发展中国远洋运输业，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1970年，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1973年底，上海江南造船厂建成万吨远洋货轮风庆号轮，经轻载试验，柴油机主机一号汽缸磨损八丝，接船单位交通部远洋局认为磨损过大，同设计要求有差距，为安全起见，提出风庆号轮近洋运输。上海市革会工交组在马天水的支持下，不同意交通部意见，贴出大字报，称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崇洋公司”，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1974年3月22日召开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批判交通部。5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更换部分部件后风庆轮装载1.3万吨大米，首次由上海远航罗马尼亚。为保证风庆轮远航，交通部特意安排另一条远洋轮伴随“风庆轮”，并派出专人到船上协助工作。7月下旬，风庆轮远航尚未归航，正值国内“批林批孔”运动达到高潮。张春桥决定利用风庆轮发难，在北京布置朱永嘉“要继续批洋奴哲学，这次风庆轮出去即使沉了，也是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写一点东西”。姚文元要求借风庆轮问题做文章。9月30日，风庆轮远航返回停泊上海吴淞口，上海市革会组织盛大欢迎仪式。10月1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文章，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10月份，两报发表近20万字的文章和报道。《红旗》杂志发表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风庆轮党支部名义写的《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浬》一文，并在编者按中说风庆轮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同时组织10余万人上船参观。他们还要交通部委任的“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和政治干事顾文广带头批判“崇洋、卖国”，遭拒绝。为此整理近万字材料，称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并扣留李、顾，批斗围攻，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规定“不批透不准回北京”。
    10月4日，江青在一份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上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指责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相继批示，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这是“路线问题”，要国务院、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抓住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10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要邓小平就风庆轮问题表态，邓小平严辞拒绝。
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全国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全国经济工作逐步趋向好转。邓小平的全面整顿，遭到“四人帮”的反对。197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批判邓小平。
    11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刚结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确定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两个“窗口”，发动连夜张贴大字报，组织全市参观学习和串联。马、徐、王多次到学校布置，将邓小平“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全面整顿诬陷为“右倾翻案风”，整理、汇编邓小平及中央领导人的材料，广为散发。其间，复旦大学、上海师大约散发材料51万份，接待参观和串联人数164万人。江青授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复旦大学拍摄纪录片《复旦校园卷狂飚》，姚文元对《解放日报》记者采写的关于上海师范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报道加工修改，以《风雷滚滚旌旗奋》为题，在197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姚指示全国各地报刊转载。
同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中央和其他省市党政领导人关于整顿的讲话和指示，断章取义，分门别类，罗织种种罪名，编印成各种“白头材料”（即既无编发单位，也无编印整理者落款的材料）。1975年年底～1976年初，上海约印刷500多万份白头材料，散发到全市各基层单位和全国各地。点名攻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5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20多人，省委第一书记13人。
    1976年2月，中央再次召开打招呼会议。2月底～3月上旬，上海接连召开中共上海市委扩大会议，理论工作座谈会以及区、县、局负责干部会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发表讲话。攻击邓小平等老干部是“半截子革命派”，是“民主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全面整顿是“还乡团回来了”，令各行业层层办学习班。诬陷《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三株大毒草”，进行大规模的批判。4月2、3日，市委召开“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万人大会，马、徐、王发言，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并污蔑老干部“凡老皆修、越老越修”，“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市委写作组控制的《学习与批判》等发表《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等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论证所谓“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徐景贤下令要编写同“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全市上演的文艺节目和编写的剧本，一律要以此为主题。按此要求，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经徐景贤等审定的《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盛大的节日》《苍山志》等影片。
八、悼念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悲痛万分。对悼念周恩来，马天水请示王洪文，以市革会名义电话下令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制花圈，不准开追悼会。当晚，市革会召开各组办负责人会议，强调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提出警惕“悼念活动中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1月15日上午9时15分，正是周总理逝世一周的时刻，黄浦江上船只汽笛长鸣达半小时，马天水下令追查拉响汽笛的第一条船，并通知不准再拉汽笛。15日下午，北京举行周恩来追悼会，全市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黄浦江上轮船汽笛长鸣，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许多单位在举行悼念活动中，有人因悲痛过度而晕倒在灵堂。一些周恩来生前视察过的工厂、农村和科研单位，自发举行座谈会，追思周恩来，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以及对上海建设事业的关心。一些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老工人、文艺工作者、科学家等撰写了大量纪念、缅怀文章。
    1976年4月，全国形成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运动。4月8日凌晨，上海一名青年工人为悼念周恩来，在市中心人民广场中心旗杆上升起一面用3尺见方的白绢纺悼旗，下垂黄色绉纸，旗中央贴有周恩来遗像，写有“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群众自发围聚，听取该青工朗读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这一悼念活动被认为是北京天安门事件在上海的反映而遭镇压。
九、“三五”、“三二五”事件
    1976年3月5日，新华社报道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活动，报道转引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刊都在显著版面全文转发，以悼念周恩来。上海《文汇报》第四版转发这一报道，删除周恩来题词，在上海和全国引起极大愤慨。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发表新闻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报道称出现“右倾翻案风”是因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对邓小平的批判尚未公开点名，一般以“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称，而邓小平的整顿又得到周恩来生前的支持，因此，《文汇报》对这一提法，事实上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成为轰动全国的“三二五”事件，引起大规模抗议。几天内，《文汇报》收到抗议信件420多封，抗议电话1000多只，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砍去周总理的原话，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周总理不得人心”，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南京市群众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南京大学学生在铁路职工、解放军战士的协助下，在南京开往上海的各次列车上漆刷“揪出《文汇报》黑后台！”“保卫周总理！”等标语，文汇报社职工提出重新全文发表新华社3月5日报道，遭到拒绝。
张春桥在中央会议上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是个屁大的事。”姚文元说“哪有编辑不删稿子的？”市革会召开紧急会议，将群众的抗议行动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徐景贤到文汇报社，赞扬《文汇报》“经受了斗争风浪的考验，”表示“慰问”和“致敬”。南京、杭州部分群众因抗议活动而被审查、拘留。
十、粉碎武装叛乱
张春桥、王洪文等从筹建文攻武卫指挥部起，就力图将这支队伍建成“第二武装”。1975年7～11月，王洪文在上海专程察看武器仓库，带领民兵头目打靶。指示上海民兵“要加强战略观念”，“要搞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搞战役、战术训练”，搞“城市巷战”，“要准备打游击”，“必要时把民兵拉出来”，“内战外战一起打”。9月召集上海民兵头目开会，称“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会后对马天水等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放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要有武器。”对民兵武器要“抓紧制造，抓紧装备，抓紧分配”，对民兵的作战能力“要抓紧训练”。张春桥亦指示马天水要上海“加强”造枪、造手榴弹、造地雷。到1976年，上海民兵扩充到9个师、602个团、1287个营、18700多个连，包括郊区在内，适龄在册人员共309万人。除步兵外，还有摩托、高炮、水上及防化、通讯、工程等专业兵种，拥有各种枪枝22万余件，火炮1900余门，火箭筒2600余具，各种车辆500余辆，以及耗资100多万元建造的“上海民兵101艇”。市民兵指挥部主要骨干还专程赴邻近省份山区察看地形，为“上山打游击”作准备。
    1976年6月，毛泽东病重，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要向民兵发放武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密议“军队要出乱子，要打内战”，“手里要有点力量”。王秀珍向市民兵指挥部布置“当前复辟势力很严重”，要“准备打仗”。8、9月，突击发放枪支75842支、大炮300门、弹药1000多万发，大量储备粮食等战备物资。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多次要马天水等“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考验”，“上海要有大考验，要打仗”，“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7日凌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与周纯麟赴京开会。8日中午，上海徐景贤、王秀珍与北京马天水秘书房佐庭通话，得知北京发生“意外”。下午派金祖敏秘书廖文金飞赴北京探听消息，当天用“我娘心肌梗死”暗语回电。徐、王等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认定“北京发生政变，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独立作战”。晚上，徐、王等人得到“四人帮”被抓的密报，决定“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当即设置两个指挥点，一号点设丁香花园（代号为一号点），徐景贤率领，负责总的指挥和舆论准备；另一路王秀珍率领，设点在市民兵指挥部（后转到东湖路招待所，代号为二号点），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徐景贤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000人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王秀珍带领市革会副主任冯国柱等30多人到民兵指挥部召开会议，制定民兵行动方案。决定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在两个指挥点架设15部电台，进行联络。10月9日上午，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师负责人开会，命令集中兵力，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27000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225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
中央采取措施部署，解放军部队对上海采取包围之势，以防突发事件。并要马天水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于10日下午到北京开会。
    10月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等找冯国柱要求市委开会。晚上8时半，在康平路165号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等说：“8日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了，今天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都丧失了，今晚要干，要大干！”提出全市停产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封锁吴淞口，控制报社、电台，发表告人民书，“决一死战”。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口号。半夜，北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电话通知上海“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安排”，会议没有结果。
    13日凌晨，市民兵指挥部拟定“捍一”、“方二”两个方案[“捍一”方案为“保卫”外滩、康平路市委、市革会“首脑机关”；“方二”方案为防止“外来”的方案，以与江浙交界口、沿中山路邯郸路、市中心区（肇嘉浜路、乌鲁木齐路）分别形成3个保卫圈]，未及布置。同日凌晨，陈阿大、叶昌明等分别向总工会机关、区县局工会和妇联负责人通报有关信息，要求13日下午传达到基层。
    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14日，市委召开区县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
    10月20日，以苏振华为组长，倪志福、彭冲为副组长的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10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兼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会第二副主任。同时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27日，上海市召开区县局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苏振华宣布中央决定。
十一、清查、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
    1976年11月11日，上海市成立清查“四人帮”专案办公室，开展揭批、清查、专案工作，全市各级单位相应成立清查组织。1977年1月10日，经中央批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3人停职审查，6月被依法逮捕。至1980年底，全市经审查、批准列为清查对象的有5385人，清查结果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52人，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9人。1982年6月26日、7月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对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马振龙、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朱永嘉等8名重要案犯提起公诉。重要案犯马天水因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未予起诉和审判。7月13日～8月23日分8个合议庭公开审理。前后共开庭33次，全市各界人士1.3万人轮流参加旁听。合议庭在法庭调查中，宣读、投影、出示大量证词、书证和物证，听取有关证人的证言，部分受害人家属也到庭陈述。庭审过程中，8名被告或委托律师、或由法庭指定律师，或自己出庭辩护。法庭认定徐景贤、王秀珍等8名被告在“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活动，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有预谋地诬陷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干部，直接参与篡夺上海市党、政领导权，采取各种手段，制造大批冤案，致使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受严重迫害，不少人被摧残致死、致残。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后，徐景贤、王秀珍等还企图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决：徐景贤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王秀珍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陈阿大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马振龙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和策动武装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叶昌明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黄金海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及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戴立清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永嘉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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