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兴：红卫兵运动的一份重要文献

reading · 发表于 2020-10-7 12:10:09

红卫兵运动的一份重要文献
　　　　　　　——１９６４年底北京四中高干子弟致陆定一的信

　　　　　　　　　　　　　　　　·王复兴·

　　１９６４年底北京市中学的政治生态，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前后，北京市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等中学的高干子弟相互串联，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严重问题。认为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教师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他们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革干和工农子弟；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认为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认为学校应搞教育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四、六、八中先后闹起了学潮，高干子弟领头，批判校领导，批判老师，批判语文课文，学生斗学生，此即所谓发生在１９６４年秋季的“４６８学潮”。六中、四中的学潮后来发展到“社教运动”。笔者当时是北京市四中高三年级的学生。四中的学潮主要是由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领头闹起来的。回顾当年的历史，可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轨迹：“４６８学潮”是文革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予演。而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北京四中高干弟至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信，深刻反映出了文革初期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纲领和思潮。

　　１９６４年深秋，四中闹起学潮时，四中的一些高干子弟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四中学校领导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严重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进校。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宣部，一封给北京市委。信写好后，高干子弟联合签名，有杨东胜（杨成武子）、苏承德（苏振华子）、宋克荒（宋任穷子）、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等六名高干子弟。写信日期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高干子弟自有通天渠道，一封信通过四中学生陆健健（后改名陆健，陆定一之子）递交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另一封信通过四中学生傅洋（彭真之子）递交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陆定一收到信后，于２１日转交北京市委。中宣部于２５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１１４期上刊登了此信。当年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四中社教工作队队长李晨证实了此信，李晨在《北京市中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的著作中，说：“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北京四中杨某某等６名学生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揭露北京四中当权实力派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等一些严重问题。２１日陆定一将此信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彭真、万里。２５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第１１４期刊登了此信。此时在四中高中学生中，正酝酿着罢课、罢考、夺权和对一些学生教师进行批斗，有的教师学生已被批斗。在这种革命的形势下，中共北京市委匆忙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号进驻四中。”（李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

　　此信的一个直接效果是引发了四中的社教运动。当时此信在四中学生中传得沸沸扬扬，高三学生无人不知。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无人看到过此信全文。信的作者们从未公布过信的全文，且保密工作作得很好。该信虽然点了我的名，但我却蒙然不知，直到２０１９年６月我才看到此信的详细摘录，感到此信是一份重要史料，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年高干子弟的高贵血统意识及迫不急待地要开展阶级斗争的激情。

　　我得到这份史料的经过是这样：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与文革史学者、现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研究员王海光先生，于２０１９年６月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现代史教授、党史与文革史学者印红标先生在长途电话中交流了有关“４６８学潮”和“四中社教”的历史，二人谈到到四中这封信。印向王要这封信。王海光遂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把此信的详细摘录的文字材料发给了印红标。印红标与笔者相熟，知道笔者在研究“４６８学潮”和“四中社教”，于是印先生又立即转发给了笔者。印在给笔者的微信中特别说明：王海光看过该信的全文资料，但他发的是摘录。笔者估计，这是因为该资料尚没解密，且无电子文档，只能手抄。笔者能看到详细摘录已是很难得了。对此，笔者很感谢王海光、印红标两位先生。

　　以下是此信的详细摘录；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同志：
　　一、在我校以教导主任屈大同、副校长刘铁岭为首的在本校入党留校生形成了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包括团委书记、政治教研组长、行政负责人、高二班主任等。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由他们说了算。
　　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
　　二、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生会的干部出身都不好。学生会主席吴铁生父母为历史反革命。军体部长王复兴祖父为官僚资本家、父亲是一级右派。同时，对李新桅（李井泉儿子）进行百般人格侮辱（李说过，“我要是执政，先杀你们这样的团员。”）。在发展团员问题上，发展了大批出身很不好的同学入团。对肖云（肖华儿子）志愿书填好了二年才被讨论。
　　三、在学生中存在不少反动思想、……但学校对此不闻不问，大加掩饰。但对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却采取高压政策，如对南自卫（他推了小同学一下，被停课两周。）
　　四、学校其他一些老师问题也很严重。如扶植资产阶级子女担任班长、学生干部。
　　党支部不让搞阶级斗争，还决定：不许大鸣大放！不许贴大字报。
　　我们希望上级能派工作组下来，把我校的问题彻底搞一下。

　　杨东胜（杨成武子）、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苏承德（苏振华子）、钱乐军、李安东、宋克荒（宋任穷子）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该信的签名很有意思，六个签名人之中，有四人后面带括号，注明父亲是谁。笔者估计，这是因为他们要强调写信人的身份（血统）是一批高干子弟。如不注明，因陆定一不认识这些学生，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就不会意识到这封信的份量。

　　该信的作者中，杨东胜、宋扬之是笔者同班同学，宋克荒是是笔者四中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同一年级同学，这三人当年都是笔者的好朋友，至今仍是朋友。尤其是该信第一位的签名人杨东胜，我们两人都喜欢体育运动，私人关系很好。他被排在签名人的第一位，并非因为他是高干弟闹学潮的核心，而是因为他爸爸的地位，因为他爸爸是杨成武。在笔者的印象里，杨东胜本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不高，他曾私下对我说，“我爸就让我好好念书，以后建设祖国。”据苏承德、宋扬之二人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６日在笔者采访他们时，苏、宋二人告诉笔者，当年四中学潮中，高三年级高干子弟有个核心小组，召集人是邱承光（邱会作子）。其他核心成员有：宋克荒（宋任穷之子）、肖云（肖华之子）、苏承德（苏振华之子）、刘安东（水电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刘澜波之子）、杨东胜（杨成武之子）、李新时（父亲是上海空四军的少将）、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等人。开会地点有时在刘安东家，有时在肖云家。

　　当年笔者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与纠结，反而有着个人友谊。笔者记得：１９６６年８月时（文革初期），杨东胜从清华骑车到北大找笔者串连，对笔者讲，他在清华“支持蒯派。”对清华运动，杨东胜与贺鹏飞（贺龙子）观点不一致，到北大告诉笔者，可见二人关系不浅。笔者对四中高干子弟写信动机的理解是：他们当时给中共中央写此信，信中还提到笔者名字，完全是出于所谓的“公心”，即他们的理念、价值观、意识形态。按他们的说法，是出于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为着反修防修。笔者认为，他们在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血统观、出身岐视，表明他们实质要求的是红二代的特权。归根到底仍是“私心”。该信从头至尾贯穿着血统论，以血统论为是非标准，以此评判四中领导的政治立场，评判是马列还是修正。他们以这种理念，批判学校党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当时，笔者风闻有这么一封信，但不知点了我的名。我是于五十四年之后，才看到上述资料，才知我在信中被点了名。如果当年知道被点名，被告到中央，肯定“亚历山大”，将很难顶住如泰山压顶般的精神压力……他们当年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这还要感谢他们！

　　此信批判校领导的第一条罪状，说，“在我校以教导主任屈大同、副校长刘铁岭为首的在本校入党留校生形成了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由他们说了算。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其意是，学校主要领导“出身均不好”，因而“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这里完全没有涉及学校的教育方针、政策、制度，只以血统确定组织路线的是非。他们以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了四中领导机构，点名批判了教导主任屈大同、副校长刘铁岭。

　　苏承德曾于２００５年一次四中校友返校欢聚的大会上，在大会会场站起来发言，向当年曾受到冲击的学校领导刘铁岭、屈大同道歉（因当年高干子弟给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告状信，点名批判了副校长刘铁岭和教导主任屈大同）。苏一讲完，屈大同老师马上站起来说：“这一页己经翻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师生们为二人的发言热烈鼓掌。

　　此信批判校领导的第二条罪状说，“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生干部的出身都不好。”他们以查三代的方式，举例笔者和学生会主席吴铁生。此条失实的是，当年笔者当选为学生会的军体部长（军训体育部负责人），根本不是校领导指定的，而是学生代表大会选举选出来的。我是当选的那界学生会成员中，以最高票当选。选举结果曾在校园张榜公布。我当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当年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４００米、８００米冠军，４００米蝉连了三届冠军。而四中的学生大多特喜欢体育，故我的四中体育粉丝多一些而已。加上班的团支部推荐信表扬笔者是“三好学生”（身体、学习、思想三好）。那封投述信举我的例子，完全失实，强词夺理，是明显的出身岐视。他们的信提到我的祖父和父亲。我的家庭信息来源，他们取自何处？他们并无权力查看同学档案。这应是当时自己“自觉革命”，曾用了两周时间，给团支部写了十几页的“思想汇报”，批判祖父、父亲，表示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同样，吴铁生也是因为曾在全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上，作典型报告，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表示要和家庭决裂，做革命接班人。当时吴铁生被学校领导树为出身不好但政治表现好，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典型。吴铁生学习很好，曾获金质奖章。但这一当时的正面典型，也被举报信的作者们当作反面材料来使用了。正面的事例被利用来当反面材料揭发、批判用，这种手法当然不恰当，而这么作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对学生干部不服气，而是对高考入大学、入团入党、工作岗位，他们都要求有特权待遇。例如第二条罪状中，就控诉“在发展团员问题上，发展了大批出身很不好的同学入团。对肖云（肖华儿子）志愿书填好了二年才被讨论。”当年高考上大学，既要过政审关，也要看高考分数，有些高干子弟功课不好，照样考不上名牌大学。对此，他们也不满。他们还引用了李新桅（李井泉儿子）的话，当作正面材料引用，指出李说过，“我要是执政，先杀你们这样的团员。”表明：他们对出身黑五类的团员要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以此表明他们强烈的“阶级意识”。

　　此信第三条，指责校领导不在学生中开展阶级斗争，不批判学生中的“反动思想”。这条意见，后来竟被四中社教工作队采纳。北京市委回应了此信提出的四中开展“社教运动”的要求，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派工作队进驻了北京四中。北京市委收到该信，一周之后，彭真便派出了工作队进驻了四中，目的是控制学潮，降温刹车，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四中工作队由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领导，由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带队进校、具体负责。

　　社教一开始，工作队便矛头向下，开展了批斗反动学生的运动。工作队把高三４班毕向明定为全校重点批判对象。毕向明是笔者所在班的同学，他来自农村，祖父是富农。他重视学习，不大关心政治。全班召开了批判他的会议，工作队李同志在场坐阵。同学们批判毕走白专道路，还要他交出家里的“变天账”（指４９年土改前的地契），这是学生们从流传的农村四清的故事中学来的。最后，工作队李同志做了尖锐批判毕向明的发言。

　　在高三４班一次批判毕向明的会上，大家“逼”毕向明交待反动思想，毕交待不出来就过不了关。再三逼迫之下，毕向明开始顺竿爬，胡说八道，他“供”道：“我曾想混进中南海，炸中南海。”“你根本进不去中南海，怎么炸？”“有的同学有进出中南海的证，我可以借证件。”毕“供”出反革命思想后，大家就“信”了。“逼供信”之后，自然是一片“打倒！”之声。会后有的同学跑去找工作队，要求枪毙毕向明。（工作队及时批评、制止了这一动态。）

　　当时高三其他各班都召开了批判毕向明的批判会。高三各班都进行批判的斗争对象，只有毕向明一人，他是被工作队确定的反动学生典型，成为四中四清运动的重点。运动后期，毕向明被工作队定为敌我矛盾，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不让参加高考，毕业后被发配到北京团河农场劳改。毕向明是在四中社教中，被工作队定下的唯一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人。文革中团河农场的人联合毕家乡的人差点把毕向明打死。文革后，毕向明找到当年工作队队长李晨要求平反，李晨说“孩子，你受苦了……”李晨为他写了平反证明，而后毕向明由四中接收，做基建工作。八十年代中期四中校友返校聚会，６５届高三４班聚会由毕向明操办，同学们对毕分外热情，表达了对他的歉意。当年高三４班四清运动核心组组长刘安东两次向毕明非常诚恳地道歉。毕向明嗜酒，２００２年因病去世，在京的二十多名同班校友出席了追悼会。

　　苏承德文革后回忆工作队发动学生斗学生，认为是工作队为着平息高干子弟对校领导的愤怒情绪，转移目标，因此矛头向下斗学生。事实是四中四清工作队采纳、推行了高干子弟上书的第三条意见。

　　此信第四条，指控：“学校其他一些老师问题也很严重。如扶植资产阶级子女担任班长、学生干部。”高干子弟的权力观念很强，把学校班、团的学生干部视同基层政权。在四中的学潮中，他们仿效农村四清中“一切权力归贫下中农”的作法，在高三各班，进行了“夺权斗争”。

　　大约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四中高三许多班发生了“夺权”。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高三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笔者所在的高三４班，原团支书李峻（干部子弟，其养父在１９５９年被批判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生父于１９４９年去了台湾。）被刘安东（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刘澜波之子）代替；班长杜文（父亲是中医）被杨东胜（杨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４全班开会，刘安东主持班会，宣布了“领导班子”的变化，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这经过改选程序。

　　同一时间，高三６班的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贩）被高干子弟谭笑曼（父亲是总政秘书长）代替，高艳华因不是革干子弟而改任班长；高三３的团支书石晓星被邱承光（邱会作之子）代替。其实史晓星也是高干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党内斗争，他父亲陈光是原红一军团代军团长、１１５师代师长、四野纵队司令、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其性格刚烈、火爆，与林彪、叶剑英曾有过矛盾。１９５０年在广卅处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报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过度批判，并被中央错误地定为“反党”，开除党藉、撤职并软禁于武汉，是冤案、错案。陈光于１９５４年６月７日自杀身亡。史晓星竟因其父这样一个背景，也被夺了团支书的权，可见当年高干子弟们受父辈权力斗争影响之深，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已相当政治化。陈光于１９８８年４月被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史晓星为记念父亲，著有《陈光》一书，并从母姓改回父姓，改名为陈晓星。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６日，在北京，笔者与四中同班好友于火，约会了三个高干子弟四中校友：苏承德、任小彬、宋扬之，进行采访。苏是当年四中学潮的核心小组成员，任、宋是较大范围核心圈的成员。三人于四清结束、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中央高级党校青训班深造、培养。聚会时，大家应笔者之邀，回忆、反思了当年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苏承德等三人详细回忆、讲述了当年的许多内幕。

　　苏承德在我们五位校友聚会时说：“当时推动我们高干子弟搞运动，搞社教，主要有几种思想：一是阶级斗争观，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阶级斗争；二是接班人观，当时片面理解了中央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指示，认为革命后代首先要负起接班的责任，当革命接班人；三是反修防修观，既要反苏修，也要反中国的修正主义，首先要破除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么几种思想的推动下，出于责任感和优越感，觉得革军、革干子弟有革命责任要搞阶级斗争；认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是当然的接班人，干革命，舍我其谁？”

　　苏承德说：“反思当年的事，在四中的学潮和后来的社教中，四中高干子弟的所做所为，实际上就是后来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先行者和予演。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后来发展成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四中高干子弟打破班级界线的小组织活动则正是后来红卫兵组织的雏形。开展阶级斗争，批判领导、老师，学生斗学生，抄家，后来红卫兵干的事，那时在四中已经露头，开始出现了。”

　　苏承德的反思告诉人们：文革的起因源于文革之前。
　　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
　　四中高干子弟１９６４年底致陆定一的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年高干子弟以血统划分阶级并开展阶斗争的思潮。

□　王复兴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于美国德州奥斯丁寓中

《文革博物馆通讯》１０７２期

http://hx.cnd.org/2020/09/21/%e5 ... %e5%a4%8d%e5%85%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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