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凌：“四条汉子”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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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汉子”是怎么来的？

康凌

对这个问题，鲁迅在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说得很清楚，是坐车来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寥寥几笔，从体态到着装，跃然纸上，读来似是鲁迅亲眼所见，那么，四条汉子是坐车来的，当无疑议了。
而四十多年以后，作为“还有另两个”中的一个，夏衍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下称《往事》）一文中却提出了另外的说法（此文收入中华书局新版《懒寻旧梦录》，令人赞叹编者的用心）。在他看来，鲁迅这短短一句话，就犯了四个错误。首先，鲁迅此文写于1936年，那么前一年就是1935年，而此时阳翰笙、田汉已经被捕，不可能去看鲁迅，因而“去年的有一天”是错的。其次，内山书店所在的北四川路底，“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危险得很，他们不可能在那里直接下车，所以他们的车是“过了横滨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里间等待，绝无可能看到他们坐车同来，所以“从车中跳出”云云，也是错的。再次，在服装上，夏衍穿的是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那么“一律洋服”也就不那么准确了。最后，双方谈论的话题，远不止“胡风乃是内奸”一项。据夏衍的说法，在会谈中，阳翰笙和周扬各自报告了文总和左联的近况，而胡风问题则是田汉“忽然提出”的，由于意识到鲁迅对此的不快，阳翰笙很快将话题转开了，因此这一节也至少可以说是误记。至于“态度轩昂”，倒是不错，概因“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三十六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然则这“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所以即便“轩昂”了一点，“也不至于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四条汉子”究竟是分头步行的还是坐车来的？由于其他三人的回忆均未涉及这点，事实大概已不可考。本文的意图也不在以夏衍的回忆，纠正鲁迅的表述。对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背后，从来渗透着不同的立场与动机，对细节的反复辨证，也始终牵连着更大的企图，夏衍在之后紧接着说道：“以上这些事情虽小，也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但说明了一点：在这样一封政治性严重的信里，其中特别是涉及到鲁迅所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敌人所派遣’等等，夹杂着一些不正确或者错误的东西，那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指出“小事”上的“艺术夸张”，暗示了“大事”上的指责或许也不那么严谨。那么，对“不涉及到政治问题”的细节的着力纠正，最终也还是指向了“政治问题”。

四条汉子与两个口号

这里所谓“政治问题”，显然意指围绕着“两个口号”的论争所展开的各种是是非非。有趣的是，夏衍对鲁迅的纠正，不论是否确实，都已提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差”：“四条汉子”拜访鲁迅是在1934年秋，而论争则发生在1936年。1934年，阳翰笙是文委书记，周扬是左联党团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夏衍则主要负责电影小组的活动，各有具体工作，与鲁迅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夏衍还曾对田汉的参与感到奇怪，因为当时田汉与鲁迅的关系并不融洽。对照鲁迅1936年的描述，“汉子”且要“四条”，着装且“一律”，谈话内容也被缩减为通知胡风是内奸这一项，一下子抹除了这四人之间的诸多内部差异，将他们改造成了一个立场一致、任务单一的集体对象。这一改造所勾勒的鲁迅vs四条汉子这一图式，与其说是对1934年的状况的描写，不如说是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双方的镜像。换句话说，1934年的“四条汉子”这一集体形象，是1936年的这场争论的发明。1936年的论争重写了1934年的会面，而对1934年的细节辨证，则意在摆脱1936年的历史阴影。
然而谈何容易，“两个口号”的论争，往前可以溯及1920年代末起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曲折进程，往后则牵连到政治身份与革命历史的确认与书写，尤其是反右时对冯雪峰的“罪状”的认定，以及“文革”中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批判，内中头绪错综复杂，种种人事关系、理念分歧盘根错节，更与政治运动乃至党内的路线斗争彼此纠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最为难解的历史关节。无怪乎《往事》一文本身，尤其是其中关于冯雪峰的记述，也在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凑巧的是，王德后、李何林等人对夏衍此文的批评，也正是从同样的“小事”入手的）。新时期以后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下称《有关经过》）这一材料的重新发表，茅盾、胡风等关键人物的回忆录的刊布，以及《“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左联回忆录》等史料的搜集出版，似乎非但没有彻底澄清这段历史，反而勾起了更大范围内的争议乃至对立。关于这一节，徐庆全在《新时期“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论争述实》这篇长文中有详尽的还原，此文虽然以“两只锦鸡”（即周扬与冯雪峰）的某种和解作结，但其中提到的各方表态与角力，依旧让人感受到和解背后的暗流涌动。
后世对这场论争的研究，多集中于史实考订、人事纷争的梳理（即所谓周扬派与胡风派的宗派问题），以及立场观念的理论化，而对左联作为一个社团组织的特殊的组织结构注意不够，然而，抽去组织结构这一“中间层”，将人事的纷争与思想的对立直接关联，便很容易使人失去一种必要的历史感，从而放过一些看似琐碎、实则关键的问题，而这里的核心，则是如何处理左联内部的党的组织领导与鲁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两个口号”的论争可以被视为这一关系爆发了危机。

谁能将鲁迅“据为私有”？

1991年，夏衍接受周健强访问，谈及“两个口号”的论争，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周问“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究竟是谁提出的，夏衍举出鲁迅授意和冯雪峰授意两种说法。周进一步追问：“同是一个口号，谁提的有什么关系呢？”夏衍答道：“当然有关系。假如知道是鲁迅提的，就不会有这场风波。”周借聂绀弩的说法问道：“假若这口号是对的，谁提的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鲁迅提就没关系，胡风提就要批判呢？”夏则继续强调，“鲁迅究竟跟胡风不同”，并举出了三条理由：第一，当时“国防文学”的口号已经提出并广为接受，“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否能为人接受则尚存疑问；第二，鲁迅不是党员，无法知道党的方针变化；第三，胡风与周扬合不来。然而逐一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由几乎都站不住脚。第一条对鲁迅、胡风都成立，第二条，胡风也不是党员，第三条，鲁迅对周扬也有所不满。换句话说，这三条理由都无法说明这个“究竟不同”，是不同在哪里。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是不同的”本身是错误的，而恰恰要求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夏衍早在撰写《往事》一文时就已强调过：“假如这个口号不是胡风首先提出来，而是鲁迅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出来的话，那么，也许就不会引起这次论争了。”同样的意思，在周扬那里也能找到类似的表达。在回答赵浩生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时，周扬再三强调他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鲁迅让他（胡风）写的”、“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要跟他争论”（《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这些说法一方面证明了“宗派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提示了鲁迅所具有的某种超越宗派、立场之差异的地位。
鲁迅的这一独特地位，构成了左联本身得以成立的基础。与一般的同人社团不同，左联的创立并非源于一群志同道合者推广自身文学理念的需要，它更多的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对自1927年以来的文坛震荡，尤其是“革命文学”论争的结算，以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文化政治运动。换句话说，左联的成立不仅是一个开始，更是一个结束，它一面试图在“左翼”这一符号下整编原有的文学与政治力量，一面则试图以“联盟”的方式抹去历史冲突的痕迹，抹去之前三年，甚至更久时间内所积累下来的私人关系、利益纠葛、政治分歧与思想异动所造成的内部裂痕。左联的这一诉求，一方面必须依赖于中共党组织的协调与组织力量，另一方面也必须依靠鲁迅在文坛上的强大号召力与凝聚力，中共（即文委与左联党团）与鲁迅之间的良好协作，是左联得以成立与运作的基础。用任白戈的话说，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
事实上，夏衍之所以一开始被纳入左联管理层，正是因为他既与创造社、太阳社、鲁迅等各方面人士相熟识，又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恰好适合承担居间协调的工作（《懒寻旧梦录》）。徐懋庸也回忆道，自己之所以被选任为左联行政书记，也是因为他是当时少有的“可以同鲁迅谈得拢”的人，“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还要团结他，要有个人去同他联系”。团结鲁迅并不是一种个人姿态，而是一种根本要求。在徐懋庸给鲁迅的信被发表后，周扬等人一致认为徐“惹了大祸”，“‘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而徐则辩解道，自己在信中所述的内容，正是周扬等人“向我灌了又灌的那一套”（《徐懋庸回忆录》）。在这里，徐懋庸没有理解的是，个人思想立场层面上的差异乃至对立，与组织原则层面上的协调与“团结”属于两个问题：在个人层面上，鲁迅与左联领导间容或有各种差异，但在组织层面上，鲁迅则必须被展现为超越宗派立场的“盟主”。
换句话说，在左联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个“鲁迅”形象。一是作为个人的鲁迅，他以自身的思想决断与写作实践，能动地引导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也由此避免左联成为一个行政主导的官僚组织。他关于“奴隶总管”的批评，正是出于对左联的官僚化所形成的新的权力关系的警惕。二是作为符号的鲁迅，其在文化界所拥有的象征资本，成为左联所具有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反过来说，左联的成立与运作，建立在鲁迅对其自身的象征资本的让渡之上，自此之后，双方将共同协调管理那个作为符号的鲁迅。而左联的运作成败，则直接系于这一共管体制能否维持。
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这一共管体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感觉结构”，各种人事对立与宗派冲突，都必须在这一感觉结构中来理解与展开，才能将其充分地历史化。在讨论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徐懋庸给鲁迅的信往往被人忽视，然而在我看来，这封信中的某些细节，正透露出这一感觉结构的运作。徐懋庸指责鲁迅没有细察胡风之诈与黄源之谄，结果是“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胡风与周扬之间的宗派对立人人皆知，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前者“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才指责鲁迅“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跳出双方意见的对立，徐懋庸的这一描述，事实上与鲁迅的自我感觉颇为契合。早在“五四”时，鲁迅就有过“听将令”的说法，1927年，鲁迅再度意识到自己成了“公物”，且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厦门通信·三》），1930年左联成立时，又提到自己“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300327致章廷谦》），再加上左联中后期的“工头”与“苦工”之喻（《360405致王冶秋》），无不指向各种外部力量对自己的侵占或是“私有”。不论自愿与否，“鲁迅”这一符号所具有的巨大象征资本都早已使其成为各方力量争夺的战场。
不同于1927年的惊觉自己已成“公物”，鲁迅与左联的合作，更是一种对自身的象征资本的自愿让渡，是他与进步政党之间基于共同的抗争诉求而达成的某种契约。徐懋庸的信所透露出的信息是，左翼文学运动的真正危机不在于周扬派与胡风派的对立——这可以通过“实际解决与文字斗争”来处理——而在于这一契约是否依旧有效，左联党团是否依旧有权与鲁迅一起统筹其符号资本的管理权：谁有权合法地“私有”鲁迅？谁可以将鲁迅作为自己的“盾牌”？站在徐懋庸的立场上，左联党团对这一权力的垄断是理所当然的，亦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必要基础，也因此，胡风派对鲁迅的“据为私有”，以及鲁迅对此的默认，已经威胁到了共管体制的运作，从而构成了一种“恶劣的倾向”，并将导致左翼文学战线的分崩离析。

“陕北来人”

张大伟在《“左联”文学的组织与传播》一文中指出，左联党团与鲁迅之间的沟通机制的缺失，成为其最终解体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判断敏锐地捕捉到了左联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左联内部的沟通不畅问题，几乎伴随着整个左联中后期的全部历史。尤其是瞿秋白、冯雪峰于1933年离开上海之后，鲁迅与左联领导层之间的联系更是日渐稀少。再加上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阳翰笙、田汉、杜国庠等被捕，周扬与夏衍等左联党团成员纷纷被迫隐藏减少活动，沟通就愈发成为问题了。
除了客观环境外，周扬等人的一些做法，也引起鲁迅的不满。茅盾回忆，左联1934年的工作报告事先都没有同作为盟主的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我走过的道路》）。夏衍也承认，“鲁迅对左联的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懒寻旧梦录》）。之后的“萧三来信”及解散左联，更使得矛盾走向尖锐。左联解散以后，鲁迅明确表示不愿意加入新组建的文艺家协会，周扬曾对茅盾抱怨：“鲁迅不愿加入这个新组织，使他们十分为难，因为鲁迅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应该领导这个新组织。而且，由于鲁迅不肯加入, 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组织表示冷淡，这就使他们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我走过的道路》）这样的表述一方面再度向我们确认了鲁迅这一符号的象征资本对组织化的文学运动所具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向了共管体制的岌岌可危。
然而，这一时期的危机尚未导致公开分裂，周扬之所以找到茅盾，也依旧是希望以内部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维系一个继续以鲁迅为盟主，以左联（以及之后可能的新的左翼文学团体）为组织核心的左翼文学运动。重读夏衍回忆录可以发现，这一分裂的公开化，恐怕还要在冯雪峰回沪之后（在《夏衍谈“左联”后期》中，夏衍甚至借任白戈之口提到，“两个口号之争就是冯雪峰搞出来的”）。根据现有材料（程中原，1992），冯雪峰约于1936年4月下旬作为中共特派员到达上海，首先找到了鲁迅、胡风、茅盾等人。5、6月间，冯雪峰、鲁迅、胡风酝酿成立文艺工作者协会并提出新的口号，6月1日，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6月7日，文艺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6月15日，《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发表，此间，“两个口号”论争逐渐公开化，一直到鲁迅的公开信、乃至《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后，才慢慢得以平息。
在上述时间线中，冯雪峰与周扬、夏衍是否接触、何时接触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也正是这一点，成为夏衍回忆中反复致意的对象。根据冯雪峰与胡愈之的回忆，冯5月下旬就见了夏衍，周扬则拒绝与冯见面（《有关经过》；《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而夏衍却一再强调冯“先找党外，后找党内”，一直到7月中下旬双方才通过王学文得以见面。这一说法，从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一直坚持到1990年代的各种访谈与文章。在这种反复重述背后，不仅透出个人关系层面的对立（周扬晚年曾叫夏衍一起去看望病中的冯雪峰，夏拒绝了），更不难令人感到一种持续的、政治性的焦虑。这里的关键是，冯雪峰并非以个人身份回沪，而是作为中共特派员，作为“钦差大臣”来“管一管”上海文艺界的工作的，因而代表着党中央的巨大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夏衍所寻求与焦虑的绝非冯雪峰的个人认可，而是党中央对上海地下组织在失去中央指导的这段时间内所做的一系列工作的认定，是对自身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位置的认定。也因此，即便在五十年以后，夏衍依旧不无激动地写道，“我们这些人”在1935年与上海局和江苏省委失联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组织，团结和扩大了外围群众”，甚至还在“文化的各条战线上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当他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近一年，盼望中央能派人来领导我们，这个人终于盼到了”，这个人却“不理睬我们”，此时，“我们这些人的凄苦和愤懑，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懒寻旧梦录》）。
这些“凄苦与愤懑”源于对“巨大的成绩”的政治认定，而这些成绩中无疑包含了提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并推动国防文学运动。然而问题在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上海地下党自己根据“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提出的，“是上海地下党决定的，没有中央的指示”（《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在政治形势与路线斗争瞬息万变的1930年代中期，中央如何看待这一口号，便始终成为一柄悬剑。夏衍强调自己一再追问冯雪峰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意见，并要求后者请示中央，正是这一焦虑的直接展现——后来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在另一个层面上，对当时的上海左翼文学组织而言，作为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的出现真正动摇了前文所叙的共管体制的运作。假如说之前左联党团尚可作为中共意志的代表而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那么冯雪峰则作为“陕北来人”而切断了左联党团与中共的代表关系，甚至有取代左联党团成为中共意志在上海文学界的代表，与鲁迅相合作，接掌乃至重新组织共管体制的可能。虽然冯雪峰提出新口号时“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但对鲁迅、胡风等人而言，冯雪峰的身份本身就代表着某种党中央意志的在场。冯雪峰曾回忆，胡风等人在宣传新口号时，就有人提到这是由“陕北来人”提出、批准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陕北来人”所特有的象征权威（《有关经过》）。
茅盾曾提醒冯雪峰，“战友”之间的争论容或有之，但“在组织上不能分裂”（《我走过的道路》）。冯雪峰自身或许没有这样的意图，但他的身份与权威、夏衍等人面对这种权威的焦虑感、胡风等人在这种权威上发现的更新左翼文化组织机制的潜力，均构成了左翼内部危机公开化，也即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前提。

懒寻旧梦？

“两个口号”的论争虽然常常被归结为一场基于个人立场对立的宗派斗争，但内里却有其“不得不然”的源头。周扬派与胡风派的对立、冯雪峰的回沪及其后果，均暴露出内在于左联、内在于19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组织的危机，这一危机可以被归结为两个问题：谁能“私有”鲁迅及其象征资本，以及谁能代表进步政党的意志。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以及他对鲁迅被人“据为私有”的指责，虽然言辞激烈，却依旧可以被视为试图将鲁迅重新拉回原有共管体制的一次努力。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尝试只能遭到更为激烈的抵抗。
1934年秋，周扬找到夏衍，转告阳翰笙的建议，说“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要夏衍与鲁迅约定时间，一同去报告工作并听取意见。正是这次报告，在1936年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成为“四条汉子”出场的原本。一次左联内部的沟通尝试，自此成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分裂与对立的公开表征，以及反反复复的政治审查、检讨与斗争的核心议题。这使得夏衍在五十年后叙述这段历史时，笔下依旧时时隐现着某种紧张与焦虑。“懒寻旧梦录”这一标题，取自李一氓赠与夏衍的一副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较之这副对联，整部回忆录，却似乎透露着完全不同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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