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鹏 大学篇：大串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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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先生们：我虽是一位七十有六的理工科老高级工程师，但我的文学水平，充其量不过初中耳！我是五八年进入初中的。因当时大跃进，学校常停课大闹钢铁；我便与一些顽劣们不上课，外出玩；一个学期旷课达二百节以上。成绩除美术五分外，音乐体育尚可外，其他全不及格。我理所当然成了班上最落后的学生。高中虽然我发奋，考上天津大学；但我又偏科于数理化专业。所以，我的文学水平甚低。敬请大家不客气、及时指正我的缺陷！志鹏不胜感激。
我之所以萌发写过去一段历史，因为我一生是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我亲眼看见解放军进城，天翻地覆我都经历过；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写出来！


“大串联”这个词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和史学界中也可能再找不出第二个来。遗憾的是：五十多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正在被人们遗忘和淡化……时间可是一种强消化剂呀！它可以磨灭、削弱、洗涤一切。随着自然法则，我们这一代人，长则十余年，短则几年就会离开人世。在我回归到另一个世界前，我要真实地把这段史实原汁原味地写出来，供人们去深思、去反省；催人苏醒！不至日后，再让这种动乱再回光返照——悲剧重演！同时，我也要勇于破析我自己……

1966年，一场引起世界关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了使北京的“火种”像井冈山革命火种一样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方式席卷全国，中央文革小组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小将”的方式，策动和鼓励红卫兵小将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大串联。此狂浪巨潮还冲击了香港，波及到法国……

许多学生从当年的五六月份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串联，但我碍于学校内三军派与“8.13”派愈演愈烈的争斗；这时外出，怕别人给你扣上“不关心政治，思想落后，白专道路”的罪名，我也只好随着大流写写大字报，游行、静坐……饱经世故的家父来信告诫我：“你要吸取57年反右的教训，要紧跟党组织，听毛主席的话。”所以我很自然地当了保守派。就我们班而言，刚开始参加造反的“8.13”红卫兵并不多，但他们很快就壮大了起来。中国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紧跟党组织走也错了？天津市委万晓塘书记也突然死在家中浴盆内，大字报上讲他是自杀的。

随着天大“8.13”红卫兵造反的日益壮大、带有保守性质的“三军”红卫兵便迅速的“缩水”，特别是日见频繁的校里校外的武斗，学校的师生员工几乎少了一半——他们都外出、去串联了。我于10月29日与同班要好的朋友李骥、张铁义一起，我们三人也带上行李铺盖，登上去北京的车，去串联了。那天，天津已下过头场小雪，寒风吹着枫树的枯叶打着旋转、沙沙作响。我们离开校门时，路面上尚有一层薄薄的冰屑，踩得吱吱直响。北方的秋寒早冬要比南方要来得更早一些。令人惊叹的是：10月30号，无线电系的“8.13”请了其他系的“8. 13”来无线电系围攻武斗了一次，如那天我们三人未外出串联，肯定难免会被外系的人痛打一顿，好在“命运之神”保佑了我们；让我们躲过了这一劫。

因大串联，学生们乘车船出行仅凭学生证便可免费，加之从“5·16”通知后全国各院校停课闹革命，（原先搞文化大革命准备只搞半年，但后来的发展衍变，也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所以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全被迅速策动起来了。外地来的“红色干将”与当地造反红卫兵一拍即合，潮水般的游行示威，大字报指名道姓直指当地的当权派；推波助澜，红卫兵以“敢想、敢说、敢干”——威风不可一世，冲击着一切党政机关。人们以不解的目光，关注着这汹涌澎湃的时代急流……，因学生太多，“大串联”实实在在是一种“受罪”！火车上拥挤不堪，坐三人一排的需坐五个人，坐二人的必是三人。长座位下还会再挤睡一人，（长座位下，我也曾睡过一次，但窄小的空间下使人被困得无法动弹，而且空气异常浑浊，十分难受。）靠背和茶几上也都坐上了人，行李架上还有人把腿垂下来在你头上直晃悠；连厕所方寸之地也挤入五六个人，并男女混杂，人们想上厕所那是万万不可能了。有次，因人太多，我竟在厕所车顶角上挤了一夜除了屁股有点支撑外，手还要抓住另一处才可保持自己不至于掉下去，真受罪！一晚不能合眼。每每换车以前，我都少吃少喝，并预先挤空一切，以免“内急”之苦。车中的红卫兵因车内闷挤不堪，到站时，便极力把车的门窗关紧，不让外面的人群再冲进来；因这儿已经人满为患了；而门窗外如潮水般涌来的红卫兵便踹门、翻窗而强行要进入，不时会伴随着激烈的争吵和叫骂声，偶尔还会有小型的几个对几个的撕打的群架。那时人们讲：吵架，上海人行！他们讲着外地人听不太懂的方言，指指点点，口沫横飞；而且排队时只要有一个上海人，仅凭言语沟通，他们就会“同类项”合拼、并迅速扩大，增长极快；而北京的红卫兵——北方汉子心齐，敢大打出手。听学生们讲：有次，为了争坐位，上海十几个红卫兵与五六个北京红卫兵遭遇上了，刚开始，北京的学生还处于下风，他们人少，吵不赢，又听不懂上海话；最后他们抽出皮带来，在抽打的时候，上海的学生则大多逃散了，只剩下几个来不及跑的则着着实实被挨了一顿皮带，特别是那儿皮带头的厉害……

若从上车过道处朝里看去，里面则一遍人头，黑压压的，似乎人被挤成“压缩饼干”。有个冒失鬼，他要从这节车厢欲到另一节车厢去，他知道在眼前这种高密度人挤人的挤压的程度，仅凭自己个人的力量想挤过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早已挤实了。他便从这边趴上人头，在众人头上爬了过去；下面的人们愤怒地叫骂着，斥责之声一片，但因大家的双手被死死被挤压住，无法抽出来揍这小子；也只好让这冒失鬼的可憎身躯在人们高贵的头上爬了过去。可见，当时常乘火车几乎是一种“超级受罪”！好在那时列车因“让车”常常会临时停车，被“内急”憋坏的大男大女们又如博斗般地翻窗越门到外面去方便。男生倒方便，树下、墙角处到处都成了“临时的厕所”；而女生们则苦了，有次，我看到一群女生们，她们以她们特有的智慧：女生们面朝**成一个小小的人墙圈，中间的几个女生则急不可耐迅速地蹲了下去……李骥兄家在北京，他父亲在北京天文台工作。他长我几岁，他长方型白净的书生面孔，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神态，属于典型书香门第之后。他衣着俭朴、常穿着那件穿了多年、褪了色的兰咔叽中山服。我们商量：到了北京准备稍停留一日就动身往西南方，为什么朝西南方呢？因当时考虑到北方的天气一天冷似一天；而且西南方说不准，日后我们会很少去，趁这机会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好。李骥提前顺便回家探视了一下他的父母，顺便取换些衣物。而我和铁义就在北京站等候他，眼看上火车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尚未见到李骥，我俩正焦急得不得了，忧心忡忡时，我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我一扭头，猛然发现李骥正在我身后，他也满头大汗，他讲他找我俩找了好久。广播找人也找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又走到一起了。六十年代的北京火车站还相当陈旧，我有幸看到后来的壮观华丽的北京站，以及现代化规模的西客站。动身那天下午，李骥的妹妹也赶来为我们送行，李骥的妹妹面容与李骥很相似，但多了一层少女特有的那份女性魅力。她叮嘱我们要相互照顾……我们好不容易挤进北京站台，钻进列车。为什么讲是钻呢？因为当时的车门因学生太多往往被里面的人挤实，往往是关着的，我们只好从窗口钻进去。进入车后，我们一问才发现，不对！我们上错了车，这是一辆由北京往沈阳的车。我们三人又勿勿换到同月台对面去郑州的车。车上我碰到北京一位读初中的小姑娘，我就问她：“你串联到过什么地方？”“我六月份就出来了，全国各地现在就是台湾和西藏未去。”我才感到我们大大的落后了。接着我又问：“你们在学校也搞批斗吗？”因为我觉得高中生、大学生毕竟是读了许多年的书，至少批判的文章大家可以写，而初中生恐怕就难了；谁知那小女孩轻快地答道：“我们学校批斗党委书记和校长真逗人！我们学生先围一个圈。然后，我们把他俩叫到一起，先命令校长打书记一巴掌，但他不干。不干，我们就挑选几个个子大的小子用棍棒揍他，于是他只好轻轻地打了书记一巴掌。尔后我们又命令书记打校长一下……刚开始，他们俩还轻轻慢慢地相互对打，由于我们红卫兵两边都加油给几下子，这下双方可上火来劲了，他们俩最后打得连拉都拉不开，真笑人！……”听了这北京小姑娘的话，顿时，我似乎感到：有人在隆冬季节，从我颈脖子朝我内衣颈口内倒入冰冷刺骨的冰水似的——我的天！这叫“批斗”哇？后来，我回九江顺路探视父母时，还听到我当时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弟讲了一次更加叫人啼笑皆非的“批斗”，他们小学生把教室内的桌椅板凳搭成一个“狗洞”，要老师钻。不但学校如此，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单位都在批斗单位领导、批斗有知识、批斗有技术的人——全社会都疯狂了！失去了理智。

联想起那日，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时，看到在一座假山上站着几个人，低搭着头，弯躬着腰，纹丝不能动……而那些人身后则站着的是一排**、给他们以“专政”的红卫兵——他们身着黄军装，腰上扎着皮带。但他们与解放军不同的是军帽上挂着的是毛主席像章，左臂上套着红色的红卫兵袖章。

其中一位个子较小，年龄较大，清瘦的长者正痛苦地低头躬腰站立着。我听见身边围观的人们低声指指点点地说：那就是团中央“三胡”中的**！

当时，一种悲悯、暗愁和同情的复杂心情在我胸中翻滚，我不能理解！……我的父亲自打58年合作化后，整天没日没夜、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说不准这时在老家，他也正在这么没有人性，没有公理，更无申辨权，被惨遭批斗呢！

202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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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大串联（二）

“文革”中，我曾上北京去见过毛主席，时间是66年10月18号中午。头天的下午，“天大”校园里就传说毛主席明日要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爆炸性的新闻，使得校内的学生如同沸水开了锅似的，人们像潮水般涌向天津火车西站；在那个年代，能瞧见毛主席那是非常荣幸的事。我好不容易挤进一辆车厢，但由于车厢内早已挤满了人，我只好就在进车门过道处站着。由于人太多，我想蹲下来那都不可能，人紧挤压着人。说出来也奇怪：我能站着，而这脚怎么只能一只踩实，而另一只，只能虚提着——下面没有立足之地！

时间仿佛故意拖延似的一分一秒慢慢地过去，真心的等待，痛苦的期盼……由于这是临时加车，火车晚上十一点方才开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了凌晨四五点我们方才到北京站。跟着天津大学的人流，我看到了黎明前的天安门：附近一段长安街上两排整齐明亮的华灯和不停摇晃着的直指铅黑色夜空的明亮的探照灯光柱；以及在立体灯光交映下的天安门。此刻晨光微露，东方开始呈现鱼肚色，这座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古建筑，她是那么雄伟、庄严，似乎她也浸泡在狂风暴雨之中，也正在接受“文革”潮流的冲洗。人们被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整齐地安排在长安街两边，大家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歌声此起彼伏；我们在焦急地期待着……

中午十二点左右，突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几辆北京吉普车飞驶过来，身材高大，脸色血润、神采奕奕、身穿绿军装的毛主席站在车中，朝人群招手。车来得太快，去得也迅速，人们一下惊呆了，连高呼：“毛主席万岁！”都来不及，车便快速地冲了过去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数米之内近距离看到毛主席的风采！奇怪的是他的车后坐着的竟是邓小平，我看到邓小平的背影也沉思良久……几十年过去，那短暂的几秒是否“天”在向我示意：毛泽东之后，便是邓小平时代？！

大串联通过毛主席在北京数次接见红卫兵被迅速地鼓动起来了，使全国上下顿显 “星火燎原”之势。到处可看见横冲直闯、脸上尚有稚嫩之气的红卫兵……也不知是谁，领头推波助澜——学生们渐渐换上了绿军装，腰里扎着皮带，头上戴着军帽，但不同的是军帽上没五角星，而是端端正正地别上毛主席的像章，口袋里都揣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那时，大山里的孩子也出来串联了，他们可从未见过火车——这可怕的大铁怪物，巨大的身躯、威猛可怕的汽笛，当它飞速过来时，地面都“害怕”得发生颤抖。听学生们谣传：个别从大山中出来的学生正走在铁轨上，他们来自穷乡僻壤，从未见过火车；一声刺耳的火车鸣叫声顿时把他们惊呆了，他们竟顺着铁轨逃避这可怕的怪物；但他们毕竟跑不过火车，刹车后的火车依然拖着巨大的惯性快速地从这位年幼无知的学子身上压碾而过。他若从铁轨朝旁移几步不就逃生了么？但人有时会急中生智，也有慌不择路之时。“文革”中不少碾压死的学生是在火车行驶到车站，车尚未停稳仍之时。由于那时铁路系统也处于半瘫痪状态，即使有人管，可在那个特殊失控的时期，到处都是蜂涌而至的红卫兵，铁路人员也管不了许多，两边欲抢座位的红卫兵人潮便迅速地挤上尚未停稳、仍继续滑行的列车，于是便有些人被挤下车轮……惨剧就发生了。我家屋后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我听妈讲，她就是这么死的。

北京到郑州不要多少时间。为什么我们要在郑州停下来呢？目的是要参观一下历史上有名的“二·七”大罢工的革命发源地，接受革命的传统教育。我们瞻仰了“二·七”大罢工的纪念馆，当时的“二·七”展览馆，除了有专门的女讲解员外，还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汉，他当年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并由他讲述了中**员林祥谦 、施洋大律师等烈士的英勇事迹……

  郑州有座并排的双座七层宝塔，高七层，大概其寓意为“二·七”之意吧！当时我们三人被安排在郑州柴油机厂接待站住下，我们顺便到各院校和机关单位去看看大字报，在郑州我们都是自己掏钱买饭吃，睡的是地板统铺，电、水等等则都是免费的。也有因丢失财物或种种原因无粮票、缺钱的学生，还可在各单位登下记，即可以暂欠的方式来餐饮和**。

在郑州挤公交车时，由于人太多，李骥尾随着几个红卫兵朝车门挤去，不意前面一位十几岁高中模样的小伙子猛地用肘部朝正向车内挤的李骥胸部有意识地撞了一下，这小伙子不道德的行径叫李骥勃然大怒，他一下把那小伙子拖扯到车外来理论，谁知这小子竟是四五个一群人，看到有麻烦，顿时他们同伙都从车内跳了出来，气势汹汹的，他们看见李骥没戴红卫兵袖章，便大声吼道：“什么出身？是不是黑五类狗崽子？……”并拉扯着要打人，我立刻上前制止，因我戴着“天津大学红卫兵”袖章，争辩道：“是你们先动手打人，还讲不讲道理？……”这时后面的其他院校的红卫兵也指责这几个小伙子不讲道理。听口音，这几个毛头小子是上海人，充其量仅是高中生，在体格上他们还不占优势……那时，碰到这种事大家都敢直言；一看形势不对他们不利，这几位上海延平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红卫兵灰溜溜地走了。

李骥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书香门第，本应是很不错的。可在那愈穷愈可靠的“唯成份论”的年代，如果以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地主的排布顺序，他家相当于富裕中农，是“团结利用的对象；而不是贫农、下中农依靠的对象。在那妖魔化的年代里是要矮人三分的——底气不足。好在我与铁义在场，否则，他一个人可就要吃大亏了。

厂招待所一位中年工人师傅无奈地告诉我：有一位北京的中学生在他们那欠费吃喝，现已长达壹个多月，因上级有指示，要招待好各地的红卫兵——革命的小将，所以他也不便讲这十三四岁、尚是孩子的红卫兵周××，他就拜托我们替他讲讲，因我们比小周大几岁，而且我臂上还戴着“天津大学红卫兵”的袖章，他也可能会信服。受人之托，我便郑重其事地与那姓周的毛孩子谈了谈心，规劝了他几句……那个小孩虽说顽皮，但也蛮懂道理，点头称是，那大大眼睛、圆平头、机灵小鬼似的他第二天便到其他地方去了……

因我们仨人预计好到延安去，去更进一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所以我们坐了去西安的火车离开郑州。约莫傍晚时分我与李骥、张铁义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临时改为乘客用的餐车。那时我二十一岁，正是身体灵便又壮实的年龄段，所以在挤车占位方面，我们仨均占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知道：从车门是无法进去的，它早已被人堵死；我们往往是从站台，找到窗口，然后用手伸进缝隙，向上一抬，约莫头可伸进去，我便伸进头，以肩膀的力量一下顶开那绿皮车可上可下的玻璃窗。而那些初中生由于年幼太小，他们就惨啰！他们很难挤上车。人与人几乎都是贴身而坐，人挤人已经到了再无法添加一人的地步。好在那是十一月份的秋冬季节，如是盛夏那就要热病不少人了。由于人多，空气浑浊，所以我们预先抢占好一个临窗的位置，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坐在一个面对着餐车特有的木条条组成的窗隔板处，这样我们就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了。

上车后，约莫到了夜晚七八点，铁义对我讲了句：“糟了！”我便问：“怎么啦？”“闹肚子了。”由于餐车上没有厕所，即使有厕所，里面也早已涌进几个人挤着、站着，而且男女混杂，如何能解手？

由于肚子疼，铁义似乎脸色都变了，他痛苦地捂着肚子，低搭着头，我们安慰他，“等临时停车吧！”

六十年代，中国的铁路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听说只有京广线的部分为复线外，其他许多地方都是单行线，所以，常有为让车而临时停车的现象。

火车时快时慢地朝着我们的目的地——西安而去，因为西安从地图上看，距离延安最近。我们之所以打算到延安去，那是因为那是革命的圣地——延安！在那儿，共产党和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极端困苦的情况下，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所以，我们准备和许多红卫兵一样先到西安，再步行或乘车到延安去！大约夜上十点左右，突然火车喘着粗气停了下来，好不容易盼到这“救苦救难”的一刻。我知道，若再不停车，铁义就支持不住了！不要我们提醒，张铁义他便迅速地翻窗而下，我就立刻听见车外“啪啪……”一种因肚子坏，拉肚子的声音……按以往的习惯，这车要停一段时间，少则一刻钟，多则几小时。而这次，它却像精神病似的仅停二三分钟，而且，他也不预拉汽笛，而是火车先突然启动，再拉响汽笛。我焦急地摧铁义赶快上来，也不知铁义擦净了否，他就猛然向前，朝已启动滑行的列车窗口飞扑过来；车在滑行，他在狂奔，而列车正在有力地加速……好在我在学校经常锻炼，力气也大，我一手吊起铁义，另一只手在他离开地面前也相互扯上了。张铁义，河北人，白白胖胖的，一米七出头。当时他的体重绝不少于一百三十斤。我在窗边把他吊起，离开了地面，但凭我一个人的力气还无法把他扯上来，我连忙叫李骥来帮忙……等我们把他从窗口拉进来时，这列车已是相当快的速度了，“呼，呼的！”事后，想起来真可怕：如我失手让铁义滑下，他很可能会被在高速运行中的列车被推吸到飞速的钢轮之下；或者，如果当时没抓住他，即使未死于车轮之下，由于是在荒效野外，当时是晚上十点左右，四周一片漆黑，连一盏灯也没有，大西北的狼群正饿得“嗥嗥”直叫，不被它们吃掉，晚上也会被冻死……生死只在瞬间！这简直就像影视戏中的特技镜头。多年后，我回忆起来依然心跳不已，不寒而栗！

到了西安，我们仨人由红卫兵接待站被分配到市委党校住下，这儿离大雁塔挺近。西安城很美很美，古色古香，道路如同棋盘似的——平直、宽敞，而且分布有序。我这人一生好游乐，也到过不少城市，但看到像西安这么工整、这么亮敞的的道路真还是第一次。据讲唐朝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还要大好几倍，可见当年盛唐之雄伟磅礴。夕阳映照在高大古城墙上，使人很容易联想起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远古的时代没有机械化，人们用极其原始的工具竟能建造出这么雄伟的、壮观的城池来，实属不易。路边老乡们席地而坐，热情地叫卖，**着山核桃和鲜果。

唐朝为取经回来的玄奘大师藏经书，专门盖了一座闻名中外的大雁塔。大雁塔高七层，这塔很可能是仿当时印度塔的型式做成截面为方型的塔体。那天我们仨人登上了大雁塔，在塔顶层眺望西安城，东南西北纵横交叉的车水马龙立刻尽收眼底，十分壮观、雄伟。我们在大雁塔前还照了张像片。但大雁塔上有不少不自觉的人留下永远招人遣责的“猪名狗姓”！后来我们还在宽大的西安城墙上走过，走在这壮观的高墙之上，我浮想联翩，当年的长安城真可谓是世界级的大都城哇！

为看大字报，我们还到了西安交大。西安交大的规模在当时的高校中也属前列。他们也和我们天津大学一样，师生员工也分成两大派，大家也成天没完没了的争斗。校内也是呈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霉的当权派们都要在运动中像运动中所讲：“经风雨，见世面。”饱尝“坐飞机”之苦：那九十度的弯腰，低垂的头，几小时不吃不喝，又不能“拉”，丝毫痛苦的摆动换位必遭暴打。诸君有兴试一试，就知当年那些人的痛苦，且不说私下里如何整治，真不知他们是怎么煎熬挺过来的。“马屁精”林彪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不止一次地讲：“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而红卫兵私下讲：“文斗只能触及灵魂，武斗才能触及皮肉”。那时还流传这样的话：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

20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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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大串联（三）

当时西安城内，外地来的红卫兵也顶多。大家都讲：“兰州——拦走”，“西安——西按”，由于人多而火车少，火车站每日则人山人海。我们想到延安去，但须先要坐火车到铜川，再乘汽车或步行方可到延安。那日，听说有去铜川的火车，我们仨人便背上行李赶到火车站，但火车站要人们排队等候，而且要有预先有签证；若等待签证也可能我们还要等七八天。当日去铜川的火车还不让无签证的上，我们仨人就尾随着许多未登记的人们，排在要去铜川火车的人流之后进去挤。铁义顺利地挤进了车站大门，而我和李骥却被当地几位红卫兵，以无签证为由，死拉硬拽地把我二人拖了出来。我和李骥与铁义打了声招呼车上见后，我们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人流冲散……，我们必须进去，否则我们就会中途离散。后，听说有人从天桥跳下去，可进入车站内。我和李骥连忙赶了过去……但那地方早已有人看守，但这依然阻档不住仨仨俩俩朝下跳的人们。

因前面有人要跳下去，我趁看守的人追前面的人，背着行李，笨拙地从天桥朝下黑糊糊之处跳了下去……，哐啷一声，我顿时感到右脚跟撞上了一块硬梆梆的石头之类的东西，一阵钻心的疼痛，顿时叫我无法站立起来。这倒霉的行李——背上一床大被子，竟使我如此笨拙；也有许多人未带——因各地的红卫兵招待站内都有铺盖可借，不过，睡的人多，太脏。随后，上面又跳下来一个北京的女红卫兵，她见我坐在地上呻吟，站不起来，连忙走过来搀扶我；我在这里要谢谢这位好心的大姐，她扶着我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李骥和铁义，他们正在一个畅篷货车厢中正焦急地等着我。上车后，他们给我移了一个位置。深夜，我们才到铜川；但我的脚痛得很厉害，一瘸一拐的。看来，步行上延安不成了。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分到铜川的药材公司休息。好在到延安的汽车顶多，明天就可成行；我们很高兴。我想：这与当时注重对革命的传统教育有关联，到延安瞻仰的人特别多，上级也异常重视，所以由铜川发往革命圣地延安的卡车自然也就多了。

十一月中旬，铜川已很冷，地下都结冰了。走路时还可听到脚下吱吱的响声。我与铁义他们在铜川中学找到一位校医，当我脱下鞋袜时，才发现我的右脚的脚根部都青紫了，皮肉内的瘀血很严重。医生给我擦了一点松节油后，似乎脚痛要好一点。

第二天，天尚未亮，红卫兵接待站就通知我们上车了，这些车子都是拉货用的大卡车，我们只好席地而坐。由于没有路灯，汽车都亮着大灯，黑夜里的车灯照得很刺眼。几辆车子鱼串般开动起来，在大西北的公路上形成了一条光带。汽车沿着弯曲的爬山公路，急急飞驶，越过一座座高山峻岭，我们所处的海拔高度显然越来越高了。由于天气阴霾，刚刚还下过一场夜雨，寒风一吹，显得更冷了；但天际上尚有几颗闪烁的寒星……同学们不时唱起“革命造反有理”和热爱毛主席的歌曲。路上步行上延安的红卫兵也很多，他们带着红袖章，打着红旗，列队而行。我们在车上频频向他们热情地招手、欢呼。好在那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们才能抵挡住车厢外吹过来的阵阵寒风。下午四点我们才到延安，看着巍峨的宝塔山，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似乎这一天的奔波劳顿之苦瞬间便消失了。

在这偏僻的山沟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中国上空乌云密布时领导了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了八年浴血奋战。延安曾为许多革命青年所向往和追求；而从这儿又走出经过党中央和毛主席培养和教诲的许多革命干部，他们纷纷走向各个抗日的战场……晚上，宝塔的灯光四射，似乎它在召唤我们这些革命的小将们。

第二天，天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下个不停，云雾笼罩着时隐时显的山头。当时我们住在山上的政治学校内，道路泥泞很难行走。

那天上午，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展览馆。在我印象中，一座不太豪华的屋厅里，在一大玻璃框中，有一匹毛主席曾骑过的大白马死后制成的标本；由于风干后皮肉的收缩，估计它比真实的马匹要小了许多。我还抄录了墙上挂着的一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曲，接着又参观了凤凰山下的石头防空洞。

第三天，天放晴了，我们仨人沿着延安大街跨过延河桥走了很远来到了枣园。这里挺宽敞，老乡们种了不少的枣树。我们瞻仰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住过的窑洞，参观了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纪念张思德同志讲话时的讲台。

从枣园打回头后，我们又来到杨家岭，此处似乎是座教堂，在这儿曾召开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我们还到了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曾劳动过的一块地里，大家缅怀对领袖的敬仰之情，每人都挖了几锹土。

后来，我们又瞻仰了延安烈士纪念塔，它依托黑茶山，傍靠延河水，塔上有周恩来总理题的“黑茶山顶延河水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词，傍边有座王若飞、关向应、叶挺等人的纪念堂。

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对毛主席那种崇敬之情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第四天我们准备离开延安，返回西安。晚上，我们仨人就在延安城内转悠，李骥和铁义还到了宝塔山，而我因脚痛就没去。六六年，延安还相当艰苦落后，入夜，路灯都很稀少，当时的延安就如同今日的城乡接合部似的。

我们在延安呆了三四天，住在一个大木屋里。服务员都是当地农村的黄毛丫头，非常朴素、单纯。我记得因下雨，有个红卫兵朝她们要套鞋，他非要那女孩把脚上的套鞋借给他，结果把一个小姑娘给弄哭了，我对那小伙子的非难和不近情理感到他太不自觉了。

后，听说延安到铜川的汽车有余票，我们三人就离开延安返回铜川；再沿老路，由铜川回西安。到了西安后，我们就不敢再出火车站，因为若出站，恐又不能轻易进来了；我们只好在站内等南下成都的火车。记得那是一个入夜约十点钟的夜晚，天还下着濛濛细雨，大西北深秋的天气已是阵阵寒意了；还算顺利，我们又登上路过西安去成都的火车。

从西安出发到成都一段，几乎都是山洞连着山洞。火车走得很慢，时时还得让对面开过的列车。我真惊叹：我们的前辈以大无畏、愚公移山的精神、锲而不舍，执著地从这崇山峻岭之中开凿出这绵延千里的通道，真不知多少人要为此付出血汗，甚至生命。

由于当时我疏于文字记载，仅凭时隔五十余年后的回忆，有些事很可能会有疏漏、模糊或重迭，甚至颠倒。我已记不清准确的时间和位置，但能大概记得是在大西北的这一带的路上，那天，火车似乎有意识地停了下来，因为这儿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欧阳海舍身救火车，英勇献身的地方。人们都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心理，到这儿瞻仰哀思、祭拜他的英魂。我觉得此处应设一个站，并以英雄的姓名命名，车到此处应鸣笛，列车上应不断地讲述英烈的光辉事迹，让人们永远缅怀、学习欧阳海这不朽的精神！那日，天气阴沉，毛毛细雨使铁轨都变得湿漉漉的，四周雾濛濛的，我依稀记得周边有着小山丘。车停在一个拐弯处，人们都下车了，这儿便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欧阳海舍身救火车的地方……人们都怀着深深的敬意看到铁路边一座巨型雕塑，一个战士奋身推拉着躺卧在铁轨上的马匹，那马背上尚驮着钢炮之类的东西……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仿佛又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平凡的战士——他当时完全来得及一个人逃生，而躺在铁轨上的马匹和马背上的辎重就会使急驶而来的火车造成脱轨、颠翻——立刻血肉模糊、死伤一遍，惨不忍睹……而欧阳海却把生的希望和安宁留给了人民；使劲把马匹推向铁轨外，而他却牺牲在尽管急刹着车、但仍拖带着巨大惯性、尚在滚动车轮之下；人们叹息、敬仰、心潮澎湃！

人一辈子几十年，很容易过去。为了自己的理想，耀祖光宗，去奋斗拼搏是一生；为了一家老小饱暖，儿孙满堂也是一生；而他为了人民，为了社会公德，为了千百家的安宁，他却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着实令人起敬，感慨万千！

我想：一个人为苟且偷生，连起码的一句公道话都不敢讲，畏首畏尾，唯唯诺诺，这在烈士欧阳海面前也就显得太渺小、无耻和低劣了。我揣测那次停车是上级的授意：是有意识让所有火车都在那处停停，让人们接受这真实的革命教育——这是个在祖国西部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一个僻静铁路旁，英雄形象的雕塑凝固了烈士舍身救火车前那一个瞬间的生死时刻……天下着冰冷的小雨，似乎苍天也在为英雄而伤心落泪！

车到成都了。我本想找一找高中时一位同班同学袁可风，但那天他不在四川大学，我通过校内广播找，也无回音。我们就顺便随许多红卫兵到当时名噪一时的四川大邑县大地主庄园刘文彩的庄园去参观，当时为配合抓阶级斗争的需要，在那儿还设立了“收租院”的巨型泥雕塑。这批艺术品当时中央极为重视，还拍了电影，所以这也是我们受教育必到之处。刘文彩为了霸占别人的良田，他把四周的田地都买下，然后，切断中心的水源，让他人无法耕种，最后再低价强行收了进来。这种带黑社会、丧失社会公德、丧失道德良心的人确应自食其果，不得善终。

我记得刘文彩的厅堂为木雕结构，内设夹层暗道，以便藏觅搜刮来的黄白之物。他家的椅子中镶有贝壳之类的花纹，极为华贵。据讲解讲员讲：这种椅子只有故宫中西太后才有。似乎是刘文彩的第七个小老婆喜欢吃鸭掌，所以她一顿饭要宰杀不少鸭子，庄园的确很奢侈……

大千世界，凡事都有限度。就像优选法中“黄金分割”，过高过低处都不是最佳值。社会的贫富如“文革”前大家都三十六元钱，一拿就几十年，这社会就无原动力可言——人们只能均分天下的贫困！而两极分化差异太大，特别是大多数弱势群体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这个社会就会处于大革命的前夜了！故此，历史上许多次农民起义，都在天下人连粥都没喝了，卖儿卖女，饿殍盈途；于是，便有陈胜吴广式人物奋臂一呼，天下必揭竿而起；始皇顿成“屎黄”了。正确的做法：应承认差异，确保民主法治下的正当竞争，选贤任能；但两极分化也不能太悬殊，天下方百业兴旺，才有国泰民安！

不日，我们离开古人称之为“绵城”的成都到贵阳去。那日火车中途不知为什么竟在重庆停了约半个时辰，而且是夜间九、十点钟，在菜园坝车站处。我们走出空气浑浊的车厢，呼吸了一下潮湿阴冷的重庆空气。入夜的重庆山城，由于山地地形把万家灯火凸突出而形成立体灯光结构。在六十年代，公共路灯不像现代的今日华灯齐放，辉光耀日，那时路灯也昏暗得星星点点，与万家灯火无别；地下的灯火与天际穹苍的繁星绵连成一片，我们几乎分辨不出哪是灯火，哪是星星了……

我似乎有一种预感：因为那时中国与苏俄关系日趋紧张，毛主席的“大三线”的构想早已普及人心，我估计自己日后会到“大三线”来工作，说不准就在这神秘莫测美丽的山城——重庆。两年之后验证了我当时内心中的预感。六八年，我被分配到重庆地质仪器厂；九年之后，七七年我才调回老家九江。但遗憾的是在重庆那段岁月，由于“文革”武斗，整个四川陷入最贫乏最困难时刻，我来到重庆；而改革开放后，四川迅速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繁荣时，我又离别了她。回忆我在重庆这九年中，吃了太多太久的藤藤菜；没完没了的芋头、芋母、芋孙和皮糙肉厚的牛皮菜……

我们在贵阳小住了一日，参观了贵州省文革抄家时缴获罪状的展览会。顺便也到处看看大字报，但在贵阳吃饭时，我第一次吃到“鱼腥草”这种植物；据讲这是一味中药，它有着一股特别的鱼腥气味。在文革之前，贵阳到昆明一段铁路尚未通，故此许多地图上尚未标出铁路线的印符。幸运的是，那时贵阳到昆明刚刚通车，加上人们对云南昆明许许多多的传说，如雷贯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又搭上去昆明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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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大串联（四）

串联昆明

到了贵阳，我们就听见许多红卫兵们讲的趣闻：谣传云南西双版纳有一少数民族非常好客，只是当你向别人讨水喝时，如对方是位大姑娘，你可千万不能朝姑娘笑，否则她会误认为是你向她求爱；有位大学生就因为笑了笑，就被寨内的人强行留下，后由当地的政府出面做工作，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三月三”是当地少数民族年青男女一年一度的约会佳期，许多外地人为猎奇也会风涌而至，希望一饱眼福。但少数民族的青年们却有意拖延，直到人们渐渐散去的下半夜，他们才举着火把，迸发出情哥爱妹的激情……

当时人们都谣传“云南十大怪”，但我现在只记得其中：“三只坟子，一盘菜”；“汽车跑得比火车快”；“草帽当锅盖”了。神奇式的传闻也促使我们以期盼的心情希望到云南昆明去看看。

“昆明四季如春”这是我们中学《地理》课文中描述的一句话，故而，人们把昆明亦称之为“春城”。

“春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冬暖夏凉的气候；它便成了我自少年时就已向往和追求的名胜之地！

我们三人在贵阳挤上开往昆明的火车后，由于车厢内已是超密度的人群，空气特别浑浊，长座位下的睡位和过道上的站位都早已挤满了人；好在已是深秋天气，如若是盛夏不知要有多少人要中暑病倒。火车开得很慢，并时不时还要临时停车。我们在车上的吃喝仅靠带来的干粮和水；为串联喝水方便，我还特意从商店买了一个铝铸的水壶。

听车上红卫兵们讲，有位教师在串联时，很想顺路去看看自己阔别数月的妻子，但火车路过他欲下往的目的地时，却未停站，而是继续朝前开；情急之下，他便在飞驶的列车上从窗口翻车跳下……由于他没有电影《铁道游击队》那帮高手的本领，一下摔死在路边碎石旁上……可怜，读了一肚子书的人，竟这么轻易地死了。他年迈的父母和年青的妻子这辈子不知要流多少痛苦的眼泪呀！因他离世，他失去父爱的孩子必会自小就要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命运起伏、变化无常的洪流中，在茫茫人海中独自去探索……

车厢里的人们拥挤得只能站立着，时间一长，人实在忍受不了，我就像有些同学一样攀到行李架上，躺下来；这下可舒服了——我坐了一段“卧铺”。我清晰记得当时那行李架是一根根园木条穿架在铸铁架之中而组成的；上面的空气远比下面清新，我庆幸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躺卧在这不易到手的“上佳座”上。

到了昆明，找到红卫兵接待处，我们被安排到昆明工学院。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到各院校去看大字报。当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自己也慢慢开始捡点自己的“保守”来了。运动中揪出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多边的武斗也愈演愈烈……听一个红卫兵讲：湖南某派把另一派的人抓住游街，其中一个女学生就效仿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高唱“砍头只当风吹帽”穿街而过，情真意切、可圈可点！那天看了一上午大学报，回到工学院吃饭时，食堂人都快走光了，只剩下几位食堂的师傅。那时，人们对串联的红卫兵都很热情、友善。那餐饭吃的是肉片炒花菜，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的花菜，（江西那时尚未有这种蔬菜。）因我几乎是最后几个人，饭菜还剩下不少，所以师傅特地给我多加了一勺菜，顿时，饭面上堆满肉片炒花菜。那天夜上，我们不经意地碰到同年级的崔诚，他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也属保守派。他外出串联时，到校财务科去借支，由于学校的财务科已被造反的“8.13”接管，所以他去借支100元时，科里的对立面就故意给他一元一张，十元不给；弄得厚厚一叠。夜晚睡觉时，偷儿趁他睡熟之际，把这一叠钱整个给偷走了。当时，100元相当于我们在校四五个月的生活费，可不少哇！；所以，他在外串联时只好在各处借支着吃饭。好在当时有中央下了文件，要地方上接待好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革命的小将们；凡无钱无粮票的学生仅凭学生证亦可借支。那天，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我校无线电系两位老师。他们讲我们三人真幸运：我们是10月29号走的，故此侥幸地躲开了外系30号对无线电系三军派的一场围攻武斗——他们正是被冲击、围打后方外出的；如果那天我们在校，说不准也会被外系的学生下死手痛打一顿的。问题很清楚：如果本系的人对我们动手，人们可能会认出来；他们干脆去请外系的人来作打手……看了一天大字报过后，我们便听到种种传闻：讲昆明的滇池和西山如何美，于是，第二天我们三人一大清早便赶到滇池去。昆明的人也可能是特殊温和的气候造就的那么特别友善温和客气的性格，当我们向他们问路时，他们都客客气气地指点着……

在昆明我们仨个人在途中认识了三位昆明医学院的女孩子，她们正好要到桂林去串联，与我们同路。这真像歌词里唱的：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青的朋友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我们那时也已是大男大女了，情窦初开；男女对异性那种天然、水火不避的激情促使我们很快就谈得欢声笑语了。她们是中专生，比我们小几岁。我当时都萌发一种神奇的想法：正好“三对三”的“男学工，女学医”最佳搭配啊！其中一个皮肤较黑的姑娘很活泼，很健谈；她主动与我攀谈。在开往滇池的公交车上，她似乎有意用她柔情的胸部压在我正扶在颠簸不止公交车支柱的手上。我不好意思本想松开——但我立即会失去平衡和支撑；同时对她，我也不礼貌——或许她是无意的呀！她们三个中，还有一个身材修长，面容清秀；皮肤白净的姑娘，但她比较含蓄、内向。另一个我已经没印象了。不知不觉我们便到了闻名天下的滇池！

昆明的西山是在滇池一侧，天然而成、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峨雄伟的大石山。此境真乃依山傍水，美不胜收。相传这还在南北朝时，梁王就在临湖沿山的石壁上开凿出一条石道；清朝道光皇帝又花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才开凿出“龙门”。山上还有几处静雅的道观……那天，风和日丽，山青水秀，我仿佛置身于画中；此处真是修行养性的好地方呀！攀上西山的龙门，我们向山下一看：呀！我惊叹天下竟有这般一碧万顷、美不胜收的仙境！清风习习，碧空无垠，悠悠白云浮移在蓝天之上、阳光和煦；而这滇池恰似一面硕大无比的“湖镜”把天上的苍穹倒映过来,洋洋大观！人若立身在西山龙门之上，滇池全貌立可尽收眼底，一览无余，真是水天一色。天是瓦蓝瓦蓝的，水则清澈碧透；远处分不清是湖水还是天际，它们相互交映融会；白云映在水面上的倒影慢慢飘移，微风徐徐，人似乎醉步进入到蓬莱仙景。我与李骥兄还在龙门处还照了一张像。几十年后，我偶尔翻到这张发黄的照片时，心中感慨万端：当时我们还都那么年青，书生意气！那时我们的心志，正如毛主席在词诗中写道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下山时，西下的残阳把美丽的山水又浓墨重彩地涂抹了一层金黄色；没想到火红的夕阳与嵌有金边的火烧云竟有如此的美感。在西山一松林边，我突然发现了聂耳的坟墓，旁边还有聂耳母亲的坟墓以及李公仆的坟墓；当时他的坟墓不大；与普通墓差不多，唯有在他坟墓旁边有一棵苍劲的松树，落日的余辉使它变得那么尊严和高大……不似后来——我2006年，即四十年后第二次看到的聂耳墓——已经是那么豪华、壮观——早己成一庄严肃穆的大陵园了。聂耳的墓碑碑文是由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郭沫若亲笔书写的。聂耳英年不幸早逝，他死得太年青、太突然，不然，他定会给中国民族音乐留下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但叫我称奇和费解的是：聂耳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必对他恨之入骨，在这风口浪尖时，人们怎么会让他到日本去？！他的死会不会是日本浪人的谋杀？恐怕不是简单的溺水身亡吧！

我记得那次下山时，夕阳的余辉血红血红的，重重涂抹在聂耳的墓和旁边无数挺拔而起的翠松上，似乎苍天原野也为这位英才赞佩、敬仰……四周静静的，只偶尔听到松涛沉重的叹息！我在聂耳墓前站立良久，思潮起伏；人一生就应把自己全部的热和光无条件奉献给民族的解放和兴旺上！





2006年我因岳丈90大寿，我与妻到贵阳祝贺，顺便再次来到昆明西山；整整四十年过去，这下也圆了我多年想再拜见一次滇池和西山的夙愿。但这次的景观早已不是那时纯天然的美了；当年的西山和滇池如同是一位不加修饰点缀、天生丽质、脸色绯红、透着青春活力的秀美村姑——人面桃花叫人永世难忘；而如今的滇池已被视寸土为金的房地产开发商们与权贵们大大地挤压了；看起来，多了不少人文景观。在依山凌空而上的缆车上我们悬湖而过，我猛然看见湖中被隔出一部分——水面上面飘浮和堆集着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味、类似发泡的脏物。竟管我们是高高坐在缆车之上，但依然可闻到这令人作呕，刺人心肺的恶臭；空气不再像当年那样沁人肺腑般的柔润，天空也不似当年那种纯净般的瓦蓝，站在西山高颠之处一看，多了许多现代建筑物，那令人心烦的“人文”正吞噬着西山滇池大自然赋予的那种流光异彩的自然风光！内心那种崇拜、向往之情顿时大打折扣……

短短四十年，由于人们的短视、愚昧无知，加之昏官庸吏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污染就像恶癌毒瘤般把青山绿水变成“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污山浊水；人们可千万别等到后悔，因无知而祸及子孙时；大家才会噬脐莫及，但那时为时已晚矣！

叫人心慰的是：人们现已开始携妻带儿、衣着华丽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人们熙熙攘攘的带着摄像机、照相机、吃着美食、喝着饮料，不再过着过去那种“平均贫穷”的苦日子。我们大串联时，人们过的是尚不知“旅游”两字是啥含意；咖啡、可口可乐是何物的穷酸日子。但有识之士必需记住：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实惠仅仅是个开端，我们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贫困线之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均收入可能还在中下，与欧美比，我们还不在一个数量级。我们还需努力！再努力！！

最后，我与妻游到一气势磅礴的貌似纪念堂的现代建筑物前，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聂耳的纪念堂，其中心处，一尊正低头沉思救国救民道理的聂耳雕塑隆重而又显眼地挺立在中间，他的墓已扩建成让人瞻仰、肃然起敬的花园式的陵园。旁边还有介绍他的生平业绩的纪念厅堂，人们都怀着肃穆、尊敬的心意去参观；连说话也低声而语了——国家是应该给这位大中华的人民音乐家应有的地位，是他以奋斗不息的气质和音乐激励着国人、同时把毕生才华都奉献了人民！

如果我们所有的青年都有聂耳这么远大的心怀和抱负，人人励奋，西方列强和东洋倭寇还敢入侵烧杀大中华么？若百姓视之为“表率”的公仆们，能日日事事以百姓为重、尽“天下为公”之责，显凸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来，大中华扬眉吐气的日子就不远了。我真不明白，那些贪腐者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自己一辈子能消受得了么？留下这许多来历不明的“黄白”之物，留给后人还不“优杀”了他的子孙；人活着就要像聂耳一样，此生虽短，但分分秒秒都应当为人民而鞠躬尽瘁；人们将会永世记住他，万世留芳！

20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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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大串联（五）

游桂林

在昆明呆了几天之后，李骥、铁义和我就准备返回天津了，我们与那仨位昆明医学院女生一同上了开往桂林的火车，“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早已名满天下，震耳欲聋，因正我们归途要路过桂林；于是我们仨人一致决定在返程时在桂林逗留二天。

车上人相当挤，我因找到行李架上的“上佳座”，正在自我庆幸时；我从上朝下瞧，就看见医学院那个长得漂亮，婷婷玉立，胸部丰满的女孩正被挤在过道之上。一个浑小子似乎有意识地沾便宜；他用他的肩背着实用力贴着她无法移动的胸怀，用力挤了过去；他这不道德的行为夹杂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那姑娘以无奈和无助的目光看了看我，我只好同情地对她摇摇头。男人若不好色，那绝对有病！但作为人，则必须以礼仪和廉耻来约束自己，否则，便是畜生！我估量这浑小子将来沾便宜习惯了，他迟早要犯大错误！我对我娘极孝顺，她老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在这方面不敢越雷池一步。下车时因是在后半夜，人潮如流，我们与那三位女孩便被冲散而不知去向，不辞而别了……

到桂林时，已是午夜了。六十年代的桂林也可能还比不上如今一个县城；夜晚灯光昏暗；夜深人静，稍远处便是一片漆黑。当地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一间形同仓库般的大屋内，里面早已睡了不少人。那时，我们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地下铺点草、席地而睡的“大统铺”。

旅途中的劳顿使我很快进入了梦乡。自打高考之后，我便养成一个“闻鸡鸣，立起床”的习惯，即使是我在后半夜入睡亦如此，所以我一生从无睡懒觉的恶习。那日醒来约莫是五更天的光景，桂林11月份的天气并不太寒冷，由于屋里睡地铺的学生人多，空气很浑浊；工作人员为使室内空气清新，大门竟一夜开启未关。所以我一觉醒来，便一眼从大门看到晨曦之中，对面的远处有一座奇异的山峰顿显在我眼前（也可能是月牙山。）；尽管天还灰蒙蒙的，苍穹中还闪烁着几颗寒星。天也渐渐大亮了，微明的晨光使东方的天际泛显着鱼肚色，几朵灰黑的云在旭日照射下，如同镶嵌了金边，闪闪发亮。灰蓝色的山峰还浸泡在乳白的晨雾之中，桂林的山峰似仙似怪，真乃鬼斧神工、天然造就；桂林的秀美立即激起我要去饱览的热忱。由于连日奔波，疲倦的铁义和李骥他们还想再休息一下；我便一人穿了“解放鞋”，一大清早就步行出去了。那时桂林的公交车极少，人们来去多靠步行；“打的”在那个年月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当时，城区内的房屋也低矮破旧，但桂林她却像一个衣衫破旧的美少女，处处都显示出她的天然娇丽和散发出青春的气息；它几乎数步，一个景致；不同的角度，便又是一番风景。桂林的美与雅，真叫人留恋忘返！那日，我依仗着自己身体好、年青，从早晨出来，一日竟遍游了象鼻山、月牙山、独秀峰、叠彩山，骆驼峰，芦笛岩、七星岩……

至今，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到芦笛岩时，洞内的多彩的钟乳石那种千恣百态，令人如临龙宫的仙境一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由千万年来滴水而成的钟乳石山洞。在入口处，我猛然看见一花白色酷似观音打坐的神像端坐于洞中，这洞以神妙、灵巧著称；而七星岩则以雄伟开阔而胜名——洞内容纳几千人也不在话下。那时，人们尚未“开化”，所以洞几乎没什么人为修饰，千篇一律，自然天成——“原汁原味”！

爬月牙山时，我口内极渴，山上怪石嶙峋，又没有人家，山上也无其它游人，只有我这一个攀爬者。好在天气还不太炎热，我好不容易才攀登完这座山。到了山顶，我朝前走了一会，便碰到一个茶庄，渴极难忍的我花了一角钱，坐在简陋的竹椅上，泡上一壶茶水解解渴，想顺便歇下脚。这茶庄不大，四周也都无院墙，几十号人便在这畅通山顶野外之处品茗消闲，山风穿徐；倒别有一番“乡土之雅”。这茶水也不知是本身的清香飘溢、甘甜可口，还是我“渴极水似蜜”，日后，我再没第二次超越此茶的口感！在人们谈吐之中，我第一次听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佳桂林”之说。人们还指指点点何处曾拍过电影《刘三姐》，说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现的。文革前夕的电影《刘三姐》中的刘三姐喜怒笑骂的情节，纯朴的爱情和优美的山歌，顿时风靡全国；特别是由那著名音乐家雷振邦创作的电影歌曲，真可谓久唱不息……但“文革”不分青红皂白把它也打成大毒草。男女恋爱本是天地之合的自然规律，但在那时“左”的年代也会认为恋爱也是资产阶级情调；连样榜戏《白毛女》中的大春和喜儿俩，最后都双双参军革命去了；似乎无产阶级不要恋爱、成家生子，那革命的后代从何而来？在那扭曲的年代，人们不敢违拂“江青——老佛爷”的旨意，人们只能逆来顺受。

桂林一山头有一尊宋代的铁佛，自古至今在外日晒雨淋，安然无恙。但在文革中，它却被桂林的红卫兵砸破了；也可能正在它被毁时，被明智之士及时制止。幸好它尽管它“负伤”，却未“下岗”；未被红卫兵砸成铁片而熔炼于炉火之中，这已是万幸的了。没有像江西南昌的万寿宫内一尊唐代的大铜佛，被红卫兵们锯了三天，才将它粉身碎骨，最后熔成了铜汁，千年的古文物顷刻顿烟消云散。文革中，许多文物古迹以空前绝后灾难性地“焚尸灭迹”，毁于一旦了，从而留下万古的遗憾！铁佛边还留下许多人们遣责的话语，讲这些人混蛋无知！不知保护文物。也有当地红卫兵用红油漆写下的“来桂林串联造反的——欢迎；游山玩水的——滚回去！”的警句。

那天下午我才寻到独秀峰，它凸显于桂林师范学院内。独秀峰的冠名若深究起来，确有它的道理：这座石山很怪异，在平坦的草地中陡然矗立起一个奇形怪状的异峰，独树一帜；这儿较偏僻，来观赏的人，远不及象鼻山处人多。象鼻山似一头大象正在贪婪地用鼻子吸着漓江之水。那江水清澈见底，水底的花白鹅卵石和碧绿的水草人们都能清晰可见。听当地人讲，这水看似很浅，其实可深着呢！透亮的碧水倒映着连绵不断的奇山异石，使人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仙境之中……人生若不游桂林，定会抱憾终身！由于我们三人要赶回天津，故只在桂林只逗留了二天，因时间有限，阳朔抱憾未能观览。我回去后，讲述了我当天到了什么地方，许多人不敢相信；一个人一天步行那能到那么多地方呢？

到桂林难，离开桂林也难！由于人多车少，车站拥挤不堪。天气渐渐转冷，广播中已动员大串联的师生们回校闹革命，所以我们仨人背着行李来到桂林火车站，这数千人正焦急地等着迟迟不来的火车……

当时桂林车站没有什么围墙，它空旷裸露在乱石山旁。六十年代的桂林火车站恐怕只相当如今日的县级水准。下午三时许，火车终于喘着粗气来了，但里面的人把面临月台的车门和窗子死死关着，不让人进；没办法，我让李骥照看行李，我便猫下腰，冒着生命危险，从车厢底下钻到另一侧。我看到有的窗子并未关严实，就跃身而上，先用手臂插进窗口，一抬手，窗子就顶上去少许，再把头钻进，用双手一撑，窗子便全开了。其实车内人并不多，我就跳了进去，脱下衣裳占了三个人的位置，并拉开临月台的窗子招呼李骥和铁义。李骥因我有段时间不见，二个人行李又叫他没法行动，十分着急。他一见我，就气急败坏地拖着沉重的行李连忙赶了过来；我通过窗口接上行李，把他们一一从窗口拉扯上了火车。

火车似乎行了一日便到了湖南境界某站停下便不走了，月台的喇叭通知人们都要下车。这时有当地红卫兵开始来检查、分理人流；口称：上级有指示，学生一律回校闹革命，明春再串联。那天下午，天气阴暗，似乎刚下过一阵小雨，路上湿漉漉的；秋风吹过来，我们已感阵阵寒意了。按规定我须随他们俩人直接回天津，但因我已离江西老家已很近了，我非常想看望阔别已久的父母和弟妹们；特别是在这非常时刻，不知他们怎样了……于是我就改道去江西九江。那时人们一般还比较听话，中间几个人维持秩序，高喊着：“回北方走这边，到江西方向走那边！”队伍便分成两股，人们鱼串而行。我与李骥、铁义打声招呼便趁那人不注意，便钻入去江西的人流中去了。

回到家，妈就给我讲述父亲厂里的造反派如何斗父亲……他们把他用布蒙上眼睛，带入暗室，并打了他。他们硬逼他，在什么地方贪污了多少……后，我问我父亲是谁打的？父亲虽知道是谁，但直到他逝世，他也不肯告之我们。因造反派无中生有，因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逼无奈的父亲只好瞎说，后来，厂内造反派在许多地方调查，结果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甚至他们外调到一些地方，那儿的人讲：“我敢用党票保证老余没问题……”那时，造反派往往先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帽子给你戴上，把你囚禁起来，然后想当然地再去找“罪证”。这时我才知道：“莫须有”是何许罪名！父亲的遭遇使我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朝那方向努力！

我在家小住了几日，妈怕北方冷，瞅我的衣服单薄，她就给我做了一件蓝色棉大衣。二妹已辍学在一纺织厂工作，而读小学三年级、本来学习成绩很好、极有天资的小弟也失学在家了。天才知道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么无休止地“斗争”才能前进么？几十年过去，回顾恶梦般的文革年代，老干部虽挨斗吃尽了苦头；但终究平反了；而像我小弟小妹这一代人年纪青青就彻底地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误人子弟，祸害他们一生！

之后，我顺道去南昌看望了姐姐，在她们住了一日。姐夫家在自来水公司，那时人们对外来者极为敏感，我的学生装束立即引起他们单位的警惕，但知道我是他家亲属后，也就未再质问了。当时，姐姐还在月子里，我满心欢喜地抱起我第一个外甥，他眉目清秀，非常可爱。可小家伙一泡尿，直射在我刚穿上身的兰布棉大衣的胸口上，我又怕惊着他，只好等他拉完……如今，外甥都五十好儿的人了。我常打趣笑他：要他赔我的棉大衣……记得那次返津我是坐的是经上海向北去的火车，下半夜我方到上海，由于我独自一人，故再也不愿下车去上海了。外面秋雨潇潇，黑夜、寒冷、旅途的劳顿、人生的困惑，命运似乎向我表白——这辈子的不定去向；我高考时那种雄心壮志、抱负，如今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了！何去何从？人也感到极为疲惫、乏味和迷茫……

回到天津时，已是11月下旬了，天津早已冰天雪地了；一脚踩下去，那雪足有半尺深。由于“文革”的动乱，天津市竟然缺煤了，学校连暖气也未烧……

自串联以来，近一个月，我一直未洗过澡，身上怪痒的，但这时学校的澡堂因缺煤也早关闭了。我只好仗着自己年青，身子骨好，便准备穿着短裤到浴房用毛巾“干擦”一下许多天未洗的身体；当我脱下贴身的内衬衣时，我突然发现里面有许多似芝麻般的棕黑色小虫，它们藏在缝纫机走线的缝隙内，竟密密麻麻排成一串，好似这衣服是由它们连织而成的。我不知这是什么虫子，便捉到一个问铁义，他用河北话讲“虱子”，当时，我尚未听懂，故又问了一下，我才知道我生了虱子！这是我的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吧！顿时，我打了个冷战，怪不得这么多天来，身上老痒痒的，原来是这些混蛋，吸足了我的血竟一个个肥壮得不得了，子子孙孙也不知繁衍多少代，少说也有几百上千只。当我知道这是何物后，浑身顿时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于是我便先把带到外地串联的被子全部拆开，把外包的被面和被里放到室外冷冻，再用棉絮把床铺好；自己则脱个精光，在洗澡堂用冰冷刺骨的自来水冲洗，那时室外的积雪已达半尺厚；校内的“青年湖”面上已冻成近尺厚的坚冰，孩子们早开始滑冰了，室温已是零下十几度……冰冷的水冲洗之后，我就打着冷战、迅速钻到裸露的棉絮之中；我估计我这次肯定要重感冒了。多日的艰辛和疲惫使我深沉地睡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傍晚才醒了过来，竟然没感冒？啊！年青的身体呀！这么严寒，冰天雪地，刺骨的冷水……我把这换下的衣物统统先放在外面去冷冻：让零下低温把这些“吸血虫”统统冻死吧！在后来几次洗衣时，我依然还可看见这可憎生物的尸体飘荡在水中……李骥和铁义也似我如法炮制。

第二天，我便匆匆写信急忙告之家中和姐姐家，叫他们注意，我生虱子了；但虱子这东西因它贴肉而生，一般内衣未换，它们也就“饱餐终日，啸聚山林，不离不弃！”后他们回信讲，未见此物，我才放下心来。

文革时期的大串联确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恶作剧，其目的就是要用所谓的“革命小将”——学生的单纯、无知去冲击各级机构，所谓“先破后立”。

我们同级一位同学毛乃敦，他父亲是高干，“文革”的冲击波使他父亲首当其冲。也可能是他家中的不幸，使他幡然猛醒。所以，他讲“大串联是劳民伤财”，因此他被打现行成反革命。当时我听到校方传达：毛乃敦是反动学生时，我还大吃一惊。多年之后，我才敬佩这些先知先觉之人；毛乃敦最后平反留校了。不久、工宣队进驻大学。学生不再是“革命小将”了，而是应该接权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臭老九”。有次在班上开会学习，同学吴润卿讲：“社会上的人讲‘臭知识分子’，我尚未感到臭；后看到姚文元发表的一篇文章，我才真正感到臭了……”我也清晰地记得，文痞姚文元小人得志，趾高气扬，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家长口吻讲：“奉劝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学生……”——狗屁！

同学们都私下讲：我们这些“老三届”是三品大员：旧教育制度的“殉葬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文化大革命”的“处理品”！

文革中，六六届晚一年毕业，六七届晚半年，而我们六八届则晚三个月，特别是我们六八届毕业分配走向极差，许多同学被分到天津塘沽盐场挑了一年多的盐，有的还刮了二年猪肠子；我则做了九年电工——让这些“臭老九”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