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轩： 文革的记录者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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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王昊轩3昊雅轩成”

　　2020年6月20日，著名摄影记者李振盛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八十岁。

　　李振盛在文革期间冒着风险拍摄了十万张照片，完整记录了那个荒诞的时代。有人说，他拍的那十万张照片只有一个主题“记录文革，告别文革。”

　　李振盛中学时喜欢集邮，他在邮市上用两百张邮票换来了一架旧相机，从此和摄影结缘。

　　1960年，李振盛考入大跃进时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身为班长，他将一幅大标语贴在了教室后面，“把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

　　然而，两年后，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一批仓促上马的院校，开始了“大下马”，李振盛就读的长春电影学院也在其中。李振盛不甘心，他趁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视察，他和两个同学出任学生代表，一块儿去招待所上访，希望能把学校保住。

　　约定的时间到了，结果另两个同学都没出现。李振盛只能单独面见了陈局长，最后，无功而返。

　　领导对此次“越级上访”事件火冒三丈。第二年夏天毕业分配，新华社派人来摄影系，选了李振盛进京培训。院领导此时却给李振盛扣了顶“帽子”：“这个学生一向不听党的话，不能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让不听党的话的人进中央，我们不放心。”这一句话，断了李振盛的进京之路。

　　1963年8月15日，李振盛在《黑龙江日报》社正式报到，成了一名摄影记者。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愤然写下了两句话，“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这两句写在日记里的话，后来却成了他被批斗时的“罪状”。

　　1966年，文革爆发。

　　一开始，李振盛对文革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当时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李振盛心想，参加这个运动的话，我们就百炼成钢了，炼不成钢炼成铁也好啊！”

　　后来又听说，毛主席发话了，“‘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李振盛一盘算，这辈子至少能赶上三四回，“那时候确实有一种幸福感”。

　　但随着运动的进行，李振盛对文革产生了质疑。一天，在采访回来的路上，他发现哈尔滨南岗区的圣尼古拉教堂正在被红卫兵捣毁，这是哈尔滨最负盛名的建筑。此时，“破四旧”运动刚刚开始。

　　李振盛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就觉得，‘文化大革命’应当是促进文化大发展的，现在却要拆毁著名的建筑，我觉得怪可惜的，但在那种形势下没有人敢去说什么。”

　　第二天，哈尔滨极乐寺遭遇红卫兵的打砸抢，在李振盛的镜头里，一群僧人站在寺庙山门前被批斗，他们被迫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作为摄影记者，李振盛在文革中亲眼目睹了一幕幕荒诞惨烈的情景。他用手中的摄影机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

　　李振盛拍摄了大量当时无法见报的照片。他借助记者的身份走进各种事件的现场，用照相机记录下这动乱大时代中的画面。究其原因，在大学的摄影课堂，摄影大师吴印咸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应该是历史的记录者。这句话深刻地影响李振盛的一生。

　　李振盛拍的很多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1967年7月16日，哈尔滨二十万军民云集在松花江畔，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群众游泳活动。下水前，游泳健儿们站成一排，先诵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免在水中“迷失方向”。

　　一年前，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于是，全国各地都“紧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游泳者们簇拥着漂浮在水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和大标语，在水中奋力划动着。船上，有人手拿扩音喇叭带领着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个口号完整地喊出来，少了七八秒，多了有十秒，一些泳技差的人没等举手呼完便往下沉，呛了一肚子水。有人被收容船送往岸边抢救，还没有缓过劲来，就懊悔地责怪自己“没有做到无限忠于毛主席”。

　　李振盛在船上拍照片，他有点看不下去了，建议身边的领喊口号者换个短一点的口号。

　　“这是领导规定的专用口号。”那个人不同意。

　　“改成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是一样嘛？”

　　领喊者无奈接受了这个建议，总算没人再沉下去呛水了。

　　“于是，所有人都‘无限忠于毛主席’了。”

　　在拍摄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情景时，残酷的批斗让李振盛永远难忘。对文革产生了质疑情绪。

　　那天，在一场号称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随着一声高喊，两个大汉站起来，将任仲夷架上了批斗台。

　　看到这个场景，正在台下拍照的李振盛一阵揪心。他熟悉这位领导，任仲夷待人亲和，是个好人。

　　任仲夷被红卫兵喝令站在一张木质折叠椅上，椅面是拱形的，很难站稳。这是红卫兵故意为整他准备的。另外还准备了一顶长达三尺的高帽，上面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的字样。帽子是用纸糊的，往任仲夷头上一戴，撑破了，怎么也戴不住，又来不及做新的。一个红卫兵出了个主意，在高帽后面系上一根长绳，让任仲夷自己用背在背后的手拉住。

　　接下来是“抹鬼脸”环节。一个红卫兵端着一盆臭烘烘的墨汁上台，让任仲夷自己抹。任仲夷用手指往盆里蘸了两下，在脸上一边各划了三道。红卫兵不满意，端起墨汁往他脸上一泼，顿时满脸漆黑。还不满意，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顺着他衣领子灌进去。

　　李振盛眼看着墨汁顺着他的后背、腰带、从裤腿滴滴答答地渗出来，对眼前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批斗现场毫无人道可言，如此对待向来亲和的任仲夷，他在心里产生疑问，有错误可以批判，该这么残酷吗？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残酷的批斗让李振盛对文革产生了质疑。但形势所逼，李振盛这个质疑文革的人，最后也加入了造反派组织，甚至自己也成立了个造反派组织。

　　作为记者，李振盛经常外出采访各类造反派集会，几乎天天“被抓”。“任何人都可以问他是哪儿的，李振盛说我省报的，拿出记者证一看，好，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你来这里收集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准备秋后算账。”

　　“当时的中国，只有党中央是红的，省委都是黑的，正好《黑龙江日报》还带着‘黑’字。于是旗下的记者们就都成了‘黑探子’了。”

　　时间一长，乱哄哄的造反派集会，资深摄影记者哪个也不愿意去采访了，去了大多数时候也发不了照片。但不去也不行，说明报纸对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后来李振盛发现，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只要戴上红袖章，加入造反派组织，工作中遇到的阻挠就能减少很多。

　　他找到领导，要求加入报社唯一一个造反派组织，报社不批准。李振盛想临时借一枚红袖章去采访也不行。

　　一气之下，李振盛决定，自己成立一个造反派组织。

　　他在报社找了七个“根红苗正”的年轻人，组成一支“红色青年战斗队”，花一夜时间写了公告，第一句话是 “革命的路靠自己走，革命不要谁来批准”。

　　1967年1月，李振盛的成立的造反派组织还在报社掌了权，他本人也当上了革委会常委。李振盛批斗过别人，后来别人也批斗过他。

　　对此，李振盛并没有为自己开脱，他承认自己在文革中也整过人，他说，“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很多人说‘文革’的时候自己是保守派，我说，如果大家都是保守派的话，那就没有‘文革’了。”

　　“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一个红袖标。”李振盛说。

　　因为有太多的好人被打倒，有太多文化被践踏。李振盛开始认识到文革的弊端。他在采访中开始有意识地拍摄那些报纸上不准发表的被称之为是“没有用的照片”。此时的他已经对文革产生了怀疑，最后这种怀疑的情绪变成了憎恨。

　　在“文革”初期，李振盛的大学初恋女友的母亲被指责是地主成分而自杀，她惟恐给李振盛带来“政治影响”而决意提出分手。一年后，李振盛新婚妻子的父亲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的迫害而悲愤自杀。后来，李振盛本人在报社也遭到批斗、抄家，并且，夫妻双双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他开始憎恨“文革”了。

　　“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当革命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吞下自己儿女的时候，儿女还会热爱这革命吗？”后来回忆往事的李振盛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文革”中，李振盛还去过一次刑场拍摄枪毙犯人的场景。

　　那是1968年的一天，公安局一位摄影通讯员来到报社，说过段时间要处决八名犯人，问有没有人想去拍照，很多人一口回绝，都说拍了也见不了报，李振盛趁那位摄影通讯员走的时候跟了出去，悄悄对他说，那天你们的车来接我一下。

　　八名死刑犯中，六名是刑事犯，两名是政治犯——他们在油印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中多加了一句话，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清明节这一天，到了刑场，李振盛完整地拍了一组行刑枪决的画面，包括对尸体近距离的特写，他说，那种脑浆迸裂后的血腥味，自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忘不了。

　　这种无法见报的照片，李振盛拍过很多。单位有人曾为此打小报告，主管摄影的领导就跟李振盛讲，你总拍这些没有用的照片干啥，总批评你，你总是不改，你傻不傻啊你？“我说傻，我傻，我以后不拍了没有用的照片了。但是说完了，还是照样拍。”

　　在拍摄这些不符合宣传要求，无法见报的照片时，李振盛在冥冥之中相信这些照片将来会有用的，但是究竟会有什么用，他的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自己所拍的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当时李振盛只是意识到，应当将这个动乱时代完整记录下来。他并不知道所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只想用相机尽可能多留一些历史的瞬间痕迹，以防止人类记忆的失落。

　　由于经常拍摄无法见报的“无用”的照片，李振盛不停地受到同事的举报和领导的警告，一开始还是些轻微的罪名，浪费公家的胶卷，但渐渐地政治压力慢慢逼近。保存这些不符合宣传要求不能见报的照片给他带来了危险。

　　后来，黑龙江省出台规定，抄家、批斗、游街、处决等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一律上缴。李振盛不愿意。他想，“自己拍的照片来之不易，怎能轻易上缴毁掉呢，不能白忙活啊。当时的很多人交出就一把火烧了。”

　　为了藏好这些负面照片，李振盛在自己的资料柜和办公桌抽屉里设计一个夹层隔板。每次拍完“负面照片”，就把底片藏进去。到了1968年10月，随着政治气氛更加严峻，他开始把底片从夹层里面拿回家，每天下班拿一点。不过，放在家中的柜子里也觉得不保险，怕抄家的时候被人翻出来，李振盛夫妻二人决定，把地板锯开，埋在底下。

　　地板很厚，锯断的声音很响，容易引起注意。李振盛让他的妻子放风，“有人走过就马上示意我停，没人了就接着锯，锯了很长一段时间，起码有一两个星期，才锯开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然后，用油布将底片包好，放进去，上面压上一张书桌。

　　通过这种方式，整个“文革”时期，他保留下了近十万张底片。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

　　1968年12月，李振盛因为自己在日记中写的话被批斗。

　　李振盛的日记被一群“支左”师生偷看，当初他进入报社时发下的“决不老死黑龙江”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两条誓言，成了他的罪状。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75岁生日这天，李振盛被押到全社职工大会上，弯腰低头被批斗了六个多小时。

　　“3200万人民居住在这里，你李振盛为什么就不能老死黑龙江？”“李振盛所说的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就是你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梦想叛国投敌！”主持人声嘶力竭地批斗李振盛。无限上纲上线。

　　李振盛和妻子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离开前前，他们将最信得过的老朋友李明达请到家里来，搬开书桌，掀开地板，亮出洞里暗藏的底片。

　　李振盛像托付后事一样对李明达说，“这里埋藏的都是我拍的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我们俩万一出事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在这儿，你设法把它拿走，留起来，将来会有用的。”这十万张宝贵的底片，就这样被保住了。

　　在干校，李振盛亲眼看见一个“五七”战友使用电锯时，被飞出来的木头打在脑门上，当场死亡。后来大家提议给他开一个追悼会，教导员说不能开，因为他的身份是“右派”。

　　“他首先是一个人啊，是为一个‘五七’战友开追悼会，又不是为一个死去的‘右派’开追悼会！”想到这件事，李振盛近乎悲愤。

　　林彪坠机事件后，政治气氛缓和了许多，1972年5月，李振盛又回到报社，还担任了摄影组组长。

　　1976年，文革结束。李振盛陷入了狂喜，当时报社举行了一场会餐。为了庆祝四人帮倒台，李振盛生平第一次醉酒。

　　那天下班时，李振盛迈着醉步，和妻子带着4岁的女儿一起回家。过马路时要把孩子抱起来，他习惯于把孩子抱起来往上一抛，落下来的时候就搂住她。这次他因为兴奋，抱起女儿往上一抛，却抱了个空——不对啊，孩子哪儿去了？妈妈就喊起来了，孩子摔到李振盛身后去了！你想这得多大的劲啊！李振盛在回忆时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兴奋之情。

　　李振盛冒着风险拍摄的那些记录文革的照片给他带来了荣誉。

　　1988年，李振盛的20幅“文革”组照，获得“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最高奖。报社老同事看到照片就和李振盛说，“你这小子啊，你是三心二意听党的话，你拍出了一部完整的历史，我们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结果只拍了历史的一半。”

　　2003年，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由英国菲顿出版社以6种文字出版,被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05年，李振盛,被评为150年来“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牛津大百科《摄影指南》单列“李振盛”词条。在第11届“摄影界奥斯卡奖”的露西奖颁奖典礼上，李振盛荣获纪实摄影杰出成就奖，成为获该奖的首位华裔摄影师。

　　“文革”十年浩劫，李振盛拍摄了十万张历史见证照片，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在评价自己一生的时候，他说:

　　“我始终坚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方可获得人生事业的成功。如果说我此生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就历史而言，惟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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