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阳 南下服务团：在南国奉献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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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服务团原来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工作队”，最初经费比较紧张，副团长伍洪祥为此向前来视察工作的三野副司令员粟裕作了汇报。粟裕说：“南下服务团改为随军服务团，随军嘛，经费由十兵团包了！”于是，南下服务团的正式名称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事实上，南下服务团的成立本身，也正是得益于解放军在1949年的迅猛攻势。

渡江战役后，南京、杭州、上海相继解放，中共中央因此决定提前解放福建。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担任了解放福建的任务，同时组建了以原华中军区司令员、华东局组织委员张鼎丞为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福建省领导班子，以配合十兵团解放福建，接管政权。由于先期组建的“长江支队”赴闽接管干部严重不足，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组建南下服务团，就地在上海动员知识青年南下福建。

起初只是“内部动员”，即动员在沪的福建籍青年学生随军入闽，主要由上海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按籍贯寻找，经过考察后进行谈话动员。这项工作在6月初展开，至6月15日340名闽籍学生报到完毕，南下服务团正式成立。不过，这仍然是不够的。张鼎丞认为，上海知识青年和上海工人阶级一样，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应将动员范围扩大至所有上海青年学生。时任上海市长和军管会主任的陈毅表示大力支持，于是将招收上海青年的名额扩至3000名。

这次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招生。6月18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南下服务团的招生通告，表示“凡思想纯洁，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年龄18岁以上30岁以下之男女青年，均可报名”。在此前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纷纷召开动员大会。周谷城在复旦大学的动员会上说，“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历史上仅有的最后一次，希望同学们一面积极参加解放工作，一面努力改造自己”。6月21日，上海市学联在天蟾舞台举行“南下动员大会”，共有300多所大中专院校的8000多名师生参加。

动员效果非常显著。在动员力度最大的复旦大学，报名者最多，其中文、法、商学院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报了名。第一批录取名单出来后，未被录取的同学纷纷表示“我为什么不够条件？”有同学说：“我为了参加革命工作，头发都剪了，怎么能不批准我？”还有同学用戒烟来表示他的决心。

已经被学校数学系聘为助教的黄瑞琼，得知自己没有被批准，当场痛哭。她之所以没有被录取，是因为当时上海学联规定理工农医在学学生不准参加服务团。后来，她请求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出具她是毕业生的证明，再次报名，终获录取。复旦大学获准参加南下服务团的有188人，其次是暨南大学103人，大夏大学83人。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是工科大学，原不在招收范围，但仍各有50名同学坚决要求南下，最终也获批准。

就整个上海而言，共有7000多名学生报名，最终有将近2400人参加南下服务团，其中大学与大专文化程度的有1100多人，将近一半；高中与中专文化程度的有800多人，占三分之一，可见“南下服务团”队员整体素质之高。这些“学生兵”按军事建制分成4个大队、21个中队和1个附属中队。

为增强战斗力，华东局还从华北太行、太岳和山东渤海老区调出200名老干部作为各级领导骨干，成立了团部、大队和中队的领导班子。考虑到这些老干部多是工农出身，虽有革命实践经验，但对如何教育、团结知识青年缺乏经验，因此上海市委又从上海各大学中动员了一批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南下服务团，分配到各个中队担任副队长、副指导员和分队长、班长等职务。他们与这些青年学生多属同学师生关系，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沟通更顺畅。就这样，南下服务团成员总数将近3000人。

对于很多上海青年而言，走进“南下服务团”，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与父母家庭的决裂。上海圣心中学的胡荣报名南下后，父亲专门买来地图，指着福建说：“你看，福建连一根红线（指铁路）也没有呀！那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地瓜当粮草，火笼当棉袄，怎么活？”胡荣不为所动，只身偷偷逃出来，成为“南下服务团”的一员。

上海解放时已是地下党员的王忆滨，知道报纸上要公布南下队员名单，怕家里人知道，便改名换姓叫鲁坚。不料走漏风声，仍然被家里得知，父亲大发雷霆，扬言儿子若南下就脱离父子关系。鲁坚毅然表示，南下是铁定了的，真要脱离就脱离吧。

父亲是企业主的上海体专毕业生顾方，到“南下服务团”报到后，其父下令全厂停工一天，要全厂职工到顾方所在的二大队驻地沪江大学把她抢回来。他们逐个楼层、逐个房间仔细查看，找遍学校，都没有发现顾方的影子。原来，顾方早就躲进一间女厕所，反锁起来，又嘱咐同学在外面钉两个铁钉，并在门上用粉笔写上“厕所已坏，停止使用”。见顾方父母和一群人围着大队部不走，大队长急道：“顾方说了，她已参加革命，现在不是你们的女儿，是毛泽东的女儿了。”顾方父亲大怒：“好，她是毛泽东的女儿，我也不要这样的女儿了！”

当然，也有支持儿女南下的父母。如《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亲自送女儿王芝芙到团部报到，报人万玫子在“欢送南下大会”上当场赋诗勉励他的三个女儿南下服务，大同酒家老板陈广海用轿车亲送三个子女参加“南下服务团”，等等。于此亦可见，不少上海青年是放弃了大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一腔热血走进了“南下服务团”。这支“学生军”为主的“南下服务团”，当年曾被戏称为“四多队伍”，即“戴手表的人多，戴眼镜的人多，小白脸的人多，稚气十足的人多”。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经过短短二十天的集训，于7月19日开始了“走田埂泥地，过激流浮桥，爬高山峻岭，日行上百里路程，夜宿荒无人烟深山老林”，“左防残敌，右防土匪，下防毒蛇，上防空袭”的艰难南征，却“没有发现有一人脸上发愁，没听到叫一声苦，没一人掉队”。其间，只有四人在莘庄遭到敌机扫射而牺牲。一位出生富裕家庭的团员，南下后将金戒指、进口表和派克笔统统寄回家中，写信给父母说，南下服务团是个大学校，又是个大家庭。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历经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南下服务团终于在9月25日全体到达福州，行程约1100多公里。南下途中，党团组织不断从这些上海青年中吸收新成员，如团员发展了400多名，党员发展了60名。到达目的地福州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使得党团员总数达到“南下服务团”上海青年总数的八成左右。1949年10月18日，南下服务团召开最后一次大会，进行工作分配。次日，朝夕相处生活了三个多月的服务团团员们分赴八闽各地。

这些南下福建的上海青年们，有的参加了福建部分区县的解放战斗，有的参与创办了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短期内为福建省培养了大批干部，有的参与了省政府、省青委、省财经系统、政法公安战线、文教战线、侨委等各机关的工作，更多的人则参与了新解放区基层政权的接管工作。当时福建各县、区的两级党政班子主要由来自北方老解放区的“长江支队”成员构成，具体办事人员就由南下服务团的成员担任，如有的担任县委各部委办和工、青、妇组织的干事，有的担任各区秘书，有的在政府办公室和各科主持工作。据1950年初的统计，当时福建全省青年团干部455人，其中南下服务团成员有354人。

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些上海青年在八闽大地上参与了剿匪、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巩固新生政权的多项艰苦斗争，也经历了“反右派”、“清理不纯”和“文革”等历次运动，饱经考验，成为福建省各行各业的骨干和中坚。据不完全统计，南下服务团成员中，“约有三分之一最后成为县处级干部、上百人为地厅级干部”，还有几位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如司法部副部长、福建省委副书记和厦门市市长等。相对而言，南下服务团中的大多数上海青年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八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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