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就主持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查 1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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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王林

1967.01.03

〖王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上个月，我在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织临时指挥部主持召开的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检查。以后，又参加了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批判大会。这几次会，揭发批判了西北局书记处和我的错误，对我教育很大，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热诚地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督促和帮助我彻底改正错误。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它为反修、防修开创了一条可靠的、科学的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对我国和全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的意义。但是，中央西北局书处和我对待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没有真正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仓卒上阵，没有深挖错误路线的根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地清算和批判。因此，错误一直延续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我是西北局书记处的成员，主管经济工作，有时主持机关的日常工作，因此，错误更有我重要的一份。现在我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着重检讨以下几点：

今年四月初，西安石油学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大庆的革命热潮，强烈要求改造学校领导，“决心当大庆式的学生”，同学们自动起来办展览，搞忆苦思甜，参观“领导院”，给学院领导提了六千多条意见，形势很好。但是，当时西北局书记处不是以积极、欢迎的态度去支持和领导这场群众运动，而是表现了惊惶失措，把革命群众运动看做是“闹事”，唯恐“事态扩大”，多方限制、压制，甚至把一些革命干部和同学打成“反革命”。把西安石油学院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压下去了。我在参加处理这个事件中是有罪过的，是有严重错误的。我参加了四月二十八日胡锡奎（他主管文教工作）主持的会议。在这个会前听过一些片断汇报，我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接近过群众，没有感性知识。只看到马文亲信王恕仁（伪国大代表的儿子），想钻空子，有一小撮坏人想乘机进行阴谋破坏的一面，而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和革命首创精神，有的听而不闻，有的轻信了一些不够真实的或者是片面的情况反映，就错误地肯定为闹事风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闹事事件。现在看，群众当时斗争矛头指向院党委，大方向是正确的，提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意见，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我不懂得群众起来之后，他们不仅能够改造这个学校，也一定能够识破敌人的阴谋。由于看做是闹事，因而就要查闹事原因，就要派工作组，派公安部门去调查坏人。结果搞得当时石油学院人人自危，空气紧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严重的是经过西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六月五日又批转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推荐了错误经验，使上述错误的影响继续扩展，在指导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限制、压制群众很坏的作用。在处理西安石油学院这一事件中所犯的错误，陕西省委是有责任的，但西北局书记处要承担主要责任。参加调查组、工作组的同志所犯的一些错误，是受了我们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

今年六月初，在北京传播的若干条，如不上街、不打人、内外有别、在校内贴大字报等。这是束缚群众手脚，和毛主席充分发扬造反精神、大点革命之火是正相违背的。但当时我当做好经验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做过介绍。争取早日成立学校文革组织，我也传播过这个所谓好经验。当时我记得还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是要革命的左派；三是要经过选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的。同学不到工矿企业串连，我当时没有认识我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北京也流传着一种“经验”，即所谓对来者要表示“热烈欢迎”，但另一方面由老工人、文革组织出面去劝阻，这显然是错误的。

《青海日报》“六·三”社论是一篇充满革命精神的社论，是一篇鼓舞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社论。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意撤销了这个社论。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极力主张这样办的。机关布置保护措施，保护档案等，这是我主持的。虽然我一再说明是做“万一准备”，但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我当时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的精神状态。

六月初，匆匆忙地派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去，仅西安交大一处前后即派去了二百多人，如临大敌。由控制，到限制，到镇压，实行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把自己完全置于和群众敌对的地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想起来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说我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并不过分的。

首先，把交大同学反对工作组不革命、抗议陕西省委、西北局不支持同学的革命行动，把同学的革命行动看做是“闹事”，看做是彭康这个坏蛋组织的反扑，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因而把所有对付敌人的办法和手段（所谓防范措施等）都用上去了，登记姓名，照象，电话录音等；组织围攻；印发传单，进行反击；后来又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把不少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一时乌云遮天，大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把西安交大轰轰烈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了。

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志对交大问题性质看法是一致的。我曾比做匈牙利事件在西安的再现。我也主张工作组不能撤退，要顶住。我同意了查上当、放包袱的作法，虽然强调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对敌，要严格控制打击面，但实与愿违，使不少同学被打击、受压制，很多同学打成了“反革命”。交大“六·六事件”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最突出的典型，可是我当时把同学们如何“闹事”，如何辩论，如何镇压，工人打同学等，把这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的东西宣传，在机关干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不少干部受欺骗受蒙蔽。

交大“六·六”事件，错误责任主要应当由西北局、陕西省委承担，不应当推给工作组，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交大的讲话，没有承当责任，过多的批评了工作组，是很错误的。“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了严重围斗、殴打同学的事件。虽然也曾经动员省、市同志上街作劝阻工作，但由于措施不力，连续几天，制止不下。对于誓死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以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正确领导等错误口号，没有及时澄清纠正。

李广仁同志因为误会被交大同学带走（共住六、七天），西北局提抗议、转医院，是让我和去人谈话布置的。我也同意写大字报。这些都是造成和革命同学尖锐对立的重要原因。在街上发生严重围斗的一天，我指使西安市委同志，派出宣传车宣讲十六条，大讲文斗不武斗，做维持秩序的工作。他们说这是交通警同志的工作，我出了让他们穿交通警制服的主意，市委同志听了我的话，但车子开到西北局后，又感到这样做不妥当，制止了。但这件事在部分干部中，已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我在一次机关讲话中，谈到我对绝食的看法，我说我不同意绝食，也不同意“饿死活该”这种刺激人的极端错误的说法。但根本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同学们为什么绝食？这到底是谁的过错？根本没有自我检讨。没有说明同学们采取绝食这样一个斗争手段，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是由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是逼出来的。

打人问题，到底怎样调查处理，我束手无策。我很同意把参加打人的地富反坏分子抓起来，理由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经验证明，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就可以真相大白，就可以揪出打人的真正指使者。六月下旬一次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前，汪锋谈到一个学校打人事件，一位同学毒打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病号，打的很厉害，大家听了很气愤，我当时也表示过逮捕的意见，以后甘肃省委果然逮捕了这个同学（后释放），这是不应该的，我是有责任的。

对于“黑帮、黑线”，“炮轰、火烧”等口号，开始不能接受，很有反感。我曾不择场合地多次讲过：“西北局是革命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另外，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我在西北体育场上的讲话，还曾经错误地提出赵守一是陕西省的“总黑根”，同学们当时就有批评，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提法，实际上给当时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定了调子，起了限制群众对领导上批评提意见的作用，而且有的还引起很大的争论，挑起群众斗群众。

在对待各革命组织的态度上，缺乏阶级分析，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造成两派的对立，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这一点自己长期没有认识。对于革命派的突击先锋作用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以宗派主义情绪代替了正确的阶级分析，这是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容易看到革命造反派有时不大讲究政策、方法的缺点，但毕竟我们选择的标准，主要还是应当具备强烈的革命精神，要革命的“炮轰派”，而不是其他。是否真心诚意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依靠和支持造反派，这是考验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试金石。敢于革命，善于革命，首要的还是敢于革命。检查起来，我们没有站到他们中间去，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支持不够，帮助就更谈不上了。只有积极站到他们中间去，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正确的行动，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

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之后，我们还在开会（西北局扩大全体委员会），关着门捉“黑帮”。没有亲临前线，脱离当时群众的革命实践，脱离当时革命高潮的大好形势，这样做法是没有不犯错误。只靠听信一些间接汇报，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因而常是错误地分析形势，错误地判断问题。当时确有一些人“谎报军情”，制造紧张局势。由于我们严重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也影响到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大教训。

西北局机关前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自上而下，少数人包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批斗白治民、常黎夫等，限于机关部分干部，大字报限制阅读范围，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暂停机关文化大革命是我提的意见，直接原因是接待任务繁重，但主要还是自己思想不解放，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

下面着重谈与经、计、建委有关的几个问题。

常胜同志敢于对“在齐太史简”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敢于向领导上提出批评，是革命行动。而我们则不问黑白，因为他批评了刘澜涛，就认为是不对的、不应该的。现在看，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提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批评的方法上，完全合乎正常组织手续，是无可责怪的。我们把常胜同志列为本单位批判重点，转移了斗争目标。送他去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经计建委党委讨论决定予以平反，我代表党委承认错误，向常胜同志道歉，恢复名誉。材料的处理，应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办理，即个人检讨及所写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整理的材料，一律开具目录，封存、销毁。

我对西北电管局问题的处理上，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平定同志对我提出过批评。开始还不大通，通过实践和同志们的批评，才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可能还会长期执迷不悟的。经计建委党委最近专门做了检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马平定同志坚决和西北电管局长邹林光的错误做斗争，我们支持不够；他在电管局大会上的讲话，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革命要求，是正确的。但我们总是怕过分、怕过火，限制、压制了马平定同志和电管局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根据群众所揭发的大量事实，邹林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但我们长期对此估计不足，因而总是强调“与人为善”，“一看二帮”，保护他过关。这些错误我要承担主要责任，因而很多主意是我出的。党委其他同志，包括张铁民同志在内，有的当时不在家，有的不大了解情况。特别是在党委会上，马平定同志提出对我的批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我很不虚心，一些正确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压制民主，是我的老毛病，一犯再犯，过去总是以各种理由原谅自己，这是不能容许的，今后决心深切警惕，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总之，经计建委党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压制和打击了马平定同志，我代表党委向马平定同志赔礼道歉。材料的处理，也要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精神办理。

方东平同志，根据已有材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党委有的同志在大字报上提出类似的批评，是不对的。送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我代表党委向她做检讨。

我在处理户县电厂一一·二八罢工事件的问题上，也犯了很严重错误。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户县电厂文革会（保守派）的二百五十多人到了西北局，要求罢李培棠同志的官，我们不同意。这些同志脱离生产，一直在西北局机关住了十天之久。安志文同志……大批判运动，很不理解。

我所以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认识问题，但主要是立场问题。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受旧教育毒害很深的人，是一个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我”字、“私”字还经常在自己身上作怪。入党以来，虽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但多是革别人的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过自己的思想，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特别是解放来，坐官当老爷，生活特殊化，养尊处优，所有这些靠老框框吃饭、怕打乱旧秩序、维持现状的资产阶级思想，将成为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觉悟，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不破不立。通过这次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教训，我有信心有决心革自己“四旧”的命，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决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在革命斗争中，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到群众大革命的实践中去，接受群众的考验，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学习毛主席著作到老，改造自己到老，向群众学习到老，作小学生到老。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但改正自己错误的信心是有的，我决心置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放下臭架子，接受考验，接受同志们的监督。同志们对我提出不少的很好的批评，这是对我的莫大帮助，我衷心的表示感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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