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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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事件

散木

    读《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看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1966年11月，清华大学的“首都红卫兵赴晋造反团”勒令启功交代此前1964年山西关于编辑出版《傅山画集》及《傅山书画选》的一些事情，彼时涉及到的画家和专家，还有侯外庐、董寿平、李行百等。这或许是启功文革伊始遭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其具体经过，在其日记中有简要的记述：
1966年11月21日，“山西六中一同志来了解关于傅山事，……提及侯外庐捐给历史博物馆傅山大修篆字幅事。”继之，11月29日，“十时余有清华大学‘首都红卫兵赴晋造反团’战士任传仲、邢晓光二人来了解关于傅山画集事，谈及中午，同去找李行百。……见面后，我又被派往董寿平家，要他写材料。归甚晚。”
11月30日，“上午到董家取材料，及《傅山书画选》一册，自己写材料。”
12月1日，“任、邢来，认为我的材料不足，当再补。令我去董处取《傅山画集》。”
此后的12月5日，启功给董寿平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寿平先生：
    《傅山画集》已交，红卫兵战士为（此？）开了带公章的收据，上款是给荣宝斋文革的，《傅山书画选》亦开了收据，是给私人的。
功自前日重感冒，发烧39.1度，今当未全退，收据容亲自送上，不敢附入信函，恐有遗失。
两位战士指出：您前写的材料过简，因您于此事有上下牵线的重要关系，前写材料不够详尽，战士们在山西所知比您写的还多，故此要您速写一份详尽的，速寄太原市山西社会主义学院主楼416室清华大学井冈山野战军邢晓光同志收，愈速愈好。
此致
敬礼
启功
66-12-5

    山西来人来了解关于历史人物傅山的事，而傅山与北京嚣嚣攘攘的那位历史人物海瑞一样，此时皆系“打狗棒”，也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北京，是暗指山西人的彭真等，在太原，几乎是明指省委的一班人马了，连带的，是一批历史和文玩的专家、学者，当然，他们不过是“炮灰”，其中赫然就有启功。启功受累接受盘问，又被喝令奔东跑西，找相关的同人出具证明，甚至得了病也不敢休息，自己还得写材料，写得简略了，又要挨骂，总之，是要为“红卫兵战士”提供充分的“炮弹”，以轰击山西的旧省委。
启功日记所记之事，是当年山西发动文革时的一桩旧案，它是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至今恐怕早已被人遗忘殆尽矣。

一、1964年的一桩旧案与傅山其人

启功日记中所说的此案，如今不做一些解释，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这桩当年的“文字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又要从山西的文化标帜性人物——傅山说起了。
提到傅山，恐怕山西人都会知道的。傅山（1606～1684），字青主，初名鼎臣，一字仁仲，其别号甚多，有“公之它”、“石道人”、“丹崖子”、“青羊庵主”、“侨黄老人”、“朱衣道人”、“酒道人”等，他受道法于龙池还阳真人时，又曾更名为“真山”，这些名字，笔者从前在山西博物馆工作时，在展览和藏品库房是经常看到的。
傅山是山西阳曲西村（今太原北郊）人，而傅山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清政权更迭和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傅山于明末目击时艰，特别是经过甲申之变，所谓江山易主，满目疮痍，彼时已近不惑之年的傅山思想已日渐成熟，他痛感明季政治的腐败，痛恨面对内忧外患却束手无策、以迂腐的理学愚弄黔首的前朝统治者，又深恶清朝异族统治，坚持民族气节，而这种思想贯穿了其一生，并深刻影响到了他的诗文创作和笔墨。也是因此，傅山后来成了“文化山西”最大的一面旗帜，他深受山西人民的爱戴和崇仰，其书画手迹也成为人们竞相收藏和欣赏的文物。影响所及，当年的中共中央、中共华北局、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山西省委、中共太原市委，其领导人中颇多的山西人也热衷于欣赏甚至收藏傅山的书画，加之当年傅山的书画，无论是各地的馆藏，或流传于民间的，皆十分丰富（据笔者所知，国内若干大型的博物馆差不多都有其藏品），其人其物，因而影响远被，特别是人们崇仰傅山的气节以及其艺术天分，其遂成为清季以来最有口碑的山西士子，而山西的书画家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傅山为法帖，做人、习字、习画，皆学习傅山，视傅山为墨仙（傅山的书法理论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创作原则是后世书法创作的最高的美学原则），当然，这就不仅仅局限于山西人，受傅山影响的，遍及社会各界，其中高层的人士，就有文革前夜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收藏家邓拓（也是因此酿出了此案），中共华北局的李雪峰、薄一波、乌兰夫、范若愚、陶鲁笳等，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卫恒、郑林、王中青、岳维藩、刘舒侠等，以及民主人士邓宝珊等，当然还有专家学者的启功（北师大学者、书法家）、董寿平（山西籍著名国画家）、李行百（谢无量、张大千、赵少昂的弟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杂志编辑，时为北京画院画家）、侯外庐（山西籍历史学家）、王朝闻（美学家）、郭神武（西北大学教授）、郝树侯（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傅山传》作者）等。

二、傅山纪念馆和《傅山画集》

此前的1954年，太原晋祠古迹保养所（今晋祠博物馆）征集和搜集到了傅山墨迹18件，次年又搜集到了傅山行书中堂立轴一幅。至1960年，晋祠的外事任务逐渐增加，为了充实晋祠的文物展览，经当时的太原市副市长刘舒侠同意，开办了一个“傅山书画陈列室”，并由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题匾，展出晋祠收藏和外借的傅山书画共30余件。翌年，又由当时的太原市市长岳维藩主持，拨专款搜集傅山的史料，同年12月，山西成立了傅山著作整理委员会，由副省长王中青主持，郝树侯任主任委员，计划全面搜集和整理傅山的手稿等。又至1962年初，“三年灾害”的苦果逐渐缓和，随着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调整，文化活动复苏，国内许多地方纷纷举办历史人物纪念馆（《光明日报》曾报道有二十多个古代人物纪念馆在筹办），此之前后，由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和陕西大学教授郭神武发起，拟于傅山逝世280周年之际在山西开展傅山纪念活动，太原市遂决定筹办一座傅山纪念馆。
1962年9月22日，在太原并州饭店召开了傅山纪念馆筹备委员会会议，筹委会由主任委员刘舒侠，副主任委员郝树侯、张焕等23人组成。会议确定：纪念馆介绍的中心是表彰傅山的民族气节，纪念馆则是各地研究傅山成果的集中反映，至于展览内容，采取编年史式划分为三个部分：家庭介绍、政治活动、学术研究和艺术成就。随即筹委会派人搜集资料，并派人沿傅山活动过的地方进行调查和拍摄，其中包括傅山走过的地方、傅山的手稿和题字、与傅山接触过的人物如顾亭林的住处等。彼时，傅山纪念馆的馆址定在晋祠庙内的唐叔虞祠东侧的关帝庙内，计开辟７个展室，其中北窑洞陈列傅山的生平事略及年谱、印谱、著作，以及中央档案馆收存的清顺治年间“朱衣道人案”的案卷复制品等；后院南窑间则布置了一个“霜红龛”的傅山斋，陈列傅山批注过的书籍、所开药方的手稿、中医用品，以及傅山生前的用品等；后院三清洞和玉皇阁，陈列展出傅山的字画。所有陈列品于1963年2月展出，说明文稿系由郝树侯、陈鉴先、何高民、钟信、申承金、牛树檀、温竹君、冯育栋等撰写和修改。至同年8月17日，根据太原市市长岳维藩的指示，纪念馆挂出了郑林题写的“傅山纪念馆”的大匾，并正式启用“山西太原傅山纪念馆”的图章。这就是傅山纪念馆的由来。
在筹办纪念馆的同时，因征集和搜集所获，有关方面编辑出版了数种有关傅山的书籍（1964年山西晋祠文物管理所和山西省中医研究所还合编了《傅青主验方秘方》、《青囊秘诀》两本书，受到了国内中医界的重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傅山画集》。此前的1962年，由晋祠文管所具体承办，汇集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博物馆、山西晋祠文物管理所三个单位收藏的傅山书画30余件，以三个单位合编的名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傅山书画选》，这个选本是用宣纸印刷的，书法多而绘画少，因此显得比较单薄，于是又有了《傅山画集》的问世，这个选本则集中了北京、天津、上海、太原、沈阳各大博物馆（院）收藏的傅山绘画精品40幅（其中有画页10页为题画诗），而正是这本画集的出版，后来被人攻讦，成为山西发动文革的导火线之一。
《傅山画集》为布面函装，以山西晋祠文物保管所名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出版，其中印平装本1000本，精装本500本，书出，恰中共华北局在晋祠开会，随即受到李雪峰、薄一波、乌兰夫等的好评，这也是此案的一个由来。《傅山画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关注和支持，而参与撰写前言和说明的则有启功、李行百、刘舒侠、张玉田、温竹君、钟信等，予以审阅的则有李雪峰、邓拓、卫恒、郑林、岳维藩、刘舒侠、侯外庐、王朝闻等。其中，前言是以“晋祠文物保管所”名义撰写的，其中略述傅山的生平，尤表彰其民族气节，在述及其学术思想和书画艺术成就时，则称道其为“异端”，并表彰傅山讲求艺德和其画风，即反对当时盛行的临古、拟古风气，以真山真水（太原或晋中一带）为本，至于其技法、章法，则突破了古代书画固有的程式；同时又指出傅山的书画包含着“士大夫的趣味和意境”，须以“批判的眼光”，来“汲取精华”等等。
1964年，《傅山画集》出版、傅山纪念馆对外开放。未几，全国的政治形势却已有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始强调突出政治，文艺领域则开始大搞“革命现代京剧”等，于是，傅山纪念馆的问题被提到了中共太原市委。此前1964年1月，中共太原市委将《关于成立傅山纪念馆的请示报告》报请中共山西省委批示，当时省委责成省委宣传部研究答复，有关领导研究后认为它不符合中央宣传部1963年5月27日发出的《关于纪念历史人物应该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的精神，不同意成立傅山纪念馆，于是傅山纪念馆只好匆匆下马，改为“傅山书画陈列馆”，对外则沿用晋祠文管所的名义。无疑，这已是不祥之声，而彼时毛泽东等正在寻找发动文革的突破口，恰恰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邓拓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喜欢收藏傅山的书画，而邓拓等撰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中许多篇章以古人托喻，不免也会捎带到傅山，彼时一部傅山手批的明版《老学庵笔记》正收藏于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系抗日将军马占山所赠），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和图书馆馆长谢兴尧对此书十分重视，并且据说是经常在一起摩娑鉴赏。这些文人雅事，一旦到了非常时期，难免要被人议论（邓拓的收藏癖好已然成为众矢之的）。

三、事出《傅山画集》

话说1964年5月，袁振（原鞍山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曾参与建树了被称为“鞍钢宪法”的国有大企业管理经验，至今仍被“新左派”们看好）调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半年之后，即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按照当时毛泽东和中共北京市委（山西籍的彭真是第一书记）的博弈结果，以及毛泽东的亲自部署，各地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12月４日，《山西日报》也转载了姚文。
文革是以“除四旧”为开道的。翌年１月，袁振指示太原文化局拆除晋祠的部分文物（神像等），去除陈列和纪念傅山的东西，替代以新书画，以此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宣传，由此揭开了山西的文革序幕。同年４月，中共华北局在河北邯郸开会，与会者有的人得知山西籍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以及邓拓等违背了毛泽东批判吴晗的意旨，即彭真等出了问题，而４月13日起拆除晋祠部分文物的举动却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郑林等的反对，当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也在晋祠举行的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批评了省文化局、市文化局以及袁振，认为他们此举是无组织无纪律，即没有向省委请示也未经省委同意，不过，袁振表示不服，他在５月12日写信给卫恒，就郑林、岳维藩、刘舒侠等筹划纪念傅山一事提出：“这是学术问题呢？还是政治问题？”袁振甚至认为邓拓在支持搞傅山展览和《傅山画集》问题上与中共山西省委有着重要关系，对此，卫恒没有回答他的指责。
不久，又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中共华北局工作会议，到会的袁振对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五点批评，其中就公开了他与山西省委在纪念傅山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他还给毛泽东和江青写了信，揭发山西省委支持办傅山展览是为封、资、修服务；认为傅山坚持反清，不和清政府合作，省委则公开支持出版《傅山画集》，这就是政治问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坚持认为这不是问题，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则为此特意到山西组了解情况，袁振随即将有关材料交给李雪峰的秘书，并要求取得中共华北局的支持。袁振还在小组会议上发言，批判《傅山画集》的序言，认为它与《燕山夜话》一样，都是邓拓等人的“黑话”，而邓拓是“坏人”，至于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则在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所谓“傅山展览”、出版《傅山画集》，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画集写前言，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随后，袁振又在华北会议中型组会议上，仍然就傅山纪念的问题揭发批判中共山西省委和中共太原市委，并且拿出一个《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文字材料，其中点名批判了从中央到太原共30余位支持傅山展览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说他们“对纪念傅山很热心，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表彰死人，歌颂封建士大夫，造成极坏的影响”，不惜动用６万元设立“傅山纪念馆”（郑林题写牌匾），又阻拦拆除晋祠的部分神像和取消纪念馆，卫恒则背后支持这些行动，这是“以保留古迹为名，实质上是宣扬封建毒素，这就是黑线，搞这些事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1961年和1962年困难时期，正是全国刮黑风的时候，搞这些是什么问题？”他质问：这是“反对什么？提倡什么？为谁说话？”
除了针对省委的卫恒、郑林等，袁振还指责了当事人中的王中青、李庶民等。袁振的用意很明白，此案的关键，就是涉及到了被中央点了名的“三家村”黑线人物邓拓，邓拓为《傅山画集》写的序言“完全是黑话，指桑骂槐，旁敲侧击，攻击我们伟大的党”，而且邓拓在山西有活动，山西省委与之有牵连，即与“三家村”相呼应，“竭力为剥削阶级的死人招魂，给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在一本《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大事记中，又揭发和指责山西省委等“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差不多解放后不久就大肆宣扬傅山：1952年在太原纯阳宫举办展览；1953年郑林、王大任等又往太原西村凭吊傅山的坟墓，结果被人利用，造成“西傅事件”，即老百姓纷纷前往求神拜药的迷信活动，受到中央的批评），认为这“完全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完全背离了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党的文艺方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特别是“这个事件的历史背景发生在庐山会议以后”，而“在这个事件中，岳维藩同志和刘舒侠同志起了积极筹划、亲自安排部署的坏作用”，以及“五年来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华北局直到中央的个别领导同志对此也很热心，特别是反革命分子邓拓还为《傅山书画集》写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前言’，也起了一定的支持鼓励作用”等等。
袁振借《傅山画集》发难，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表示不能理解，他当即批评了袁振，他说：“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新的措施，有什么必要再收回那个《通知》呢？北京是北京，山西是山西，硬要把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扯到一起，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结果一如在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的情况：“造反派”被打压，袁振在华北会议上被称为“野心家”和“伸手派”，甚至还称存在一个以袁振为首的太原市委内部的“反党集团”，袁振被迫做了检查：“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他甚至还检讨说：“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会后，按照省委的部署，派出了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动员市级机关干部揭批袁振。
文革期间有许多这样的闹剧，而当年发生在华北会议上的逆转也只是文革的一个小小插曲，如同许多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各地“造反派”与工作组及省委的你来我往，不久之后由于毛泽东的表态又有了惊人的大逆转，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向华北局调阅了袁振的材料，同时袁振也向周恩来写信，控诉中共山西省委对其进行政治陷害，要求给予平反。当时中共华北局曾决定：同意山西省委提出的免除袁振所担任的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将其调回省委工作。而不久之后的12月，中共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卫恒等则又被迫向袁振“赔情道歉”，即承认在华北会议期间整袁振是错误的，也就是变相承认了袁振的“造反”是“造反有理”了。
1967年１月10日，一张有名的大字报即《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出笼，并当作传单广为散发，至此，山西的文革发展到了“夺权”阶段，而这张大字报的署名者共有５人，其中就包括了袁振。
《傅山画集》一案，最终以极其荒谬的形式得以定谳，即它是“竭力为剥削阶级的死人招魂，给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而早在1961年，正当《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纷纷出笼的时候，中共华北局编印的《山西名人录》也对“历史上帝王将相如关云长、唐太宗、傅山等进行宣扬”；此后的1962年６月，又“正当蒋介石匪帮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侯外庐抛出了《傅山〈荀子评注〉手稿序言》”；1962年，郑林题写书名并主编的《傅山书画选》出版，翌年《傅山画集》出版，皆是邓拓和山西省委“维护和复辟‘四旧’、为封建文人树碑立传的严重政治问题”，实质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等等。这也就是当年的启功先生绝不会明白的何以一部《傅山画集》居然会有什么“上下牵线的重要关系”了。
据说当年根据袁振的吩咐，在上交中央的此案的说明材料中，凡是有关傅山的东西，统统挑出来送达中央文革小组，其中包括傅山的诗、书、画真迹等，有人说这批文物，最终落入了康生之手。

四、傅山纪念馆和《傅山画集》的“复活”

文革之后，在山西，傅山可谓大热。随着“文化热”及传统文化研读的大兴，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傅山热”方兴未艾，民间的收藏且不说，侯外庐、张岱年以及山西本土学者的魏宗禹、张颔、张海瀛、郝树侯、尹协理、吴连城、林鹏、侯文正等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研究傅山的著作和论文，《傅青主女科校释》、《傅山医学手稿》以及《傅山全书》等的编辑出版也提上了日程。1984年至198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霜红龛集》、《傅山书法》、《清傅山书丹枫阁记》、《傅山研究论文集》、《傅山诗文选注》、《傅山论书法》、《傅山论书画》等，乃至《傅山全集》；文物出版社也出版了《傅山医学研究集》等。曾是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也由原出版单位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2年再版，与原版不同的，只是封面的题写者，由康生变成了赵朴初。（关于康生在此案中的作为，笔者至今不甚了然。笔者相关的文章，可见于《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6日副刊版的《康生和文人的交往》和待刊的《1962年“红学”讨论的余波——兼说康生“主持风雅”以及毛泽东“批红”》。）
另一个傅山纪念馆，也先于1988年7月在太原晋祠成立“傅山书画展览馆”、后于1989年正式得以恢复。恢复后的傅山纪念馆，展览内容有：“傅山生平”之家世与家教、赴京请愿、奔走反清、朱衣道人案、松庄隐居、拒绝征辟；“傅山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之傅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傅山的哲学思想、傅山的治学精神和诸子研究、傅山的文艺思想和诗文、傅山书画、傅山的诊术和著作；“傅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而这个傅山纪念馆的牌匾题写者，则是沙孟海先生了。

2018年1月31日修订

转自《昨天》1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