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纪清：“文化大革命”在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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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在唐山

来源: 政协唐山文史网  作者: 杨纪清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唐山，“文化大革命”也成为一场浩劫。

一

1966年5月10日，《唐山劳动日报》转载了批判“三家村”(指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和他们写的《三家村札记》)的系列文章，揭开了唐山“文化大革命”的序幕。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布《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后，6月2日，《唐山劳动日报》又刊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煽动青年学生和群众造“走资派”的反。于是，河北矿冶学院(河北理工学院前身)、唐山一中、唐山二中等校学生相继贴出大字报，组织红卫兵，并上街游行。从此，唐山社会动乱开始。

在此之前，5月底，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会议，部署了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为唐山的运动确定了重点是整“冀东反党集团”。有人捏造了老冀东地区存在一个“反党集团”，诬陷老冀东领导是“黑帮头子”，操纵唐山市委书记杨远和市长白芸反党。于是，7月6日调杨远、白芸到华北局接受批判，直至7月底华北局会议结束，杨远、白芸才返回唐山。在此期间，省委派许家信代理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于7月27日召开的唐山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29日，唐山市委发出了《关于在市直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对运动的开展进行了布置。

8月9日，中共唐山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四清”工作团党委书记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随之，全市掀起了学习《十六条》的高潮。8月14日，中共唐山地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华北局会议精神，着重传达了华北局会议上捏造的所谓“唐山反党集团”问题，对杨远、白芸等进行错误批判。此后，杨远、白芸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

从8月份起，林彪、江青策动造反派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红卫兵运动席卷了全国。唐山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山头林立，到处“造反”，“停课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教室被砸，教学设备被毁，进而“杀”向社会。

8月25日，唐山市委召开破“四旧”(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指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大会。会后，红卫兵破“四旧”行动遍及全市，出现了抄家和没收私人财物的混乱局面，到9月份，达到高潮。此后，到处都在“造反”，到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领导干部、各界知名人士、广大知识分子被当作“走资派”、“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受到错误的批斗、抄家、殴打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唐山市区被无辜批斗的1万～2万人，被抄家的“黑六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及其他“牛鬼蛇神”5885人户，并将“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15，198人遣返农村。至1966年末，红卫兵在进行全国大串联的同时，并冲向党政机关。机关干部也纷纷建立群众组织，到处“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唐山市、县、区党政机关被冲垮，无法进行工作，全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二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此后，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1月23日，唐山矿冶学院和地、市机关的一部分群众组织，联合夺了唐山地委、专署和唐山市委、市人委的大权，被称“一·二三夺权”。随之，各县、区和各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也纷纷夺权。至此，唐山各级党政机关全部瘫痪。

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唐部队奉命介入唐山的“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支工、支农、支持左派)、“两军”(军管、军训)任务。2月23日，解放军唐秦警备区发表声明(通称“二二三”声明)，不支持“一·二三夺权”。“三支两军”人员进入已瘫痪的党政机关执行一定权力。3月中旬，对唐山劳动日报社和唐山人民广播电台实行了军管。随之，由驻军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成立了“夺权筹备委员会”，原“一·二三夺权”被称为“假夺权”。四五月间，在“支左”人员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唐山市红卫兵代表会”(简称“红代会”)、“唐山市贫下中农代表会(简称“农代会”)、“唐山市革命职工代表会(简称“工代会”)。三者合称“三代会”。随后，原参加“一·二三夺权”的群众组织也建立起“革命造反三代会”(人们通称为“矿派”)。两个“三代会”形成了尖锐对立。从此，唐山市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围绕着“夺权”与“反夺权”、肯定与否定以“三代会”为主体组建的“唐山市夺权筹备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发展到武斗流血。两派斗争主要事件有：

6月初，八中一名教师被一派群众殴打重伤致死。矿派群众组织数百人于6月10日起在唐秦警备区门前静坐绝食，持续50余天。当时，被称为“六一○”事件。

6月18日，洼里公社夏庄大队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的两派群众达2000余人，有1人被打致死， 1人被打致残，93人受伤。称“六一八”武斗事件。

7月30日，两派群众组织在新华路发生大规模武斗，持续2天，死亡4人，重伤129人，轻伤1460多人。这就是“七三○”事件。


9月15日，两派群众在唐山矿发生武斗，死亡1人，重伤47人，轻伤108人。

9月19日，两派群众在唐山机车车辆厂俱乐部发生武斗，重伤4人，轻伤100余人，俱乐部排练室被烧毁。

1967年12月25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来到唐山。第二天，在开滦林西矿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对唐山“文化大革命”运动煽风点火说：“冀东党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可能是国民党在起作用，叛徒在起作用”。还点名杨远是“国民党”，白芸“来历不明”，张达是“大庄园主”等。陈伯达的表态为以后唐山的“三大冤案”(即“老冀东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反党集团”、“反动流派”)和“一大假案”(即“新国民党”案)，定下了基调。

首先是“冀东党”冤案。“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有人捏造解放前的老冀东党的领导人有问题，并说他们在1962年操纵杨远、白芸“反党”；“搞了阴谋政变”。完全篡改了历史。此案株连之广，影响之大，在全国是罕见的。第二大冤案即“杨白反党集团”案。对此案，唐山市革委会于1968年建立专案组，与上述“冀东党”案同时进行“内查外调”，被列入审查名单的干部共达1604人，涉及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其中，被错定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罪名的737人，被审查的老地下党员中错定为“叛徒”、“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282人。专案组无中生有地诬蔑：“冀东党在建党初期就留下了效忠蒋介石的国民党分子，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党”；“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形成了冀东叛徒、特务反党集团”。据此，专案组甚至对冀东烈士陵园的238名烈士也进行了审查。第三大冤案即“反动流派”案。1968年3月2日，陈伯达在天津作了“肃反动思潮流派”的反动讲话。随之，唐山市革委会于3月20日召开了“肃流派”运动誓师大会；3月30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意见》，提出唐山的“八一六”、“人勤”、“公检法”、“矿总”等群众组织是“反动流派组织”。文件下达后，“肃流”运动很快掀起高潮，到处揪斗“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随意抓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全市在“肃流”运动中受到冲击的2780多人，被降低和扣发工资的5101人，立案列为“敌我矛盾”的干部1043人。另一重大假案即“新国民党”案。依据陈伯达来唐时的讲话，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新国民党”。仅柏各庄农场和迁安县就挖出所谓“新国民党员”4060多人。这些人受到迫害，其中，致死204人，致残194人。以上这些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至1980年，均得到了平反昭雪。

上述几桩重大冤假错案，说明陈伯达给唐山“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其恶劣影响。陈伯达走后不到半个月，到1968年1月6日，唐山地区和唐山市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地区革委会主任李怀德，副主任李维新、卢彦山、张一萍、王国藩；市革委会主任朱松岭，副主任许家信、项林荣、张治安。

1968年上半年，唐山地、市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干部、群众在“学习班”被批斗，惨遭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地区到3月底共办“学习班”20多万期，有300多万人参加，占全地区人口的半数。同时，全地区、全市还大搞“三忠于”(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搞“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形成“早请示”、“晚汇报”和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的生活程式。

1968年下半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8月27日，唐山市区第一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约5000人进驻各类学校，领导“斗、批、改”。以后，从教育部门扩大到文艺、卫生等系统。10月，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发表后，唐山地、市直属机关和政法系统干部先后被下放到柏各庄、范各庄、张庄等地临时设立的“五七干校”、“一○四干校”。首批地、市直机关900多名干部、600多名政法干部，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

唐山市革委会建立后，加强了对“杨白反党集团”、“杨白黑干将”、“杨白代理人”的专案审查。专案组罗织罪名，非法关押，甚至刑讯逼供，使不少干部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1968年11月29日，将市委常委、市委党校校长方飞逮捕入狱。1969年11月9日，唐山地、市革委会召开宣判大会，按省革委会批复，撤销原市委书记杨远、原市长白芸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交群众批斗，尔后送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同时，对原开滦矿务局总管理处副主任吴良俊，以“现行反革命”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全国继续进行“斗、批、改”。1970年6月，召开了唐山市整党建党工作会议，开始整党。整党工作按照“九大”党章进行“吐故纳新”，清洗了一批党员，将部分造反派吸收入党。1971年2月，全市大专学校废除考试录取制度，改为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首批200多名工农兵学员进入唐山煤矿医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前身)。

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损失。

1971年10月10日，中共唐山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9月13日林彪叛逃毙命事件的通知。会后，党内外开始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继而进行“批林整风”。翌年，根据中央提出的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劳动改造的干部陆续分配了工作。1973年3月9日，驻唐各部队派出的“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和军管、军训)人员奉命开始从“支左”的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撤出，5月底全部回到了原部队。


  

1971年后，在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由于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整顿企业并加强管理，纠正农村一些极“左”政策，唐山经济开始出现转机。以1975年为例，唐山市社会总产值为491，475万元，国民收入208，140万元，工农业总产值411，613万元，工业总产值305，255万元，农业总产值106，358万元，较1965年分别增长1.48倍，0.97倍，1.45倍，2.22倍和0.44倍；年均递增分别达到9.6%，7.0%，9.4%，12.4%和3.8%。

这一时期，在工业方面，唐山辖区“五小”工业(指地方的小煤窑、小化工、小机械、小冶金、小水泥等五小企业)兴起，成为工业战线的新军。工业成就的主要项目，有唐山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于1974年10月全部建成投产；陡河电站第一、第二期工程于1973年和1974年相继开工。开滦林南仓矿于1972年采用钻进法施工，打出径孔井径5.4米、深度250米的煤井，成为河北省的首创；开滦范各庄矿和唐山矿于1974年连续创出薄煤层工作面和中厚煤层工作面产量的全国最高记录，从而在全国掀起“学大庆、赶开滦”的热潮；唐山机车车辆工厂于1975年试制成功东风5型内燃机车，填补了我国内燃机车牵引在调车方面的空白。

在农业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搞“大批、大斗、促大干”，鼓吹“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才能迈开社会主义的步”，“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家庭副业，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经营管理方面农民没有自主权，因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了一些农村政策，粮棉生产又有了提高。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仅1971年，唐山地区就平整土地30多万亩，新修、整修梯田、条田20多万亩，并兴修了大黑汀水库。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动工兴建津秦公路滦县滦河大桥(南桥)、冷口至大清河公路的迁安爪村公路桥。

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利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大讲儒法斗争史，大反所谓“复辟回潮”。这样，使刚趋向好转的唐山经济又重新逆转。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使形势明显好转。但是，“四人帮”诬蔑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继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8月25日，河北省委仍在唐山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9月末，《红旗》杂志刊登了中共唐山市委署名文章《胸怀凌云志，重建新唐山》。文章荒谬地提出“抗震不忘批邓，看灾情不忘敌情”，“把抗震救灾现场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场”。在这一煽动下，唐山到处抓“走资派”、“跑资派”，又出现许多冤假错案。仅这一次就错捕、错判81人，在判死刑的13人中，就有9人属于错杀。

据统计，唐山市和唐山地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8.4万多人遭受迫害，其中，2955人致死，731人致残。仅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就有20，645人被揪斗，清查了7040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唐山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学校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财政损失。仅市属工业企业就减少利润16，664.7万元。

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唐山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奔走相告，人人兴高采烈。10月23日，唐山市30万军民冒雨游行，热烈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至此，唐山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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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旧伤 不创新伤
　　中共唐山市委认真平反冤假错案 彻底整顿领导班子 发展安定团结形势

编者按：全国多数地区、部门和单位的清查工作与整顿领导班子的工作是做得好的，符合党中央的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存在着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严重问题，有关的负责人至今不敢或不愿意正视这种状况。他们借口“稳定局势”，对于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打砸抢分子中仍然占据领导岗位的人，不予适当处理，一拖再拖，姑息迁就，这是很错误的。希望存在这种问题的地方的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发展安定团结这个大局为重，参照唐山市委解决这类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经验，认真检查一下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清查工作和调整领导班子的情况，切实解决清查中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遗留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顺利地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做好经济方面的调整，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

本报讯 记者顾雷、齐志文报道：中共河北省唐山市委本着“医治旧伤，不创新伤”的精神，积极稳妥地解决唐山市清查运动中“倒清查”的问题，既符合党的政策，又有步骤、章法，从而真正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形势。
所谓“倒清查”，是指某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十年浩劫期间本身有账的人，在清查运动中，为了保护自己，包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清查了曾反对过他们、十年中一直受压的人。唐山市的清查运动，在当时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的领导下，就是这样干的。他有恃无恐地违背中央的清查方针，遗留下严重的恶果，妨碍了安定团结形势的巩固和发展。

解决清查中的遗留问题 真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

解决“倒清查”的问题，是唐山市拨乱反正中的关键问题。由于调整后的唐山市委对这件事抓得比较扎实，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分清了大是大非，从而提高了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无产阶级革命正气得到伸张，“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的反动气焰被压下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舒畅，党的优良传统开始恢复，一个真正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在唐山形成。在这个基础上，各级领导逐步把更多的精力转到抓经济工作，“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得到了贯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全市工交系统的一些企业，去年的生产比国家计划增长9．3％，比上年增长54．48％。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轻纺工业增长22．8％，轻纺工业比重由原来的20．97％增长到24．66％，为196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郊区农业虽然遇到严重的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粮食作物亩产仍达到662斤。去年商品购销总额，分别增长26．8％和14 ．5％。重建新唐山的建设工作，也加快了步伐。事实证明，如果唐山市委不正视和认真解决“倒清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问题，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果。

唐山市三大冤案 成千上万人受害

唐山市的“倒清查”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十年浩劫期间，唐山市有三大冤案：一是“肃反动流派”，这是陈伯达强加给当时河北省群众组织的罪名，仅这一案，有两万人被重点批斗、五千户被抄家、不少人被迫害致残致死。二是“杨（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白（原唐山市市长白芸）反党集团”，把唐山市委、市人委五百多干部网入这一集团之内，许多人被称之为“杨、白”的“二级司令”、“代理人”、“黑分店”、“爪牙”，受株连的干部达九百多人。三是“老冀东反党集团”，这是追挖“杨、白反党集团”根子和后台而制造出来的。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对此案表过态，说老冀东党“可能是国民党在起作用、叛徒在起作用”，从而扩大了追查范围，以致涉及到很多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很多个部、委，使几万名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数以千计的人被迫害致死。由于受这三大冤案的株连，仅在唐山市就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几百人致死。
前述三大冤案，是许家信等直接参与和指挥下制造的。清查运动开始后，他们理应按照中央的方针讲清楚十年浩劫期间自己的所做所为，认真清查他们所依靠的造反派在制造这些冤假错案中犯下的错误和罪行，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他们标榜“一贯正确”，把自己打扮成与“四人帮”对着干的英雄，清查了一直反对他们的错误，并且一直受压的唐山矿冶学院干部陆延麟、唐山汽车总厂技术员李士新、开滦煤矿工人孟宪辉等；诬陷他们是为“四人帮”卖命的“反革命别动队”，有140多人被列入清查对象名单，还要进而挖这些人的后台，把清查矛头继续指向三大冤案的受害者。他们就是这样利用“倒清查”，转移清查方向，保护自己、保护帮派人物，又制造了新的冤案的。

制造新的冤案 领导班子严重不纯

许家信等人放过应该受到清查的对象，以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的手法，把陆延麟、李士新、孟宪辉等13人诬陷为“反革命别动队”的骨干分子，说他们向“四人帮”写黑信，告黑状，否开滦，砍红旗。事实真相怎样呢？真相是，孟宪辉等先后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写过113封信，其中仅有七封是给江青和王洪文的，信的内容同其它信的内容大致一样，没有卑躬屈节、献媚效忠之意。在信里点到过河北省委前主要领导人和许家信的名字，揭发他们积极追随陈伯达，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长期不给受害者落实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这就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必欲把写信的人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在唐山地、市召开十万人大会进行批判，诬陷孟宪辉等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直到三中全会前后，还继续迫害干部和群众。许家信等给写信人罗织了三十六条反动言论，经查证，其中二十条是从信件中断章取义摘录的，有十六条是从别人的信上和交代材料中选取的。至于其他问题，也统统不能同反革命罪行相提并论。

抓“反革命别动队”，寻找替罪羊，是许家信等进行“倒清查”的主要手段和目的。这就给唐山市的清查运动带来两个恶果：一个是继续推行极左路线，迫害干部和群众，大量旧的冤假错案未予平反昭雪，又制造了新的冤案；第二个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伙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并让这些人继续占据各级领导岗位，造成领导班子严重不纯。
许家信等人在清查工作中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对，许多人向党中央写信，反映唐山市存在的问题。这时，却有人对许家信一保再保，1979年许家信反而“升了官”。还有人指定唐山市委写报告，说许家信的问题“通过整风已经解决了”。

积极平反新旧冤假错案 认真整顿各级领导班子

许家信给唐山市留下了一大堆问题。他走后，调整后的市委研究了唐山的实际情况，决心从解决“倒清查”入手，真正巩固和发展唐山市安定团结的形势。他们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遗留的问题：
首先是抓紧清理和平反新旧冤假错案。截至今年二月底为止，对全市一万三千九百多件冤假错案，绝大部分已经予以平反、昭雪。对清查中被定为“反革命别动队”的人，通过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唐山市委作出决定，一一予以平反，并把平反决定印发到各公社和厂矿基层单位，又在《唐山劳动日报》、《唐山日报》《开滦矿工报》上公之于众，消除不良影响。对于在前述所有冤假错案中被迫害致死、致残的人，作好抚恤和善后工作。一些来不及处理的问题，分别情况，逐步予以处理。

领导班子不纯，是落实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主要阻力。例如，启新水泥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制造了115起冤假错案，长期不给受害者落实政策，后经调查是因为这个厂的党委书记本身有问题，因而不可能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市委还发现，一些问题严重的人气焰十分嚣张，散布什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准星定在哪里现在还不能说。”“这十年也值了，死的、活的都对得起，官当了，亲戚也把福享了。”“不是我想不想当市委常委，而是到时候你们请我，我才当。”有的帮派分子还在暗中串连，造谣惑众。由于一大批新旧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不顺心、不顺气，对唐山市的各项工作能否搞好持怀疑态度，致使各项工作进展迟缓，等等。这一切都证明，许家信在唐山时所谓的安定团结完全是虚假的，自欺欺人的。这就使调整后的市委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彻底整顿领导班子，不把那些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从领导班子中调出去，就无法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无法平反冤假错案，更难以保证工作重点的转移，也不可能依靠这样的领导班子选拔出好的接班人。因此，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下决心整顿领导班子：凡是属于市委权限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决不左顾右盼，心慈手软，贻误时间。鉴于许家信等在唐山市苦心经营了十多年，需要牵动的人比较多。市委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根据党中央有关文件的规定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讲话精神，结合唐山市的实际，确定以下几种人绝对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

一、在十年浩劫中，参与制造冤假错案、搞刑讯逼供、打砸抢或栽赃陷害别人、挟嫌报复、造反起家、“双突”上来得到特别升赏的既得利益者；
二、党中央指出过的那几种人；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推行极左路线，至今不愿同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决裂，又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对抗、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人物；
四、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犯有严重错误，现在仍不检查、认识错误或受到宽大处理又闹翻案的人；
五、仍坚持派性，拉帮结伙，分裂党的团结，屡教不改的人；
六、在政治上一贯两面三刀，见风使舵，善于投机钻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品质恶劣的人。
对于以上几种人，根据其错误的严重程度，民愤大小以及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态度，决定具体处理办法。有的逮捕法办、有的开除出党、有的回原岗位参加劳动、有的降职。对于虽犯有严重错误，但这几年能够认识错误，行动上有所悔改，确有真才实学和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则继续留任，以发挥其作用。唐山市委在整顿领导班子时，特别重视抓紧对各单位的组织、公安、纪律检查、落实政策等要害部门的领导班子的整顿，逐步地解决了落实政策中的阻力问题。
唐山市委在解决“倒清查”的遗留问题时，没有大轰大嗡，既抓得紧，又很慎重。他们一再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带框框，不提比例要求，不搞一刀切。有，一个不放过；没有，绝不凑数，积极而又稳步地进行。这样，就做到了留者舒畅、安心，去者基本上无怨言，保证了各级领导班子的纯洁，为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人民日报 1981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