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初：《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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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

作者：方玄初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四届人大以前，国务院科教组的组长是刘西尧，副组长是迟群，另外还有负责人李琦、姚力。四届人大后，科教组取消，教育部恢复。

我于1973年调到科教组《教育革命通讯》工作，《通讯》的负责人是吉伟青，后来龚育之为副手。整个《教育革命通讯》编辑部的工作，由李琦分管。

四届人大恢复教育部，原科教组的许多人以为部长是迟群，没有想到是周荣鑫。有一天，李琦来到编辑部，跟我们打招呼，说周荣鑫同志马上要上任了。鉴于当时的情况，他也不好多讲些什么，只意味深长地简短说了一句：新的领导班子肯定比过去要强。

跟周荣鑫一块走马上任的，还有副部长周宏宝。周宏宝原为上海第一钢铁厂三级车工，后来担任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工人出身，对教育较少发言，不像迟群那样霸道。从表面上看，在教育部内似乎没有太多的干扰。但实际上他是“四人帮”派来监视周荣鑫的。

周荣鑫上任前，科教组的大权都掌握在迟群手中。刘西尧被架空，有时来科教组看一下。那时迟群可以说是得意猖狂到了极点，有些事情，甚至不属于科教组的，他都能利用他的特殊身分把其他一些部门的领导人找来开会，听他趾高气扬地报告和传达布置。

周荣鑫很平易近人，到教育部后，认真了解情况，不久就开始着手对教育的整顿。

首先，从整顿思想入手。教育部恢复后，迟群缩到清华大学去了，他手下的几员干将也走了，其他基本维持了原来科教组的人马，约四五十人左右。周荣鑫首先抓部内的整顿，从抓学习和思想整顿入手。六、七月间利用总结半年工作之机，集中时间组织了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并事先列出一些题目：如马恩列和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怎样正确全面认识和理解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和七?三○指示？等等，让大家根据这些题目放开思想，联系实际敞开来谈。在这之前，由于吉伟青生病在家，龚育之另有任务，从5月份开始，由我负责《教育革命通讯》编辑部的工作。周荣鑫对《教育革命通讯》非常重视，常找我去谈情况，谈工作，对我的思想比较了解，也对我很信任，因此，要我在学习班上充分谈谈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能在学习班上起带动作用，并对此寄予厚望。因此，在这次学习班上，我首先作了一个3万字的长篇发言，联系马恩列的理论，比较系统地谈了当前教育上的一些严重问题，如：学校是不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学生要不要学文化，教育要不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等，观点鲜明，措辞相当尖锐。接着吴寄寒发言，其他人的发言也很踊跃，过去一些属于“禁区”的话也在会上一吐为快。周荣鑫亲自主持学习班，显得非常高兴。

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后，周荣鑫在8月23—30日在教育部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当时周荣鑫并不想把目标搞得太大，先一步步地酝酿。因此这次座谈会时间并不长，规模很小，4个市各有1名局长参加，北京市是李晨参加，其他的记不清了。周荣鑫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七二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周荣鑫说完后，让我把在司局级干部学习班上的发言讲了一遍。我没有从头到尾参加这个座谈会，据说大家还谈得比较深，只是个别人的发言同会议不大协调。到了9月15—23日，教育部又在江苏无锡召开湖南、湖北、山东、江苏4省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周荣鑫委托分管高教工作的姚力主持。会议传达讨论了周荣鑫的讲话，研究了城市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在两次座谈会前后，周荣鑫还在各种场合发表了许多讲话，这些讲话，曾被人们以手抄的方式在教育界广为流传。大家都很高兴，感到教育有了希望。据说，有一次邓小平在机场看见周荣鑫，对周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这是对周荣鑫整顿教育的巨大支持。但是斗争也很激烈，有一次周荣鑫到航空学院讲话，紧接着就有人被派去“消毒”。从当时的情况看，周荣鑫的讲话在教育界确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除了对部内的思想整顿、召开小型座谈会和在一些场合发表讲话外，周荣鑫还亲自抓《教育革命通讯》。每一期刊物的清样我们都送给他和李琦审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但过正毕竟不是正，不能把过正看作是正。”为了在舆论上给教育整顿开路，我们按照周荣鑫的意图精心组织了《通讯》第8期和第10期的两篇评论稿子。第8期的评论《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是约请北京市教育局韩作黎组织人写的，其中有一段专门讲文化学习的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普通，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可是在当时这却是一个禁区啊，要偷吃禁果那还了得！紧接着周荣鑫又亲自出题目，要求发几篇重视基础理论的文章，这就有了后来的《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等。下面谈谈《通讯》第10期的评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说到这篇评论，很有意思。当时这篇评论最初打算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论述，后来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情况，既要对斗争有利，又要有权威性，最后决定尽量引用毛主席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话，都用黑体字排出，这样既有助于理直气壮地强化整顿教育的观点，又可作为“挡箭牌”，使“四人帮”和迟群之流“哑巴吃黄连”。因为《纪要》是在1970年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当时在《纪要》中也谈到一些文化学习方面的内容，利用这些话来立论立据，在复杂的斗争中比较有力，也比较有利。对“四人帮”和迟群之流来说，也颇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处。

根据我的了解和认识，当时周荣鑫的苦心是要抓学生读书的问题，这是个中心问题。邓小平要周荣鑫发表演说，提出的是这个问题，全国多少做父母的最焦虑的是这个问题，一切关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国家未来命运的人对教育整顿最期待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文化革命居然革到不要文化，不要学生读书，受命当教育部长的周荣鑫怎能不心急如焚啊！

周荣鑫深深知道，要进行教育整顿，必须推倒压在教育战线上的两座大山，这就是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并进行了酝酿。这个情况知道的人很少。大约是在1975年7、8月份，周荣鑫找了几个人，在小范围内酝酿了一段时间，并准备向中央起草一个旨在推翻“两个估计”的修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报告。

“两个估计”是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形成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的，即：解放后十七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当时酝酿推翻“两个估计”，周荣鑫、李琦和我等几个同志在场。这个问题是周荣鑫提出的，先后商议过几次。当准备动手写的时候，我们把《纪要》的原件找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大难题：《纪要》不仅经过毛主席圈阅，而且是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两个估计”又是《纪要》中最关键的部分，在当时要推翻它不但不可能，弄得不好还会引来严重的后果。几经商量无良策，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后来，周荣鑫改变了策略，认为《纪要》里头也有对我们整顿教育有用的东西，还是讲了一些“文化学习”，我们可以强调这些部分，打出贯彻《纪要》的旗号，在整顿教育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上面提到的《通讯》第10期评论文章用的就是这个策略。

要在全国范围内整顿教育，需向中央和国务院写报告，争取中央能转发下去。于是周荣鑫提出了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问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教育界的状况。当时胡耀邦在科学院就已经先搞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为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小组，并由我负责起草工作。经过讨论，确定把《汇报提纲》立论的基点放在“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面前”这个命题上，即把毛主席1957年曾经提出的“我们要在十年内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庞大的技术队伍，百年树人，应该改为十年树人。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不成。无产阶级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理论队伍、专家队伍（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不行”这段论述，作为《汇报提纲》的旗帜，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是教育上不去，就会拖后腿，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四个现代化的全部进程。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第一稿写得直接干脆，比较尖锐，文字也较长。10月8日，在第一次研究《汇报提纲》时，周荣鑫说：“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要看到逼人的一面，要头脑清醒；要端正路线，要有干劲搞四个现代化。”“汇报提纲的精神，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来武装。”

到了第二稿的时候，《提纲》主要从正面阐述了4个关系问题：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教师和学生。一方面既全面讲清楚这几个关系，另一方面又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纠正排斥业务和不敢搞业务的倾向、学校不坚持以学为主的倾向、轻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不敢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倾向。《提纲》还专门谈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和整顿领导班子。此外，还汇报了高等院校下放后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二稿起草后，周荣鑫说，稍微搁一下。此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已经送交中央，听周荣鑫讲，科学院方面也修改了好几稿，最后一稿是尽量地引用马恩列和毛主席的话来立论的。

过了不久，周又对我说，《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要加强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估计周的这个考虑，同刘冰等人的信和当时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说，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教育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重等。两个月后，刘冰又再次上书毛主席，继续揭发迟群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假左真右；和谢静宜大搞阴谋活动。刘冰的这封信是经李琦、胡乔木送上去的。当时周荣鑫对此比较乐观，但后来情况却起了变化，毛主席亲批这封信的矛头对着他的，同时迟群的亲信林均万（原在科教组，后来去了清华大学）写信诬告周荣鑫，为迟群辩护。估计是在这种情形势下，周荣鑫嘱我增加“阶级斗争”的论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讲请当时教育界存在的问题。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后来的情形是这样的：毛主席看了刘冰等人的上书和林均万的诬告信后作了批示，“四人帮”即将刘冰等人的两封信指为诬告信，借机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1月3日，在迟群主持下，清华大学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的信展开“辩论”。就在《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送到周荣鑫手上以后几天，11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便贴出了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这时，周荣鑫、李琦都“靠边站”了，薛玉珊从清华大学迟群那里回到教育部，任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迟群是组长），控制了教育部。紧接着，他把教育部的人拉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当时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攻击《教育革命通讯》8月和10月刊登的两篇评论，诬蔑周荣鑫在教育战线刮“右倾翻案风”，随即从批周荣鑫上挂到邓小平，对邓小平公开进行点名攻击。

当时《汇报提纲》第三稿（即11月10日稿）虽然已经送到周荣鑫的手中，但还没有上报国务院和党中央。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的时候，薛玉珊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责令我交出两样东西：一是《汇报提纲》和原稿、修改稿；二是我在司局级干部学习班的发言稿，并要我交代周荣鑫是怎样向我布置的和向我讲过一些什么。

薛玉珊原来是军宣队的人，留在科教组的。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后，他回到部队，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又到了清华大学迟群那里。除了他向我要《汇报提纲》和原稿、修改稿外，周宏宝也问过我关于《汇报提纲》的情况。我对他们说：稿子是我起草的，还未经周荣鑫修改审定，不好说是周本人的东西，也不好说都代表他的看法，《汇报提纲》稿中的错误只能由我负责。《提纲》的底稿很乱，我没有保留下来。我还对周宏宝说：当时你在教育部，许多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周宏宝默然，没有再说什么。至于我的那份发言稿，在薛玉珊规定的限期内我照原来所讲的底稿未加改动抄出来上交了（薛玉珊曾指令大批判组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肃清流毒）。

过了大半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在这一两天内，我看到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刚下发给所属各单位的一份组织批判《汇报提纲》的文件，后附《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文件中有张春桥批示的一段话，说《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是“第四株大毒草”，要组织批判。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给张春桥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问题的请示报告送得太晚了，对此，张春桥大为恼火，在批语中还斥责了一番，说错过了同前“三株大毒草”一起批判的良机。当时，我笑了，“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你们还批什么啊！那几天，薛玉珊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电话找迟群、谢静宜联系，哪里还能联系得上呢？

周荣鑫1975年任教育部长，虽然不到一年，但他跟随邓小平励志整顿教育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决心是很大的，从整顿教育部司局级干部的思想开始，到最后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希望能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育工作的整顿，整个工作的脉络也是相当清晰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由于形势的急剧恶化，周荣鑫整顿教育的进程被迫中断，而他自己也于1976年4月12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四人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不停地追查，1976年4月12日上午，周荣鑫昏厥在自己办公室的追查会上，当晚就去世了），时年59岁。（周荣鑫去世后，薛玉珊等人集中力量追查和迫害李琦，被重点追查的还有办公厅的张文惠和盛丽华，并商定了一个下一步清查和批判的名单。）而周荣鑫主持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由于既未上报下发，“四人帮”也没有来得及批判，加以当初在起草时知道的人很少，看过的人更少，时过20多年，几乎已经湮没无闻。最近，幸得教育部从周荣鑫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当年送给他最后审定的《汇报提纲》原件，才使这件珍贵的教育史料重见天日，让人们得以从中了解这段令人扼腕的曲折的历史。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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