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学术纪事 (198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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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八二年

　　 1978年回北京读研究生，并于1981年毕业，留校担任王瑶先生的助手。但一入学，王瑶先生就教导说，要沉住气，北大的传统是“后发制人”，没有准备好，就不要乱发文章。因此，直到1982年还没有发表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就因为研究生同学张全宇英年早逝，而写下了《悼“第一个倒下者”》这篇没有发表，也无处发表的悼文。其中谈到“历史要求我们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就已经隐含了我一生的定位：“历史的中间物”。

　　 一九八五年

　　 直到这一年，我才真正准备好了，开始在学术界、思想界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这一年春，我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一年连续两个学期，我在北大第一次独立开课，讲授《我之鲁迅观》，并在讲稿基础上整理出《心灵的探寻》一书：“它是我对鲁迅的第一个独立发现，我也第一次发现了我自己”，“这是我的《狂人日记》”（《再版后记》）。

　　 一九八八年

　　 1986、1987、1988连续三年都是这样度过的：一面紧张而愉快地写着《周作人论》与《周作人传》，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一个爆发期；一面却依然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家人的调动，住房，等等——所困扰，更由此照见了自己的胆怯无能，卑琐平庸，而自愧。因此，写下一篇短文：《我的那间小屋》。

　　 一九八九年

　　 这一年，我五十岁。在我的生日——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已年正月三十日）晨，写完《周作人传》最后一个字时，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又是一次艰难的精神清理：周作人研究既唤醒了我家庭的影响和幼小的教育所播下的对个性独立与自由的近乎本能的追求，和建国后我所受的革命教育发生了激烈冲突；但周作人的失足又引起了我对排斥民族、国家、群体意识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反思和警惕。

　　 这一年，整个中国都卷入了社会的大动荡。在事件发生前，我已经感到隐隐的不安，连续写了《现实的危机在哪里》、《由历史引出的隐忧》等文，这大概是我最早写的时政、思想评论文章。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良好的自我感觉相反，我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审视，提出了“在中国，要‘启蒙’，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的命题。

　　 一九九零年

　　 王瑶先生在那样的历史时刻骤然离世，顿时有一种“大树突然倒了”的恐惧，并且分明感到，随着先生的远去，一个时代，那个启蒙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了依傍，一切都要自己独自面对。

　　 一九九一年

　　 这一年依然处于“生命的低谷期”，精神的痛苦未除，又遭遇病魔的袭击，终于躺倒在手术台上。病后就有了先前没有过的“要赶快做”的念头。《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写作不仅圆了我少年时期的戏剧梦，更具有了“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证实”的性质。我也终于通过这样的研究与写作，走出了时代与个人的“郁热”氛围，进入生命的“沉静”状态，开始了新的思考与创造。

　　 一九九二年

　　 这一年，迎来了自我学术、思想、生命创造的一个新的高潮，其标志是完成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这是我对“这些年来，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历史巨变”所提出的时代重大课题——“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一个学术的回应；是对我自我精神结构中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一个发现和自觉的反省和清理；是我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开始；是我的学术视野从中国向世界的扩展；是文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相互渗透的一个尝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命题，是我的学术中思想含量最大的一部著作。

　　 一九九三年

　　 也许只有到1993年11月24日写《永远压在心上的坟》这一刻，我才意识到那沉重的死亡记忆（二十七年前和几年前的）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和学术，是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梦魇。同时，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贵州这一方土地，和青年这个群体之间的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它也必然要渗入我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中，或许我以后的学术发展与变化，也就在这一刻悄然不觉地开始了。

　　 一九九四年

　　 应该说，1993、1994、1995年连续几年，我都沉浸在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反思、反省中。《中国知识者的“想”、“说”、“写”的困惑》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反省的对象，是启蒙主义。这既是对自己一直坚持的启蒙主义立场的反省，也是对八十年代启蒙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思。我依然从鲁迅那里吸取思想资源，强调了鲁迅的“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后来，我又明确地将其概括为“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并以此作为我自己的基本立场。

　　 一九九五年

　　 1994、1995年间，应韩国外国语大学之邀，任中文系客座教授。这样，我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根本性的思考和无顾忌的自由写作，开始着手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对“我和鲁迅”的关系进行了基本的清理以后，我迫切需要处理“我和毛泽东”这样的也许是更为根本的精神与生命课题。

　　 一九九六年

　　 1995年底，一个突然的约稿：谢冕先生主持《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希望我加盟写“1948年文学”一书，就改变了我的写作计划，并于1996年写出了《1948：天地玄黄》这本新书。在完成了《周作人传》以后，我就开始了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计划以此作为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开端。尽管已经准备了五、六年，积累了大量材料，却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就始终未能提笔。而谢冕先生“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设想，就突然激发了我的文学史想象和写作热情，并因此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

　　 一九九七年

　　 1997年，是我的学术研究、写作，以至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捩点。有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这种转变的宣言。《我想骂人》倾诉的是，作为“宁静的学者”的“内心的疑虑，担忧，恐惧和悲哀”，因此，“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学院的大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为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从单纯的学院学者，转而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也就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因而强化学术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时追求更接近自我本性的精神境界：“独立自由意志的高扬，批判精神的充分发挥，大爱与大憎的结合”。这自然也要付出代价：平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通过对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回顾（我正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强调“民间思想者存在的本身，对于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不可忽视与抹煞的价值”，这就预示着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参与和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运动，进行民间思想的历史与现实形态的研究。

　　 一九九八年

　　 我的介入现实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借北大百年校庆之机，推动一个“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和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的民间纪念活动，以冲破八十年代末以来北大校园沉闷、窒息的空气，对新一代的北大学子进行新的思想启蒙，发扬“科学，民主，自由，独立，批判，创造”的五四精神。

　　 一九九九年

　　 这一年，我六十岁。写《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一文，这是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思想史”研究的起端，后来写成《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200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重大开拓。

　　 二〇〇〇年

　　 这一年，我“运交华盖”：先是全国性大批判，最后是权力出场。幸而我身处北大，在中文系领导、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保护下，我依然保留了教书的权利。我在“咒骂声不绝于耳”中做自己的事情：为中小学生编写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借以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思想启蒙。这一年的生命体验，最后凝结为一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相互搀扶着：这就够了”。

　　 二〇〇一年

　　 但在2000年底，我还是因为身心交瘁而病倒了。但正是在病中，我第二次与鲁迅相遇（第一次是文革后期），我又获得了超越苦难，从低谷逐渐走向高山的生命体验。2001年初，大病初癒，我就“带着伤痕累累的丑陋面孔”，迫不及待地走上北大讲台，讲了一年的鲁迅，最后整理出了《与鲁迅相遇》一书。我的讲课和写作风格也逐渐从峻急走向从容，但内在的批判的、怀疑的精神，则始终如一。

　　 二〇〇二年

　　 终于到了和北大告别的时刻。

　　 2002年6月27日上完了最后一课。当天北大校园网里，学生发了六百条帖子，许多学生都说：“钱老师一路走好”，听起来颇有悼亡的味道。也有学生说：“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愿意接受的也就接受了，不愿意接受的，大家也不在乎了，也该退休了”，说的是实话。最让我动心的是学生的这句话：“一位最像老师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师”，我一辈子给学生写了无数评语，最后得到了学生这样的评语，我满足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生命的结束，又是新的生命的开始。

　　 学生问我，退休后，你要去哪里？我说，要回家，要去中学，要到贵州，去“追寻生存之根”，后来这就成了我的第一本《退思录》的书名。

　　 二〇〇三年

　　 这一年，我和贵州的友人一起编了《贵州读本》，然后带着这本书到贵阳和黔南、黔东南、遵义、安顺各地区，和当地的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贵州。这是重新建立我与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寻找自身的根。

　　 在学术与写作上，我也因此大有收获。先后写了很多文章，纵论“贵州发展道路”、“贵州大学教育”、“中国乡村建设和改造之路”、“地方文化研究”，具体探讨“屯堡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当代以“小城故事”为中心的“文化志散文”的意义，并和友人一起提出了“构建地方文化谱系”的命题，最后结集为《漂泊的家园》一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二〇〇四年

　　 2004年三、四月，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设了“鲁迅作品选修课”。2005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分别讲了一个学期的鲁迅。这不仅是对中学教育改革的关注与参与，由理论鼓吹到亲自实践，更是自我生命的回归：中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这也是我对鲁迅认识的深化与传播鲁迅的大计划的重要环节。在我看来，鲁迅属于为数不多的民族精神原创性、源泉性的文学家、思想家，如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应该是国民基础教育的基本教材，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工程的重要组成。我因此用了极大精力，编写了系列《鲁迅读本》，即《小学鲁迅读本》（和小学教师刘发建合作）、《中学生鲁迅读本》（和几所中学老师合作）、《鲁迅作品十五讲》（供大学生学习用）、《与鲁迅相遇》、《鲁迅九讲》（供研究生和成年人阅读与研究参考）。我的讲稿也整理出《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一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

　　 2004年我还积极投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志愿者组织“农民之子”主持的“首届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的工作：这是参与民间青年志愿者运动的开端。以后，先后和“西部阳光行动”、“晏阳初乡建中心”、“梁漱溟乡建中心”等志愿者组织发生了密切联系，我所作的工作主要是为志愿者提供思想资源，进行理论总结，提倡和参与构建志愿者文化，最后结集为《论志愿者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一书。

　　 二〇〇五年

　　 退休后的回归其实主要还是回到家里，在享受日常家居生活之乐之外，主要兴趣有二，一是旅游，二是读书、写作。

　　 每年有旅游，每游必摄影。正是在旅游中体悟到“人在自然中，是一种最好的生命存在方式”，并用摄影表达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我终于走出了前半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导致的人性的扭曲的困境，获得了和大自然、他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

　　 而闭门读书、写作则是沉浸于历史和内心的深处，既冲破禁区，研究最想触及的课题，又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于是，就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民间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本年所写的《我的精神自传》，以后又完成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2008年出版），《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2009年出版），是我退休后的三大学术著作，是计划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1949年以后）”系列著作的重要部分。

　　 二〇〇六年

　　 退休后的写作，还有一种重要文体，就是“思想学术随笔”，我称之为“退思录”，不仅涉及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国际国内的各种问题、现象，而且大多直言不讳，是我一再声明的“不是以专家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关心时事的公民的发言”。或许也因为如此，这些文章的发表，书的出版都不太顺利，我另编有《删余集续编》、《删余集三编》，将其中曲折“立此存照”。

　　 二〇〇七年

　　 2007年作《我为什么屡战屡挫，屡挫屡战》的演讲，谈退休后在教育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我退休以后的境遇、以至命运的概括：总是有人要把我从教育领域赶出去，而我偏偏不走，中学不行到小学，城市不行到农村，反正就要坚守在教育岗位，死而后已。怀着这样的“反抗绝望”的意志和“只顾耕耘，不计收获”的精神，我写了三大本教育论著：《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2008），《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2010）；除修订《新语文读本》（2006）外，还主持编写了《地方文化读本》（2010），《诗歌读本》（2010），构成了三大读本系列。无论所著所编，全当作严肃的学术工作，倾尽全力来做，只求对得住自己和孩子。

　　 二〇〇八年

　　 2008年，我作了三大演讲，而且都是应志愿者之约而作：《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的思考》、《奥运会后的思考》、《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这样频繁地和“当今之中国青年”对话，出于一种判断：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讲里说，“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而经济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也走到了十字路口，面对着“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的四大重建任务。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年轻一代——80后、90年后的青年，“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面对中国与世界的灾难和困境，我忧心如焚而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我唯一能作的就是把我们的经验教训，把我们感觉到的危机，如实告诉他们，发出我们的预警。

　　 二〇〇九年

　　 2009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台湾讲学：在清华大学为中文系本科学生讲“鲁迅作品选读”，这是台湾大学本科课程里第一次系统讲鲁迅；为交通大学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讲“我和毛泽东、共和国六十年”，也是第一次在台湾系统讲毛泽东。1948年，我和父亲在大陆离别，六十年后，我来到父亲的安魂地台湾讲学，实际上是向冥冥中的父亲倾诉。而我最为珍视的教师生涯也因此而结束在台湾。这都是命运的安排，让我感动不已，感慨不已。

　　 二〇一〇年

　　 2010年，是我闭门著述的一年。《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年终完稿，近八十万言。此书最初的写作冲动产生于1985年写完《心灵的探寻》以后，前后酝酿了二十五年；收集材料，进行构思，则起于1994年，又准备了十五年。

　　 二〇一一年

　　 集中精力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此书是构建我自己的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自觉努力。最初的想象与构思产生于2006年；2007年12月组织编委会；今年就进入了全面写作阶段，到2012年，写了数百条条目，约八十万字，并负责全书统稿。

　　 二〇一二年

　　 和前几年闭门著述不同，这一年突然被社会所关注。

　　 年初，《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后，先后翻译成了韩文与日文。在香港与韩国都召开了相关学术讨论会。以后又获得了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民间出版界的坡州图书奖、“亚洲著作奖”；年终，再获台湾国际书展著作奖。我也因此两次出访韩国。

　　 年末，又去印度参加“鲁迅国际学术讨论会”，作《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的主旨发言，并向印度知识界作《我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状况的观察》的讲话。

　　 《梦话录》一书被《中华读书报》评选为“年度十佳图书”之一，并获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图书商报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

　　 在一次关于“理想的大学教育”座谈会上，我的关于“大学正在培养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发言，在网上广泛传播。互联网新闻中心因此授予我“中国好教育——敢言奖”，《南方人物周刊》也将我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年度人物”。

　　 在某企业家主持的“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座谈会上，提出“超越教育谈教育”，被视为“告别教育”，也引起轰动。

　　 从1999年即开始的“年度观察史”写作，本年写的《我看2011年》在网上传开，突然成为公众热门话题，实出意外。

　　 二〇一三年

　　 这一年，“超越教育谈教育”，更多的就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发言。年初，在《炎黄春秋》召开的新春座谈会上，提出“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以后，就当代知识分子等现实问题作了五次发言，分别为《寻找共同底线，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为真理而斗争》、《“他山之石”引发的思考》、《赞“胡说八道老来风”》、《从废除劳教制想起的》。

　　 本年，在写作上是我的“收官之年”，即将原先铺得过宽的写作范围作最后的扫尾工作。

　　 写完《钱理群家庭回忆录》一书，参与编选《丁毅文集》（四卷本）、《高山苍柏——钱树柏纪念文集》：这就尽到了对家庭的责任。

　　 补写一批文章，编成《中学语文教材里的鲁迅作品解析》一书：这是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最后服务。

　　 主编《平民教育人文读本》（经典卷、当代卷），编选《志愿者文化丛书》（晏阳初卷，梁漱溟卷，陶行知卷，卢作孚卷，鲁迅卷），并在研究基础上写长篇《导读》：这也是为青年志愿者运动作基本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服务。

　　 在学术上也开始作总结：编选《钱理群精选系列作品》（十一卷）；为本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写长篇文章《我的文学史情结，理念与方法》：这是对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概括与提升。

　　 二〇一四年

　　 今年就北大问题作四次发言。其中为纪念王瑶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王瑶师的十四句话》（国内发表时缩为“九句话”），以及为北大以建立“中国学”为中心的改革所作的讲话《我的北大之忧，中国大学之忧》，都引起社会反响。连续两年的对社会的密集发言，内含着一个隐忧：这样的公开议论公共事务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终于有了年终在“钱理群精编系列作品”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权当告别词》，宣布：“我的时代已经结束，所要做的是最后完成与完善自己”，因此，要“告别学术界，告别青年，退出历史舞台”，转向“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

　　 二〇一五年

　　 本年7月10日，搬进泰康之家（燕园）养老院，意味着人生与学术选择的又一个重要调整：在越来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选择“以董狐之笔写历史春秋”的史官之路，作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者、记录者与批判者，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责任。由此开始了自由出入于自然庭院与书斋之间的闭门写作与休养的晚年生活。在上半年完成了《1949—1976：岁月沧桑》和《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以后，下半年即全力投入《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的写作。

　　 二〇一六年

　　 本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1949—1976：岁月沧桑》删节版，共30万字。2017年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全版，共78万字，并获本年度香港图书奖。此书主要书写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主题词有二：“改造”：对知识分子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全覆盖的思想改造，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坚守”，“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体制提出质疑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精神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年，《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完稿，于2017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共97万字。本书试图为文革研究建构一个全面的研究格局和模式，并且有更为强烈的反思性、反省性，自觉地在“历史”与“当代”之间找到契合点。

　　 二〇一七年

　　 开始写《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是共和国民间思想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就从民间思想的角度对共和国历史上的1957—1966至1976—1989的三大运动，作了完整的历史总结。

　　 二〇一八年

　　 继续写《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开始写《八十自述》系列文章。所写《论志愿者文化》、所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包括《鲁迅卷》、《梁簌溟卷》、《晏阳初卷》、《陶行知卷》和《卢作孚卷》）出版，集中了我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的思考，是我的“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思想与实践的总结。

　　 二〇一九年

　　 老伴患病远行，编写出版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文集》一书。

　　 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下，坚持继续写《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为纪念自己的八十寿辰，完成《八十自述》一书，对一生的方方面面作了系统总结。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第二个十年的观察与思考（2009——2018）》也在本年完稿，这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经济社会发展的年度观察，是真正的以史家之笔写当代史。

　　 这样，在养老院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三部重要著作：《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第二个十年的观察与思考（2009—2018）》，约250万字，构成了对共和国70年政治思想史和民间思想史的全面观察与思考，也是对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自己个人思想、精神史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历史经验教训留给后人。

　　 本年还出版了我的摄影集《钱理群的另一面》，在人们所熟知的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的“入世”的钱理群的那一面之外，展现我的“出世”：自我生命与另一个世界——大自然相融合的一面，全面呈现我的生命与精神的两种形态：既冷峻，顽强，焦虑，绝望，为黑暗所包围；又淡泊，宁静，柔软，天真，充满阳光，努力追求社会关怀与人性关怀的统一。

　　 2004年“做梦”，2012年启动的《安顺城记》，终于在今年完成，预计于2020年出版，历时16年。此书的特点在“仿《史记》体例”，是对《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的自觉继承，为地方历史的研究与书写，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

　　 今年又是我的晚年学术与生活的新的起点：在基本完成了历史叙述与总结以后，又开始了对当代政治、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进行理论分析，总结和批判的新的努力和尝试同时，进一步以“三宽（宽松，宽容，宽厚）”精神调整晚年生活，在生命的不息燃烧与超脱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追求自己的人性更为健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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